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革命在继续——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6周年

文 化 革 命 在 继 续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6周年

迎 春

毛泽东发动、领导的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但是，我国的文化革命仍在继续。

文化革命的条件。自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到1962年确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业集体经济，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在我国都建立了。毛泽东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认为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之后，必然要进行文化革命，使人们的社会意识与客观存在的政治、经济条件相适应；反之，也只有进行社会主义的思想革命，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政权和经济基础。他结合国际反对修正主义斗争和我国的实际，认为“--------我们的干部，包括生产队长以上的这些不脱离生产的以及脱离生产的，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从‘反修防修’的战略出发，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传》下册 第1309、1311页）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党内矛盾的尖锐化，他认为“四清”、“五反”运动解决不了问题，于是发动了震惊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至今，我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有一点还没有变，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仍然是执政党。尽管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党的政治、思想路线发生了质的变化，但是，作为共产党，口头上还是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尽管加上了“有中国特色的”之类的限制词，还是说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与国民党统治时期有本质的不同，从而具备了文化革命的条件。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违法的，即使是存有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也要被判刑、入狱；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允许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存在公开开展意识形态斗争的条件，但不能说是文化革命。这里说的文化革命，是指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开展的政治思想领域的革命：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之间的斗争。因为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政治思想领域的斗争，直接影响着共产党的路线和政权的性质。所以，只要共产党还是执政党，就具备开展文化革命的条件，这种文化革命是政治革命的继续，与经济斗争紧密相连。事实上，我国的文化革命就在继续，不过和毛泽东时期的文化革命相比，各方面的条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文化革命的内容：毛泽东生前一再强调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当前我国社会意识领域里的斗争，仍然是是围绕着这两个问题展开的。

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剥削阶级的统治被推翻了，广大劳动群众成了主人，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存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个前途，还存在着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两条道路。这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就存在着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经济、政治的结构，是一种过渡形态的社会。在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时期，两条道路的斗争，反映到执政的共产党内，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决定着国家发展前途和命运。文化革命就是党内的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社会上的两条道路在社会意识领域的斗争。这种文化革命贯穿整个共产党执政的时期，在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时存在，在修正主义占主导地位时仍然存在。到广大群众都能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都认识到是“群众创造历史”，而不是“英雄创造历史”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才会消失，共产党和政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共产主义社会就到来了！

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广大劳动群众，揭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剥削、压迫广大劳动群众的真实面目，鼓动人们积极参与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是反修防修的大演习。他不仅要求广大群众读马克思主义的书，更重要的是让广大群众在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实际斗争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是党内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条件下，开展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毛泽东去世以后，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尽管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发生了变化，尽管一些人否认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书籍里，根本就看不见有这类斗争的存在，但是，胡耀邦、赵紫阳的下台、陈良宇的腐败以及最近揭露山西的“黑窑厂”等事实表明，我国确实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确实存在着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确实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以及最近谢涛公开发表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再一次表明修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没有停止，广大革命群众正以各种形式揭露资本主义复辟，在意识形态领域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在继续、文化革命仍然在继续。

一， 坚持还是修正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修正马克思主义，就会改变党的路线和国家的性质，改变社会发展的方向。坚持还是修正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斗争的焦点。

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邓小平就反复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多年来，存在一个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邓选》第三卷 第63、137、291页）但是，另一方面又说：“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就会僵化嘛！”（《邓选》第二卷 第128页）“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等。（《邓选》第三卷 第191页）这就为歪曲、修正马克思主义，大开方便之门，这就是修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斗争。

一方面知道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没有完全搞清楚”，而另一方面又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强调要“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自相矛盾。自己都没有搞清楚的东西，怎么能作为“原则”坚持呢？又怎么能“坚持”住呢？对马克思主义都还不能清醒地“认识”，又怎么“发展”马克思主义呢？又会把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什么呢？

在邓小平“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号召下，我国各种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如雨后春笋。首先是有人把对马克思主义“认识不是完全清醒”、“没有完全搞清楚”的邓小平的言论，归纳为所谓的“邓小平理论”，并称之为“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以后又有“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还有人写了一本《马克思主义的新发现》（李锦著 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发行），说“邓小平讲两个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现在是到弄清楚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理论体系；列宁、毛泽东的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体系；邓小平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体系，代表了第三代马克思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辟了第三代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第3、4页）这本书可以说是歪曲、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之一，也是诠释“权力就是真理”的代表作之一。

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呢？邓小平说：“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邓选》第三卷 第382页）“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邓选》第二卷 第126页）而在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联合主办的全国社会主义论坛上，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需要现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只有两条：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他层次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则可以创新。”（《首届全国社会主义论坛追述》）《马克思主义新发现》的李锦，居然还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并且说什么：“---有力证明邓小平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伟大意义。”等等。（第135页）看，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被歪曲、修正成了什么样子了？

实事求是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是唯物主义在研究方法方面的运用，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毕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社会科学要运用，自然科学也必须运用，否则就不能揭示自然现象的内在联系。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际上是抹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至于说什么“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则更是荒诞不经。马克思主义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是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而生产力则属于自然现象，是技术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怎么会出现“生产力理论”呢？可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已经被歪曲、修正成什么样了！

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和列宁都有过明确的论述。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指出，马克思一生有两大发现，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参看《马恩选集》第574页）；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中专门有一节，叫《马克思的学说》（《列宁选集》第二卷 第580—606页），对于马克思主义做了更详尽的概括。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白纸黑字明摆着的，怎么在刘吉那里，就变成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两条了呢？这些所谓的“精英”们从哪里来这么大的胆子，敢于任意歪曲、修正马克思主义？

