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认识“极左思潮”—我们时代的一面镜子

理性认识“极左思潮”—我们时代的一面镜子

7-25、26

徐亮 塞北之雪

一个幽灵，主张彻底社会变革的幽灵，在中国大地徘徊。

各种合法存在着的组织力量、个人、舆论，都把这个幽灵称为“社会稳定的威胁”。社会的主流精英，将一尊尊早已准备好的屎盆子扣在他们的头上：

“刁民”、“愤青”、“爱国贼”、“极端民族主义作祟”、“毛邪教”、“文革余孽”……

各种占有资源的政治、经济、文化群体都视他们为怪物、异端，象躲避瘟疫一样远离他们，将一切可能属于专政手段的武器施加在他们的身上：

嘲笑、侮辱、打击、排挤、痛斥、封锁、逮捕、判刑……

图表 1表决：我们一致反对极端势力

奇异的是，即使是这些人，也不能否认这个幽灵的两个特点：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正义感。这让我想起了西班牙的唐·吉诃德，在欧洲的中世纪，唐·吉诃德一定遭受了一切可能遭受的嘲笑和打击。而我们今天，在反思极左势力崛起的过程中，我们是否需要仔细反思一下我们的社会肌体，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是什么促使了极左思潮的兴起？难道我们的社会真的能把他们撇成无关社会背景的真菌？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回避社会问题的根源的，这正是实事求是的精神。本文将对如何认识极“左”思潮及消除极左思潮，进行客观地、理性地、历史地分析。

一、历史地梳理：极“左”思潮泛滥--“资改派”猖獗的必然后果

极“左”思潮可以说是在90年代末期开始萌芽，进入新世纪后逐渐泛滥。此种思潮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现，是值得我们认真梳理的。

在对政治、社会一无所知的白痴们看来，极“左”思潮最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对毛泽东的强烈肯定以及对文化革命的重新认识。毛泽东犯了晚年错误，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这不仅是执政党的决议，而且这些结论通过一系列的书籍、杂志、影视等意识形态产品，在八十年代就已经深入人心。

其实稍微有一点政治常识就可以了解，极左思潮的出现与泛滥，其实乃是“资改派”买办集团市场化私有化深入发展的必然。

以历史的角度分析：在改革开放初期，大多数今天的“新左派”恐怕还沉浸右翼阵营中高喊“全盘西化”的口号，而何新这样的国家主义者反倒成了他们的第一启蒙者。而陈云、王震、李先念、邓力群、魏巍、马宾、李成瑞等老干部虽然不像李锐、李慎之等人彻底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但由于他们在文革中间都受到严重的冲击与迫害所以对文革的负面性深有体会，改革开放后自然也对毛心存非议，他们认同《决议》，热心拥护改革开放。虽然都反文革，但陈云、王震等老左派与李锐、李慎之等伤痕派、老右派完全不同。前者参加革命就已经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党、献给了共产主义理想，所以他们反文革是为了国家人民，而不是主要出于个人恩怨个人仇恨，他们与毛没有私仇，也不会彻底背叛共产党。而在李锐、李慎之们看来，文革则是典型的“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实际上就是说革命伤害了他们这些小资知识分子，他们反文革主要是在为个人复仇、发泄私恨，所以走向彻底反毛、彻底反共的道路。

老左派虽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在八十年代，恐怕还没有“左”到重新认识毛泽东与文革、反思改革的程度。在八十年后期，出现了以赵ziyang为代表的“资改派”买办集团，这个集团全面认同资本主义理念，甚至意图照搬照抄弗里德曼、里根、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教条。“资改派”买办集团的双轨制、市场化、物价闯关等一系列激进改革政策引起了通货膨胀，而非毛化导致高级干部信仰丧失，以“官倒”为特征的大规模腐败逐渐浮出水面，这些都引起了民众的普遍不满。“资改派”买办集团意图利用这种民众的怨气彻底瓦解共产党与共和国，在美国中情局的帮助下实现与西方资本主义彻底接轨的目标。这便是在国内小气候与国际大气候环境下发生的那次著名的“动乱”。应该说，赵ziyang“资改派”买办集团的出现与恶行，激化了老干部的进一步左转。当时在很多革命元老级别的老干部中流传着这样的观点：赵ziyang就是毛泽东当年要极力防止出现的“走资派”。应该说，在这些革命元老看来，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尤其是赵ziyang“资改派”买办集团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毛泽东的伟大。据说王震晚年的遗言是：毛泽东比他多看了五十年。

