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高放改译“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之辩
——兼评我国学术界存在的一些学风问题
奚兆永
高放先生在去年3月17日《北京日报》的《理论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译语可否改译》的文章，同时又在《探索与争鸣》第3期和《文史哲》第2期发表文章，提出要将《共产党宣言》结尾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改译为“所有国家劳动者，联合起来！”。为了批评他的观点，我曾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网上发过一篇《评高放改译“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之议》。之后看到郑异凡先生也有文章对其观点提出了批评，此事也就过去了。最近在网上检索，发现在我的名下有一篇高放先生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译语可以改译——敬答郑异凡、奚兆永先生》的文章，发表在《探索与争鸣》今年第2期，于是找来拜读。不读则已，一读才知，高先生的答辩问题很多，值得作进一步的讨论，于是写成此文，作为对高文答复的答复，同时对我国学术界存在的一些学风问题提出了批评的意见。
一、Proletarier不是 Arberter，只能译为“无产者”，不能译为“劳动者”
在高先生的答辩里，用了很大的篇幅证明，在德语里Arbeiter一词具有多种含义，既可以译为“工人“，也可以译为“工”、“劳动者”。但是，他忘记了，我们讨论的是Proletarier一词的翻译，而不是Arberter一词的翻译。德语的Proletarier一词来自一个古拉丁语，只有一个含义，就是“无产者”。实际上，不仅德语，欧洲许多国家的语言，甚至一些亚非国家语言，该词也直接采用此拉丁语。我曾把《共产党宣言》最后后一句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德文原文即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输入到“google翻译”里去，结果得到的相关的译文是：
——其英译文是Proletarians of all countries, unite!
——其法译文是Prolétaires de tous les pays, unissez-vous!
——其意大利语译文是Prolétaires de tous les pays, unissez-vous!
——其希腊语译文是Proletarians όλων των χωρών, ενωθείτε!
——其西班牙语译文Los proletarios de todos los países, uníos!
——其加泰罗尼亚文译文是Els proletaris de tots els països, uniu-vos!
——其丹麦语译文是Proletarians af alle lande, foren jer!
——其芬兰语译文是Proletarians kaikkien maiden, yhdistyä!
——其俄语译文是Пролетарии всех стран, соединяйтесь!
——其波兰语译文是Proletarians wszystkich krajach, unite!
——其土耳其文译文是Proletarians bütün ülkelerin, birleştirmek!
——其希伯来语译文是Proletarians של כל המדינות, להתאחד!
——其阿拉伯文译文是Proletarians جميع البلدان ، والتوحد!
——其日语译文是Proletariansすべての国の団結！
在所有这些语种里，这句话的德语主词Proletarier全部都用了此拉丁语即“无产者”。这在欧洲的语言里固然很好理解，但是，像日语和阿拉伯文也直接采取了古拉丁语进行音译的做法就很值得我们重视。这样一来，在世界的绝大多数语言里，“无产者”都采用了古拉丁语的词汇，免去了意译的麻烦，而这个词也像international（英特纳雄奈尔，国际）一样象征了全世界无产者的团结一致。
实际上，在中国近代翻译的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将Proletarier直接音译为“普罗列塔利亚”的情况。在上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这个“普罗列塔利亚”（又简称“普罗”，出现了如“普罗大众”，“普罗文学”等词汇）也和“布尔乔亚”等词一样曾经在知识界广泛流行过。据高先生说，台湾的管中琪先生在其所译的《共产党宣言》里将Proletarie译为“普劳分子”，高先生认为这是一个“新奇的译法”，其实，如果联系到上世纪20-30年代将Proletarier音译为“普罗列塔利亚”和“普罗”的情况，就既不新也不奇了。“普劳”实际上只不过是将“普罗”的“罗”改为与之语音相近的“劳”字而已，其目的是想把音译和意译兼顾起来，但是这个兼顾并不成功，因为从意思上来考虑，这个“劳”字并不准确。至于该译本大反中央编译局译为“无产者”，说什么“对工人而言，他们至少还有‘劳力’这一财产，而非彻底的‘无产者’”，那也确实太过分了。应该说，这就不只是对中央编译局的“批评”了，而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批评”了。其实马恩所说的“无产者”，指的就是没有任何生产资料而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工人，如果连劳动力也不属自己，那岂不成了奴隶？哪里还是什么“现代的工人”？显然，这一切都是和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背道而驰的。
二、1888年英译本将Proletarie译为working men的原因分析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188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英译本却将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译成为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知道，《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本的译者是恩格斯的朋友和律师顾问赛米尔· 穆尔，这个译本是由恩格斯亲自校订的，而按照恩格斯自己的说法是他和穆尔共同校订的。在穆尔之前，曾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译为英译本的的威士涅威茨基夫人也曾想翻译《共产党宣言》，不过恩格斯认为她不能胜任，而恩格斯对曾经翻译《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的穆尔则评价甚高，认为只有他才适合做这件事。恩格斯于1887年3月10日给左尔格的信里写道：“威士涅威茨基夫人不能胜任《宣言》的翻译。只有一个人能做这件事，就是赛米尔·穆尔，他也正在做这件工作。第一节的译稿已经在我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10页）这本经恩格斯校订的英译本被称为“权威的英译本”（Auzhorized English Translation）。人们要问，这个“权威的译本”为什么竟然把Proletarie译成为working men了呢？