恩格斯说马克思一生有两大发现：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而修正主义者就是要修正这些基本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指出，人类社会是建立在物质生产基础之上的，生产活动包括物质财富的生产和经济关系的生产两个方面，而经济关系则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社会形态；剩余价值学说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雇佣劳动制度，一切经济活动都围绕着剩余价值生产进行的；同时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是由雇佣劳动这一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必然根本改变资本与雇佣劳动制度、消灭剩余价值、最终消灭剥削制度、消灭阶级。

一些人歪曲、修正马克思主义，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否定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否定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主要是围绕着社会主义这个命题展开的。

二，坚持科学社会主义，还是歪曲社会主义。

现阶段我国进行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歪曲社会主义，就是要改变社会的发展方向。

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我国有的干部，包括一些领导干部，根本就不懂马克思主义，不懂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他们脑子里没有扎根。在他们的视野里，更多的是资本主义具体形象。当实地看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富裕生活和先进的技术以后，被震惊了，资本主义实现的表象，排除了他们脑子里仅有的一点科学社会主义常识。赫鲁晓夫就是典型。他访问美国以后来我国，“讲他在美国的所见所闻，说美国人生活怎样富裕，艾森豪威尔怎样希望和平”，“美国差不多每个家庭都有汽车，一家都有几间房子，住得很好，吃得也很好，生活水平很高。”等等。（《十年论战》上 第220—221页 吴冷西著）邓小平对新加坡等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很欣赏，说“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邓选》第二卷 第199页）“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等等。（《邓选》第三卷 第378、377页）但是，他们见到的只是一部分人的物质生活，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现象，看到的是表面现象，他们分不清物质生活与经济关系的区别，不懂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社会制度已经是垂死的制度。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认识不清，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两条道路的认识不清，所以说：“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邓选》第三卷 第223页）下面就来看看围绕着这样两个问题的斗争。

1，什么是社会主义

近些年来，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争论，实在是太多了，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争论。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选》第三卷 第372页）围绕着这一论断，很多“精英”进行了注解，说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发现》一书则说：“邓小平正是抛弃了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空想成分，把中国人拽回现实中---------邓小平在经济理论上完成了突破，把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这是他对祖国和人类马克思主义事业的重大贡献。”（第15页）而正是这个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抹煞了生产的物质内容与经济关系的区别，混淆了生产力（人与自然的关系）与生产关系（人与人在生产过程发生的关系），歪曲了社会主义。

A，社会主义本质论，混淆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两类不同的事物

2004年我在《论社会主义是一种过渡形态的社会》一文中，有《社会主义的本质》一节，就是批判这种错误观点的，现转录如下：

近些年来，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在我国掀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暴露出大量的错误观点，集中地反映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的分歧。

社会主义的本质首先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一些人竟把社会主义说成是自然关系，混淆社会关系与自然关系两者的区别，把问题搅得很乱。社会关系用矛盾分析的方法看，矛盾的双方都是人，用公式表示：人－人(这种说法不够准确，不是所有的人与人的关系都是社会关系。关于这一点将在后面作进一步的说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都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而自然关系(包括生物人与全部自然界的关系)，矛盾的双方则是自然物与自然物，用公式表示：自然物－自然物。这里的人，是自然界的人，抽象了社会关系的人，抽象了社会主义或是资本主义等特定社会关系的人。社会关系与自然关系有质的区别，但是也有联系，这就是社会关系最终是由自然关系决定的。马克思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一切社会关系最终都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就是这种内在联系的科学反映。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这是一个著名的论断，也是一句混淆社会关系与自然关系的典型呓语。

贫穷是与富裕比较而言的。例如，经常所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美元，是小康水平；人均收入达到多少元，就算脱贫等等，都是以平均数表现的生产、收入水平，实际上都是指生产(再生产)的发展水平，讲的是生产的物质内容，讲的是人们的生产能力，而不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富者连绵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所说的社会内部的贫富对立是两回事。例如，有一个村，大多数群众都很贫困，但是，有几户“大款”，结果按人均水平计算，达到了小康村。这里说的小康村，能反映村里的社会关系吗？不能！发展快慢是指生产的发展速度，也是讲的生产的物质内容，讲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属于自然关系的范畴，与生产的社会形式、人与人的关系是不同的事物。

任何物质生产都是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的统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统一。把生产分为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懂得这一基本原理，不懂生产的社会形式、生产关系，就不会有社会形态的概念，就不可能懂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

生产的物质内容，如生产小麦，指的是农民与麦种的关系、人改造自然的关系，用公式表示：农民－麦种。讲生产小麦，就抽象了生产关系、抽象了地主与农民的关系、资本家与农业工人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成员间的关系等等。贫穷、发展太慢都是讲物质财富的生产，讲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是生产的社会形式，不是人与人的生产关系，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等。因此，根本不能说贫穷、发展太慢是或不是社会主义，两者不是一回事，不能划等号或不等号。比如，中国比美国贫穷，但是不能说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美国是社会主义；20世纪末的英国比19世纪时富裕得多，但是，仍是资本与雇佣劳动制度，因此还是资本主义。可见，社会主义的本质首先是一种社会制度，而不是指物质财富的多少，生产发展的快慢。混淆物质财富的生产与生产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更不可能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

