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兴衰之道——铁、制度、文化
愚蠢小猪
2007年3月
第三章 洋跃进和政治体制改革及其失败
第一节 维新和不安
明治维新并不是充满诗情画意，温馨的光荣革命，也是充满血与火。1867年底，最后的幕府将军德川庆喜把政权归还给天皇，即所谓的“大政奉还”，幕府的统治在形式上终结了。
促成萨摩和长州结盟的坂本龙马，也想让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加入到新政府，结果被暗杀。坂本龙马被暗杀，至今是个迷，各方都有动机和可能。前不久NHK对此放了个专题节目，节目中间由观众投票是谁暗杀了坂本龙马。结果多数的人认为是萨长联盟干的。坂本龙马死后，萨摩、长州、佐贺（肥前）、土佐等反幕联盟积极向首都京都增兵，想挑起内战。1868年初，内战爆发，史称“戊辰战争”。在京都和大阪间的鸟羽、伏见，人多势众，但装备远落后于时代的幕府军，抵挡不了新式装备的萨长土肥组成的新政府军，刀的时代结束了。德川庆喜只身从海路逃往江户。“刀的时代结束了”是日本反映这时期电视剧里经常出现的台词。日本人经过战争，意识到靠人“勇武”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中国人虽然也经历过近代战争，但只是底层的群氓，精英阶层却没有。战争失败，中国精英阶层总结出的结论是不够勇武或者制度不好，现在则强调积极性不够，要进一步改革体制提高积极性，幻想用血肉之躯对抗钢铁。
其后虽然经历了不流血的江户开城，但也有惨烈的会津之战。幕末会津藩承担守卫京都的任务，与其爪牙“新选组”严酷镇压长州等藩的尊攘派志士。作为报复，前面介绍的与伊藤博文等人弑血为盟，留守长州炮击西方商船的久坂玄瑞带队进入京都发动了禁门之变，结果失败，久坂玄瑞自杀。现在风水转了，长州当然不会放过会津。1868年的9、10月间，新政府军围攻会津的首府若松城月余，伤亡惨重。若松城陷落后，新政府军为了报复，不给会津伤者治疗任其死去，死者不给掩埋，私自掩埋者要受到处罚，任由乌鸦野狗啄食。萨摩、长州的藩兵在若松城下掠夺、強奸、虐杀无恶不作，以长州藩兵为甚。这野蛮行径，被萨长友军的土佐藩士兵在日记里记载了下来。从中似乎可以窃见将来日本军队的野蛮。
这场战争的影响一直到今天。1986年，长州藩城下町的萩市，“已经经过120年了”为由，想与会津若松市和解缔结友好都市。会津若松市则以“才经过120年”为由拒绝。即使现在，会津若松市民所说的“战争”一词，不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指会津战争。
会津战败后，残余的幕府军退往北海道。此时的幕府军完全进行了政治改革，导入了美国的政治制度。领导人公推公选，民主自由，无计名投票。但先进的政治制度依然无法对抗先进的钢铁武器，也无法鼓起不自由勿宁死的勇气。1869年6月，最终民主选择了无条件投降，历时1年5个月的内战结束。
就在会津还在激战时，明治天皇和由反幕联盟指导者、宫廷的公卿们所组成的新政府搬迁到江户，江户改名为东京，此后东京成为日本的首都。京都周围的旧势力，与天皇和公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迁都的目的，就是把天皇从旧势力的包围中分隔开来。江户则是幕府的老巢，改革起来不会手软。
1869年1月，内战还在进行中，萨摩、长州、佐贺（肥前）、土佐的藩主们就联名向天皇上奏，提出“版(土地)籍(人民)奉还”，把自己藩的土地和人民还给天皇。这很好理解，这四藩在做姿态，进行这场内战，不是谋求本藩的私利，自己把土地和人民都献出来了，以寻求其它藩的支持。版籍奉还虽然是自愿，但形势比人强，不管愿意不愿意，形成了“版籍奉还”运动。同年5月，所有的藩都“自愿”提出了版籍奉还申请，其实不敢不“自愿”，长州的山县有朋已经放出话来，如不“自愿”，他就提兵去打。内战一结束，天皇就毫不客气的接受了这些版籍奉还的“自愿”申请，然后反过来任命这些旧藩主为知藩事，一切照旧，换汤不换药。但在名义上实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统一了日本。虽然新政府当面所能直接管辖的只是所接收的幕府和敌对藩的土地。
