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出路何在？
范正美／2007年8月
（本文是2007年9月15日在的演讲稿）
近来大家的议论越来越集中，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出路何在？看法却不尽一致。有人说，所有问题都出在邓小平在毛泽东逝世后，全面否定文革，推行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取向资改，全面走资本主义道路，导致信仰危机，政治腐败，公有制经济崩溃，国有资产流失，私有化趋势，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三农问题突出，群众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学生就业难，干群关系恶化，社会道德沦丧，社会治安严重，工农弱势群体增加，资源浪费、生态破坏，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如此等等。也有人说，问题出在毛泽东上。还有人说是体制问题，也有人说，是社会主义理论有漏洞；等等。这些回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一定的道理。
我是理论与体制互因论者。我认为，如果只是归责于个人，还是就事论事，没有抓住事情的本质，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特别严重的是，这对于我们认识中国问题的严重性，提出正确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很不利。
我认为，毛泽东逝世后，之所以造成今天这样的严重局面，就是公共意志和公共权力在共产党绝对领导这面旗帜的掩饰下，变成了个人权力的滥用与一党一派的垄断，人民民主根本没有法律支撑和基本保障。也就是说，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并没有从理论上，完全解决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自控和约束机制问题，因而在实践上，我们中国没有形成一种反腐防变的国家运转机制，反而使得邓小平借势发展起来，成为文革的最大赢家。有人说，你这样说与右派毫无二致。不，根本不一样。右派是全面反对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否定共产党、取消共产党，否定革命、取消革命，我们是忠于毛泽东、拥护毛泽东，拥护共产党、维护共产党，坚持革命、发展革命，研究中国为何在毛泽东逝世后，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的历史教训，进而找到一条改革的新思路，坚持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促进中国共产党的反思与自身的改革，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挽救社会主义的中国。
众所周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旗帜最先是毛泽东打造并鼎力举起来的。他在很多场合一再强调，要改变苏联那套指导方针和体制，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具有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制度；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所做的一系列批示，说的最明白不过。特别是他主持制定的《十六条》表述得很完整。毛泽东不仅为改革开放造好了舆论，做好了必要的准备，而且还规定了正确的方向和方针。邓小平只不过接过毛泽东的口号，利用当时相当多数的干部和群众对文革受到冲击不满、对现实生活不满的情绪，反其道而行之，宣传毛泽东只抓革命、不抓经济，只要革命，不顾人民生活，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今不如昔，在一片讨论检验真理标准的喧嚣声中，滥用党的领导和个人权力，排除异己，打击文革积极分子，搞清一色的拥邓派，砍倒毛泽东继续革命的旗帜，立起自己倒退的旗帜；取消广大人民关于改革开放的话语权，把人们对他的资改方向的批评斥责为极左思潮，把不同意见的人打成改革开放的反对派；在指导思想上，邓小平采取渐进的方针、蚕食的政策、碎片修正的策略，又打、又拉、又压、又骗。另一方面，由于广大人民对他的认识有一个过程，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由孔孟之道灌输并普及的小农占优势的社会，跑步进入社会主义之后，通过文革的冲击，不少干部和群众的怨气具有浓重的急得利思想，加上他的资格，占据上位，严格控制了党和传媒，残酷扼杀、镇压不同意见，左派在文革中本来就没有形成队伍，经过批林以后更是七零八落，尽管大家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但在打到“四人帮”后经过残酷的清党，组织上被彻底击溃了，完全处于守势，在基层散兵作战，同时在战略思想上也没有取得一种共识，没有找到一种理论、一种方式，不能对错误的、走偏方向的东西进行卓有成效的抵制，致使改革开放完全由邓小平扶植的少数所谓精英们为所欲为，方向越走越偏，问题越积越多，社会主义的事业走向衰败，人民遭受极大的伤害。现在，大家都看清楚了邓小平是走资派，中国问题疾重难返。这个教训是极其沉痛的，学费是昂贵的。现在必须改变这种被动状态，主动运用公民参与改革开放的话语权，旗帜鲜明地、系统地提出新的思路和系统的改革方案，高屋建瓴地将改革开放扭偏的方向纠正过来。也就是说，我们要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敢于行使公民参与改革开放的话语权，积极地、主动地参与改革开放的设计。
