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
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 1943一）出生于比利时的布列，在卢汶、巴黎、埃塞克斯和伦敦大学接受过高等教育，曾经是阿尔都塞的学生。毕业后在英国、美国、加拿大的大学当过访问学者，并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研究员，现为巴黎国际哲学协会成员。她和拉克劳在1985年发表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中，首次提出了“后马克思主义”（Post Marxisnm）的概念，二者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旗手，是当代西方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本文着重探析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
后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一股新思潮，是后现代主义理论中一种批判资本主义的新思潮，拉克劳、墨菲、詹姆逊、利奥塔、鲍德里亚、福柯、德里达是其重要的代表人物。吉登斯、哈贝马斯等当代西方重量级思想家也卷入了有关后现代主义的争论，因此也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政治立场各异，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有很大差别，但是作为后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思想上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如果说后现代主义力图解构现代性、超越现代性的话，那么在后现代主义的土壤中滋长的后马克思主义，则力图解构马克思主义、超越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特别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传统，借助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思想文化进行了新的探讨和分析。后马克思主义是继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的一种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批判性倾向的新思潮，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衰落之后新出现的“马克思”热。但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比较，后马克思主义离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更远，试图更进一步地解构和超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墨菲的理论就具有这样的倾向。
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批判传统，保留了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类解放的精神，甚至也具有某种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但是她却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政治实践进行了公开的批评。她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同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等当代理论结合起来，阐述一种激进的多元民主理论。激进的多元民主理论成为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这种理论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努力探索新的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当代西方左翼思想的一个新亮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体现在她与拉克劳合著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以及她单独发表的《政治的回归》、《政治家及其赌注：保卫多元的民主》等著作中。
一般说来，后马克思主义赞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解放精神，并多多少少承袭了这种精神，但是他们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无法挽回的缺陷，已经与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因此力图解构并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墨菲就是把唯物史观、辩证法的核心信条和基本方法作为本质论、决定论和还原论的信条加以批判和解构。墨菲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本质论、决定论和还原论的倾向，而她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立场上，坚决拒斥了具有决定论、本质论、还原论的现代性理念。
墨菲将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为简单的技术决定论，她认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如果历史有意识及理性的话，那么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则就是可以预期的，因此，经济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社会机制，这种机制能够独立于人类行为之外作用于客观现象”①。她和拉克劳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归结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一种简单的技术决定论。作为中性的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是完全独立的自我规定的技术性过程，由于生产力对生产关系有着最终的决定作用，因此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的时候，独立的自我发展的生产力就要求冲破这样的障碍。在墨菲看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只有决定论的、本质论的、还原论的信条，因为它把复杂的社会历史归结为或还原为生产力、经济的机制。
