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连续性中看当下之中国　　

陈寒鸣　　

（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    天津市    300170）　　

所谓历史，实质上是历史主体在历史时间中经历的过程，历史主体总是特指与“人”有关个人、事件、民族，或者国家，“今来古往无不行，独有天地常悠悠”之类与人无关的历史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所谓历史的连续性，无非是指在历史运动过程中，在时间上，历史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没有绝对的“断裂”，历史主体依次经历各个历史阶段；在空间上，历史主体在经历各个历史时期之后，自身的性质没有发生质的改变。　　

在历史的连续性中，认识当下之中国与把握中国之历史是同一个任务。以宏大历史观来考察历史，实际上就是承认历史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连续性，主张在研究现实对象的时候，在前后相继的过程中、各种联系中把握所要研究的对象。对于我们伟大的祖国来说，今年是极为特殊的一年。在历史的纵向联系中，30年前，我们开启国门，在各个领域进行改革开放；60年前，我们用鲜血实现了民族独立，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90年前，我们发动了可以用“爱国”、“启蒙”、“文艺复兴”来标识的五四运动。在历史的横向联系中，今年的特殊之处还在于，我们已经身处世界经济危机，社会主义国家以如此身份介入资本主义经济波动，这在人类史上没有先例；我国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之间的关系依旧充满变数；国家整体实力仍在上升，但是国家的经济、政治利益不断受到外来威胁，意识形态阵地在逐步丢失。　　

认识现在的中国，必须上溯到30年前的改革开放，必须认真面对60年前的现实，必须总结90年前的经验，更要上溯至千年的文化传统。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宏大的历史视野中观察现在，必须在历史的连续性中反思短暂现实，必须明辨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动力，探寻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以历史的最终目的来衡量现在的各种行为，发现历史运动的动力以推动历史前进。　　

一、历史告诉了我们什么？　　

反观古今中外的历史，我们总能找到一些普适价值标准，这些普适价值标准实际上就是历史运动的目的，它是衡量现实的唯一标尺：符合这些价值的行为和事物，我们称之为“历史的进步”，反之，我们称之为“历史的倒退”或“历史的反动”。反思中华民族的历史，我们同样也能找到实现历史目的的特殊方法，在祖辈们的奋争中，我们可以窥探到历史前进的方向和规律。　　

1、现代化是我们孜孜以求的、必须实现的历史任务

所谓现代化，至少包括经济上的工业化和政治上的民主化。现代化之路由资本主义所开启，历经几百年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滚滚洪流。必须要明白，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西方化，其模式应是多元而绝非单一的。即使是在西方，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的现代化也各有样式，都是根据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的具体国情来选择自己的现代化发展之路的。诚如S.N.艾森斯塔在谈到“现代化”与“西化”的关系时所指出的那样：“尽管西方国家率先实现了现代化，但非西方国家中发展出来的现代性的具体文化形式和组织形式，也能发展出具有一切现代性特征的社会来。”[1]　　

从五四运动开始，我们就面临着如何实现现代化之路的争论，同是担负国家民族启蒙任务的知识分子们在此问题上划分为两类：以“文化守成主义”（或曰“文化保守主义”）为特征的现代新儒家，以及主张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家绝不是简单的复古主义者，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中客观存在着的消极面也有着深刻认识和很多批评。他们也不是文化闭锁主义者，而是既主张了解、接受、吸纳西方化，又要否弃资本主义带来的病态，主张开启中华民族自己的现代化之路。[2]此后的历史确证了这一正确思路，无论是1956年的社会化改造，还是1977开始的改革开放，无疑都是在探索中华民族的现代化道路，这种道理既不是纯粹西方式的，也不是对苏联模式的不断修正。时至今日，各国理论界都已达成共识，工业化的道路至少可以通过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前苏联和中国模式来完成；西方发达的民主制度未必适合东方诸国，泰国、菲律宾，以及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进行西方式政治改革导致的社会动荡，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政治民主化的道路可以，也必须是多元的。　　

就中国的历史来看，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途径，达到理想的社会境地，在经济领域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运行方式，以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必然带来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弊病。我们不是没有尝试过借助民族资本或外来资本来“富国”，可是历史没有给民族资本提供期望的发展条件，民族资本始终先天不足，外来资本扮演的角色也并不光彩。在政治上只能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不断探索政治民主的新形式。我们不是没有进行过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各种尝试，从辛亥革命到国民党一党专制之间，我们就一直在尝试多党制，结果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那一套制度不能有效地培育我们自己的政治民主。　　

