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现象
韩德强
2004年8月25日
我最早听到李慎之的大名，是听朋友介绍李先生的“孙子战略”。1979年，李先生曾经跟随邓小平访美，据说得到邓公的真传：中国要当美国的“孙子”。美国是爷爷，中国是孙子。美国是国际社会的领导者，中国应该做顺民。邓公是否有此真传，我们不得而知。但李先生则似乎吃了定心丸，到处传达最高指示，鼓舞亲美者的士气。后来，李先生当了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所长，致力于揣摸美国的心思，讨美国的欢心，积极配合美国的和平演变政策，在推广美国的民主与自由的价值观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李慎之是怎样从一个反美知识分子，转变为一个亲美知识分子？后来读到李先生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心头豁然开朗了。李慎先生此作，据说轰动海内外，震惊领导层，而李先生则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大义凛然，颇有当年谭嗣同的遗风。然而，通篇读完，我却没有发现丝毫新意。无非是这二十多年来的主流话语的复述：欢天喜地闹革命，革命却吃掉自己的儿女。毛泽东独裁专政，引蛇出洞把正直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击老干部，邓小平改革开放大快人心，但是政治体制还保留着毛体制。腐败不是经济改革的产物，而是毛体制的产物。今后要渐进改良，不要再搞革命。江泽民应该将邓小平开始的改革深到政治体制领导，建立民主、自由、市场、法治的美国体制。
我很不解，李先生的这翻独语，明明是二十多年来舆论界的主流话语，其水平并没有超过《河殇》，为什么还会轰动？为什么还会震惊？是李先生亲身经历五十年风雨，有现身说法之功？还是李先生曾经身居高位，又与共产党的传统决裂，有当代清流之风？抑或是正当中国需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之际，李先生一马当先，有身先士卒之勇？还是众多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们自己不敢出头，明着把李先生高高举起，暗中拿李先生作挡箭牌？
一、两种现身说法
亲身经历五十年风雨的人决不止李先生一人，但不同立场的人对这段历史的解释却有天壤之别。曾经在庐山会议期间遭到批判的黄克诚将军，革命的功劳远非李先生可比，所受的打击也远非李先生可比，但是，在70年代末党内中高层干部中掀起的非毛化浪潮中却挺身而出，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功绩、人格和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王震、彭真、李先念、陈云、徐向前、聂荣臻等曾经支持邓小平的元勋们，都逐渐感到改革开放有远离初衷的危险，重新认识到毛泽东的高瞻远瞩，检讨自己身上存在的种种糊涂认识。事实上，到90年代初期，元勋们多数认为，邓公走得太远了，如果不加节制，会应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说法，从而使改革开放使去正义性。这才有邓公孤注一掷式的南巡。南巡成功后，党内一大批高级干部认清形势，彻底抛弃残余的信仰，“弃暗投明”，开始大规模、高层次的腐败。舆论则认为，改革开放深化了，“春天来了”。究竟是谁的春天呢？
李先生最崇尚人权和自由，认为毛泽东时代是严重侵犯人权和自由的年代。然而，亲历毛泽东时代的工人和农民，却在日益强烈的对比中体会到，毛泽东时代是工农权利最大、自由最多的时代，而目前却是工农地位一落千丈、只能任人宰割的时代。亲历同一个时代，而感受如此不同，这究竟是为什么？李先生究竟争的是谁的自由、谁的人权？
读到这里，李先生地下有灵可能会感叹：看来，有人中毛泽东的毒太深了！中国只有彻底批判毛泽东，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这种感叹不是我以小人心度君子腹，熟悉李先生思路的人都会承认类似的“一声长叹”！问题在于，为什么是黄克诚、彭真或工人、农民中毛泽东的毒太深，而不是李先生中美国的毒太深呢？凭什么把别人的思想当成是中毒，而把自己的思想当成是真理呢？这是不是一种独裁心态呢？李先生如果掌握权力，会不会要清洗别人头脑中的毒素，实行思想改造呢？
李先生否定毛泽东的最具有道义煽动力的理由是，“‘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这条残酷的真理居然应验到了我身上！”
既然“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是一条残酷的真理，那么结论就很清楚，永远不要革命，也不要参加革命。然而，李先生如果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话，应该懂得，革命从来都是改良不成的产物。没有戊戌变法的失败，那有辛亥革命的发生？没有蒋介石的“4·12”大屠杀，那有共产党的井岗山斗争？没有日本的侵略，哪有破坏交通、抢夺物资的铁道游击队？没有以色列的侵略，哪有哈马斯的人体炸弹？没有美国侵略伊拉克，哪有伊拉克的城市游击战？李先生当年为什么会投身革命？恐怕并不是相信了什么共产主义，而是受蒋统区民不聊生、国破家亡、任洋人宰割的现实所迫。提倡渐进主义和改良主义，恰恰是使统治者可以肆无忌惮地侵犯人权、扼杀自由、专制独裁。相反，提倡革命，才可以使统治者有所畏惧，对人民大众的人权、自由和尊严有所忌惮而略有尊重。这就是毛泽东提倡斗争哲学的辩证法：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同样，以激进革命求人权，则人权存；以渐进改良求人权，则人权亡。
