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非光：莫给民族虚无主义评功摆好

 

莫给民族虚无主义评功摆好

    

   《中华魂》编辑部：
    我是一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八九政治风波”发生的时候我才7岁，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后来听大人讲事情的来龙去脉，才知道当时卷入这场政治风波的绝大部分的青年人比较单纯，仅仅是出于“反腐败”的动机，但策划和组织这场政治风波的少数人却是别有企图，有深刻的国外背景，后来这些人都通过美国的“黄雀行动”跑到美国去了。我开始对政府为什么对这场政治风波采取果断行动不甚理解，后来经过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才逐渐懂得，如果当时不采取果断的行动，那么，首先发生剧变的就不是那些国家，而是我们，因为我们国家的政治风波发生在他们之前。我也听说，这场政治风波是有舆论先导的，例如当时热播的电视专题片《河殇》就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
    令人诧异的是，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却给《河殇》说了不少好话。这篇文章是几位老人的议论，虽然议论的时间是在1988年10月，却选在将近20年后的今天发表（李锐：《陆定一党是国是漫谈录》，载《炎黄春秋》2006年第7期）。议论中，此文说，《河殇》“总的意图是好的，是为了唤起忧患意识”。另一位参与议论的人则说：“《河殇》的跟我谈过一次，他的意思是中国黄河的文化曾经在世界上遥遥领先，有过辉煌灿烂的文化，100多年来中华民族怎么挣扎也挣扎不起来了，他们就是要回答一个为什么。”“我们党有好几次大是大非争论，但党和领袖，可以不听任何不同意见，……《河殇》试图解决这个问题”。这就与我以前听说的对《河殇》的评价迥然不同。
    很遗憾，我生也晚，没有看过《河殇》这部电视片，这样一来，可真是给弄糊涂了。我很想了解这部电视片的具体内容以及当时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以便从不同的议论中明辨是非。贵刊如能在这方面给以帮助，当不胜感激。
                        专此致以
崇高的敬礼！
                            学生  李炬
李炬同学：
    你的信件已由《中华魂》编辑部转给了我。我很愿意来回答你的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与青年学子进行诚挚的思想交流。因为将近20年前的《河殇》事件是我亲身经历和观察到的，那部电视片以及由此引起的争论，至今犹历历在目。下面我试着对此作些介绍和分析。
                           “总体的反思” 总体的否定
    
    《河殇》在名义上是对中国延续了五千年的悠久的历史文明进行“总体的反思”，实际上却是做了“总体的否定”。你听：
    “亚细亚的太阳陨落了”；
    “单靠这片黄土和这条黄河……已经孕育不了新的文化；
    “崭新的文明，它不可能再从黄河里流淌出来”；
    “这片土黄色的大地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
    “命运就给中国人安排了这样一种生存空间”；
    “黄水，黄土，黄种人，这是一种多么神秘的自然联系！它仿佛让人相信这个黄色人种的皮肤就是被黄河染成的。”
    这实际上唱的是一曲整个中华民族悲凉的葬歌。它不仅宣告了所谓“黄色文明”（即中华文化）的夭折和衰亡，而且是对一个伟大民族及其悠久而优秀的文化传统的全盘否定。
    十分明显，这个“总体的反思”运用的并不是唯物史观，而是唯心史观，它不是用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各种社会因素的复杂变化的观点来解释中国历史，而是用地理环境决定论、用中国人天生愚劣等观点来解释中国历史。在看来，历史是由“文明的性质”决定的，而“文明的性质”则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河殇》声称，中国人“不像欧洲民族那样生活在地中海周围，也不像美国人那样住在两个大洋之间”，中国人“眷恋大陆，始终不能超越土地的限制走向大海”，据说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历史命运”，也决定了这种“内陆文明”、“黄色文明”的落后、封闭和保守。由此《河殇》得出结论：“黄河文明”是一种“失败的文明”。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样一来，中国长期以来的贫困落后，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就只能都完全归罪于“黄河”和所谓的“黄色文明”了！这符合历史的实际吗？
    亲爱的李炬同学，想必你知道，我们的国家历来把黄河称之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国文明的发祥源头和伟大象征，甚至是“民族魂”之所在。毛泽东就曾对他身边的人说过：“你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黄河真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这条河与我共过患难，拯救过中华民族的危急，我们是结下了美满姻缘的。……”
    你也许爱唱冼星海作的《黄河颂》吧，歌中唱道：
    “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五千年的古国文化，从你这儿发源，／多少英雄的故事在你的身边扮演。／啊！黄河！你是伟大坚强，像一个巨人出现在亚洲平原之上，用你那英雄的体魄筑成我们民族的屏障。／啊！黄河！／你一泻万丈，浩浩荡荡，／向南北两岸伸出千万条铁的臂膀！/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将要在你的哺育下发扬滋长！/我们祖国的英雄儿女，将要学习你的榜样。/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
    你大概也熟悉《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歌中唱道：“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
    这些激励、振奋人心的歌曲，曾经影响了整整几代人的生活道路。
    《河殇》对黄河、长城这些中华民族的象征不加分析地加以嘲讽、挖苦和否定，甚至把“黄水”、“黄土”、“黄豆”、“黄米”以至“黄皮肤”，都当作了中国文化落后无望的标记，这对于整个中华民族，包括在世界各地的广大炎黄子孙来说，是极大的侮辱，因而理所当然地遭到驳诘。
    例如，在《河殇》播放不久，当时在美国的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宇就愤慨地宣布，把黄河、长城、龙这中华民族的象征“批评得一无是处，这是我不能接受的”。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颜元叔写信给当时已跑到美国去的《河殇》的苏晓康说：“好像时轮未转，你们的头脑尚处于清末民初——甚至更早期的——襁褓中！到今日还来搞全盘西化，还来搞民族虚无主义，未免是还在崇拜维多利亚女王的发式吧。”
    这才是真正的“忧国忧民”的爱国者的声音！
    这里还要指出，《河殇》宣扬“地理环境决定论”采取的是双重标准。它的认为，中国人没有生在两个大洋之间，没有生在地中海沿岸，这就决定了它是一种封闭的文化。可是，同样处于两个大洋之间的非洲和同样处在地中海沿岸的一些非洲和亚洲的国家为何也长期处在经济、文化落后的状态呢？可见这种高论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凡此种种，不过是为对中华民族的总体否定编织理由而已。

