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发时间：2007-11-06
十月革命的胜利与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纪念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90周年
沙健孙
如何反对外国的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如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之臻于繁荣富强的境地?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反复思考的主要问题。用什么思想武器去指导中国人为独立和富强而斗争呢?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只面临着两种可能的选择：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但是，中国封建王朝对于外国侵略者的屈服，已经宣告了中国封建主义的破产，宣告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不可能成为中国人民团结御侮的有效武器。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先进分子所找到的答案就是：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中国人学习西方，曾经是十分热烈、十分虔诚的。但是，所有这些努力在实践中都一而再、再而三地碰壁了。戊戌维新运动夭折了，辛亥革命流产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深的思考。中国的先进分子决心发动一场启蒙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批判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以便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现代国家、走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扫清思想障碍。这个运动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这个运动是从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开始的。
应当肯定，当封建主义还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对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提倡，在客观上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间少数具有远见卓识的人物已经开始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文化思想采取某种保留态度了。比如，陈独秀1915年在赞颂法国文明时，把创立社会主义(指空想社会主义)看作是法国人对于近代文明所作的三大贡献之一，认为这是“反对近世文明之欧罗巴最近文明”。李大钊在1916年5月说过，“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毛泽东在1917年8月也说过，东方思想固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
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对资本主义持某种程度的怀疑和保留的态度的呢?这是因为：
第一， 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已经比较明显地暴露出来。陈独秀就讲过：“自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用广，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专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者也。”
第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它用以往任何时候不曾有过的尖锐的形式，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指出，当时在西方世界中许多人都感到“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这种情况，不能不对中国思想界发生影响。李大钊就说过：“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中国人是否还应当在西方人后面亦步亦趋，继续走这条路，当然就成为问题了。
第三， 中国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努力屡遭失败的事实，更使他们对资本主义建国方案的可行性产生了极大的怀疑。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人们看到，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于是，“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正是由于怀疑资本主义建国方案在中国的可行性，中国的先进分子才会想到要另辟蹊径，去探索挽救中国危亡的新方案，从而为他们尔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合宜的思想土壤。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左翼人士，后来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不是偶然的。
不过，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开始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采取某种怀疑态度以后，并没有立即就选择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过：“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人们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还很不发达，所以还不具备讲社会主义的条件。陈独秀就说过：“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当然，对毛泽东的这句话，不能从绝对的意义上去理解。事实上，他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上就说过：“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开始在欧洲走路，走得比较慢。那时我们中除极少数留学生以外，一般人就不知道。”“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 “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不过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符合实际的。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它昭示人们，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一旦觉醒起来、组织起来，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创造出维护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崭新的社会制度。
这个革命正好发生在中国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尝试遭到严重的失败，中国的先进分子陷于极度的彷徨和苦闷之中的时候。它不能不对中国发生深刻的影响。
在中国，实践已经表明，封建主义的老一套是过时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又走不通，那么，它的出路究竟是什么呢?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十月革命的爆发，确实使中国人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李大钊当时就讲过，十月革命所开始的，“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路。
“十月革命是怎样成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的推动力量的呢?
首先，十月革命给予中国人的一个启示就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用社会主义思想指示自己走向解放之路。
十月革命发生在俄国，而中国有许多情况和俄国相同或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十月革命的实践告诉人们，“物质文明不高，不足阻社会主义之进行”。中国的一些先进分子由此想到，既然俄国的国情同中国相同或近似，那么，俄国人可以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来解决他们国家的问题，中国人为什么就不可能这样做呢?