大家还清醒地记得，邓小平一开始虚晃了一招，从政治上空谈毛泽东的动机、全面否定文革，全力攻击毛泽东搞个人迷信，提出不搞终身制，恢复党内民主，大倡所谓政治体制改革，支持民主墙，很得一些知识分子和群众的欢心，后来他知道广大人民对反毛不满，民主与法制改革的锋芒直指着他，于是，他就急忙封住了政治改革的大门，来个不讨论，变本加厉地滥用个人权力，从经济上下手，取消姓资姓社，以经济为诱饵，引工农欢心。这一招开始也很奏效，工人、农民果然对他感恩戴德。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对于邓小平的这一套逐渐识破了，工人、农民，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开始觉悟，认为邓小平的所谓改革，其实就是要取消公有制，回到旧社会去。但是，时至今日，他们又感到事已至此，认识恨晚，甚至感叹中国到了癌症晚期，谁也无能为力了。
这说明，现在的形势变了，群众通过亲身的痛苦经历，逐渐取得了共识。大家知道，社会发展的智慧适应社会关系的变动所激发起来的理性和情感，具有呼唤力。如果我们的正确意见能够溶进社会发展的智慧中去，并形成强大的意识流，那么我们的意见就会影响社会的进程。这就是我这样提出问题的由来。
为了说明我的意图与看法，让我们不妨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
一、近、现代国家宪政体制的发展和演变
大家知道，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提出了著名的“主权在民”的论断，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经过后来学者、政治家演释之后，在西方获得广泛的认同，成为近、现代资产阶级革命派、改良派的精神旗帜。他们认为，应该从根本上明确主权，即行使公意的这种权力，属于人民。政府的执行权只不过是人民授予的权力。为了确保人民的权力，就必须明确，这种执行公意的主权，从属于立法权。因此，法律是公意的表达方式，宪法便是法律这种公意志表达方式的最高形式。就是这样一种理论，指导着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宪政领先人物，创立了划时代的“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在一些国家政变频发，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却只有国家领导人中途换马，政局还是稳定的。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所以几十年腐而不朽，甚至有某种新的复苏和发展，除了资本主义在经济上还有其发展的余力、社会主义国家的开放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有一整套民主、法制、宪政的国家理论，并且吸收了社会主义的某些思想，采取各种缓和阶级矛盾、特别是调和劳资矛盾的法律措施，所建立的宪法机制约束着它的统治者，而不能使野心家、阴谋家肆无忌惮地膨胀发展。依据这套民主、法制、宪政的国家理论，建立起来的这种资产阶级国家运行机制，具有四大要素：一曰宪法至上，二曰权力制衡，三曰公民民主，四曰舆论自由。有这样几个特点：
1、宪法通过全民公决投票确立，体现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追求，奉行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是资产阶级公共意志和公共权力的集中表现，一经公决，不能根据任何执政党的意思而随意变动。
2、宪法制定的原则和规定高于一切，任何个人和政党休想置于宪法之上，国家整套机器完全按照宪法确立的原则与机制运转，以确保国家发展的方向不能动摇。
3、通过竟选淘汰制选举国家领导人，把本阶级最优秀的人物推上掌握公权的政坛，使之握有宪法赋予的一切权力，通过议会行使公共意志，至少在形式上任何政党和个人不能决定任何大事，不承认任何政变。
4、立法权、行政权、监督审判权三权分立，在野党监督，相互约束与制衡。
5、官吏不得公然违宪、违章，公民依照宪法可以公开批评政府及其官员，直至要求弹劾总统和官员。
6、公民依照宪法享有罢工、游行、集会、结社、言论自由。
7、军队为国防军，受制于国家掌控，与原来建国的政党无关。一旦有事，根据宪法赋予的权责，授命总统行使。日常社会控制，由警察实施。
8、法院依据宪法授权独立行使裁判权，惩治违宪、违法的政府领导人。
应该说，资产阶级宪政有其反人民性和资产阶级的虚伪性这一面。但是在欧洲经验的基础上，进而形成的美国宪政体制，维护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追求是极其鲜明、极其有力的。可以这样说，资产阶级在开辟自己前进的道路时，不仅在经济上创造了人间奇迹，而且在政治上，所推出的宪政机制正是人类人文发展的历史进步。
因此，我们绝不能对资产阶级民主、法制、宪政的可借鉴性而加以根本否定和排斥，而应该依据政治科学的、人文发展的、历史进步的原则，重新认识其意义和作用。
二、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蒋介石的中国
孔子活动在奴隶社会末期、新兴地主阶级推动革命的年代。他一生费尽心机，力图挽救行将崩溃的奴隶主的统治、阻止新兴地主阶级建立政权的斗争。他的思想在当时极端反动，但是因为他的核心是维护剥削，主张王权神授、真命天子，坚持等级森严的阶级统治，力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教，实行有教无类的奴化教育，反对人民犯上作乱，这些正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维护刚刚建立政权的愿望，所以被具有远见卓识的董仲舒看到了，上书汉武皇帝，于是孔子学说逐渐成为后来封建专制统治的精神武器，到孟子学说的形成，历经后人进一步完善，孔孟之道便成为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的思想文化基础、整个封建专制社会上层建筑的核心。
