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二次大战后某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迅速发展,使不少人眼花缭乱,把这看成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奇迹”,认为它是资本主义“新阶段”的一种“活力的表现”,甚至有些理论工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科学论断也发生了怀疑。面对现实,我们必须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的变化及其特点,进行实事求是的认真研究,对具体向题作具体分析,通过集体的努力和多方面的探素,得出恰如其分、具有说服力的结论。本文仅就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贫困化的一些理论问题、特别是当前我国经济学界所争论的绝对贫困化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肤浅的看法,并向大家请教。
一、问题的提出
国外学术界在无产阶级贫困化向题上的争论,由来已久,从这个问题的提出到它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和热烈讨论,并不是偶然的。《资本论》第1卷出版(1867年)后,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长期论战的中心问题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头子伯恩斯坦借口时代的变化,挖空心思地用所谓“经济发展中的新材料”,来否认生产和资本集中过程的加强,美化垄断组织,吹嘘“现代经济的适应能力”,扬言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已经“过时”,公然提出要“修正”马克思主义。但是,随着白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世界历史进人了一个转折时期,即由巴黎公社以后的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进入一个新的经济动荡时期。1890年、1900年和1907年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给了修正主义的谬论以有力的反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历了一段暂时“稳定”时期,右翼社会党人又大喊所谓“有组织的资本主义”,重弹老修正主义者的旧调。
可是,好景不长,1929一1933年的经济危机,席卷和震撼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使千百万无产者和其他劳动群众遭受贫困和苦难,更给上述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以无情的回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就不大听到这类逆耳的曲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各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五十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和西德在经济上的跳跃式的发展,更引起人们的注目和惊奇。与此同时,主要资本主义各国居民时消费水平,也比战后初期有了比较明显的提高。于是,在1955一1956年前后,从西欧到日本,各国经济学家对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又展开了新的论战,比过去更加激烈,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对绝对贫困化向题的讨论也比较深人。不用说,一些现代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者都把矛头直接指向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英国工党右翼理论家约翰•斯特拉彻(Jhonstrahcey)就是当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借口所谓新资本主义的“繁荣景象”以及劳动人民所取得的“高度生活水平”,断言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规律已经不发生作用了,甚至把他臆造的所谓“愈益贫困化的学说”强加于马克思,妄图论证这是“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和预言中最大的错误”,声称他不但要“否定马克思的这一预言”,还要把马克思的“所有其他预言,也都认为是纸上谈兵,不值一驳。”其势汹汹,不可一世。
曾几何时,1957一1958年的经济危机,不仅从美国竟蔓延到西欧、日本和加拿大,也冲击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此,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空前加剧,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和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就像一股飓风,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景象”吹散了,他们所吹嘘的劳动人民的“高度生活水平”已黯淡失色了。难怪资产阶级学者要惊呼“在六十年代早期,贫困在美国又被重新发现,”。通过各种渠道(如出国访问、电视报导、书刊介绍等),大家对当前各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有了不少感性认识,透过现象,摸清本质,在分析研究的过程中,大家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各抒己见,热烈争鸣,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
二、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的科学根据
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是从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所得出的科学结论。生产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在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作用下,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一方面是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的过程、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相对过剩人口护大的过程,同时也是无产阶级经济状况趋于恶化的过程。马克思依据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揭示了资本积累所引起的资产阶级的财富积累与无产阶级的贫困积累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必然性。他指出:“一切生产剩余价位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见,随着资本的积累,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要按同一程度趋于恶化。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保持均衡的规律把工人牢牢地钉在资本上”。“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规律。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奴隶状态、无知、粗野和精神顽废的积累。”这就是说,随着资本的积累和财富的不断增长,无产阶级的地位和命运必然趋于恶化。