作为对比，中国一直以来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近代没有发展起来，于是这句话就罪大恶极，中央集权封建专制，没有私人产权，人格不独立云云。一看日本反封建，中国也跟着反，但实际的方向完全相反。
明治政府的基础并不牢固。这场政治革命的领导者是武士，他们感受到外界西方舰队的压力，想与西方作战，在尝试了各种抗争手段后，他们体会到只有团结一致建立中央集权才能与西方武力对抗，于是自觉的参加到维新统一日本的过程中去。这是他们唯一的共同之处。但对于统一之后的日本，该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形态，他们并没有考虑过。绝大多数武士没有预感到这场革命最终是革自己的命。
废除封建，建立西欧型的近代国家只是幕末留学欧美的年青武士和极少数看清世界形势领导者的主张。留学欧美的青年武士进入明治政府中枢，并不是得到其他大多数武士信任拥护的结果，而是新政府受到西方无数外交压力。因为外交的要求，需要多少会讲一些外语的官员，于是不得不大量使用曾经留学欧美的人。少数维新推进者实际与多数武士利益相背离，逐步引发了不安。
这不安很早就显露出来。内战结束不久的1869年12月，长州的大村益次郎被武士暗杀。大村益次郎是在内战中指挥新政府军一系列战役的军事天才，新政府兵部省的中心人物，日本陆军的实际创始人。有名的“靖国神社”就是他提议建立的，纪念这次内战中朝廷方面的战死者，开始叫“东京招魂社”，1879年改为现名。靖国神社前的铜像就是他。熟悉近代战争的大村，认为传统只会耍刀的武士，即使在军事方面也对日本无用。于是创建了以征兵制为基础的国民军，普通农民也可以参加军队。这动摇了武士的特权，招致武士的反感，于是被暗杀。
第二节 全盘西化洋跃进
这些曾经留学西方的年青武士，把握政权后，急切想把西方所见所闻的一切搬到日本。一本记载大阪府1868-1879年事业的小册子，修史馆的文书题为《工业》。大阪是日本江户时代的经济中心，并且是幕府直辖市，维新后被新政府直接管辖命名为“大阪府”。直到1871年，日本依然延续封建时代的藩国体制，新政府并不能直接管理藩国。因此，作为旧经济中心的大阪，是检讨新政府工业化政策的绝好场所。
最早记述的项目是劝业场的前身，明治元年（1668）11月设置救恤场。救恤场是紧急救援贫困到明天的饭都没有着落的人的场所。办了1年时间。明治三年5月再开，延续到次年4月。这反映了新政府下大阪的贫困，内战后更加经济困难。幕府时代的大阪是日本最富裕的地区，显示连大阪都十分贫困的另一份资料是弃儿记录。父母无力抚养刚出生的婴儿，往往乘深夜将婴儿放置在他人屋檐下，盼望好心人能收养。大阪府厅的“市务课”和“郡务课”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寻访这些收养弃婴的好心人，给弃婴登记户口。全部留下了数百人的弃婴记录。这一大厚本的弃婴记录，反映了当年日本非常贫困。
为什么《工业》里记载救助穷人的救恤场，救恤场跟工业什么关系？五代友厚在西欧看到，贫院里养者穷人，不是简单的施舍穷人，而是连囚犯都给“工作”，要他们能够生活自立。于是五代友厚回到日本如是照搬，先设置救恤场，后改称大贫院，再改成授产所，最后变成劝业场。《工业》里最先记述的从救恤场到劝业场，反映了与贫困搏斗的过程。
下一条记录出现在1870年，在东横堀川上架设铁制的高鹿桥。花费了大阪府的税金17549两。记录的第二年架设的比此铁桥长3倍的木制天满桥，才花费了4934两。因为采用的是先进铁结构，1/3的长度却花费了3倍半的税金，不能说是经济的选择。与前面贫困的记录比照，就会发现当时的行政离日本的现实非常远。
