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革命找群众”与“为了群众才革命”之间
——对毛泽东这一精辟观点的理解
·文 刀·
毛泽东曾指出：“我们不是为了革命才找群众，而是为了群众才革命的”。这句看似极平常的话，极其深刻地揭示了一个革命党同群众的关系及革命党的执政理念；而且它既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同非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分水领，又是非无产阶级世界观有可能向无产阶级世界观转化的转折点。
一、毛泽东为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
毛泽东提出这样的问题，绝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蕴含了深刻的理论意义和普遍的现实意义。
所谓理论意义，是因为根据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无产阶级革命党的历史使命，即马克思、恩格斯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所宣布的，是解放全人类。而且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必须首先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地解放自己。简言之，无产阶级革命党就是要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这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集中表现，也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最本质的政治内涵。
所谓普遍的现实意义，是因为我们党的广大干部，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之前的广大干部，都是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加入革命队伍的，且多为农民家庭出身，小农经济的思想意识从“母胎”里就带来了。由于紧张的战争时期，未曾经过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洗礼，对于系统的革命理论属于先天不足。这对于一个执政的革命党来说，是一个必须解决的带根本性的问题。所以说，毛泽东的这一极富创新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确实给了人们太多太多的启示。
二、它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与非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分水领
对于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根本区别，集中到一点，就是如何对待广大人民群众的问题，它既是区别无产阶级政党与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标志，又是区别无产阶级同非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分水领。
以无产阶级世界观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它是以人民为本的，并以争取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己任的。它视人民群众为根本，它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人民群众，而且革命的动力也只能是广大人民群众。所以革命必须是为了群众，革命必须依靠群众，革命的胜利成果应该属于人民群众。一言以敝之，我们是“为了群众才革命的”，否则，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就将失去其本质的属性。
而非无产阶级世界观指导的革命者，往往不是以人民群众为本，而是将人民群众作为实现自己革命目标的借助力量，当阶段性革命成功之后，即他自己的目标已经达到之后不需再“借助”人民群众了。于是有的人当权之后就慢慢地疏远群众、脱离群众了，甚至欺压群众了。正如毛泽东曾经尖锐地指出的：“有的人官做大了，薪水拿多了，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动不动训群众、骂群众”、“有的人比资本家还厉害”。如果仅仅是“为了革命（自己求解放）才找群众”，仅仅将人民群众作为实现自己革命目标的“借助力量”，那么，执政后就必将渐渐地自觉不自觉地脱离群众，甚至欺压群众，最终走向革命的对立面。
既然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的问题是无产阶级政党同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那么，就非常必要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弄清楚，我们执政的共产党为什么 必须同广大的人民群众保持一种内在的血肉关系，这一点毛泽东曾反复地无数次地深刻地指出，诸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兵民是胜利之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万岁”、“我们一刻也不要脱离群众”等等，这些是极具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即毛泽东的所有著作、所有讲话、所有实践，从头至尾都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两个字——人民。这是毛泽东之所以打败中外反动派的力量源泉；同时也是一切中外反动派之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人民似水，可以载舟，亦可覆舟，是一条颠扑不破的普遍真理。可以说，一部现代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的历史，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之前，就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团结人民，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同广大人民群众始终保持血肉关系的历史，像典型的淮海战役，是几十万辆支前独轮车和几十万解放军共同战斗的结果，它是毛泽东关于“兵民是胜利之本”最生动的写照。
