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物资利益、阶级妥协和向社会主义过渡”一文
该论文原刊登在《政治与社会》1980年第10卷 [美]A.普舍沃尔斯基（Adam Przeworski）撰 孙建平 译 迟建平 校
现摘录几段，并给与批判，以引起大家思考。本人批评以楷体字区别之。
引言
本文论证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实现物质利益的过程中资本家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冲突。中心议题是雇佣劳动者追求其物质利益是否必定会导致他们选择社会主义。
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坚持认为，鉴于资本家掌握的经济部门形成的国民生产部分地被资本作为利润所占有，部分地作为工资交换劳动力，资本份额与劳动成反比。由于产品在定义上说在任何时刻都是恒量，那么说到这里显然是合乎事实的。马克思走得更远。他宣称，即使从动态观点看待积累，事实上即使工人的条件正在改善，分配上的冲突仍然保持着本质上零和的特性。在马克思看来，这场冲突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范围内是不可调和的。
有人说马克思盲目地只看到历史阴暗的一面，冲突残酷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合作的光辉希望(鲍尔丁，1970年)。在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辩护者看来，工人阶级运动的非激进化充分证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人自己发现了妥协的好处，并且抛弃了一切变革的思想。
首先，由于资产阶级控制生产条件，将一切可以作为生产力有机元素的方面都归结到自己私有的范围，使得资本超过劳动价值的增长，因为作为资源、劳动对象，一旦成为生产力元素就会被他们霸占。所以，随着人类开发范围的扩大，资本对劳动的束缚就更加严重；资本份额在这方面也在翻番，而劳动尽管投入更高，但与资本积累相比却是越来越少。
3) 阶级妥协的形式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利润是投资的必要条件，而投资是不断生产、消费和就业的必要条件。正如施密特总理指出的那样，“企业今天的利润就是明天的投资，而明天的投资又是后天的就业”，他所说的“就业”完全可以用“生产”或“消费”来代替。在任何社会中，要想使生产持续下去、消费得到增长，就得把产品的一部分从现消费中扣留下来，但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是，大部分投资来自利润，即来自没有分给直接生产者的那部分产品。
这是修正主义（社会党）对社会问题极为肤浅或别有用心的解释，从而否定资产阶级对生产力的扭曲和对社会的霸占。生产、消费只是物质领域的活动，他们不允许人们思想。
6)物质需要、激进需要和向杜会主义过渡
关于海勒(1974年)的回答，我将探讨她所说的“激进需要”是什么。我相信，任何回答应满足下列要求：1. 答案必须体现人类需要的特征，这一需要跨越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界限为人分享，它为资本主义所产生，并能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物质条件得到满足，但不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得到满足。2. 满足这一需要应当是争取社会主义的充分必要条件。
物质需要还不够，因为它们确实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得到满足。再之，它们的满足对社会主义来说是不充分的；无论是苏联的“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的梦幻项目、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充分就业加平等的难以捉摸的目标都未使我们更接近于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
如果薪金工人力图获得充分就业，则生产变得更加资本密集型，如果雇佣劳动者力图解放劳动力，则生产变得更劳动密集型（有误）。（应）如果薪金工人力图获得充分就业，则生产变得更劳动密集型；如果雇佣劳动者力图解放劳动力，则生产变得更加资本密集型。这一反应是不具人格的：它是由体制的逻辑，而不是由工人，资本家或国家的意向所决定的反应。
这一难题意味着，资本主义拥有解放劳动力的能力，但同时它又不能提供这一能力。这一能力明显地依赖于找到生产技术的可行性，而这些生产技术满足生产资料“社会主义社会化”的条件，即用最少的劳动提高产出的技术。这样的可能性可能是有限的。IBM公司这样认为是对的：“机器应当工作，人应当思考。”但在资本主义下不可能解放潜力，因为引用这样的技术会遭到竭力反对失业的工人的反对，还因为当资本家被迫支付解放了的劳动力时，他们可以有选择地寻找劳动密集型技术。