前面这段话,就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贫困化规律所表述的墓本内容,它揭示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经济利益的根本对立,指明了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恩格斯在他晚年(1892年)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写的英文版序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欺压现象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因此,从根本上说来,无产阶级要真正摆脱贫困和从属于资本的奴役地位,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因为,把工人钉在资本上的那条规律,用马克思白己的话来说,比希腊神话中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高加索山顶的峭岩上还牢!很明显,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它是不容割裂的。在国内学术界的这次讨论 ,有些同志把无产阶级贫困化规律分为相对贫困化规律和绝对贫困化规律来论述,并且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主要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条件下,相对贫困化规律继续发生作用,绝对贫困化规律已经不起作用;有些同志还主张把贫困化规律具体化为无产阶级的社会贫困化和有时是物质贫困化,来代替相对贫困化规律和绝对贫困化规律。
我认为这样的划分,是不妥当的。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虽然并没有明确地运用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这两个范畴,但在马克思和思格斯的一系列著作中,他俩在阐述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过程时,已经提到了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的各种表现,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规律。这是一条统一的规律,如果把它割裂为二,或者否定其中之一(指否定“绝对贫困化”)的作用,那在实际上无异于改造或取消这条统一的规律了。其实,在前面所引《资本论》第1卷的那段语录中,马克思已经完整地概述了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内容及其表现形式,当然也包含着绝对贫困化的意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指出:“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愈来愈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之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1847年)《雇佣劳动与资本》中,也分别提到了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这两种情况。他既指出:“资本的价值比劳动的价值提高了。(在1891年的版本中,改为“资本所得的份额比劳动所得的份倾提高了”。)社会财富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更不平衡了。资本家用同样多的资本支配着更多的劳动。资本家阶级支配工人阶级的权力增加了,工人的社会地位更坏了,比起资本家的地位来又降低了一级。”同时又指出:“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愈扩大,工人之间的竞争就愈激烈,他们的工资就愈减少”。“- 加之,工人阶级还从较高的社会阶层中得到补充;降落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的有大批小产业家和小食利者,伸手出来乞求工作的手像森林似地愈来愈稠密,而这些手本身则愈来愈消瘦。”
从相对贫困化到绝对贫困化,这里分明都描述了,只是马克思并没有直接用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的提法,而是认定两者同时存在于无产阶级的实际生活中,它们是同一个贫困化过程的两个方面,没有必要把它们割裂开来,所以,他是把两者作为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贫困化规律提出来的。此外,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工资、价格和利润》、《哥达纲领批判》以及思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论住宅向题》等著作中,也从各个方面论述了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种种表现。列宁在批判伯思施坦之流所散布的“贫困化理论”的陈词滥调时,曾坚决主张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4章上的那旬名言(即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随着资本的积累使得工人阶级的“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写进党的纲领中去。因为“这句话十分正确地说明了资本主义墓本的和重大的特性”,“概括了工人群众最难忍受和最为愤慨的许多现象(失业、微薄的工资、吃不饱、挨饿、资本的严酷纪律、卖淫、奴仆的增加等等,等等)”,并且“说明了资本主义致命的后果以及工人债慨的必然性。”它不仅仅是物质生活方面的贫困,也包括了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精神上的奴役等多方面的因素。十分清楚,这句名言跟前引《资本论》第1卷的那段语录一样,就是马克思对无产阶级贫困化规律所表述的核心内容,是马克思和列宁对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种种表现所作的科学概括。长期以来,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我们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都习惯,于从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两个方面来讲解,很少把这两者作为统一的贫困化规律来论}迷。在这次讨论中,还流行着一种看法:当年伯恩施坦否认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考茨基对他进行了批判,首先提出了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这两个范畴,后来列宁在批判伯思施坦和考茨基的时候,就把它沿用了下来。
在这里,有两点必须认清:
第一,考茨基把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区分为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并且把“绝对贫困化”作为一个规律提了出来,这样,他就把马克思所表述的一条统一的无产阶级贫困化规律割裂开来了;从此,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问题上的论争,就围绕着“相对”还是“绝对”而纠缠不清。
第二,在列宁的一些著作中,特别是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状况时,曾从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的不同角度来考察,并且运用了“相对”和“绝对”这两个范畴,这主要是为了便于分析和说明向题,为了便于分别从社会的意义和物质的意义上来理解问题,并不是要把一条统一的无产阶级贫困化规律分割为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两个规律。他坚持把马克思在《资本论》上的那句名言写进党纲中去,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化》一文中,他确实分别提到了“工人的相对贫困化”和“工人的贫困化是绝对的”,但从全文来看,我认为主要还是针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其他机会主义的谬论,痛斥其“全部宜伪性”,从多方面、包括从“群众的物质福利”方面,来论证“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增长着,而工人群众却日益贫困”,以捍卫马克思的贫困化理论。他讲了绝对贫困化,又讲相对贫困化,为了阐明问题,并没有把两者截然分开,事实上有些材料对两方面都是有关的。何况,列宁在其他场合论述到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时,每每把两者相提而论。比如,在《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一个纲领草案的意见》一文中,他针对草案中所提到的“危机的后果—状况的相对的和绝对的恶化”这句之后,就认为应该“直接指出工人和小生产者的失业和贫困”,再如:在《修改党纲的材料》(1917年4一5月)这篇重要文献中,他又提到危机和工业停滞时期“迅速地引起工人阶级状况的相对的而有时是绝对的恶化。”。所以,列宁虽然不止一次地运用了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这两个范畴,但跟考茨墓不同,他是把无产阶级贫困化规律作为一条统一的规律来对待的。
