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时代》2009年第五期
人民共和国已经度过一甲子时光，来到一个新三十年的十字路口。中华民族向何处去？是保持伟大复兴的强劲势头，还是东施效颦，从此走向衰败和被奴役之路？“正题”与“反题”的争论方兴未艾，“合”题应该在“中国模式”之中。中国的成功挑战经济学的“市场与计划两分”，挑战政治学的“民主与专制两分”，挑战社会学的“国家与社会两分”。正如过去反对迷信苏联教条，今日中国的迫切任务是反对迷信西方教条，防止教条主义把我们国家导入陷阱。
共和国一甲子探讨中国模式
文/潘维 玛雅
六十年成功之路的理论解释
玛雅：2008年12月，你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举办了《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研讨会，海内外五十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能不能介绍一下举办这次研讨会的动因和目的？
潘维：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大庆。在以往的两代人中间，中华民族取得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巨大进步。共和国的道路可以说非常成功，显然也非常独特。在不过六十年的时间里，一个古老而独特的文明以强劲的势头复兴，以至于让世界格局为之改变。这不仅令世界刮目相看，也对世界已有的政治、经济、社会知识提出了挑战，让世界重新审视关于人类进步的知识。因此我们认为，“中国模式”，或者称为“中国道路”，已经呼之欲出了。
举办这次研讨会有两个目的，第一是促进“中国道路”或者“中国模式”理论的概括，第二是促成“中国学派”在国际学界的兴起。
玛雅：这次会议似乎没有达成共识。虽然多数学者认同“中国模式”的提法，但比较多的是以“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或者“中国特色”来表述。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还没有形成，现在讨论为时尚早。你在拟定这个主题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更多的是不是出于你本人的立场？
潘维：我确实有一点个人色彩，有点预设立场在里面。我写的是“人民共和国”，然后又加了个“中国模式”。其实中国模式有或者没有、应不应该总结，都是所谓开放问题，open question。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深知，举办学术研讨会的目的，从来就不是为了达成共识，而是给大家提供一个争论问题、澄清分歧的平台，以及一个脑力激荡的平台。在中国发展道路上，学界一直存在不同意见，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是在争论的背后，是我们对这个话题的共同关注，以及对中华民族复兴的共同期待。举办这次研讨会，是希望能够为各种思想提供一个展示和碰撞的平台。
“中国模式”问题是一个理论讨论，是一个理论辩论。对我来说，这是对过去的一个总结，是对现实的一个定义，也是对未来的一个指南。为什么要对过去进行总结？我想，如果我们能够得出共和国六十年是成功的这样一个基本概念，那么这个成功总是有原因的。就像1949年中国革命成功后，我们总结出武装斗争、群众路线、党的建设、统一战线这样一些基本经验，称之为“法宝”。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法宝”就是中国革命的模式，或者中国革命的道路。背离这个模式，中国革命就不可能成功。
中国革命如此，中国的建设发展也是如此。从1949年到今天，我们走了六十年。如果说这条路走到今天是成功的，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它是苏联模式的成功吗？恐怕不是。是英美模式的成功吗？也不是。是日本模式的成功？台湾模式的成功？……我们可以一路说到北欧模式，但恐怕这些都不能令我们服气。而在今天，中国在发展道路上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为什么会出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于是我就想到，如果能总结出一个中国模式来，我们也许会发现，今天出现的这些问题，很可能是背离了中国模式的结果。
玛雅：你所理解的“中国模式”是什么？ 建立中国模式理论的意义何在？
潘维：我对中国模式的概括是宏观的。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关于共和国六十年“成功之路”的理论解释，即因果抽象。目前学界、政界都存在把西方的今天当成中国明天的迷信，我希望通过概括中国模式，说明中华民族走的路是独特的，而且是成功的。
有人说，中国处在大变迁的过程中，怎么会有“模式”？我认为，世界向来变动不居，但不能因此拒绝理论知识。固态的理论来自动态的历史，解释动态的现在，启示将来的行动。换句话说，模式为现实提供定义、为比较提供知识、为未来提供指南。建立中国模式理论，意义即在于此。
那么，中国模式从哪里来？从共和国六十年的进步经验中抽象出来。而这进步的基础是中国人的百年奋斗史、三千年王朝史、五千年文明史，也包括被消化为中华文明有机组成部分的外来文明。中华文明的延续性是中国模式的基础。
是时候总结中国模式了
玛雅：有人认为，所谓“中国模式”，有一种对峙的预设——中国和西方的对峙，西方的是什么，中国的是什么。这种预设有很强的排斥性。但是，如果中国是在迈向现代化，相对于西方而言，是不是有如此强烈的排斥性？