这需要了解有关的背景情况。
这个英译本与其说是为了满足在英国宣传《宣言》的需要，还不如说是为了满足在美国宣传《宣言》的需要。恩格斯在穆尔刚开始翻译《宣言》时，想到的就是美国人对于《宣言》的理解问题。他在1887年3月10日写给左尔格的信里就说，“在这里应当记住，无论是《宣言》还是马克思和我的几乎所有小部头著作，现在对美国来说还是极其难以理解的。那里的工人刚刚投入运动，还完全没有成熟，他们由于一般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特别是美国人的性格和素养，在理论方面特别落后，——这就应当直接从实际出发，为此就需要完全新的著作。我早就建议威士涅威茨基夫人把《资本论》中最重要的地方改写成若干通俗小册子。只要人们多少走上正确的道路，《宣言》就会立即发生作用，现在它只能对少数人产生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10-611页）而当《宣言》在1888年2月译毕之后，恩格斯所最为关心的事就是在美国翻印此书。他在1888年2月22日写给左尔格的信中说，“问题在于，里夫斯要付给赛·穆尔稿费，一位合同是我订的，我就不能直接去促成该书在美国翻印。否则里夫斯就可以根据这一点说违反了合同，那么可怜的赛姆·穆尔就会什么也拿不到。但是，很明确，我决不能也不会反对翻印。其实，里夫斯也翻印过我给《工人阶级状况》写的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2页）这些都说明，1888年出的《宣言》英译本是为了满足在美国进行宣传的需要。但是，由于美国工人运动还不成熟，所以恩格斯在翻译上提出了要求，这在前引1887年3月10日给左尔格的信里已讲得很清楚，.这一点恩格斯也一定会对穆尔说的。问题在于，马恩对于《宣言》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文献是不允许改动的，穆尔会不会因为考虑到美国人“在理论方面特别落后”而不能坚持马恩的这个原则，将Proletarie译成为working men呢？其可能性应该说是非常大的。
至于恩格斯的校订，我在上一篇文章里曾经说到“很可能是校订时的疏忽”，高先生看来很不以为然。他振振有词地说，“请他再细读《宣言》文本，书中使用‘工人’一词竟达39处之多（比‘无产者’一词16处还多不止一倍），这能够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撰写《宣言》时严重的疏忽吗？”其实，我说恩格斯没有发现和纠正穆尔将proletarier译为proletarians而译成working men“可能是校订时的疏忽”，但是我从未、也绝不可能说Arbeiter（工人）一词不能用。显然，高先生是把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混为一谈了，proletarier不能译为working men（“工人”），但Arbeiter译为“工人”却是天经地义的，因此他的这个反驳是完全不合逻辑的。还需要指出的是，《宣言》里虽然用“工人”之处不少，有39处之多，但是在比较正式的地方，比如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标题，全篇结尾处的口号，所用的都是Proletarier(“无产者”)而不是Arbeiter（‘工人’），却是明显的事实。另外，高先生说《宣言》用Proletarier(“无产者”)的地方是16处，而根据我在网上对《宣言》德文版Proletarier(“无产者”)一词的搜索，出现该词的地方有21处，比高先生说的整整多了5处。这究竟是高先生的“疏忽”呢，还是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所致，那就只有高先生自己知道了。应该指出的是，在校订疏忽这个问题上我们也不应该苛求于恩格斯。在校订《宣言》1888年英译本时，恩格斯毕竟已是68岁高龄，当时身体也不太好，又正在患眼疾，不能过多用眼，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一点疏忽，应该说是很正常的事。事实上，恩格斯自己也不讳言校阅的匆忙，说他只是“很快浏览了一遍”，还提出希望马克思的女儿劳拉帮他“加工”。他在1888年2月7日写给保尔·拉法格的信中曾这样说，“我简直给工作压垮了。英文的《宣言》总算完成了，过几天还要看校样。我只是很快浏览了一遍，望劳拉对译文进行一些加工，这对新版是很有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7页）1888年2月22日在给左尔格的信里还说，“我正在治眼，眼科医生说不严重，但是治疗期间必须保护眼睛。他说的倒好，这里几乎有十多个人弄得我团团转，要我给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地写东西。而且都是紧急的！同时，还坚决要我出版《资本论》第三卷。……《宣言》将在这里由里夫斯用英文出版，由赛·穆尔翻译，我们两人审定，我加了序言；已经看了初校样。”（同上，第21-22页）从这里可见恩格斯当时的健康状况和工作的紧张程度，出现一点疏忽可以说是难以避免的。不过，俞可平先生在一篇文章里引用《宣言》1994年英译本译者哈尔·达拉普的话说，“恩格斯在校阅穆尔的英译本《宣言》时，从收稿到校毕只有一周左右时间，时间太匆促。恩格斯曾希望在再版时对译文进行重新修订。”（俞可平：《“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还是“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2006年底3期）我认为，达拉普这样说并不符合事实，而俞可平先生在引用时也不够慎重。我们知道，早在1887年3月10日之前，穆尔就已经把《宣言》第一节的译稿交给了恩格斯，而恩格斯最后校毕全部译稿是在1888年2月下旬，前后将近一年时间，怎么能够说“只有一周左右时间”呢？说“恩格斯曾希望在再版时对译文进行重新修订”也没有提供根据，至少我们从恩格斯1888年1月30日写的序言里看不到这样的说法。我相信在其他地方也很难找到这样的说法，因为若在其他地方说读者是无法知道的，说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恩格斯是不会说的。