三、是非无产阶级世界观可能向无产阶级世界观转化的转折点
什么是世界观，我想用一种简单而通俗的形式加以表述，即人们对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总的认识和态度。任何事物的发展规律是不能创造或改变的，但它是可以认识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就在于它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即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结论已经有了，也就是说对规律的认识已经有了，最终目标也明确了。但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经过长期的甚至几十代人持续不断的艰苦卓绝的奋斗才能达到的。正因为如此，那么认识规律和对待规律的态度就不一定是一回事情了，一是认识世界，二是要改造世界。认识世界相对较容易，主要是理论问题；而改造世界就不同了，它是一个艰苦卓绝的持续不断的社会实践问题。即规律只有一种，而对待规律的态度则可能各不相同，总括起来大致可说有三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顺应潮流，成为彻底革命派的；一种是随大流，成为彻底革命派的同路人，即半截子革命派的；还有一种则是逆潮流而动，反对革命的。具体说：
第一种人，是坚信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制度必胜，从而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的，而且明知最终目标非常遥远，但仍能矢志不移地一生为之奋斗不息。如像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为代表的一批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始终以解放中国的劳苦大众为己任，时刻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挂在心上，并不断地提醒全党，不要脱离群众，要同群众打成一片，要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们不仅自己为人民的利益艰苦奋斗一生，也从不为家人亲属谋权谋利谋先富；还有像夏明翰、杨靖宇、方志敏等为代表的一批先烈们，他们在敌人的屠刀下视死如归，仍坚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他们都是一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杰出代表，他们是劳苦大众和中华民族的希望。他们之所以成为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因为具备了两个基础，即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所谓理论基础，就是他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充分认识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因而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所谓思想基础，就是在认识了社会发展规律之后，有一种为了实现目标而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矢志不移的奋斗精神。但是这样杰出的先进代表人物，在任何时候都会是少数，但他们的思想理论、信仰等，也不是与生俱来，而是靠与时俱进的不断灌输和自觉的思想改造才逐渐形成的。
第二种人，主要的是自己求解放派，他们在整个革命队伍的成员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他们来自于广大的劳苦大众，他们原本处在社会的最底层，长期在生活的死亡线上挣扎，他们既迫切要求翻身得到解放，又苦于无奈，只是在先进的共产党人引导下，走进了革命的队伍，他们虽然有翻身求解放的强烈愿望，但不曾经过革命理论的洗礼，也不知道什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只知道共产党是帮助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的，所以才铁了心跟共产党走进革命队伍的。后来阶段性革命胜利了，不少的人还充当了各级大大小小的党政领导干部，可他们的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共产党还有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和执政后还要继续革命和继续执政为民的道理，很多人只想在革命胜利后，应该过着“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稳日子了，有这种思想的人在解放初期具有普遍的代表性。另外还有一批有文化的进步青年，有的还是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他们受进步思想的影响，也对当朝政府的反动统治不满，对苦难深重的劳苦大众表示同情，而毅然加入了革命的行列，他们有不少在革命队伍中锻炼成长，还担任了不同的领导职务，但其中也有不少对继续革命，特别是长期的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不足。前述这两种类型的人中有相当大的比重，基本上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那种“是为了革命才找群众”的人。