潘维：所谓“对峙”和“排斥”，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不是我们的责任。这是西方的蒙昧主义。是西方人说，除了基督徒就是异教徒，除了民主就是威权，我们没这么说。谁在对抗呢？我们没有呀。我们只是说中国模式，还可以有日本模式、菲律宾模式、尼泊尔模式、尼日利亚模式……问题就出在，除了西方之外别人不能有模式，这不行。当然，我们不是真的在乎这个问题。真正在乎的是，中国当下在哪里？中国在向何处去？是不是中国的今天就是西方的昨天，中国的明天就是西方的今天？所以，总结中国模式，不是为了让别国“效法”中国——中华是“取经文明”，不是“传教文明”。总结中国模式，前提是认同共和国六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功，重获世界尊重。
有些学人会说，何必要总结中国模式，难道今天的西方不是中国的未来吗？在这些学人眼里，共和国的前三十年是失败，后三十年是成功，而从失败到成功是因为“补课”和“接轨”，因为回头走上了“普适”的西方道路。这种判断是浅薄的，而且危险。没有哪个后发国家成功地复制了西方模式。如果忘记了西方道路成功的基础和高昂成本，中国就会变成“普通的”欠发达国家。西方模式的基础是侵略性的军事和政治经济机器，是通过武力向全球殖民建国，实行种族压迫，直至发动两次世界大战。这些基础，我们不曾拥有，将来也不会拥有，也不应该拥有。中国的复兴在于闯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几代英雄满怀理想，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才完成的中国革命不能否定。忘记历史意味着轻薄，篡改历史意味着背叛。
现代中国在剧变中，每隔三十年就出现一次大的转折。从1919年－1949年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三十年，从1949年－1979年是人民共和国建立并实现独立自主的三十年，从1979年－2009年是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三十年。人民共和国已经度过一甲子时光，来到了一个新三十年的十字路口。中华民族向何处去，是保持伟大复兴的强劲势头，还是东施效颦，从此走向衰败和被奴役之路？“正题”与“反题”的争论方兴未艾，“合”题应该在“中国模式”之中。中国的成功挑战经济学的“市场与计划两分”，挑战政治学的“民主与专制两分”，挑战社会学的“国家与社会两分”。总结中国模式能够提供新鲜知识，促进我国学界对本土文明的自觉，促进“中国话语系统”的形成。正如过去反对迷信苏联教条，今日中国的迫切任务是反对迷信西方教条，防止教条主义把我们国家导入陷阱。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式理论的建立，大可称为“中国学派”。
玛雅：也就是说，总结中国模式，先要打破西方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是否用西方意识形态和话语来研究、评价中国经验，是“中国学派”能不能建立的前提条件。
潘维：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太熟悉所谓西方模式了，以至于我们这个社会深受某些，如果不叫西方模式的话，话语体系的影响。比如，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功时，一个最浅薄的结论是，中国经济上的成功是“私有化”加“市场化”的结果。直到2008年底西方金融危机爆发前，“私有化”加“市场化”都是中国经济成功的主流解释。这种解释的浅薄在于，世界上推行私有制和市场制的欠发达国家这么多，继承了苏联的俄罗斯也是一例，为什么没见到像中国这样的成功？
金融危机打破了对“看不见的手”的迷信，也打破了对“国退民进”实行私有化的迷信。回顾共和国的经济发展，不可否认的是，成就是六十年的成就。六十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以7％－9％的速度持续增长，改革开放三十年为9.5％（按照不同的计算方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前三十年的扎实进步，无疑为后三十年的加速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末期，正如计划经济三十年的末期，中国经济已经问题丛生。因此，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是偏见，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也是偏见。如果不能确立这个认识，我们就无法概括中国经济的成功，也无法避免私有迷信和市场迷信给我们带来的严重问题。
在社会方面也一样。有人说，中国的成功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国退民进，从大政府、小社会变成政府小一点，社会大一点。之所以今天还不够成功，还有很多问题，是因为我们的civil society（公民社会）还不够强，不够发育。因此很多文章都在讲，促进civil society的发育。但事实是这么“显而易见”、“顺理成章”吗？西方理论中的“国家与社会两分”，如同“民主与专制两分”，给我国传统思想界带来了新鲜知识。然而，食洋不化地接受“国家与社会两分”，如同食洋不化地接受“民主与专制两分”，也给我国思想界制造了巨大的陷阱。
玛雅：为什么说是陷阱？
潘维：“社会”（society）是个西方概念，接近于中国概念“会社”之集合。西方的“会社”起源于中世纪后期的城市自由民，即“市民”，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产物。城市自由民组成“市民会社”，针对拥有土地和政权的贵族阶级，维护相对于“国家”（state）而言的自由权益。中国的“社会”不是“公民会社”，而是“百姓”人家的集成。