2、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社会平等、国家富强的最佳途径

近代以来，在国体和经济制度问题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两条彼此争斗的路线。自从资本主义诞生之后，经济危机如影随行，各种社会弊病难以根除。在经历了欧文、傅立叶等人的理论与践行之后，马克思的学说成为最终的解决方案，其学术与政治影响力持续到今天。当我们刚刚开始向西方文明学习的时候，先进的知识分子就认识到资本主义文明背后隐藏着的毒瘤，从五四运动之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引进马克思学说的同时，更是对国内资本主义保持高度警惕，在众多的救国方案中选择了马克思提出的、列宁已经开始实践的社会主义道路。国民党资本主义道路的失败，固然与这个政党，以及当时复杂的环境有关，更重要的一点是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顽疾与中国当时国情融合为无法克服的阻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生产垄断和剥削不利与生产力的发展，一国经济之命脉垄断在各大家族手中；资本主义生产以私人利益为导向不能解决社会问题，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决定了生产的目的是谋求私利，而当时之中国需要强大的社会经济控制能力。1949年建国，我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在1978年，我们仍旧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毫无疑问，历史的经验已经表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能实现国家工业化，二者截然不同的之处在于，如何以及能否有能力克服生产的个体性与消费的社会性之间的矛盾，如何走出个人生产的理性最终导致社会整体生产的非理性这一悖谬，唯有马克思的理论解决了这些问题，也正因为如此，不同民族、国家选择了以马克思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之上的经济体系，趋势是以产品生产代替商品生产，以产品社会分配代替商品私人交换，因而可以杜绝商品生产带来的各种矛盾————承认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优越性，绝不意味着公有制的建立会“自然而然”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何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中实实在在的好处，始终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葛兰西、萨特等人一直在探讨的理论问题，也一直是列宁和毛泽东在获得国家政权后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当前的经济危机的实质依旧是生产相对过剩，即社会整体产量高于民众有效需求。目前美国金融危机的现象与马克思的表述并无大区别，一系列金融机构相继倒闭和破产，就业率下降，人心恐慌等等。由此得出的结论似乎是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体系本身，解决的办法应当放在对金融制度的改革、拯救金融市场上面。——这是错误的。[3]在马克思看来，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的现实基础是经济生活中的预付和提前支取行为，即在商品交割前实现货币交割。信用制度的完善和投机都建立在现实经济行为之中。一旦信用制度具有了自身的运行规律和投机方式，它将加剧现实生活中商品买卖之间的——由生产相对过剩造成的——矛盾。[4]对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而言，其背后的实质是商品房生产的相对过剩。金融市场最终依存在实体经济之上，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不是监管不利或者信誉制度不健全。普通消费者向银行缴纳不超过百分之五的商品房价格，便可以入住，然后由银行支付所有的房款给开发商。开发商获得商品房的房款后继续投入生产。在这个流程中的各个环节都不可或缺，一旦某一环节出现问题——可能是是偶然的——将导致买和卖的无法实现。次贷危机中，导火索是消费者，使得链条发生断裂的是金融业。在以低额抵押贷款利息率可以承受之时，以及自己收入稳定之时，消费者可以继续向银行支付剩余房款。可是由于利率上调以及收入下降，许多美国人权衡利弊之后选择“断供”即不再支付剩余房款，代价是首付和一部分房款的损失，当然还有住房。对于银行来说，只要将没收回来的房子再卖出去就仍然可以回收剩余房款，否则，银行只能自己承担剩余的房款，这就形成了银行呆账。　　

单纯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处于买——卖环节的三个主体，每一方的决策和行为都是合理的。消费者在不需要太多现金的情况下选择购买商品房，在弊大于利的情况下退房；银行在消费者不断贷款和房地产商生产持续的情况下，不断扩大银行信用，发放贷款；房地产商在收到全额房款之后，确认并坚信商品已经售出，因此可以继续建造商品房。但是，正是个体生产的理性导致了社会整体的非理性，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个体生产和社会需求之间出现了矛盾：买和卖脱节了。当消费者大量断供的情况下，房地产商理应了解这一现状并开始减少生产，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经济学常识。可是问题的关键是，正如商品流通部门制造了买卖顺畅的假象一样，投资银行和金融业同样制造了商品房买卖实现的假象。借助于发达的金融市场和种类繁多的金融产品，银行将次贷带来的负担包装成为各种金融产品，在股市和债券流通领域套取现金，弥补消费者断供留下的银行呆账、坏账。银行的信用继续扩大，这样一来，消费者和房地产商都同样产生了幻觉。对于消费者，他们相信自己可以继续透支消费；对于房地产商，他们已经收到银行支付的房款，所有相信可以继续建房。可是，当消费者收入由于各种原因——在美国是收入减少、利率上升[5]——无法继续向银行提供剩余房款时，当银行业的由于股市下挫而无法从中套取现金时，商品房买卖顺畅的幻影就破灭了。　　

从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应对之策，或多或少都显示了一种不自觉的社会主义倾向。比如将私有银行收归国有，无疑是在运用超经济的政治力量干预必然带有投机和欺骗成分的金融业，任何明智经济学家此时都知道：关键时期需要社会力量来控制私人资本，尽管他们决计不会主张取消资本，一旦经济危机过去，极端的自由主义经济观点势必又将卷土重来，待到危机再次来临，又转身求助政府干预——这也是始终是西方经济学的“周期”。　　

3、爱国主义是一个民族奋发有为的前提条件

在资本主义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世界主义、跨国界和阶级的人道主义成为普遍认同价值，但是，在现实历史过程中告诉我们，只有先实现国家民族的独立，才能成全世界主义，只能依靠特殊而又具体的国家、民族才能维护自身的独立，然后才有可能维护世界和平和正义。简言之，先有国家的，才有民族的，只有民族主义才能成就世界主义。以往历史告诉我们，指望一个跨国界的国际组织来实现世界正义、保障一国独立是不成熟的想法。在90年前的五四运动时期，有许多中国人，包括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对“巴黎和会”的本质还认识不清，对于帝国主义、尤其是美英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认为美英帝国主义的胜利是什么“公理战胜强权”，把美国总统威尔逊看作“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大好人”。他们以为巴黎和会可以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在50多年前的朝鲜，是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在作战。同样，在三十年前的中国，仍然有人天真地相信资本主义来到中国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帮助中国人民。现在，仍然存在一大批沉迷于理论思维的知识分子相信，普适价值要高于民族利益，世界正义高于国家利益，他们在西藏、台湾等问题上不断地重复着以往的错误。他们似乎相信，只要站在抽象的世界正义、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发言，自己就能成为崇高的“世界公民”、“人道主义战士”。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源泉，民主与科学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解放思想、实行变革是民主与科学提出和实现的途径，理性精神、个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与科学的内容，而所有这些，都指向中华民族的复兴。在理论上应当提醒众人，实现世界主义与特殊民族的运动是一个过程，但是在现实操作中，二者往往是分裂的。　　

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在很多情况下，爱国主义必须是民族主义的，比如五四运动真正的精神动力，仍然是救亡图存这个自近代以来的强大主题，换句话说，是民族主义。但是，爱国主义在现在可能走向两种错误道路。第一种情况，当一国之政府舍弃公共利益而为少数人牟利之时，由于独立政府主权是国家的必备条件，爱国主义此时与民族主义分离开来，提倡爱国主义的实质是维护特殊阶级的权益，违背了普遍民众的利益。第二种情况是，民族主义陷入狭隘的种族主义，将某一民族的利益、价值观、文化视为其他不同民族的唯一的发展目的，此时谈论民族主义，实质上将会把地域性的国家推向一个错误的“霸主”、“历史的终极”的地位，最终会给本民族带来摧毁性的打击，国家政体也将面临崩溃。　　