社会主义的积累只有在它成为一个联合生产者社会的目标时才能够完成。这一积累过程应当基于两个原則；第一，应当组织生产力使之获得几乎在瞬间能满足每个人物质需要的能力，同时把直接劳动减少到历史最低点。第二，除了相互要求的最低限度外，不应有其它规章的存在。必须废除匮乏、劳动和社会上有组织的压迫。自由时间对社会主义来说是必要的和充分的条件，因为它构成了基本的自由一一脱离欲望，劳动和社会所导致的压制。
失业大军是资产阶级剥削、压迫人民的基本条件，完全就业是不合乎资本主义逻辑的。对此，我们考虑的问题不是现有的意识形态下的需要，而是一种新社会的需求：自由是劳动的结果；而不是与劳动相脱离。物质需要不是纯粹生理的需要，而是社会生活拓展人的各种先进感觉、认知的基础要求，就是社会生活要培养新人的自由和物质条件。为了人道劳动而需要创造劳动能力的培养；为了人类更美好的未来，关键的问题是提高人类整体思想水平。
夸张的说，脱离劳动和匱乏的自由时间也意味着社会变得“非功能化”。对重新开展其它活动来说，组织一项活动的特定方式将不再是必需的。再按照萨特的看法，社会主义社会不再是一个制度，“家庭”不再是一个制度单位，当人们同居时和如果人们同居时，他们就组织同居。鉴于家庭的作用不再是既定的，当劳动不再是必需时，性生活、营养和生活不必按照任何先前的模式联为一体(米歇尔，1966年)，性压迫失去了其社会基础(马尔库塞，1962年)。
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公社时强调指出，工人阶级没有现成的理想可依，它只有使自己成为自由人(引自麦克莱伦，1977年)。这一看法不应当被看作是对付乌托邦幻想的指令，更不能被看成是对付乌托邦分析的指令。它所断言的是，我们今天还不能说社会主义社会确切地会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们不知道人类将想要什么，如果他们自由的话，他们会干些什么。然而，社会主义迄今还不是另一个社会秩序，它是一切社会秩序的终结；应认真对待这一看法。单一的“社会主义”似乎在措词上是矛盾的，因为社会主义意味着自由和由此而带来的多样性。它意味着自由，不意味着民主、平等，创造性或幸福。社会主义不是使每个人都“具有创造力”（参看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后记中同弗罗姆精彩的论战）的新的压制形式，一个自由的个人可能是没有创造力的，“实现人类潜力”可以表明，如果这一潜力处于休眠状态，实现的情况可能会更好一些。自由可能会转变成世界性的痛苦，如果的确生命有限的实质支持着进取力量和约束力量的话，自由可能会产生人类压迫的真正根源(布朗，1959年)。我们对此尚不明白。社会主义不是太平盛世，不是幸福的保证，它是一个没有异化的社会一一如这一措词仍可以恢复它本来的意思、而不是用作一个普遍的悲叹的话一一在这样的社会里，废除了客观条件，人们在任何时刻都是自由的，没有什么东西是先验的和既定的，生命不是生存的工具，事物不是权力的工具，一切价值是自主的，一个人同自身的关系不受事物的调和。废除资本主义是一件必需要做的事，不是因为它是历史的规律，也不是因为社会主义无论如何都比资本主义优越，既不是由于牛顿，也不是由于康德，而只是因为资本主义阻碍着我们成为在自由时我们可能成为的人。
这是一个不能从理论上解决的问题。从“政治的”这个希腊字的最广义来说，欲想搞清楚的唯一方法是靠政治的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不是政党的独享的东西。自由的需要是整体性的。社会主义民主不是能够在议会，工厂和家庭中找到的东西；它不简单地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民主化。自由意味着非规章化，它意味着个人的独立自主。社会主义也许是可能实现的，但它的前提只能是争取社会主义的运动重新获得了代表着它在各国际教条之外的几个潮流特征的整体范围，只能是这一运动停下来制订符合不断改善工人阶级物质条件前提的社会主义规划。当社会主义一旦再次成为一个社会运动，而不仅仅是经济运动时，当它汲取妇女运动的经验时，当它重新吸收文化财富时，它才有可能实现。
来日方长。完全有理由相信，资本主义将继续提供改善物质条件的机会。而且，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条件继续恶化的同时，资本主义在没有提供机会的地方和时候会得到有力的保护。这就是乌托邦梦幻不能成为通过斗争使资本主义变为更有效率和更人道的替代物的原因。贫困和压迫存在着，而且它们不会由于有更美好未来的可能性而减弱。争取改进资本主义的斗争一如既往是必不可少的。但我们不应当把这一斗争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混为一谈。
这里强调斗争的重要性，但却（十分遗憾）没有从人类觉醒的历史趋势（自由与自律）上作更进一步的证明。自由是进步的一种思想前提；只有达到极高的层次变为自律后人类才真正进入自由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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