“国家”也是个西方概念，含义近似中国概念的“官府”。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作为阶级或利益集团代表争夺或控制公器平台的state，只有公正亲民或自私害民的“官家”。中国社会组织的原因和形态也不同于西方的“会社”，而是在悠久历史中逐渐形成了组织和意识上官民一体的“社稷”。“国家”也是“家国”。家－国同构，国－家一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相通。
所以在中华语境中，“亲民”就是政府与人民在一起。而在“国家与社会”界限分明的语境下，就出现 “强政府弱社会”、“小政府大社会”之类的说法，就“国退民进”。这些概念统治了大众媒体，就成了政府脱离人民的辩护词。政府脱离人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腐败，以公权谋私利，就“失天命”。六十年来，“政府与人民在一起”，是我国社会组织的成功之道。这种社会组织方式在中国有深厚传统，也适合当下的具体条件。迷信“国家与社会两分”的“契约”教条，政府脱离人民，国家会陷入混乱和失败，故称“陷阱”。
中国自古就是世俗国家，治国不是靠从纯概念出发的逻辑思辨，而是靠实事求是。我们学西方，求发展，要谨防各种各样的陷阱，诸如私有迷信、市场迷信、市民社会迷信，自由竞选迷信，等等。近年来，在西学“民主与专制”、“国家与社会”、“市场与计划”两分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出现了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却不是西方模式能够解决的。因此我觉得，是时候我们摒弃西方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开始总结中国模式了。
子模式一：社稷体制
玛雅：具体地说，你所理解的中国模式是什么样的内容和框架？
潘维：刚才说了，我对中国模式的概括是宏观的。这个模式对我来说是要分解的，分解成三个子模式：独特的社会模式、独特的政治模式、独特的经济模式。我把这三个子模式分别称为社稷体制、民本政治和国民经济，“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中国模式。
玛雅：为什么称社会模式“社稷体制”？
潘维：“社稷”最初是指“民以食为天”，拜五谷神的庙堂，也泛指官民在利益和意识上的统一体，介乎“民”与“君”之间。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朱熹解释说，“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不同于西方的“国家与社会”两分，社稷系于物质福祉，也系于伦理精神，是中国官民互动的共同体。在我看来，中国社会就是这样一个共同体。
社会模式一般包含四类内容：（1）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2）社会分层的形态；（3）社会伦理的准则；（4）人民与政府的关系。经过六十年的发展，当代中国的社会模式已经初露端倪，概括说，由四大支柱构成：（1）以分散流动的家庭为单元组成社区和工作单位；（2）社区和单位与行政的条条、块块重合而成有弹性、开放的立体网格；（3）家庭伦理观念主导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4）官民彼此嵌入形成相互依存的“社稷”。
玛雅：能不能简要介绍一下这四个支柱？
潘维：中国社会不是“公民会社”的集成，而是城乡社区及“（工作）单位”的集成。组成社区和单位的基本单元是“家庭”，而不是有阶级－利益集团归属的“个人”。固然，家庭也是世界上多数社会的基础单位，但在中国，家庭不仅是基本人伦单位，也是经济单位。家庭不仅哺育下一代，下一代还承担反哺上一代和更上一代的物质和精神责任。
历史上，我们称作独立自由的家庭小农经济。今天还是不是这样呢？在农村，50%的人口仍然生活在那里，实行耕地的“家庭承包制”。在城市，工商局注册企业99%以上是“家庭企业”——家庭企业是中国劳动力最大的雇主。家庭的影子弥漫整个中国社会，就连大型企事业单位都可以看到家庭的影子。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每个学期末都组织教职员及家属去旅游，还经常发食用油之类的生活用品。
与按照阶级和利益集团分为上、中、下三层的社会结构大为不同，中国社会的主体结构是由社区和单位组成的。这个结构天然与政府的管理网络重合。这个原因是历史的。一方面，我国的社区有自治的深厚传统。另一方面，社区需要政府援助和管理，以解决社区间的纠纷和维护社区集群的整体利益。这样，中国自古就有政府插手社区，帮助社区组织的传统。
在现代中国，政府的层级分为纵向和横向两类，即“条条与块块”。社区被“条条”覆盖，村庄和城市居委会均受乡镇和街道行政纵向管辖，较高层级的条条协调更多社区集群间的利益。专业的单位被“块块”覆盖，城市的企事业单位都“挂靠”在某个“块块”上，接受某种程度的行政管理，大块块覆盖众多小块块的利益。于是我们看到，中国的社会划分与行政划分大体重合，形成了社区和单位依行政条块划分的“立体网格社会”。
中国立体网格社会支持极快的社会流动速度，边缘挤入中心，中心流至边缘的奇闻俯拾皆是。“破落”与“发达”之间往往仅一步之遥，呈现相当的自由乃至“混乱”，以至于体面的地方常有不体面的人和事，反之亦然。不过，由于覆盖行政网格，中国社会“乱中有序”。危机之时，比如去年大地震，具有强大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
玛雅：“家庭伦理观念主导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也是因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
潘维：对。家庭组成社会，家庭伦理观念就主导社会伦理。什么是中国的家庭伦理观？与西方个人与神、个人与团体、个人与国家的契约观念非常不同，中国人讲“父慈子孝”。家长要照顾家庭成员的福祉，家庭成员要尽忠孝之责，“舍己为家”是社会伦理的楷模。南怀瑾先生以“中国人的精神十字架”概括中国人的家庭伦理观：“以自己为中心，上孝父母而及于天，下爱子女以垂万世，旁以兄弟、姐妹、夫妇而及于朋友。”
