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论坛上发言的大多是草民一般平头百姓，目光比较“短浅”，多从身边所见所闻的事儿理解和议论，恐怕在“上穷”先生眼里，那里有曾经“用‘皇甫平’署名，“主持撰写‘皇甫平’系列评论呼唤深化改革”（皇甫平语）的皇甫大人之高远，如果在“阵痛”之余谄媚几句“就是好”呀、“理性”呀之类，就不至于被“上穷”先生“笑看”成所谓“可真是‘乏’的厉害，眼瞧着就陷入穷途了”。
承蒙“上穷”先生厚爱，草民被当成“穷途”的标靶，其中的核心是“上穷”先生“找”到了或者说炮制了一个“这话的逻辑是，如果你比你谈论的人要富裕，那就请你闭嘴；你非要说非要写，也只能搞出些不那么‘踏实’的东西出来，谁会信呢？乖乖，原来你们这些口头上的左派的心里，对马列主义、对毛主席、对邓小平先生以及中央领导竟然有这样一种看法。”的“上穷”式的逻辑，然后按照自拉自唱的这个逻辑展开所谓“嬉笑怒骂”的文章。
草民议论了皇甫先生的“待遇”是不假，但“上穷”先生掐去了一个前提，就是皇甫先生说话的背景，如果认真读过皇甫先生的《不可动摇》者，不难找出其许多观点与当下“主流”经济学家们同出一辙，有时候甚至是原版照搬，比如什么“‘仇富’情结无助于缩小贫富差别，”之类，在其接受访谈中有一句“有些人在媒体上掀起一股攻击、丑化为改革作贡献的我国经济学家的浪波。”，更摆明了皇甫先生双脚的立向，那些“我国经济学家”为财富寡头顾雏军撑腰而后被残酷的现实搞得“集体失语”的窘迫，人们记忆犹新，皇甫先生这个时候出来为其们喊冤，草民自然以“短浅”的草民之见探讨一下皇甫先生的生活场景，因为皇甫先生自己说了“中国正处于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社会结构的大变动时期。利益主体多元化，思想认识多样化，因此要在深化改革中调整利益关系，遇到的阻力必然更大。”，皇甫先生属于什么样的“利益主体”的问题，难道就碰不得，碰了就是什么“如果你比你谈论的人要富裕，那就请你闭嘴；你非要说非要写，也只能搞出些不那么‘踏实’的东西出来，谁会信呢？”的“上穷”式的逻辑。更何况皇甫先生愤愤不平地“谈论”了什么“仇富情结”、“为改革作贡献的我国经济学家”之类，这些“为改革作贡献的我国经济学家”的“先富”，恐怕是有目共睹的。
一如既往地，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子的晦暗心态，“上穷”先生总要拉出毛泽东来开涮，“上穷”先生说“而毛泽东家里是中农。既然都中农了，再说什么都没有用了——革命的是贫农和下中农。我就奇怪当年怎么没有云淡网友这样大义凛然的人指着毛的鼻子，让他先革好自家的命。”，好像抓住了毛泽东什么“把柄”，好不得意。当然，如果当年毛泽东不是起来与贫农和下中农一起革命，并且为这个革命付出了一个家族6位亲属生命代价，而是安于“中农”的生活，并向着地主、资本家、买办阶级的“上流社会”攀爬，或者至少当一条“资本家的乏走狗”，你“上穷”先生就不会来这么多的谈资了吧。更况且，如果当时的革命对象中有“中农”的话，毛泽东不是已经“先革好自家的命”了么，还革出来6位烈士。
“上穷”先生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直开涮到毛泽东，还“引经据典”，显得很有“素质”的样子，但是，在这种“素质”的背后，总有一股阴森森的凉气。但“上穷”先生在得意之中，露出了一只“痛脚”，就是含血喷人，喷向马克思。
“上穷”先生不无揶揄地举例说“先说马克思，父亲是律师，地道的‘社会贤达’。老马一天没有去工厂打过工，一天也没有下过乡接受再教育，草民搜寻了能够见到的资料，所描述的马克思其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穷光蛋，过的是有上顿没下顿的艰难日子。下面是一些资料：
“马克思自投入革命活动以后，一直过着贫穷的生活。尤其在写作《资本论》时，更是贫困交加，债务累累，疾病缠身。他吃的是面包、土豆，三九严寒时家里没有一点煤，更不要说买药的钱了。那时，他肝病经常发作，曾担心肝硬化。医生要他停下手中的工作去旅行，可他做不到，一则没有钱，二则渴望早日把《资本论》写出来。以后，又是脑痛、牙痛，最后发展到皮肤上患痈和疖子。…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5年时间内，始终受着病痛的折磨。这病痛又花费了他大量的药钱，致使负债累累。他说：‘恐怕没有一本书是在比这更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人民网《环球人物》）。