二、历史分析一：需要关注的三种思潮　　

对某一对象进行历史研究，必须要有一个“先在”的尺度对其进行衡量和评价。这个尺度一方面是主观的，它表达着理论家的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道德或形而上学立场等等，没有这些主观预设就没有历史学。在进行历史研究的过程中，需要历史学家的积极介入。在对史料的批判过程中，在选择研究对象的过程中，以及在解释历史事件的过程中，都需要历史学家做出相应的理论预设，[6]比如李凯尔特就认为，“价值”是历史学家选择研究对象的理论预设，历史学据此与自然科学划出泾渭分明的界限，历史学家相信的人文价值是形成问题结构的关键；西美尔将历史学家的“兴趣”视为历史研究的理论预设，历史研究者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历史研究最后呈现出何种样态的历史。[7]保罗·利科则主张，历史学家的“时间想象力”和“同情”是建构历史理论的预设，通过它们我们才能克服当下历史研究与过去历史之间的时空间距。[8]　　

可是另一方面，这个尺度的主观性必须具有客观内涵，即“具有客观性的主观性”，因为假如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有着不同的理论预设——正如沃尔什所认为的那样——的话，历史知识成为“感情性的”而不是认知性的，历史学将没有资格称为科学。[9]历史学家必须说明这些主观因素中隐藏着的、被普遍认同的客观性，历史理论的相对预设不是出于历史学家的任性、心理等主观感受。这种“具有客观性的主观性”可以从几个方面得到说明，其一，各种哲学、道德、形而上学、价值观等因素组成的意识形态环境具有客观性。历史学家总是在一定的意识形态环境中提出自己的理论预设，而意识形态环境具有的客观性保证了理论预设的客观性。历史学家的意识形态环境是一种经验的历史事实，是可以为人们所考证的。比如说，启蒙时代的历史哲学家们对历史的研究都以人的自由为最终标尺，这种主观的设定绝非任意，也不是恒久不变的。通过现实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确定“人必将实现自由”是那个时代思想环境中被普遍认同的观念，也就是说，是一种历史事实。其二，历史学家提出来的各种预设和尺度，往往都具有无意识的含义。[10]这种理论家的无意识绝非主观的任性，而是一种稳定的思维结构、思想方式，通过特殊的方法——比如法国结构主义者提出了精神分析法和结构语言学这两种重要的方法——我们可以找到理论家提出问题结构过程中的客观的、普遍认同的东西。[11]　　

在本文看来，“实现现代化”、“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赞成爱国主义”就是我们评价当前各种思潮的“先验标准”，既表明了研究者的主观价值立场，又具有历史客观性。以这三点为标准，我们将简略分析当前流行的社会思潮。　　

1、关于现代新儒家　　

在中国思想文化近现代化过程中，现代新儒学是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西化派鼎足而立的三大思潮之一，绵延至今，薪火相传，很有影响力。所谓现代新儒学，是指“五四”以来，在强烈的民族文化危机意识的刺激下，一部分以承续中国历史文化之慧命自任的知识分子，力图恢复儒家传统的本体和主导地位，重建宋明理学的“伦理精神象征”，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建构起一种“继往开来”、“中体西用”式的思想体系，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它主要是一种哲学和文化思潮，但同进也包含着一定的社会政治内容。持守着文化保守主义基本立场的这部分知识分子，通过其阐扬的现代新儒学表达各自的社会——文化理想，其中有的人的思想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有着十分微妙的复杂关联。　　

现代新儒家与现代化：现代新儒家高扬民族历史文化之旗，凸现的是传统对于现代以至未来的社会的意义，注重的是现代化的民族性或现代化过程中如何保持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问题，追求的是由传统开出现代化。牟宗三说：“儒学与现代化并不冲突，儒家亦不只是消极地去‘适应’、‘凑合’现代化，它更要在此中积极地尽它的责任。”“从儒家内部的生命中即积极地要求这个东西，而且能促进、实现这个东西，亦即从儒家的‘内在目的’就要发出这个东西，要求这个东西。所以儒家之于现代化，不能看成个‘适应’的问题，而应看成‘实现’的问题。”[12]这表明中国近现代，尤其是现（当）代文化保守主义所代表的乃是一种寻求不尽同于西方式的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现代化道路的价值取向。　　

中国的儒学思想虽未必一定会自发地开启出现代化，但其也并非一定就本质地与现代化相对立。现代化过程中，历史悠久、根基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不仅可以提供多方面的资源，而且更能成为现代化赖以存在发展的沃土。如依西化派求国新必弃国故的思维全面否定传统，则必然会使现代化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13]因此，问题的关键应该在于如何切实协调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使传统“成为获致当代中国目标的发酵剂，也即如何使传统发生正面的功能。”[14]现代新儒学指出西化派全面否定传统必会导致“民族生命无处安立，民族生命彻底丧失”的同时，又中肯地告诫国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两个问题：“第一，如何赶快学到欧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好把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地位支撑住；第二，如何学到了欧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而又不把自己传统文化的精神断绝或斩伐了。换言之，即是如何既吸收融合西方文化而又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光大与更充实。第二问题若不解决，则中国国家民族虽存在而中国传统文化仍将失其存在了”，[15]这实际将使中国国家民族丧失精神命脉。即使以当今眼光视之，我们仍旧能从中获得许多启迪。20世纪90年代“国学热”中，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所以会引起学界关注，以至有所谓“新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与此当有重要关联。　　