说到这里，还要对我在前一篇文章里提到的达拉普1994年的英译本“在英语世界中得到广泛的认可”一句话再谈点看法。本来，这句话并不是我说的，而是俞可平先生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还是“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一文里说的。高先生在答辩文中说“这种说法未免言过其实，缺乏充分的依据”。其实，俞可平先生这样说是有其根据的。他在文章里举了两个例证：一是英文“马克思主义研究网”发布的《宣言》英文版虽然采用了穆尔的译本，但是在注里却指出，“更正确的译文应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Proletarians of all countries ,Unite!)；一是奥地利国立大学网站发布的英文版《宣言》，其结束语也是用的达拉普的译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Proletarians of all countries ,Unite!)如果还可以增加例证，那就是我在“Google翻译”上下载的《宣言》结束句的英译文也是Proletarians of all countries unite!和达拉普的译文也是完全一样的。应该看到，通过这些网站的传播，特别是通过像google这样的全球性大网站的传播，肯定会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可。这应该是毫无疑义的。高先生说，“仅从我所收藏的9种《宣言》英译本来看，应该说正是1888年得到恩格斯认同的穆尔的英译本，一直得到英语世界的广泛认同。”在我看来，如果高先生收藏的9种英译本都是1888年 穆尔所译的话，那其实只是同一个英译本的不同版本而已，而不能说是“9种英译本”，因为它既不包括1888年穆尔英译本以前译者译的几种英译本，也不包括1994年达拉普的英译本！应该指出的是，穆尔的英译本之所以一直为人们所重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人们没有把它和德文原版进行对照。现在人们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各种以1888年英译本为底本翻译的译本（如过去的日译本，陈望道的中译本等）后来都纷纷根据德文原版重新翻译，1888年英译本的影响已经大大缩小。应该说，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高先生却一味地抱住穆尔的译文不放，甚至译错了的地方也要坚持不变，是不是抱残守缺、已经落后于时代了呢？
三、Arbeiter一词的含义和中文“劳动者”一词含义的变化
高文提出将“无产者”改译为“劳动者”之所以不可行，除了前面已经指出的Proletarier一词不同于Arbeiter一词，只能译为“无产者”而不能译为“劳动者”外，从理论上来说，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里，“无产者”是有特定含义的，它所指的就是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现代工人阶级。而在工人阶级之外的其它劳动者，如手工业者、农民等，因为他们自己拥有生产资料，不需要出卖劳动力，其经济地位和“无产者”显然是不同的。这一点，在《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其它著作里都是讲得很清楚的。正是在《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 ，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283页）
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的界限，对于他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不同作用，作了明确的区分，怎么可以把无产阶级和劳动者划上等号呢？
按照我们现在对于“劳动者”的理解，——高文也是这样理解的，如文章里就说到“劳动者”比之于“无产者”，“其外延更广、包容量更大”，也就是说，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不同的，无产者（现代工人）只是劳动者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它的全部，它不可能也不应该等同于劳动者。稍读过一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人都知道：无产者是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是最革命的阶级，而其他劳动者如手工业者、小农等，是和落后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他们想恢复这些过时的生产方式，因此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显然，把无产者和劳动者作为同义词，将它们混为一谈，是完全不符合《共产党宣言》的原意和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思想的。
但是高文坚持认为，用“劳动者”取代“无产者”并不背离《共产党宣言》原意。据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无产者”与“劳动者”基本上是同义语，时常同用、混用。在这方面，他还举出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俞可平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还是“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3期)，说俞文也认为“无产者”与“劳动者”基本上是同义语。例如，《共产党宣言》第一章中说:“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这里所用的“工人”一词，德文是Arbeiter、英文是working men，也就是“劳动者”的意思，所以这句话也可以另译为:“现代的劳动者，即无产者。”他还举了马克思于1864年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的例子，认为“其中‘劳动者’、与‘工人’也是同义语，‘劳动的解放’也是‘工人阶级的解放’的同义语。”(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609页)。
在我看来，高文的这些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不错，将德语的Arbeiter和英语的worker或working men翻译为工人或工都是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确实是把无产者和现代工人看成是同义语的，但是，不要忘记，马克思和恩格斯讲的是“现代工人”，这里的“现代”二字是不能丢掉的（当然在指明了这点之后也不是每个地方都要加上“现代”二字的），这是其一。其二，在德语里，Arbeiter是一个多义词，除具有“工人”的含义外还具有“劳动者”的含义，但是这并不表明这两个含义是等值的，可以互相代替的；恰恰相反，作为多义词，两个含义是有明显区别的，用了其中的一个含义就不能用其中的另一个含义。至于究竟用其中哪一个含义，则应根据具体的语言环境，根据该词的前后文来加以确定，或者译为“工人”，或者译为“劳动者”。如果以为Arbeiter有“工人”和“劳动者”二义，不看前后文就任意翻译，那就会出错。