必须指出,在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一方面,绝对贫困化不能离开相对贫困化而存在,另一方面,在相对贫困化中也包含着绝对贫困化。从前者来看,由于绝对贫困化是资本对劳动剥削的结果,它不能离开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而存在,绝对贫困化的增长就意味着资本对劳动剥削的加重,同时也意味着相对贫困化的加深,我们决不能把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撇在一边,来孤立地考察绝对贫困化,从后者来看,随着社会财富的分配愈来愈不平等,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以及劳动对资本的依赖程度增大起来,从而工人所受的剥削和压迫随之加深,这就意味着相对贫困化也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加深绝对贫困化的作用。正因为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无产阶级贫困化规律是一条统一的规律,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认定: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无产阶级贫困化规律就一定发生作用,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尽管工人阶级的状况存在着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的两种情况,但作为统一的无产阶级贫困化规律,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始终发生作用的。我们不能因为某个时期、在某个国家、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善,就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发生动摇,如果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只存在一条相对贫困化现律、另一条所谓“绝对贫困化规律”已经不起作用,那在实际上等于否定了无产阶级贫困化这条客观规律,至少是把这条统一的规律“改造”成为“跳行的”规律,它显然是缺乏科学根据的,因而是站不住脚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对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的研究,仅仅限于马克思对贫困化规律所表述的核心内容或列宁坚持写进党纲中的那句名言。因为,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无产阶级的状况必然要发生变化,其贫困化的表现跟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相比,是大不一样的。正如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所指出:“象其他一切规律一样,这个规律在实现中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这里提到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当然包括多方面的因素。所以,我们在考察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状况时,必须考虑到各国的社会历史条件、经济发展程度、文化教育水平以及传统生活习惯等因素,决不能机械地一刀切,这是不容忽视的。列宁曾经指出:“贫困的增长不是就物质意义,而是就社会意义来说,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和整个社会的不断提高的消费水平同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愈来愈不适应。”还有,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当然是普遍的真理,它就无例外地适用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因为某个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比较高,它就不再存在贫困化的情况了。恩格斯深刻地指出:“拿美国来比较,情况特别明显。当然,美国工人阶级所处的外部环境和英国工人很不相同,但是,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是同样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所以产生的结果虽然不是在各方面都相同,却仍然是属于同一性质的。”为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我们在探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贫困化问题时,必须着眼于各国整个工人阶级的状况:既要看到在业工人的生活状况,也要看到失业工人的悲惨遭遇,既要分析工人在经济上所受的剥削,也要正视他们在、政治上和精神上所受的摧残;既要了解工人在经济高涨时期的情形,也要洞察他们在危机阶段的痛苦处境。
在今天,我们考察战后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的时候,不仅要把广大工人群众同享有特权的少数工人或工人贵族严格区别开来,更应放眼世界,看到广大亚非拉地区的亿万劳动群众仍然处于赤贫状态之中。马克思在《工资》这篇手稿中早就指出:“在谈到工资的降低或提高的时候,永远也不应该忽视整个世界市场和各个国家工人的状况。”特别要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已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对这些“各种各样的情况”,我们也要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更好地阐述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贫困化规律的作用及其表现形式。
三、对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基本认识
既然说,无产阶级贫困化规律在实现中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这就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相对贫困化还是绝对贫困化,其共同内容和表现形式决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目前国内学术界的讨论中,大家对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化的看法,分歧不大。
一般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愈来愈重,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分配愈来愈不平等,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和加深。但是,对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理解,特别是对战后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否存在绝对贫困化的情况,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现在,试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谈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一些认识。
