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时代的价值系统闭环递增和经济结构相对动态均衡发展模式问题的几点思考
田忠国
（的话，代前言：不能通过今天的价值选择和价值逻辑的演绎看到未来，不是一个合格的管理者。不能通过制度机制预测明天的经济状态，不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不能通过直觉的把握，触摸到人类的最高理性，不是一个天才艺术家。）
在写本文前，我曾写了“相对动态均衡经济学理论与世界经济危机中的人类出路”，旨在阐述我对相对动态均衡经济原理的思考。我之所以作这些思考，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既不满意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强者自由掠夺倾向，更满意国内某些主流经济学家为满足私欲低俗之论。当然，在作经济问题思考之前，我一直苦苦思索如何把人民民主程序制度化的问题，并且提出了自己不同与人的看法。
在我的理念中，一个最强烈的愿望就是，通过人民民主机制建设，有效规制相对动态均衡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且认为，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是我们规制人民民主和相对动态均衡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立足点、出发点和落脚点，进而扩展为世界人民造福。我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我个以为，离开人民利益和国家利而妄谈发展，其发展必然会走到人类的邪路上去。其实，世界上虽然有不同的发展观，但总起来说一共两种，一种是为少数人的发展，一种是为人人的发展。我的相对动态均衡的经济发展观念，是为人人的发展。
所谓为人人的发展，就是社会各阶层每个人都能平等的创造，并平等的分享创造成果。对于这种观点，有的经济学家视为是邪恶的发展观，因为，在他们看来，社会资源有限，如果人人平等的分享资源，大家都成不了百万富翁，所以，不如让一部分先富起来。所谓先富，就是在同等资源的情况下，有人有特殊的优先占有权。
大家知道，我国的贫富差距巨大，大到不仅仅是个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了，而是个还有没有发展能力，发展能力还能持续多久的问题了。再说，公平不仅仅是个增加内需的问题，同时也是个社会安不安定，会不会付出重大的社会代价、经济代价和政治代价的问题。有人读了我的文章后认为，我是个列宁主义，坦率的说我不是，因为，我没读过列宁的书，就是小时候读了一点，也早就忘光了。但我是坚决的毛主义者。
因为，我认为，一个社会的发展进步，首先要进行思想文化的革命，也就是说，社会的发展进步，是建立在思想文化不断革命、不断创新，动态适应人民群众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基础上的。没有思想文化的不断革命，就没有思想文化的不断创新，没有思想文化的不断创新，何来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但是，中国和世界历史证明，能够自觉完成思想文化革命的人毕竟是少数，是先知先觉者，比如说毛泽东，所以，精神层次的思想文化革命，需要外部力量，也就是人民群众的力量去推动。
人民群众如何推动？那就是“造反有理”。
在人民群众的革命造反面前，一切腐朽没落的特权思想、专制思想和人吃人、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思想观念，都不得不反思：是自我从精神层次上的自觉革命，还是被动的接受人民群众的暴力革命？或许，在那时候，人们不得不重新做出自己新价值观、秩序观、平等观、民主观的选择。
一般情况认为，马克思给人类留下了最大贡献，是发现了剩余价值，但是，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制度对无产阶级剥削的结果，这个问题搞清楚了。但社会主义要不要剩余价值呢？事实上，没有剩余价值的积累，就没有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我对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剩余价值的积累，称之为价值系统闭环递增现象。我之所以这样说的原因，就在于剩余价值积累，也和经济主体公有制一样，其积累的成果也是公有的。
但如何完成这个价值系统闭环递增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呢？
