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农业集体化思想合理性分析

斯大林农业集体化思想合理性分析

曹英伟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6期

【内容提要】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思想，是斯大林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苏联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总结和创造，是社会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苏联历史的选择，其存在有合理性；农业集体化运动和工业化运动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紧密联系的两个组成部分，没有农业集体化运动就不会有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因此，不能单方面否定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应把它放在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来考量。同时不可忽视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思想的缺陷。反思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思想，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走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将大有裨益。

对斯大林经济思想的评价，学术界普遍的观点是基本肯定其工业化思想及工业化道路，而对其农业集体化思想及运动则基本持否定观点。一是认为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运动违背（至少是终止）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二是认为农业集体化运动损害了农民的利益，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使苏联的农业发展长期落后，工农业发展比例失调。对此，笔者提出不同的观点：第一，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斯大林农业集体化思想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苏联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思想，都是时代的产物。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思想，是斯大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苏联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总结和创造，是苏联历史的选择，其存在有合理性，不能简单地完全否定之。第二，农业集体化运动和工业化运动是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两个组成部分，二者相辅相成，紧密联系，如果否认农业集体化运动，而肯定工业化运动，这从逻辑上说就是矛盾的。可以说，没有农业集体化运动就不会有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因此，不能单方面否定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而应把它放在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来考量。

一、斯大林农业集体化思想的基本内容

十月革命后，苏联党和国家面临的严峻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改造小农经济。列宁曾对此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走过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曲折道路。斯大林执政后，苏联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经济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工业化的发展遇到了障碍；20世纪20年代末发生的经济大危机使资本主义国家间和它们与苏联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斯大林发动了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并提出了改造小农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的一整套思想。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思想内涵非常丰富，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 农业集体化是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需要

斯大林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无产阶级政权不能长期建立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苏联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又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因此无论是从解决国家政权的基础问题出发，还是从避免苏维埃国家被资本主义吞灭方面考虑，苏联都必须迅速建立起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实现国家现代化。国家现代化首先是指工业的现代化，尤其是重工业的现代化。在这一点上斯大林与列宁的观点一致。由于当时苏联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因此这一切都必需依靠内部解决。作为农业国，苏联的农业必然要成为工业发展的重要支持者。但是小农经济无法担此重任。为了实现工业化，必须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依据苏联现实的条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最佳途径就是走农业集体化道路。

2. 苏联的农民必须走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道路

斯大林认为，改造小农经济有两条路可以走，即资本主义道路或社会主义道路。个体农民是小商品生产者，如果按照小农经济自发的发展方向，一定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那将意味着大多数农民陷入贫困、破产，失去土地，只有少数人发财致富。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能允许的。另一条道路就是社会主义道路。斯大林坚持主张，苏联的农民必须走社会主义农业道路，走集体化的道路，因为“集体化的方法是最进步的方法，这不仅是因为它并不要让农民破产，而特别是因为它使我们能够在几年以内就使全国各地都有了能够采用新技术，利用农艺上的一切成就和向国家提供更多的商品产品的巨大集体农庄”1。

3. 农民必须为工业暂时交纳“贡税”

斯大林从不否认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工业的基础，农业“是吸收工业品的市场，是原料和粮食的供应者，是为输入设备以满足国民经济需要所必需的出口物资后备的来源”2，所以必须发展农业。同时他又强调，农业发展的关键在工业，“高速发展我国工业是改造农业的钥匙”3，因为只有工业发展了，才能为农业发展提供拖拉机、化肥、农药，农业生产力才能真正得到提高。因此，发展工业是第一位的。由于苏联经济落后，工业很不发达，又得不到国外的支持，工业高速发展所必需资金的大部分只能由农业提供。为此，农民需要向国家交纳一种超额税，“一种类似贡款的东西”，“即在购买工业品时多付一些钱，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4。斯大林认为，高速发展工业，“这不仅是工业本身所需要的，而且首先是农业，是农民所需要的，农民现在最需要拖拉机、农业机器和肥料”，所以农民必须暂时承受这种负担，而且苏联农民能够“负担得起”5。农民的“贡款”包括：向国家义务交售的农产品；给机器拖拉机站的实物报酬；国家预约收购的重要工业原料作物。当时对农产品的不同收购形式规定了不同的价格。苏联的“贡款”制度一直实行到1957年才结束。