墨菲将历史唯物论解读为简单的技术决定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其实这并非是后马克思主义者的新发现，历史上第二国际的某些理论家确实将历史唯物论解释为简单的技术决定论，但这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论。马克思、恩格斯从来就不是简单的技术决定论者，他们并没有把生产力简单地还原为技术，没有把生产力的发展看作是完全独立的中性的自我发展过程，而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作用中考察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
在墨菲的后结构主义的社会观中，社会历史是非决定论的，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决定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更不能把社会历史过程归结为生产力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在她看来，并不存在某种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并不存在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因素、根本因素，也不存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客观的必然性逻辑，应该拒斥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本质论、还原论的观念。按照墨菲的后现代主义的社会观，社会历史只是一种非决定论的随机建构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随机性、偶然性，社会历史只是任意的关联、随机发生的事态与各种偶然性事件的聚集体。对于像历史唯物论这样的真理性的宏大叙事，只能给以拒斥、解构。
墨菲解构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也就瓦解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虽然她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某些批判精神，将资本主义现为一种压迫性的社会制度，并且仍然保持着某种社会主义的理想，但是她所持有的社会主义信念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念存在着根本的差异。
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的，唯物史观的发现，揭示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在墨菲看来，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的社会主义观念是简单的技术决定论，是本质论、还原论，是她所拒斥的宏大叙事。墨菲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框架中，把社会主义视为随机建构起来的认同的结果，社会主义运动只是一种话语政治，就像女权主义运动是对女权话语的认同，生态主义运动是对生态话语的认同，和平主义运动是对和平话语的认同，社会主义运动则是对多元化的民主和社会主义话语的认同，所以社会主义策略在于通过激进的多元民主形成社会主义的话语霸权。
墨菲不但否定并解构了历史唯物论关于生产力的核心观念，而且也进一步否定并解构了历史唯物论关于阶级的观念。她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也是体现了决定论的、本质论的、还原论的思想。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阶级首先是一个经济范畴，阶级意味着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存在着一些处于共同的经济地位并具有共同的客观利益的人群。以共同的客观利益为基础的那些人会形成一种统一的力量，成为一个阶级。而在墨菲看来，社会上并不存在某种固定不变的统一的客观利益，当然也就不能由统一的客观利益产生出统一的阶级，所有的社会群体并不能以单一的客观利益为基础将他们划归为某个阶级。墨菲认为，建立在客观的物质利益基础上的阶级观念，是必须否定和解构的本质论、还原论的观念。
墨菲否定并解构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代之以后现代主义主张的以政治认同为基础的身份概念，以身份代替了阶级。深受福柯、德里达等人的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墨菲认为社会是依照话语规则而构成的非稳定的差异系统，构成差异系统的并不是以客观利益为基础的阶级关系，而是不同身份的群体关系，身份才是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在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身份来自于暂时性的话语认同，包括种族、性别、文化上的认同，是多样化的社会角色认同，从而不同于以客观利益为基础的阶级概念。身份是多元的、异质的，并且是不断变迁和流动的，它是随着对话语的认同而随机建构起来的。墨菲认为战后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新的抵制和对抗的形式，有了各种各样的新社会运动，如女权运动、和平运动、生态运动、同性恋运动等新的对抗形式，都无法还原为阶级问题，还原为阶级斗争的问题。她试图以暂时性的、多样性的、异质性的、变动性的、开放性的后马克思主义身份概念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来重新解释当代的社会关系，以身份政治取代阶级政治，为当代新社会运动提供理论上的支持，构建激进的多元民主理论。
