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继伟吹捧“里根经济学”，赞赏“华盛顿共识”的“精髓”！

楼继伟吹捧“里根经济学”，赞赏“华盛顿共识”的“精髓”！

——略评一位高官的自我亮相

信言不美

2004年2月17日《参考消息》赫然登载了一篇文章：《里根经济学登陆中国》。这个题目很刺眼，定睛一看，它转载了两篇新闻报道：一篇是《亚洲华尔街日报》2004 02 06文章，题目是《中国税改计划再现里根经济理论》（记者马特·波廷杰发自北京）；另一篇是法国《费加罗报》2004 02 11报道，题目是《中国将明确税收法则》（记者皮埃尔·德维尔莫兰发自北京）。这两篇报道内容都是楼继伟透露的关于我国税制改革的计划。“这一回是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最先从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那里得到了消息”。看！不仅我国老百姓，恐怕全国人大代表最早也只能从出口转内销的这些报道中知道一些税改计划。关于把33%的企业所得税率降到中外资企业“24%到28%”的统一税率，税改的“主要设计师”楼继伟说：“这很像里根经济理论”，“我们希望给予企业而不是政府更加充分的自由”。更甚者，“楼继伟表示，这种彻底放弃毛泽东时代计划和统管模式的经济政策源于罗纳德·里根”（所有引语都出自以上报道）。

众所周知，前美国总统里根只不过是个二流演员，并非什么经济学家。所谓“里根经济理论”也只不过是美国供给学派领军人物拉弗和费尔德斯坦等的一整套新自由主义理论，其原源是老自由主义者萨伊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谬论。现在即使在美国，“里根经济理论”也早已式微，备受诟病了。在政策实践上，里根的减税政策是一项大规模的劫贫济富政策，其所创造的财政赤字比美国开国以来历届总统所创造的财政赤字的总和还要大。这样一种理论和政策竟然成为楼先生制定我国税制改革的根据或指导思想！这奇怪吗？不奇怪。楼先生说得够坦率的了。趁着两税合一之机，实行减税是为了“给予企业而不是政府更加充分的自由”。说白了，这企业的“更加充分的自由”主要是对私有企业（国有企业已经不多了，而且还将大幅度减少）减税，使它们有更多的资本去自由投资和“帮助”国有企业改制。简单地说，这就是政府少收税，私有企业主多获利。提出减税的还有吴敬琏和高尚全。仅从减税计划来看，他们合作得很好。这个减税计划是否能通过，就看明年的全国人代大会的表决结果了。笔者不赞成降低企业所得税。目前我国国内企业的名义所得税率是33%，外资企业的名义所得税率是15%。由于偷税漏税和其他原因，实际税率是国有企业30%，内资私企20%以下，外企11%。既然国企能负担30%的实际税率，私企和外企也应当负担同样的税率。这里笔者还有兴趣指出，高尚全和皇甫平（周瑞金）炮制和鼓吹了一种别有用心的我国主要矛盾论，即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抛开他们掩盖我国真正的社会主要矛盾不说，抛开野蛮资本主义的剥削和掠夺不说，抛开所有制决定的第一次分配在分配体系中的决定作用不说，仅就缓解社会矛盾的第二次分配而言，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基尼系数奇高，政府必须要有巨额财政支出方可起到一些缓减作用。可是，在这种国情条件下，楼继伟先生却以里根为师，以“很像里根经济理论”为心仪，以对资本家减税为目标设计出一个减税计划。楼先生，你用心良苦啊！据报道，现在有的官员跑到美国去挂职锻炼去了，于是笔者建议，楼先生也不妨去美国挂职锻炼一番，比如挂个副部长职务，把你的里根减税计划提出来，看看美国国会议员们是否买你的账。