现代新儒家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道路在内容上包含现代化内容，而现代新儒学如何在学理上与工业社会化、政治民主化达成一致，依旧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因此，现代新儒家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最大的问题在于：产生并适应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儒家思想，如何以及是否可能适应建立在工业化之上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会培育出适合符合商品生产的道德，也就是说，道德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归属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每个社会结构都会产生的“分泌物”[16]。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自然需要建立起具体“中国特色”的道德、价值观来适应社会化工业生产，可是，现代新儒学在本源上来自于注重血缘关系的社会结构，新儒学最有生命力往往也就体现在家庭生活领域之内。而事实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资本主义也是如此），民众的生活重心在社会而不是家族，这给新儒学带来巨大的挑战。同样，实现政治民主所需要的价值规范建立在全新的经济体系、政治结构之上，但是由于儒家政治学本身无法舍弃的历史渊源即封建的生产关系，现代新儒家用“民本思想”接近现代政治哲学“民主”理念就显得非常生硬，“内圣外王”的思想与现代化的法制理念也显得格格不入。比如现代新儒家杰出代表熊十力就始终无法真正面对社会主义政治过程与儒学政治理念之间质的差异，只能从二者的最终追求目的上找到共性，他认为，理想的政治应该是礼治而非法治，理想的礼治社会里，尽管并非绝无私有权，但应该是“以社会为大家，而私人之财与力，大抵皆属于社会，其可为私有者只最小限度。……小家庭与不限度之私有财力制虽名存，其实，则已化家庭生活而为社会生活，盖其时一切财与力，几乎统属社会公有。各小家庭生活费，如事畜之重，多仰给于社会，是在事实上，人人皆以广大社会为一大家庭也”。[17]可是这样融合方式并没有多大说服力，因为在形式上，佛学、基督教神学、儒学和马克思的学说在终极追求目标上，都具有某种一致性。　　

现代新儒家与爱国主义：在近代以来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新儒家，内蕴着十分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这是值得我们以充满敬意的心态去体认和礼赞的。比如章太炎。戊戌变法失败、特别是义和团运动以后，章太炎认识到不推翻清廷统治，“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18]故其“提倡国粹”，意在“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19]他曾对之解述道：“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20]辛亥革命以后，章太炎思想有所变化，但他仍怀强烈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怀“提倡国粹”，以求“古学复兴”的基本思想宗旨，终其一生未有丝毫变易。比如梁漱溟，民国初年，他目睹时艰，悲悯地发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呐喊。他更有感于“今日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可有那个出头？”[21]遂以复兴孔学为己任，号召国人走孔家路，寻孔颜乐处，重开宋明儒讲学之风，并坚信世界最近的未来必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位现代新儒家的开创者，一生无论处于何种境地，遭遇多少磨难，这激情都未曾有许微冷却。再比如陈寅恪，他撰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揭示历史真象。陈氏是要通过探明此前学者不甚注意而其实十分重要的历史事实，使“今日学者”以至全体国人从中获得启示，树立起“承前启后，继绝扶衰”的自觉意识；马一浮在四川乐山创办以“讲明经学，注重义理，欲使学才通达，深造自得，养成刚大贞固之才”为宗旨的复性书院，力图为中国文化的未来培养几颗“读书种子”；年过半百的熊十力以衰老之身讲学于巴蜀，向师友大讲民族精神、砥砺气节；钱穆以振兴国史、复兴民族文化为己任，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未来充满信心。冯友兰基于其“阐旧邦以辅新命”之职志，连续出版其“贞元之际所著书”（即“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建构起汇通中西而归本儒宗的“新理学”思想体系。他自述其著书目的道：“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22]诸如此类，难以尽举。　　

五十年代以来，移寓港台地区或海外其他国家的新儒家学者如钱穆、方东美、　张　君劢、徐复观、　唐　君毅、牟宗三等，居危处困，“在四顾苍茫，一无凭借的心境情调之下”，抚今追昔，“灵根自植”。[23]他们反思传统，检讨现实，消化西学，试图以创造性的理想与意志来谋求中国文化，尤其作为其核心的儒家思想的现代发展。他们卓尔不群，坚忍不拔，经过长期不懈的艰辛努力，取得多方面的学术成就，不仅使现代新儒学逐渐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反响，而且使西方文化人士不得不对之刮目相看，并进而重新认识、评估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价值。[24]毫无疑问，40多年来，支撑着港台新儒家生命世界的，仍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代代相承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我们可以不认同他们的文化思想，亦可以从学术层面对之展开检讨与批评，但我们对其具有的这种精神却不能不以充满敬意的心态给以高度赞誉。　　

当下之中国，现代新儒学依然兴盛，在充分肯定其积极意义之时，我们应当保持应有的警觉。徐有渔就曾尖锐地指出，现在国学热里面实际上有两种明显的倾向，一种倾向叫做文化儒学，这一倾向值得赞赏，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遭到极大的破坏；但是另外一种倾向在于，提倡新儒学、国学的这批中年代表人物，他们提倡的不止是文化儒学，还提倡政治儒学。比如蒋庆就认为：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不行的，应该推行中国古代那种贵族制度。那种制度的基本核心就是要区分贵族与平民，区分君子与小人，用孔夫子的话说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现代政治讲什么？讲一人一票，在政治、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他还认为古代中国的传统政治讲的是天地人三重合法性，天就是君权神授，地就是历史血缘的合法性，人是讲民心的拥护。而现代政治，只有一重合法性，就是人的合法性，这是错误的。政治儒学已经公开提出“用儒学取代马列主义”，“立儒教为国教”，“儒化共产党”，“儒化社会”，“儒化中国”等政治主张，认为解决今日中国“严重的文化危机”，只能走这种所谓“儒化中国”的道路。这些主张其实并不新鲜。民国初年孔教会要求定孔教为国教的闹剧，声势不谓不大。上世纪三十年代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更是借助政治权势力图把儒家的伦理道德规定为全体国民生活的准则。但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主张和行为都只能以失败告终。如果多熟悉一下近代中国尊孔复古思潮和反尊孔复古思潮的斗争史，头脑就会清醒一些。[25]　　

