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一天，当老师的我在10月31日安徽青年报第二版“生活之友”栏目上，看到了有关65岁柏杨与《丑陋的中国人》介绍后，就非常想拥有一本，甚至连做梦都在想。当时，大陆市场上几乎见不到此书，后来好友见我对柏杨所写《丑陋的中国人》由交口称赞、顶礼膜拜，到寝食难安，不知从哪弄到一本送给了我。该书是1987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定价1.25元，标着“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观其书，印刷质量不怎么的，很有可能不是正规出版社所出，但我已很高兴，一卷在握乐不思蜀。
柏杨老先生前些日子去世了，那本书虽然只是一个文章汇编，主题差不多，可就是柏杨这本书，却给了我最大的震撼与启悟，以致影响了我的一生。
在此之前，我简直是个毛头小伙、愣头青，盛装着一腔热血、满腔热情；看什么都觉得是阳光明媚、前程似锦；效仿的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缺少深沉睿智、凝神静气、难得糊涂。什么都感兴趣，如游泳、绘画、歌唱、打猎、垂钓……；什么都想学，如中医中药、旁门左道、哲学、易经……；什么都想干，如当兵入伍、记工员、教师……。结果都只能是样样“半瓶醋”，朝三暮四、一无所获，根本不知道学无止境、学有所长之道理。尤其是对人生与社会的认知肤浅，对政治更是一窍不通，说话做事直通通不会拐弯，伤了和气、得罪人，自己还不知道——归根结底，是自己身为中国人，却对中国国情知之甚少，因此，往往是欲速则不达、好心办坏事、吃力不讨好，事倍功半。事后，死不认错，恬不知耻、振振有辞曰：鄙人不拘小节。有时，干脆以“年轻无知”来推托或搪塞。正如柏杨《丑陋的中国人》中所述之通病也。
比如他说，“中国人和中国人来往，都不知道对方心里想的什么。要察言观色，转弯抹角，问他说：“吃过饭没有？”他说：“吃了！”其实没有吃，肚子还在叫。譬如说选举，洋人的作风是：“我觉得我合适，请大家选我。”中国人却是诸葛亮式的，即令有人请他，他也一再推辞：“唉！我不行啊！我哪里够资格？”其实你不请他的话，他恨你一辈子。”又说，“有一次我去台中看一位英国教授，有一位也在那个大学教书的老朋友，跑来看我，他说：“晚上到我那儿去吃饭。”我说：“对不起，我还有约。”他说：“不行，一定要来！”我说：“好吧！到时候再说。”他说：“一定来，再见！”我们中国人心里有数，可是洋人不明白，办完事之后，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说：“我要回去了！”英国教授说：“哎！你刚才不是和某教授约好了的吗？要到他家去啊！”我说：“哪有这回事？”他说：“他一定把饭煮好了等你。”外国人就不懂中国人这种心口不一的这一套”。
我把这些理解为先“死要面子活受罪”，因谦虚饭没吃着，后发觉自己吃了亏，肚子实在是饿得慌，怎么办？就想扳或出那口恶气，掉过头来便是恨或“飞一块砖头报你不请我之仇”。这两种傻事，我也老干，为了人家一句话，痴等傻等，结果还不能怪别人把你耍了，谁让你自作多情哩？饿啦就饿啦，饱的就饱的，直说不就得啦，干吗非得弄虚哩？而我对别人的回答常常就信以为真，嘴里唠叨着“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结果背后让人笑：书呆子一个，人家说不饿，那是客气话，还真拿棒槌当成针（真）了，不懂人情世故。可以想像，“一个民族如果都是这样，会使我们的错误永远不能改正。往往用十个错误来掩饰一个错误，再用一百个错误来掩饰十个错误”。所以说，在中国做事容易，做人难。做事容易，二加二就是四，可是做人就难了，二加二可能是五，可能是一，可能是八百五十三，你以为你讲了实话，别人以为你是攻击、诬陷、造谣——颠覆政府呀，影响稳定呐，不和谐音符啊，等帽子或罪名铺天盖地、接踵而至，使你我顿感窒息，只好欲言又止，把想吐之心情压抑于心头，想讲之话咽回肚中。“做人难”成了围城，成了观音菩萨套在孙行者头上的一道紧箍咒，让你失去灵魂，循规蹈矩、墨守成规，别整天想着“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还是老大老实地随“心口不一”之大流罢了！“死要面子活受罪”，几千年都是这么过来的，你为什么非得别出心裁，跟传统文化“酱缸”过不去哩！
除了“心口不一”，还有“庸才”、“人才”说也颇为经典永恒，柏杨称其为“买西瓜学”：老板对伙计说：“你一出门，往西走，第一道桥那里，就有卖西瓜的，你给我买两斤西瓜。”伙计一出门，往西走，没有看见桥，也没有卖西瓜的，于是就空手回来。老板骂他混蛋，没有头脑。他说：“东边有卖的。”老板问他：“你为什么不到东边去？”他说：“你没叫我去。”老板又骂他混蛋。其实老板觉得这个伙计老实，服从性强，没有思考能力，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假如伙计出去一看，西边没有，东边有，就去买了，瓜又便宜、又甜。回去之后老板会夸奖他说：“你太聪明了，了不起，做人正应该如此，我很需要你。”其实老板觉得这个家伙靠不住，会胡思乱想。各位，有思考能力的奴隶最危险，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