我在很多文章中都做出了同样的回答：一，人民民主的动态纠错机制，其中包括监督权、管理权、问责权、票免权，而人民群众动态纠错的最高权利是造反。造反权是票免权的最高形式。为避免无序带来的社会代价，就需要对人民民主权利程序制度化、动态有序化。但是，制度有有效和无效之分，无效的制度是因为一没有程序，二没有民众做为制度参与的主体。什么才是有效的制度呢？以民众参与为主体，并对参与程序规范，我称之为有效的制度。二，政治制度是经济权利的保障。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有人认为，经济权利确立之后，政治权利就水到渠成，必然会成为社会的必然选择。但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如果经济权利大于政治权利，当财富均衡的社会状态被打破之后，就必然陷入强势阶层对弱势阶层的专制统治。因此，人人平等的政治权利首先大于经济权利，才能可能效的防范强势阶层的形成。三，经济结构相对动态均衡发展需要一套发展制衡机制。而这套制衡机制就是社会的差异化均衡式分配机制。也就是说，用合理的差异分配激活社会的创造潜能。但如果不同群体的利益差异，伤害了另一个群体创造的劳动和创造积极性，就说明这个差异失去了合理性。由此可知，分配机制的形成，必须有人民民主权利的参与。
接下来我们应该探讨的问题是：
一、如何保持经济结构相对动态均衡发展？
要谈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不谈内需问题，因为，经济结构相对动态均衡发展模式的构建，首先要解决的是内需问题。其实，内需是由两种不同的制度机制造导致的不同结果，一种是动态相对均衡发展模式，也既科学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另一种是资本制度导致的。资本制度机制必然导致占有率膨胀式涌堵现象的发生，也就是说，由于财富占有量的不均等或者叫强者多过的占有，就必然产生那种现象。
过去，我光知道中国的右派说左派不会搞经济，没办法，今天读到美国左派的文章，才知道中国的右派是跟美国的右派学的。其实，真正不懂经济的不是左派，而是右派，因为右派只会讲故事，只懂得占有就是财富的积累，不懂得相对动态均衡式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佳模式，而左派根据经济制度的机制原理，就可以分析、预测将来的经济状态。一个只会讲故事、只知道占有的经济学派别，却占居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不出事才怪。
那么，如何使相对动态均衡式经济发展逐渐成为一种发展模式呢？
大家知道，中国和前苏联以及其它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在实践中摸索了很多年，随着苏联的解体，有些人就断言，社会主义是失败的。但是，为什么失败，中国是不是也失败了？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通过前苏联解体的相关资料，我们发现，前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不是其经济崩溃，而是其官僚集团的贪腐导致的结果。也就是说，前苏联的解体，不是相对动态均衡式发展模式出现了问题，而是确保相对动态均衡式经济发展模式的政治体制出现了问题。如果我们不是自我禁锢或维护既得利益的话，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中国历史：中国从1949年到1966年，经历了17年的和平高速发展时期，创造出巨大的成绩，但是，毛泽东发现，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就是官僚体制的蜕变。
官僚体制的蜕变，意味着创造得再大的成果，也会化为乌有。
但是，如果要想保持住全国人民创造的成果，就需要：一方面解构官僚体制，构建新的制约机制，防止权力蜕变。另一方面，或许毛泽东认为，唯一能彻底防止权力蜕变的力量，就是人民群众。也就是人们现在常说的人民民主，或者叫大民主。因为，权力蜕变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对人民利益的侵害。在利益上受到无端侵害的人民群众，必然要起来反抗，从这个角度说，人民群众是自己利益的捍卫者，而人民群众捍卫自己的利益，客观上也防止了权力的蜕变。
虽然如此，人民群众如果没有捍卫自己利益的权利，权力蜕变必不可免。
为此，在毛泽东倡导下，中国为防止权力蜕变设立了三道硬性防火墙：
一是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二是工人有罢工的自由。造反有理。三是夺权有理。从系统机制上说，第一步，如果通过四大自由解决了社会问题，也就是官僚体制同人民群众的矛盾，就进入第二步，工人罢工。也就是造反有理。如果进入第二步还不能解决问题，人民群众就有权利夺权。
我个人以为，这三大环节，环环紧扣，循环往复，是一个有效防止权力蜕变的民主机制。在这个机制中，既有效制约了官僚体制的蜕变，又确保了国家政权始终保持在党的手中。因为，这套机制的核心，是通过机制的作用，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也就是说，人民群众通过自己民主权利的实践，更加相信中国共产党就是自己的党，是与自己命运休戚与共的党。
西方国家的国家意志，是通过选举形成的，但是，由于政体建构在资本的基础之上，资本阶层为了防止政体基础的改变，除在制度机制上设立了许多防火墙之外，还可以通过操纵媒体的方式操纵选票。由此可知，人民群众的利益，并不能通过选举渠道得到有效保护，而是相反，选举可以有效保护资本利益。
但是，中国的民主机制呢？资本完全失去了操纵能力，人民的意志成了社会发展的唯一意志力，中国共产党只能与民众的意志力合二而一，才可以有效行使自己的权力。
由此可知，资本主义的民主模式，代表的国家意志只是资本意志，而中国的民主模式，国家意志完全是人民群众的意志。