青年毛泽东曾兴奋地指出，“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种变计”。“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其次，十月革命诞生的社会主义新俄国号召反对帝国主义，并以新的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这是推动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又一个重要的原因。
李大钊曾经指出，近百年来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摧凌的中国人民， “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
1919年7月，苏维埃俄国政府公开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废弃(俄国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特权”等。这个宣言于次年3、4月间冲破中国反动当局的新闻封锁，在《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发表出来。长期饱受资本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在得知宣言的内容之后，无不感到“无任欢喜”。《新青年》杂志刊登的中国舆论界对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反映中，就有人这样说：这个宣言体现了新俄国宪法的“要铲除资本主义侵略主义的精神”，我们应当由此前进一步，去“研究俄国劳农政府的主义”，赞同“俄国劳农政府所根据的真理”。
第三，十月革命中俄国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的广泛发动并由此赢得历史性胜利的事实，也给予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推动他们去研究这个革命所遵循的主义。
正因为如此，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社会主义思潮开始注入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并且逐步地发展成了这个运动的主流。
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的，是李大钊。十月革命之后，他独具慧眼，首先指出这个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他说，一叶落而天下惊秋，听鹃声而知气运。我们应当有这样的历史眼光，努力地去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
不过，开始时，许多人对社会主义还只是一种朦胧的向往。无政府主义、革命的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等等观点在各种报刊上纷然杂陈。中国的先进分子只是经过反复的比较、推求，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的记载，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生动的例证。报告讲到，1921年1月1日起，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在一起接连讨论三天，解决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等问题。会议指出，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几种：1、社会政策;2、社会民主主义;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5、无政府主义。报告说：“方法问题讨论至两点钟之久，主席付表决：赞成波尔失委克主义者十二人”，“赞成德诺克拉西者二人”、“赞成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者一人”， “未决定者三人”。报告据此认为，“方法问题大体解决”。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主要是由以下三种类型的人物组成：首先，是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其代表，除李大钊外，就是陈独秀。其次，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左翼骨干。其代表为毛泽东、蔡和森、杨匏安、周恩来等。再次，是一部分老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其代表是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其中李大钊、陈独秀属于先驱者和擎旗人，毛泽东等五四运动的左翼骨干则是其主体部分。他们确实是当时中国的一批最优秀的分子。他们是历尽千辛万苦，经过各自的摸索，才找到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集合起来的。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的先进分子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这件事情，具有极其伟大和深远的意义。毛泽东说过：“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有人说，当时中国人学的只是列宁的著作而不是马克思的著作。他们并不了解马克思主义。说这种话的人，明显地表现了对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无知。
开始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来学习马克思主义，这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一个特点。以李大钊指导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例。据《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6月16日)的记载，当时该会藏有马克思主义的英文书籍40余种，其中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雇佣劳动与资本》，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无产阶级革命》等;中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有20余种，其中包括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以及恽代英译的《阶级争斗》、李汉俊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李达译的《马克思经济学说》等。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北京党组织所得到的这些马列主义原本，大大改善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真谛的理解”。
诚然，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同时，中国的先进分子也开始注意学习列宁的著作。不过，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对于列宁及其著作的了解还很有限。“因为几年来这里和俄国断绝交通，俄国各著作家的书籍不能够自由出口，美国的图书馆也极少俄国社会学者和经济学者的著作”。李大钊在《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和现在》(1921年7月1日)一文中曾说：“列宁的著作译成英文的，我只看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是集合列宁与托罗士基最近的演说而成的，纽约印书社印行)、《苏维埃政府的要图》(纽约Raud School印行)和《国家与革命》三种。”
列宁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列宁主义的阶段的。重视学习列宁著作这个事实本身表明，中国的先进分子一开始就是站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作斗争的列宁一边的，是重视列宁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同中国的国情相近的俄国所提出的新的理论观点和所提供的实践经验的。这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健康发展，有着极大的积极作用。
我们知道，在五四前后流行的众多学说中，许多喧嚣一时的思想流派后来大多退居后排，有的甚至从根本上归于寂灭了，只有马克思主义逐步发展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流，直至成了中国思想领域的主流。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从根本上说，这固然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思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它比其他任何一种学说都更加具有说服力;同时也是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和优点分不开的。
注意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又一个显著特点和优点。李大钊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当人们以一种理论“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时，这种理论“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即在运用中得到发展。这说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在实际上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应当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尽管当时还没有这样明确地提出这个命题。
中国人民的斗争自来是英勇的，一旦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斗争的胜利就是不可阻挡的了。历史表明“那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被中国人民学会了的科学的革命的新文化，第一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第二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又一名走狗蒋介石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对于中国红军的阻拦，第三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第四仗最后地结束了美国和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及其走狗蒋介石等一切反动派的统治”。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中国人民又赢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建设和改革的辉煌的胜利，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能够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说，“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否则，任何思想都是起不了这种作用的。所以，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继续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的发展。
(文章来源：《中华魂》200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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