我们说要到物资极大的丰富时，才能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对的，说明社会关系与生产力是有联系的。不达到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就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物资的极大丰富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条件，但还不是共产主义这种生产关系。前者说的是生产的物质内容，后者讲的是社会关系，因此也不能把物资的极大丰富与共产主义混为一谈，说什么富裕就是共产主义。其实这种混乱由来已久。赫鲁晓夫就说过：共产主义只是一种形式，内容就是面包、黄油。（参看《十年论战》第251页 吴冷西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赫鲁晓夫错了。共产主义指的是社会形式、社会关系。他把物质生产区分为生产的社会形式和物质内容，套在共产主义这种社会形式上，说明他根本不懂什么是共产主义。“他不是把工人阶级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看作是争取自身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的斗争，而是把它说成是什么为'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而斗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所以，我们曾嘲笑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是“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

混淆生产的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是资产阶级学者的一贯手法。马克思指出：“而忘记这种差别（指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马克思的原话是生产一般与特殊－引者注），正是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者的全部智慧所在。”（《马恩选集》第2卷第8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马克思时期的资产阶级学者是这样，现在的资产阶级学者也是这样。他们混淆生产技术与社会形式，不承认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分类，只说什么“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等。他们把技术吹得神乎其神，企图用生产技术代替生产的社会关系。过去是核技术，现在又是信息技术、基因技术等等。他们不懂社会形式，或者是有意抹煞技术与社会形式的区别，用技术进步来掩盖社会制度的区别、来掩盖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米。谢。戈尔巴乔夫就说过：“人类在进入把核能用于军事目的的核时代之后……一旦爆发核战争，一切生灵都将从地球上消失。”(《改革与新思维》第173页)“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预测：如果帝国主义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这场战争必将导致新的社会动荡，从而彻地结束资本主义制度，同时，也标志着普遍和平的到来……在条件已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在核战争结局只能是全部毁灭的情况下，我们已经作出了战争与革命之间不再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社会进步的前景已同防止核战争的前景'结合起来'。”（同上书，第186－187页）这就是说，在核战争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分、社会制度的区分就不存在或没有意义了，这是用技术进步来抹煞社会制度区别的典型。用生产一般，用技术来抹煞、掩盖社会制度的区别，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共同特点。

“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那么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是“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生产的一定水平？还是特定的社会关系呢？前面说过，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与资本主义对立的一种社会关系。因此，绝不能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说是在搞社会主义，建国以后就在搞，尽管当时的生产水平比现在还低很多，但是却是实实在在地搞社会主义。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用经济封锁、用所谓的“接触”政策等，千方百计地颠覆我国社会制度，妄图使我国的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使我们的社会制度和资本主义世界“接轨”等等，从反面证实我们是在搞社会主义，而且是够格的社会主义。不然，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为什么一定要颠覆我国的社会制度呢？

有人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不过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那么是怎么解决的呢？有人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对于这个论断及有关的一些论述，我国的一位理论权威邢贲思说：“这个概括十分深刻，它纠正了以往我们对社会主义的不全面、不确切的认识。”（《求是》1997年第19期第6页）“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求是》1995年第18期第23页）还有位教授写了一篇《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文章，说什么：“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恰恰是把它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加以整体把握的：从这个过程的起点和动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个过程中所要解决的基本社会问题（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到最终实现的目标（共同富裕）等，都做了明确规定和清楚表述，描绘了这一过程的完整图景。”（《前线》1997年第2期）另一位理论家高放更说什么：“清除了以往对社会主义的很多误解和陈旧看法，推出了很多关于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观念……实现了人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第三次重大飞跃。”（《东岳论丛》1996年第四期）还有的人说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等等。

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理论上讲不通。凡是学过历史唯物主义的人都知道，任何新的生产关系之所以取代旧的生产关系，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旧的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任何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都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都能容纳生产力更快的发展。所以说，历史上任何新的社会制度都具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作用，这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特点。资本主义初期曾促进并容纳了生产力的大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56页）那么我们能不能说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呢？当然不能！同样，我们也不能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反之，任何新的生产关系都会转变为旧的生产关系，都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资本主义是这样，社会主义也是这样。社会主义也会变成旧的生产关系、旧的社会制度，也要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怎么能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呢？如果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那么还会有共产主义社会吗？可见，说什么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既不能反映社会主义与其它社会制度之间的本质区别，更不能反映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变化的内在联系，因而是错误的。

近年来类似的说法还不少，如“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等等。其实任何社会的统治阶级都要发展生产，资产阶级也要发展生产，不然它就不能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那么能不能说资本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呢？不能！事实是，当一种生产关系成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生产力就和这种生产关系发生尖锐的矛盾，资本主义是这样，社会主义也将会是这样。说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也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消灭阶级。

有人会说，上述“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论断，还包括“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对于这些内容，过去人们已反复讲过，怎么能说“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们现在才解决”呢？严格地讲，“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而只是现象。两极分化等现象，都是私有制社会的必然产物。因此，说“消除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也不科学。至于“共同富裕”，则是消灭阶级、消除剥削的结果，也不能说是本质，而只是现象。

那么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呢？马克思在预言未来的新社会时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恩选集》第三卷第24页）后来，列宁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两周年时，写了《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列宁选集》第四卷 第84页）“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列宁选集》第四卷 第89页）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后，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指出：“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毛选五卷》第475页）简单地讲，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与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彼此的斗争”，是两种性质对立的经济、政治关系并存的过渡性。这是一个历史时期，它的最终结果是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对于这一点，以下各个部分还要进一步展开论证。”

以上是有关社会主义本质的分析。

邓小平还说：“------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选》第三卷 第372页）这个论断的影响很大，至今还有很多人引用这个“标准”，来判断什么是社会主义。