更加对比强烈的是1871年的记事。为了解决幕末货币混乱的问题，因为封建时代各藩都可以自己发行货币，政府紧急从香港造币局购买设备，甚至建筑本身，移设到大阪建立造币寮。购买和建设过程由五代友厚操办(不知道他从中拿了多少黑钱)。由于造币寮需要用瓦斯炉熔化金属。于是利用瓦斯炉剩余的能力点亮造币寮周围设置的65座瓦斯灯，夜晚把造币寮照亮成白昼。西洋式建筑、3座烟囱、令人目眩的灯火，成为当时一景。不知道是否是“西洋景”一词的由来。
更加离谱的是1872年，在大阪街道上设置了1475座玻璃灯台，照亮市街。大概相当于今天中国各地搞的“亮起来”工程。不过，当时没有电力，只有靠石油灯，设置和维护的费用非常高。对照前面的弃婴和救恤场，大量的贫民需要救助，而政府却把大量的税金投到铁桥、瓦斯灯、亮起来等华而不实的工程上。看到此情此景，会是什么感觉？明治政府专制腐败？没有民主自由，权利没有制约？不关心民众疾苦？
这些把持政权的当年幕末留学生，当年离开日本向西进发，沿途的西欧文明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西方舰队和商船根据地的上海，船和船的灯火交相辉映，使他们心底震撼。继续西进到达香港，美丽的灯火如“夏天的萤火虫”，夺去了他们的心神。虽然日本坚决不能做上海第二，但却想在日本复制上海的繁华。再不断西进，乘火车越过苏伊士峡谷，此时苏伊士运河还没有开通。他们记载了初次乘坐火车难以名状的感觉。穿过地中海到达西欧，看到超乎想象的巨大石造建筑群、铁制桥梁和结构组成的西欧街道，而此前他们只知道木制的日本街道。沿途所见到的一切把他们压倒。
感觉上，这些建设新大阪的年青官僚，是根据他们留学时的沿路体验，顺次照搬推进他们的工业化过程。《工业》里下面的记事是，1871年投资5万余元建设巨大石造的新大阪府厅。1874年，建设神户——大阪的铁道。此外，在建设造币寮活跃的五代友厚，同时还主持了大阪港近代化工程。热衷于现代化的另一面，是五代友厚与在神户的伊藤博文联手阻止了外国人建设铁道和电信的计划。这也是与留学的记忆相关，他们观察到，只有靠本国资本建设铁路和电信才能避免殖民地被支配的地位。
明治初期，推进工业化的人，大隈重信是唯一的例外，都是西欧文明的实见者。他们只是凭着朴素的热情，也可以说幼稚，把西欧给他们带来冲击的东西，顺次移植照搬到日本。并没有对工业化的系统化、理论化的认识，照搬的这些东西还游离了贫穷的日本当面迫切需要的现实。全盘西化洋跃进很快就在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
这是大阪一地的记录。作为新政府全面推进工业化的工部省，也是一样游离于贫穷日本现实之外，一气照搬西方的工业化。工部省是1870年设立，伊藤博文任初代工部卿，1885年撤消，存在仅15年时间。工部省推进的事业，多数赤字没有效益。工部省的事业，超过一半是从幕府和雄藩继承下来的，主要就是那些大炼钢铁时代所遗留的造船、造炮、造枪事业。新政府成立后立即决定上马的铁道、电信、灯台等项目，工部省成立后也被继承。工部省成立后独自开始的事业是工学寮（工部大学校）和釜石制铁所。
经费支出约一半是铁道和电信，矿山次之。矿山投入的重点是能对外支付的金银矿山。其它作为产业粮食的金属矿山不受重视。投入煤矿也主要不是作为产业的能源，而是作为出口对外支付的手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工部省几乎没有任何投入，工部省解散后得到大发展，后成为重要出口和支付手段的却是铜矿。这还不算，唯一作为产业材料强调的矿山业是釜石制铁所，却成为工部省最大的失败。看样子市场经济真的法力无边，照到哪里哪里亮，政府管到哪里哪里黑。
即便是投资相对比较成功的铁道和电信，到工部省废除的1885年，总共只修了东京——横滨、神户——大津、敦贺——大垣、高崎——横川4个分断的运营区间，总长只有230km。统计显示，1870——1876年，支出的铁道经费988万元，占工部省同期总支出2467万元的40%强，而当时单年度的政府收入只有约2000万元。而仅仅修建了100km的铁路。看样子政府的效率就是低。