由此进一步，则可以说，尽管革命的确会吃掉（比如说李慎之连降若干行政级别）一部分自己的儿女，但是没有革命，则反革命会吃掉（即奴役）全体人民。因此，真正的革命者懂得，宁可以革命的名义被吃掉，也不愿作奴隶而被奴隶主吃掉。革命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是在与公开的与暗藏的反革命的斗争中进行的，是在革命者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中进行的，是在多数革命者身上还残存着几分投机、几分自私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就会有误解、误押、误杀，也会有假公济私、恩将仇报，会有冤假错案。革命者不是圣贤，而是受压迫、受剥削最深的大众。把革命想象成完美无缺，一旦个人受到误解、批判或者关押，就仇恨革命领袖，甚至仇恨革命，这只能说明此人以自身利益的损益为标准来判断革命，是一个革命的投机者。
李慎之恐怕就是这样一位革命的投机者。1978年以后，李慎之到处显示革命给自己留下的疮疤，以人道主义的面目批判革命，博得了一大批涉世不深的青年，一大批涉世较深而自私自利的知识分子，一大批当官做老爷享特权搞腐败的干部，一大批涉世很深的、被共产党镇压或被剥夺土地者的同情和喝彩，影响着舆论，影响着政界，成为自由主义的中国教父。岂有他哉！
二、为什么革命会吃掉自己的儿女？
革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阶级则是两极分化的产物，两极分化是弱肉强食的竞争逻辑的产物，弱肉强食则是人人自利的产物。因此，归根结蒂，只要人的价值观仍然以自身利益为中心，则阶级的形成、发展、斗争将不可避免，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反抗和革命将不可避免。
问题的另一面是，正是由于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激烈的形式，因此，绝大多数的革命参加者都将是受压迫、受剥削最深的阶级，他们将为捍卫自身利益而斗争。只有少数革命者是出于各种形式的革命理想，例如爱国救亡，或共同富裕，或共产主义而奋斗。即使这些有着长长短短、形形色色的革命理想的人，也不见得都是有着彻底而清晰的奋斗目标，更不见得能够为目标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样，每当革命取得局部、一时的成功时，每当压迫者被打倒，被压迫者开始掌握权力和财富时，总会有一批批的革命者从激进变保守，从反压迫变为压迫者，从反剥削成为剥削者。如果承认这种变质，那么革命者就会转变为反革命，革命就会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如果看到这种变质的可能性，想方设法预以阻止，力图在革命成功以后保持革命的激情和理想，保持革命的追求和目标，那么革命就将开始吃掉自己的儿女——革命方和保守方、无私者和自私者、革命派和走资派就将以各种方式展开斗争。
这是一个两难困境。毛泽东充分预见到了这一难题。他要求阅读《甲申三百年祭》，他把进入北京看成是赶考，他宣布新中国的建立只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要求党员干部们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务必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一句话，保持革命性。然而，事实上，大多数党员干部都没有能够经受住考验。尽管受刘青山、张子善案的震慑，腐败的数量和质量都还处在初级阶段，但是，不关心群众疾苦、贪图享受、滥用权力、压制群众意见、发展裙带关系等不良现象却在社会深层不断蔓延，侵蚀着党的革命性，严重地损害着经济建设的进展。对此现象，毛泽东忧心忡忡，各级领导中都有少数真正的革命者忧心忡忡。尽管有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干部队伍的大部分都带着轻重不等的官僚主义、投机主义、物质主义问题，彻底的革命理想主义者则寥寥无几。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资产阶级对党的干部的腐蚀已经不再成为问题。干部队伍权力进一步增大，滥用权力造成的危害也进一步增大。因此，毛泽东才要求整风，即整顿党的作风。谁来整顿？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是毛泽东的一贯信念，他理所当然地号召群众给党员干部提意见。具体到一个单位，一级机关，群众给党提意见，就是给单位的书记、领导提意见。显然，这并不是什么阴谋。如果单位的领导们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本来群众也不会有多少意见。如果单位的领导们是正在变质或已经变质的官僚特权分子，那么群众的意见就会特别多。如果只有群众对干部工作的具体意见，本来整风运动有可能平稳进展。问题在于，少数被打倒、被镇压的剥削阶级分子，少数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要求共产党下台，轮流执政，这就超出了整顿党的作风的范围。站在新生人民政权的立场上，这少数人的确可以称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实际运动中，右派分子要求轮流执政的意见与绝大多数群众的正确意见混杂在一起，不容易分辨。反右斗争谁来执行呢？是本属整风对象的各级领导。结果，有着官僚特权倾向的各级领导公报私仇，借反右的名义把大批的左派，即正直诚实、嫉恶如仇的少数干部和大量群众，打成了右派，从而巩固了官僚专政。