这个所谓“判断的标准”与“本质论”属于同一类性质的错误，就是混淆了社会制度本身的性质和社会制度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这样两类不同事物。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是社会制度，她们的性质是由制度内在矛盾决定的。资本主义制度，是由资本与雇佣劳动这种经济制度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则是否定资本与雇佣劳动制度，由新生的共产主义与衰亡的资本主义的矛盾决定的。至于两种社会制度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当它们作为新的社会制度时，都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当它们作为陈旧的经济关系时，都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资产阶级在它的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那么，按照所谓“三个有利于”的判断的标准，应该说它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呢？前面说过，当要向共产主义转变时，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也会阻碍生产力发展，用“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判断，那时的社会还是不是社会主义呢？

总之，上面种种观点，都存在着混淆了生产的自然方面与社会方面、生产的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的错误，抹煞了两者的区别，歪曲了社会主义，掩盖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区别。

B，不以经济现象、制度作为区分社会形态的标准，抹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

社会形态的区别，源于经济制度的不同；经济制度决定社会的政治、文化等制度；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决定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所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首先必须剖析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雇佣劳动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则是作为雇佣劳动制度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当前我国的“精英”们，在论述社会主义时，完全回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回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雇佣劳动制度的对立，把实行雇佣劳动制的企业说成是社会主义企业；把实行雇佣劳动者的社会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这样“社会主义”就成了任人摆弄的“泥团”，愿意怎么摆弄就怎么摆弄：什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纷纷出笼，甚至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以雇佣劳动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只要是社会民主党执政，也被“精英”们说成是“社会主义”！

剖析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历史比较短，还没有建立起科学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苏联曾经出过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是，不论是研究的方法，还是论述的内容，都存在严重错误，基本上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生活的实际。因此，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至今尚没有系统、科学地论述。

不过，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发展已经近一个世纪了，对于与雇佣劳动制度对立的社会主义经济，也可以做出一些科学的概括。

考察经济关系，必须从经济现象出发，而不能从本质、概念出发。社会主义、公有制等都是指经济关系的本质。从本质、规律出发，就分不清什么是公有制，什么是私有制；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对同一现象的经济，如国有企业，都实行雇佣劳动制度，有的说成是公有制，有的又说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又如对股份制，有人说是私有制，有人说是公有制，争论不休。所以，我们的探讨必须先从经济现象开始。

(1),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的现象特征

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现象的特征，是和资本主义社会比较而言的，所以，首先要比较一下两种社会总体的经济现象。

总体经济现象的区别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整个经济是一个“庞大的商品堆积”；劳动力成为商品。

资本主义社会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光怪陆离的商品广告，五光十色的商品，一切的一切都通过买卖。不仅生产品通过买卖，还没有生产出来的产品也买卖，叫期货买卖；资本也买卖，叫股票买卖；土地也买卖；货币也买卖，叫外汇买卖；甚至于人也可以买卖，如人的名声（叫知名度）、脸蛋、器官乃至肉体都可以买卖；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劳动力也成了商品。劳动力买卖，是资本主义经济本质特征的表现。用马克思的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资本论》第一卷 第47页）他还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叫做雇佣劳动制度。货币的威力无穷，拥有大量资本的资本家是这种社会的主体。

可是，一到社会主义社会，即原苏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我们这里是以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为典型），或者说是西方社会学者所说的“斯达林模式”的社会，喧嚣的世界变得平静了许多，不仅大量产品退出了商品货币关系，土地、矿藏、企业等不能买卖，商品生产的范围和货币的威力大大减退，特别是劳动力不再成为商品，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标志。劳动者成为了社会的主体。

仅仅笼统地观察总体的经济现象，还不能深入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必须进一步考察两种社会形态的经济细胞，从细胞形态上看两种社会的区别。

经济细胞形态的区别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被称为“市场经济”，一切都通过市场进行买卖交易。而在社会主义社会，财富不再是“庞大的商品堆积”，人们发现有大量的产品在市场上买不到，社会财富表现为三种形态：调拨产品；计划购销商品；和自由买卖的商品；下面就分别对上述三种生产品的社会形态，特别是对调拨产品这种全新的细胞形态，进行比较详细地考察。

第一种，调拨产品

调拨产品是社会主义社会经济中的主要的细胞形态，是财富的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按马克思的话说，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的“一种普照的光”。它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经济学，包括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很少考察产品的这种社会形态。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只说它们“不是”商品，而没有进一步说明“是”什么。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修订第三版。以下皆出自此书——引者注）则说调拨产品是商品：“国营企业所生产的---------生产资料，也是通过买卖方式从某一国营企业转入另一国营企业，它们也是商品。”（转引自《批注和谈话》下册 第472页）但是，对这种“商品”与其它商品的区别和联系，也没有作深入地分析。西方经济学就更不会研究调拨产品了。

这里所考察的产品，不是它们的自然属性——有用性，而是它们的社会属性，是产品所连接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马恩选集》第二卷 第123页）

调拨产品从使用性看，主要是生产资料，而且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产品，如煤炭、钢材、机床等；在具体的管理上，又区分为统配与部管两大类。

但是，用生产资料——产品的自然属性，来划分调拨产品与商品，不是科学的划分方法。

生产资料是产品的自然属性，而调拨产品则是指产品的社会属性，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关系。所以，斯大林说原苏联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时，毛泽东则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斯大林根据商品是一种可以转让所有权的产品这个理由，说苏联的生产资料不能列入商品的范畴，这值得研究。在我们这里，很大一部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就是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调拨的产品。也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不仅把拖拉机等农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而且为了公社办工业，把一部分工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这些产品，都是商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 第63页 以下简称《批注和谈话》）可见，毛泽东是根据产品所连接的社会关系，说明“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调拨的产品”不是商品，根据产品的社会属性，决定它们是不是商品；再则，同一种产品，如煤炭，由于使用的途径不同，如用于发电，则是生产资料；用于家庭取暖，则是生活资料。可见，用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区分是不是商品，显然不科学。