4. 集体农庄是合作社的高级形式

斯大林认为，列宁的合作化计划“是农村中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加引号的大计划，这个计划包括农业合作社的一切形式，从低级形式（供销合作社）到高级形式（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庄）”6。基于这样的认识，斯大林强调，集体农庄和合作社并不是对立的，而是新经济政策实施的两个阶段，“集体农庄是整个合作社运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列宁的合作社计划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实行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就是把农民从销售合作社和供应合作社提高到生产合作社，提高到所谓集体农庄的合作社”7。在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阶段，由于工业落后，工农、城乡之间主要靠商业交换联系起来时，供销合作社是主要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而在新经济政策的第二个阶段，即国家开始工业化，用重工业联系工农、城乡时，集体农庄则成为主要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

5. 集体农庄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杠杆

斯大林多次强调，小农经济“是最没有保障、最原始、最不发达、生产商品最少的经济”。要想改变农业经济的落后状况，必须发展大农业经济，因为只有大经济才能够使用大机器设备、使用化肥、利用科学成就，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集体农庄经济就是农村中的大经济。斯大林认
为，集体农庄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杠杆”。它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它是农业中采用机器和拖拉机的主要基地”。不仅如此，集体农庄使农民由个体农民变为集体农民，在集体劳动中可以克服他们的个人主义心理，所以集体农庄也“是用社会主义精神改造农民、改造农民心理的主要基地”8。

二、斯大林农业集体化思想的合理性

毋庸置疑，小农经济是分散落后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形式与现代化国家的概念极不相符。任何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都必须把小农业变成使用先进生产工具的大农业。苏联小农业变成大农业的过程与西方国家农业现代化过程不同，它是以一场社会大变革的面貌出现的。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打着深深的斯大林的烙印，以至于可以用“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道路”这一概念来表述苏联农业社会主义改革运动。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给苏联的农业发展和农民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后果，所以一直以来遭到多方面的指责。但是，我们必须明确的观点是，社会道路的选择是社会合力作用的结果，绝不是由某一种或几种力量决定的，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思想能够成为苏联社会历史的选择，必然存在其合理性。

（1）斯大林农业集体化思想符合苏联工业化和国家独立生存的大目标。20世纪20年代，苏联是处在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中的惟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资本主义国家把苏联看作是洪水猛兽，欲置于死地而后快。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苏联要想生存就必须建立起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经济体系的最高和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从1925年起，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成了苏联国家生活的中心内容。苏联的工业化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点。发展重工业，需要大量资金、粮食、原料，这些问题只有现代化的大农业才能解决。而苏联是小农经济占主要成份的国家，十月革命只实现了社会制度的变革，并没有把小农经济变成社会主义的大农业，相反却更加强了小农经济。原因是，十月革命消灭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使苏联的农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原来的大地主和大富农经济被小农经济和中农经济取代。战前，俄国有1500－1600万个体农户，而1926年有2400－2500万小农户。小农经济是半消费经济，粮食的商品率极低，在苏联只有11.2%。9这种经济不能推进工业化进程，只能阻碍工业化进程。所以，为了发展重工业，必须把小农业变成大农业。斯大林一再强调，苏维埃政权不能长期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即“建立在最巨大最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最分散最落后的农民小商品经济基础上”10。迅速改造小农业的最有效办法就是通过行政手段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集体农庄。因为在集体农庄中，农民可以在大片土地上使用机器拖拉机，这样，一方面能够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增加农业产量，为工业提供大量的商品粮和原材料，同时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为工业发展准备后备军，另一方面又可以解决农业机器设备的销售问题。因此，可以这样说，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工业化的基础。没有农业集体化，就没有苏联的工业化，就没有苏联的独立和强大。因此，不能肯定工业化而否定农业集体化，二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2）建立集体农庄，改变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与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一致，容易被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接受。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预测，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斯大林的集体化计划立竿见影的结果就是，既可以在短时间内变农村小私有制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又可以防止资本主义在农村复辟。这样的前景对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有号召力。

