正当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党在白区的工作逐渐恢复的时候，国内外形势也发生了对革命有利的变化。在国外，一九二九年底，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在国内，一九三〇年五月，反动军阀蒋、冯、阎之间的混战爆发，从而削弱了反动势力，减轻了对革命根据地的压力。
在这种有利形势下，党内的“左”倾情绪又有了新的滋长，六大后在党中央掌握了实权的李立三神气起来了。他在党的机关刊物上，连续抛出了《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我们的中心任务》等文章，散布了一系列“左”倾观点，形成了一条新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一九三〇年五月，当新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刚露头的时候，毛主席就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向全党敲响警钟：“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毛主席强调指出：“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
可是李立三顽固坚持唯心主义世界观，被胜利冲昏头脑，心血来潮，忘乎所以，结果又犯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一九三〇年六月，在李立三的操纵下，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使“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二次统治了党中央领导机关。
和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一样，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是在有关革命的性质、形势和道路等重大原则问题上同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相对抗。
在革命性质和革命任务问题上，李立三否认民主革命的长期性，抹杀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胡说“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他认为“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分离”因此，在民主革命阶段，就提出没收民族工商业和消灭富农经济以及建立集体农庄等“左”倾政策。
在革命道路问题上，李立三坚持“城市中心论”，反对毛主席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污蔑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是“割据主义”。
他们把“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政权”，当作“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而在主要城市组织暴动“是战略上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于是提出“猛烈的扩大，猛烈的扩大，再来一个猛烈的扩大”，“进攻，进攻，勇敢地向中心城市进攻”的冒险主义口号。
在革命形势问题上，李立三否认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荒谬地认为夺取政权的革命形势，无论在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一样，已经具备了在全国“大干”的条件，叫嚷说：“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工人只要暴动，不要罢工和示威”。
他还狂妄地认为，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必将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而中国革命又必须在世界革命的总爆发中才能成功，叫嚷：“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全国革命起来了，推动了世界革命的高潮，共产国际就要听我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恶性膨胀到了极点。
为了推行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李立三还炮制了一个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的冒险计划，目标是“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他一方面命令各地红军攻打南昌、九江、长沙、武汉等大城市；另一方面又要求上海、南京、广州、北平、天津、哈尔滨等全国中心城市举行总罢工、总起义，以制造全国革命的高潮。
为了实现这一冒险计划，李立三还采取了各种组织措施，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暴动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
他又大搞“一言堂”，拒绝了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建议，并在党内强调反对所谓“右倾”，对待不同意见的同志，扣以“右倾”的帽子，进行无情的打击。这样又发展了党内的宗派主义。
李立三大搞冒险主义组织全国总暴动的结果，使刚刚开始蓬勃发展的革命力量又遭到严重挫折。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心城市，暴动都失败了，地下党组织遭到敌人极大摧残。
李立三命令红军攻打大城市，损失也很大。红三军团攻长沙，遭到严重伤亡。红二军团攻武汉，损失五分之四，还丢掉了洪湖根据地。红七军在北上攻桂林、柳州途中，损失三分之二，连右江根据地也丢了。
毛主席深刻地指出：李立三“不懂得中国内战的持久性，因此看不出中国内战发展中‘围剿’又‘围剿’、打破又打破的这种长期反复的规律……，因此在红军还幼小的时代就命令红军去打武汉，命令全国举行武装起义，企图使全国革命迅速胜利。这就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毛主席同立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三〇年七月，李立三发出攻打南昌的命令，毛主席说服了干部，改变了进军方向，率领红一军团到赣西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子，扩充红军。
当李立三命令由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组成的红一方面军再度攻打长沙时，毛主席耐心说服了中央代表和红军干部，从长沙附近撤出来。毛主席指挥红军，利用军阀混战之机，一连攻克吉安等十多个中小城市，在赣江西岸深入土地革命，使红一方面军不仅避免损失，而且扩大了部队和革命根据地。
一九三〇年十月，毛主席又在江西新余的罗坊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批判了彭德怀等坚持李立三路线，主张攻打大城市的错误。
李立三路线给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引起了广大党员和干部的强烈反对。一九三〇年九月，党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的错误，结束了立三路线的统治。
李立三离开了中央领导地位后，长期留住苏联，一九四六年才回国。解放后又一再犯错误。毛主席和党中央长期地对他进行了耐心的教育挽救，但李立三坚持反动立场，自绝于党和人民。