马克思主义将社会主义事业视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变革的主力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都是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上，他们具有相同的经济地位，其客观利益是一致的，工人阶级能够团结一致，从而成为争取自身解放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统一的政治力量。墨菲已经解构了阶级的概念，以身份的认同取代了以阶级利益为基础的阶级概念，因此她同样拒斥了统一的工人阶级的观念。墨菲认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已不再存在共同的客观利益，也没有可能形成统一的团结的工人阶级。这是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是充满多样性、差异性的社会，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无法简单归结为以阶级的客观利益为基础的冲突。所以她主张以随机构建的不同身份的多元主体来取代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的主体。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并不取决于其客观的阶级地位，而是取决于其是否认同社会主义的话语。无论是工人、农民或者是女权主义者，生态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只要认同社会主义话语，就可以成为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不再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解放运动，而是以所有认同社会主义话语的民众为主体，这个主体是多样性、差异性的主体，工人、农民、妇女、移民、消费者、和平主义者、环保主义者具有等值性，社会主义运动并非只有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
为此，墨菲不再将社会主义运动看作是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是看作多元化的民主斗争，通过激进的多元民主来克服资本主义的压迫性制度，铲除资本主义的等级制和不平等现象，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当然，墨菲所说的社会主义，并非是同资本主义完全决裂，而是对资本主义民主的内在发展。她以激进的多元民主来重新定义社会主义事业：“我们的目的是将社会主义诸目标再一次纳入多元民主的框架之中，并坚持认为必须使这些目标与政治自由主义制度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②这样的社会主义被墨菲称之为自由社会主义，是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相容的社会主义，是将社会主义的宗旨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原则结合在一起。转1985年，在墨菲和拉克劳合著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中，就提出了激进的多元民主的问题，主张以激进的多元民主代替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激进的多元民主理论是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
墨菲所主张的激进的多元民主，是确立在对立、对抗、冲突的基础上的。随着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西方的许多政治家、理论家都声称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已经获取了完全的胜利，像福山所宣称的那样，历史已经终结。但是墨菲指出：“苏东共产主义的崩溃远没有产生向多元的民主的平稳转变，在许多地方似乎还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复活和新的对抗的出现。西方民主主义者惊奇地注视着各种各样的种族、宗教和国家冲突的爆发，他们原以为这些只属于一个过去了的年代。"世界新秩序"的预言、普遍价值的胜利。"后传统的"同一性的普遍化都没有实现，相反，我们看到的是诸多排他主义的爆发以及不断增长的对西方普遍主义的挑战。”③面对这种新的冲突和对抗的不断出现，以普遍主义、理性主义、本质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思想，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和分析，自由主义所设想的没有对抗、没有敌手的自由民主世界是一种幻觉。 墨菲力图站在后现代的反本质主义、反普遍主义、反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来解释政治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激进的多元民主理论。在墨菲看来，马克思主义是通过阶级对立、阶级斗争来说明社会历史现象的，但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隐退，一种以为我们最终将无需对抗观念的幻觉流散甚广。这种观念充满危险，因为它将使对抗以无法辨认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使我们无能为力”④。墨菲认为，在苏东瓦解后，旧有的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专制同民主的对立已经消失，但是各种种族的、国家的、宗教的对抗正在复活，冲突的对抗正在以大量的新的形式呈现出来。墨菲将对立、对抗、冲突视为政治的永远的本性，这样的对立、对抗是不可根除、不可化解的，即使在民主政治中也是如此。“承认霍布斯意义上的"自然状态"不可能根除，而只能被控制，这使人们对民主的形象有了新的认识。”霍布斯把自然状态中人与人之间激烈竞争的状态。看作是狼与狼之间的对立、冲突的状态，在墨菲看来，人类的这种状态只能被控制而不能被消除，民主政治是将对立、冲突控制在一定的原则、一定的框架中进行，而不是将对立、对抗取消，不允许对立、对抗、冲突的存在，声称已取得普遍的一致性、统一性，那正是民主处于危险的时候。“一个健康的民主程序需要诸多政治力量的震荡冲突和众多利益的开放性的矛盾斗争。”⑤民主不是排斥对立、对抗和冲突，而是将对立、对抗、冲突容纳在民主的形式中，民主政治必须能够包容对立、对抗和冲突。如果把对立、对抗和冲突的力量排斥在民主之外，就可能使这些力量被吸引到宗教主义、民族主义中去，可能使这些力量真的成为民主的敌人。
按照墨菲的激进的多元民主观，民主不是建立在完全统一、一致的基础上，完全的统一、一致只会导致民主的灭亡。相反，民主必须承认多样性、差异性、不确定性。必须承认对立、对抗和冲突。“一旦我们承认政治是必要的，并且不可能存在一个没有对抗的世界，那么需要正视的就是在这些条件下如何可能创立或维持一种多元民主秩序。这种秩序奠基于对‘敌人"和‘对手"（adversary）区分之上。”⑥墨菲认为，在民主政治的政治共同体语境中，不能够把反对者视为有待消灭的敌人，而应作为一个对手，对手的存在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必须被容忍，我们将批评对手的观念，但是我们不能质疑其自我辩护的权利。在多元的民主政治中，“敌人”这个范畴不是被消灭，而是置换为“对手”。如果民主不能使“敌人”转化为“对手”，不能包容这种“敌-我”的关系，而是将“敌人”排斥于民主之外，那么“敌人”就可能成为反自由、反民主的真正的敌人。
激进的、多元的民主允许有对立、对抗和冲突存在，允许有不同的观点存在，它只是要求民主游戏规则的一致性，而不是实质性观点的一致性，相反它反对这种完全的一致性。民主政治当然要求大家遵守自由民主的规则，但这种规则在墨菲的后现代话语中，并非是实质性的真理意义上的一致性，而只是一种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法”的一致性，游戏规则的一致性。
