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需要什么样的价值目标共识？
田忠国
今天的学界，热闹非凡但又缺少己见、新见，热爱传统的，一概排斥西方，固守西见的，剔除西方有益的东西，把西方都视为阻碍社会公平发展的丛林理论奉为治疗我国百病的良药，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诺大一个中国到底是怎么了？如果佛教刚刚传入我国时，固守传统的，一概排斥之，信奉佛学的，不经消化全盘佛化，试问，今天的中国还会有昨天的中国佛学么？这么简单的问题不答可知。但对于今天中国的学界，怎么就成了不可理解的东西了呢？不可理解也就不可逾越，不可逾越也就无法产生价值共识。没有价值共识的社会，怎么会有令大多数人满意的变革？
经过几十的争论、斗争，人们唯一的共识是民主。但对民主价值、民主目标、民主制度的设置，却因各自的利益不同，对民主问题的认识也产生了巨大差异。一方认为，西方式民主就是精英式民主，平民百姓不得参与，参与了就是多数人暴政，至于少数人暴政问题，那是社会发展的必要，另一方认为，社会主义的民主就是人民群众参与的民主，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何谈民主？一方认为，全世界只有一个民主，那就是西方式民主，离开西方式民主，就不是民主，另一方认为，世界各国的历史不同，文化不一，其对民主的理解也不尽一样，民主的路径或民主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中国自有中国的历史文化，也应该有中国的民方方式、民主路径。如此等等，不一一而述，这些不同的民主观点，虽然观点不一，视角不同，但一个共同点就是，各自为自己选择的利益群体而代言。
社会的变革与发展，需要的是不同思想观念的斗争，但斗争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斗争的唯一目的就是通过理论斗争达到价值目标观念的共识。
令人倍感不幸的是，我们的争论或者说斗争，不是为了通过争论或斗争寻求目标价值的共同点、契合点，而是为了占山头，抢地盘，政治思想理论斗争陷入了不可自拔的圈子化。政治思想理论斗争的圈子化，必然导致思想的黑化，而思想的黑化现象是我国政治变革时期成了社会的不治之癌，比方说，共产党专制论，经癌变后就成了共产党必须下课论了。维护共产党领导，坚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学者，同这种黑化的癌变现象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就目前看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当然，取得胜利、取得话语权不是目的，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通过制度程序建设，保障人民的“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大力促进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为全国各族人民创造更多的福祉才是目的。
这样看来，我国要取得价值目标共识，还有一段不平坦的政治思想理论斗争的路要走。
虽然如此，我们有没有必要害怕政治上的理论斗争呢？我以为没有必要。无论是什么样的斗争，都是利益矛盾的必然，再说，在我看来，矛盾是激活社会变革的动力机制，也就是说，没有社会各阶层的思想与利益的矛盾，社会也就失去了变革的动力。需要指出的是，如果社会矛盾禁锢在各自的范围之内，使之无法斗争，社会发展也就失去了矛盾的内在机制动力。
说了这半天，其实我只想说：我国的社会变革需要什么样的价值目标共识？我们如何取得价值目标共识？在我国，社会最大的矛盾是因政治权利不平等导致的社会利益不平等，而社会利益严重分化，导致了价值观念朝相反方向的选择，因此，社会利益、价值观念和政治观念的矛盾与冲突，突显出我国潜在或显性的各种社会危机。
不仅如此，我国在解释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时，用两元对立的思维方法，使之产生了严重的价值观念对立，从而割裂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历史、执政历史的承继与演进关系，这也是我国价值观念分裂和价值目标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因此，我以为我国如果取得价值观念共识和价值目标共识，需要往这几个方面努力。
一、从思想历史、执政历史上寻求共识
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就是一个认识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不断发现错误、纠正错误、保留正确、规范正确、发扬正确的过程，因此，没有错误的历史或个人或集体是不存在的，完全错误或完全正确的历史也是不存在的。由于社会历史动态发展的复杂性，我们面对这种复杂再用简单的思维方法看取历史、分析历史，其结果只会使人们陷入迷茫，失去基本的价值判断能力，跟着古人或西方人云亦云，所以，面对动态复杂的历史演进过程，我们只能动态复杂的逻辑思维方法，才能发现我国思想历史和执政历史的承继性、演进性、合法性。如果用西方人的观点或智慧，或者用我国古人的观念或智慧，看取我国动态复杂的历史，其结果只会使中国真实而又复杂的历史演进过程，变成西方厌弃的观念的碎片。
针对这种无情的现实，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建构中国人现代的主体精神？因为，中国人主体精神的丧失，使我们失去了中国人特有的智慧的眼睛。重构国人主体精神的唯一途径，或许只有从反思为什么我们深陷历史虚无主义泥淖做起。历史虚无主义，说穿了就是个主体价值观念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主体价值观念，我们有的只是别国的价值观念，这样的结果只会使我们陷入盲从的迷途。或许，这就是我国社会缺少历史共识的原因。
缺少历史共识，要从重新认识历史上做起，寻找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内在的承继关系和矛盾关系。我一直认为，矛盾是承继的内在机制动力，因为，社会发展永远是处于动态矛盾的相互冲突的动力激活状态，也就是说，去掉阴，阳就 濒临死亡状态，去掉阳，阴也就失去了机制活力的激活力量，再进一步说，没有矛，盾就失去了存在意义和存在价值，同样，失去盾，矛也面临无法存在的局面。因此，我以为没有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思想矛盾，就不可能重新激活社会发展的机制动力。经过多年对毛泽东思想的努力清除，不客气的说，这就是我国社会逐渐失去了社会发展机制动力的深刻原因。
