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梧（北京）
青年观察
我的《读书》就是充满反思精神的《读书》，充满对这个时代的关切的《读书》，具有士人担当精神的《读书》。这样的《读书》给了我反思精神，同时也开始启迪我：在反思中追问时代，也在这种对时代的追问中找到自我的根基。经由《读书》熏陶的“我”，即使日后没有《读书》，我想也是不碍事的：《读书》的汪晖时代固然迟早会终结，但是这种反思并不会终结。在这个意义上，我很感谢汪晖时代的《读书》。
《读书》到底是换人了。
从最初的“酝酿”到最后的尘埃落定，这个过程据说就是“《读书》事件”。围绕《读书》的人事问题引发了思想争论，这丝毫也不奇怪。因为大家都很明白，组织路线的更迭的背后必然体现思想路线的争论，而思想路线的斗争最终都会必然落实成为组织路线的调整。受师兄所托，让我对此写点东西。但是，当我临到下笔时，我却困惑了。既然号称是“《读书》事件”，既然引发了一些反响以及争论，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这里面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呢？我有些恍惚了。
前不久的《南方周末》对此给出了一个说法，说这次围绕《读书》的争论焦点是“左右之争”和“雅俗之辨”。我觉得这个说法其实什么都没说，熟悉近几年《读书》的人都知道这些攻击都已经老得掉牙了，了无新意。幸好，另一家“南方系”的媒体《南方人物周刊》提出了一个问题：谁的《读书》，尽管这里面有80%的篇幅是放狗咬汪晖的。“谁的《读书》”？言下之义就是《读书》不是你汪晖的，从归属关系上说是三联的，所以三联要换人就换人，没什么好说的。这个问题虽然提得愚蠢，但这倒是提醒我了，我可以谈谈我的《读书》。
《读书》当然不是我个人的，但我好歹也算得上《读书》的读者。很多人谈到过去的《读书》如何如何，然后汪晖时代的《读书》又是如何如何。老实说，以前的《读书》怎么样，我不知道，也没兴趣知道。我所读过的《读书》都是汪晖时代的《读书》，所以我只能说说我个人阅读《读书》的经历和体会。
我是从04年8月底进了北大后才看的《读书》，之前在上海街头的报刊亭上是不卖《读书》的。当时我看了04年8月份那期的《读书》后，感觉这里面的文章很是耐读，不像其他浅薄读物那样看完就扔的，于是就有了好感。那期的《编辑手记》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当时上面有这样一段话：“回答这些‘为什么’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去面对这些‘为什么’之后的为什么。社会的转型既能够激发人们的逐浪前行的弄潮激情，也能够激发另一些人难以遏止的危机意识。在观望那些一往无前的潮流之余，这些满怀疑虑的人们重新开始追问有关‘目的’——也就是‘为什么’之后的为什么——的问题：我们的各种努力的最终意义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之后的为什么其实就是一种关切，一种责任感，这个问号已经阙如很久很久了。我就被这种关切打动了。
打那以后，我发现，《读书》上的文章并不篇篇精彩，而且我看过之后就会很快忘却，但是《编辑手记》倒是很精彩，着实有些意思，能让人在掩卷之余回味良久。这些《编辑手记》多出自汪晖和黄平之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专门就一个问题展开反思，比如由贾樟柯的《三峡好人》所引发的对电影发行体制的批评，再如对于“亚洲问题”的讨论等等，主编们总是有意引发人们对之的思考；另一类就是主编谈谈该期的主要内容，往往会用一条线索把不同内容的文章串联起来，在这纷乱之后呈现出一种内在的问题意识；最后一类就是主编们会或明或暗地回应人们对《读书》的批评，诸如“新左派”或者“不好读”之类的。
在我看来，这些《编辑手记》在某种意义上比《读书》中的文章本身更具有价值。看上去，这些《编辑手记》试图让读者去关注主编们所提出的问题意识，这不是一种将主编高置于读者之上的“启蒙”姿态吗？其实不然，我国知识分子所钟情的“启蒙”姿态其实是居高临下地指示“无知”民众“应当”如何如何的姿态，但是《读书》的主编并没有这种“应当”，而是提出问题，让我们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去反思我们所处的当下，诸如“为什么”之后的为什么。“启蒙”姿态把受众看作是人力资源、购买力抑或生产要素，总之是可以支配的“无知”傻子兼瞎子。但是后者让读者展开反思，这种提请反思的姿态其实就是承认并尊重受众自身的思考能力，让每个人从自身的当下出发去好好思考我们的处境。
应当说，我从这两年的《读书》所获得并不是什么“新左派”的主张，而是一种充满疑惑的反思精神。在我的阅读经历中，我总感到《读书》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发问者，同时也是对发问者主体自身充满质疑的发问者。在这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我被灌输了许多“常识”，我对我所处的世界的理解就是按照这些并不牢靠的“常识”构建起来的。更要命的是，我对这些“常识”习焉不察，丧失了反思能力，将之视为理所当然，从而丧失了对意义的询问能力和对美好的想象能力。