大家知道，自汉以后，中国封建的中央集权专制政权虽然几曾改朝换代，城头变换大皇旗，甚至也有过大的几次分裂、地方割据的局面。但是，总体上说，我国的封建地主集权政治，其根本政权模式、制度却不断完善，特别是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不断加强，而且中国的版图也得以扩张，封建的、宗法社会延续了两千来年，应该说主要得力于孔孟之道。以至于后来不反孔，就不能兴民主、讲科学。
到了明朝，在世界资本主义大兴之际，欧美各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地实现了社会转型和产业转换，而我国依靠孔孟之道维护的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却依然延续下来，直到清朝实现了集大成和新的发展。那么，这个过程，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地主阶级的国家公共意志和公共权力表现为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权组织形式，皇权世袭，日益完善化，日益精化，日益规范化，程序化。
第二、封建专制社会的意识形态由于孔孟之道获得的独尊地位，在不断反复的皇朝更替中，越来越得到加强，形成了体系完备的，以皇权为中心的巩固的上层建筑，维护着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
第三、为封建社会服务并张目的吏治训练和整个教育制度的关联越来越明确、越来越规范，建立了一支稳固而强大的队伍，成为封建专制制度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人力资源库。
第四、主要通过刑法制度的完善和苛刻的审判制度，形成了封建专制社会的国家法统和军事统治，保护着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权组织形式、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
第五、封建地主阶级的国家公共意志和公共权力的讨论和制定，采取上朝直面皇帝的奏章制和谏议制，蒙上了天命神授、真龙天子的威仪。
第六、为了补充上朝制的不足，一些开明的皇帝又采取微服私访的形式，解决了一些疑难事例，在上下一片叫好声中得以逐步发展。
可见，这是一种完备的封建专制体制，是一种皇权统治下的封建的一元化集权统治模式，其要害是：皇权即法，皇帝专制，民众无权，舆论一律。它适应落后的农业自然经济和这种条件下生成的思想文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地主阶级的国家公共意志和公共权力的掌握和行使，国家政治、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主要靠皇帝的德性、素质和能力，靠训练有素的军队、监狱和官吏，靠愚弄人们的精神鸦片——孔孟之道。因此，当商品经济发展以后，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方式逐渐发达以后，科学技术的信息冲击，代表不同经济利益的政治代表，纷纷登场提出政治要求，这种封闭的封建统治的危机就来到了。
这种封建专制体制，完全是一种人治体制。皇帝继位，采取世袭的太子制和必要的筛选，国家机器运转的状况完全取决于皇帝。所以，就有所谓明主、贤君、昏君、暴君之分。明主、贤君主政，一是整顿纪纲，建立法度，完善律法；二是启用贤人、能者，敢于任人、用人；三是吸收前朝或历史上的教训，避免重复前人的错误；四是坚持反思，居安思危，谨慎从事；五是建立谏议制度，听取不同意见，中止不妥做法。我国历史上，就有所谓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等之说。而昏君、暴君，便滥用皇权，动辄启用军队、监狱，宠用赃官、奸佞之臣，于是纪纲崩坏，社会诚信、道德沦丧，最后，兵败山倒，新朝继立。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开国也好、明主也好，所有这些不同皇朝的做法，都仅仅限于本朝的皇帝，基本的法统和举措并不具有连续性。皇帝死了，人亡政毁，人亡政去。
因此，在这种封建专制体制下，有三个不可避免：
一是政变不可避免。政变的形式，无非是皇室内部争权、夺势；朝野进步力量夺权或野心家、阴谋家篡权几种情况。在这方面，林彪有过统计，以为世人知晓。
二是政治恶性循环。新君开国比较好，到第二代、第三代就开始离开先主的心路，直至衰败滋生、新朝代替，如此循环往复。
三是官吏上下串通、内外勾结、左右拉帮、结党营私，买官卖官，贪污贿赂成风，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肆意鱼肉人民。
这就是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社会的发展史。
孙中山受西方民族、民主革命的影响，有以“天下为公”之心，试图行”公仆”、”服务”之事，为救国救民，愈挫愈奋，从不向恶势力低头，终于推翻了满清皇朝帝制。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孙先生曾提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案。这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文献。1912年3月8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11日公布施行。分为总纲、人民、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法院、附则等七章，共五十六条。