比如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的中译文里有一句话说，“这个小农，像小手工业者一样，是一种工人，他和现代无产者不同的地方就是他还有自己的劳动资料；所以，这是过去的生产方式的一种残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7页）这里把小农和小手工业者都说成是“工人”显然是不正确的。经查，译为“工人”一词的那个词的德文原文就是Arbeiter。根据具体的语言环境，我认为此处的Arbeiter应该译为“劳动者”而不应该译为“工人”。因为劳动者可以包括小农和小手工业者，而工人显然不能包括小农和小手工业者。恩格斯在后面的话里还说，“我们的小农，同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任何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他们是未来的无产者。”（同上）这也进一步说明“小农”和“工人”是不一样的，称其为“劳动者”则可，称其为“工人”则不可。至于第一国际章程的提法，那里多次提到“工人阶级的解放”，只有一处是讲“劳动的解放”，而在其页下的编者注则注明：“在德文版中是‘工人阶级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09页）加这个注，就说明“工人阶级”和“劳动”是有区别的，而不是一回事。同时还要看到，1864年成立第一国际时，为了吸引更多的工人参加，“因此，它不能立刻宣布《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则。国际必须有一个充分广泛的纲领，使英国工联，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都能接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5页）马克思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当1874年国际解散时，工人已经全然不是1864年国际成立时的那个样子了。法国的蒲鲁东主义和德国的拉萨尔主义已经奄奄一息，甚至那些很久以前大多数已同国际决裂的保守的英国工联也渐有进步，……。”（同上）可见，第一国际大量用“工人阶级”一词而暂时少用“无产阶级”，——但也不是不用，在章程第七条a就用了“无产阶级”，只是出于策略的考虑，而决不是要改变《宣言》的原则立场。
当然，在我国，在一段时期确曾把工人称为“劳动者”过。当时的用语主要是受日本的影响。明治维新后，日本人把《宣言》1888年英译本译为日文本，从汉字里找出“劳働者”来翻译英译本的working men，而陈望道受日译本的影响，也用了“劳动者”来表示working men （“工人”）。我在前一篇文章里，根据德国学者李博的研究，曾指出，二十世纪初，“劳动者”这个词传入中国，其含义也和日本一样，是指靠工资生活的雇用劳动者。后来，也有人将其译为“劳工”，而德语的Arbeiterklasse则被译为“劳动阶级”或“劳工阶级”。与此同时，也有人从中国固有的词汇里挖掘出“工人”一词。如康有为的《大同书》就使用了“工人”一词。不料，高先生在答辩文里却说，“‘工人’一词决不是在《大同书》中才出现，它本来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早已有使用，指从事各种手工技艺的劳动者”，并且还为此做了考证。我要反问一句：谁说过“‘工人’一词是在《大同书》中才出现”的？实际上，我在文章里说得非常清楚，那里说的是“从中国固有的词汇里挖掘出‘工人’一词”并举了康有为的《大同书》为例，既然是“固有词汇的挖掘”，当然是古已有之，而绝不是“才出现”的；而且我用了“挖掘”这个动词，本身就表明它所表达的内容已经不是古代的内容，而是有了新意。这只要看一看《大同书》的有关语句即可了然。康有为在那里说，“自尔之后，资本家之作厂商场愈大愈远，银行周国土，铁道贯大地，商船横五洲，电线裹大地，其用工人至为亿为兆而不止。”（康有为：《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235-236页）康有为《大同书》里所说的“工人”，显然是现代意义上的“工人”，而决不是古代意义上的“工人”。高先生先把明显错误的东西强加于他的论敌，然后对其进行批驳，这并不是什么高明的做法，一旦真相揭开，就一钱不值了。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帝国主义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工人”一词的使用频率明显上升，逐渐取代了“劳动者”的地位。不过，当时的“劳动者”一词也好，“工人”一词也好，在词义上并无不同，可以看作是同义词。但是，在中国，到了上个世纪20年代以后，两词的差异开始出现，“工人”就专门表示产业工人，而劳动者则具有了更加扩展的含义，两者已不再是同义语了。自此以后“劳动阶级”和“劳工阶级”就不再使用，而让位给“工人阶级”了，同时出现了“劳动人民”和“劳动群众”等词语，其含义则有所变化，它可以包含农民和手工业者等非无产阶级的劳动者。（见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2-257页）显然，在今天再说“劳动者”和“无产者”是同义词，就不行了。
高先生对此也大加反对。他搜罗了一些例子，用以证明“直到40年代末了的在于工人依然是同义语，并非像南京大学奚兆永教授在网上批驳拙文时所说，自20年代以后二者就不是同义语了。”其实，我只是根据德国学者李博的研究，指出“上个世纪20年代以后，两词的差异开始出现，‘工人’就专门表示产业工人，而劳动者则具有了更加扩展的含义，两者已不再是同义语了。”显然，我所指出的只是从20年代开始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自发的因人而异的过程，而其方向则是从同义语逐步转变为非同义语，却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举例来说，在1923年1月1日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宣言》里说，“制定工人保护法，以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徐谋劳资之平等。”（《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页）在这里，“工人”和“劳动者”显然还是同义语。但是，到1925年5月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时，其建立的机构就不再叫“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而改名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实际上是以工人取代了劳动者。也许这就是两词由同义语转为非同义语的开始。道理很简单，如果二者是同义语，那为什么要改呢？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看一看毛泽东在1925年12月1日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在那里，他用了“无产阶级”、“现代工业无产阶级”和“产业工人”等概念，但是没有用“劳动者”、“劳动阶级”等概念，实际上也表明“产业工人”的说法正在取代“劳动者”的说法，二者正在由同义语转变为非同义语。