因为他们中的要求翻身求解放的人，经过简单的阶级教育之后，知道了靠个人单枪匹马是不可能的，只能靠阶级的力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有可能实现，事实也是如此。所以他们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前，即执掌政权之前，尚能同老百姓保持着鱼水般的关系，因为当时他们自己还是“鱼”，老百姓是“水”，这时如果离开了“水”就不能活。由于他们中的很多人参加革命的目标是出于自己的翻身求解放，也并没有要解放全人类的想法，所以他们的思想理论基本还停留在民主革命的阶段，甚至有的还开始退步了，正如毛泽东1957年3月在济南党的干部会议上所指出的：“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的革命意志有些衰退了，革命热情有些不足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前面说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思想不是与生俱来，而是靠不断灌输和自觉地不断地改造主观世界才能逐渐地形成的。所以说，民主革命派的思想是向两极发展变化的转折点。即如果能继续向前，则可能成为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反之，如停止不前或倒退则可能走向革命的对立面，即欺压群众的走资派。
之所以可能转化为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因为他们首先是要革命的，只是不彻底而已。他们已经具有了向彻底革命派转化的基础的一面。那么转化的途径，一是进一步加强理论的和思想的武装，充分认清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和为之不懈奋斗的思想，再就是通过执政为民的具体实践。另外，他们同时又有可能演变成为革命对象的一面。如果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忽视理论武装和主观世界的改造，就很容易蜕变为革命的对像，因为在这个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地球上，正如列宁指出的：“会每时每刻地自发地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再就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执政党的内部来，并千方百计寻找在党内的代理人。而且这是一条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弄得不好就会在我们党内寻找如毛泽东讲的“比资本家还厉害”的代理人（走资派），如上海的陈良宇之类，湖南郴州的李大伦一伙。他们就是我前面讲的第三种类型的人。所以毛泽东站在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高度，敏锐地察觉到干部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视为执政党变质变修的危险信号。
四、深刻的教训及建议
全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近30年的浴血奋战，付出了巨大而惨重的代价，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官、封）”，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并建立了自己当家作主的人民政权，这个政权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啊！毛泽东为此而感到欣慰，并对中国的前程充满了信心。例一，当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问毛泽东：“你们能否走出历史周期率的怪圈，能不步李自成的后尘”，毛泽东回答：“我们找到了办法……”。例二，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高瞻远瞩，以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战略眼光，及时警示全党，他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途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个警示，是我们的党永葆青春，我们的人民政权永不变色的强大思想武器。例三，毛泽东（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庄严宣布：“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我们的目标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从此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空前高涨，可是，被推翻的反动派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千方百计进行破坏活动，杀害干部，企图颠覆新生的政权，才迫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开展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运动，以打退外部敌人的猖狂进攻。同时，新政权建立不久，我们的内部也开始发生变化，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在天津就出现了在资产阶级糖弹面前打了败仗的刘青山、张子善之类党内的腐败分子，这使毛泽东十分震怒，为了教育全党，毛泽东亲自批准将刘、张处以极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全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胜利推进，我们的干部的思想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特别是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呈蔓延之势，这更引起毛泽东的深思，直到文化革命之前，他一直在观察和思考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对干部中日益滋长的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十分不满，并敏锐地洞察到我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而且他在苦苦地思索着，如何寻求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实际上党内经常的整风整党及经常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没有间断过，结果并没有解决带根本性的问题，即防止干部变质的问题，所以才有文化大革命的出现。