政府效率低还体现在那些日本官僚没有一点开放的心态。1867年，幕府倒台前为了寻求美国的支持，答应由美国修建神户——京都间的铁路。维新后，美国跟伊藤博文等人交涉，要求能兑现原来达成的协议，结果伊藤博文等人回答“原来交涉的政府已经不存在了”为由拒绝。英国看到有机可乘，提出由英国修建新桥——横滨的铁路，英国免费建好后由英国经营，或者由日本政府收购也可以。那些日本官僚没有一点经济头脑，坚持要自己修，不懂技术就聘请英国的技术人员好了。那位只见过模型小火车的佐贺藩的大隈重信，为了省钱，一拍脑袋，把日本的铁路修成窄轨的。酿成大错，窄轨铁道的运输效率远不能与标准轨相比，虽然能便宜20%。这影响持续到现在，于是新干线不得不彻底甩开原有的线路。自力修铁路的结果，不断的试行错误，费用不断攀升。日本地形复杂，需要大量修建桥梁和开凿隧道。外国技术者又不能照顾日本国情，修建费用猛涨。修建铁路所需要的铁轨、车辆等日本还不能生产，需要大量从外国进口，使外贸收支恶化。还是同时期中国比较好，不修铁路，即使修，也积极利用外资，经济效益好，增长快。
工部省推进这些近代事业，还聘请了大量的外国人。《工部省沿革报告》里累计记录了775人雇佣的外国人名单，其中铁道是253名。名单里面除了技术者外，还有船员、机械工、操作工、司机等。不光建设依靠外国人，运营维护也依靠外国人。铁道经费里，雇佣外国人的费用竟然占了10%。于是就有人疑问了，这到底是不是日本的铁道？如果日本人不能独立做，那么这样的事业就没有推进日本产业的能力。幸好，或者说不幸，看站在什么角度说了。这样的情况没有持续多久，所有雇用的外国人被一扫而光。
在大炼钢铁时代，受封建藩国的财政限制，很多事业进行不了半途而废。现在日本统一了，财力雄厚了，终于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那些维新官僚，不顾日本的国情，盲目洋跃进全盘西化。并且凡事都想自己动手，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不讲比较优势，全球高效率配置资源。推进的大量事业没有经济效益，赤字严重，一步步把日本经济，连同明治政府及武士阶层拖入深渊。同时，那些维新官僚的私德也不好，明治中后期把持政府的是长州人，后被人称为“腐败的长州官僚”。核心人物是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此二人轮流做首相，一个好色，一个爱财，被传为美谈。甲午战争就是此二人干的，其时伊藤博文是首相，山县有朋是前线总指挥。
第三节 洋跃进和政治改革
内战结束，版籍奉还，只是在形式上统一了日本。新政府只能直接控制1/4强的土地和税收。为了使日本团结成“一个国家”，还要大力推进“富国”的大量事业，都需要大量的支出。现实中这些“富国”事业还大量赔钱，实际是贫国项目。此外，由于内战，政府和各地方大名都借了很多钱，非常疲惫不堪。新政府是在财政状况非常糟糕的情况下出发的。
为了缓解财政困难，新政府首先想到的是增发纸币，结果导致急剧的通货膨胀和纸币信用低下。政府不得不转向从直属的1/4领地增收地租，招致农民的反乱。那些直接担当的知事招到了猛烈批判，日本人奴性很重，不敢直接批判始作蛹的天皇。当然，也不是天皇，而是那些躲在天皇背后挟天子令诸侯，所谓维新的家伙。
增税不成又生一策，强制推行“废藩置县”，旧藩主名下残留的全国3/4的土地，干脆成为政府的直辖地。现在真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了。这改革没有招到很大的抵抗，给旧藩主们以优厚的补偿，并把他们作为帝国的贵族——“华族”。本来那些藩国财政一直困难，把藩主们搞得焦头烂额，现在正好图清静省事，还有一大笔补偿，何乐不为？！
财政困难的中央政府通过“废藩置县”，终于可以从全国征税了，可以缓解财政困难了。结果却是捡到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反而招致了更大的财政困难。武士们的俸禄也就是工资本来由旧藩主支付，这下全转到由中央政府支付了。支付武士的工资竟然占到政府收入的80%。