这个“十字架”展示的是中国人独奉的家庭伦理“教”。这种理念渗透在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里，就可称为“政教合一”。于是，“修身、齐家”的“内圣”自然延伸为“治国平天下”的“外王”，所以中国历朝皆称“以孝义治天下”。
在西方，契约观要求公私分明，群己权界清晰，国家与社会界限分明。在中国，伦理观淡化公私，视社会为一层层向外放射的“家”——核心家庭是小家，宗亲是大家，社区和单位是“公家”，公家之上还有“国家”。小家、大家、公家、国家，利益相符，观念相通，公私难以区隔。中央政府成了最大的“公”，但其全部“宏伟目标”却是“私”，是帮助全国人民的家庭收入达到“小康”。反之，小家也依托国家。“卫国”就是“保家”，就有了“杨家将”、“岳家军”为国分忧。既然都是“家”，社区和单位提供的福祉、亲和力、安宁就成为评判“好”与“差”的标准。既然都是家，政府就应鼓励“父母官”爱民如子，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还要明文低税，限制官吏数量，使民休养生息。中华社会最高的理想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世界”。这个理念衍生于家庭伦理。较之人造的意识形态或宗教观念契约思想，家庭伦理要自然和牢固得多。
玛雅：同样因为都是“家”，所以“官民彼此嵌入形成相互依存的社稷”？
潘维：是的。社稷是官民互动的共同体。在社稷中，官与民不是大小强弱的关系，而是鱼与水、骨与肉的关系。官民离心离德，社稷就崩裂。
社稷中的社会网格与行政网格有两个交错嵌入的契合面，其状态与中国社会的治乱兴衰直接相关。第一个契合面是官民一体的家庭式伦理意识。官员通常被看作为民做主的大家长。有了“父母官”，也就有了“官本位”意识，体现对官员行为规范的尊重。倘若官员背弃照顾“子民”的伦理，只顾自家私利，官民就离心离德，“官本位”就崩溃了，社会秩序也就难以支撑。
第二个契合面是“亦民亦官”的社区－单位领袖，也就是中华社区自治传统里的“乡绅”。这些基层的“父母官”处在社会网络与行政网络的结合部，是实现官民一体的粘合剂。他们上达官府，下通草民，一条腿站在社区－单位的局部利益一方，另一条腿伸入官家的全局筹划之中。他们不代表正式的“国法”，却承担大量社会管理职责，依天理和人情调解社区和单位内部的冲突。“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因为他们的存在，政府就能感知民心，获得修正行政错误的弹性空间，也能减少官吏，节省开支，在广土众民的大国维持低税率。中国历朝实现“以孝义治天下”的具体途径就在基层政权建设，“基层不稳，天下大乱”。
玛雅：相对于西方社会，这种“社稷”模式有什么“比较优势”？
潘维：中国社会模式不仅独特，从理论和现实成就而言都未必落后。个人至上比家庭至上更先进吗？分为上、中、下层阶级的市民会社比平等的社区－单位更能鼓励社会流动吗？契约法理比家庭伦理更公正可靠吗？国家与社会界限分明比官民复合的社稷更自由吗？我看未必。中西社会组织方式都是特殊的，不必迷信西方的社会组织比中国的更高明。
当然，我并不想分高下优劣，也反对分高下优劣。我想说的是，因为历史轨迹不同，以美欧社会模式衡量中国社会进步的程度并不恰当。“立体网格社会”的解释力，强于西方基于阶级分析方法的社会学分层理论。把中国社会分成“上中下”十多层，称占半数中国人口的农民是“弱势群体”，夸张拥有某类财产的“中产阶级”的作用，等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解释力是大可怀疑的。其必然结论是要求中国社会以集团为单位进行博弈，要求利益博弈的公开化、合法化，从而使人民共和国成为利益集团的共和国。
子模式二：民本政治
玛雅：第二个子模式是政治模式，它与社会模式是什么关系？
潘维：政治模式的基础是社会模式，反过来也保障社会模式。中国独特的政治模式，为六十年的成功提供了首脑，即政治保障。总结中国政治模式，是为了延续适合我国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的政治文明，抵制民主与专制两分的新蒙昧主义。
政治模式不是少数学人和政治家拍脑袋的结果，而是从历史的曲折中磨合而来，是以社会模式为基础的“上层建筑”。这个上层建筑是制度化了的政府权力产生、构成、行使、纠错的方式。作为管理社会机构的政府靠垄断暴力和税收权而存在，但其生命力主要来自于，组成政府的人属于“贤能”之辈，更来自于社会流行的政治观念。因此，政治模式一般包含四类基本要素：（1）关于政府与人民关系的政治理念；（2）依照上述理念选拔和更换官员的方式；（3）依照上述理念组织政府、行使政府权力的方式；（4）依照上述理念修正行政错误的方式。具体到中国，当代中国的政治模式也是由四个支柱构成：（1）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2）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3）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4）独特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
玛雅：怎么理解“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民本主义和民主主义并不一样。
