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是动态之源、动态是发展之力
田忠国
在几十年前，人们在地上画个圈把东西放在圈内，那个圈就成了没有人攻破的大锁，不论放多少天，物主再去的时候依然如故。那个小小的圈子，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是根本不值得一提的愚蠢，但在我眼里，那却是早就远逝的社会道德秩序，据到过美国的人说，美国现在还保存有中国的这种遗风。
但是，社会的道德秩序并不否认因利益而起的矛盾，也无法阻止因利益矛盾而产生的冲突，但就是这种道德秩序，使社会的矛盾与冲突，总体上总能保持在和平的动幅之内，或许，这才是一个国家必须具备的社会基础秩序。
道德观的流行，使一个范围内的社会群体，各自在自己的阶层内与不同的阶层发生着关系，因利益的原因而产生的矛盾便不可避免的出现了。矛盾的出现可能有两种不同的结局，一种是在统一的价值观念下，通过和平搏弈或者叫斗争实现利益配置的合理，并促生强大的社会道义感。另一种情况则是，不同社会群体的权利失衡，导致利益诉求的难以为继，最终由利益冲突演变成暴力革命。
暴力革命产生的原因，是一个阶层承受不了另一个阶层压迫之重后的无以选择的选择，所谓逼上梁山，中国的暴力革命是这样，世界各国的暴力革命莫不是如此。马克思的伟大发现或许就在这里，并由此产生了无产革命学说。在这一学说影响下，西方的强势阶层认识到，如果他们想更好的生存，就必须使欲望与贪婪限定在某个弱势的多数认可的范围之内，并为弱势的多数创造各自的发展空间，否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就是他们的丧钟。
可以说，西方的强势集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教育出来的具有更高智慧的人群，是一群更高超的反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那些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但还好的是，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却使资本剥削达到了合理的维度，也就是说，得到了弱势的多数的基本认可。
当然，马克思主义对他们的教育，如果没有社会压力，也就是说弱势的多数的抗争，权力理性与资本理性也不可能自动诞生。
这是因为权力和资本的天性就是邪恶的，只有在强大的弱势群体的共同的压力下，权力和资本的邪恶本质才可能受到抑制，并显示出权力正义的一面。也就是说，权力正义来源于社会的巨大压力，而不是来自于权力宗旨。因为，权力在没有社会压力的前提下，宗旨就变成了掠夺社会财富的幌子。
权力正义是产生资本正义的前提，也就是说，权力正义是维护社会利益合理配置的前提条件，试想，一个以邪恶为目标的权力，怎么可能成为维护社会正义的力量呢？当然，世界上的任何权力，都不会自觉的成为恶的力量，其主观愿望都是为了使权力成为他认为的正义力量。
但由于人类对正义的理解存在巨大的差异甚至完全不同或完全对立，权力便无法避免的走向了世界的两极，比如说，在资本主义剥削最残酷的时代，资本势力认为，他投入了资本，因此对一切都拥有绝对权利，而这个绝对权利，就是资本势力认为的正义，违反了资本势力的绝对权利，就是非正义的。再比如，有的官员认为，我为得到官职，投入了多少钱财，获得官职后就应该有比投入更大的利润（收获）空间，若违背了这一点，就是非公平非正义的。
现在的主流精英，正是基于这样的对公平正义的认识，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的，这样的结果，却把权力和资本导向了邪恶的路上去了。
从世界各国的现实情况上看，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资本的时间积累过程，但这个时间积累过程，不是权力与资本的合谋放逐资本对弱势的多数进行掠夺，而是有控制的使资本与权力彻底分离，并在制度正义的主导下，使资本积累与弱势的多数保持在合理的利益分配空间。当然，这不仅仅是完全出于保护弱势的多数的需要，更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所谓经济发展，是一个完整的购进、生产、消费的互动过程，其中缺少任何一个环节，都只会对资本与弱势的多数造成损害，所谓经济发展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却是以权力的资本化和制度性削弱国内市场的消费能力为主的，也就是说，以降低弱势群体收入的掠夺式资本积累为主要手段的。这样的结果只能是，企业在国内缺少生存空间（消费能力是企业唯一的生存空间），只得到国外寻找生存空间。而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实是一种亡国的发展方式。