这里说的调拨产品与商品，是指连接两种不同社会关系的生产物。

调拨产品。按毛泽东的话说，“这就是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调拨的产品。”（《批注语谈话》上 第63页）

由于调拨产品不进入市场买卖，因此，即使是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人，也不了解调拨产品的运动过程。这里首先对调拨产品的运动形态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调拨产品在生产之前，由调拨产品的需求单位与供应单位，分别报送年度计划，再由上级单位层层汇总上报，最后集中到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央的计划机构根据不同调拨产品在国计民生的地位、作用，根据当时的需要和可能，进行综合平衡，最后决定生产计划和供应计划。

计划确定以后，中央的计划机构分别向生产部门（供方）和需求部门（需方）下达计划，然后由各级层层分解，最后落实到基层单位。为使需方与供方正式衔接，每年还要召开订货会议，由供需双方在订货会上正式签订合同，确定了生产供应计划。与商品只有在产品生产出来，通过市场完成买卖交易之后，产品的社会性才被确定不同，调拨产品的社会性，在生产之前、计划衔接时就确定了。此后，生产单位按计划进行生产，按期保质保量地供应需方；需方在收到调拨产品以后，按计划价格进行结算，通过银行汇给供应单位一定量的“货币”。到此，调拨产品的运动就完成了。新的年度又开始一个新的运动过程。

调拨产品与商品比较，有以下特点：（1）按计划调拨，不经过市场交换；（2）生产物的使用性直接表现为社会产品；（3）与调拨产品相对立的“货币”，不能进入商品交换，与一般的货币严格区分开。

调拨产品运动的第一个特点，它不通过市场买卖，而是根据社会的需要和生产的可能，按国家计划生产，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调拨（与此类似，农业集体经济内部也有一部分产品，在集体经济范围内调拨，如生产的粮食，作为饲料、种子用的等等）；生产物不通过市场交换，不转换为价值，而是以产品有用性，直接表现为社会产品。

调拨产品的第二个特点，调拨产品供给需方以后，需求单位要汇给供方一定的“货币”，但是，这种“货币”与企业发给工人购买商品的货币，被严格区分开来，这种“货币”不能流入市场购买商品，不进入商品交换领域。这种“货币”，与商品运动中的货币连接的是不同的经济关系。

可见，从调拨产品运动的对立两方面看，都不是商品。

马克思说：“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恩格斯说：“要成为商品，产品必须通过交换，转到把它当作使用价值使用的人手里。”（《资本论》第一卷 第54页）马克思强调的是“社会”的使用价值，而恩格斯则强调“必须通过交换”的产品。总之，他们强调产品的社会性，强调“交换”的社会形态。而调拨产品则以有用性的形态，直接表现了它的社会性，根本不经过交换，所以不是商品。

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性，使用价值只不过是价值的“物质担承者”；而价值是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生产品的交换，就是交换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抽象劳动，这是从质的方面考察；从量的方面考察，在商品交换的关系中，人类劳动的生产率越高，凝结在单个商品中的抽象劳动就会减少，商品的价值就降低。

调拨产品根本就不交换，因而也没有价值，没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性。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商品买卖，还有货币，但是，有货币也不能在市场上买到调拨产品；不仅个人买不到，就是企业单位也买不到。正如前面所述，调拨产品是按照计划供应的，只供应给下达计划的需求单位，除此而外，其它单位有货币也买不到调拨产品，可见与调拨产品对应的“货币”，也不是商品货币关系中的特殊商品。总之，调拨产品是与商品完全不同的一种全新的经济关系。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说：“在国营企业的生产活动以及在它们彼此间经济联系的发展方面，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在国营企业内部作为商品而流通的生产资料”（转引自《批注和谈话》下册 第476页）等论述中，还是把调拨产品说成是“商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是一种错误的观点。

总之，调拨产品与商品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生产的目的不同：调拨产品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而生产，直接以生产物的有用性满足需要；商品的生产，是为了实现价值、剩余价值；发生社会关系的途径不同：调拨产品是由社会的代表——国家，组织的订货会议发生社会关系；商品则是通过市场买卖发生社会关系；运动的方式不同：调拨产品是按照社会的计划进行生产和再生产，而商品是在一种竞争无政府状态中运动。可见，两种产品的现象形态和所连接的社会关系完全不同。

当然，调拨产品仍然与“货币”相对立，因此说明“货币”的内容就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人们的视线一时也不容易摆脱商品货币关系的束缚，对于这种“货币”的考察，将放在以后进行，这里只能说明它不是商品货币关系中的货币。

第二种，计划购销商品。

这是经过市场买卖的商品，具有一般商品的性质，但是，它的价格是由国家计划规定的，具有强制性，因此，我们叫它计划购销商品。这种商品与一般商品不同的地方，主要在于它的价格，与自由买卖的商品，完全受市场供求影响而波动不同。一些关系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在供求矛盾尖锐时，国家往往会发出辅助的票证，如粮票、布票等，以保证广大劳动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

第三种，自由买卖的商品。

自由买卖的商品则与一般的商品相同，它的运动形态是：商品——货币——商品，（当然也可能出现货币——商品——货币的运动形态），它的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受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影响而不断波动。

当然，这三种生产品同存在一个社会，彼此必然互相影响。正如斯大林所说：“绝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存在的东西。”（《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北京版 第13页）社会主义社会的调拨产品，对商品生产、流通有着重大影响。计划购销商品以及供求矛盾尖锐时，国家以票证的形式，保证广大劳动群众需要，稳定价格，就是调拨产品对商品影响的表现；反之，商品生产、流通的存在，也对调拨产品产生影响。马克思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淹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马恩选集》第二卷 第109页）调拨产品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普照的光。