毛泽东1967年2月接见阿尔尼亚代表团卡博、巴卢库时说：“过去只抓个别问题和个别人物的问题的办法，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终于找到了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揭露我们的阴暗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们不听”。现在看来，我们党内今天的腐败屡反不绝，前腐后继的严酷事实，它历史地证明毛泽东当年对于防止党员干部蜕化变质的判断和措施是正确的和具有远见卓识的。可是为什么后来硬是把文化大革命毫不加分析地予以彻底否定了呢？并由此而造成全国的思想、理论混乱和中华民族的信仰危机呢？这里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一）从文化大革命这场悲剧（所谓悲剧是没有按领袖的初衷和设计健康有序地进行到底）中，一个重要的教训，是由于有相当一批新老干部，对继续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思想准备不足，尤其是一批老干部，他们大多处在领导岗位，影响力大。本来文化革命的主要对像是走资派（少数人），但由于群众起来了运动的冲击波及到一批老干部，所以引起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甚至抵触，其原因主要是属于认识问题，即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不只是推翻压在中国劳苦大众头上的“三座大山”之后，就过着“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稳日子了，而是还要继续同人民群众一道，建设更美好的社会，大家都过上更好的日子。而他们这种认识的局限性，带有一定的先天性。也是没有真正认识到革命发展的阶段性和继续革命的关系；更是源于没有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及发展的总趋势，没有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确实树立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主观原因，是我们党过去对大批新老干部尤其是对老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不够，因为革命的理论和思想它不是与生俱来，而必须依靠灌输，恰恰是这种灌输的力度不够。二是客观原因，是这批老干部都是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加入革命队伍的，在那紧张的战争年代，常年浴血奋战，基本无暇自修或组织理论培训；新中国建立后，全国的革命与建设的发展超常的迅速，急需大批干部走上岗位，亦来不及进行理论武装。正因为这样，不仅缺乏继续革命的理论准备，而且对阶段革命与继续革命的关系缺乏应有的判断力和继续革命的自觉性，再加上群众运动冲击的委屈情绪，故使自己很容易成为真正走资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上和思想上的俘虏。鉴于这样的教训，特建议今后我们的各级党校应专门承担起各级党政干部理论和思想武装的任务，而且要特别警惕有些人把进党校学习视为钻营和经营的基地。使党校真正成为灌输革命理论和思想的坚强阵地。并具体建议：①认真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是现实行动的指南；②认真研读部分毛泽东的原著，借以重温“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为人民服务精神”、“两个务必”和“警防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精神”；③学习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理论，真正了解劳动创造历史、创造一切的原理，着重解决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特别是尊重普通劳动者，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这才是执政为民的原动力。
同时还建议各级党校在每期学员进校的第一阶段的教学内容，首先就是组织先看“井冈山”、“长征”、“延安颂”、“开国领袖毛泽东”、“焦裕禄”、“脚踏祖国的大地”等历史电视剧,每看一部组织讨论谈体会、写心得，集中认识一点：人民的政权确实来之不易；人民，是革命、是执政的“命根子”。然后再进入到理论学习阶段，这样可能更有利于促进执政为民的责任感。
（二）应重申理论界的学术民主，倡导“百家争鸣”。特别是涉及到执政党的一些带根本性的指导性理论和观点，绝对不允许仅凭某个人或几个人的好恶或感情冲动就加以否定，因为这种作法太危险了！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危害太大了。例如“阶级斗争”的理论，本是中国共产党借以动员、组织广大劳苦大众打败中外敌人的强大武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之本，也是中外反动派特别是国内反动统治阶级最害怕的致命穴。可就有人抓住“为纲”二字和某些政治运动中出现过扩大化等枝节问题大做文章，把真正阶级敌人的灭顶之灾说成是中国人民的“洪水猛兽”加以根本否定。