潘维：民本主义的含义是，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照看全体民众的福祉，否则“造反有理”，政府理应被推翻。这种“主义”明显是中国社会的家庭伦理观在政治生活中的延伸。民本主义思想源自中华的上古时代，《尚书》最早记述了民本主义思想。《尚书·夏书·五子之歌》说，“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周书·蔡仲之命》说，“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意思是，“以民为本”的政府是有“德”的政府；不以民为本的政府就失“天命”，就没有“正当性”。西周的民本思想为“百家”所共奉，故有汉武以降儒家两千多年道统。在儒门正统观念里，官员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王朝而民国，民本主义称为“民生主义”；自民国而人民共和国，民本主义称为“为人民服务”。在今天，民本主义被具化成“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新三民主义”。政府的这种权力观、情感观和利益观，是中国独有的官民关系思想。所以说，民本主义的底蕴极为深厚，是中国一脉相承、万世一系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正统的官民共识，是官权正当性的根本，早已融化到中华文化的基因和血脉之中。
中国传统政体以民本主义为意识形态，成就了有朝代更替而无政体更替，寿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独特而出色的政治体制。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民权观念引入，市场力量的勃兴，中国民本主义增加了关于人民权力的意识。抛弃“皇家”，由人民代表组成政府，称为“民主”。现代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承认强势社会集团利益的西方民主有重大不同。中国的民主主义，是民本的民主主义，依然以人民代表公正廉明地照顾“百姓福祉”为根本。对中国“百姓”来说，利益集团政治的“党争”，即西方式民主，并没有必然的合法性。
玛雅：“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也是民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
潘维：选贤任能是所有政府体制的核心问题。在西方，强权政治为社会公认，利益集团组成党派，党派代表靠相对多数票支持获得政治权力，以政治权力维护本集团利益。在中国，民本主义的中立政治为社会公认。从制度而言，建立“公正廉明”维护全民利益的政府，只能实行科层文官制，即由行政主导的政府。
中国“中央六部，吏部为首”的制度可上溯到三千年前的《周礼》。隋唐兴科举，标志中国文官制的成熟，迄今已一千六百多年。不同于西式的democracy（选举民主）和autocracy（个人专制），中国文官制是大众型的meritocracy（绩优选拔制），来自上古的功勋制。今日中国政府主要由考选出的文官组成，全部党政系统官员都被纳入公务员体系，依据服务人民福祉的政绩升调奖惩。
就服务于社会需求而言，“绩优选拔制”与“集团代表竞争制”都有内在的缺陷，却是不同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的结果。考评机制难在拒绝结党营私的裙带关系，难在与时俱进地调整评估系统，保持绩效评估的精确。但是比起治理竞选机制内在的利益输送，完善考评机制要容易得多。
玛雅：西方民主在中国政治文化中没有必然的合法性，中国政体的合法性又是如何建立的？
潘维：中国政治模式最根本的特征是拥有一个先进的执政集团。中国共产党是当下领导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执政集团。这个集团宣称代表全体人民向现代化前进的福祉，公正无私、纪律严明、团结统一，使分散自由的中华民族拥有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
玛雅：可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中，腐败已经造成执政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大大流失。
潘维：一点不错，执政党也会退化。不过与议会政治中集团利益的党争弊端不同，为社会整体利益服务的中立政治，最大的问题是以权谋私。相当数量的党官以公权谋私利，成为社会极少数暴富家庭，是执政党退化的明显标志。从历史上看，一旦核心执政集团丧失理想，道德堕落，纪律松弛，“先进、无私、团结”这三大特征就消失了。此时，执政集团必然懒惰无能，贪污腐败，分裂成相互争夺权力的私利集团。由此，中华民族必然陷入政治混战，乃至分疆裂土，直至产生一个新的“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如何保持先进、无私和团结？靠的是不间断的“党的建设”。党的生命线就在于，通过党的建设维护自己先锋队的“精英性质”，要求党政官员由“特殊材料制成”，操守高于普通民众。党建手段因时而异，但万变不离其宗，核心是防微杜渐，让普通党员和广大群众来监督党的干部。群众监督不是“群众运动”，借口害怕“运动”而拒绝群众监督，早晚会酿成“水可覆舟”的真正的群众运动。群众监督是执政党防治贪腐最为有效的机制。依靠这种机制，共产党才能做到先进、无私、团结。党的建设成败攸关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命运，攸关中华民族现代化事业的命运。党建的成败只有一条标准：严肃党纪，遏止贪污腐败之风。共产党对其腐败官员采取纪律上的霹雳手段，方显出对中华百姓的菩萨心肠。
玛雅：权力监督制衡问题，是当今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大问题。你怎么定义和评价“独特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
潘维：中国的政府机构设置与世界上多数国家没有重大区别，别国有的，我们基本都有。我们还有一些别国没有的党政机构。在政府机制中，纠错制衡机制最能体现成文和不成文制度的精致。在制衡方面，中国制度凸显独特性，也最具争议。