以上种种情况表明，中国处在一个各种社会矛盾严重的历史时期，存在很大的风险，但正是因为这种风险的存在，也给中国创造了新的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关键是，中国人有没有能力使矛盾得以适度的释放，使社会动态产生巨大的发展动力。在中国，人们研究的是如何保持社会的稳定，并研究出各种各样的控制手段，却唯独无人问津的是如何使社会矛盾产生社会发展的动力，在动态稳定中更好更快的发展。胡锦涛总书记早就提出了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两个重大命题，按我自己的理解，科学发展就是合理的发展，而合理的发展，既有资本与劳动者之间利益合理分配的问题，也有人与经济、经济与环境的合理合和的发展问题，至于和谐社会问题，则是个动态稳定的问题，动态稳定的核心问题，则是个人民的民主权利落实与实施的问题。没有人民民主权利的落实与实施，就没有社会的动态发展，没有社会的动态发展，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动态稳定。
社会的动态发展与动态稳定，我个人以为是人民民主权利落实与实施，社会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观相互作用的结果。
社会核心价值观，并不是少数人认同才可以形成的，而是社会的多数认同，并成为各自的自觉行为，才具有社会的主动约束意义。
具有被动约束意义的理念是制度。
具有主动约束意义的理念是文化。
如果制度成为人们共同的自觉行为，制度就上升为文化了。
在本文开头，我便写了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的道德文化景观，旨在说明，社会的动态发展，是建立在社会价值观基础上的自觉的秩序规则。
2008年1月25日星期五
中国必须用人民的民主权利训服权力
田忠国
在人民民主的道路上，中国需要做的事还太多太多，虽然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从毛泽东到胡锦涛，他们对中国的人民民主问题做过不懈的努力或正在做着不懈的努力，并且，由于历史时期的不同，他们对民主含意的理解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在民主实践的路子上，他们智慧的目光，总是深入中国的实际探寻着中国民主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民主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
有人说中国人的民主梦想也就是百年，但在我眼里，中国人的民主梦想从伏羲时代就拉开了梦想的序幕，因为，伏羲在他的八卦图中，就详尽的描绘了民主社会的秩序图：个体独立，但又相互制约，在相互制约中达到同步互动的和谐。我以为，是伏羲为世界描绘了民主和谐图。但不知为什么，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伏羲的民主和谐的美妙图景却成了人们算卦的工具，集权式管理竟然淹没了中国人智慧的眼睛。直到国势日衰，中国的双眼才打开辽远的世界，那时人们才发现，在中国之外，还有很多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国家，他们在平等、自由与民主的名义下，在制度规则的制约下，独立、自由的个体与整个社会建立起一种令人感动的有机体。自由与责任、权利与承担，构成了独特的西方风景。
那种风景，人们称之为西方式民主。
但西方式民主，其实在此之前也经历了比较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人也曾经历过血与火的文化与思维的煅练，也曾在利益的搏弈过程中付出过生与死的代价。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是西方的革命或者说斗争，教会了西方人的民主思维方法与搏弈方式。由此看来，中国人要实现自己的共同梦想，或许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事，或许在经历了各种痛苦后，还要继续经历新的更大的痛苦。在写此文的时候，我唯一期望的是，中国的襟怀和中国智慧一样广阔、一样博大，在未来的岁月中，找到中国民主的最佳解，也就是说，代价最小，效果最好，成绩最大。
民主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温家宝总理曾借用艾青先生的诗句：去问解冻的河流……回答记者关于民主问题的提问。其实，在中国的前三十年中，中国似乎并没有停止对民主的探索，与现在所不同的地方是，那时人们一直以为，民主是有阶级性的，也就是说，当时人们追求的是无阶级的民主。当时中国只所以选择了无产阶级民主的政治路线，或许与人们当时对民主的历史认识有关，因为，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民主历史中，也曾有过财富决定选举权的问题，也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现在的民主战士自己不谈西方的民主历史，也反对别人思考西方的民主历史，借此否定无产阶级民主的合理性，这不能不是中国目前的一大遗憾。诚然，中国民主的实践过程中，中国人民负出过巨大的代价，但是，纵观世界各国，哪一个国家没有为民主问题付出过代价呢？