本来想解脱困境，反而导致更大的困境。这似乎成了日本人的行事逻辑。在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解脱深陷中国的困境，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这都是后话了。
为了解决武士俸禄问题。发行秩禄公债，有点类似于俄罗斯的私有化证券。不同的是，俄罗斯是人人都有相等的一份，日本只限于武士，还根据原来俸禄高低额面不同。俄罗斯的私有化证券大致相当于股票，是否有股息看自己的运气了。日本的是债券，政府支付固定的利息。靠这利息，就可以养活武士一家了，于是武士阶级全体转变成食利阶级。政府宣称“到1876年，共花费2亿元，成功变为公债生活者”，武士与政府的关系一刀两断了。
但实际情况呢，所谓的公债发行是指望未来的经济发展，现实却是洋跃进浪费贪污严重导致经济发展缓慢，结果导致通货膨胀。利息收入并不能养活武士一家。当然，债券可以用来投资入股或者转让，这与俄罗斯一样。不过，武士除了擅长舞刀外，即不会经商也不会管理也不会种地，这些进入市场的债券如泥牛入海，很快被骗干净。这下不光利息没了，本钱也没有了。但还要生活啊，于是当时的报纸时有这样的报道，某某家老(地位很高的武士)拉黄包车了，某某家老的妻女卖淫了，当然还有自杀的。大量的武士只有上山下乡，到北海道拓荒，或者在乡村做义务教育的教员。武士们以前有钱有闲能读书，文化水平比较高。还可以向小孩子传授剑道，虽然打仗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但可以强身健体。
经济的窘迫，带刀及参军的特权的丧失，武士非常不满。新日本是武士创造的，但却与武士无关。各地不断出现武士的反乱，佐贺之乱、神风连之乱、秋月之乱、萩之乱等等。武士的战刀虽然对付不了现代的钢铁武器，但砍杀一些政府要员还绰绰有余。1877年，明治10年，武士的反抗到达的极点。明治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这位10年前戊辰战争中倒幕军的统帅，维新功高第一的人，率领萨摩武士造反，发动了西南战争。发起创造新日本的是萨摩，反对新日本的还是萨摩。美日合拍的，汤姆克鲁斯主演的《最后的武士》，就是以西乡隆盛和西南战争为原型。电影中的武士使用冷兵器，现实中的西乡隆盛可是用现代化的武器造反。政府方面的代表是大久保利通，也是明治三杰之一，萨摩人，西乡隆盛的同乡，西乡隆盛的挚友。但为了不同的理想，不同的日本拔刀相向。战争的结果，武士造反失败，西乡隆盛自杀。此后，武士们有组织的抵抗结束了，零星的抵抗没有停止。战争次年的5月，大久保利通被武士暗杀，据说死时还怀揣着西乡隆盛写给他的一封信。
“士”创造了新日本，新日本却革了“士”的命，革命反噬了革命者。至此，日本完成了政治体制改革，扫荡了封建，名实成为中央集权的近代国家。读史到此，面对此情此景，中国人可能会发出“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感慨。历史往往惊人相似，几乎一样的故事在后来的中国重演，只是结果不同。
第四节 洋跃进的失败
随着内政危机的深化，财政危机不断恶化。不得不影响到洋跃进，于是尝试修改跃进的方向。由于日本陆地山地多，铁道建设困难，成本高，而周围是海。1875年，大藏卿大隈重信提出重视海运，给三菱商会提供补助金，由三菱的商船承担沿海的干线运输。计划中的铁道，除了大阪——京都以外，其它新线连测量工事也都中止冻结。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铁道民营化，1875年6月，九条道孝等27名华族组成的华族组合提出购买东京——横滨的铁路。8月，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与华族组合达成协议，对帝国的贵族，同时是自己的老领导们好商量。便宜处理了，300万元，分7年支付。结果招到被称为日本铁道之父的井上胜等人的强烈反对，计划最终终止。