李慎之被打成右派的经历非常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李慎之出生于一个记者之家，聪明勤奋，但缺乏艰苦生活的锻炼，博览群书但又不求甚解，读马列但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读西方的自由主义，但又困惑于中国深重的社会矛盾。1944年作为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在课堂上宣讲马列主义而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为了保护他，党组织派他到《新华日报》国际版当资料员和编辑，从此靠着个人的小聪明和博闻强记的能力步步高升。1944年以后的中国共产党迅速壮大，李慎之也就借着东风升到了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的重要岗位。李慎之既没有感受过强烈的阶级剥削和压迫，又没有经历过血与火的战场考验，却一帆风顺地得到重用，不免骄傲起来，原来思想中的混乱和幼稚逐渐膨胀，对西方形式民主和自由的心向神往。李慎之不知道在一个自私自利的阶级社会中，形式民主和形式自由客观上会成为大资产者联合统治的工具；也不知道私有意识正在中国社会内部演化为官僚特权阶级专政。毫无疑问，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干部必须一辈子艰苦奋斗、为人民服务，李慎之也不例外。但是，李慎之可能发现这种要求是太高了，自己做不到，想象着别人也做不到。还是形式自由和形式民主好，大家都可以随心所欲。如此，李慎之内心的软弱、动摇、投机和名利思想就可以被自由和民主的旗号包装成全社会的利益。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报告为李慎之思想的演化提供了最好的突破口。李慎之提出：“请毛主席除了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之外，还要制定一个还政于民的五年计划”，“我们也要开放新闻自由”，“应当建立宪法法庭”。
不妨推敲一下，还政于民的“民”是谁？在一个分工细致、结构复杂、层次众多的社会中，能够掌握主导权的绝不可能是老百姓，而是各级官僚、资本家、专家学者、记者编辑、各类明星。还政于民，很可能是工农群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被逐渐侵蚀，而重建各类自利精英的统治。无论我们主观上是多么希望人民能够当家作主，随着人民思想觉悟的提高也的确有可能当家作主，但在客观上、至少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人民的政治意志的表达的确离不开人民领袖。但是，以李慎之小知识分子的顺利经历和纸上得来的思想，以李慎之出风头、耍小聪明却想博天下人赞扬的投机性和局限性，无法认识社会改造中深刻的两难困境。后来，李慎之甚至如此诬蔑这个新生的人民政权：1949年以后，“是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论，与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结合……。中国的传统专制变成了极权主义。”（《怀念李慎之》，第19-20页）
李慎之的建议客观上将使新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变化，客观上将受到中外资产阶级的欢迎。从这个角度看，把李慎之定成右派，并不冤枉。李慎之自己也承认：“被划为右派后，头两年思想不通，59年底60年初‘算是彻底觉悟了’，悟出自己的思想‘根本与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不可能调和。这样一想也就心安理得’”。（见《怀念李慎之》，第23页）
太阳并不因有人仇恨而停止照耀大地。尽管李慎之的言论在客观上将为资产阶级重新统治张目，尽管李慎之后来将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为毛泽东的专制，但是，毛泽东却在批评了李慎之以后，特意嘱咐吴冷西转告王飞和李慎之：“这两个同志是好同志，回去不要批评他们”，“这不仅是几个人的思想问题，而是一个思潮。”（《怀念李慎之》，第192页）
究竟是谁把李慎之划成右派的呢？戴煌的叙述是：