“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减少因领导人“滥权”而犯错误的机会，也提供纠正错误的机会。中华政体里有没有制衡机制？当然有。如果没有制衡机制，官员任意胡作非为，中华政治文明早就崩溃了，怎么可能是世界上延续最长久的文明？如果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中国官员受到很多制约。比如明朝，号称是最专制的朝代，但御史在皇帝面前“犯颜直谏”的人很多。皇帝不爱听批评，就下令当庭打他们，可越打他们就越要说，被皇上打说明忠诚正直，打死了能光宗耀祖。皇帝不敢了，索性不见朝臣，不上朝了。所以，说中国皇帝绝对专制，毫无禁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后人的妄断。
西方体制普遍实行“分权制衡”，政府内部主要的权力部门各自独立，互不隶属。美国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欧洲多数国家实行“两权分立”，即司法独立，但立法权与行政权重合。与西方体制不同，中国体制在法理上比欧洲更强调“议会主权”，规定“一切权力归人民代表大会”。因为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占多数席位，权力集中于共产党，貌似缺少制衡。但实际上，中国实行“分工制衡”。
我把中国的分工制衡依次分为十类：第一是官民共奉的民本主义观念，对官员形成软制衡。第二是党政制度互相制衡。第三是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民主与集中相互制衡。第四是任期制和年龄限制。第五是在政治局领导下的中央纪检监察机构，也包括专业的法院、检察院及反贪机构。第六是官员异地交流和异地任职制度。第七是人大、政协制度，这两个机构对决策形成了相当明显的制约。第八是政府名下的舆情上达机构。第九是各政府部门及其所属政策研究机构的利益视角不同，导致相互制衡和决策谨慎。第十是中央与地方的相互制衡。
中国的分工制衡并不完善。但夸大制度的作用，夸大西方分权制衡的完美，要求照搬西方分权模式也不可取。尽管跌跌撞撞，中国政府在以往六十年里，把世界上人口最多、差异最大的国家带上高速发展的轨道，而且维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子模式三：国民经济
玛雅：最后一个子模式是经济模式，也是由四个支柱构成的？
潘维：经济模式的理论基础相当简单。经济教科书从讨论经济生活的“三要素”——土地、劳力、货币——开始，概括经济模式也从三要素出发，以求共识。然而，经济三要素还应补充一个要素，就是企业，因为把生产资料、劳力、货币三要素连接在一起的是企业。造成经济四要素——劳力、土地、货币、企业——变异和差异的深层基础是社会模式，直接原因是政治模式。正因如此，几乎所有解释经济生活的经济学家都会离开本行，溯源到政治。
从经济四要素出发进行概括，中国经济模式也由四大支柱构成：（1）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和民间的有限土地使用权；（2）国有的金融和大型企业及事业机构；（3）（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4）（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竞争的商品－资本市场。四大支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国”，一部分是“民”。国与民两部分互为支撑，故称“国民”经济模式。
“国民”经济模式这四个支柱简单到无需太多解释。首先，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就是土地国有。实际情况要复杂一点，农村的耕地集体所有，但集体所有的土地受国家控制，不能随意转变为非农用地。中国土地公有私用，私人和企业可以购买一定年限的土地使用权。
第二，中国的金融业主要是国有的，至少是国家控股的。国家通过拥有的各种大型金融机构调控金融市场。国家还拥有一些控制经济命脉的行业，如石油、铁路、电力、通讯、道路、航空、自来水，等等。中国还有国有的“事业单位”，主要指教育、科研、体育、医疗等机构。
第三，中国企业的主体不是国有企业，而是家庭企业和社区集体企业。这些企业的用工属于世界上最自由的一类，导致中国高度自由的劳动力市场。
最后，中国的中小企业是商品市场的主要供应者，所以商品生产的自由竞争强度非常高。中国的资本市场也在迅速形成之中，其开放没有意识形态问题，主要是技术问题。我们原来以为，西方金融业非常开放，最近才发现，其开放具有很多技术性限制的前提。十几年后，我们将看到，中国成为世界金融开放的旗手，正如中国已经成为自由贸易的旗手。
中国经济模式是独特的。它不是苏联式的“产品经济”，因为不依靠“全民所有制”。它也不是英美式的“市场经济”，因为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它同样不是西北欧的“社会市场经济”，因为不支持高税率、高福利。它更不是德国和日本史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因为没有被少数大型私有企业主导，大型私有企业也不是中国劳动力的主要雇主。中国经济是“国”与“民”相互支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国民”经济模式解决计划经济缺乏动力、市场经济缺乏情义、福利经济缺乏效率的问题，空前地调动了全国工商业劳动者的积极性，刺激了企业间的激烈竞争，带来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
我并不是说中国经济模式没有缺陷，或者比其他模式高明。任何一种经济模式，在地球五分之一人口面前运作，在城乡差距，在从南到北、从沿海到高原的巨大差异下运作，都会漏洞百出，弊端丛生。我想说明的是，任何经济模式的形成都不是偶然的，而是长期试错的结果，是具体的国情条件使然。中华一贯的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中国的经济模式不应按照某种流行的意识形态或少数强大国家的偏好而变换，也不应该按照“资本”的要求变换。国内左派指责中国搞资本主义，右派指责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可谁又能否认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在活生生的事实面前，“进口”的意识形态概念如此苍白和尴尬，“自学”的时代催生自信的“中国派”。