                        赞颂“蓝色文明” 主张全盘西化

    同中华民族的“黄色文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洲的、西方的“蓝色文明”。《河殇》把这种来自西方的“蓝色文明”称之为“新曙光”，认为“救文明之衰微”，唯一的道路就是“迎接”这种“新曙光”，并且认为这是不应加以拒绝的“唯一选择”。总之一句话，要用“蓝色文明”取代所谓“黄色文明”，用“蔚蓝色的海洋文明在干涸的黄土地上浇下一片霖雨”。这就是说，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全盘西化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难怪不久前一位北大“精英”焦国标，居然发出过这样一种论调，认为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租界”不是“罪恶的渊级”，而是“文明的先驱”，中华民族的“福音”：“租界是中国近代社会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开端”、“租界是新文化和新文艺的发祥地”、“租界实际上成为中国的高档模范社区”、这“是人类新文明的胜利”、“租界从开头就不是耻辱的标记，而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因此，他大声疾呼，“中国人应该为租界恢复名誉”！这两者真正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相得弥彰”了。这不是已经公然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蛮横侵略罪行“歌功颂德”了吗？
    这还不算，为了赞颂“蓝色文明”，《河殇》连中国的统一也加以反对。本来，值得我们引以自豪的是，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尽管历史上内有军阀混战割据，外有列强侵略瓜分，但经过不断斗争，总是保持着统一的辽阔的国土。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河殇》即对中国历史上争取祖国统一的一切努力，采取怀疑甚至嘲讽的态度。认为，同中世纪西欧、日本、印度那样“众国林立”、“分疆裂土” 的局面相对应，“唯独在东方的中国，有一块辽阔而统一的大版图”，据说这是一种落后的“板结”，这种“大一统的幽灵似乎还在中国的大地上游荡”，因而是应该否定的东西。如此说来，“台独”、“藏独”、“疆独”等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倒是应该加以鼓励的进步力量了。凡是稍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不会赞同这种分裂祖国的论调。
    对民族的历史灾难原因做出这样荒诞的论断，开出“解决这个问题”的这样离奇的“药方”，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忧患意识”呢？
    其实，这种“全盘西化”的主张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都学，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直到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才在中国人民面前打开了一片新天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才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我们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谁也不能否认，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那些把在历史上已经宣告破产的“全盘西化”搬了出来，主张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的“精英”们的最大障碍和“心腹之痛”。所以他们必欲彻底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而后快。《河殇》竟然把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的革命斗争同那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因而根本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的“文革”混为一谈。谓予不信，请看原文：“那场动乱（指“文革”）的爆发，为什么离解放前的动乱只隔了短短的十几年？这是否意味着古代那种周期性的社会震荡还在继续？”这样的歪曲和诅咒，难道是每一个熟悉甚至亲身经历过一段现代历史的人所能容忍的吗？
    既然鼓吹“全盘西化”，主张实行资本主义，仅仅否定中国革命是不够的。所以，《河殇》的做的是“刨祖坟”的工作。它借普列汉诺夫之口，证明列宁领导夺取政权“过早”了，“超越”了“必要的发展阶段”，从根本上否定俄国十月革命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它还声称：“马克思早已预言的资本主义丧钟，迟迟没有敲响”，意谓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虽然《河殇》宣扬的此类谬论近年来又甚嚣尘上，但不过是早已被驳得体无完肤的陈词滥调，也就是邓小平点明的“庸俗生产力论”。
    历史已经证明，现实还在继续证明，“全盘西化”此路不通，它只能使中国重新沦为西方大国的殖民地。这恰恰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求之不得的事情，它的鼓吹者最终也必然沦为西方帝国主义的走卒。苏晓康之流不是早已经公然投靠美国，处在美国的卵翼之下，同所谓“民运人士”一起受着其外国主子的豢养吗？