紧接着把原本为了警惕、防止党员干部蜕变和执政党变修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说成是根本错误的极左理论彻底否定；然后再把原本为了警惕、防止党员干部变质和执政党变修的重大举措——文化大革命进行彻底否定，说成是“祸国殃民”的“大浩劫”。请问：防止执政党变质的理论是根本错误的极左理论；防止国家不改变颜色、防止老百姓不再受压迫是“祸国殃民”，这是哪个阶级的逻辑？！现在事实证明，正是那批腐败官员（即走资派）在祸国、在殃民，结果没有被文化革命把他们制止住。
正是因为把我们党永葆革命青春的革命理论和防腐防变的文化大革命粗暴地否定之后，才把整个人的思想搅得混乱不堪。因为毛泽东一去世，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历次运动中原本不按毛泽东的指示或由他亲自制订的政策执行，而造成的某些扩大化，反而统统都推到了毛泽东的头上，说什么，这就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的结果云云。而某些知情人，甚至是当事人（即负责抓运动的人），却站在旁边装聋作哑，更不想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另外把原本在文革中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混乱局面及社会上的打、砸、抢、抄、烧等等，统统说成是由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对这种颠倒因果关系、颠倒黑白的伎俩，一些亲历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在当时只许有一种声音的高压势态下，只能沉默不语，对后来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他们根本搞不清历史真相，只能是你宣传什么就接受什么，他们只听说×××比毛泽东还伟大的抽象概念，而且有些人还翘指称赞×××了不起，敢于否定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及一些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理论。但也有一些年青人从父辈那里听到：“毛泽东是老百姓的贴心人，是伟人，是劳苦大众的救星。”但毛泽东具体怎么伟大，有什么根据是劳苦大众的救星，不清楚，因为那时也没有谁敢叫大家再去看毛泽东的书了，更不像推销×××文选那样，要进书店、要进教材、要进课堂、要进脑子，同时还能不断地听到绕着弯子批毛泽东的声音。故社会上就慢慢地变成了“毛泽东思想到底还该不该相信了”的各种疑惑。但同时也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即不少的工人农民甚至普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也慢慢地发现，好像×××理论主要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并不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故也不愿相信了。这样一来，老百姓就感到没有什么可相信了，于是，干脆去信菩萨，弄得老百姓无所适从，真是悲哀！！
原本文化大革命之前，在中国的大地上，人们的主流价值观已经基本形成，抽象地讲就是毛泽东思想，尽管有少数人不认账，但老百姓是认账的。具体地说：“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不怕强敌敢于斗争的精神、为人民服务精神、雷锋、焦裕禄、王铁人（进喜）精神、反对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的精神、共同富裕的精神、路不拾遗的精神等等，像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先进模范人物，已经成为绝大多数群众无限崇敬的精神偶像，但近20多年来把人们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完全改变了，曾经有一段时期把学雷锋、学焦裕禄作为讥讽别人的笑料，只有带头发财才是光荣的。于是在社会上却充斥着：少数人先富起来，一切向钱看的精神；“貓论”影响下的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精神；追名逐利，贪图享受的精神；尔虞我诈，六亲不认的精神；权钱交易，内外勾结的精神；欺压百姓，惨无人道的精神等等，这些腐朽没落甚至反动的精神垃圾，在不断挑战我们过去几十年逐步形成的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规范，并出现在某些地方的正不压邪或正压不住邪，以及有些方面的积重难返。诸如贫富差距悬殊，少数人越来越富越贪（合法经营者不属此类，单指那些不“仁”为的富，为富后又不“仁”者），多数人越来越穷，大批产业工人下岗，流浪社会抬不起头，新的“三座大山”又压在了老百姓的头上等等诸多的社会问题，留给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一届领导。现在令人欣慰的是新一届领导在继承、捍卫并发展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千方百计在解决这些遗留的深层次的麻烦，其任务是相当相当艰难而艰巨的，但是，现在有不少人在私下议论说：“从现在中央的不少作法，使人感觉到好象毛泽东又回来了。老百姓对此为之一振，心想，中国人民又有指望了”，假如说经验教训的话，如果在毛泽东去世后，对一些原本正确的理论，采取负责任的态度，不要感情用事，动不动就否定这个否定那个，退一万步来讲，如果有谁对毛泽东的某些理论、观点而且是经过党的会议集体讨论决定认可的理论、观点想要推翻，也可以在党内、在理论界发扬民主，开展一些讨论，如果当时能够左右局势的人们有一点政治责任感，能组织大家讨论一下，也不至于对这类关系执政党存亡的重要理论与实践，即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就毫不加分析地予以根本否定，也就不至于因此而造成后来如此积重难返的严重后果。