这个过程到30年代就更加明显。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写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有一句话很能说明问题，他说，“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页）在这里，“工人阶级”跟“劳动群众”并列，显然已不再是同义语，而是非同义语了。在这个问题上，高先生举了《辞海》的例子说明“劳动者”和“工人”直到40年代末仍然是同义语，这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我们知道，辞书的修订是一个艰巨的工作，当然不能经常进行，特别是30-40年代，我国处于第二次国内战争、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战争的环境下，其修订就更加困难，因此《辞海》对有关词条的解释落后于时代的情况，乃是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高先生不去考察语言的实际使用，而想用《辞海》的解释来裁断不断变化的事物，是完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
四、“无产者越来越少”了吗？
高文主张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改译为“各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的主要理由据说是因为“传统意义上的无产者越来越少”了。但是，这个所谓“传统意义上的无产者越来越少”之说本身就是不正确的，以此为根据主张将Proletarier译为“劳动者”当然也就不能成立了。
我们知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一样，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道发展起来的两个阶级。应该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必定是无产阶级的扩大，怎么会出现“无产者越来越少”的现象呢？
对这个问题，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写的序言里曾说：
“最近45年以来，资产阶级制度由于在各国引起了大工业的飞速发展，到处造成了人数众多的、紧密团结的强大的无产阶级；这样它就产生了——正如《宣言》所说——它自身的掘墓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页）
从理论上来说，虽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会相对下降，但是，劳动力的绝对量却是不断增加的。事实上，任何社会，如果离开了生产者阶级，这个社会就不能生存，更谈不上发展。恩格斯说，“自从阶级产生以来，从来没有过一个时期社会上可以没有劳动阶级而存在的。这个阶级的名称，社会地位改变了，农奴代替了奴隶，而他自己又被自由工人所代替，所谓自由，是摆脱了奴隶地位的自由，但也是除了他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自由。但是有一件事是很明显的，无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因此，这个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要的，虽然会有一天它将不再是一个阶级，而是包括整个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15页）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这个“除了他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就是“无产者”；这个阶级在消灭阶级以后虽然也不再作为一个阶级存在，但是，它的人数不仅不会减少，还会扩大到“整个社会”。怎么能够说“无产者越来越少”呢？
再说，认为“无产者越来越少”这种说法也经不起事实的检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个时代，“无产者”的人数就是不断增加的。这一点，我们从前面引证的恩格斯为《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写的序言里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当然，他说的是1893年的情况，这已经成为历史。今天的情况又如何呢？根据国际劳工局2007年发布的失业报告， 2006年全世界的失业人数是1.95亿人，失业率是6.3%，以此推算，全世界的就业和失业人口总数当为 28.676亿人。毫无疑问，在这将近29亿人里面，绝大多数应该属于无产者。试问：过去会有这么多的无产者吗？就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旧中国，根据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所说，无产阶级的人数是二百多万，现在是多少？网上的一个说法是四亿，其中城市工人一亿，农民工三亿，增加了近两百倍，怎么能说“无产者越来越少”呢？
也许，高文是说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制造业的工人减少了，服务业的人数增加了，中产阶级增加了？但是，应该看到，这种现象的出现，正是由于这些国家进行产业转移的结果。他们看到了发展中国家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廉价的土地及其它资源，他们在这些国家进行投资设厂，是为了降低自己的成本，以获取更多的利润。他们把新技术的开发、新产品的研制以及各种各样的“服务”这些“高附加值”的行当留在国内。这样就形成了所谓就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变化。但是，就世界范围来看，被他们剥削的“无产者”人数不仅没有减少，事实上反而是增加的。
总之，高文以“无产者越来越少”为由主张修改《宣言》结尾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五、把“全世界”改译为“所有国家”有无道理？
高文还提出，“原先译为‘全世界’是意译，如果按德文或英文、俄文等西方文字应该直译为‘所有国家’或‘一切国家’。‘全世界’这种意译没有把原文中‘劳动者’或‘无产者’的国别属性、国家民族属性表达出来，给人以全世界劳动者不存在国别属性、国家民族属性、各国劳动者不存在国家民族利益差异和矛盾的印象。”文章认为，“由于国家民族利益不同，各国劳动者、无产者非但不能经常联合起来，有时甚至还互相对抗。因而，当今把这句口号中的‘全世界’改为‘所有国家’是恰当的、必须的，这样既符合原著措词，又吻合历史实践经验，也更切合当今各国实际情况。”
高文的这些说法究竟有没有道理呢？。