2、关于自由主义西化派　　

从五四运动开始，自由主义西化派和文化保守主义——现代新儒家在根源是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就在现代化等问题上相互争斗。毋庸置疑，20世纪初的自由主义西化派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上发言的，只不过与现代新儒家相比，他们的主张更为激进。　　

自由主义西化派与现代化。自由主义西化派中国必须与自身传统文化进行毅然的决裂，才能实现民族的现代化。西化派依据其将传统与现代化区分为对立之两截的思维方式，视传统为旧，西学为新，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认为中国只有破旧立新，即通过彻底批判、全面否定固有文化，全身心地接纳西方文明（从物质到精神，从思想观念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才能实现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陈独秀在此方面堪称典型，他认为：“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性质极端相反”，故“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26]他所说的“欧化”，归就到一点，就是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所以，他又说：“要拥护　那德　先生，便不得不反对礼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　那赛　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27]陈氏的这种思想，正反映了西化派决意告别传统，重造中国文明，以求中国现代化的心态。　　

历经时代洪流的冲刷考验，当时自由主义西化派的“全面西化”主张逐渐得到修正和抛弃，人们已经意识到简单西化只能加重民族的苦难，当时激进的西化派代表人物亦逐渐修正或放弃自己最初的主张。　　

时至今日，打着爱国主义、精英文化、民众喉舌大旗的自由主义非常活跃，尤其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自由主义西化派的各种主张层出不穷，各种缺乏常识的言论更是此起彼伏。自由主义西化派的幼稚和害处主要体现在经济学领域。　　

在总体上，中国自由主义西化派曲解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幻觉中”西化。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理论预设是市场主体都是理性“经济人”，从这个理论预设可以推导出：作为生产单位的企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不断降低成本、使用先进科技以谋取最大私利；个人作为消费者能够理性地判断商品价格是否合理，以“物美价廉”为标准进行消费，个人作为雇佣劳动者可以自由地在不同企业间流动；政府作为公共事业的管理者，不直接介入经济领域，为资本和个人提供各种公共服务。　　

即使我们认同这些经济学理论，我们也可以在现实中可以看到，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模仿能力是十分低下的。从90年代初，我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就提出一系列私有化方案，高等教育、矿产、福利住房、医疗体系等公共资源以“社会化”的名义，在“大胆改革”的口号下纷纷引入市场机制，其结果是高等教育改革失败，矿产资源过度开发、环境问题严重，商品房价背离价值规律格居高不下，医疗体系成为群众最不满意的对象。　　

国内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荒谬之处在于，其一，在方法论上没有限制经济学的适用范围，将经济分析的方法运用到所有社会领域中去。迷信法律的人会认为，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用法律来解决；沉迷于哲学思维的人会认为，一切特殊社会问题都可以找到普遍的、形而上学的“本质”；迷信经济学的中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同样认为：所有社会领域都可以适用“成本——效益”原则。于是，连西方发达国家都不敢进行私有化的领域，我们毫不犹豫地私有化了，甚至，他们会用“红利”、“成本”、“费用”等经济术语来讨论政府的各种行为，在不知不觉中诱导政府放弃应有的价值中立——这是不符合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基本观点的。事实上我们知道，正如康德所说，任何科学都有其自身界限，一旦超过这个界限，这门学科将丧失尊严。中国经济学家成为一个低能的代名词，毫无节制地泛化经济学分析方法是一个主要原因。其二，中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丧失了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放弃了最基本的人文关怀。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建立在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等哲学思想之上，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建立在主体的自由价值学说之上，始终坚信，从利己的、自由的、理性的个人，即使在社会中出现各种竞争和争斗，但最终将在市场规律作用下实现所有人的利益最大化，而利益的最大化就是自由的基本保障。只要采取适当措施，市场机制的失灵可以得到弥补，人的自由和尊严可以得到保障。但是，在中国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言论中，看到的只有数字和“客观”分析，自由竞争异化为赤裸裸的丛林法制，弱势群体的现状被描述为智力和体力的欠缺。在他们眼里，竞争就是竞争，市场就是市场，它们有着自己客观的规律，和“人”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一种市场拜物教或经济拜物教。我们知道，没有“人”的历史不能称作历史，不关心“人”的市场经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其三，缺乏反思精神，经济常识极度匮乏。“无知往往导致罪恶”，这一点在中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比如在发展独立自主行业如航空业等问题上，“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等口号让中国许多行业领域处于劣势，丧失发展机会；在商品房问题上，“目前房价是合理”、“房市开始回暖”之类的论断不断地被制造出来，不断挑战市民的忍耐底线，经济学家蜕化为是房地产商的代言人。国内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在各个热门问题上发表意见，却从来不会对自己的理论框架进行反思。其四，现今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已经背弃了五四运动自由主义西化派的爱国立场，他们中的许多人扮演着“美国鹦鹉”的角色，为海外资本代言，爱国主义在自由主义经济学领域被彻底抛弃。很多匪夷所思的经济政策，显示出经济政策背后鲜为人知的秘密，比如在金融领域，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应会保持一种警惕，对外来资本加以限制，可是，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际，中国银监会发布的《银行控股股东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居然就取消了对外资控股中国银行的比例限制。中国将成为有史以来国有银行任凭外资控股的唯一国家。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老调是：金融领域全面开放是国际接轨。比如经济结构中私营经济的比重，应当依据本国之具体情况加以慎重考虑，但是在当前之中国，提高私有经济的比重成为一个必须的任务，这种观点背后的经济学实在让人无法捉摸；比如农业土地面积是否应当有底线这个问题，无论是从经济学理论出发，还是考虑到国家经济安全，都是一个常识问题，但是依然有学者提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老调：“只要有市场，一切都可以解决”。在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金融海啸的时局之下，此等“勇气”意味着一种非理性，这种“勇气”外在于严肃的经济学理论，也就是说，“勇气”不是出自于对社会普遍利益的考虑，违背了本国民族利益。　　