“资改派”买办集团在92南巡后更加甚嚣尘上，邓小平去世后，其改革主张更是在经济领域大肆铺开，而许多政治运行规则实际上也已经与美国接轨。这种似乎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场景直接刺激了毛泽东主义的复兴。这一派认为，资本主义显然是资本家与官僚掠夺工农大众的制度。既然资本主义已经复辟，那么毛泽东当前发动文革、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举动就是伟大的，他当年告诫人民，如果不打到修正主义将来要吃二茬苦受二茬罪的良苦用心几十年后才被人理解。　　

我们通过历史分析可以看到如下的关系：“资改派”买办集团越猖獗，”资改派”极右势力主导中国改革时间越久，中国与美国接轨的后果越惨重，毛泽东主义极左思潮的影响就越大。从九十年代后期到新世纪，在全盘西化派即“资改派”主导下，市场经济突飞猛进，中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经济不仅是资本主义化而且颇多殖民地倾向，”资改派”极右势力成最强大的统治阶级，劳动者工农群众成弱势群体、领导阶级地位名存实亡。而魏巍、马宾们的立场此时亦更加激进，甚至出现了彻底反思改革、全面肯定毛泽东的倾向。进入新世纪，那些尚且健在的从革命战争年代过来的老干部们，如果没有彻底丧失共产主义理想，他们对毛泽东对文革的看法大多已经与《决议》有很大的不同，最起码，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高瞻远瞩的，文革实践上没有搞好，被野心家利用是另外一回事。随着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的大肆推进、战略龙头产业被外资并购、绝大部分国有企业被资改派搞垮侵吞、两极分化与美国匹敌，工人农民成为社会公认的第八阶层与第九阶层（最后一阶层是流浪汉之类），“极左”思潮的泛滥已经不可阻挡。而到了这个年代，假如当年的“老左”们如陈云、王震、李先念等人在世，恐怕也必然同情甚至认同这种“极左”思潮。

当然，极左思潮出现，与“资改派”买办集团常年打着拥护邓小平的旗帜歪曲邓小平理论有密切关系。

比如前几年，香港出版沙士著的《遗嘱》，其内容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一般人难以分辨真假，极容易相信为真。该书主旨是说邓的遗嘱是中国最终要与美国接轨，全面实行资本主义。并且将这个遗嘱交托给了第四代。该书极其核心部分内容长期在互联网上流传，有关部门没有任何封堵（中国互联网整体上掌控在极右“资改派”手里），也不见任何辟谣。毫无疑问，这种局面出现的结局使那些本来就极度失望的左派人士更加向极“左”思潮靠拢。　　

再比如，极右“资改派”核心人物前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利用其掌控的《炎黄春秋》常年制造歪曲邓小平理论的谣言。比如09年第四期《炎黄春秋》发表的一篇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回归和发展》的文章中宣称：“我至今记得一篇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对非洲领导人的谈话记录，遗憾的是它没有收到《邓小平文选》里。第一句，‘我劝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第二句，‘我建议你们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第三句，‘只要经济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对这段话，我非常欣赏，最后一句话尤其精彩。””这三句话联系起来看，给人造成唯一的印象就是邓小平其实归根结蒂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全盘西化的。　　

但是据学者奚兆永严谨考证：“所谓邓小平的三句话十分可疑，很可能是某些人为了宣传自己的观点而制造的一个谣言。” 　　

另外，”资改派”极右势力常年累月歪曲邓小平理论的言论可以说汗牛充栋。《南巡讲话》一直是资改派集团的尚方宝剑，这里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中某些关键部分为例：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资改派”极右势力歪曲的策略是：将“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歪曲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生活水平。”这样，就模糊了生产力、综合国力的性质，为他们大搞资本主义铺平道路。同时，也把提高生活水平的主体模糊化，极右“资改派”搞的改革实际上是扩大两极分化，提高了极右“资改派”自己生活水平，而降低工人农民生活水平。　　