这里，我们先来看看德文的原文。《宣言》结尾的口号，德文原文是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 其中有争议的关键词是Länder，该词是一个多义词，有土地、陆地、国家、乡下、地方等多种含义。在我看来，《宣言》里的Länder与其作国家解，还不如作地方解。因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资本主义的国家就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对于无产者来说，这样的国家正是他们要摆脱、要推翻的对象。所以《宣言》说，“工人没有祖国”。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没有必要强调这个国家界限的。现在《宣言》中译本将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译为“全世界无产者”我认为是正确的。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世界”也有多种含义，它可以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切事物之和，也可以指某一领域，还可以指宇宙，但是最通常的解释是指地球上所有的地方。“全世界”其实也就是整个地球上所有的地方，是能够很准确地表达aller Länder的原意的，根本没有改译的必要。对照其它译本，我们看到，由穆尔翻译并经恩格斯校订的1888年英译本将……aller Länder译为……all countries.。一般都认为country就是国家，实际上它和Land一样，也是一个多义词，有土地、陆地、国家、乡下、地方等含义，应该根据具体的语言环境进行翻译，而不是固定不变只能翻译为国家的。如果将其理解为地方，将all countries翻译为“全世界”才是完全正确的。再比如，《宣言》的俄译本，与Land相对应的词是страна。也有类似的情况。страна不仅有国家的含义，还有地方、地域的含义。因此，все стран也就是“全世界”的意思；俄译本将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译为Пролетарии всех стран，这和中文本译为“全世界无产者”也是一样的。总之，不仅从德文原文看，而且从英、俄译本看，中译本把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译为“全世界无产者”都是无可厚非的。
至于高文强调要表达无产阶级的“国别属性或国家民族属性”，强调“国家民族利益的不同”，也是值得商榷的。无产阶级与其说和本国的资产阶级有共同的“国别属性或国家民族属性”，与其说和本国的资产阶级有共同的“国家民族利益”，还不如说他们和全世界无产者的利益才是真正共同的，因为他们面对的共同的敌人正是各国的资产阶级；由于各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是共同的，所以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具有国际的性质而被称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强调所谓“国别属性”和所谓“民族国家利益的不同”，显然是不利于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的。在这方面，我们不会忘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第二国际和各国社会民主党为了“保卫祖国”，纷纷站到资产阶级国家一边，通过支持资产阶级国家打仗的军备预算，结果成了无产阶级的叛徒，而第二国际也因不能继续活动而不得不流于破产。历史上的这个教训，难道我们不应该记取吗？怎么可以强调各国无产阶级之间“国家民族利益的不同”而不强调无产阶级与本国资产阶级之间阶级利益的不同呢？！
这个问题还涉及到，当一些地方还没有建立民族国家是，那里的无产者我们还要不要和他们联合起来？按照“所有国家”的译法这一部分无产者就不包括在内了，而按“全世界”的译法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总之，我认为高文关于改译《宣言》结尾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用所谓“所有国家劳动者，联合起来！”取而代之的意见，不仅违背了《宣言》的基本精神，从道理上说不通，从实践上来说，把一个全世界无产者非常熟悉的口号改变成他们所不熟悉甚至是很陌生的口号，除了产生消极的影响外，是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的。
六、余论：谈谈我国学术界的学风问题
《共产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本基本著作，过去一直被列为“干部必读”之首。但是，近一些年来，人们学习《宣言》的的积极性下降了，而要修改《宣言》译文乃至修改《宣言》本身的热情却高涨起来。当一些人要修改这、修改那的时候，完全不考虑《宣言》的基本思想，不考虑《宣言》与马克思、恩格斯其他著作的关系，不考虑马克设和恩格斯关于“《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的直接指示。这是一种非常不严肃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应该看到，这种情况的出现，也和境外敌对势力的某些活动有关。十年前，一份被称为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在俄罗斯《独立报》发表面世。西方对于这个所谓尘封了81年材料如获至宝，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广泛宣传。其中的一个途径是通美国新世纪网站进行的。前年，香港百家出版社再版了温辉的《列宁主义批判》一书，其中作为附录转载了这份所谓《政治遗嘱》，其末尾就注明了“由美国新世纪网站提供”的字样。本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或美国人是一个不大重视意识形态的民族，我在前面提到的1887年3月10日恩格斯写给左尔格的信里谈到过这一点。高先生在美国的经历似乎也说明了这点，据说美国人对《宣言》最后的口号如何翻译表现出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但是，对于美国的统治者来说，特别是二战以后的美国统治者来说，意识形态问题，宣传问题，却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大事，因为这是他们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斗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阵地。从杜勒斯到布热津斯基，他们都在不遗余力地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个所谓的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之所以受到美国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就是因为其中谈到了用进化代替革命，并且讲到了1888年《宣言》英译本在翻译上的变化。