在过去的教学中,一讲到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我们都习惯于引用列宁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化》一文中提到的一段话:“工人的贫困化是绝对的,就是说,他们简直愈来愈穷,生活更坏,吃得更差,更吃不饱,更要挤在地窖和阁楼里。”列宁当年(1912年11月)根据所得的材料,针对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三十年中德国工人的生活状况作出这样的结论,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列宁作了对比,由于在同一时期内,工人的工资平均只增加25%,而生活费用却至少上升了40%,衣、食、住都涨了价,这样,就产生了绝对贫困化的现象。所以,概括说来,绝对贫困化是指无产阶级生活状况的绝对恶化、或生活水平的绝对下降。这种情况,不仅出现于当时的德国,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期阶段,许多国家都存在过同样的现象。但是,列宁在这里没有把绝对恶化的生活状况说成是持续不变或每况愈下的现象,更没有把绝对贫困化表述为一条特有的经济规律,而是把它看作是在特定条件下和一定时期内有时出现的情况。如果我们把列宁的这段话狭义地理解为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不断地日益地下降,显然违背了列宁的原意,也不符合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早在1902年,列宁在《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纲领草案的意见》这篇文献中就已说过:“我同样认为,指出资本列宁把这些地区称为资本主义的“边疆”,指资本主义开始浸入的地方,也指一般还保存着落后生产方式的国民经济部门。主义制度下‘群众的穷苦和贫困’是十分必要的。我不主张说绝对地日益穷苦和贫困”。同年春,列宁在《对委员会的纲领草案的意见》这份手稿中,更明确地指出:“`不断遭到各种各样的贫困’—这是从我的草案中抄来的,不很恰当。我没有说过不断遭到贫困。‘各种各样的’就包含着‘绝对的’意思。因此,谈到群众的贫困,就应当稍微有些不同。”
到1919年,在《俄共(布)党纲草案》这一文献中,列宁对这个问题作了更完整的阐述:“危机和工业停滞时期使小生产著更加陷于破产,使雇佣劳动更加依赖资本,并更加迅速地引起工人阶级状况的相对的而有时是绝对的恶化。”所以,列宁并没有把绝对贫困化看作长期不变的必然趋势,而是把它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有时出现的经济现象。如果我们把绝对贫困化形而上学地理解为工人阶级生活水平逐年、逐月、逐日地不断下降,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贫困化理论的一种误解。我们探讨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不能不涉及工资与劳动力价值的变动情况。在过去的,教学中,通常都把实际工资的降低看作是绝对贫困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并且认定工资低于劳动力价值是一个长期不变的现象。
对于这个向题,我认为也不能绝对化、简单化地去理解,、必须进行具体的分析。
谁都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劳动力是商品,跟其他商品一,样,它的价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这种商品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的,或者说,它取决于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取决于维持工人及其家庭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所必需的全部消费品的价值。而工资则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即劳动力的价格。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作用,特别是由`于相对过剩人口的大量存在,工资每每被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马克思在1865年所作的那篇报告《工资、价格和利润》中曾说:“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引起工资平均水乎的提高,而是引起这个水平的降低。”恩格斯直到晚年还不止一次地强调,“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价值限制在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上,另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平均价格照例降低到这种、生活资料的最低限度上。这两条规律以自动机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对工人起着作用,用它们的轮子压轧着工人。”所以,我们完全撇开工资与劳动力价值的对比关系来论述绝对贫困化问题是不妥当的,另一方面,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全过程来看,如果我们机械地根据马克思.的这段话,就断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所得的实际工资必然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并持以判定这是绝对贫困化的首要标志,也是不全面的。因为,马克思在这里主要是就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趋势来论述的,他在同一著作中也强调了“工人为工资水平进行的斗争”、“工人为提高工资的努力……而与资本家斗争的必要性”这种斗争可能使工资有所提高,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工资的下降,这是另外一种相反的趋势,它取决于社会阶级斗争的力量对比。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总的来说,随着工人组织性的加强,他们的反抗力量也在增长,所以工人的一般状况,平均说来,有所改善”、。同时,马克思在这里讲到工资平均水平的下降趋势,所指的就是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降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要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对劳动力价值的构成进行一番考察。劳动力是一种特殊商品,决定这种商品价值的,不仅有一个纯生理的因素,还包含着一个历史的或社会的因素。一方面,每个国家的气候和其他自然条件不同,衣、食、住、行和取暖等生活需要也就不同;另一方面,工人及其家庭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及其构成也是历史的产物,它取决于一个国家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工人阶级形成的条件以及历史传统、社会风俗等等因素。
可见,劳动力价值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数,甚至在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仍旧不变的条件下也是一个变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劳动力价值的本身也是发生变化的,它的决定是一个复杂的、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过程:一方面,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将会缩短,生活资料的价值将会下降,从而使劳动力价值趋于下降,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工人必要生活资料的范围和数量将会扩大和增多,`使劳动力价值的最低界限、即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要的生理界限有所提高。同时,科技革命对资本主义生产结构所引起的变化,要求工人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和科学知识,这笔培养、教育的费用,也会使劳动力价值趋于上升。这表明,随着现代化社会生产的发展,劳动力这个商品的正常质量也在不断提高。为了维持这种劳动力的再生产,今天所需要的物质资料和精神资料显然比过去要多得多,明天所需要的资料将会更多。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去衡最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这就是说,相对于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来说,不同的社会发展水平,就有不同的社会需要。总的说来,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工人阶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品种乃至质量,将会不断地有所增长和提高。