“据说在正式下结论之前，吴冷西正七奉召参加中央整风五人领导小组关于讨论某些‘右派’定性问题的座谈会。他原来很想在这个会上为慎之兄的问题说几句好话，恳望中央不要把慎之兄也定为‘右派分子’；但是当他到达中南海那个会议室刚坐定，拿到一份打印好的文字材料，邓小平就率先讲话了。邓小平扬扬手中的材料说：请大家看看有关李慎之的这份材料，对这样严惩的右派言论，新华社还有人说李慎之是位很有才华的好同志而不是右派分子。大家说说，李慎之究竟该不该被定为极右分子？
这样，等于给吴冷西当头泼了一盆冰水，吓得他只好尊口免开为上策了。就这样，慎之兄也被扣进了‘右派’大囚笼，经受了21年磨难。”（《怀念李慎之》，第80页）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总书记并没有今天的核心大权，他是大政方针的具体执行者。但是，执行经常比决策更加重要。邓小平是搞政治的好手，做具体的工作说却缺乏耐心。这说好了是举重若轻，说坏了刚愎自用、粗糙武断，有懒汉嫌疑。邓公深知，整风运动冲击了党内有官僚特权倾向的大多数干部，他们希望趁着反右运动，打击异己，巩固自己在每个单位里的领导地位。因此，邓小平纵容这些人的情绪，使反右运动从重、从严、划比例，搞反右斗争扩大化，不但将可划可不划的右派，如李慎之定成了右派，而且将绝大多数真正的左派干部和群众打成了右派，巩固了官僚专政。（如果李慎之不被划成右派，他也放就不会如此强烈地仇恨新中国和毛泽东。）
因此，如果真正要抓反右扩大化的责任人，恐怕第一责任人应该是邓公，最大的受益者也是邓公，他在官僚队伍中确立了自己的代言人形象。正是由于官僚专政得到巩固，当大跃进运动起来后，官僚们才会大面积地虚报、浮夸、瞎指挥、一平二调，才会出现大面积地饥荒，把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变成少慢差费的官僚专政的自我暴露。
实际上，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莫过于此。把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说成是千古罪人，而把一心一意为私利服务的庞大的官僚（走资派）集团打扮成救人民于倒悬的落难英雄；把最欢迎群众闹事、最主张大民主、最提倡大辩论、最要求人民关心国家大事的毛泽东说成是独裁专制，而把最害怕群众闹事、最害怕任何形式民主、坚决不允许争论、让人民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国家的邓公说成是民主自由宽容；把真正为工人农民办了实事，提高了政治权力和经济福利的毛泽东说成是让人民受穷，而把剥夺了工人农民的政治权利，让工人下岗、农民种粮亏本的邓公说成是工人农民的贴心人。世界上的冤案还能比这更大吗？李慎之在制造这场最大的冤案中起了什么作用呢？李先生是不是将个人的一时冤屈凌驾于近十亿工人农民的生命和尊严之上了呢？果如此，李先生是否有资格自认为“以提高人的地位为平生志愿”呢？我不怀疑李先生“生活在真话中，做一个说真话的人”的愿望，但是，由于李先生受自身的经历和视野的局限，受思考能力的局限，客观上，李先生在为一个巨大无比的谎言添加美丽的金线。
三、李慎之和张钦礼
2003年4月22日，李慎之去世后，京城内外的一大批知名学者聚集在自由主义旗帜下，撰文怀念李慎之。
2004年5月17日，河南兰考大地10余万群众自发地沿路哭祭张钦礼亡灵魂归故里。
张钦礼何许人也？一位抗日英雄，一位劳改释放犯，一位27年前的兰考老县长。一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成走资派，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又被当作“四人帮”的残渣余孽的老县长。一位被河南搞浮夸风的干部们恨得咬牙切齿，被兰考的广大群众深深爱戴的老县长。张钦礼和焦裕禄并肩治理兰考“风沙、盐碱、内涝”，带领兰考干部群众引来黄河水、重新安排兰考大地，极大地改善了兰考自然生态，根本改变了兰考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面貌。他不但是一位焦裕禄式的拼命干部，而且还是人民的政治家。他曾经受河南省委的委托，巧妙地平息了开封和平顶山两地的各派斗争，实现了大联合，恢复了生产秩序。张钦礼嫉恶如仇，触动了兰考、开封乃至河南省的一个当权派网络，是周总理先后三次将张钦礼从被批斗、被劳改、被监禁、被软禁中解放出来。但1977年，该网络恢复元气，终于以子虚乌有的“文化大革命煽动罪”将张钦礼逮捕入狱，判了13年徒刑。同时逮捕了和张钦礼一同战天斗地、改造兰考的1207名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这是他们第三次陪同张钦礼受折磨。张钦礼的故事在兰考大地家喻户晓，与焦裕禄齐名。张钦礼冤情至深，功绩至大，精神至高。这才有10余万兰考群众哭祭张钦礼的动人场面。（张钦礼事迹可参见《周恩来三救张钦礼》，赵伟浩著，香港银河出版社，2003年11月。亦可参见《新华社记者国兰所撰写的〈我为张钦礼所做的申诉——焦裕禄身后鲜为人知的一桩大冤案〉，刊登于《中国焦点》2004年第1期》我曾经到兰考见过一些关键当事人，知书中所言不虚。）