对于这个《政治遗嘱》的真实性，无论是在俄国还是在中国，都有不少人表示怀疑。我也很怀疑它的真实性。根据北京大学智效和同志翻译的一个由四位俄国历史学家写的材料，这个所谓的《政治遗嘱》曾经拿到《消息报》要求发表，《消息报》的工作人员在咨询了专家以后，拒绝在该报发表这种“耸人听闻”的东西。而在《独立报》发表了这个《政治遗嘱》后，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孙子克劳德·巴托-普列汉诺夫曾致信《独立报》，指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文件。在祖母与我的交谈中也从来没有提到过，她和祖父几乎每日交换的信件中也没有任何有关信息。”（见《普列汉诺夫真有“政治遗嘱”吗？》，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网》）实际上，这个《政治遗嘱》可疑之处甚多。据其发表的“前言”说，这是普列汉诺夫在1918年4月“病重不起”后用半个多月时间所作的口述的笔录，但是，它并没有说明这个笔录是否经过本人过目；它说是1918年4月以后用半个多月完成的，接着却又说“两个月后，普列汉诺夫去世”，然而，普列汉诺夫去世的日期是1818年5月30日，和这个“两个月后”显然也不合；还有，《政治遗嘱》说，“只要布尔什维克还掌权，我的遗嘱就不应公布”，但是早在1991年共产党就不再掌权，何以要拖到1999年11月30日才公布？这些都使人对它的真实性产生怀疑。更重要的还在于，在这个所谓的《政治遗嘱》还大谈“地球人”大谈诸如“资源枯竭、能源短缺、森林和耕地的保护”以及“土地、水合大气的污染，同自然灾难的斗争”等问题，无论从问题本身来看，还是就表达的语言来说，都不像是1918年4月所写，而更像是20世纪90年代的产物。当然，判定《政治遗嘱》的真伪不是本文任务，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政治遗嘱》里如下的一段话：
“随着狭义上的国家的消亡，在管理国家方面学者将起越来越大的作用，也即是政治上层建筑开始逐渐变为‘学术权威’的上层建筑。但这是未来的事，而目前应努力使政治上层建筑反映出劳动者的利益，这一点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才能充分实现。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应力求达到的目标。同时应该记住，任何一场革命最终都不会导致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发生持续的、飞跃的变化，而只是加速这些关系的进化。在这方面，恩格斯为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所写的序言特别值得一读。他在序言中强调了进化过程在社会发展中的特殊作用，令人感兴趣的还有，这一版从德文译成英文是在恩格斯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这一版《共产党宣言》结尾的口号是‘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这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意思是远不是相等的。”（转引自温辉：《列宁主义批判》，香港百家出版社2007年版，第337-338页）
《政治遗嘱》把国家分为狭义上的国家和广义的国家，前者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后者是超阶级的国家。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国家就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没有什么狭义和广义之分。这段话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关于所谓进化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通过革命改造社会，而绝不是什么只讲进化、不讲革命的所谓社会进化论。按照所谓《政治遗嘱》的说法，普列汉诺夫似乎已经由一个社会革命论者转变为一个这会进化论者，这是很难令人信服的。普列汉诺夫被称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列宁曾说，“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作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9-420页）这话是列宁在1921年说的，就是说是在普列汉诺夫去世三年以后说的，尽管在1903年以后，普列汉诺夫在组织问题、策略问题上犯过许多错误，与列宁有许多次的争论和斗争，但是在哲学世界观上，他终其一身仍然不失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可能在生命的最后一个多月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变。不错，普列汉诺夫曾经反对过“四月提纲“，反对过革命转变，反对过十月革命，但是，这里的问题只涉及到革命所需要的条件问题，并不是在哲学上根本否定革命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至于《政治遗嘱》提到恩格斯为1888年英译本写的序言里”强调了进化过程在社会发展中的特殊作用”，也纯属子虚乌有。恰恰相反，恩格斯的序言在叙述了革命的某些挫折之后说，“《宣言》本身又重新走上前台”，并且重申了“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每一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当然，序言也提到了“达尔文学说”，不过他是这样说的：“在我看来，这一思想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5、257页）整个论述都是在突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革命意义，丝毫也没有什么宣传进化、反对革命的内容。就从这一点看，这个所谓的《政治遗嘱》也绝不会出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之口，而极可能是后来他人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所进行的伪造。
至于《政治遗嘱》提到的有关《宣言》1888年英译本结尾那句口号的翻译，也颇让人感到不解。普列汉诺夫的母亲是俄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的侄女，受过良好的教育，在文化和品德方面都对普列汉诺夫有很好的影响。他小学和中学一年级的课程都是母亲教的，他母亲还教他初步掌握了法语。后来，他上了军事学校、炮兵学校，以后又读了矿业学院。由于从事革命活动，他曾数次流亡国外，这对他掌握欧洲的主要语言都有很大的帮助，因此当《宣言》1888年的英译本把德文版的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译为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时，他应该是在当时就已经知道的，为什么到30年以后的1918年才提出这个问题？而且，他本人就是《宣言》1982年俄译本的译者，根据他对欧洲语言文字的了解和对《宣言》精神的掌握，我觉得他应该把英文的working men理解为“工人”，而不应该是“劳动者”。虽然在俄语里“工人”和“劳动者”都是用Работники，但是这是一个多义词，在具体翻译为中文时是应该慎重选择的，为什么又偏偏选择了“劳动者”而不是“工人”呢？所有这些都是值得人们认真去思考的。