政府首脑大久保利通认为以工部省为中心，大量雇佣外国人，推进的一系列洋跃进事业，无视日本的风土习俗，超越民间的性情智识，全盘西化的直输入方式，是非常不经济的事，是在贫乏的国家进行浪费。需要修改工业化的路线，提出“人民的工业”的方针。在财政危机深化的1876年12月，大久保利通提出内务省和工部省合并的行政改革方案，准备大幅度缩减官吏，解雇所雇用的外国人。大久保利通直接掌管的内务省也搞了不少洋跃进。大久保利通认识到需要寻找“日本国适度”的殖产兴业道路。
由于财政危机导致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又导致了更严重的财政危机。西南战争需要大量的军费。没钱的政府只好再次大量发行纸币，导致通货膨胀恶化。政府最大的财政收入是当初农地改革时固定的地税，通货膨胀使实际地税减少。虽然导致农民的沉重负担逐年减少，但另一面却是政府实际税收减少，导致了进一步财政恶化。此外，国际收支急速恶化。幕府时代年年还有贸易顺差，维新以来推行的洋跃进使贸易赤字急速上升。国际银价的下落，使贸易赤字雪上加霜。
新政府依靠近代化国民军的力量渡过了最大的政治危机，终于经过10年的动荡稳固下来。1878年5月，大久保利通被暗杀，新政府的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体制垮了大半边。领导的死使政府丧失向心力，将如何克服迫在眉睫的政府破产的危机。
1880年，大久保利通死后主导政府的大隈重信，提出新的经济政策。陆海军的工厂、造币寮（看样子货币的主导权不能丢），金银铜铁的精炼所和铁道电信，继续作为政府的事业经营。其它内务省和工部省所创办的14个模范工厂全部卖掉，民营化。以此避免政府破产。看来市场经济的理论放之四海皆准，政府就是搞不好，民间才有活力。但是，后来日本经济复苏时，经济复苏的主要力量却来自传统的手工业行业，这些民营化的工厂毫无关系，它们依旧没有效益没有活力。
政府的财政危机在继续，1881年大隈重信倒台。经过短时期的佐野常民，1882年松方正义出任大藏卿，也就是所说的松方财政的开始。实行彻底的财政紧缩、贸易收支改善，纸币回收。虽然终止了通货膨胀，但使日本陷入严重的经济紧缩中，人民苦不堪言。松方苛刻的紧缩政策，是挽救日本经济危机的善政，还是人民涂炭的恶政，现在都没有共识。明白的是，很多工部省的事业可能就差最后一口气被终止了，洋跃进终于失败。经济紧缩到1886年跌入谷底后出现了奇迹般的持续经济成长，这变化就象一个垂死的病人突然健步如飞。但是，这奇迹般的恢复，95%是由传统的手工业提供的，而洋跃进所产生的近代工业却贡献甚少。
读史到此，似乎觉得同时代中国的经济政策更加英明。修铁路造轮船遭到了严厉的反对，其中不乏游历过西方的人。造轮船“殊为无益”，说制夷，早已议和；说捕盗，已有水师；说运粮，已有沙船。不必糜费。修铁路是“括天下贫民之利而归之官”，将使沿线商民丧失生计会引起暴乱。
这些言论，说明同时代的中国人远见卓识，竟然能够预见到日本洋跃进的下场。凡事交给市场配置，自己不需要做任何事，深得市场经济的精髓。西方近代工业虽然厉害，但在市场的高效率配置下，传统产业是可以和西方近代工业互补的，而不是相互竞争的关系。这样能极大促进经济发展，近来的研究，都体现了这一点。当时的中国人肯定也看到了随着西方的进入，经济持续增长繁荣。日本走了一通弯路，最后还要回到传统产业发展经济上。可能会有人感慨，当初不走弯路，日本经济会发展的如何如何。
下面的章节，将具体介绍制铁、手工纺织、造船在日本的发展和挫折，及与同时期中国的对比。其中制铁和造船是与甲午战争直结的产业，从中可以窃见中国为什么会战败的原因。通过手工纺织业的对比，就可以知道由市场高效率配置资源的中国传统手工业为什么会高速增长后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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