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　　 　

邓小平说过不讲姓“社”姓“资”，但他主要是指一个具体的机器，一项技术，充其量是对一个局部来讲，从来没说过在全党全国的路线、道路上不讲姓“社”姓“资”，否则就是违背宪法党章。”资改派”极右势力歪曲的策略是：将不讲姓“社”不姓“资”歪曲为在国家发展道路，在改革路线上不讲姓资姓社。极右“资改派”指责马列毛邓派反改革，后者自称为社会主义改革派，而极右“资改派”则从来不强调社会主义这几个字，尽量不用这几个字，像避瘟神一样躲避这几个字。　　

中央党校的王长江、周为民之类，南方报系、《炎黄春秋》等脑残刊物，吴敬琏高尚全之流多用此招数。　　

在南巡讲话中，对于特区，邓是要明确要问姓“社”姓“资”的。而且判断特区姓“社”的原因在于“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当时特区这个全国最资本主义化的地方都是如此，所以邓小平觉得应该进一步改革开放是有现实基础的。那么今天呢？莫说特区，就全国范围而言，公有制还是主体吗？外资还只占四分之一吗？　　

“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　　

 “资改派”极右势力歪曲的策略是：他们搞的改革开放永远正确，问题都是毛泽东的遗毒。谁要是“看”，谁就是反改革。谁要是纠正改革中的错误，谁就是反改革。今天谁要是提出来“证券、股市问题这么多，是否考虑关闭？”极右“资改派”肯定给你带上极“左”，四人帮分子的帽子（如吴敬琏之类），中国的极右“资改派”是一伙赤裸裸的反邓分子。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资改派”极右势力歪曲的策略是：将这段话的意思歪曲成“大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　　

 “资改派”极右势力歪曲的策略是：将这句话改成“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有引号的“左”指的都是极“左”。而不带引号的左则包括马列毛邓等理论，而共产党本来就是左派。极右“资改派”通过歪曲，达到了他们反党反毛反邓的目的。

 “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　　

“资改派”极右势力歪曲的策略是：与邓的指示全面对着干。因为要与美国接轨，所以他们鼓吹嫖娼合法化（周瑞金、皇甫平之类）、腐败合法化（张维迎之类）。　　

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　　

（邓小平警告：由”资改派”极右势力主导，“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　　

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　　

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资改派”极右势力对以上三段内容的歪曲策略是：根本不宣传，从来不提。

极右“资改派”的战略阴谋是将邓小平歪曲包装成一个真正的走资派，只是他讲究策略，讲究时机，慢慢来，逐步地将中国全盘西化而已。中国极右“资改派”以妖魔化毛泽东的方式反毛，而以歪曲邓小平理论的方式反邓。他们制造了种种谣言，用这种谣言绑架全党实现他们的全盘西化的图谋。

应该说，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被这种阴谋所误导。而这种谣言无疑将更加刺激极“左”思潮的兴起。

二、两极分化是极左复兴的始作俑者

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大概的意思是，拥有土地的自耕农是不会去主张彻底社会变革的。但是如果连自耕农也参加农民起义了，说明连自耕农也生存不下去了。所以西方社会学家说的好，如果一个国家经济面貌真的搞得好，是不会有极端势力的，因为只有相对平等地分配财富，才确保那些财富精英持久地拥有这些财产。如果说，一个国家经济表面上搞得好，但是极端势力却四处滋生，那只能说明其经济政策对富人是成功的，对穷人则是完全的失败。在这里，评价经济的标准发生了分歧，根据社会阶层得利情况不同，政策的评价也有所差异。分歧的两极分化，正是财富两极分化的证明。

图表 2人民象鸟儿一样无助

在社会学家的词典里，毛泽东是反体制底层者的象征。年轻人崇拜毛泽东和文革，仅仅是因为时代已经令他们无法生存，连一向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青年学生也纷纷转向支持毛泽东和文革。这种新生的左派不仅体现在支持者的年轻化方面，也体现在思想的更加激进。他们实际上已经文革的残留人群失去任何实质上或精神上的联系。

青年学生的学习活动发生了手段和目标的异化，他们辛苦付出大量精神劳动和教育投入的成本最后得到的仅仅是“毕业意味着失业”。他们的常用语是“郁闷”，他们打算报效祖国，但是祖国还给他们一个冷冰冰的背影。