如果一种理论的“害处”仅仅停留在书本上、思维中，那么，这种“害处”还是可以宽容的。可是，在中国，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危害早已通过各种方式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自由主义思潮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造成的危害最大最烈。如由自由主义西化思潮主导的国有企业改革，使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呈现出“五化”状况：一是雇佣化。目前约有一亿多职工在个体、私营和“三资”企业等各类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就业，约占全部职工的一半。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指出，职工在私营企业劳动是具有雇佣性质的。不少集体企业和绝大多数乡镇企业，名为公有而实为私营，在这类企业中劳动的职工自然也是雇佣劳动者。至于国有企业，通过种种改革举措，实行了“小卖大股”，即一部分中小型国有企业被卖给了中外资产者，变成了私有企业；一部分经营者或管理层持大股，其所有制性质也有了部分变化。在后类企业“改制”过程中，有些企业也搞点“工人持股”，这其实不过是蒙骗工人的手段，因为即使每个工人分得几百、千把元人民币的股权，也绝不可能改变其实际的阶级地位；有的，甚至还要工人给企业投入现钱以作为其参股的必需条件，不投便不能上岗。这样做既使工人受害，又模糊了工人的阶级意识。这些“改制”，很多由少数人“暗箱操作”，并不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议决，遭到工人群众的强烈反对。在改制过程中，不认真评估，甚至有意低估企业资产，在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同时，人为造就了一批资产者。二是贫困化。比之于私营企业主、个体经营者和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上层，我国工人阶级生活的改善非常有限，处于相对贫困甚至绝对贫困状况。30余年来，我国私营企业能够迅猛发展起来，外商投资者愿意来华经商办企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这从又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状况。更值得注意的是，工人阶级中还有一部分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即连最低生活水平都难以维持。这有两种情况：一是只有最低工资收入或最低工资线以下的收入；一是虽然收入高过最低工资线，但同他原来的工资收入相比大大下降，加上其本人或家庭成员患有重大疾病或者突遇重大灾害，基本难以维持下去，陷入绝对贫困的窘境。三是无权化。当今社会舆论和传播媒介对职工群众有“困难群体”的称谓，这主要是就其生产状况而言的；又有“弱势群体”的称谓，这则就其政治生活状况而言的。本来，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具体说来，职工群众最切身感受到的政治民主权力乃是其在企业有参加管理之权。过去，尽管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在实际操作中有流于形式之弊，但职代会和工会组织在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方面还是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广大职工群众由此而感受到了自己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主人的地位。但现在企业中的职代会则普遍存在形式主义，有的干脆不召开职代会，连做表面文章的形式都弃置不用。像企业如何改制、企业对职工实施“买断工龄”或“一刀切”的举措等诸如此类直接关系到企业和职工命运的重大事宜，很少让职工参与讨论，职工几无知情权，更遑论参与日常管理和参与企业经营方针、发展方向的讨论决策了。四是分散化。工人阶级本是靠社会化大生产培育起来的最有组织、最有纪律并最富有战斗力的队伍。企业是工人阶级产生的基地和成长的摇蓝。工人阶级在企业中通过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锻炼成长。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既是经济组织，又起着社会基层组织的作用，党、政、工、团等企业基层组织把职工群众紧密而又有层次地组织起来，职工群众也形成以企业为家、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但现在只强调企业是经济组织，职工群众与企业的关系依靠一纸合同来维系，契约存续期已无多少亲和力、凝聚力，而一旦终止合同或“买断”工龄，职工群众就与企业了无关联，再也找不到组织了。所谓“减员增效”的改革举措导致数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失业，无依无靠的职工群众只能另寻生路，个人顾个人，有的打零工，有的成为雇佣劳动者，有的做点小买卖而成为个体劳动者，工人阶级队伍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个体化倾向。经过将近30年的改革开放，工人阶级的战斗力不断被削弱。特别是“减员增效”、“下岗分流”，把这支队伍中的数千万人剥离出来，强行把他们抛到社会上，涣散掉了。这是对中国工人阶级最惨重的摧残，从而也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力量和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职工群众主要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和捍卫国有资产而发生群体事件时，往往甩开党、政、工、团组织，自发组织起来进行抗争。而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共势力正虎视眈眈地妄图插手我国的工人运动，试图颠覆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一方面利用国际劳动组织等向我方施加压力，另方面或通过海外的所谓“民运”分子、或在我工人群众或其他社会人士中豢养工贼和特务向我进行渗透，企图挑拨工人群众同党、政府和工会组织的关系，建立并发展非法组织，制造事端，破坏我国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干扰乃至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至于在新补充进工人阶级队伍的上亿农民工中，工会的组建率和入会率都很低，其维权亦多采取分散的、个体的形式进行，党和工会更不对他们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难以组织化、整合化为工人阶级的生力军。五是灾难化。这些年，不仅“包身工”和童工这些1949年后灭绝了的现象均惊现于神州大地，而且出现了为数不少的“血汗工厂”、“人间地狱”式的私有企业。私有企业主们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强令工人超时加班，许多工人经常每晚只能睡四五六小时，严重损伤工人体质。许多工人难以支持而离职不干；许多中途病倒；许多工伤事故正是在过度疲劳中发生；有的力不能支，晕倒车间；还有过劳猝死。许多工厂企业、特别是那些私有、港台、外资企业，厂房、工作场地不合标准，狭小拥挤，通风、照明、降温、保暖不全；车间、仓库、宿舍混处；通道不畅、门窗锁闭，消防设备不达要求；机器缺少应有的安全防护装置；生产使用有害有毒物质，不采取保健防护措施。煤矿等采掘工业，安全防护措施百病丛生，违章操作，带病超产，管理混乱。在此情况下，煤矿特大、恶性事故接连发生，愈演愈烈，毫无改进。许多工厂有害有毒物质伤害工人，尘肺病、血液病成群发作。机器轧断手指、手掌、手臂者比比皆是。许多工人因工致伤、致残，许多终生丧失劳动能力，许多因工致死。惟利是图的企业主不顾职工死活。出了事故，瞒报、以多报少，威胁利诱，强使职工家属私了，给点钱，推出不管之类现象，不断发生。许多工厂企业后勤供应极不重视。工人宿舍常常让数十人挤在一幢简易工棚之中，夏不降温，冬不保暖，人多噪杂，又脏又乱，工人无法安稳休息。企业食堂，伙食质量低劣，工人勉强充饥。许多工厂、特别是那些私有、港台和外资中小企业，任意奴役压迫工人。许多工厂在雇佣保安专门用于镇压工人；管理人员；保安人员，乱罚工人，打骂工人；进出厂门，实行抄身制；一旦认为厂里丢了东西，乱怀疑工人偷窃，强令男女职工脱衣裸体搜身；有的工人不堪奴隶劳动，要求辞职，还不容许；逃走被抓回来，就遭毒打、罚跪、禁闭，甚至把女工关在狗笼里恐吓；侮辱妇女，有的资本主在女厕所中安装摄像境头。至于二亿多农民工更普遍遭受着经济的、政治的、甚至是人身和人格的严重剥削、压迫和贱视。　　