如果站在世界各国的民主历史上看，人类对民主的认识是由阶级的民主，到性别的民主，再到全民的民主这样一个曲折过程，也就是说，人类在对民主的认识过程中存在着局限性。既然西方国家可以对民主的认识存在局限，中国怎么就不可以、不允许对民主的认识有局限了呢？或者，因为历史的局限而不去提练、总结、修正因认识的局限性而造成的错误或失误呢？攻击无产阶级的民主给人最强烈的感受，是必须坚持无阶级的民主，否定资产阶级的民主，而这样的结果，那些民主战士还是没有逃脱阶级的制约，更没有脱离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思维方法，现在和过去所不同的地方只是，过去是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而现在是资产阶级消灭无产阶级。
但是，我不得不指出的是，真正的民主不是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而是各个不同的阶级之间，在统一的制度规则下，为了获取各自更大的生存空间，和平的搏弈，并通过和平的搏弈，寻找到社会利益配置的合理的平衡点，达到社会的动态和谐。
在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共存的今天，这是唯一可行的中国的民主道路，也是中国历史的必然。
民主是权力正义、制度正义的保障
马克思曾经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则认为，上层建筑是政治经济的统一体。因为，经济的正义性需要政治的正义加以保证。试想，一个缺少经济的正义的社会，其政治的正义性又从何谈起呢？政治的正义，说白了就是权力的正义性问题，而权力的正义性，既源于权力制度的正义性，更源于人民的民主权利，因为，正义源于人类非求证真理的渴望。所谓非求证真理，既是，求证它也存在，不求证它也客观存在的一种真理存在形式。
也就是说，这种非求证性真理是人类共同的渴望，但因为人类所处的社会层阶不同，利益占居空间各异，于是便产生了追求正义与排斥正义的搏弈。
正是这种搏弈，每个公民的平等权利就成了有效搏弈的前提，也就是说，在强弱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只有现实的差别，没有政治权利的差异。
或许，只有这样，权力与制度的正义性才能得以彰显。
人们需要清醒的认识的问题是，中国是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在民主化推进过程中，我以为必须坚持的是：
一，不能乱。
二，要发展。
三，不分裂。
不能乱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而经济发展关系到十三亿人口的穿衣吃饭问题，如果中国连十三亿人的穿衣吃饭都解决不了，民主问题也只会成为空中楼阁，成为一种美好的向往。不能乱并不是过去意义上的静态稳定，而是在有序的动态中求政治经济上的双重发展。有序就意味着制度规则，而动态则意味着在制度规则约束下、有目标、有步骤、有秩序的逐步推进。国家分裂，诸侯割据，中国历史证明，不仅不可能给中国人民带来一个民主和谐的乐园，相反，可能把中国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民主是权力和平更替的坦途
社会兴衰，源自于权力对社会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源自于社会对权力的认同和信仰，这种认同和信仰，最终形成了社会信心。社会的信心，标志着国家的信心和由国家信心而形成的社会力量。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上看，权力更替是常数，也就是说，任何国家或历史上的权力，都不可能永远代表社会发展的方向，因为，社会发展的方向，既源于社会思潮，又源于社会欲求与精神心理的需求，它飘乎不定但又有迹可循，但问题是，任何权力都不可能完全了解、理解暗动的社会心态，权力更替也就成了社会发展的必然。权力更替不外乎两种形式，一是以暴力的形式推翻权力，另一种是和平的方式，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民主的方式完成权力更替。两种权力更替的方式，前一种代价大、成本高，应该说是历史的无奈选择，而后一种权力更替方式，不仅代价小、成本低，更是动态有序的权力更替方式。
我个人以为，在和平更替权力的时候，某人当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某人的当选，代表了中国人民的选择，是人民意志的一种表达方式，对于国家的发展来说利大于蔽，虽然，在民主选举过程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正如乡村的民主选举一样，选举毕竟代表了民意、民志，代表了权力的被训服，而在选举之前，乡村干部虽然不大，但却意味着权力欲望的恣肆横行，意味着在其管辖范内权力的至高无尚。正因为权力的至高无尚，权力欲望把人异化成权力拥有者要求辖区所有的臣民，都必须听从他的指挥，否则就是对权力的不敬，就是犯上作乱，就得给予惩罚。而实行选举后的村官，似乎没经任何人的教育，一下子变成乡村大众的公仆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是权力更替的坦途，但更是国家长治久安、兴旺发达的保障。
民主是一种思维方法、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