国际上一般认为，一个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人民意志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失去人民意志这个基础，其政权是不合法的。如果按这个标准看，西方国家的国家政权是建立在资本意志的基础上，其合法性不过是资本势力的强词夺理而已。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晚年，西方国家政要掀起一个对毛泽东的顶礼膜拜潮，也就不足奇怪了。因为，当时毛泽东的权力，集中了全国人民的意志。
当然，从中国民主实践的历史上看，也不是没有缺点、错误或者失误，有的，比如说没有做到动态有序化，也就是说，中国的人民民主机制还没有从程序制度完善，但这并不能成为否定人民民主制度的理由。
事实上，中国却以灾难的名义，完全否定了人民民主机制。
但问题是，中国为什么否定人民民主机制呢？其实，对这个问题，人们如果认真思索一下近三十年的权力蜕变，就不难发现，人民民主机制是对权力蜕变最大的制约。也就是说，不否定人民民主机制就无法达到权力蜕变的目的。无法达到权力蜕变的目的，就无法实现权力能获得的各种利益。
按照中国的体制机制，就目前看，如果不恢复人民民主的制度机制，也就是实行大民主，中国既不会进入资本民主，也不会进入经济民主，而只会逐渐演变到权贵精英资本民主。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中央应该下定决心，重构人民民主的制度机制。只有这样，中国才能重新进入相对动态均衡式经济发展模式，有效化解占有率膨胀式涌堵导致的经济危机。
我以为，第一步要尽快做的就是人们一直呼吁的平均发钱。通过平均发钱，解决我国民众没有消费能力的问题，拉动经济增长，救活中小企业。但是，这里有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中小企业必须国内的，民营也好，国有也罢，但必须是国内的，而不是国外的。如果是外资企业，通过这种平均发钱式拉动经济增长，也会造成占有率膨胀式涌堵，而后转移到国外，结果中国还是两手空空，这是一。其二，我曾反复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坚决取消出口退税，因为，出口退税其实是中国自己心甘情愿为美国开的财富漏斗。如果不堵住这个财富漏斗，中国要采取平均补贴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你没有这个能力。其三，我以为，中国通过平均补贴式发展，限定消费对象，把破坏国家战略产业的外资赶出去，占领主权经济阵地。其四，扶持民族资本，也就是民营经济，使其平等的与国有企业竞争，激活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其五，我以为美国的金融危机，既给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也给中国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自主发展。
自主发展需要壮士断腕、殊死一搏的勇气，更需要大战略家的胆略和魄力。
这就需要准备打仗，打一场恶仗，因为，中国的一票否决权，美国是不会给的。美国不会给，中国应该有勇气抛售全部美国国债。抛售美国国债，大不了就是来一场中美之战。如果中国不拥有一票否决权，中国就永远失去了崛起的机会。但如果美国不给中国一票否决权，中国就不能白认美国给中国造成的巨大损失，而是应该让美国知道，你给我带来的损失，我必会让你损失的更惨。当然，中国更应该不惜打一场战争。
“不打仗我的手早庠庠了。”陈老总的话。
二、相对动态均衡式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与量化标准
张敢明先生原先是位倾向于自由经济的学者，但后来，在中国现实的教育下，他不是从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角度，而是从国家和民众和谐发展的角度，从党和共和国前途命运的角度，反思他的成长过程，和中国自由经济的成长发展过程，并通过分析发现：“作为亲历计划经济30年和市场经济30年的中国人，我们的主张要敢于面向光明，积极实践科学发展观，旗帜鲜明地宣讲：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引导我们这个国家走向和谐与美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引导人类走向大同！”我个人认为，张敢明先生的这个发现，在今天的中国，无疑是石破天惊，得罪一大批人的发现。张敢明先生同时还认为：“我进一步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出的社会主义三大基本原则正好作为框架支柱，因而其基本理论科学。但在管理学意义的“应用”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存在技术性不足。需要补充“测量基础”。因为从科学方法论的视角看，任何学科从理论走向应用，都需要一个“测量基础”。”
马克思经济学的抬头，就是“穷人的经济学”的兴起，因为，马克思和毛泽东的经济学，就是地地道道的穷人的经济学。穷人的经济学，其核心要解决的问题，我以为是“相对动态均衡式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问题。这个模式，既有制度机制模式，也有数据模式。制度机制模式解决的是确保数据模式正常运行的问题，而数据数式，解决则是量化标准和发展过程中的激励机制问题，也就是说，制度机制模式是实行数据模式的前提，没有制度模式，就不可能有效实施，或者探索数据模式。而数据模式，也就是“相对动态均衡式经济发展的数据模式”，是支撑相对动态均衡式经济发展的数据模型。