张钦礼的故事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新中国的干部队伍的确存在着两种人，一种是打江山、坐江山，贪图权力、名位、享受，利用各种政治运动打击异己，结党营私，他们是腐败的渊薮，是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于这一派重视自身物质享受，也可以叫物质派，或者坏人派。另一种人是真正用好权力为人民服务，爱民如父母，嫉恶如仇，以身作则，毫不在乎个人的荣辱、享受乃至生命，他们是反腐败的中流砥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于这一派完全忽视自身的物质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可以叫精神派，或者好人派。1976年以前，这两种人自觉、不自觉地技术、经济、文化和政治领域相互较量，打了一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解、看不见的战争，互有胜负。1976年以后，由于精神派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去世，物质派掌握党政军大权，精神派大部分被杀被关，才会有现在连片成网、前赴后继、无所不在的腐败。
因此，新中国的历史，与其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与其说是左派和右派的斗争，与其说是造反派和走资派的斗争，与其说是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斗争，与其说是反腐败和腐败的斗争，不如说是好人和坏人的斗争。在兰考，这两种人之间的斗争表现得特别鲜明。反右运动期间，省委组织部长赵文甫指示将给县委组织部长孙跃堂贴大字报（孙跃堂利用权力霸占他人的未婚妻）的200多名干部划成右派，张钦礼坚决不同意。结果张钦礼被划成中右分子，限制使用。而赵文甫则步步高升。1976年以后，赵成为负责“揭批查”运动的河南省委副书记，将张钦礼送进监狱。大跃进期间，张钦礼坚决反对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的虚报浮夸，被下放劳动；四清期间，一直敌视焦裕禄和张钦礼的开封地委宣传部长秦一飞和新任兰考县委书记周化民担任兰考的四清工作团的正副团长，动用260人审查张钦礼的四不清，捞不到任何证据而被迫将张释放；文化大革命起来了，矛盾本来应该对准的是吴芝圃、赵文甫、秦一飞、周化民等坏领导，但是，秦一飞和周化民又摇身一变成了兰考文革领导小组组长，组织了造反派，以反对文化大革命罪将张钦礼逮捕；到1970年，林彪死党、河南省委副书记王新又以“刘少奇的生产党”名义将张钦礼调离兰考，并在兰考对张开展大批判。如果没有周恩来的一次次了解冤情，一次次从中央直接营救，张钦礼早就被坏人整死了。然而，1976年毛泽东和周恩来相继去世，最高领导层中好人受清洗，而那些一再迫害张钦礼的秦一飞、周化民之流却弹冠相庆，加官进爵了。
张钦礼的故事还说明，每当好人当道，生产就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就提高，权利就增长；每当坏人当道，生产就停滞，腐败就滋生，人民地位就下降。从1957年算起至1977年，张钦礼在兰考五落四起，实际主政的时间不过9年。9年时间里，兰考人民大干苦干，彻底消灭了风沙、盐碱、内涝，林成网、田成方、土肥沃、粮高产、河流渠道密布，成为鱼米之乡、锦绣江南。张钦礼靠边站、受批判、遭关押期间，则兰考的渠、坝、闸、桥建设统统停顿、荒废。1977年以后，兰考的坏人失去约束，逐渐原形毕露，在社会大气候的配合下，贪污腐化，损公肥私，将张钦礼时期建设的国有企业分净卖光，兰考群众重新过上流亡、打工、受人剥削、遭人歧视的日子。
有的读者可能会想，好人和坏人之间不斗行不行？行。或者坏人完全掌握主导权，邪压住正，好人根本抬不起头来，剥削压迫是常态。五千多年来的古今中外的历史就是如此。大多数时候，好人们在沉默中死亡。到民不聊生的时候，好人们在沉默中爆发。或者好人完全掌握主导权，正控制邪。例如在兰考，张钦礼每次复出时，对那些迫害他的坏人总是不计较、不打击、不报复，安排工作，团结前进。不过，邪恶力量也总是在悄悄集结，再一次将张钦礼打倒。
新中国成立后，掌握最高领导权的是好人毛泽东。他深知这支革命队伍腐败堕落的可能，希望通过整风、反右、四清、直至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来教育挽救干部，挽救党的革命性。但是，所有这一切政策都需要靠这支良莠不齐的干部队伍来执行（事实上，即使在放手发动群众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真正掌握着政权，能够调动人、财、物的，仍然是这支干部队伍）。结果，每次整顿坏人的路线和政策都被坏人利用来整顿好人。更加令人痛心的是，因为坏人利用了好政策，好政策就成为坏人做坏事的挡箭牌。最后，毛泽东逝世，坏人逐步掌握政权，将他们当初干的坏事全部都推到毛泽东身上，似乎他们只是政策的执行者。更进一步，他们将好政策、好路线妖魔化，将之批判为极左路线。从此，他们的权力就可以不再受人民监督，也不再受党内张钦礼式的好干部的监督，可以自由地以权谋私，化公为私，贪污腐败，结党营私，将工人农民的社会主义国家，变为大官僚、大买办、大资本家、大地主拥有的殖民地资本主义国家。