（3）斯大林农业集体化思想符合农业生产力发展方向的要求。小农经济是落后的经济，它无力采用先进的农业机械设备和科学技术，无法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只有大农业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对经济落后、农业人口众多的苏联来说，在不可能走资本主义农业发展道路的情况下，发展集体经济就成为其促进农村采用现代化生产工具提高生产力的最好出路。

（4）建立农业集体农庄可以解苏维埃政权的燃眉之急。1927年，苏联出现了粮食危机，斯大林认为造成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小农经济没有办法实现扩大再生产，不能使用机器拖拉机，粮食产量低、商品率低，是半消费性的；二是富农的力量增强了，他们利用手中的粮食，与城市的投机倒把分子相互勾结，投机倒把，抬高粮价。解决粮食危机的办法就是走农业集体化道路，因为如果把贫农和中农组织起来，建立集体农庄，分散的小农业就会立即变成集体农业，农民使用国家提供的机器拖拉机，就会提高粮食产量；集体农庄的农产品价格由国家控制，富农投机倒把的机会没有了，粮食危机问题马上可以解决，国家必需的粮食就有了保障。

（5）“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11的口号对普通农民、尤其是对带有封建意识、崇尚平均主义的小农具有极强的诱惑力。新经济政策鼓励小私有经济发展，这比较容易使农村中经济基础好、头脑灵活的人富裕，而广大贫农的生活改善不大。由于小农的特点，农民急切希望有一条捷径一下子富裕起来，或者能“均贫富”，寻求心理满足。“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这个口号既包含富裕的希望，又包含平均的色彩，无疑非常符合小农的心理，特别容易被他们接受，所以出现了在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农业越落后的地方集体化的速度越快，越贫穷的人越愿意加入集体农庄的现象。

（6）成立集体农庄有利于国家对农村经济的控制。小农经济是分散、独立的经济形式。新经济政策允许农民进行贸易活动，但国家却没有充足的工业品进行交换，因而造成国家对农村的实际控制能力下降。成立集体农庄，变小农经济为集体经济，国家可以通过经济计划指标和机器拖拉机站把全国的农业生产纳入国家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之下。苏联集体农庄使用的机器拖拉机不是由农庄自己购买，而是由国家拖拉机站向其提供有偿服务，报酬以实物形式支付。同时，拖拉机站还有一个特殊的职能，即在拖拉机站成立了政治部。作为党在农村中的非常机构，专门负责集体农庄的政治、组织工作，对集体农庄进行领导，实现国家对集体农庄的有效控制。

（7）党内政治斗争的需要。列宁逝世后，布尔什维克党内政治斗争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认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关键在于能否解决两方面矛盾，一是国内矛盾，即无产阶级与农民的矛盾，另一个是外部矛盾，即苏联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关于国内矛盾，斯大林认为，小农经济是私有制经济，它与无产阶级的公有制经济一定存在矛盾。但苏联的农民与西方国家的农民不同，他们与无产阶级在发展的根本问题上有共同的利益，所以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可以解决的，解决的办法就是，无产阶级利用手中的政权、城市、工业，总之一切手段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说，实现农业集体化是斯大林关于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观点的重要论据。

（8）在斯大林和一些领导人的头脑中，“革命”的惯性也起了很大作用。从古到今，没有哪一次革命是最初就能完全被普通群众理解的。群众需要革命先锋队的带领。所以斯大林不断强调，布尔什维克党要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在实践中，当农民产生了抵触情绪，甚至用屠杀牲畜、损坏工具表示抗议时，斯大林没有进行认真反思，而把这些看作是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干部和农民群众觉悟不够高的结果，因而采取了惯用的“革命”方法，不断强化行政手段。