工人群众获得的现实信息与所受到的教育也发生了异化，他们辛苦为国家奉献了一生，最后被告知他们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即将下岗；或者说，他们被称为国家的领导阶级，但是最终在人大代表中却快要见不到他们的身影，他们能够得到的，仅仅是看到国有企业收购者侵吞国家财产和向国外拿走他们的血汗。

农民群众更多地被抛弃在城市的边缘，农村由于被抽血已经被空壳化，他们的土地被极其廉价的价格出售给商人，失去土地的农民流浪在城市，成为二等公民。教育、医疗和住房，对他们来说，属于奢侈品，甚至化肥、生产资料也正在大步地进入这个行列。他们以前熟悉的低廉的生活用品，现在已经发生了全面的危机，消费品的价格在短短数年内和城市完全接轨，费税改革所获得的微薄好处很快就在市场化的高度通货膨胀中被剥夺的一干二净。

小企业家们在城市的高税收中痛苦地呻吟，每天数着自己手中逐渐减少、贬值的纸币，在温饱微利的边缘无声地啜泣。

民族企业无奈地将自己的企业股份卖给利润流向美国、欧洲、日本的跨国企业，他们在思想上的激进程度，不亚于一个无产者。

两极分化，在西方社会尚且是一个人人谈虎色变的词语，而我们今天居然能够处之泰然，并且不大刀阔斧地做任何调整。以至于有西方学者怀疑我们的国家是不是自己把自己推到死亡的边缘。

图表 3自己给戴手铐

三、在政治精英偏向强势集团的作为下，各个社会阶层普遍失去安全感，是极左思潮赢得群众的重要基础

孩子要去外地上大学，要做的事情，第一件就是人身安全教育，防止陌生人，不接烟，不留电话，不说实情，不讲姓名，警惕男人，警惕迷婚药，连列车员都不能随便相信，连儿童都要三分心眼。不怕你做不到，只怕你想不到，各式各样，五花八门，如果家长不能送行，反复仔细的叮嘱，就是列车边最多的故事。

在城市里，没有人家敢于不装防盗门，没有人家敢开着门睡觉，更没有一户人家敢于请陌生人进家门。骑自行车的人时刻警惕扎胎撬锁，开着宝马的人心惊胆战，撞了人的车主害怕医疗无底洞，被撞的人害怕车子反复碾压。吃了饭菜的人担心农药超标，喝了牛奶的人担心三聚氰氨，买了东西的人家担心上当受骗，出了远门的人家担惊受怕。

在农村里，多数居民没有围墙的时代终结了，大大的铁门上栓着黑狗。买了化肥怕假牌的，收了人民币怕是伪冒的，吃了鸡蛋怕是人造的，亲戚也会为了小钱出卖你，朋友也会为了小利坑你，兄弟也会为了东西杀了你。

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没有一个地方不得不警惕的。在这个丧失诚信和任何安全感的时代，藏獒取代了保安，狗性取代了人性。

在这种人人自危的时代里，没有安全，没有信任。坑蒙拐骗，到处泛滥，如果你要求警察帮助你，他们仅仅是告诉你：“你找到他们，我把他抓起来”；黑社会组织在社会的每个角落里秘密滋长，从民众的嘴巴里撬出一点点的利润；基督教等势力迅速占领了广大的农村，他们集合起来念经的场景，使人想起了“百万雄师”的气势。

图表 4面对经济与政治全面失败，宗教试图解救这些灵魂

时代使人民走向自助。“自助”这个词语在政府无所作为的时代散发出了青春和活力。

青年人组织起来，形成了“红客联盟”，保卫着祖国的网络防线；青年人组织起来，形成了“保钓同盟”，以微弱的力量和日本人对抗；青年人组织起来，形成了“反扒联盟”，向城市里的小偷们开战；青年人组织起来，结合成“贫困山区志愿者”，以自己的努力援助山区的教育和脱贫；青年人组织起来，开办一个个网站，宣传爱国的精神和理念。

农民组织起来，自发地在经济领域形成了“新合作社”；农民自发地组织起来，形成了自我保护的新生“宗社”。他们复活了血缘关系的封建组织形式，注重亲属关系的经济互助功能。

