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大镛：福利国家制度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实质
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和英国“费边社会主义者”都鼓吹社会改良主义，主张由国家来兴办各种社会福利事业。到战后初期(1948年)，以艾德礼为首相的英国工党政府曾宣称英国已建成“福利国家”，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效尤，纷纷以福利国家相标榜。这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值得经济理论工来具体分析和深入探索，它对全面了解世界经济动态、掌握时代脉搏是有现实意义的。
从历史上看，社会改良主义和福利经济学在西方世界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资本主义开始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一方面，垄断资本的势力不断扩张，力求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另一方面，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以后，不仅已经争取到选举权和工会的合法地位，并且形成了不可压服的社会力量。拿十九世纪末的英国来说，阶级斗争的形势已发展到相当尖锐的程度，这对于垄断资本集团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在“费边社”理论家西．韦布夫妇合著的《资本主义文明的衰亡》(1923年)一书中，也曾有所揭露。经过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那段“和平”繁荣时期，英国工人阶级的经济生活，若与其他国家的劳苦群众相比，显然已有某种程度的改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稳定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以庇古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1920年)就应运而生。自称该书的目的在于研究“现代社会实际生活中影响经济福利的重要因素”，实际则是主张通过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某些“干预”，采取各种社会改良政策，把垄断资本主义美化为“超阶级”的福利国家。
在庇古之后，特別是经历了三十年代席卷西方世界的经济大风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各种矛盾暴露无遗，为了“挽狂澜于既倒”，形形色色的福利国家论者就各显神通了。从后凯恩斯经济学到新福利经济学，从制度学派到瑞典学派，从民主社会主义到混合经济论，尽管各树一帜，别出心裁，但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主张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措施，推行改良主义经济政策，通过各种社会保险和福利补贴，实现“收入均等化”和“充分就业”，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和经济“波动”，使它得以持续、稳定地发展下去。
所以，所谓福利国家，是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阶级矛盾趋于激化、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产物。从本质上看，当代资产阶级各派经济学家所宣扬的种种有关福利国家的理论，都是为了通过推行‘三高’(高福利、高消费、高工资)政策，掩盖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性质，竭力缓和趋于激化的阶级矛盾，为垄断资本实现最大限度利润和巩固资产阶级统治效劳。
当然，西方福利国家制度在战后的最终形成和迅速发展，决不是出自各国金融寡头的“慈心”或“恩赐”，而是迫于当代世界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形势。很明显，战后时期，在欧、亚一些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鼓舞下，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也展开了争取扩大民主、改善生活待遇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阶级矛盾进一步趋于尖锐。垄断资产阶级害怕“星火燎原”，迅即求助于扩大社会福利措施，来转移视线，平息一下此起彼伏的群众斗争浪潮。这就提示我们：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所赢得的各种福利待遇，跟他们自身的团结合作、坚持斗争是分不开的，也可说是各国工人阶级长期斗争、国内阶级力量对比发展到一定条件下的产物。
还应该看到，战后的科学技术革命在推动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产生多方面的影响。特别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随着各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生产率的空前提高，使垄断资产阶级在不断增加相对剩余价值的同时，也为进一步推行具有社会规模的福利制度提供了物质基础。加以，战后跨国公司畸形发展，属于这些母公司的子公司遍及资本主义世界，海外利润率大大超过国内的平均利润率。垄断资产阶级在获得巨量超额利润和垄断利润以后，就有可能多办一些社会福利事业，来局部地“调整”本国劳资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稳定和巩固金融寡头的统治。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七十年代初期，随着西方世界陷入“滞胀”的困境，在公共开支猛增、财政赤字庞大、通货膨胀日剧、资本投资疲软、技术更新缓慢、竞争能力削弱的情况下，福利国家制度也走到了反面，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八十年代以来，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纷纷提出要对福利主义进行“重新估计”，并且大造舆论，主张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准备向劳动人民经过长期斗争得来的果实开刀。有人硬把西方经济的“滞张”归咎于推行以“充分就业”为中心的“经济稳定化”政策，甚至归罪于整个社会福利制度，说什么它使“穷人养成依赖性和情性”，使投资者却步，从而造成了经济发展的停滞。这当然是欺世之谈。因为，“滞胀”的根本原因，仍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身，在于它是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积累和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西方国家长期推行“反危机”政策的直接后果。近年来，从美国里根政府到欧洲的英国、联邦德国、荷兰、挪威乃至被称为福利国家“橱窗”的瑞典，都借口财政负担过重，提出了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的方案，这就充分揭示了垄断资产阶级推行社会福利政策的欺骗性和伪善本质，也是对蛊惑人心的福利国家论者一个绝妙的自我讽刺。
通过上述简单的历史回顾，我们不难认清福利国家制度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实质。毫无疑问，这也是一个颇为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我们对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重大理论问题，不宜轻率地骤然作出结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些新情况、新现象，尚有待于进一步调查研究和深入剖析。
1985年9月于北京
（原文为陶大镛先生为黄范章《瑞典“福利国家”的实践与理论——“瑞典病”研究》一书所作的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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