我以为，只有超越个人利益欲望，人类才可能拥有一双真正智慧的眼睛。当然，权力机制和权利机制也是影响社会人们智慧的关键性因素。因为，良好的权力机制和权利机制，是排除个人或群体性利益欲望的有效途径，而一个只有权力机制，没有权利机制，使权力失去制约的社会，只会催生整个社会的利益欲望，使主体精神和纯净的智慧的眼睛趋于死亡。
二、从价值观念和价值目标分裂与冲突的严重后果上寻求共识
价值观念和价值目标的分裂与冲突，如果长时间寻找不到价值观念和价值目标的契合点，取得价值观念矛盾上的价值目标共识，其结果只会导致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暴力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及毛泽东只所以得出这个令人不快的结论，不是他们偏激，也不是他们完全出于维护无产阶级阶级利益，而是他们深刻的洞悉了资产阶级不可改变的阶级本性，站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高度，以悲悯之心告诫人类，重新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万幸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在无情的现实面前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逼迫下，资产阶级学会了反思，并学会了在不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前提下获取自己的利益空间。但不幸的是，由于我国权贵资本主义的兴起，由于权力因素使社会失去了反抗的功能，在思想理论界，不是客观的分析问题，而是从如何更快更便捷的取社会财富出发，形成了具有权贵色彩的经济学理论和政治学理论，并且占居了主导我国发展的历史舞台。胡、温新政后，这种可怕的局面才逐渐改变。
我以为，我国社会能否取得价值观念矛盾下的价值目标共识，完全取决于权贵资本阶层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也就是“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暴力革命”的正确认识，我国才可能最终取得目标价值共识。
虽然这个愿望可能只是愿望，但我还是希望愿望能够成为现实，毕竟，暴力革命的教育虽然有效，但那种教育成本真的太高了。
三、从中国实际出发，在建构中国式民主政治上寻求共识
中国的实际就是，有十三亿人口，并有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其思维方法、行为方式、文化基因、社会心态，都有自己独特的代码，再就是，社会序列的排列与组合，也与其它文化系统有巨大的差异。因此，不顾我国的这些现实，而是削我国的脚，适西方民主的履，必然导致社会价值秩序的再一次崩溃，甚至导致“党亡政息”、国家分裂的严重后果。如果从西方国家民主发展的过程上看，他们似乎经历了三个阶段，一个是初级阶段，因为这个阶段民主观念刚刚萌芽，权力制约结构尚在初建之中，政局和社会动荡是当时的主要标志。也因为这个时期属于探索期，这一时期的历史也最为慢长。第二个阶段为中级阶段。这个阶段是建立民主文化、民主制度以及权力制约结构的制度程序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制度程序初步形成，随着人们的思维方法、价值观念的逐步形成，也由民主的巨大代价朝较小代价转移。最后一个阶段属于高级阶段。全民民主自由的生活化、自觉行为化和世界趋同化明显出现。由这个三段论，我们明显的看到，西方的民主模式还仅仅处于中级阶段，如果他们不朝高级阶段努力，其结果必然被民主的局限所消灭。
如果以西方民主的三阶段看我国的现实，我国近百年的历史，就是一个民主思想萌芽的历史，但这个民主思想萌芽的过程，虽然漫长，但并未成为大多数人的价值选择，既便是经历了文革式的民主运动，从精英层到普通百姓，也未曾憾动他们习惯的思维模式。由此可见，在我国建构民主社会并非一件容易的事，虽然人们口头上还心里渴望我们拥有一个民主社会，但我们的思维模式扼杀了我们的向往。
要建构中国式民主，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中国式民主是什么呢？
是权力与权利的制度程序化，是以平等自由为核心的社会价值秩序，是社会的民主思维方法，人生态度，精神信仰和行为规则，是中国人自强不息、奋斗不止，宇宙仅存一掌，天地纳之于一心的博大襟怀，是我为天下人，天下人亦为我，但又以入世的激情，出世的眼睛，人人为寻找中国的未来，自己的未来而不断思索。没有规则的自由到目前为止世界上的任何地方还没有出现过，因为，过度自由或者说无边界无规则自由是对自由的最大破坏，没完没了无休无止的民主是对民主的污辱，因此，我可以断言，无规则的自由民主不仅今天没有出现，将来也不会出现。俞可平先生曾经说，民主不是灵丹妙药，包治百病。但也绝对不是少数人认为的一无是处，它只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的历史必然，是人类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次解放，是对社会各个层面创造潜力的一次激活，是展现矛盾机制动力的最佳方式，是民志、民意、民权的集中体现。它不同于美国式民主，也和英国式民主不一样，它永远是中国式民主，再进一步说，中国式民主源自于伏羲式的中国智慧，它的表现是个体的平等、独立、自由、规范，也就是人人享有自由民主的权利，只有这样，我国才能开创既生动活沷又团结一致，既各自独立又同步互动，权力既得到有效制约、监督又廉洁高效，实现“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体制保障。”的社会政治局面。
假如我们在这些个方面取得共识，我想，我们就朝中国式民主靠近了一点。
当然，我还认为，在我国尚不具备向更高层次民主迈进的情况下，讨论多党竞争，不如探讨如何有效的制约权力，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国尚不具备有效制约权力的能力，尚不具备权力制约的制度机制条件，怎么可能一步走进共产主义？当中国共产党建构中国式民主的历史责任完成之时，那时再来探讨多党竞争或许才是适逢其时的选择。现在探讨这个问题，还是太过超前，基本上不具有理论上的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意义，这就像在完全没有基础的地方建花园，设想中的花园再美丽，那也只是个空中楼阁。
2008年3月3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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