以美国为例,从1945年到1970年,每人每年平均消费的白糖增加了31磅〔从77磅增到108磅),牛肉增加了79%(从56磅增到84磅),家禽增加了一倍以上。在1932年,美国家庭使用电冰箱和收音机的,分别占到12%和61%,到1971年已经普及到每户家庭。在1910年,汽车还是奢侈品,只有1%的家庭拥有它,到1970年,已增为79%。在1900年,仅有5%的住户拥有电话,1970年已经增为83%。目前,随着消费构成的变化,美国家庭预算的内容也跟过去大不一样。食物和一般日用必需品的开支所占的比例趋于下降,而房租、交通费、电话费、保险费(如房屋保险、汽车保险、以及其他社会保险)、医药费、教育费等的负担,则在加重。
拿教育费来说,美国的中、小学教育虽是免费的,但高等院校的学费很高,一般家庭如有一、二个子女进大学,就负担不起。(据今年调查,私立大学如纽约大学等,每人每年学费约需7,000美元上下;公立大学如威斯康星大学,也需5,000美元左右。)至于家俱费,也负担不轻。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1978年初的调查,一个普通的四口之家(包括夫妇和两个子女)光是交纳的税收一项,约占开支的22%,加上各种保险费,就达全部开支的27.8%,另外两项最大的开支是住房(包括房租、家俱、房屋维修、取暖、燃料等)和交通费,约占全部费用的一半。根据现有的资产阶级统计资料,要对劳动力价值作出精确的估算,还很不容易。.但是,总的说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工人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将会增加,生产这些产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将会缩短,或者说,劳动力价值的物质内容将会呈现增长的趋势。
“但是,在一定的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必要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是一定的。”我们从资产阶级政府的另外一些官方统计中,还可求得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近似值。六十年代以来,美国官方编有各年的三类家庭预算,包括较低的、中间的和较高的收人数字,其中较低的一类,属于“贫困线”的范畴,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家庭就难于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标准。在1964年,美国官方规定城市一个四口之家的最低收人标准是3,169美元,1970年为3986美元,1973年增为4200美元,现在早已超过6,000美元。这个数字,并不足以反映真实的情况。因为,全部收人是按纳税前计算的,如果扣去各项税收(所得税、社会保险税等),势必有更多的家庭划人“贫困线”以内。据密契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的估计,在1959年,这类难于维持最低生活的家庭,有20%是生活在贫困之中。据奥纳蒂估计,在六十年代,美国约有20%的人口过着这样贫困的生活。迈斯纳经过综合分析,认为“不论基于何种资料,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美国家庭沽计在17%一23%之间。”一位负责美国救济事务的官员施赖弗曾公开承认:“在美国的空前繁荣之中,却存在着自相矛盾的贫困—尽管来自国外的访问者往往无法看到。在1965年,估计有三千二百万人,或占总人口六分之一的人生活在困苦或接近困苦的状况中,其中16岁以下的儿童有一千三百万人。”
进人七十年代,在美国总人口中,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数所占的百分比虽已从1960年的22.2%降为1976年的11.8%,但其绝对数字估计仍不下二千万人。不用说,靠这部分美国劳动人民的实际收入,要得到一切必需的营养、医疗或文娱来保持健康、恢复疲劳或精神紧张,或者说,要完全补偿劳动力的消耗,是不大可能的。“这样一来,劳动力就只能在萎缩的状态下维持和发挥”难免陷于绝对贫困化的境地。据美国农业部1965年的调查,有14%的美国家庭每年收入在3,000美元以下的,得不到必需的食物热量。另有10%的美国家庭每年收入在10,000美元以上的,也难于得到足够的热量。另一位美国学者帕克也这样认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常都把美国描述为富裕的社会。……这完全是对现实的一种歪曲。这种趋向只能证明它影响一个部分,并不是指整个社会。”
“今天,全国200名最大富豪所拥有的全部财富超过黑非洲任何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而普通工厂工人每周拿回家的平均工资只有100美元。占人口10%的富翁每年所享的收入超过占人口一半的穷人。人口只占全国的2%,他们却控制着全国财富的三分之一,可是,几乎一半的美国家庭只拥有500美元以下的储蓄,其中的五分之一家庭则毫无储蓄。”“全国仍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中,还有一半的人生活在政府称之为`相当舒适’的家庭预算的水平之下。有些场合甚至对现实还有更大的歪曲。”
限于时间和条件,我手头只能查阅到前面所引的这部分材料,它们大多来自官方或学术机构,并非为了耸人听故作惊人之笔。所以,我认为这些材料大体上反映了美国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的实际生活状况,从而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也反映了一般工人平均工资低于劳动力价值的实际情况。美国如此,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因而,我们切切不可根据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宗工人阶级的消费水平有了明显的增长,看到电冰箱、电话机、洗衣机、吸尘机、彩色电视机、高频对话机、空气调节设备等已经进入了一般家庭的日常生活,就据以否定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存在,应该透过现象,进一步去认清本质,这是十分重要的。前面提到,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是一个复杂的、多种因素发生影响的过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剩余余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作用,把实际工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的情况必然会存在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在论述剩余价值翻的生产的那几篇里,我.们总是假定工资至少和劳动力的价值相等。但是,把工资强行压低到这一价值以下,在实际运动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不能不对这一点略加考察。在一定限度内,这实际上是把工人的必要消费基金转化为资本的积累资金。”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当然无异千否定无产阶级贫困化规律的作用。但是,我们承认工资低于劳动力价值是绝对贫困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却不是在任何情况下把它看成是唯一的、首要的标志。因为,工资低于劳动力价值所反映的是工资同劳动力价值之间的对比关系,它既存在于实际工资趋于下降的情况下,也能存在于实际工资趋于上升的情况下。