(2)，劳动力不是商品

劳动力不再成为商品，是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区别的根本标志。

斯大林说：“现在，在我国制度下，说劳动力是商品，说工人‘被雇佣’，这真是十分荒谬的，好像占有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自己被自己雇佣，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自己一样。”（《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16页）斯大林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工人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劳动力不是商品等结论，正是需要求证的命题，不能靠逻辑推理得出，而只能通过对现象的分析来证明。正如毛泽东所说：“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原理、原则是结果，这是要进行分析，经过研究才能得出来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下册 第801页）

毛泽东时期国营企业的劳动者，在劳动以后要领取一定量的工资，这和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人，劳动以后也领取工资，从现象上看有相同的一面，但也有不同的一面。下面就对两类企业的劳动——工资现象的异同，进行一些比较、分析。

从质上看，首先是国营企业的劳动者，不是“自由”的劳动力，劳动者进入企业劳动，是由国家安排的。毛泽东时期我国的国营企业，中专以上的毕业生，由人事部门分配；一般劳动者则由劳动部门安排。

其次，劳动者在劳动之后也领取工资，但是，与私营企业的劳动者不同，他们的劳动总能转化为工资，不存在解雇、失业的现象。国营企业的工人，只要有劳动能力，就能劳动，劳动就能转化为工资。这一现象表明，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不是出卖劳动力商品；劳动以后领取的工资，也不是劳动力商品的价格；而私营企业的劳动者，经常有被解雇、失业的可能，表明劳动者只有劳动的人身条件，没有劳动的物质条件，因而有劳动能力也不能从事劳动。当劳动力商品被资本家购买了，才能劳动，获得工资，否则，就不能劳动，得不到工资。这种现象表明，工资不过是劳动力商品的价格。从企业方面看，企业能不能解雇工人，是区分是雇佣劳动制根本的标志；从劳动者方面看，劳动者能不能直接从事劳动，用现在通俗的说法，工人有没有“铁饭碗”，是劳动者处于主人公地位还是出卖劳动力商品的根本标志，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类企业的本质差别的表现。

从量上考察，国营企业工人的工资，也不随劳动供给的变化而变化，而是按计划规定的数量分配。在我国，实行的是八级工资制。而私营企业工人的工资，是随着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变化，而不断涨跌。可见，从量的变动，也说明国营企业工人领取的工资，不是劳动力商品的价格，不随供求关系而变动；劳动与工资的关系，不是商品交换的关系，而是劳动的报酬。

从以上的简要分析中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的各个环节，都存在着双重身份：在生产领域，劳动者既以主人的面貌，直接与生产的物质资料结合，从事劳动，不存在解雇、失业的问题，同时又以私有者的身份，占有一定的生产成果；在流通领域，一方面才存在着公有制的调拨产品，一方面存在着私有制残余的商品；在分配领域，一方面劳动者为社会、集体提供积累，另一方面还要领取工资；在消费领域，劳动者不仅以主人公的身份，在医疗保健、教育、住房等方面，享受着社会提供的物质资料，同时还要用工资购买一些生活用品，养家糊口。这种公有与私有两种经济关系同时并存在社会，是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存在着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发展方向，存在着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毛泽东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后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建国以后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 第413页）事实上，商品经济的自发趋势，只能是资本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毛泽东晚年的所说的理论问题，就是说明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中，还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着自发的资本主义趋势。当然，随着生产的日益社会化，社会主义社会这种过渡形态的社会，最终必将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3)，两种社会存在着不同类型的经济问题

由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不同，经济活动中呈现的问题也不一样。

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是雇佣劳动制度，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围绕着剩余价值、围绕着利润和工资进行斗争。资本家要求获得更多的利润，必然要求尽可能的减少工资支出，产业后备军的存在，是这种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一方面是财富的积累，大量商品卖不出去，资本输出，另一方面又是贫困的积累，大量的劳动者失业，吃不饱、穿不暖；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等等，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必然存在的问题。

社会主义否定了雇佣劳动制，建立了公有制为主的经济制度，劳动者都获得工资收入。失业的现象消失了；两极分化的现象也消失了；生产虽然高速增长，但是产品、商品总是供不应求，被称为“短缺经济”；也不会爆发经济危机等。当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存在着自身的矛盾，如劳动者作为社会主人与作为私有者的矛盾；积累和工资的矛盾；产品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矛盾，发展共产主义经济因素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矛盾等等。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说明的问题，这里只能简要的提及。

可见，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从经济基础看，不论是从总体的经济形态，还是从细胞形态；从劳动力的地位；从呈现出的经济问题等，都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一些人违背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从经济形态来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违背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否认社会主义就是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等，造成在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上的混乱，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表现，是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部分。

社会主义社会，不仅有经济基础，还有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在社会主义这种过渡性的经济基础之上，树立起的上层建筑，就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也存在着两种发展方向：一种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国家机器随之逐渐消亡；另一方面国家机器也可能演变成“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如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国家那样。本文重点是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强调经济基础决定社会形态的区别，对社会主义政治领域的特点，在其它地方已经论述过，就不进行更多分析了。

至于文化领域的特点，由于文章主要就是论述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社会意识的反映，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也不多说了。