可以说，临时约法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制度，是中国从基层升发起来的，公共意志和公共权力民主化的一次尝试。它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临时约法体现了民主主义精神。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和信教的自由；人民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同时也有纳税、服兵役等义务；在政府的组织形式上实行“三权分立”的原则。规定全国的立法权属于临时参议院，参议院有权议决一切法律、预算、决算、税法、币制及度量衡准则，募集公债，选举产生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弹劾大总统和国务员，对临时大总统行使的重要权力，具有同意权和最后决定权。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统率全国海陆军，制定官制官规，任免文武官员等，但行使职权时，须有国务员副署。受参议院弹劾，等等。
大家知道这个南京临时参议院，显然不具备国会及其产生的人民民主基础，因为它不是通过人民公选产生出来的，也就不具备国会的性质和权威，而是通过革命浪潮推涌、凭着某种情势，建立在沙洲上的一株昙花，所以很快被军阀势力打得落花流水。一句话，孙中山根据他的三民主义，所做的宪政努力被北洋军阀所践踏。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要求中国民族解放，各民族平等，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孙中山的民权主义要求主权在民，建立法制国家，人民拥有政权，政府只拥有治权，实行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要求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通过革命实践，以后孙中山又在此基础上，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成为新三民主义的根本标志和革命灵魂。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反动分子根据需要对三民主义进行了大肆地歪曲。蒋介石把民族主义解释为“反共抗俄”，自由、平等、博爱等；蒋经国则认为三民主义就是要缔造一个均富、安和、乐利的社会；有的人还把它解释为“自由、民主、均富”等。这些解释的实质与孙中山先生的思想是根本不同的。
然而，应该看到，孙中山的宪政，有西方的影响，但基本上还是中国式的，是很不彻底的。因为他没有采取宪法讨论、批准的全民公决形式，以及这种形式的普及性宣传，因此以后也就无法坚持。
不过，值得重视是的孙中山在改组后的国民党一大的宣言里，提出了著名的“今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的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而私也。”显然，这里集中了当时人民民主革命的思想成果，表达了广大人民的愿望，想通过建立新型的有中国共产党参政的、联合的资产阶级民权国家，集中公共意志，实施公共权力，保障广大人民的民生、民权。
不幸的是，孙中山病逝后，在北伐过程中，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蒋介石，利用共产党领导人的幼稚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建立了蒋家王朝。
这一段历史大家很熟悉。蒋介石篡夺革命领导权之后，通过“清党”和反革命大屠杀，举起大刀，向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突然袭击，实行法西斯专政，国家为买办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所专有，成为少数人谋私有、压迫平民的工具。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代替了光明。
但是，蒋介石这个独裁者，在拥有独立武装的、高举民族、民主革命大旗、有一整套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中共面前，虽然大施淫威，也总在舆论的下位。因为民主、法制、宪政已经深入人心；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的思想在大江南北传诵；美国的后台老板也因此阻止了他的疯狂。这一点，很值得深思。它告诉我们，由民众支撑的理性思维，能够形成巨大的冲击波而为所谓主流媒体奈何不得。
三、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中国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蒋介石的叛变和大屠杀，并没有被其反动气焰所吓倒，而是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志的尸首，又前进了。