更加匪夷所思的是，楼先生竟然说：“彻底放弃毛泽东时代计划和统管模式的经济政策源于罗纳德·里根”。这就等于说我国实行市场经济政策不是源于邓小平等人，而是“源于罗纳德·里根”。全世界恐怕只有楼先生一个人才能说出这种话来。这种把里根捧上天的吹牛行为简直可以记入吉尼斯大全了！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体制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例如与公有制为主体等紧密联系的。难道我国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也是“源于罗纳德·里根”？这根本不符合事实。由此，我们可以认定，楼先生的以上说法是一派胡言。退而言之，我们假设楼先生的说法不是信口开河，而是经过理性思考的，那么，只有以下两种情况可以符合形式逻辑，但论点仍然是十分荒诞的。其一，假设邓小平等高层决策人放弃计划经济政策，转而实行市场经济政策是受到了里根的决定性影响后做出的，以致可以说，这“源于罗纳德·里根”了。假设这一推论成立，符合楼先生的原意，那么，楼先生就必须拿出这种决定性影响的证据来。笔者完全不赞成这种决定性影响论；其二，假设楼先生认为，市场经济只能建立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社会主义这个定语是多余的。由此可以得出楼先生的结论：“彻底放弃毛泽东时代计划和统管模式的经济政策源于罗纳德·里根”。假设这个论点成立，那么它正好证明“里根经济理论”是一种和平演变中国的意识形态，那么楼先生为什么要赞赏它？而笔者认为，在公有制基础上同样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上两项推论都是按照楼先生的特大谬论得出的一种可能性论断，笔者无意把它们强加于楼先生头上，但是，楼先生应当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做出自己的解释。无论如何楼先生的特大谬论完全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副部长的身份，笔者对楼先生所持的立场表示惊讶和严重的置疑。

楼继伟先生另一惊人之举是赞赏了“华盛顿共识”的“精髓”。2005年第23期《比较》杂志登载了楼先生的一篇文章：《改革是资源配置制度的整体跃进——关于中俄改革与发展的比较》。2006年04月18日《第一财经日报 》在征得同意后，又把这篇文章以题为《中国改革总体是成功的 道路基本正确》重新发表。楼先生说：“俄罗斯改革遵循的是‘华盛顿共识’，比较激进。”“简单地照搬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是个灾难，会出现资源的误配置、财富被掠夺和宏观经济无法稳定。因为从起点上看，不存在大幅度降低信息成本的制度，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构建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制度性条件”。“‘华盛顿共识’也有很多问题。它没有包括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一些重要方面，比如说制度的建立，也没有体现出改革的过程与速度的重要性，特别是私有化的过程”。从这些评论中，我们似乎觉得楼先生对“华盛顿共识”有一定程度的认识。然而话锋一转，他又说：“批判‘华盛顿共识’，并不是说其精髓——以市场配置资源和宏观稳定就错了。从宏观经济稳定、市场化和对外开放这三条来看，‘华盛顿共识’所包含的一些经济学基本原理在中国的改革中起了作用，也是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接着他以较大篇幅论述了我国改革实践中实施了“华盛顿共识”的“三条”：“第一，中国的宏观经济比较稳定，……　第二，市场化取得长足的进展。……　第三，中国的经济是开放的，……”。人们读过楼先生这些对“华盛顿共识”的溢美之词后，就会觉得楼先生确有“反潮流”精神。在我国、其它发展中国家，前苏东国家纷纷批判臭名昭著的“华盛顿共识”的时候，独独楼先生站出来为其捧场。这是为什么？对此，笔者简要评论如下：

1，古典经济学就是以马歇尔、瓦尔拉斯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它并不直接是楼先生所称的那样，是“华盛顿共识”的经济学基础。“华盛顿共识”的经济学基础是以哈耶克、弗里德曼、拉弗、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那么楼先生为什么要回避新自由主义呢？你干脆更加舍近求远地说好了——“华盛顿共识”是以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把“华盛顿共识”与新自由主义割断关系是楼先生的创新，这是为什么？

2，楼先生说，“‘华盛顿共识’所包含的一些经济学基本原理”就是“宏观经济稳定、市场化和对外开放这三条”。经过楼先生这样包装，“华盛顿共识”就变得有益无害了，从魔鬼一下子变成仙女！。谁敢说“宏观经济稳定、市场化和对外开放这三条”是错误的？然而，事情果然是这样的吗？众所周知，“华盛顿共识”的基本内容是：市场非调控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商品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以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为惟一内容的经济稳定计划。对比楼先生提出的“华盛顿共识”的三条经济学基本原理 与真实的“华盛顿共识”的内容后，人们就不难发现，楼先生只说市场化，不提国家干预市场的必要性；不敢明确提出国有企业私有化；只说中性的对外开放，避而不谈美国要求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敞开国门，不加任何限制地允许美国的商品和资本自由进入；只说中性的宏观经济稳定，避而不谈美国要求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紧缩性货币、财政政策，以便符合美国的利益。楼先生的取舍确实是用心良苦的，但是人们并不知道，为什么楼先生要对“华盛顿共识”隐恶扬善？当然，楼先生对“华盛顿共识”还是有所批评的，但是最最尖锐的批评也不过是“它没有包括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一些重要方面，比如说制度的建立，也没有体现出改革的过程与速度的重要性，特别是私有化的过程”。显然，楼先生的批评是从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出发的，当然赞成私有化，只是强调私有化的过程与速度的重要性。