“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等，开辟了我国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问题上的混乱局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在《全国社会主义论坛》上竟然说：“所谓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普遍幸福主义。进一步看，普遍幸福主义在现实世界中就表现为功能主义的社会主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原副所长徐景安也说，“普遍幸福主义就是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这是对社会主义直白、明了的解释。凡是有利于老百姓幸福、有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价值观和结构，都是符合社会主义的；反过来，不利于老百姓幸福、不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就不是社会主义。”（《首届全国社会主义论坛追述》）“精英”们否定经济制度决定社会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用“普遍幸福”之类的谎言，代替对经济制度的科学分析。类似的社会主义的定义，俯拾皆是。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提出：“正本清源地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根据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把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作出更明确的界定，即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规定为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市场经济(这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切含义)，从而对我们的基本政策给出逻辑一贯的理论说明，并使人们认识到，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并不是由国有经济所占份额的多寡所决定的。”（《首届全国社会主义论坛追述》）最近，谢涛则根据社会民主党执政的事实，认定欧洲国家为社会主义社会等等。可见，社会主义已经被我国的“精英”们糟踏成什么样子了！

2，怎样搞社会主义

在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混乱，必然对怎么搞社会主义带来影响。

A,是抓革命促生产，还是不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孤立地强调发展生产力

前面讲了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有人把社会主义说成是发展生产力，混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而在“怎么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又把发展生产力与社会主义割裂开来、对立起来。

邓小平把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对立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与发展生产力对立起来。他反复强调“一心一意搞建设”，提出了所谓的宏伟的目标：“发展经济，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达到八百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第一步，到本世纪末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二步，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邓选》第三卷 第9、77、117页）还说什么：“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邓选》第二卷 第234页）“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邓选》第二卷 第276页）等等。当然，有时候他也说：“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邓选》第三卷 第181、204页）可是，在南巡讲话时他又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等等。（《邓选》第三卷 第377、372页）实际上否定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

建国以后，毛泽东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根据新生产关系才能促进生产力大发展的原理，强调建立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他在一九五三年的《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中就指出：“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毛选》第五卷 第117页）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明确地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可见，毛泽东认为建立、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与发展生产力是紧密联系的，是发展生产的两个方面，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更好、更快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邓小平却反对毛泽东抓阶级斗争，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与发展生产力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他批评毛泽东说，“-----到一九六二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又转回去了，重提阶级斗争，提得更高了。”“十中全会以后，他自己又去抓阶级斗争，搞‘四清’了。”（《邓选》第二卷 第295页）等等。他还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邓选》第三卷 第116页）片面地强调发展生产力。

“发展才是硬道理”，是“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翻版。其实，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也宣称要向贫穷开战。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就不能大发展？为什么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大量贫困人口呢？据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就连最富有的美国，还有“约3500万人吃不饱饭”。（《参考消息》2007年6月10日 第6版），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当今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水平已经不低了，但是，一方面有很多商品卖不出去，大量劳动者失业，输出大量资金，而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一些吃不饱、穿不暖的贫困人口，这种两极分化的事实，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实现了人类飞往太空的梦想，但是，技术被资产阶级掌握，谁要运用这些先进技术，就必须付出高额的知识产权费，资本主义的知识产权制度，严重地阻碍了技术的推广、运用；资产阶级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成天提心吊胆地害怕出现“衰退”等，都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保夕’快进博物馆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第686页）不砸碎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力就不可能有大发展。只讲“发展是硬道理”，不讲用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才能高速发展生产力，掩盖资本主义制度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事实，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事实，证明了在生产社会化的今天，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苏联是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前所未有的。第二次大战前的一九三七年与第一次大战前的一九一三年相比，苏联工业增长了四点八八倍，而同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只增长了零点五三倍，其中美国增长零点九倍，英国增长零点二二倍，德国增长零点四一倍，法国增长零点一四倍。”“革命前俄国工业占世界第五位，欧洲的第四位；早在战后苏联工业已上升到世界的第二位，欧洲的第一位。一九一七年，苏联工业产值只占世界的百分之三，到一九六五年已上升到六分之一左右。”（转引自《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纵横谈》第336页 钱俊瑞主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我国的经济发展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新中国建立之后，“------总的来说增长速度在世界范围内还是最快的。例如，从一九五0年到一九七九年的三十年内，我国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百分之十三点三，同时期（一九五一——一九八0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应指标只为百分之四点六，发展中国家也只为百分之七”。（同上书 第340页）邓小平就说过：“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仔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我国工农业从解放以来直到去年（指1978年——引者注）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在全世界是比较高的。但是由于底子太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邓选》第二卷 第167、163页）可见，社会主义制度确实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

毛泽东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促进了生产力高速发展，还是长期停滞，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而邓小平的对这一事实的说法前后矛盾：前面说“--------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我们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物价和财经统一问题，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邓选》第三卷 第63页）可是，在另一个场合他又说：“中国建国三十年来------一个根本问题是，我们耽误了时间，生产力发展太慢。”（《邓选》第二卷 第311页）“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然而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固守成规，关起门来搞建设，搞了好多年，导致的结果不好-----------很长时期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我们在一个长时期里忽视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从一九五七年起，我们的生产力发展非常缓慢。”等等。（《邓选》第三卷 第115页、116、137、223页）事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新中国建立的三十年，生产力得到了高速发展。

走资本主义道路，搞雇佣劳动制，也能发展生产力，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出现短暂的繁荣；如战后的日本、德国以及所谓的“四小龙”等等。列宁早就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工业部门和各个国家的发展必然是不平衡的，跳跃式的。”“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工业部门，个别资产阶级阶层，个别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列宁选集》第二卷 第783、842页）但是，资本主义制度终究是没落的社会制度，在一个短暂的繁荣之后，必然又要陷入严重的危机。历史事实反复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性。

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事实，再一次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