针对党内的错误，毛泽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提出了崭新的民族民主革命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以后又适应国内外形势，调整战略、策略，正确指导全党进行了抗日战争，胜利地进行了解放战争，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于建国前夕的1949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具有宪法意义的共同纲领，在这个基础上，于1954年通过全国人大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一切权力属于全国人民，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义务，确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1974年四届人大，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1954年宪法基础上，进一步修改，明确规定中国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将罢工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写进了宪法。
众所周知，毛泽东高瞻远瞩，根据苏联、东欧发生的一系列演变，联系国内形势发生的新动向，重提阶级斗争，提出了著名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逐步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断定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能利用他们窃据的党政财文大权，在国内外出现适当条件的时候，就要夺取政权，改变中国党和国家的颜色，进而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晚年又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对象就在党内，就是党内的资产积极。告诫全党，党内的许多人，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针对邓小平复出发生的问题，警告党内：邓小平代表资产阶级，永不翻案靠不住，走资派还在走。所有这些，都是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应该说，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确实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其意义极其深远。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探讨应该通过何种程序，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机制，才能反修防修，也就是说，如何建立一种机制、一种制度遏制党内走资派的走资倾向，防止他们将其篡权阴谋变成夺权行动，或者在他们政变一旦上台之前、之后，广大党员和人民大众能够援引一种不可动摇的根本制度和机制，去抵制和扭转他们的政变或上台后的和平演变。换句话说，毛泽东的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可能变质的警告，但是并没有从苏联变质的教训中，借鉴资产阶级的有用的成果，提升人类业已取得的积极的有益的历史经验，去打破事实上的苏维埃的终身制，打破党内事实上存在的家长作风，把他的理论通过共产党的努力，变成一种人民可以启动的公共意志、变成人民可以制约和运转的一种公共权力，即通过可以依据的全民公决的宪法原则及其规定的制度，推动国家机器机制的良性运转，实现人民自保、红色江山自保，而给历史留下了难以弥补的缺憾：
第一、这两个宪法都是在借重革命威势的环境下以人民代表大会的形式批准并没有通过全民公决；宪法的修改，虽然有一定的限制性规定，但修改权也仍然操纵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执行，使宪法不具至高无上的权威性、稳定性和连续性。也就是前面说的只具当朝性。
第二、宪法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对军队的领导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不能变更的，但是，既没有规定中国共产党只能在宪法指导下活动，也没有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物的质变、权变，进而担任国家领导的必经程序，更没有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约，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物的质变、权变受到质疑时，人民和人民代表大会可以采取抵制的宪法授权，直到动用人民军队采取干预的宪法授权。
第三、中国的人民代表和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上完全由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控制产生的，因此人民代表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和权威不保，只有形式上的权威，没有现实的实用价值，在关键时刻不起作用，形同虚设。
于是，就暴露了以下四大问题：
1、宪法大还是党大？宪法与执政的共产党是什么关系？宪法是根本大法，高于一切法律、法规，也高于一切政党。但是，在中国，宪法并不是中国的根本大法，中国共产党的章程以及方针、政策甚至个别领导人一篇不经意的语出就高于宪法。
2、宪法可不可以根据需要随时修改？为维护宪法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宪法应该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特别是根本性规定，是不容随意改动的。但是，在我国，只要共产党领导人提出修改意见，就可以根据他的需要随时进行碎片式的、局部或整体的修改。例如设不设国家主席就是一个明例。
3、宪法应该具有连续性，但是在中国没有。也就是说，宪法的各项规定，都是现任共产党领导人确认设立的，在其领导期间内具有约束力，下一届领导人上台就可以修改宪法，宣布上届宪法某些条款作废或无效。
