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解构哲学的高度看动态增量建构民主制度
田忠国
中国有民主制度么?答曰:没有。没有怎么就解构民主制度了?坦率的说,中国虽然没有民主制度,但中国有集权制度,并且在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又在集权制度上结出了一个灿烂而有毒的恶果,这个恶果就是铁三角。也是这个铁三角,形成了中国当代的反民主势力。这种势力被刘永佶先生怒斥为“官僚资本是反民主势力的经济基础和集中体现,反民主势力的壮大,必然要求响应的政治专制,在其尚未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时,反民主的专制还是在局部和一定层面表现,而阻止对行政集权体制的改革则是他们的首要目标。如果不能及时以民主原则改革行政集权体制,任由对公有制经济的“私有化”不断扩展,那么反民主的官僚资本势力还会进一步扩大,以至从量变到质变,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到那时,它会在外国垄断资本的扶助下,实行更为严厉、全面的政治专制。”
中国怎么办?这是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的沉重话题,也或许,人们能从毛泽东先生哪里融合现代自由民主观念之处寻找到一条中国创新未来的发展之路,但绝对不是现在的以破坏环境、破坏资源掠夺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更不是以自私自利为核心,掠夺国家和民众财富的改革开放,我想,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无视中国的现实。
当然,毛泽东先生给出的路径,也是现在很多人仇恨的路径,他们为什么仇恨?因为,如果坚持毛泽东先生的民众路线,他们就会失去他们现在拥有的天堂。也当然,坚持毛泽东先生的民众路线,并不意味着将来就用武斗的方法解决问题,而是用毛泽东先生解放前曾经用过后来又放弃了的民主制度、民主选举的方法,动态有序的增量发展民主制度、民主程序建设,推动公民社会的健康成长。因此,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大脑思考世界上发生的人和事,并透过各种社会现象,透视出各种人的精神本质和社会本质,这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太重要了。
一、站在解构集权的高度搞民主制度建设
世界历史证明,所有国家都经历过集权制度的历史时期,中国也一样。中国和其它国家唯一不同的地方或许仅仅是集权历史比较漫长,对于中国集权为什么有那么漫长的历史,有人认为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也有人认为与中国人的隋性有关,而刘永佶先生则认为,“官僚政治对社会的统治,保证了个体劳动的小农经济的简单再生产,因此,它的矛盾相比其他阶级社会要缓和一些,更重要的是,在小农经济条件下,既不可能退回到旧的封建制度,也不可能形成资本雇佣劳动制度。”观点还是最令人信服的。几千年深厚的官僚政治基础,有什么力量可以捍动它呢?或许只有以制度解构制度的方式才能最终破解缠绕在中国脖子上的这条死结,死结不除,腐败不断,但从何处下手呢?制度还得制度治,所以,必须用解构集权的方法破解这个死结。
但是,什么才能有效的解构集权式的权力制度呢?那就是民主制度。解构的目的是为了建构,建构什么呢?建构民主制度。为什么必须建构民主制度?(一)、集权形成制度之前,也就是酝酿期,就注定了催生权贵阶层,权贵阶层的产生,就意味着权力宗旨的变质。这是个权力制度形成的权力机制问题,也就是说,这种机制催生了权贵阶层。不建构民主制度,就无法破除权贵阶层对社会发展产生的巨大的破坏力量。(二)、集权制是制约思想文化发展的最大障碍,而思想文化发展得如何,是一个国家能否占居无形空间最高峰的关键(什么是无形空间呢?国与国之间非国土意义上的利益空间,叫无形空间)。如果没有思想的大解放大发展,所谓的发展我们就摸不到北。(三)、建构制度必须解决情感倾向和价值倾向问题,因为,这是制度是否能成功的关键。我为什么要建立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这个自称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早就演变为集权官僚资本主义了。
集权官僚资本义的主要特征:一是权力与资本有互换功能,也就是说,权力可以通过自身的有效途径,变现为资本形式的存在。二是资本可以通过权力的作用,达到资本扩张的目的。三是权力不在拥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功能,而是具有维护剥削和黑恶势力的功能。四是权力运作的过程,就是一个资本运作的过程。五是权力的私有化与资本的私有化的合二而一。
(一)、从民主监督权上解构集权
按照我国的宪法精神,制定民主监督法,并建设长效的监督机构和监督平台,独立行使监督权。这个监督机构就叫民众监督院,工作人员由竞选全民选举产生。
(二)、从权力结构上解构集权
立法、执法与行政权分立,解构现在的集权式权力结构。在解构集权的同时,我们似乎还必须做好这几个方面的解构,才能真正完成对权力结构的结构性制约。
1、权力结构对权力结构的解构
民主权力结构完成后,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万事大吉了,因为,权力欲望在任何权力结构中都乐于寻找一种联盟关系,从而达到在联盟中获得欲望满足的目的,因此,最佳的权力结构是其自身拥有对联盟的解构能力。但是,这种对联盟欲望的解构能力,并不是因为权力结构本身就拥有这种解构的力量,而是通过权力运行流程和民众监督力量共同完成的。
2、权力结构的平衡点与动力源
对权力结构的解构并不是目的,而是通过解构或者叫制约,达到权力的平衡,形成权力的动力源,使之趋向全心全意为民众服务才是目的。怎么才能使权力结构具有不竭的动力之源呢?从权力作为的意义上来说:
(1)、同步性
(2)、互动性
(3)、规范性
或许是三权独立,各自坚守各自的目标,才能达成“公平公正、平等博爱、自由民主”的价值目标。