斯大林农业集体化思想不仅在理论上存在着合理性，同时在实践上也存在着可能性。

（1）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颁布了《土地法令》，宣布废除土地私有制，土地归国家所有，因此，苏联的农民“也就没有西方农民的那种对一小块土地的奴隶般的依恋。这种情况不能不使小农经济易于转上集体农庄的轨道”12。

（2）短时间内赶上和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紧迫感”，是苏联农民能够忍受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带来的痛苦的一个重要原因。斯大林不断提醒苏联人民，“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旧俄历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因为落后而不断挨打”13。“落后就要挨打”这句口号就像悬挂在苏联人民头上的利剑，鞭策苏联人民艰苦奋斗、奋发图强。所以尽管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抵制行为，比如宰杀牲畜、毁坏工具、怠工等，但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荡。

（3）拖拉机推动、巩固了农业集体化运动。社会生产组织形式与生产工具紧密联系。小农经济是与手工劳动相适应的社会经济关系，而要建立集体经济，就必须有大的农业机械设备，用大机器把农民联合起来。拖拉机是向农民宣传集体化的最好的工具。拖拉机翻开土层，也翻松了农民小生产者传统思想意识的‘土层’，使农村凝滞的思想活动起来。尤其对于苏联农村中大量缺乏生产工具的贫雇农来说，机器拖拉机无疑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吸引力。

（4）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党内经过激烈的政治斗争，斯大林掌握了党和国家的绝对权力，客观上有利于按着他的意志进行农业集体化运动。

三、斯大林农业集体化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在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思想的指导下，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苏联基本上实现了农业耕作机械化，分散的小农变成了集体农民。但斯大林的理论也存在片面性和时代的局限性，给苏联经济、政治及社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思想，不是完全以发展农业经济、保护农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而更主要的是以国家生存的需要为立足点。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的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服务，为国家的独立发展作贡献。这一目的使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思想更注重其政治功效，而把发展农业经济放在从属的地位，正如俄罗斯学者波波夫所说：“苏联的经济政策一直都是起政治建设的辅助作用”14。这严重影响了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经济意义的发挥。

斯大林认为又“大”又“纯”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才是社会主义，而把非公有制成分都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对立物，对其进行彻底改造。马克思恩格斯曾预言，社会主义将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特征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在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条件下进行的，国家的经济成分呈现出多层次性和复杂性，因此不具备立即实现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斯大林摒弃其他所有制经济，建立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做法，阻断了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道路。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影响了小农经济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在对待富农的问题上，斯大林把富农看作是资产阶级，采取了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

斯大林不顾当时苏联现代化农业设备严重短缺和农民文化素质非常低的实际情况，片面、教条地强调农村生产组织形式的意义，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结果导致苏联一部分农民不接受、甚至抵制集体化运动。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与之相适应，人们应该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共同生产。斯大林的上述观点，违背了社会生产组织形式必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基本规律。在苏联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时，国家并没有足够充足的现代化机器设备供应农村，农民对先进机器及相应的生产组织形式的意义也缺乏足够认识，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却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强迫农民组织起来进行集体生产，必然不被农民接受，并且也扰乱了农业生产秩序。

斯大林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改造小农必须遵守自愿、示范、渐进的原则。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斯大林过分强调速度和范围，追求整齐划一。1930年1月，联共（布）中央通过决议，将全国农村分为三类地区，并为每一类地区分别规定了基本实现集体化的时间表。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任务，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行政强制的手段，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在此过程中出现过火行为就不可避免了。这种做法严重违背了列宁强调的改造小农必须遵守自愿、示范、渐进的原则，造成部分农民首先对农村的领导干部不满，进而导致对集体化运动进行抵制。

斯大林把优先发展重工业放在了过高的地位，忽视了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基本要求。把农业仅仅放在为工业服务的地位，从农业抽取得过多，“把农民挖得很苦”15，结果使苏联农业生产、农民生活都受到损害，造成农业经济发展长期滞后，“从1926年到1940年，重工业增长18.4倍，年均增长速度为21.2%；轻工业增长6.2倍，年均增长速度为14.1%；农业之增长26%，年均增长速度只有1.5%”16。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合理的，但是斯大林把优先发展重工业看作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工业化相区别的特征，这就使苏联的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影响了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