例如，当我还没学习哲学的时候，我就认为，中国的确比西方差，各方面都“应当”向西方看齐，因为西方比我们自由，比我们富有。从小我的父母就教育我：中国人的素质何等差，外国人素质何等高，以后“应当”去国外留学拿绿卡（我周围的上海人都很热衷于此）。后来，我读了一些书，又意识到，过去我对西方太过崇拜了，总是用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来看待中国，丧失了文化自觉，我们“应当”确立文化自觉，不能再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中国自身就是具有几千年的历史传统的多元社会，我们“应当”从中国自身出发来构建对自身的认识。后来通过《读书》，尤其是今年第3期的《编辑手记》中所提及的“主体性”问题，我才意识到：我之前所持的“文化自觉”其实是“幻觉”，因为我对中国主体性的追求是建立中国和西方完全割裂的基础上的，其实中国和西方已经由历史完成了“内在的纠缠”。我们对今天中国的认识既不能依赖西方，也不能拒斥西方。那么我们自身的“主体性”究竟如何确立呢？这是一个问题，是《读书》让我反思的一个问题。
再比如，我之前总是持有这样的“常识”：今天的问题全部都是过去文革造成的，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叙事所具有的历史正当性在我这代似乎是毫无疑问的。06年第5期里的《编辑手记》纠正了我的看法：“许多人喜欢把今天的所有问题归咎到过去，也很愿意把未来设想为‘只要能够（或快或慢）摆脱过去，就能（或迟或早）如何如何’。这背后隐含着一个东西是：与过去‘彻底决裂’！前几十年的‘革命’也好，近几十年的‘改革’也好，它似乎都是合法性的依据。但是过去的东西，都一定不好吗？”
其他类似的、更为细小的反思还有很多，《读书》之所以提出这些反思，是为了呈现出我们所处的当下的复杂性，这些复杂性是无法消解在“自由主义”或者“新左派”这些关于“应当”的架构之内的。在《读书》这种努力下，我所接受的并不是什么“新左派”的主张，而是对这个时代的疑惑。在这种反思的视野中，《读书》给我个人开拓了许多眼界：例如长期浸淫在“中西之争”的我们所忽视的“东亚”，再如高默波文章中所呈现出的文革中的农村。这些无疑例外都在提醒我们“复杂性”的存在。05年第7期《读书》的《编辑手记》就如是说到：
“许多知识界的争论常常被笼罩在一些名词、概念的纠缠之中，更不用说那些蓄意的攻击和扭曲的评论了，但纷扰之后仍然能够留下的，使那些更为深入地研究、思考，以及经由这些研究和思考所展示的问题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的思考和研究才有能力提出和回应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和正在经历的大转变。常常有人说，《读书》是有倾向的，当然，只要发出声音，就一定会有倾向的：哪怕是装着可观的样子的论述，只要像阿庆嫂一样‘听话听音，锣鼓听声’，就能够知道那‘倾向’绝不比这‘倾向’更弱的。但是，《读书》的倾向是在多元的论述中展开的，是在不同的声音中构成的，是在对那些占据支配地位、想当然正确的前提的怀疑和质询中确立的，也是在相互的争论和自我的修正中发展的。”
因此，把汪晖时代的《读书》归为“新左派”本身就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而《读书》所倡导的反思精神所指向的就是这种简单化的意识形态。把《读书》的问题归结为“左右之争”，显然是贬低了《读书》在思想界的作用。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读书》并无意于左右之中站位排队，而是在“左冲右突”之中反思并质询当下。不论是“自由主义”，抑或是“新左派”，一旦作为一种“主义”，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就会沦为一种迎合意见市场的东西。这种先把问题简单化，再把主张给简单化的做法，不是不负责任，就是别有用心，妄图占据意识形态霸权，塑造公众的政治意志，而泯灭公众的独立思考能力。
显然，这种反思的姿态必然会告别文人们所追求的“风花雪月”，所追求的“文化”，所追求的“优雅雍容的文风”。反思精神本身就是严肃的，反思总是针对什么的反思，这个“什么”就是我们所处的当下和时代。我们无从躲避，只能劈面相迎。而这些“大众”都能够看得懂的、“喜闻乐见”的“文化”、“优雅雍容”其实是不负责任的“闲人”的“理想”。这种“闲人”无疑也就是庸人，不足挂齿。
我的《读书》就是充满反思精神的《读书》，充满对这个时代的关切的《读书》，具有士人担当精神的《读书》。这样的《读书》给了我反思精神，同时也开始启迪我：在反思中追问时代，也在这种对时代的追问中找到自我的根基。经由《读书》熏陶的我”，即使日后没有《读书》，我想也是不碍事的：《读书》的汪晖时代固然迟早会终结，但是这种反思并不会终结。在这个意义上，我很感谢汪晖时代的《读书》。
所谓的“《读书》事件”发生后，我浏览了许多网上的评论，我看完这些评论之后总在想：其实值得我们关注的并不是如何评价《读书》和汪晖，倒是不妨反思一下围绕《读书》所发生争论背后的一些问题。汪晖时代的《读书》一直试图捕捉这个时代，然而其本身又何尝不被时代所捕捉呢？毕竟，没有人能够置身这个时代之外。我想，值得我们反思的其实是作为思想评论刊物的《读书》在这个时代的尴尬定位和生存处境：这个时代是否能够容纳《读书》的这种反思的声音？
带着这样的反思，我们才能摆脱围绕“《读书》事件”的纷纷扰扰的争论。其实这种争论，当事人汪晖和黄平或许早已习以为常，因为他们在04年第11期里的《编辑手记》里早已用德里达的话预示了今天的争论图景：
“半个月前，著名的理论家德里达告别人世，在他的身后，有关‘解构’和他的一系列著作仍将使许多理论工争论的话题。……在这里，让我引述他最后的遗言以作纪念：
‘那个不久前的‘辉煌’时代诚然也并不是歌舞升平的。差异与分歧如狂风暴雨，它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那种人们用以整合它的同质性。’
过去如此，以后还将如此。”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注：配图来自网络无版权标志图像，侵删！
声明：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
责任编辑：heji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