3、关于民主社会主义。　　

一般而言，“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是指西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派、西方国家中的中左翼政治力量，这些政治力量包括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包括社会党、工党），他们的思想体系与意识形态的名称往往成为“民主社会主义”。　　

民众对民主社会主义感兴趣，主要源于一种失望情绪，在于对本国社会福利政策感到失望，医疗、教育系统无法给广大群众提供免费的公共服务，而这些，恰恰是社会主义必然具备的要件，我们没有做到，而某些非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却做到了。针对这种情形，普通老百姓的抱怨和期望不应当受到责备.在区分民主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后，重要的工作是在理论界、舆论界反驳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腔调。　　

但是在理论界，国内有学者主张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如，刘吉在为《与总书记谈心》一书所作序中说：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代表了人类生产方式的方向”，“从而为世界大同奠定了经济基础”。徐景安在由其网文汇集而成的《中国走向》中讲：“中国改革的实质是什么？我认为，就是社会主义与西方现代化的嫁接。”“西方式现代化，中国有必要补上这一课”；现在，我们要“按照西方现代化的目标继续前进”。厉有为提出要“形成一个有产的劳动阶级的大平台，社会上最富有剥削阶级和最贫穷的无产阶级两头是极少数。这样我们共产党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目的就实现了”（转引自《交锋》第364页）。辛子陵在他写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的结束语中大谈：“瑞典社会民主党虽是小党，但它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典范，它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这“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为辛子陵这书作序的谢韬亦颂扬道：“社会民主党人既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又代表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有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社会民主党人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他还说：“社会民主党人用团结资产阶级发展生力的办法，实现了差别日益缩小的贫富差距”，“工人阶级用不着起来革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就这样‘解放’了”。“不是伯恩斯坦‘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倒是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理论，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因此，“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又作出这样的判断：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在江泽民主持下，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废止计划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02年加入WTO，与世界经济接轨。胡锦涛主政伊始，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标志着中国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与谢韬的判断无独有偶的是赵生晖，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说：“改革开放就是抛弃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把反了几十年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再‘请’回来。在国内是解散人民公社，改造国有经济；在国外是引进外资，允许外商在国内投资、办企业，等等。……这样的社会主义，叫作‘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公平公正与资本主义的先进文明相结合。这场巨变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实现的，邓小平在指导这场巨变中作出了前人所未有的贡献，所以很自然地人们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称作是‘邓小平理论’。由此我们党获得了新的指导思想。这个理论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但它却是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一个是绝对排斥资本主义，一个是全面借鉴资本主义。”如此等等，林林总总，难以尽举。　　

这些言论要求我们正确对待，认真分析。第一，不要迷信民主社会主义。正如有人迷信方自由竞争制度一样，同样有一批人对没有任何感性认识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顶礼膜拜。徐崇温尖锐地指出，瑞典模式所实行的“民主社会主义”、“福利社会主义”虽然从一开始就把福利政策当成了社会主义，并在实施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由于它并没有消灭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相联系的一系列弊端，因而随着“福利社会主义”的局限和弊端的凸现，其性质就遭到人们越来越严重的质疑。在瑞典，企业有90％以上集中在私人资本家手中，全部工业产品的93％由私人企业生产，95％的生产资料掌握在100个大家族手中，17个财政资本集团支配着国民经济命脉，仅占人口总数0.2％的人，却控制着全部股票的2／3，仅占人口总数5％的富翁得到全部财富的1／2以上。第二，不能混淆把民主社会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敢于否定生产资料私有制。民主社会主义仅仅在分配领域进行改革，并不涉及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民主社会主义并不想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第三，中国不能走民主社会主义这条路，民主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承认资本对工人的统治。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各种福利政策，可是借鉴不等于认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民主社会主义。[28]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其目的不是走特殊的资本主义道路，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明确说过：“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走上邪路了。”[29]　　

三、历史分析二：30年！30年？　　

“30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如何回答这类问题决定了认识现在中国的态度。如果把改革开放这30年完全独立于以往历史，斩断以往的全部历史联系，那么，真正理解这30年以及当下现实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相信自己的历史是进步的，那么理解历史进步的基础是不同历史时期之间的连续性，因为历史的进步是指一种趋势或倾向，历史的进步，实际就是对某个事物的“接近”，“而向什么运动，接近什么，可以通过诸如‘目标’或‘结局’这样的字眼来指涉……‘X在进步，但是它并不是向任何事物进步’，这是矛盾的。因为，如果不是X向某物进步，那么它就根本就没有进步”。[30]如果认为不同历史时期之间没有内在的关联，那么说现在比过去要出色、优秀或者高级，将来比现在更完善，这在逻辑上是自我矛盾的。正如格内鲁尔所说的那样，“人们不可能相信，在罗马沦陷与文艺复兴的开端之间，一切连续性彻底破裂，同时又以为，从古到今一直在进步”。[31]　　