现实情况也的确如此，下级唯上级脸色行事，以赢取个人最大之回报为能事，导致社会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之风盛行；上级乐于搞指鹿为马一套考察得力干将和心腹之人、任人唯亲。这是一个严重、凝重的课题，它使人们永远泡在一些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打转转，没有了自我，社会道德失去了尺度，司法准绳失控，天空一片浑浊，百姓遭殃，大地呜咽。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让我振聋发聩，尤其是“这种文化之下孕育出来的人，怎能独立思考？因为我们没有独立思考训练，也恐惧独立思考，所以中国人也缺乏鉴赏能力，什么都是和稀泥，没有是非，没有标准。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在文化里找出原因。”和“要想改变我们中国人的丑陋形象，只有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想办法把自己培养成鉴赏家。我们虽然不会演戏，却要会看戏，不会看戏的看热闹，会看戏的看门道”两段话，使我幡然醒悟：我得重新找回自我，重新调整对待人与事物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决不能做人云亦云的应声虫，不能迷信不能崇拜，任何人与事都有其两面性，是辩证的，要注意那些深层次的东西，要由表及里，才能使人洞若观火、见微知著、一叶落而知秋、窥一斑见全豹，才能揭示那些本质或隐秘，才能把握趋势全面地去看问题。
有了醒悟的头脑，凡事就喜欢多问多思索，而且首拿中国人“窝里斗”之恶癖开刀。柏杨《丑陋的中国人》书中说：“每一个单独的日本人，看起来都像一条猪，可是三个日本人加起来就是一条龙，日本人的团队精神使日本所向无敌！中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做生意也做不过日本人，就在台北，三个日本人做生意，好，这次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国人做生意，就显现出中国人的丑陋程度，你卖五十，我卖四十，你卖三十，我卖二十。所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中国人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上可以把太阳一口气吹灭，下可以治国平天下。中国人在单独一个位置上，譬如在研究室里，在考场上，在不需要有人际关系的情况下，他可以有了不起的发展。但是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三条龙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条猪、一条虫，甚至连虫都不如。因为中国人最拿手的是内斗”。此例与中国俗话“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差不多。当初，我很欣赏这段直白，认为事实确实如此，讲得精辟、透彻。自打学会并善于思考后，感觉该段话有所偏颇允准：“三个人”的多少与有无“水吃”应该是一个辩证的问题，举例说，人多干事窝工，人多打拼，人多容易窝里斗，表现突出在商业价格的降价竞争上，但人多力量大的优点也是不容置疑、显而易见，这方面例子太多太多；虽然“三个和尚没水吃”的事情时常发生，可是，一旦有外敌入侵，和尚们还是会通通雄赳赳气昂昂地列队于山门、一致对外，这也是被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过的，尤为突出且需要指出的是，国家或民族每每遭逢大灾大难之时，中国人又是分外地团结，九分地同心同德（注：还有一分地汉奸、卖国贼）。
此外，我对很多问题的观点与看法也由感性逐渐变得理性，实话讲，就是多了些理解，理解人性的弱点。“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器里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之后，身不由己。”使我们感觉到，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而是文化问题。耶稣临死的时候说：宽容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年轻时候读这句话，觉得稀松平常，长大之后，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力量。但是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才发现这句话多么深奥，多么痛心。使我想到我们中国人，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的丑陋，来自于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注：柏杨语）就拿5.12汶川地震来说，在问责地震局的同时，我也对其境遇深表同情与理解，他们肯定或多或少有些难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事物都是复杂的，都有其鲜为人知的一面或难言之隐。譬如，他们也许能够预报，但他们却无发布权；他们想预报，又怕到时候不地震，造成混乱、不稳定，自己罪责难逃，还是小心乌纱帽、小心饭碗要紧。不客气地说，他们确实有其责，也该问，只是这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