我们知道,实际工资是指工人的货币工资所能实际肋买到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人阶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量既会增加,或者说,劳动力价值按其物质内容来说既会呈现增长的趋势,因而,从长期来看,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所得的实际工资,也相应地呈现着增长的趋势。.当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增长的幅度是不同的。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次大战前的将近一个世纪中,英、德、法、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是不断上升的,有些国家增长得快些(如美国),有些国家则增长得慢些(如德国)。一般说来,随着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循环,各国工人所得的实际工资最不断变动的,升降幅度也有差异,基本情状是:在危机和萧条阶段,实际工资耸于下降,进人复苏和高涨阶段,实际工资又逐渐回升,甚至高于危机前的水平。在战争年代里,情况比较复杂,通常参战国或战败国工人群众的生活状况趋于恶化必,而某些在战争中大发其肘的国家(如两次大战期间的美国),工人的工资水平还能有所提高。从各国发表的历史统计资料中,我们对工资与劳动力价值的对比关系虽然难于求得精确的数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并非逐年、.逐月、逐日地不断下降,他们有时生活在绝对贫困的深渊里,有时的生活状况也会有所改善。正如恩格斯在1892年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写的序言中所指出:“这本书里所描写的情况,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已成为过去。”1891年他在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草案》中关于“无产者`的人数和贫困越来越增长”的提法时,更明确地指出:“这样绝对地说是不正确的。工人的组织,他们的不断增强的抵抗,会在可能范围内给贫困的增长造成某些障碍。而肯定增长的,是生活的无保障”。在《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一文中,恩格斯论述到1848年革命后的巨大变革时还曾说过:“这个时期工人阶级的状况怎样呢?有时也有改善,甚至对于广大群众来说也是如此。”可见,恩格斯和列宁一样,也不是把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看作是始终不变的日益恶化的进程,而是看作是有时出现的经济现象。
四、战后的新情况和新变化
过去一个世纪的情况如此,二次大战后的变化就更大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把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目前各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大致已经改变了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经常存在的那种赤贫状态。战后三十多年来,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土上并未发生过战争,这样的和平环境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增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情况来看,美国在最近三十年(1948一1978年)中,实际增长不到二倍。在同一时期内,日本和西德增长得更快,法、金、英三国要慢一些。据罗斯托估计,从十八世纪以来,世界工业的年增长率,以1948一1971年这段时期增长得最快,到达5.6%。正是在这种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战后各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居民的消费水平才有提高的可能。列宁早就指出过:“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引起全体居民和工人无产阶级需求水平的增长。”“同时这种增长也导致工人无产阶级的团结和密集,提高了这个阶级的觉悟程度和自尊心,使他们有可能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掠夺趋向作有效的斗争。”
大体说来,随着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实际工资在不同程度上是有所增长的。精确的数字,还有待进一步估算。据库钦斯基的研究,倘仍以1900年=100,从1945年到1963年,英国的指数为130,美国则为158,德、法两国尚未恢复到190。年的水平。另据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统计,从1964一1971年,西德工人的实际工资(周工资)增长了41%,法国增长了37%,比利时增长了42%,荷兰增长了39%。意大利在1961一1971这十年中,则增长了53%。在战后时期,这些国家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已经得到了某种改善,这是客观的事实,如果对此视而不见,就不能说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当然,也应该看到,实际工资的提高并不一定带来整个生活状况的改善。前面已经提到,如果实际工资提高的幅度仍不足以完全补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所消耗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那末,劳动力的再生产就只能在“萎缩的状态”下进行,工人的生活状况依然得不到实质的改善。同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实际上所负担的税额和债务有增无已,如果实际工资增长的幅度低于交税和偿债的能力,它必然要影响物质生活状况的改善。另外,也不能刁花看到,上述这些局部的改善,往往还会由于其他的因素,如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失业以及失败的罢工等,而付之东流。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问题的争论,存在着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意见基本上保持过去《教科书》上的论点,从“各种各样的”表现来论证绝对贫困化的存在,特别强调实际工资的不断下降,并把绝对贫困化看成是一条经济规律。
我认为从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及其变化来看,片面强调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群众物质生活条件(包括饮食、居住、卫生等)和一般劳动条件(包括劳动强度、安全设备等)的恶化,说服力是不够的。(尽管说,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某些资本主义企业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这种“恶化”的情况,它跟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阶段、跟生产自动化和科技革命以前的时代毕竟大大不同了。)另一种意见适得其反,片面强调战后(主要是五十和六十年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情况和新变化,从战后工人物质生活状况的改善、劳动时间的缩短以及社会保险、福利措施的推广等方面,认定当前各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不再存在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有人在口头上承认其存在,事实上予以否认;也有人认为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已经过时”。我认为这种看法太偏激了,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并不符合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真实情况,也是不全面的。我个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了解不深,对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材料掌握有限,对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缺乏感性认识,现在,只能从基本理论和事实方面,探索一下绝对贫困化的关键性问题。