4、人民民主权利可以随便取舍吗？不能，但是，在中国，人民权力的赋予或取消完全由共产党领导人说得算，人民不能批评执政的共产党。
所以，这里的问题是很明显的：
第一、宪法应该如何制定？根据人类的历史经验，宪法的制定和修改，必须实行全民公决。但是，中国的宪法，制定权和修改权是人民代表大会；而人民代表的资格基本上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提名、群众通过的。
第二、中国共产党和宪法是什么关系？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政党，她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成功，立国制定宪法之后，就必须按照宪法开展自己的国务和相应的政治活动，不能凌驾于宪法之上。这个问题在革命政权建立之后的一个短的时期，因为革命领袖的业绩和威信似乎很荒谬，但在过了这个时期以后，问题就充分暴露出来了。
第三、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应该如何体现？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主要是在于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路线和社会主义方向。因此，把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绝对化，首先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认为，世界上任何生物、事物必然走向自己的对立面——异化，共产党也不能例外。国际共运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其次，把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绝对化，也是违背毛泽东后来提出来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党内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存在资产阶级的学说。因此，只有共产党保持自己的先锋队的性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路线和社会主义方向，即便如此，其领导地位也必须得到宪法确认的授权机关批准才有意义。再次，把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绝对化，也是违背人类历史经验的。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说明，一个党可以通过革命取得执政地位，同时它又应该通过制定宪法,确保执政的合法性，而不能因此永远成为执政党。因为这里存在一个人民依据宪法进行选举和只有共产党不变质才能成立的问题。
第四、国家机器运转如何应对共产党内部的质变、权变问题。既然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党变不变色的问题，关键在于共产党内部的质变、权变问题。所以宪法必须规定应对这方面的制约机制。有人说不是有罢工和四大规定。同志们，那是秀才（领袖）写在黑板上的文章，一旦这个秀才倒了，就不管用了。
第五、人民基本权力如何确保问题。应对共产党内部的质变、权变，关键在于宪法赋予人民这方面的权力，也就是应该有一种救援机制。但是毛泽东领导制定的宪法，不是通过全民公决通过的，而是毛泽东领导的人民大会制定的，人民代表的地位不保，人民的权利便不保。因此，他一死，新上任的领导人就可以重新召开人大推翻这些规定，人民代表和人民只能干着急地看着新领导人的作为，而无权过问。
这五个问题说明，毛泽东留下的国家体制，其要害是：共产党领导至上，宪法缺乏长远的约束力，国家机器运行的三种权力徒有形式上而实际上仍是党领导的一元性的体系，舆论一律，公民缺乏事实上的宪法赋予的民主监督权。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主席。党的领导代替了国家机器运行机制，于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就在党的领导的名义下，所谓连选连任，实际上的终身制，权力至上，得以滥用个人权力的条件，形成党的主席就是党，就是国家，就是宪法，就是政府的局面。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一生总是想着人民，想着社会主义事业，站得高，看得远，在党内总是比别人高一筹，其坚持社会主义的决心和信心，在党内高层实际上处于少数，其同事多是民主革命时期加入的同路人，特别是他退入二线想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的理论以后，刘邓将他架空起来，恰在这时，赫鲁晓夫上台，国际上掀起了反共、反华、反人民的大合唱，斯大林的问题被各国共产党的许多资深的高层领导人曲解了，中国党内外特别是高层领导刘邓等人离开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倾向十分明显，社会上特别是农村，走回头路的问题十分严重。就是这样一种环境和条件，使得他的意见很难贯彻，不得不运用自己的资格和地位行使主席的权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而为党内中上层领导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在这种情况下，刘邓提出了一条对立的压制革命的路线，使全党的组织体系走上了歧途。于是，毛泽东试图通过群众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捍卫马列主义、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的种种努力，终于衍成了他领导人民反潮流的历史壮举，但由于刘少奇、邓小平的对抗和干扰，发生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历史悲剧。