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可疑的《政治遗嘱》在国内得到的响应。根据俞可平先生的文章所说，在2005年第3期的《随笔》杂志上刊登了一篇署名述弢的文章，文章写道：
“普列汉诺夫认为，这并不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倘若马克思活到现在，并目睹事情发生这样的转折，也会立即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的。他提请人们注意：1888年由恩格斯作序的《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末尾的口号，已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改为‘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口号的改变在苏联的版本上并未反映出来，这当然不是一时的疏忽，而是有意篡改晚年恩格斯的观点）。”（述弢：《先哲的遗言——介绍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随笔》2005年第3期）
俞可平先生引用了这段话，但是却没有对其进行应有的批评。在我看来，这位“随笔”未免也太随便了，他没有讲任何道理就由“无产者”一个词的改译一下子跳跃式地上升到“倘若马克思活到现在，并目睹事情发生这样的转折，也会立即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的”！而事实又如何呢？事实是，1888年英文版《宣言》里除末尾的“无产者”被穆尔改译外，其他所有地方的“无产者”都没有作出改变。在1888年恩格斯加的注里，他还加写了一句话：“使进一步向旧的社会制度进攻成为必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不仅如此，两年后，他在1890年德文版序言里还写了这样的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42年前我们在巴黎革命即无产阶级带着自己的要求出家第一次革命的前夜向世界上发出这个号召时，响应者还寥寥无几。……今天的情景定会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看到：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真正联合起来了。”他接着还说，“如果马克思今天还能同我站在一起亲眼看见这种情景，那该多好啊！”（同上，第264-265页）而过了三年之后，恩格斯在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里写道，“1848年的战斗并不是白白第进行的。从这次革命时期至今的45年，也不是白白地过去的。这次革命时期的果实已开始成熟，而我的唯一愿望是这个意大利文译本的出版能成为良好的预兆，成为意大利无产阶级胜利的预兆，如同《宣言》原文的出版成了国际革命的预兆一样。”（同上，第269页）从这里又怎么说得上是什么“转折”和马克思会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晚年思想观点已经改变呢？至于说所谓“口号的改变在苏联的版本上，并未反映出来”，“有意篡改晚年恩格斯的观点”等更是无稽之谈。据我所知，1954年苏联外文书籍出版社出的《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用的就是1888年由穆尔翻译、恩格斯校订的英文版，结尾的口号清清楚楚地写着：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同样，1965年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的《共产党宣言》英文版用的也是1888年由穆尔翻译、恩格斯校订的英文版，结尾的口号也清明明白白写着：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所谓“没有反映”，所谓“有意篡改”，完全是凭空捏造，做学问，写文章，能够这样吗？
看来，有些人写文章，发表议论，完全不看事实，而是跟着境外的风向跑。只要是反对马列的，反对前苏联的，反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他们就跟着叫好，加以发挥，而不管其是否真实，是不是经得起丽舍逻辑的检验。这显然是一种很不好的学风。
当然，我国学术界存在的学风问题也不只是这个问题。比如高先生同一内容的文章，分别投给《北京日报》、《探索与证明》和《文史哲》三家报刊，而且都是公开发行并且付给稿酬的报刊，也是一个明显的问题。一稿数投，既过多地占用了报刊资源，影响了其他文章的发表，而重复拿稿费也有追求利得之嫌，向来为新闻出版界所反对，但是，现在这个原则似乎只是用于一般，而对一些名头大的人士则网开一面，不受限制，我认为这是很不应该的。学术规范应该人人遵守，名人也不应例外，违反了，也应该受到制裁。为了繁荣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我们需要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不应该是一花独放、一家独鸣的局面。还有，本文讨论的翻译问题并不是高先生的发现，在这之前，已经有人发表过文章（如俞可平先生2006年的文章），而高先生却要把自己的文章说成是“最新研究成果”，还借“党政干部”和“编译局专家”之口说他的文章“言之有理”。不知这些“党政干部”对此翻译问题是否真有研究？而说到“编译局专家”，我们看到编译局的俞可平和郑异凡两先生在他们各自的文章里都明显地批评了他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高先生还要对自己的文章大吹大擂，这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呢？
总之，在我看来，我国学术界在学风方面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应该大力发展学术批评，对一些明显的不良现象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只有这样，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才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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