墨菲主张的激进的多元民主具有不确定性的特征，他借助了克劳德·顿弗特的说法，指出“民主的特征就是确定性标准的消失”。前现代社会中，体现在王族身上的、系立于神的超强力量的权力，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已成为昨日黄花，权力合法性的终极保障及其源泉已经消失，以神的终极基础作为确定性标准在现代社会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而现代性的启蒙观念，试图将政治权力的基础奠定在人类及其理性之上，从而取代传统的上帝或自然的基础，这样的尝试也终究归于失败。因为，按照墨菲的看法，不可能为民主政治找出一个确定性的基础，在她看来，现代民主的特征恰恰就是确定性标准的消解，就是充满不确定性。激进的多元民主，以不确定性为特征，所以才会包含多样性、差异性，才会包含各种对立、对抗的冲突。如果坚持确定性的标准就只能导致统一性、一致性，就不可能允许对立、对抗和冲突的存在。
墨菲主张的激进的多元民主又具有差异性、多样性的特征。现代民主社会的确定性标准的消解，意味着统一的共同的标准是不存在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差异性、多样性。“今天正在被诉求的那些新的权利所表达的是差异，这种差异的重要性只有在今天才得以被肯定，而且它们再也不是可以被普遍化的权利了。激进民主要求我们承认的差异--特殊的、多样的，异质的--实际上包括被抽象的人（Man）的概念所排斥的所有的东西。”激进的多元民主，以差异性、多样性的存在为前提，共同性、统一性在今天已经成了民主的障碍。在墨菲看来，不但社群主义所主张的实质性的共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所主张的重叠共识，也是与激进多元民主的差异性、多样性不相容的。
墨菲主张的激进的多元民主还具有非普遍主义的特征。激进的多元民主以差异性、多样性的存在为前提，那就意味着普遍主义的不存在，意味着各种各样的特殊性的存在。墨菲指出，现代性的启蒙观念是以抽象的普遍主义为特征的，为民主设定了一种抽象的普遍的人权，正是在普遍的共同的人的权利的基础上组成了民主社会。而墨菲则认为现代民主制是非普遍主义的，是由多种多样特殊身份的人组成的，不能把“人民”说成是具有普遍意志的统一的同质性的主体。在墨菲看来，无论是自由主义以抽象的权利为基础的个人，还是社群主义以共同善为基础的社群，以及马克思主义以经济为基础的阶级都具有普遍主义性质，都不能构成现代民主的基础，因为现代民主制恰恰是以非普遍主义为特征的。
墨菲的激进的多元民主理论，实际上是将现代性的政治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原则同后现代性的非本质主义、非普遍主义、非理性主义的观念结合起来。利奥塔坚持后现代性的反普遍主义的立场，为避免普遍主义而放弃了现代性的政治自由主义，因为在利奥塔看来，现代性的政治自由主义是一种普遍主义。哈贝马斯坚持捍卫政治自由主义的现代性的立场，将现代性作为未完成的事业，坚持将政治自由主义建立在普遍主义、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墨菲认为，无论是利奥塔还是哈贝马斯，都是将政治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原则同普遍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哲学基础结合在一起，利奥塔为了拒绝普遍主义、理性主义而拒绝了政治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原则，从而走向完全的虚无主义，哈贝马斯则为了坚持政治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原则，而保持了普遍主义、非理性主义。墨菲的立场不同于利奥塔和哈贝马斯，她的激进的多元民主，保留了政治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原则，却抛弃了普遍主义、理性主义，而将自由民主原则确立在后现代性的非普遍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基础上。所以，她的激进的多元民主“既可以定义为现代的，也可以界定为后现代的。它奉行那种"现代性的未完成的规划"，但是不像哈贝马斯，我们认为在这种规划中启蒙的认识论不再会有任何作用”。⑨现代性的自由民主原则，在墨菲的激进的多元民主中得到保留，但是现代性的启蒙认识论的视角，亦即那种普遍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的视角必须被放弃。尽管这种启蒙观点的视角在现代性的自由民主的兴起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现在已经成为激进的多元民主的障碍，需要从非普遍主义、非理性主义的立场上来理解自由民主的原则，将激进的多元民主确立在后现代性的立场上，这样的激进的多元民主具有不确定性、差异性、多样性的特征，它是确立在对立、对抗、冲突和斗争的基础上的。
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虽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批判传统，表达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但是他实际上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力图解构、超越马克思主义，因此，如加拿大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学者伍德所指出的那样，她及其他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是极为脆弱而又疏离的”。⑩她否定历史唯物论，代之以非决定论的、非本质论的、非还原论的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她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代之以后现代主义的身份概念，并以话语分析方法取代阶级分析方法。她所提出的激进的多元民主理论，包含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某些批判，并自称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规划，但是事实上是主张将社会主义的目标同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原则结合起来。与其说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激进的，倒不如说是保守的，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无情批判和彻底决裂，而墨菲的激进的多元民主则更多地是向资本主义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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