因此，我们不能将改革前与改革后的中国完全割裂开，否则，我们的历史将没有任何连续性，我们既看不到当下历史进步的对应物，也无法看到进来努力的方向。历史的连续性与历史的目的乃是一回事，只有历史的目的和连续性才能衡量出历史的进步和退步。这一观点体现在分析改革开放三十年，其结论就是：只要承认中国的历史在进步、改革开放在积累各方面的成果，那么，就必须承认改革开放之前的那段历史与现在密不可分，或者说，我们生活在文革之后，文革中的许多内容持续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　　

认识30年前发生的文革[32]，必然离不开对毛泽东的评价，而要保证这种评价不至于沦落为一种声讨和抱怨，[33]本文仍旧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和“社会主义”这两个相对普适价值标准来理解毛泽东，来考量那个日渐模糊的时代。　　

第一、文革中的经济发展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1949年开始，中国开始其工业化进程。从1953年起，中国便进入了以实现国家工业化为基本任务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五年中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588亿余元。“ 一五”期间，中国的工业化获得高速度发展，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43%. 年的提高到57%。把现代化看成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工业化，反映了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现代化的认识，同时也符合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三次产业递进发展的自然进程的客观要求。“文革”十年期间，工业总产值也翻了一番，从1965年的1402亿元发展到1976年的3207亿元。这样的高速增长显然不能被贬称为“停滞不前”、“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真正经济崩溃的所有先兆如：物价飞涨、失业增加、收支状况恶化等，这些现象似乎在文革的十年没有大范围出现过。　　

现代经济学家曾表示，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卓越成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之前的生产基础设施——农业水利兴建、完整的工业体系、覆盖城乡的基础医疗体系等——带来的“红利”效应，简单地说，我们改革开放有一个坚实的现实基础，说得难听点，即使把改革理解为卖家底，前提也是我们还有家底可卖。因此，说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经济已经走上绝路，濒临崩溃，过于简单，甚至是不负责任的。　　

第二、在现实中、理论上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现代化的方式不是惟一的，同样，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途径也不一致。从1919年之后，我们就一直在学习和模仿俄国，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社会主义方式。毛泽东不仅领导中国人民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拥有“两弹”、“一箭”、“一星”和以电子技术为中心的现代国家，而且更在理论上积极探索，留下了极其宏富的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这为中国在毛泽东身后能为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这些理论成果包括：（一）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完成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就会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二）不能教条主义地硬搬外国经验，而应根据本国国情探索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要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要以农业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要独立自主、自立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要发展自己的工业和农业，如果没有这个决心，帝国主义还是要整你的。（三）要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个，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四）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要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之间、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阶级还未消灭，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要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如果我们和我们们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五）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实行和平共处，争取较长的和平时间以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但在实行和平共处的政策中，同帝国主义国家不可避免地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着矛盾。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它们们策略是：准备用战争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六）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必须有分析有分析地学，不要全盘西化。（七）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同时，又必须忘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八）最后一点，就是饱受争议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该理论在革命形式要主张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共产党内部清除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　　

第三，构建符合中国特殊社会主义的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保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建设“ 现代文化”，创造出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同样是毛泽东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中的重要内容。毛泽东设想的文化现代化的基本目标是“ 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国家”。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社会主义新型文化，即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社会主义国家在文化领域进行革命，不是中国共产党的独创，列宁曾明确地提到过“文化革命”思想。1923年，在《论合作社》中，他提出“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面去了，如果不是因为国际关系，不是因为必须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斗争，我真想说，我们的重心的确是转移到文化主义上去了”[34]。意大利革命家葛兰西则明确将文化革命的核心任务界定为“争夺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　　

必须指出，在很多时候，我们应当区分历史的价值评价和事实评价。从历史发展的目的——实现民族现代化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来看，也就说，从历史的“应然”来看，从历史的目的提供的价值意义来看，[35]在文化领域发动触及灵魂的文化大革命，在政治领域肃清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走资派”，具有必然性与合理性。任何一个现实的、理性的政权，都应当维护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标榜自由的美国同样也有麦卡锡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来看，是要倡导符合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即实现文化民族化、大众化、科学化。但是就现实效果来看，我们可以评价其为不成功。　　

第四，探讨如何实现人的革命化。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全面彻底的、整体的社会改造过程，这个过程既包括经济上的所有制制度，也包括文化上的群众觉悟，更包括生产者个人的革命化。这种思想并非独属于毛泽东个人，匈牙利的革命家兼理论家卢卡奇主张，工人阶级必须是“自觉的”才能认识自身的使命，才能夺取政权；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者威廉·赖希明确主张，革命的、进步的运动必须以个人具有健康的心理结构为前提。在毛泽东那里，社会主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而当时的人们（领导和群众）普遍存在封建思想和小资产阶级幻想。要想社会主义制度长久下去，没有“社会主义新人”是不可能的。因此，现代化必然要求人的革命化，人的革命化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内在驱动力。毛泽东提出要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要通过三大社会实践，特别是阶级斗争的社会实践，把人们的思想感情、立场、观点向革命化转变，同旧社会实行彻底决裂，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其目的在于造就出一代又一代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有文化、有觉悟的社会主义新人。这既是人自身全面发展的要求，也是社会现代化的迫切需要。[36]　　

总而言之，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在文革期间，始终在摸索具有中国特征的社会主义道路，探寻一条符合民族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不能否认这条路线不是那么明晰，也不能否认这种实践操作层面上的不成功之处，但是，不能由此否定文化革命期间各种政策、行为背后隐藏着的普遍价值，进而否定这段历史时期与其他历史时期一样被一条历史红线所贯穿，否则，30年前的那段历史将成为一个独立的“原子”，和现在没有任何关系，与先前历史时期也毫无瓜葛————这让历史理解成为不可能。客观地说，毛泽东对“ 国家工业化”的探讨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河，并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一条富有原创性和启示性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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