前面提到,无产阶级贫困化规律在实现中,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绝对贫困化是一个复杂的、多种因素发生影响的过程,要全面探讨这个向题,当然应该深入剖析多方面的因素。从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来看,我认为主要应该着重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失业现象趋于严重。产业后备军是资本积累的必然产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相对过剩人口是形形色色的,它包括失业和半失业人口。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失业工人愈来愈多。在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的危机阶段,失业情况更趋严重。在战后时期,新的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生产自动化、电子化,大量排挤工人,使在业工人受到极大的威胁,总的看来,失业人数呈现上升的趋势。在西欧(英国除外)和日本,战后出现了较长时期的稳定发展时期,失业问题不
象美国那样严重。但是,1974一1975年的经济危机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即使在日本和西德,“结构性”失业的现象日益突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率纷纷上升:美国从1972年的5.6%升为1976年的7.7%(1975年一度高达8.5%,1978年约为6%),英国则从1971年的3.5%升为1977年的6.2%。在同一时期(1971一1977年)内,西德从0.8%增为4.6%,日本从1.2%增为2%,意大利从3.7%增为7,2%,比利时从2.9%增为9.9%,荷兰从1.6%增为5.3%,加拿大也从6.4%增到8.1%。近年来,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青年失业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在北美、西欧和日本,目前失业的青年不下于700万人。在法国的130万失业人口中,青年占了40%;意大利的总失业人数为170万,其中青年就占100万人。在美国、瑞典、澳大利亚等国,青年失业率一般相当于成年失业率的二倍。有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这种技术革命所引起的`旧益增多的`结构性’失业,是失业问题的最严重的方面。”
在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尽管失业工人可以在一定期限内领取失业救济金,但为数毕竟有限,申请时还有种种限制。美国的失业津贴,一般只相当于原工资的40%。不管怎样,工人一旦失业,固定收人成了问题,生活既得不到保障,分期付款的债务更无力偿还了。我们知道,战后在各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在美国,消费信贷畸形发展,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大约增加了六倍,债务约占可支配个人收入的五分之一。工人失业后,倘若不能如期偿付这笔债务,那末,通过消费信贷所得来的小汽车、家庭耐用消费品甚至抵押的房产,就将被没收或抵价拍卖,工人最后还是落得个一贫如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多姆霍夫(G.W.D0mhoff)深有感慨地说:“一旦职业没有了,那些物质的财货也都完了。”另一位美国学者则把本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比作是“一次瘟疫”,“它把毒害散布到人类生存的每一个方面”,其中“最大的悲剧就是失业。”同时,产业后备军的大量存在,必然会使整个工人阶级的生活处于不稳定状态。一部分工人失业以后,除了靠失业救济,有时也要依赖亲友`一卜在业工人的帮助来维持生活。这样,从整个工人阶级来讲,如果要养活全部失业人!」,结果,全部在业工人的工资总额,显然要低于整个工人阶级的劳动力价值的总和。即使承认工资围绕劳动力价位而上下波动、承认工资相当于劳动力的价值,假如有一部分工人失业了,那末,从整个工人阶级来说,在业工人在1945年时,美国的失业率仅为1%,以后不断上升,1950年为3.3%,1960年为3.9%,1970年为4.1%。参阅美国《墓本经济统计手册》,1979年5月号,第12一13页。《联合国统计月报》,1979年1月号,第17一20页。参阅奥纳蒂:《富裕中的贫困》,第133页。在西欧各国,妇女失业者在失业总人数中所占的比重,也增加很快。以1977年与六十年代平均水平相比,西德、法国和比利时分别从31%、40%和31%增加到50%、53%和60%。目前这些国家的失业大军中妇女约占一半。
所得工资的总额,绝对地会低于全部工人的劳动力价值的总和。关于工资与劳动力价值的对比关系,从这一角度来看,也能在理论上给予我们一点启示。何况,失业工人所领取的救济金,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资产阶级政府以所得税、社会保险税的名义,从工人的工资收人中直接扣下来的,然后通过国民收人的再分配,又发回到失业工人的手上。所以,我们决不要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实行的那套所谓“福利”措施所迷惑这对正确认识战后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向题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个方面,是通货膨胀趋于恶化。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进程表明,通货膨胀不仅是各个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通病,也是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公认的棘手向题。罗斯托分析战后(l951一1972年)西方世界的经济动向得出的主要结论之一就是:“在那些更发达的国家里,存在着一种流行病似的通货膨胀的情景”,“1965年以后尤为明显。”从六十年代以来,美国就进入一个通货膨胀继续发展的时期。在1960一1970这十年间,货币流通量几乎增多了一倍。同1961年相比,美国1966年的通货膨胀率为17.2%,拿1966年与1970年相比,它又增为25.9%。而同一时期内,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按1958年美元估算)所增还不到50%,结果,在六十年代末期美国物价水平急剧上升。如以1967年=100,1968年的消费物价指数则为104.2,1969年为109.8,1970年更猛升到n6.3。七十年代以来,美国的通货膨胀继续恶化,美元价值不断下跌(现在1美元只值40年前的20美分),物价上涨更象脱缰之马。在1975年,货币流通量已增为86,547亿美元,到1978年底,竟高达n4,645亿美元，八年之间,足足增长一倍。在同一时期内,消费物价指数已从1971年的121.3升为1975年的161.2,到1978年底,猛增到202.9,十年之间,几乎也涨了一倍。美国如此。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大致相仿,进人六十年代,各国的物价上涨都呈现加快的趋势。今年以来,西欧和日本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普遍恶化。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最近统计,到今年六月底,这一年来经合组织24个成员国的消费物价指数平均上升了9.4%。在去年,加拿大跟美国一样,消费物价都上涨了9%。从发展趋势来看,各国由于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涨的这股势头,今后还将继续下去。在这种持续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条件下,即使工人的名义工资也在增长,但增长的幅度赶不上生活费用的上涨。何况,在通常的情况下,总是物价上涨后才调整工资,决不会工资调整在物价上涨之前。这中间总有一个时间上的差距。或者一个月,或者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势必受到直接的威胁,如果通货膨胀恶性发展下去,工人所得的工资要补偿劳动力的消耗所必需的一切费用,当然更难了。资产阶级学者也承认“1973年和1974年上升的通货膨胀使大多数工人工资的购买力不断下降,在有些工业部门工人的情况实际上比1972年更糟。”六十年代末期以来,资本主义各国工人为提高工资而进行的罢工斗争,一浪高于一浪,原因就在于此。随着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通货膨胀的加剧,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从六十年代后期以来,通货膨胀可说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美国经济学教授伯恩斯惊呼:“在经济的地平线上出现了朦胧的云雾、最不吉祥的算是通货膨胀了。”