                 “少干预，少介入”其名为“颜色革命”造势其实

    一方面是在批判“黄色文明”的名义下总体否定中华民族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一方面是在歌颂“蓝色文明”的大旗下不遗余力地赞扬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切，这样的舆论在当时来说也是名噪一时的冒尖货色，加之在电视台连续播放了两遍，影响可谓不小，用苏晓康的话来说，是“大大地出了风头”。喝彩者固然不少，反对者也不乏其人，于是在学术界和群众中引起了一场争论。这本来是很自然的，因为真理愈辩愈明嘛。真理是不怕辩论的，马克思主义真理就是在辩论中发展起来的。奇怪的是，当时主持中央了作的赵紫阳却做出“少干预，少介入”的“指示”，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那么，当时是不是真的“少于预，少介入”了呢？完全不是。赵紫阳不仅鼓励《河殇》在国家电视台反复播出，而且把《河殇》的录像带作为正式礼品推荐给来访的国宾，说是“值得一看”。这是地地道道的“多干预，多介入”。这时敬爱的老一辈革命家王震同志仗义执言了。他在中央全会上愤慨地站起来发言，用手中的拐杖点地，对此发表了义正词严的意见。我们知道，王震同志是产业工人出身，读书不多，但他却十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众所周知的是，他在反右运动中尽其所能保护了一些蒙受不白之冤而遭流放的作家艺术家，实属难能可贵。这时，他仗义执言，绝非偶然，义形于色，令人震撼。但赵紫阳却无动于衷，置若罔闻。后来王震同志又组织一些志同道合者写了一篇题为《〈河殇〉宣扬了什么？》的文章，署名“易家言”，取的是“一家言”的谐音，意思是此乃一家之言。文章写成后，赵紫阳明确表态：不要发表。这就怪了。本来，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去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务，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毛泽东早在《关于上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指出：“我们有许多同志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们，不尊重他们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地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务。所有这些缺点必须加以克服。”但是这个正确主张在赵紫阳那里却完全变了样。他实际上是要让在文艺领域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广大同志“少干预，少介入”，让主张在文艺领域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少数人多干预，多介入。他自己对《河殇》的支持和对批评《河殇》的压制，不就是一种最大的“干预”和“介入”吗？原来他玩弄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把戏！
    我们看《河殇》不能就事论事，而要把它放到当时整个国际国内的政治背景之下来考察。当时，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国际共运中思想极为混乱，国内则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的都很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对我们打一场所谓“没有硝烟的战争”，就是对我实行“和平演变”。这确实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河殇》的总顾问之一金观涛在一次讲话中说：“社会主义尝试及其失败，是20世纪人类的两大遗产之一。”美国一位思想家此后在他的一本书里则预言，到2017年，即十月革命100周年时，要在莫斯科举行最后总结共产主义运动的展览。它的标题是：“100年虚度的光阴——5000万被糟蹋的生命”。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政治背景下发生的。邓小平在论述这场政治风波时曾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诚哉此言，信哉此言！《河殇》正是在这样的气候下出笼的，它本身又反过来成为这个气候的一分子。这部作品的煽动作用，是决不能低估的，它实际上为不久后所发生的政治风波做了舆论的准备。
    你在来信中谈了自己对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的看法，我完全赞同。我们确实应该把卷入风波的广大青年学生和具有政治背景的某些特殊人物区分开来。从上面的回顾和分析来看，《河殇》的炮制者显然是属于后者而不是属于前者。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近年来美国在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国推行的“颜色革命”。其实，要用“蓝色文明”来取代“黄色文明”，按照近年来的说法，难道不就是一场“颜色革命”吗？如果不是党中央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果断措施，“颜色革命”早在将近20年前就在我国“大功告成”了。而《河殇》的炮制和鼓吹者，岂不是就当之无愧的成为“颜色革命”的“先行者”了吗？善良的人们，警惕啊！
    值得注意的是，在将近20年后的今天，某些人为什么却又旧事重提呢？这一点也不奇怪。“树欲静而风不止”，此之谓也。纵观此文的思想发展过程，他早年接受的是自由主义，亦即民主个人主义，后来参加革命队伍，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自由主义并未放弃，只是有了一个较长的“潜伏期”而已。到了近年来，由于国内外的政治气候，原来潜伏的主义便有了恶性的发作。此人的一位知音在《李锐其人•序》中曾从他自己的角度对此作过符合实际的剖析，你如有兴趣，不妨参看。于是，此人便从自由主义或曰民主个人主义出发，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革命历史，否定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所做的一切。有一篇文章称他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标本”，我看是非常恰当的。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就声称：“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者终于会再显身手”，一切坚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们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应该说，为《河殇》翻案，给历史虚无主义评功摆好，实属自由主义或曰民主个人主义题中应有之义。他们所提供的“药方”带来的只能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深重的历史灾难。亲爱的同学，我们可千万不能让艾奇逊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预言成为现实啊，你说呢？
    写了不少了，就此打住吧。
                            顺 致
同志的敬礼！
                                                      你的老年朋友 徐非光
    摘自2006年第11期《中华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