“死不认错”，20多年过去了，此痼疾痊愈否？“我们的丑陋，来自我们不知道自己丑陋。”柏杨如是说。20多年过去了，“丑陋”，国人不是不知，而是早已成和尚头上虱子皆知，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打肿脸充胖子”、“一俊遮百丑”。
比如：我们讲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其历史都应该是真实的、全角度的，光有正史不够，还应有野史辅于补充，它不仅应大写特树历代英雄，让其祠于庙堂、彪炳千秋，同时也应对那些属于时代留下的天灾人祸、经验教训秉笔直书，让人们铭记并思量，使我们的祖国安宁、盛世和谐、民族更加繁荣富强。实际上呢？在 中国写作、出版禁区太多，束缚了人们的创作思维。“文革”或“纪实”题材的作品就很难面世，以至于时下不少类似“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这是何故？题材性上不能实事求是，事情或事件发生都发生了，写起来却难开绿灯。
又如，老实人的特征，就是说老实话、做老实事。现如今主观与客观出现了反差：党和政府以及媒体都提倡或宣传报道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当你果真发表文章或上帖关于真人真事真话时，却又遭到删除、打压、囚禁、判刑，这么搞下去，岂不是越搞越乱，谁还敢讲真话，当老实人？世风日下，讲真话的人往往是一生不得平安！胡锦涛总书记6月20日同强国论坛网友在线交流听民意，问民策。既然党和政府领导想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就不应该强求一个声音。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让领导听靡靡之音、一面之词，能真正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么？
难怪这些年的文学界被称之谓“浮躁时代”，真人真事真话出口或通行，红灯闪闪耀眼、警笛声声刺耳，那也只好造就出“浮躁时代”咯。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文学艺术、技巧的大比拼，是文人间的一种游戏，没有国界，难不成还有阶级性、政治性或分为“左”“右”“公”“母”的么？所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我们一直没有。不说别的，苏雪林、柏扬、李傲怎么都是台湾的作家，尤其是柏扬“丑陋的中国人”更是家喻户晓，他（她）们以及其书若在大陆能出名并获出版吗？国内能容忍他（她）们大放獗词么？
不敢正视和解剖自己的人，总是心里有鬼，身上有疾！就像阿Q，因为头上长了癞疮疤，所以讳疾忌医，不敢正视自己。我赞同一切真实于历史，包括不堪回首的“文革”那段历史。丑媳妇毕竟要见公婆的，共产党人连死都不怕，难道还怕一段真实历史的大白于天下吗！海之大，乃是因其居于百川之下啊！峰之高，那是因为有众多丘陵山峦铺垫拱卫啊！中国执政党若有如海之博大胸襟，峰之群山拥立，何愁没有文学大师、文学名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哟？诸如孝敬父母家人、救死扶伤、见义勇为、扶贫济困、秉笔直书历史、做雷锋似的傻子等方面的人性回归，道德回归、文化回归，将使五千年文明古国更加璀璨、如日中天。
言归正转，二十多年前，我看了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后，仿佛一下由幼稚而成熟了许多，从此变得也喜欢观察社会与人生了，从此我也似乎一夜之间成了有思想、有观点者——但同时“恨铁不成钢”这句话便时时萦绕、叩击我的心头，可回头看历史长河的奔流，柏杨先生所说所指又皆是千年文化、不朽的华夏文明的积淀，属正常现象。只为苍生说人话，不为帝王唱赞歌！这就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书籍是人类的营养品，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读其书犹如交了一个好朋友，让我获益匪浅、终身难忘。
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要说不足或遗憾、后悔的东西，那就是受柏杨老先生的思想及其书的影响、熏陶、感染，不知不觉中我也被赤化成了与他一样的“老愤青”。「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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