就是这样一种特殊时期形成的党内做法和国家法律背景，由毛泽东授命的华国锋打着毛泽东的旗号，依靠叶剑英，动用国家军队，在一些利令智昏、神经错乱、思想糊涂的要害部门领导人的配合和支持下，毫无抵挡地发动了政变，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逮捕“四人帮”，启用邓小平。邓小平又凭着其历史地位和作用，积聚原来的领导班底，借势推到华国锋，打着共产党领导的旗号，搬用毛主席的话，开始他的中国“新长征”行的。
大家不妨回忆一下，邓小平上台，就是以党的名义，行使所谓党指挥抢的权力，第一步就是重整班底、抓队伍、造舆论，控制党政军制高点，发动所谓真理标准的讨论，全面否定文革，全面攻击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砍倒毛泽东的旗帜，树立自己，乘势急速召开人大，动手修改宪法，取消四大和罢工，没收人民的民主武器，将人民推向无权的深海。
第二步，否定文革得手的同时，他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废除终身制，借势发动所谓经济体制改革，提出关心人民生活，以经济利诱取悦工农；借口抢时间，取消人民的话语权，先是取消民主墙；而后提出对改革开放不讨论，提出要造成一种不可逆转之势，使中国朝着搞垮公有制、推行私有化的道路迅跑。
第三步，抓住苏联解体、东欧事变之际，迎合帝国主义需要，公然提出不问姓资姓社说，完全取消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积极、共产党同国民党的界限。
三板斧过后，邓小平就是党，就是宪法，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就是共产党的会议，成了新时期的旗帜。于是，中国便只有一个声音：邓小平的声音。人民对改革开放存在的问题、对共产党内部的质变、权变不能批评，也无权批评。批评他，他就可以动用国家机器镇压。八九民运，从整体上讲，只是针对腐败，却遭到残酷镇压，形成独裁结局。鉴于民运的教训，于是稳定压倒一切，成为邓氏及其以后的打人大棒。
大家知道，邓小平把毛泽东晚年出现的问题推到了极致，他可以为所欲为。1、开一次人大，修改一次宪法，取消人民的罢工和运用四大的权利；2、身为中央委员，就可以当中央军委主席，指挥枪；3、他在党内外没有任何任职，却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而可以指挥一切；4、他可以通过党支部的生活会废除总书记，也可因一句话罢免另一个总书记；5、他出言就是法，将数以百万计的文革造反派打入另册，解除他们应享有的公民的政治权利；6、瓦解公有制，实行私有化，推行所谓不可逆转的改革开放；7、指定接班人，任人唯亲，大搞宗派主义，把共产党的领导变成了一派专政；8、否定反修防修的中苏论战，将毛泽东思想淡漠化、边缘化、装饰化，公然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
说到这里，应该特别指出：毛泽东晚年的做法是刘邓架空他之后、国际国内阶级斗争极端尖锐、极端复杂的产物，与邓小平打着党的旗号实行专制不能同日而语，毛泽东满心为的是马列主义的灵魂，社会主义的道路和人民利益，邓小平是奔资本主义，为少数人。但是也不能因此否认毛泽东的历史局限性，看不到中国问题的历史根源。
四、从江泽民到胡锦涛的中国
江泽民继承邓小平的事业，再次蹂躏宪法，在其控制之下，进一步修改宪法，将资产阶级欣赏的所谓三个代表思想塞进了宪法，搞全民党，实行书记兼人大主任的办法，把党和人大形式上的分治，进一步推向了一元化的极端，从上至下，各级一把手个人说得算，把人民民主权利剥夺殆尽。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对宪法实行碎片式修改，提出了所谓平等保护说，为私有化的合法化打起了宪法保护的旗帜，完成了他的创举——“他改变了中国”。
江泽民试图重演邓小平的故事，继续操纵军队，虽然受到了上下抵制，退出了领导职位，却仍然想继续控制政治局面，以图改变世界。
江泽民把共产党变成了宗派主义的领导，在邓小平宣布不再搞运动之后，党内上下、内外互相勾结，贪污腐化猖獗，专制主义横行，群众对此的不满，由地下的朋友私谈，变成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地面洪流。
胡锦涛上任后，做了许多调整，提出“两个务必”，“科学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社会”、“和谐国际”，试图调和现有矛盾，实行“创新”，就是这种背景，反思改革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涌现了一大批宣传反思的好文章。疾重难返，私有化和两极分化，还在进一步发展和扩大。现存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矛盾尖锐，问题成堆，不是“和谐”政治可以奏效的。
五、社会主义的历史教训
社会主义兴起以后，经过巴黎公社的失败和苏联、东欧的瓦解以及国际共运的现状，有这样一些教训：
1、社会主义就是人民民主，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建立和发展。这种专政是人民对少数资产阶级剥削者的专政，必须建立一种人民民主机制，全心全意依靠人民。民主是个历史范畴。民主是社会进步的方向，但是民主也有两重性，即有其组织纪律排斥性、自发性和破坏性的一面。既要保障民主，又要防止极端。
2、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共产党领导实现的，但是共产党在发展过程中，同其他一切生命现象的异化、变质规律一样，既有领导人的个人权力滥用、变异、更替，也有机体的异化、变质问题。需要解决领袖、政党的呵护机制。