工人组织起来，自发形成了“毛泽东读书会”，讨论国家大事；工人组织起来，集体向无良的老板讨还欠薪；工人自发地组织起来，保护国有资产的继续流失；工人行动起来，用平板车赚得微弱的收入，却去供养贫困山区的儿童和大学生。

市民组织起来，自发地组成新疆非维族群众的自我保护组织；市民行动起来，自发地组成城市环境保护小组；市民组织起来，形成了维权组织。

人们不禁要问：政府，包括工会、妇协、人大，那些“先进”的共产党员们，他们在做什么？难道每天就是看看报纸，喝喝茶，上上网，晚上聚聚餐，或者周末去按摩桑拿？或者他们能够做的，就是帮资本家保驾护航，给黑社会当保护伞，为腐败官员开道？

当一个时代发展到政治精英什么也不想做，也做不了，甚至还帮倒忙的地步，那么这个政治精英的存在就已经是食利者、寄生虫的形式了。

帮倒忙有多种形式，在这个领域，民间和上层分裂了。比如某个局长就问记者，你是代表人民还是代表党？还有一位姓白的老人，长年累月地靠平板车援助贫困学生，但是CCTV的感动中国却没有他。最感动老百姓，却感动不了CCTV。说明在这个价值观体系下，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那就是这个老人的资助，暴露了政治精英的无能和教育政策的失败。只有民间的行为能够彰显政府的英明伟大，才有资格获得认可。

政治精英的自我利益取代了人民的利益，即使对人民有好处，如果不对他们有好处那也是没有意义的。所有的事物都必须经过他们的过滤。这说明和人民的立场相反，已经形成了一个与他们的利益完全对立的阶级。

图表 5随时可能倒塌的祖国

四、社会不公是极左思潮的根源

太多的不公平让一些爱国者愤懑，“愤青”就是这样“练成的”。如果外交领域少一些阿斗，那么不会有民间保钓；如果教育再公平些，不会出现“希望工程”；如果政府多一点公益，不会有“不买房联盟”；如果官员再多保护一点人民的利益，不会出现“瓮安”和“玉娇后援团”；如果警察再稍微好些，不会出现杨佳和广西胶农事件；如果军队再保护一下非维族的群众，不会出现汉族群众在乌鲁木齐街头示威；太多的如果，都消失在政府的该做不做，做了也瞎做的行为中。

社会不公，如同社会的毒瘤，一点点吞噬着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如蚂蚁溃穴一样，不停地松动着共和国的基盘。

图表 6侵蚀使国家成为随时可能融化的雪人

社会形势的恶化催促着人民自卫组织的诞生。“他们不来保护我们，我们自己保护自己”，一个76新疆冲突事件中的汉族妇女这样说。

官民的对立还反映在社会情绪的一边倒上，凡是和政府官员有关的一起事物和举动，在网络上得到的，都是负面的评价。对官员的言行保持怀疑一切的敏感性，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漏掉一个，已经成了通行的默认规则。

 由于地方政府的违法行为长期得不到纠正以及腐败、风气败坏得日益突出，各种矛盾以各种形式突发出来，从社会情绪的日益激进、激烈，到求助无门、走投无路，正义不能得到实现，终于在21世纪前后的中国产生了极左思潮，他们言辞激烈，痛恨腐败，认为必须通过彻底的社会变革才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他们认为只有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才能清除祖国身上这些极其假、恶、丑的现象，而各种改良和修补，不仅是政令不出紫禁城，而且只会使矛盾在更深、更广的领域内走向激烈。

图表 7我该何去何从？

五、汉奸买办势力把持一切资源，是促使极左思潮走向暴烈的直接动因

美国学者詹姆斯·彼得拉斯认为，最可能是在本世纪20年代，由于在金融、生产、政治和出口中权力的不断增长，跨国公司所积聚的权力将会出现一次“大跃进”。“中国的经济”将失去它的“民族身份”，进而成为外国银行和跨国公司的附属物。量的渗透将会导致经济的制高点被外资抢占，中国执政阶级将发生质的变化。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企图将会遭到失败。相反，中国将变成帝国主义大国的一个巨大代理人，而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将利用不同的政治精英、军队、学生等等来加剧对控制的争取。