美国每任总统上台,从约翰逊到尼克松,从福特到卡特,都曾向美国人民许诺,要全力制服这个国内经济的“头号敌人”,可是,谁都束手无策。通货膨胀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产物,长时期来,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经常把它用作弥补赤字财政、人为地刺激经济以延缓危机、保证垄断资本集团搜取高额利润的重要手段,它已成为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的病疾,要根治是办不到的。一位美国学者说得不错:“美国通货膨胀的一个令人恼怒的特点就是:通货膨胀与大量失业的同时并存。通货膨胀和失业是一对奇妙的伙伴,它们形成的问题不容易经受古典的或凯恩斯的补救办法的检验,因为,用以控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很可能扩大失业,而用以减少失业的措施又很可能促进通货膨胀。”两者互相影响,形成恶性循环。实践证明:实行的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通货膨胀政策,将使资本主义生产盲目扩大同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国相对缩小之间的矛后进一步加深,这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趋于激化的一个具体表现。1974一1975年资本主义世界所爆发的战后最严重的这次经济危机,以及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长期处于相对停滞状态,已向我们表明:六十年代以来各国大肆推行通货膨胀政策,已经开始自食其果。
所以,垄断资产阶级妄图通过这个途径来解决失业、延缓经济危机,就好比从一条死胡同走进另一条死胡同,当然是没有出路的。可见,在失业现象趋于严重和通货膨胀趋于恶化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肯定会增长生活的无保障,他们的经济状况将不同程度地趋于恶化:总的说来,在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在通货膨胀恶性发展的阶段,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就要苦一些,进人经济繁荣时期、或通货膨胀趋于缓和的阶段,他们的生活状况就会好一些。今天,在各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般工人家庭的物质生活状况确实已经改善,但我们必须透过现象去看本质,要进一步认识到他们的生活还没有真正得到保障。他们一旦失业,日子就不好过了,加上通货膨胀,千捐万税,都会影响他们生活的安宁。从这些方面看,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是在恶化,这是绝对的,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特别是战后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虽已有所改善,但它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矛盾,无产阶级贫困化规律仍然要起作用,整个工人阶级并不能从贫困状态中真正解放出来。在这里,还应当补充一点:我们在考察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和工资水平时,必须考虑到各国的社会历史条件、经济和文化发展程度以及传统的生活习惯等因素。马克思指出:“在比较国民工资时,必须考虑到决定劳动力的价值量的变化的一切因素。”
因为,“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就越超过国际水平。”一般说来,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经济发展程度和传统生活水平较高,工资水平也比较高。既然工资的国民差异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产物,我们既不能用经济落后国家的生活水平去衡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也不能因为看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工人的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比别的国家高,就根本否认它们国内存在着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现象。马克思说得好:“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实践告诉我们,从五十年代以来,尽管J.K.加尔布雷思所标榜的“富裕社会”已成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习惯用语,但是,乔安•罗宾逊在七十年代又向我们证实:“迄今为止,`增长’(指经济增长—引者)并没有在最富裕的国家里消灭绝对的贫困,显然,人们也不能指望会消灭相对的贫困。”
贫困是由于财富过剩,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和惊人的矛盾。另一位西方学者还提醒我们:“今天,在美国,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反贫困的纲领仍然是两大政党政治武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六十年代早期以来,有关贫困的著作迅速地成倍地增多了。”“在好些发达国家,贫困再一次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1879年亨利•乔治发表了《进步与贫困》,他为拯救资本主义而呐喊,整整一百年过去了,美国在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然而,贫困的现象依然没有消灭。今天,只要把美国白人工人的收入跟黑人工人的工资比较一下,只要把百万富翁的豪华别墅区跟黑人聚居的贫民窟对照一下,就可一目了然了。1928年8月11日,胡佛在接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曾经宣称,要“把消灭贫困作为伟大的民族目标”!1937年1月20日罗斯福在总统就职典礼上承认:“这是我们民主制度的挑战。……我们看到全国三分之一的人住得差,穿得坏,营养不良”;1964年3月3日,约翰逊总统向美国国会提出的咨文中,也号召“全国向贫困宣战”,并且提到:“贫困并不是一个平常的、易于对付的敌人。我们并不能在一条战线上发动一次进攻就可把它赶走。如果是这样,我们老早就已征服贫困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最大政治代表尚且口口声声要“消灭贫困”、“向贫困宜战”,难道我们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的科学体系、对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还要加以怀疑吗?
后记
无产阶级的贫困、失业是资本主义的痼疾，不消灭资本主义，它们就不可能彻底地被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贫困化，是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过剩人口规律发生作用的必然结果。所有企图在不动摇资本主义私有制、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扬言彻底铲除贫困、失业问题的话都是一派胡言。对于有着这样思考的人，我们只能送他们一句：“图样图森破。”
本文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0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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