“鲲鹏模式”的成功或失败
玛雅：从这三个子模式中，你是如何抽象出中国模式，以及评价这个模式？
潘维：把这三个子模式整合到一起抽象出来的中国模式，我称之为“鲲鹏模式”。我对这个模式有三点评价：
第一，中国模式由社会、政治、经济三个子模式的十二个支柱组成。三个子模式的关系是，“社稷”塑造“民本”的政府，“民本”的政府保障“社稷”体制，也塑造“国民”经济。换个比较形象的说法，政治模式是首脑，社会模式是躯干，经济模式提供翅膀。中华因为这样一个模式而腾飞。
“鲲鹏模式”的名称从《庄子·逍遥游》而来。鲲是一条巨大的鱼，嬗变为一只巨大的鸟，腾空而起，即鲲鹏。鲲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水击三千里，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抟”字音及义皆同“团”。“扶摇”和“羊角”为两种旋风，使我想到苏联模式和美欧模式的力量。中国模式体量巨大，好似鲲鹏，前三十年迎风破浪“水击三千里”，后三十年驾着苏联模式和美欧模式两股“旋风”冲天而上。
第二，中国模式以较低的代价形成，后来居上。中国发展模式的历史代价明显小于美欧模式和苏联模式形成的历史代价，也小于日本模式形成的历史代价。中国成功的基础不包括侵略性的军事和政治经济机器，不包括通过武力向全球殖民建国，实行种族压迫甚至种族灭绝，也不包括发动两次世界大战和不断的区域战争。
第三，中国模式的弱点极为明显。最突出的问题是，中国法治尚不健全，执政集团可能趋于退化。先进统一的执政集团是中华政体的核心。政体功能最强大的部分来自执政集团，最脆弱之处也在执政集团。当这个集团先进、无私、团结，整个中华民族就势不可当。当这个集团丧失理念，涣散分裂，官员谋私，就会脱离人民，使行政网格脱离社会网格，致使“群龙无首”，国衰民穷。而今，人民共和国走过了六十年，来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厉行法治、制止腐败，并且避免落入台湾式的选举陷阱，中国模式就能得以完善，得以持久。
玛雅：从思想渊源来说，中国模式的哲学思想基础是什么？
潘维：我对中国模式理论的研究主要是抽象概括中国模式，比较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的区别，并给出比较历史的解释，我没有着重追溯中国模式的哲学思想基础。关于这个问题，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的观点我很认同。他认为，因为反封建的需要，中古以后的西方发展出“权利本位”思想，而中国的“责任本位”思想则延续至今。“责任本位”和“权利本位”两个概念凝聚了中西方思想的基本差异，这种差异构成了中西模式差异的思想渊源。
权利本位强调个人享有其他个人不得侵犯的“权利”。如此，“天赋人权”成为近代西方社会组织的起点。权利本位给国家与社会两分、私有产权、隐私权、投票权、问责制等，提供了哲学思辨基础。责任本位强调个人处于特定角色时对其他人必须担负的责任。“三纲五常”表达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责任本位，明确各自社会角色的责任，“为人民服务”则表达了中国现代社会的责任本位。权利本位强调“分”、责任本位强调“和”。
责任本位是中国“社稷”观念的基石，社稷使官民彼此嵌入，相互依存。责任本位也是“民本”观念的基石，民本使官员和政府对民众具有“责任和承担”（responsibility and responsiveness），迥异于权利本位的“问责”（accountability）。责任本位还构成了“国民”观念的基石，为民之福祉协调平衡国有与民有。可以说，责任本位构成了中国模式的哲学思想基础。
玛雅：前面你谈到，中国当下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是受西方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影响的结果，是因为背离了中国模式。为什么这么说？
潘维：中国模式来自六十年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也基于数千年华夏“取经”文明的传承。中国模式有其独特性，是中国成功的原因，弃之则成为失败的原因。中国是“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最应当被记住的是“人民”两个字。不管是政治模式、社会模式，还是经济模式，中国有一条是从《尚书》开始，从古到今贯穿始终的，那就是人民性。这个国家、这个政府，着眼点和立足点都是这块土地上的人民。
西学给我们的基本结论是：现代社会应当由“市民会社”组成，平衡所谓的“国家”。西方社会大体是在阶级分化的基础上出现多元的“会社”；会社争夺“国家”平台，甚至“俘获”（capture）“国家”，以保障本集团的利益。换句话说，社会集团的利益斗争要求国家与社会两分，要求分权制衡。
中国自由小农的家庭社会不催生阶级或社会利益集团，不催生集团政治意识，或者称为“强权意识”。中国今天拥有现代工业，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制造业，是世界最大的商品生产基地，但中国的现代工业没有催生西方式的利益集团，也没有催生普遍的集团政治意识。集团政治在中国意识里没有正当性，亲民、中立、公正廉明的政府才是正当的。我们一直认为，西方对社会的理解很先进。但在当今中华文明复兴的时候，我们可以大胆地说，社区单位与政府相互契合的组织，还有人民与人民、人民与政府的“和谐社会”理念，比起那种“国家”和“社会”两分的组织以及市民会社利益争斗均势的理念而言，未必是落后的。反之，集团与集团斗，社会与国家斗，会使我们的政府抛弃民本观，背离人民，会使我们的国家倒退、落后，像多数后进国家那样被西方国家“分而治之”。而官民有共同的理念和目标，力气往一处使，中国就能快速发展进步。因为，我们不是“普通”的发展中国家，更不是西方国家；因为，我们有自己独特的社会、政治、经济模式，有我们的中国模式。