实际上，詹姆斯·彼得拉斯预言的时间有问题，这个过程不会出现的那么晚，这个结果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内已经实现。以外国掠夺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将正在再次唤醒知识分子、学生、小商人和农民通过阶级和民族纽带凝聚起来，并发动一场新的斗争。

图表 8新的斗争

力拓间谍案再次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中国受制于外国的原因在哪里？对于单纯追究经济的妓女来说，谁给的钱多就跟谁上床，她是绝对不问国籍、尊严的。因此，对于处于经济第一、享受第一的中国精英阶层来说，从外国主人那里靠出卖主权获得利益是最为快捷的方式，赢利周期也最短。

如果说，改革分化了中国的社会阶层，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单纯地分为改革得利者和改革边缘化群体。那么可以说，卖国行为几乎将改革得利者中的爱国者也赶到了“改革边缘化群体”的一边。其图形如下：

这个表格简单地说明了爱国者、买办；改革分化的两大集团之间的关系。在改革问题上，买办集团和体制内爱国者的基本利益都是一致的，就是维护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基本政治、经济体制。他们的矛盾主要集中在爱国主义还是出卖民族主权上。而改革边缘集团，包括多数的工人、农民、学生、劳动知识分子，自觉地维护民族主权，其思想主张无论标签如何，都自发地接近社会主义，他们和改革得利集团的矛盾主要集中于反思改革，还是维护改革的问题上，而改革边缘集团和体制内爱国者的交叉点，就在于维护民族主权这一点上。所以在改革、民族主权这两个问题上，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矛盾。

改革边缘集团之所以无法卖国，是因为他们不占任何的资源，不是收买的对象，准确地说是没有资格。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争取的对象，多数都是地方士绅和政治军事精英。因此，在这一时期，大批的中国军队和地主士绅投降了日本人，效忠于日本人，中国境内抗日战争所面对的敌人，多数都是由中国人组成的伪军。无产者是无畏的，有恒产者则在任何变革前畏首畏尾，这一点是平凡而朴素的真理。

是毛泽东，第一次将人民看成一种统治力量，并且把他们作为革命和建设的主人。这里已经除去了工具论的色彩。人民就是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将贫穷的工人和农民放在如此高的政治地位上来。毛泽东的思想，确实是改天换地的力量。

频繁出现的绿卡和加入外国国籍现象使人们看到，精英在关键时刻是不会爱国的，他们早已经准备好了防空洞和粮草。原来，稳定安定和相信不会发生战争只是告诉老百姓的，精英们象狡猾的兔子，早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了九个深窟。

图表 9让我们一起密谋如何卖掉中国

改革得利集团内的爱国力量由于软弱性而对卖国者的一再退让使人们感到失望，爱国者们被买办集团挟持了，成了集体人质，他们常常感到没有力量去改变现实，因为地方大员已经形成了“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政治权力结构。三鹿毒奶粉事件中受处分的官员在异地得到升迁，被判处死刑的官员取保就医变相释放，使软弱、被卖国力量劫持的体制内爱国者逐渐丧失了相当多群众的信任。

改革边缘集团对卖国者的憎恨以及对体制内爱国者的失望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推力。各种善良、正直的人通过自身的经历和遭遇的不公平待遇，因而丧失了对体制内解决问题的希望，从而采取了更加激进的措施。

六、极左问题，一种真正的人民内部矛盾

极左，产生于改革边缘集团，乃是时势制造的产物。如果我们还承认一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那么事实就是这样。我们看到，极左力量恰恰是爱国者大联盟的组成部分，只不过是方式是以彻底改革体制为基础的。因此，对这一部分人的处置，恰恰是考验体制内爱国者真实性质的对校。

如果站在体制内爱国者的立场上来看，对极左的处置，乃是一种人民的内部矛盾。我们知道，人民这个词语在国旗的本意上，乃是工农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种联盟关系，这说明人民本身摈除了卖国者这个群体，而无论政治主张。因此，从这个宽容的定义出发，无论试图彻底改变改革以来形成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政治主张，还是主张修补这个体制，或是维护这个体制，只要他没有出卖民族主权，都是人民的组成，他们的矛盾，适用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原则。如果说，体制内的爱国者将某些极左派推上了断头台，那么感到高兴的，绝对不是爱国人士，而是买办势力。