民主是什么？是政治制度还是别的什么？认真想想，民主政治既有制度的含意，但绝对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因为，如果民主只是到了制度层面，其实它离真正的民主还是相当遥远的，因为，真正的民主是一种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民主政治不过是实现民主思维、民主生活和社会秩序的制度保障。训服权力的途径是民选，因为，对官员有直接教育作用的是民意，而不是高尚的宗旨与说教。对于民众来说，教育人们用民主的思维思考问题、看取问题和如何生活，莫过于民主的实践。比如，乡村选举之初，人们看的是家族，是关系，但当事实教育了他们之后，那张选票选择的是权力的臣服和为公众服务。
2008年1月28日星期一
政治的搏弈
田忠国
不论从横向还是从纵向上说，世界各国的政治搏弈，其核心还是个利益问题。只是所处的环境不同，比如说，几个人之间的利益争执叫利益，但如果放到大的社会背境下，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搏弈，在理性领域，叫政治。
回顾中国建国后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中国的历次所谓的政治斗争中，其本质就是个社会不同群体间的利益斗争。不同利益群体间的领袖人物，他们不同的政治主张代表了不同群体间的利益诉求。沿着这个思路，我们会发现，社会各阶层间的利益诉求，并非是某个阶层的群体行为，而是先觉者首先发现了社会利益不合理进而为某个群体所代言。同样，如果在一个人民民主权利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度，阶层利益代言人的声音必能顺利的得到社会的重视，从而为解决问题提供了一种视角，但在一个人民权利毫无保障的国度，代言的声音常常遭到封杀，或者对代言者进行惩罚。
两种不同的处理的方法，向人类展示了两种不同的结果：
一、问题得到合理解决，社会处于动态稳定，快速发展的状态。
二、问题得不到重视，更谈不上解决，代言人遭到惩罚，最终导致失去生存保障的群体轻则群起反抗，重则引起社会动荡，严重时发生暴力革命。
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社会阶层的政治诉求，其本质是个社会利益配置问题。因为，人类的政治权利是利益的具体表现。
人民平等的政治权利，意味着社会利益的平等分享。
就目前看，不论出于阶层属性的原因，还是出于其它别的原因，中国都不具备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尚难发现有主导权力的人可以超过自己的阶层属性，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中立、客观的分析中国现存的深刻的阶层性矛盾。
一个看不到深刻的社会矛盾的社会，怎么可能有解决矛盾的能力呢？
如果有，也永远只是简单而又残酷的斗争方式或者叫专政方式。
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证明，简单的处理矛盾的方式，必然导致残酷的暴力反抗。
但是，中国以后会不会发生暴力反抗呢？
就目前看，中国的弱势阶层在对地方政府失望之后，还寄希望中央，因为，弱势群体的反抗，现在大多数是理性而和平的。
弱势群体只所以采取理性而和平的反抗手段，原因是他们旨在通过和平反抗，让中央高层知道他们的利益诉求，并通过中央的过问解决问题。
这一方面说明了弱势群体的理性和希望，从另一个方面也反应出，一是中间层的不作为，二是中间层成了高层与下层最大的阻隔层。
因此，打通中间的阻隔层，就成了中央工作的重中之重，因为，如果中间的阻隔不破除，不打通，直接影响高层的正确决策。
对于这个问题，必须引起中央高层的重视，要有危急感、紧迫感。如果迁延时日，当弱势群体因失望失去理性控制的时候，再解决问题就晚了。
如何破除中间层呢？
一、民主选举朝上推进，起码要推进到县一级。现在官员不怕上级检查，但怕选票。
从村官选举的实际效果看，现在的村官，经过选举的教育，再也不是以前的村官了。他们具有了为村民服务才能获得选票的明确意识。
二、制定法律制度，尽快落实人民的“表达权、监督权”，开放媒体，使之真正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媒体真正的正面宣传作用，不是什么正面宣传，而是人民的诉求和反应的问题得没得到解决，以及经常发生在他们身边的问题得没得到处理。那种以为报喜不报忧才是正面宣传的观点，只会制造人民的不信任感。
三、建立下层与高层的网络互动平台，使下层各个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在第一时间让高层知道，为高层的快速决策、正确决策提供信息资源。
四、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打压官员乱政，铲除腐败势力为祸民间，消除民众同政府的对抗情绪。
五、加快推进社会利益配置合理化，拉动国内消费市场，促进经济发展。
中国最大的经济危机，我个人以为是贫富差距拉大造成的人民大众缺少消费能力，使国内消费市场严重萎缩。而现在的通货膨胀更是雪上加霜。
2008年1月29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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