但是，为什么建构这个数据模型呢？一，出于解构资本自由制度机制的需要。人们知道，资本自由制度机制是制造占有率膨胀式涌堵现象，也就是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如果不解构资本自由制度机制，经济危机就无法得到有效扼阻。二，解构资本自由制度机制不是目的，只是手段，而构建有效创造资本、普惠于人民大众的资本运行机制，才是目的。因此，一个根本原则就是，资本创造不能偏离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三，“相对动态均衡式经济发展的数据模式”，在动态变量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数据机制原理，发现失衡之处，并优选出动态调整的最佳路径。综上所述，“相对动态均衡式经济发展的数据模式”，是代替资本自由制度机制，破除占有率膨胀式涌堵现象有效途径，也就是说，没有新的相对动态均衡式经济发展机制，就不可能取代旧的经济发展机制。
但如何构建动态均衡的数据模型呢？我不是学数学的，这有待于数学家努力。但是，有志于经济动态均衡学研究的人们，可以认真研究一下中国古代的“玄空风水”，因为，它是讲动态制衡和动态均衡模型的。当然，要研究它，研究者最好放弃对风水的思考，而侧重于动态制衡和动态均衡的机制原理。
三、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问题
思想文化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先导，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思想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反复强调思想文化革命的原因。
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应该在总结成绩的同时，分析一下成绩掩盖下的问题，比如，价值观出现的问题，也就是思想文化上出现的问题。价值观的问题，说白了就是个是非黑白问题，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念，价值标准，会对同一个问题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如果我们在价值观问题上弄清楚了，改革方向、改革目的也就十分清楚了。
改革方向、改革目的清楚了，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就好分辨了。
比如，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支柱，一是房地产，二是出口，如果仅就出口二字看，显示不出什么问题，但如果把退税二字连起来，我们就会发现：出口退税的本质，是用中国国民的钱，补贴外国民众。也就是说，中国人民创造的财富，通过出口退税转移给外国民众了。如果不堵死这个巨大的财富漏斗，中国人民永远都不会有好日子过，因为，中国人民创造的有限财富，不是在每年递增的过程中被民众分享了，而是转移到国外去了。
再看房地产业。一般有购房能力的普通百姓（大多数正当收入者买不起房子），其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要交房贷，其余的才能消费，使中国消费的主要群体失去了基本的消费能力。我个人认为，这种现象是可怕的。因为，它最终会击溃中国经济发展能力。
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看好中国投资、出口、房产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现在又增加了一条：进口。但是我不看好，因为，我以为，这三股经济力量合起来，经过时间的积累，必然击溃整个中国经济。当然，现在这样说，为政者是不爱听的，这就是人类共同的悖论：用得着的时候不愿意听，也听不明白，用不着的时候，比如说经济崩溃了，明白了也不管用了。因此，我说灾难是世界上真正的教育大师。
结束语
大家知道，在资本自由制度机制下，财富的每年递增，一般情况下都会在制度机制下，悄悄完成财富的集拢式转移。也就是说，在有限的财富递增过程中，由于占有率的递增，普通民众的消费能力不是在逐年增强，而是逐年削弱。当逐年削弱到价值闭环无法完成整个过程时，所谓生产过剩的问题就显现出来了，但其实，这个所谓的生产过剩，是由于消费能力的逐年递弱造成的，并形成占有率膨胀式涌堵。也就是说，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打破了经济发展的循环系统，这样就形成了经济危机。我个人认为，避免经济危机发生的有效途径，就是相对动态均衡式经济发展模式。这是中国或者说整个世界，走出经济危机周期律的唯一途径。
2008年11月21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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