我们看到，这里存在着一个体制的交叉圈：

体制内                                                                  体制外

这个交叉圈告诉我们的是，在国家利益这一根本问题上，两者存在着共同的根本利益。这等于是依赖于舞台跳舞的演员一样，你可以唱花旦（体制内爱国者），也可以唱黑脸（极左），或者一个主张彻底变更唱法，一个仍然坚持旧唱法，但是必须有舞台作为基础。那么买办势力的主张就是允许体制内的爱国者继续唱戏，但是你不是在中国这个舞台上，而是在美国人的手心里唱戏，以美国之手为舞台。

图表 10他说，我不是中国人，而是黄皮肤的美国人

因此，中国的主权和土地作为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基础，也是体制内爱国者、改革边缘化群体的共同基础，而政治主张的差异则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东西。买办集团允许体制内爱国者保留其政治主张和体制，但是却要挖掉整个共同基础。因此，对于明智的体制内者来说，挖掉共同基础的威胁性，大于国内对其统治地位的颠覆。统治地位的丧失，只有很少的可能意味着不做王侯，而共同基础的丧失，意味着连平民也不可做，只做可做洋奴。而做洋奴，是最简单的事情，不需要独立思想，温文尔雅，衣冠楚楚，每天只需要在主人面叫几声，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几根骨头。对于一个除了富裕什么也不想的民族来说，最好、最快的办法就是卖国。

图表 11当买办只需要考虑如何做好一条尽职的狗

七、告别极左的办法是清除两极分化和“资改派”买办势力

和谐、稳定、富裕、文明，这些都是这么美好的词儿呵！毛泽东，是和压迫联系在一起的，是和两极分化、出卖主权这些现象相伴而生的。有老鼠，就会有猫。

上帝欲使其灭亡，必使其先疯狂。失去了信心的改革派，正在以种种手舞足蹈，胡吹乱捧制造繁荣时代的假象，借以自我麻醉和麻醉他人，试图挽回正在逐渐失去的“改革开放”合法性。这是一个买办猖獗的时代，一个疯狂否定传统革命价值，嘲笑崇高，制造人文垃圾，道德丧失，良知泯灭，唯钱至上，教育失败，价值颠倒，制造工农奴隶般地位的时代。

他们痛恨毛泽东，仅仅因为他们打倒过买办；现在他们仍然痛恨毛泽东，不仅因为历史，而且是因为21世纪将是毛泽东精神作为王者归来的时代。

他们一相情愿、想方设法让国家告别毛泽东，但是毛泽东却以特殊的形式参与着中国的政治进程；不是民众想怀念毛泽东，是目前的局势无人能够出其右。

每个历史时代，统治集团自以为有别于其任何前一朝代，控制着强大的军队、政治、经济、文化就可以为所欲为，高枕无忧，自我感觉良好，这个时代也就距离彻底灭亡不远了。

来源于底层民众中的极左派，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敲响了警钟。洪水不在堵，而在于疏。一味打压，而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只能是促使矛盾的尖锐化程度日益加强。从2000年以来，群体性的事件呈上升的趋势。

在2001年至2004年间，重大的群体性事件从每年4000起增至7.2万起，2005年增至9.1万起。2006到2009 年，群体性事件的数量还在持续增长。说明政府已经处于失去解决问题的边缘，群体性事件就象水中的皮球，压下去越深，弹起的幅度也越大。各种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次数都是呈现上扬性，冲击着整个体制，使大厦倾斜，也使积蓄力量的极左派看到了希望。

图表 12为共和国实施急救

体制内的爱国者们在危机面前只有紧密地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坚决清除国内外的买办势力和官僚腐败分子，消灭政治、经济分配结构中的各种不公平、不公正现象，兑现宪法中关于“人民民主”和“共同富裕”的政策，消除两极分化和剥削，重新建立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信誉，才能够保持其执政地位。这已经成为了目前的一个白痴也明白的道理。

亡羊补牢，时犹未晚，执迷不悟，一味逃避和压制，只怕西风正烈，火借风势，众蚁噬穴，将令时局不堪收拾。届时堤坝溃烂，大厦倾倒，民生涂炭，国亡政息，体制内的爱国者将和买办势力囫囵吞枣、不再细分，一切接受历史无情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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