如果李慎之的确有勇气面对历史真实，他也会同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叙述。但是，李慎之可能会认为，毛泽东要想使人变好，这违反了人的自私本性，违反了客观规律，因而是极左路线。怎么办呢？还是顺应人的自私本性，让自利成为人们的工作动力，让恶推动历史前进。当然，自利的人相互争夺、相互残杀、相互剥削、相互压迫，一个人的自由会压迫另一个人的自由，一个人的人权会侵犯另一个人的人权。怎么办呢？李先生的办法是，让民主和法治来约束。这样，人们既有自由，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由，竞争的自由，争权夺利的自由，但是，又不超过限度。然而，李先生不会不知道，形式民主有时候可以成为实质专制的外衣，而法律更可能沦为权力和财富的帮凶，“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样，阶级斗争又会尖锐化，内外战争又可能爆发，社会又可能沦入大动荡。对此，李先生还有一个绝招，就是公民教育。公民教育旨在培养遵守李先生所希望的公民，即坚决捍卫个人的自由和尊严，但又遵守民主、法制、市场竞争的游戏规则，不侵犯他人的自由和尊严的人。
李先生的用心不可谓不良苦。不幸的是，培养有一定品质和操守，那怕是最低限度的品质和操守，也违反了李先生自己的初衷，而带有“极左”路线的“改造人”的特色。更加严重的是，掠夺社会财富的统治者完全可能一边违反游戏规则，另一边要求人们遵守游戏规则，狼可以吃羊，羊必须配合！在弱肉强食的社会逻辑下，李先生的公民教育难道不会成为奴化公民的教育吗？
与李慎之在书斋里想象着一个自由、民主社会不同，张钦礼实实在在地使兰考的人民感到了自由和民主，享受到了尊严和财富，更多个张钦礼呢？按照李先生的逻辑，张钦礼领导下的兰考，“是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论，和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结合”。但是，兰考人民绝不像李先生想象的那样是傻瓜、蠢货，可以被张钦礼任意专制、愚弄。没有张钦礼为挖掉兰考穷根而受大罪、吃大苦、流大汗，直到奉献自己的生命，张钦礼能够得到兰考人民如此尊敬乃至崇拜吗？能够在兰考一呼百应，实现“最最最专制”吗？难道张钦礼不是兰考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吗？张钦礼在兰考的意义，就是毛泽东在中国的意义。当一些人书斋里想象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时，毛泽东们却在进行着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部分人的自由被剥夺了，一部分人的人权被侵犯了，但中国社会的大部分人却赢得了自由，赢得了人权，赢得了解放、独立和尊严。
在李慎之看来，这是个有缺点的社会，这是个有缺憾的历史进程。最好是谁也别受损失，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一夜到来。因此，李先生最向往的恐怕还是解放前的书斋知识分子的生活。义愤填膺，冷嘲热讽，风花雪月，一举一动都能够得到大众媒体的关注，一言一行似乎都能够改变历史。能够被称为社会良心，能够被誉为博通古今，有成群的知识青年围绕膝下，有美元和大洋伺候左右，就像胡适一样。有李慎之的言论作证：“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怀念李慎之》，第11页）其实，李慎之恐怕是不好意思说，自己就是二十一世纪的胡适。二十世纪的胡适与蒋介石调情。二十一世纪的胡适与谁调情呢？
李慎之的社会处方最受谁的欢迎？最受中共干部队伍中那部分贪婪腐败、自私自利、玩弄权术的官僚们的欢迎。从此，再在不用躲在“斗私批修”的旗帜下谋私利了，再也不用躲在大跃进的旗帜下搞浮夸争名利了，再也不用在群众面前装艰苦朴素了，再在不用到处金屋藏娇了，再也不用受群众监督了（按李先生的处方，还需要受法律的监督。然而法律监督实际上意味着官官相护）。对此，李先生能够否认吗？
四、点评《怀念李慎之》
李慎之毕竟是个书生，无论是利国利民，还是祸国殃民，都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他之所以被尊为自由主义的旗手，实在是自由主义者“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结果。绝大多数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学者有心反中共，却无胆骂中共。于是，就在中共内部找到了一位差强人意的代言人。这位代言人在反右斗争中受过委屈，在改革开放后得到当权者的欣赏，代表着当权者的内心活动，是当权者试探社会舆论的风向标，同时，又能够读点自由主义的书，虽然只是一知半解，但有沟通就行了。李慎之就这样被社会潮流选中了。后来经常有人标榜李慎之“不在刺刀下做官”，其实不然。事实上李慎之即使在打成右派期间，也仍然是共产党的官员，而且二十年“噤若寒蝉”。（《怀念李慎之》，第7页）在1989年政治风波后，李慎之敢于放言“不在刺刀下做官”，无非他知道，他与当权者的内心其实是相通的，他的副部级待遇没有受丝毫影响。
李慎之死后，自由主义学者们济济一堂，共谱挽歌。仔细一读，无非是自吹吹人而已，并无什么真知琢见。兹举几例如下：
李锐：慎之以“大民主、小民主”一论受屈受罪二十多年，正如孙行者在八卦炉中炼成火眼金睛一样，使他对历史、对现实、对中国、对世界，能摆脱习惯的成说、定论，作更深刻的思考。（第1页）
点评：其实是李慎之不过是从一种成说，落入了另一种成说，拾西人牙慧而已。李锐与李慎之一样，都是经不起风雨的小知识分子，受了点委屈就仿佛天塌地陷了。两人猩猩相惜，靠诽谤、辱骂毛泽东过完后半生，还自以为是清流，自以为是代表人民。狂犬吠红日，可笑复可叹！