3、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存在一个党的领导、宪法与人民群众、与军队的关系问题，应该建立一种机制，保障宪法和人民的至高无上的权力，防止党的领导和党的领导人的权力滥用。
4、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但是社会主义偏偏发生在落后的国家，因此，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既不能急于搞一刀切的公有制，也不能盲目地发展非公制经济。
5、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过渡形式，充满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并且具有你死我活的性质，但是这种斗争在多数情况下，并非都是对抗性的敌我矛盾，大量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宜采取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的形式，这样容易犯斗争扩大化、打击面扩大化的错误，伤害人民群众。
6、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路线，但是马克思主义也需要与时俱进，以防止僵化和教条化。
7、社会主义又是一种文化，必须开展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斗争，但又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放舆论，实行宪法保障下的公民自由。
8、社会主义必须建立新型的教育制度，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但是又必须坚持科学、文化的自由发展。
这八条教训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解决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关系，解决共产党领导和人民民主的关系，解决共产党领导和宪法、法制的关系，找到一条国家机器、社会活动运转和共产党领导层的质变、权变不受影响的途径。
六、当代中国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出路何在？
说到这里，大家看得分明，当代中国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就出在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旗帜下，公共意志和公共权力的个人滥用与一党一派垄断，人民没有民主的宪法支撑和保障，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那么，中国的问题就会更加严重；如果我们也拿起空泛的党的领导这根大棒打人，那就会为右派高举黑旗，将中国引向黑暗创设条件、打开方便之门。
出路何在？就是推动中国共产党，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高举民主、法制、宪政，科学与人文进步，建立宪法约束机制的大旗，以天下为公，对人民和历史负责，认真借鉴资产阶级关于国家安全、社会进步、政治开明的积极成果，借鉴国际共运的历史教训，全面总结和提升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力争避免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厄运，完善社会主义理论和思维，完成中国共产党的涅盘——自身变革，建立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正确性、纯洁性的机制，推动通过共产党提出新的治国纲领，早日实现全民立宪、全民选举全国人民代表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立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参议机制，规定中国共产党人提名参选国家领导人的宪定程序，建立国防军体制，以形成真正的人民民主宪政机制，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果。
它的革命意义就在于，通过共产党推动建立的这种宪政机制，第一、它保障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方向、道路不为任何政党、个人的意志而改变，也不受任何政党、个人的意志驱使；第二、它保障了国家机器和社会活动依宪、依法的规范性运转，不为任何政党、个人的意志而改变，可以遏制阴谋家、野心家篡夺国家领导权的图谋，引导国家机器和社会活动的运转走向公开、公正、公平；第三、它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力不受侵犯，不为任何政党、个人的意志而改变，使公民可以依宪、依法行使监督权，在必要时可以弹劾国家领导人，直至要求其引咎辞职或加以法办。第四、它保障了公民的言论自由，不为任何政党、个人的意志所干扰，保障信息的自由通畅，大大促进科学、技术、文化的开放性发展，推动人类智慧的创新和进步。这种宪政机制，完全符合生命工程的运转机制，它依靠神经中枢和生命规则运行，不管在什么环境和条件，依靠机体的有组织的运动，具有适应自身生长发育和外界变化的自我调节功能，具有生命体的免疫力。
这样，就可以真正实现：人民江山坐得牢，任何人想反也反不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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