玛雅：有人会问，中国今天成就显著，我们说是中国模式的成功。二十年后如果像某些人希望的那样，中国失败了，甚至崩溃了，又该如何解释？
潘维：如果二十年后中国垮掉了，中国模式失败了，就是因为丧失了人民性。这个结果可能吗？当然可能，什么模式都有可能失败。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来都有失败，但是不能说，中华民族从来没有成功过，这一点必须清晰。
可是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失败来自于什么？正如我在《核时代的意识形态》一文中所说，自原子弹时代降临，人类生存方式的主要竞争手段出现了根本变化。思想战线上的竞争，即政治观念体系的竞争，成了生存竞争的主要手段。民心向背依然决定竞争的胜负，但政治话语权之争决定民心向背。我们已经看到，苏联的溃败与军事技术和生产能力几乎无关。苏联失败是其知识界首先被西方征服，然后其领导集团被征服，最终导致了观念上的崩溃和投降。于是整个民族陷入混乱和困顿，陷入失败的绝望。同样，中国未来如果垮掉，中国模式如果失败，很可能也是从政治话语权开始的，是被人说着说着就说成了，中国必须抛弃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必须分为利益集团，让利益集团公开博弈，然后政府被利益集团捕获，抛弃民本思想，不再照顾全体人民的福祉。现在，这套话语系统已经开始建立了，国家社会两分、民主专制两分、市场计划两分，已经渗透在我们整个意识形态话语系统里。事实上，改革开放面临的最大悖论就是，物质生产越成功，学界和政界中与我国的政体离心离德的人反而越多。
确立对中华发展道路的自觉
玛雅：从这个意义上说，总结中国模式，也是为中国的政治体制辩护？
潘维：在现行党政体制下，我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但我们不仅遭到西方的指责，而且遭遇本国知识界依据西方“自由民主”话语的指责。许多人以为中国不会被“骂”垮，这是幼稚的。由于对我国政体正当性的自我怀疑，所谓“政治改革”成了我们的正式纲领。“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不仅是我国知识界的主流认知，而且已经是官方话语的一部分。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迷信，特别是对竞争选举制度的迷信，已经渗透到我国决策层，开始威胁中国党政体制的前途。对很多掌握话语权的知识精英来说，改革不是改良，不是完善行政体制，而是从“专制”改成“民主”，是拆房子——拆掉故宫建白宫。然而，世界上只有一个白宫，中国即使建成“白宫”，也是假的。假白宫不是解放的标志，是被真白宫奴役的标志。
中国现存政体当然有毛病，正如世界所有现存政体都有毛病。可中国政体比其他政体毛病更多吗？为什么拒不承认六十年的巨大进步，正是在这个体制下取得的？假如没有战争和占领，能有今日美国？拆了故宫建白宫，真能把中国变成美国吗？这难道不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曾经的臆想？因为种种地理、历史、文化原因，中华的生存方式从来就是独特的，中华政体也向来独特。中华悠久、复杂、独特的政治文明，岂是民主和专制两个政治标签所能概括的？
中国政体是先锋党制度，不是政党轮替执政的制度。如果先锋党腐朽了，就会被人民推翻，取而代之以新的先锋党。我不否认，执政党今天的腐败问题十分严重，到了非用重典难以遏制的程度。但共产党的“天命”气数大概还没到谈论“轮替交接”的地步，而且应当说，正在走向新的成功呢。六十年来，中国政府出色地满足了“百姓”的三类六种需求，即眼下和长远的需求、部分和整体的需求，以及既要发展又要安定团结的需求。目前，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相当高，是全世界所有国家的人民中对本国政府信任度最高的。
所有现存的政体都漏洞百出。关于政体的理想不是现实，也永远不可能替代现实的政体。而且，任何政体，放在乡村与城市人口对半的中国，放在东西南北巨大差异的中国，都会显得苍白。体制有毛病需要改善，正如人有病需要服药。但是服药不等于服毒自杀，苏联的对手就是这样诱导其自杀的——通过没有硝烟的意识形态战争，通过苏联那批天真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
玛雅：应该如何应对这种新蒙昧主义？
潘维：蒙昧主义是偏见的温床，偏见煽动对抗。中世纪欧洲曾经盛行“蒙昧主义”，把世界分成“基督徒与异教徒”两大类。冷战后的世界盛行“新蒙昧主义”，把世界分成“民主与专制”两大类。解构新蒙昧主义没有别的办法，科学是去昧的唯一武器，启蒙只能靠政治科学知识。过去的中国模式曾经给了欧洲启蒙运动重要的启发，今天的中国道路也应成为世界新启蒙运动的发动机。对新蒙昧主义而言，中国政治模式可说是一种“启蒙”。
思想战线上的竞争有两大任务，第一，要解构所谓“普世”价值，把一个药方应付百病的荒唐道破；第二，要实事求是地总结中华的生存方式，给出让知识界信服的关于“中国道路”或者“中国模式”的阐述和理论解释。一个是破，破一个国际性的霸权话语系统；一个是立，在我国知识界确立对自己生存方式的自觉，也就是对中华发展道路的自觉。
再说一遍，我们不是为对立而对立，是为摆脱思想桎梏，为中华的生存而对立。思想上的破与立是生存竞争的主战场，强大的武器批判能力攸关中华文明的兴衰续绝。这正是总结中国模式、建立中国模式理论的意义所在。
（访谈时间：2009年1月，访谈地点：北京）
2009年3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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