四、对斯大林农业集体化思想的反思

从今天的立场看，尽管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存在诸多弊端，但如果把它放在大的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考量就不难发现，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思想符合国家现代化的要求，也是在特定的历史时代苏联社会的必然选择。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俄罗斯学者亚•季诺维耶夫在《世纪伟人》一书中说：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集体农庄，就不可能实现工业化，而没有工业化，苏联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被击垮了。然而，就集体化本身而言也不是一无是处，集体农庄使人们的生活有了变化，“青年人有了成为拖拉机手、机械师、统计员的机会。与集体农庄相伴随的新生活方式，如会议、谈话、宣传报告等现象，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比以往更有趣味”。 17

同时，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教训也是沉重的。第一，农业政策必须以农业发展和农民利益为立足点，而且要与时俱进。农业经济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在制定农业发展政策时必须以农业自身的发展需求为基点，这样制定出来的政策才能促进农业的发展和保护农民的利益。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思想是苏联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服务的，当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后，它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但斯大林却把它看作是符合农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思想长期坚持，其结果是极大地伤害了农民的利益，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给苏联农业的发展造成了重大损失。第二，对小农进行改造必须用他们能够接受的办法。“农业集体化”的内涵不是简单地把农民组织起来一起进行生产，而是指分散的农民在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大机器设备的过程中有机地联合起来，并进行意识、心理改造的过程。这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而且必须用小农愿意接受的方法、途径。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是以一场社会变革的面貌出现的。为了“革命”的结果，国家常常采取强力甚至暴力手段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这严重地伤害了农民的感情。第三，不能搞整齐划一。社会组织形式是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人们的经济地位不同，需要的社会组织形式就不同。斯大林农业集体化思想的目标模式单一，就是建立集体农庄。当时苏联农村中农民的成分比较复杂，有富农、新经济时期富裕起来的农民、中农和大批贫农，他们由于经济地位不同，因而经济利益也不同，要求的社会组织形式各异。但是，斯大林却排斥其他的合作社形式，将集体农庄作为农村中惟一的社会组织。这种单一的形式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多层次需求，损伤了农民的利益。

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经验教训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前车之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也走过依靠农业支持工业发展的道路，农业、农村为工业、城市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工业、城市发展的许多成本是由农民、农业、农村支付的。实践证明，用农业的“奶水”喂养工业，是像苏联、中国等这样以农业经济占主要地位的经济落后国家加快经济现代化步伐的别无选择的选择，关键问题是，当工业、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须及时“反哺”农业，否则农业不仅无法执行支持工业的任务，甚至会拖工业的后腿。对此，我国政府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并且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2005年“两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其中就包含工农和谐、城乡和谐的思想。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和“十一五”《纲要》中，一再强调把全社会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和主要任务，为根本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政策保障。在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当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帮助农民发展集体经济将是各级政府的重要工作，因为小农经济始终是脆弱的和生产效率低下的经济形态，小农业无法使农民真正富裕起来，农民最终还是要走现代化大农业的道路。

斯大林的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思想符合国家经济发展方向。对此，邓小平也进行过阐述：“中国社会主义农村的改革和发展，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 18

1《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7页。
2《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1页。
3《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8页。
4《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9页。
5《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9页。
6《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6页。
7《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页。
8《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7页。
9《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页。
10《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3页。
11《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22页。
12《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7页。
13《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3-274页。
14波波夫：《斯大林与战后苏联的经济》，转引自刘显忠：《近年来俄罗斯学者有关斯大林问题的一些新研究》，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年第2期。
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83页。
16陆南泉、姜长斌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07页。
17转引自王丽华：《50年后再看斯大林》，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4年第5期。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页。

曹英伟（1963-），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辽宁大连 116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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