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笑非先生撰文《揭伤疤还要等到何时？》，质疑笔者“六四时究竟发生了什么”、真相尚未明了之说。按照他的观点，有“高科技的卫星录像和中外媒体的客观报道”、“数百万北京市民的亲眼目睹”、“高文谦、胡绩伟、王若水等原体制内高层人士的亲历亲闻”、“[天安门母亲]的血泪控诉和蒋彦永医生的慷慨上书”，真相早就一清二白了，何来“政府与海外民运至今各执一端，各说各话”？
偏好于道听途说的一面之辞，凭理念、喜好轻下结论，这是群众运动舆论成形的基本特征。无独有偶，在1990年代“苏东波”时期，西方媒体曾大肆渲染罗马尼亚发生了镇压事件，死伤五千人。当时也是媒体报道，舆论声讨，更有当事人“血泪控诉”及西方政治家严词抨击；尤有甚者，西方媒体还详尽“披露”了镇压细节，其中包括孕妇被刺刀划破肚皮、婴儿从中脱落的煽情画面。事后证明，这一切都是罗国内自由派精英与西方号称“客观公正”媒体的联手杰作。当时只发生了小规模冲突，伤亡数十人；所谓孕妇剖腹，完全是特技处理的效果。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煽动民意，推翻暴政，而设局者也确实达到了目的，齐奥赛斯库被推翻、夫妇被处死；不仅如此，革命成功后一片欢呼，人们忙于控诉齐氏罪恶，没有人需要为虚假报道买单。
这种例子，在苏东波及其它国家被颠覆案例中并非个别。在第一手材料公之于众以前，不能排除对六四的各种叙述中也有类似“孕妇剖腹”的夸张甚至虚构情节。当然，依据现有材料，有两点是清楚的：
1，六四时开了枪，发生了流血事件；2，有平民被军人误伤--但也仅此而已，仅此两点，离真相大白还很远，需要澄清的内容还很多。以笔者之愚钝，从各方叙述中，至少有以下三点不明：
1，伤亡人数。这一问题难道是无关紧要的吗？对此，难道不是“政府与海外民运至今各执一端，各说各话”吗？政府有能力搞清这一点，但海外民运不相信它的结论；民主精英本身显然没能力得出正确结论，他们的数字都是拍脑袋拍出来的。在当时那种极度震撼、感官及心理都被刺激到极限的情况下，如果还有谁能凭“亲眼目睹”得知事实全貌，除非他是超人。高文谦、胡绩伟、王若水们，也并非能够掌握全面资讯的“原体制内高层人士”。
2，因果。开枪究竟是怎么发生的？究竟是军人不分青红皂白枪击无辜，还是在遭到暴力袭击后的示威性反击？两种因果，开枪者的责任大不一样。
3，授权。事发当时，军队接到了什么样的命令，得到何种授权？邓小平的原话、原意是什么？相关各方仅仅是在履行维护秩序与稳定的本份职责，还是有所逾越、滥权？有一点可以肯定，事件中没有谁是“魔鬼”；如果有可能，谁都希望能够避免流血。
上述3点，即使是法庭判案，也是必须事先澄清的细节；细节不明，则是非责任不明。但是，民主精英们显然并不在意这些细节的真相如何，他们只是选择他们愿意相信的相信着；理念之所在，即真相之所在，正义之所在。如果当事人受难者基于情绪有此反应还属正常，但其他民主精英也大都持此观点立场；他们并非仅仅义愤于被禁言，而是一开始就自视为真相已在手，真理已在手，正义已在手。他们同样容不得不同声音、容不得逆耳之论，视笔者这种探询真相的理性言论为“魔鬼辩护士”--这是群众运动大多易于偏离理性、走向极端的一个例证，这样做虽然能够占据舆论和“道义”的制高点，将对手搞臭、为自己增辉，但这种舆论倾向性代替不了历史判决，在当前情境下，它也无益于问题的解决。
笑非文中提到1960年代初所谓“饿死三千万国民”这一著名案例，那同样是以理念、情绪、愿望代替实证、形成舆论的典型案例。仅仅依据三年前后出生人口的差异，就推导出“饿死了三千万国民”的惊世骇俗结论，这不是严肃的学术态度。早就有持不同观点的学者指出：所谓“平均出生率”只是一种概率，它并不是推导即时数据的有效工具；影响人口出生的因素很多，出生率完全可能因为其它原因而发生重大波动。
三年自然灾害中有人饿死是无疑的，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还有人因饥饿、炎热而死亡，但当时饿死人数是否达到三千万之多，并没有有效证据和有力论证。许多人之所以乐于将“饿死三千万”当作学术结论到处运用，是因为他们愿意相信这样的结论；除此之外，就是媒体逐奇媚俗、推波助澜。涉及到事实真伪问题，并非简单的“人心所向”即可作出判决；无论是愿意相信或不愿意相信，都只能说依据还不充分，真相尚未大白。
二，张三一言先生撰文说，“魔鬼”是存在的，例如“希魔”、“日本鬼子”等等。他不知道的是，他口中的“希魔”，和他及许多民主精英一再为之欢欣鼓舞的小布什先生其实是差不多的同一类人。他们同样虔诚信仰上帝，相信自己是在代上帝践行人间正义；他们都追求本国的“绝对安全”，都不惜为此诉诸武力，“先发制人”。按照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的逻辑，希特勒的战争真是太有必要了；如果再加上“错误情报的误导”，希特勒再不发动战争，那简直就是置本国安危于不顾，纵容邪恶、罔顾天理了。
国际上流行一种说法，说什么民主制有利于世界和平，民主国家不会妄动干戈，这是典型的睁眼说瞎话。自近代以来，大多数殖民战争都是那些民主国家发动的；冷战后，民主美国又成了战争发动机。所谓“民主国家之间不诉诸战争”的神话，在几年前的南联盟科索沃之战中也被粉碎；至于当代几大“民主国家”相互不战，这无非是因为他们属于同一个军事同盟及利益集团而已，这难道很奇怪吗？这又关民主什么事了？
三，郭罗基先生撰文《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说什么“政治问题只能从政治上解决。政治问题用军事手段来解决，这就破坏了规则”--但是，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遵守郭先生的这种规则，没有哪个政府只要郭先生所说的“光彩”和“信义”，不要秩序与稳定；否则，全世界的治安部队和防暴警察大都要失业了。
笔者与郭罗基一样反对六四动武，但这种反对同样需要理性适度，不能使用极端的、明显站不住脚的逻辑。应该反对的是过度使用武力而非适度使用暴力，因此，为判定是非功过有必要厘清事发时的种种细节，以辨析各方责任之轻重有无。但由于笔者在前两篇文章所说的理由，纠缠六四与现阶段中国社会进步的迫切要求相冲突，因此，“六四伤疤尚未到揭开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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