（三）应该理直气壮地恢复重申我们的政治优势，为政治优势正名。中国的政治优势本来就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胜利的法宝。例如从“支部建在连上”开始的党指挥枪，已是中国今天这支英勇善战的人民武装力量的军魂；又如中国的哪一项重大的建设成就不是由于坚强的政治工作的结果，像：两弹一星、万吨水压机、大庆油田、红旗渠……等等等等。反之，近些年来，有哪一项酿成大祸的豆腐渣工程的后面，不是由于忽视政治、由于利益驱动的腐败；还有那些国企资产的大量流失，工人大批下岗流向社会，也正是由于没有坚强政治工作保障而出现的腐败，这些都是由于片面强调经济忽视政治的恶果。现在我们应该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否定之否定的哲学原理作指导，来总结历史经验，推动历史前进。文化大革命后提出了所谓拨乱反正，即通过否定文化大革命来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就是通过否定无产阶级政党指导革命的基本理论，即所谓的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没有错，而且在文化革命之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也从未放弃过，即使当时抓以阶级斗争为纲，也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当时的“为纲”和“为中心”，从根本上不是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即使到现在为止，谁也不能否认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政治优势就在于此。试想建国初期如果不搞三反、五反、镇反，人民用鲜血换来的政权能巩固吗？！那么，政权都保不住，你的经济建设“为中心”，你为得了吗？！抗美援朝的后勤保障你保得了吗？！就是有那么一些专门玩弄偷梁换柱术的大师们，硬是要闭着眼睛说瞎话，硬是要把毛泽东说成是一个只会搞阶级斗争不懂经济不搞经济的斗士。我奉劝某些大师们，如果识字的话，就去看看毛泽东的著作和《毛泽东传》。虽然每次运动都不是毛泽东和他的党主动挑起来的，都是对方逼出来的，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尽管这样，你可以去看看，哪次政治运动中，毛泽东没有强调：“不能影响经济，要运动与经济两套班子，同时抓，而且运动要促经济、促生产、促工作”，包括“四清”运动的部署都要以不影响生产为前提。你说毛泽东不懂经济不搞经济，那么，那个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即1956年），就写出了“论十大关系”，这是不懂经济不搞经济的人写得出来的吗？！要不然就请哪个懂经济的搞经济的，也能写出个什么“论几大关系”给大家瞧一瞧。可以说，毛泽东从来就没有片面强调过什么，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来就没有错，但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甚至否定政治与社会建设。现在就是有那么一些人，总以非常浓厚的兴趣和超常的热情拿着“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核武器来攻击“以阶级斗争为纲”，以达到否定阶级斗争理论的目的，叫你永远也不要再搞什么阶级分析了，这样又可以恢复到解放前那样，即穷人们之所以越来越穷，是八字不好、运气不好；而少数之所以越来越富，是他们的八字好、运气好，都要认这个命，穷也好、富也好，大家都要相安无事。但是执政的共产党不可麻痹大意，更不能对“阶级斗争的理论”讳莫如深，连“阶级斗争”几个字都不敢提了，更不要说在文字上出现了。共产党人应该理直气壮地正视阶级斗争，连我们的党章都庄严地写上了：“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其实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一个历史概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表现形式也是不同的，正视阶级斗争的理论，可以肯定地说，它对绝大多数的人即人民是有利的。而且我们现在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也不是要重复过去疾风暴雨般的形式，可以与时俱进地创新，但是不能否定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或可以先限于在党内进行，先把党内的蜕化变质分子清洗出去。现在有一种反常现象，即对共产党过去搞的旨在消灭阶级、阶级剥削，不但不消灭肉体还给出路的文明的阶级斗争，看得那样的十恶不赦并欲彻底否定而后快。而对近20年来一些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对劳苦大众进行残苦压榨的阶级斗争，却装聋作哑、视若网闻，并且极力反对进行阶级分析，就更不要说“斗争”了，也就是说只许他“斗”你（劳苦大众），而不允许你“斗”他，即只许他们（新生资产阶级）专你们（劳苦大众）的政，不准你专他们的政。
为了鲜明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坚决抵制一切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的挑衅，我们必须：
1、实践是检验真理（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准，要年年、月月、天天讲；
2、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年年、月月、天天讲；
3、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社会主义宗旨要年年、月月、天天讲；
4、“两个务必”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年年、月月、天天讲；
5、警惕、防止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要年年、月月、天天讲；
6、不许任何人压榨、剥削劳苦大众要年年、月月、天天讲。
像中国这样伟大的国家，这样伟大的民族，也有完全能够代表伟大民族根本利益的伟大精神和伟大思想。结果被有的人搅得连一个基本信仰都没有了，这难道不是一种悲哀吗！
我们应该欢呼：“为了群众才革命”的人们万岁！
“为了群众才革命”的思想万岁！
二OO七年八月十九日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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