一九二九年七月，刘少奇被李立三派往东北担任满洲省委书记。八月，刘少奇在沈阳被军阀张学良逮捕，未经刑讯，立即供认出自己身份，再次叛变投敌，出卖组织和同志，以致满洲省委及其所属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党员被捕被杀。
党胜利地克服了李立三路线后，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发展，震撼了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蒋介石一方面妄图利用孔孟之道加强法西斯统治，另一方面纠集大批反动军队，向我中央根据地红军发动一次又一次围攻，并叫嚷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围剿”“就是行仁”。
我英勇的红军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从一九三〇年底到一九三一年九月，连续粉碎了敌人三次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蒋介石纠集了十万兵力，向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反革命“围剿”，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分八个纵队，由北向南，妄图压迫消灭我军于吉安、东固地区。这时，中央红军只有四万人。
毛主席分析了形势，英明地采取了“诱敌深入”，歼敌于根据地内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将敌主力张辉瓒师诱至人民条件好，有优良阵地的龙岗地区，集中红军主力给予聚歼。十二月三十日，龙岗一役，全歼敌主力师九千余人，并活捉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
各路敌军闻风丧胆，狼狈溃逃，红军乘胜追击，又歼灭了敌人另一个师的一半。前后只用五天，红军歼敌一个半师，缴枪一万三千余，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并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
蒋介石不甘心失败，一九三一年四月，又纠集了二十万兵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采取“步步为营”的战术，分兵四路，对我进行包围。这时，我军只有三万多人。
毛主席英明地采取“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并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从五月十六日至三十日，在根据地人民的支援下，红军从东固、富田一带向东横扫，一直打到福建建宁。
“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十五天中，急行军七百里，从江西南部打到福建西部，五战五捷，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
蒋介石“围剿”红军的贼心不死，仅隔一月，即一九三一年七月，他又拼凑了三十万兵力，亲自充当总司令，分兵三路，采取“长驱直入”的战术，对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反革命“围剿”。这时，红军仍只有三万多人，且在苦战后未曾休整补充。
面对十倍之强敌，毛主席采取了“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战略方针，指挥红军主力，从闽西绕道千里回师赣南集中，待机歼敌，然后乘敌之隙，在根据地人民的掩护下，实施中间突破，从兴国向东横扫过去。五天之内，三战三捷，缴枪逾万。当时敌军见其一部被歼，便调动主力，转旗东向，寻找我主力决战。
毛主席指挥红军又由东向西，悄悄地从各路敌军包围圈迅速穿越过去，又回到兴国集中。等到敌人发觉时，我军已休息半个多月。敌人由于到处挨打，饥疲沮丧，“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只好退兵。我军乘胜追歼，前后三个月，共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又被粉碎了，而我们却把闽西、赣南连成一片，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与此同时，徐向前等同志领导的鄂豫皖和贺龙等同志领导的湘鄂西等根据地，也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几次围攻，取得很大胜利。
红军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毛主席以彻底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地研究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主席就提出了“‘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等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
经过革命战争的反复实践，这些原则不断丰富和发展。到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时，毛主席关于红军作战的全部原则就形成了。毛主席根据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的科学分析，指出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是“围剿”和反“围剿”，规定了红军必须实行人民战争的指导路线。
实行人民战争，就是把军队的力量和人民的力量充分结合起来，也就是实行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民兵、游击队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威力,战胜敌人。
从人民战争这个根本战略思想出发，毛主席规定红军必须执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作为主要作战形式。“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这就是运动战的基本特点。
毛主席还规定红军必须实行的一整套战略战术原则。这就是：战略的防御战，战役的进攻战；战略的持久战，战役、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上以少胜多，以一当十，在战术上以多胜少，以十当一；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等等。
只有这样，才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直至最后战胜敌人。
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正确地反映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规律，是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的伟大发展。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毛主席在江西瑞金亲自主持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伟大领袖毛主席当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中国的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推动着革命事业胜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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