3、权力结构的三元目标
立法目标、行政目标和执法目标。
(三)、从还权于民上彻底解构集权
1、人大代表选举
在民主制度形成之初,暂时由人大会议产生国家领导人。
2、全民选举
条件成熟后,全民选举,其秩序为,竞选产生民众院议员,在此基础上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
3、常轨监督
超越法律规定的行政行为均属于违法,应受到法律或行政道德的审判。
二、站在解构假民主理论的高度搞民主理论建设
现在各种民主理论观念层出不穷,使人眼花缭乱的同时,过去用一个简单的左、右或新左、新右概念就可以分得清问题的现象再也不见了,代之而起的则是共同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和思索,执中而欲为天地立心,为道德立准绳,为权力立制度,为社会立标准成了部分知识分子的共识,但从他们,比如说仲大军、刘永佶、吴敬琏等人的情感倾向和价值倾向上,还是可以分得出他们的情感倾向和价值倾向的分野的。这种分野在走向价值的两极的同时,显示出仲大军先生执中于公平公正、平等博爱,立足于民众的情感立场展开了对理论道德和集权制度的考问,而刘永佶先生则在集权制度上展开了对自由与民主制度的思索,以吴敬琏等人为代表的精英利益集团,则再次为集权官僚资本主义开辟理论道路。
针对这种复杂而又迷雾重重的、吴敬琏等人的假民主理论(精英代表民众行使民主权利论),我们有必要站在解构假民主论的高度,在仲、刘等先生建构的自由与民主的价值基础上,建构中国的民主理论。
但中国的民主应该有什么具体的内容呢?
(一)、人的独立价值
1、人生而平等。
2、每个人自下生那一刻起就拥有和一切人同等的权利,不因家庭出身、社会地位、经济条件、宗教信仰、思想信仰而改变权利。个人权利包括:
(1)、人身权
(2)、思想信仰言论自由权
(3)、公平公正平等自由的发展权
(4)、平等获得财富并拥有财富权
(5)、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原则:权责统一。
和个人权利相对应的是国家权力,其内容包括:
(1)、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权
(2)、创造公平公正、平等自由的社会环境权
(3)、保护公民权不受组织、政府、他人侵犯权
(4)、国家发展战略(和谐环境、和谐资源、和谐社会,突出思想文化科学创新的科学发展观)目标制定权
(5)、维护公平正义权
3、当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相矛盾时,个人权利大于国家权力。
4、个人价值的体现:
(1)、生命的价值
(2)、思想自由的价值
(3)、管理政府的价值
(4)、创造的价值
(5)、独立的价值
刘永佶先生指出:“只有以人权为根据规定公民权,而全体公民也即全体达到成熟年龄的人平等地拥有政治权利,才有真正的民主制。”
三、站在解构权力欲望的高度搞民主程序建设
集权式的权力制度,其最大的机制功能就是催生权力欲望,因为,权力制度的本身,阻断了社会渴望公平正义的眼睛,变成了权力欲望自由放逐的天堂。或许,创建这套制度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毛泽东先生,在权力制度运行不久,就明确意识到了权力制度本身的重大缺陷。为了扼阻权力制度催生权贵的趋势,他一次次同制度机制形成的巨大惯性展开了殊死搏斗。文革的结束,或许意味着民众在制度机制惯性面前的失败,不久后的事实证明了历史内在逻辑:任何人在集权式的权力制度形成的机制下,都会无一幸免的遭到失败的命运。或者说,是集权式权力制度战胜了毛泽东先生,否定了他的思想价值的合理性。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权力宗旨价值如何长久的保持不变的问题。
当集权式权力制度恢复其正常的秩序后,隐匿在权力深处的欲望之火便熊熊燃烧起来。而这种权力秩序催生腐败的制度机制,终于以其强劲的势头倾泄了出来。如果说在文革期间权力欲望是被关在笼子里的猛虎的话,制度秩序的恢复则意味猛虎出笼。就目前的状态看,能制住这只猛虎的,或许唯有民主的权力运行程序了。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大脑思考世界上发生的人和事,并透过各种社会现象,透视出各种人的精神本质和社会本质,这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太重要了。
四、站在解构旧的思想观念上搞思想理论和制度创新
我国不仅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而且拥有丰富的集权思想资源,在这种资源下生活的人们,最大的可能是集权思想承载着习惯思维,在我们看似前进的制度运行机制下,被世界远远的扔到后边,因此,破除一切不利于民主权力制度产生的思想观念就成了我们的当务之急。现在,理论界有一种观点认为,集权的权力制度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但事实上却是,这种工作效率的代价往往是巨大的,因为,集权制制下的权力机制往往完全丧失纠偏功能,使错误决策持续数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对于一个家庭或者企业来说,决策的失误影响只是一个家庭或企业的未来,影响不是太大,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任何决策上的失误最终导致的是一个国家的灾难性结果(比如运10的下马,导致了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丧失,这种创新能力的丧失,对于我国来说无疑是一场重大的灾难性打击)。在可以避免而没有避免灾难事件的发生,是世界上最不可饶恕的权力犯罪行为,因此,站在建构民主思想文化、制度文化的高度看解构的重大功能,是避免或减少决策失误的有效途径。
2007-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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