李普：印象特深的是他侃侃而谈，对自己的见解十分肯定，表现得自信心很强。侃侃而谈可以改为夸夸其谈，这是个贬义词，不过我至今喜欢这种人。如果肚子里没有一定的货色，没有见解或者要隐瞒自己的见解，他夸夸得起来吗，特别是在我们这些人面前？（第7页）
点评：正所谓“红肿之处，艳若桃李”。其实，李慎之的夸夸其谈是连自由主义学者们都有意见的。许良英就批评李慎之不了解培根、却赞美培根。其实，李慎之不了解的太多了。李慎之不了解全球化，不了解自由竞争的两极分化特性，不了解美国大企业的管理优势，不了解当前中国经济的结构性依附，不了解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也不了解从混沌到有序的历史大趋势，更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矛盾性。本来，以此要求一位老人迹近苛刻。但是这位老人仗着老资格、老伤疤到处不懂装懂，夸夸其谈，这就得说一说了。
苏仲湘：他结合时弊为中国传统文化把脉，抉剔它的脉络和内核。他秉着民族的良知进行天问式的探索。他在不断开凿一座精神大山的通道，而且已经凿出了一段路径，他还准备了多根铁纤企图继续凿进。谁知他却静静地倒下了。哀哉！（第69页）
点评：这些年社会丧失良知了，却出来了很多个媒体良如，如吴敬琏，茅于轼，李慎之。什么良知？将社会推向男盗女娼、两极分化的吹鼓手们，有资格谈良知吗？
资中筠：美国对于他来说，并不只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符号，代表着一种价值体系——“现代化”的参照系。（第109页）
点评：这倒是实话。美国是李慎之心中的圣地。
戴煌：慎之兄继续说，尽管许多加入共产党的人，都作过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直至生命，但到头来，某些人硬是不愿意“牺牲”个人的权欲野心。他们宁可制造无穷无尽的花言巧语，去蒙骗渴求翻身解放安居乐业的工农大众去为他们火中取栗，甚至不惜上刀山、下火海为他们夺取皇冠。这样的野心家，怎能不具有兽性？！
点评：我本来对李慎之还有几分尊敬。有一位朋友曾经希望我能找李慎之直接沟通一下，或许左右派能够增强理解，共同面对当前的现实问题。然而，看到这段话，这几分尊敬烟消云散。联系上下文，李慎之这里“某些人”是指毛泽东。事实上，解放以后，如果毛泽东想当皇帝，大多数干部恐怕求之不得。毛泽东当皇帝，大家可以当宰相、大臣、将军、元帅，封妻荫子。问题恰恰在于，毛泽东不但不想当皇帝，甚至不想要高工资，还想继续保持革命理想，发动一场场运动，要求干部们艰苦朴素，受群众监督，为人民服务。如此，毛泽东违逆了大多数干部的意志，违背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心中“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规律，挫伤了干部和知识分子为自己利益服务的积极性，这才使毛泽东背上了专制的骂名。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本来，李慎之死了，我并不想多加评论。但是，李慎之竟如此以小人心度君子腹，竟不顾历史的基本事实诅咒毛泽东，我也只好不客气了。由此我还想到，近些年来所谓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战，其骨子里是肯定还是否定毛泽东的争论。右派也好，自由主义也罢，从80年代至今，骨子里都以毛泽东作为最大敌人，以美国为最大亲人。与此相反，无论老左派、新左派，都以毛泽东作为最大亲人，而以美国为最大敌人。李慎之所以能成为自由主义的旗手，最根本的要素是仇恨毛泽东。只有毛泽东在最深层上触动了五千年来的剥削压迫制度，招致了右翼知识精英的绝望咒骂。相反，一切真正要求民主、自由、平等、人道、尊严的人们，当他们缅怀毛泽东一生时，都会洒下“壮志未酬身先死”的热泪。
够了，整本《怀念李慎之》就建立在仇恨毛泽东的阶级偏见之上，几乎逐句都可批判，就不多说了。
五、民主与专制
有人以为，当今的政治体制是毛泽东留下的专制政治体制。因此，如果肯定毛泽东，就会肯定腐败专制制度。李慎之千错万错，他呼唤民主，呼唤政治体制改革总是对的。
其实，毛泽东早就预见到，如果修正主义者上台，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法西斯专政。后来的历史进程证明了他的预见。取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提倡不争论，直到今天发展成警察治国，各级一把手独断专行，“坚决打击非法上访”，工人被买断工龄（买断作为主人翁的政治权利），农民变成一盘散沙，群众有口难开，有苦难言。
问题在于，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行不行？这个问题实质上等价于不要革命行不行。有革命必有反革命，而且反革命的社会力量常常强于革命。革命胜利前，要求有一个集中领导的政治体制。革命胜利后，除了被打倒、被镇压的剥削阶级还残存外，自私自利性又成为反革命情绪和力量滋长、集结的根源，对干部进行教育、帮助，还是需要一个集中的政治体制。因此，要求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等于要求取消革命，从而维护人吃人、人压迫人的剥削压迫制度，工人农民不答应，作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中国也不答应。何况，这还违背了李慎之参加革命的初衷。