邓小平说过：“我们确定了一个政治目标：发展经济，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达到八百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邓选》第三卷 第77页）他又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错了路了。”“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邓选》第三卷 第111、139页）当前我们的两极分化、新生资产阶级的事实，证明改革“失败了”，“走错了路了”！我国经济发展走资本主义道路，虽然出现了短暂的繁荣，但是，不可能避开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固有的矛盾：大量劳动者下岗、失业；两极分化；“黑砖窑”、“矿难”频繁发生，出现了新的“三座大山”等等，而且迟早要爆发经济危机！

走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经济，也必然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早在改革开放刚开始，邓小平就说：“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只要坚持这么干，情况一定能好转。” “----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一九五二年杀了两个人，一个刘青山，一个张子善，起来很大作用。”等等。（《邓选》第三卷 第33—34、156页）二十多年过去了，尽管“严打”不断，专项打击不停，我国社会治安、社会风气不仅没有好转，而且问题越来越严重。问题还是出现在走什么道路上。搞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就不可避免要出现这类社会问题。邓小平认为：“我们对刑事犯罪活动的打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打击下去，但是只靠打击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翻两番，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径。”（《邓选》第三卷 第89页）他还以苏州地区为例，说明工农业年生产总产值接近人均八百美元，就能解决人民的吃饭、基本生活问题、住房问题、就业问题、人口外流问题、普及教育问题，而且“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犯罪行为大大减少。”（参看《邓选》第三卷 地25页）时至今日，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八百美元了，但是，社会治安、社会风气并不像邓小平预计的那样。事实是，社会治安、社会风气等，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搞雇佣劳动制，生产力发展了，社会治安、社会风气，也会变坏；反之，搞社会主义经济，社会治安、社会风气就会越来越好。“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指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引者注）就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邓选》第三卷 第379页）这句话不完全对，如果共产党执政，走资本主义道路，像现在这样，照样消灭不了丑恶东西。新中国能够消灭丑恶东西，不仅是因为共产党执政，而且是建立、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两者存在着内在联系，社会治安、社会风气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不会按人们的主观意志，想怎么“抓”，就变成怎样的。可见，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

总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抓革命，促生产”，这样的发展观，才是科学的发展观；只有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才能指明我国发展经济的康庄大道。

B,是自力更生为主，还是依靠外资为主

是独立自主为主，还是依靠外资为主，这既是搞社会主义的方法问题，也是坚持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邓小平说：“我们要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也要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但是必然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在建国三十二年多时间里大体有二十几年，我们完全或基本上处于没有外援的状况，主要靠自力更生----------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我们仔这个期间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发射了人造卫星等等。所以，我们向第三世界朋友介绍的首要经验就是自力更生。”（《邓选》第二卷 第257、407页）“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邓选》第三卷 第3页）等等。

可是，他又说：“-----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邓选》第三卷 第375页）“至于吸收外国资金，这是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不用担心它会冲击社会主义制度。”（《邓选》第三卷 第135页）他更不顾什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直接以新加坡为典型，说：“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一个是外资企业利润的百分之三十五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一个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还有一个是带动了它的服务行业，这都是收入。我们要下这么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帐，略微吃点亏也干，总归是在中国形成生产能力，还会带动我们一些企业。我认为，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人家来做生意，就是要赚钱，我们应该使得他们比到别的地方投资得利多，这样才有竞争力。我们的劳动力比较便宜，有这个优越条件。”（《邓选》第二卷 第199页）等等。

外国资本，不仅仅是资金、技术，而且也是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利用外资不仅是引进资金、技术，必然也引进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

外资进入我国，与原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劳动力、市场等方面发生尖锐的对立，而不是什么“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

首先，外资要求“自由地”雇佣和解雇工人，要求工人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要求存在着大量的失业工人——“劳动后备军”。而在公有制的条件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工人不能“自由地”出卖劳动力，因此，外资的大量进入，必须摧毁公有制，不仅国营企业，也包括集体经济，“解放”劳动者，使他们成为“自由”的人。

其次，外资企业生产的商品要出售，除了以廉价商品供应国外，还要占领我国这个大市场，因此，必须把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的产品从市场赶出去。

再次，外资在我国建厂要占用土地，要求土地自由买卖，还要求有金融、生活等各个方面的“服务”相适应。

总之，大量外资进入我国，不仅要改变我国的经济关系，而且要根本改变我国的一切社会关系，最终会要求改变我国的政治制度，改变共产党执政的政权。

外资进入我国，是为了赚取利润，因此在投入的地区、行业、技术水平等方面都有它的选择。从地区看，一般是沿海地区；从行业看，主要是投入工业，首先是技术水平低的行业，即所谓“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等；对于技术水平较高的产品，则用“知识产权制度”，严格地加以控制；这就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一系列“不平衡”的根源。

要发展经济，扩大再生产，就必须有积累。是依靠外资，还是靠劳动人民积累，是决定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依靠外资，扩大的只能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依靠劳动人民积累，必然扩大社会主义经济关系。这就是存在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城市经济改革-----我们是走一步看一步，有不妥当的地方，改过来就是了。”“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邓选》第三卷 第78、113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科学，因此具有预见性，能够预见经济、社会现象发展变化的内在联系。而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恰恰是取消预见性。经济、社会现象的运动，存在着内在联系，依靠外资、私营经济发展生产力，必然出现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系列矛盾、问题，想要“改过来”就不可能了，更何况对“妥当”与“不妥当”，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认识。历史唯心主义则认为，经济、社会现象是人们主观意志的产物，人们想怎么改就能怎么改。而事实证明，经济、社会的发展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当前我国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就是证明。

综上所述，文化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修正主义的斗争，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正在我国激烈的进行着，而且将继续进行下去。中国共产党86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必将战胜修正主义，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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