3，“华盛顿共识”是姓善的还是姓恶的，我们需要从客观实践来考察。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及其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强加给南美洲债务国的“经济稳定计划”（其内容就是“华盛顿共识”）使这些国家陷入灾难性深渊。1980年代，拉丁美洲债务国的投资率下降到40年来的最低水平，有16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下降；19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由美国炮制和推行的“华盛顿共识”的野蛮形式“休克疗法”使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亡国，使东欧国家因民族资本被剥夺而落入依附国地位；“华盛顿共识”还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有鉴于“华盛顿共识”的破坏作用，尊重客观事实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说：“往好里说，它（“华盛顿共识”）是不完全的，往坏里说，它是误导的”，并提出用“后华盛顿共识”取而代之的倡议。面对以上客观事实，楼继伟先生依然可以强硬反驳说：“批判‘华盛顿共识’，并不是说其精髓……就错了”。这里笔者请楼先生注意：你所谓的“精髓”是符合美国利益的“精髓”，是损害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精髓”。你所指的“华盛顿共识”的“宏观经济稳定、市场化和对外开放这三条”是具有新自由主义的质的规定性的，每一项都有特定的内容和解释。请你不要鱼目混珠把它们说成是“普遍适用”的原理。是哪个美国老师教导你了，说新自由主义性质的“宏观经济稳定、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是普遍原理？

4，楼先生说：“以中国为例，说明‘华盛顿共识’中所包含的一些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有普遍适用意义的”，又说：“‘华盛顿共识’所包含的一些经济学基本原理在中国的改革中起了作用，也是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这一次，楼先生又把“华盛顿共识”捧上了天！竟然说“华盛顿共识”的“精髓”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本因素”！这真是语出惊四座之举！能公开说出这种话来者，楼先生恐怕又是国内第一人。笔者认为，楼先生这些话与其说是赞扬中国改革，不如说是极大地涂黑中国改革！下面让我们具体分析一下楼先生吹捧和胡乱套用“华盛顿共识”的荒谬性。在三条原理中，“第一，中国的宏观经济比较稳定……”。请问，这是我国实施“华盛顿共识”几十年一贯制的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的结果？我国不能实行符合国情和具体经济形势的一整套宏观经济政策？楼先生，你真荒谬！“第二，市场化取得长足的进展。……”。请问，我国的市场化是实行“华盛顿共识”原教旨主义市场化的结果？我国什么时候取消过国家的宏观调控？楼先生，你真荒谬！“第三，中国的经济是开放的，……”。请问，这种开放是按照“华盛顿共识”的要求，不得有资本流动限制而进行的？我国没有资本流动限制？楼先生，你真荒谬！你用“华盛顿共识”的框架分析我国改革成功的原因和经验的偏爱能受到你的同僚们和更高层人士的赞同吗？笔者设想，你只能得到某些美国佬的喝彩！

5，楼先生在分析我国的市场化时，用很大篇幅估量了“国家控制”比重的大幅度的下降。楼先生所指的“国家控制”既包括国有资本，也包括国家对商品的价格、品种和数量的控制。楼先生估计的“国家控制”比重，1978年为90%，现在仅有30%。其中，国有资本比重当然低于30%。在我国高官中，公开能把这个低比重说出来，楼先生恐怕又是第一人。楼先生坦率得可爱。笔者不赞成他的观点，但是欣赏他的坦率。按照他的观点，私有化是包含在市场化中的，所以，在谈论市场化时，他要大谈特谈“国家控制”比重的大幅度下降。我国的私有化（包括在市场化中）是“华盛顿共识”的三原理之一，是我国“改革成功的基本因素”之一。这个话就留给楼先生去说吧。笔者这里要说的是，楼继伟之流的观点是违背我国宪法的，根本无视我国宪法的明文规定，公有制为主体！楼先生说：“总的国有比例也就30%左右。相对于一些东欧转轨国家、亚洲转轨国家，甚至于某些欧盟国家来说，这一比例都不算高”。照此说来，我国在经济制度上还能称之为社会主义国家？而楼先生是庆幸这一结果的！笔者认为，改革本应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公有制基础上，市场经济体制完全可以建立起来，我们必须继续批判新自由主义，警惕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我国的阴谋和实践。

综上所述，楼继伟先生的观点特别露骨，特别冒尖 ，对里根及“里根经济理论”，对“华盛顿共识”的所谓“精髓”进行了异乎寻常的、荒诞的吹嘘。笔者认为这是一种亮相。人们所不知道的是，他为什么要这般亮相？ （2006-08-11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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