马克思在巴黎、伦敦期间，因为无钱交房租，加上政治迫害，被迫房东警察6次赶出家门，“１８５０年５月，马克思搬进迪安大街４５号，不久，又因房租迁到了这条街的２８号，一家七口住在两个狭窄的小房间里。”、“这年的１２月，马克思领到了一张英国博物馆的阅览证，从此，阅览室成了他的半个家，他每天从上午９点一直工作到下午８点左右，回到家里还要整理阅读材料所记录的笔记，一般情况，他都是到深夜二三点钟才休息。他曾对别人说，我为了为工人争得每日８小时的工作时间，我自己就得工作１６小时。”（《资本论的诞生》世界上下五千年(近代卷)）。
马克思的经济情况极为糟糕“一家人的经济来源主要靠他极不稳定而又极其微薄的稿费收入，加之资产阶级对他的迫害和封锁，使饥饿和生存问题始终困扰着马克思一家，差不多把马克思置于死地。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他常常囊空如洗，衣食无着，在困境的泥沼中挣扎。如果不是恩格斯在经济上长期无私的援助，马克思无法从事领导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和专心理论创作。从1852年2月2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我们看到这位全世界著名理论家的困境，马克思写道：‘一个星期以来，我已达到非常痛快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门，因为不让赊帐，我不能再吃肉。’不久又写信向恩格斯倾诉：‘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病了，琳蘅患有一种神经热，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也不能请，因为没有买药的钱。八至十天以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
而对马克思进行了无私援助的恩格斯也并非什么“上穷”先生嘴里的“资本家”，为了支援马克思完成《资本论》，“1850年，恩格斯毅然决定重返曼彻斯特，在‘欧门—恩格斯’公司当店员，从事他十分厌恶的经商工作。”、“对马克思的困境，恩格斯当作是自己的困难。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 2月初我将给你寄5英镑，往后你每月都可以收到这个数。即使我因此到新的决算年时负一身债，也没有关系。……当然，你不要因为我答应每月寄5英镑就在困难的时候也不再另外向我写信要钱，因为只要有可能，我一定照办。’此时的恩格斯在欧门——恩格斯公司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办事员，收入也是十分低微的。后来作了公司的囊理，月薪有了提高，从1860年以后，对马克思的支援增加到了每月10镑，还常常‘另外’给些资助。从1851年至1869年，马克思总共收到了恩格斯的汇款3121镑。对当时的恩格斯来说，这已是倾囊相助了。”（新华网），马克思为创立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倾其一生，在贫困交加中失去了3个孩子。
这些初中生都了解的史实，到了“上穷”先生阴涩的嘴里，就成立什么“老马一天没有去工厂打过工，一天也没有下过乡接受再教育，乐哉优哉地整天看书”，“上穷”先生为了在这里数落“数学”、“云淡”们的“穷途”，把一位令人尊敬的伟人拉出来含血喷之，显得太不厚道些吧，“上穷”先生倒是显出一个特点，为图一时的口舌之快，竟不惜撒谎歪曲。
这样的话，草民倒是觉得这样一来，“可真是‘乏’的厉害，眼瞧着就陷入穷途了”的像是自命不凡的“上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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