因此，既要无产阶级专政，又要有人民民主，只有一个出路，就是防止修正主义上台，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防止当政者居功自傲、脱离群众、贪污腐化。这是一个世界历史性的难题。事实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阻止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利用自身优势攫取社会财富，而毛泽东千方百计想避免的就是这种局面。可以说，只有站到这个高度上，才有资格与毛泽东对话。否则，就是“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毛泽东的后半辈子干的这件大事就是怎样防止这一政治体制成为法西斯体制，为此毛泽东设想的是大民主，把“四大”写入宪法，让人民群众能够有低成本、高效率的表达意见方式。
当然，毛泽东失败了。但是，李慎之能够干什么呢？李慎之看来是要给这一进程盖上民主化进程的大印。他常说两句话：“1、对中国之实现民主，我能否及身得见，比较悲观；2、对中国能在21世纪上半期实现民主，我基本乐观。”（《怀念李慎之》，第18页）这两句话联系起来看意味着，专制化的前头是民主。当然，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究竟是专制化，还是民主化，李慎之和我会有不同看法。在我看来，改革开放以来，形式自由、形式民主的确有所进展，但是实质自由、实质民主却在不断萎缩，各企业、各单位内部的专制性在不断加强，企业老板说了算，机关一把手说了算。因此，这是一个专制化进程。但是，李慎之恐怕不会注意这些，而只会注意言论自由，即形式自由。因此，在李慎之看来，形式自由、形式民主的不断增强，终将会导致民主制度的确立。在我看来，实质民主、实质自由的不断削弱，将会导致日益严重的实质专制。这两种结果可能是并行不悖的。未来的社会，可能是有形式民主，缺实质民主；有形式自由，缺实质自由的社会。因此，李慎之乐观展望的结果，将是以形式民主为掩护的实质专制社会。专制者特别希望学者们只注意形式民主的一面，这样，他们就可以欺世盗名了。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未来有形式民主的社会里，实质专制所维护的还可能是外国人的利益。道理非常简单，跨国公司支持中国的哪一方政客，哪一方政客就有资金获得媒体的支持，哪一方政客就为跨国公司的在华利益服务。发达国家资本家的力量远远高于第三世界各国的资本家。这是发达国家操纵第三世界各国政治的奥秘，也是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采取选举政治这种形式民主制度的奥秘。
我们要争取形式民主和形式自由，但是，我们决不能满足于形式民主和形式自由，决不能把形式民主和形式自由想象成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谁让我们满足于形式民主和形式自由，谁就是实质专制者的帮凶和说客。能够从形式民主通向实质民主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尽可能多的公民要超越自身利益，关心国家乃至世界的大事，完成自身的思想革命。如果告别革命，崇尚堕落，跟着感觉走，那么中国就只能遭遇一场更加严重的社会动荡。
六、结束语：争论仍未有穷期
李慎之虽然不在了，但是，自由主义思潮却正当红。在一个权钱交易、买办欢腾、两极分化、道德沦丧的实质专制时代，不是主张形式自由、消极自由、形式民主、选举民主的自由主义思潮走红，又能是什么思潮走红呢？其实，形式自由是动物世界的自由。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兔子吃草守则，狼吃羊的道德，狐狸行骗规则，松鼠跳跃路线图。在动物世界里，一切行为都是自由的，一切权利都是天赋的，每个动物都只需要关心自身利益，都不需要关心动物世界的公共事务。羊群不需要，也不存在集体主义精神，不存在以羊群整体利益的需要压制羊权的专制行为。如此形式自由而实质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谁高兴呢？谁受益呢？是豺狼虎豹受益，是狐假虎威者受益。所以，狐狸们才编织出一套自由主义思潮，来掩盖社会的动物世界本质。
本来，豺狼当道，安问狐狸。然而，我们毕竟还是有可能成为人类社会的动物世界。一旦狐狸理论被识破，动物世界的草、松鼠、羊、兔子都有可能觉醒为人，从而提高豺狼的捕捉成本，加大捕捉风险，进而使豺狼统治逐渐转化为人类的合作。
然而，一些狐狸已经是狐狸理论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分享到了肥美的羊肉和兔肉，必然会坚决维护狐狸理论。他们会认为，弱肉强食是自然秩序，弱肉强食的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生动活泼、自由自在，团结一心的人类社会则单调乏味、沉闷抑郁、清规戒律，他们甚至还想在被捕杀的弱者的哀嚎中体会施舍和仁慈的快感。更重要的是，狐狸们掌握着扩音器和麦克风，可以将他们的声音放大到整个森林和草原，而相反的人类声音却极其微弱，只能靠人递人。
所以，争论仍未有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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