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科技部副部长尚勇最近指出，创新能力薄弱已成为我国产业国际竞争的“瓶颈”，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开展科技活动的仅占２５％，研究开发支出占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仅为０．５６％，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而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新特点是，国际竞争优势不再取决于资源禀赋和劳动力成本，科技创新成为国际竞争的决定性因素，自主创新能力成为竞争制胜的核心。我国企业必须尽快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的战略转变，从自然资源开发为主向人力资源开发为主转变，从技术引进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转变。 1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年初就如何发挥知识产权作用，促进自主创新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田力普认为，中国只应该叫“世界加工厂”。也就是说我们缺乏自主研发、自主创新，只有充当一个打工者、加工者的地位。
“这是一个客观现实，也是一个必然阶段。”田力普说，“但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世界加工厂’的位置上。”“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按照中央的精神，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点，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因此，田力普表示，在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知识产权创造和应用的能力，这是今后我国更长远发展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2
在我国政府官员讲话的背后，是一个令人揪心的事实：由于中国高速发展在世界市场上形成的进出口巨大总量，又由于中国在国际加工业的链条中处于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位置，结果造成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买什么什么就贵，中国卖什么什么就便宜的怪现象。它告诉人们，中国在国际市场中，只是挣到了一些加工费用和血汗钱，并没有获得我们预想的发展红利。于是，中国如何在这样一种令人窘迫的情况下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可继续发展的道路，不至于成为世界市场上的永久打工者，就成为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必须关心的事情了。
中国必须走自主创新的道路，这一点本身并没有疑问。中国选择自力更生的道路也不是一种新现象，而是建国以来多年实际上在走的道路，“自力更生”一直是我们建设事业的口号之一。那么，什么时候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以致对这样一个问题还需要重新讨论？如果我们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即我们对这一发展的基本国策，尽管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中执行，却并没有认真地进行全面的理论思考，尤其没有对发达国家的相应历史进程进行完整的、对比性的理论思考，并使之成为国家长期发展的战略意志和全民持续奋斗的决心。这种实践和理论认识的位移，有其复杂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因素，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自建国起就处于西方国家封锁之中的中国，自力更生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中国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本国的经济发展难题。由于这种严酷的环境，我们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却依然与国际先进水平有较大的差距。于是，当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可以引进一些西方的技术和设备，可以替外国企业做一些加工的生意，可以在一些方面替换原有的过时设备，也可以解决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些难题，我们在发展的基本方向上具有了某种程度的可选择性，具有了更大的灵活性。于是，究竟以什么方式才能更快更好地发展，是不是要坚持以我为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就开始成为疑问了。这是目前重新提出要坚持自主创新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而其争论的本质，则可以用一句通行的话来概括：是不是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十分有意思的是，当前中国的这场争论，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的德国也曾发生过。所以，如果在今天重新阅读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回顾这场类似争论的前后过程，对我们认清目前的形势，采取坚定不移的自主发展战略是十分有益的。
19世纪中期的德国，实际上面临着与当今中国一样的困境：那就是解决在英国工业已经领先并占尽优势的情况下，德国如何在世界市场上摆脱充当别人小伙计的命运，真正成为一个工业强国的问题。而争论的焦点，则在于是不是要坚持自己在工业发展方面的主导性，以及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真正工业强国的问题。
李斯特认为，英国本来也不是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因此，英国如何在欧洲众多国家中脱颖而出本身就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首先，英国对于自身工业的发展有着足够的重视和特殊的关照，英国一旦掌握了任何一个工业部门，就给予密切的注意和照顾，经几个世纪而不倦，就像保护幼苗那样小心周到。任何一种工业，靠了勤奋、技术和节约，不久总有所成就，总有利可图的；任何一个在农业上、文化上已经有了发展的国家，其幼稚的工业如能加以适当的保护，不论开始时怎样缺点累累，成本高昂，通过实践、经验与国内竞争，其产品一定能够在任何方面与国外竞争者的老品牌相匹比而毫无愧色；……任何一个国家，对于工业工作如果能代代相传，历久不懈，把前一代留下的工作由后一代紧接着继续下去，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就必然会发展。3
但与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不同的是，英国的发展是建立在一种长远考虑的基础之上的，那就是要永久地保持自己的工业优势。即英国不仅要坚持不懈地发展自己的工业，而且要坚定不移地消除潜在的竞争对手。所以，英国在发展工业的过程中，并不希望各国能处于平等的竞争状态，它所要获取的是商业优势。它的看法是，当两个国家之间有着自由贸易关系时，售出制成品的一方所占的是优势，而只能供应农产品的那一方是居于劣势地位的。4
为保持自身的工业优势，英国十分关注其它国家，尤其是可能成为英国竞争对手国家的发展。一旦这些国家可能成为英国的对手，就必须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1815年，英国的国会议员亨利·布鲁阿姆就宣称：“为了将外国工业扼杀在摇篮里，英国工业品出口就是受些损失也是值得的”。10年后，另一个主张自由贸易的英国国会议员也强调，大陆工业应趁其蓓蕾之时加以剪除。5 李斯特对这样行为的评价是“它（英国）的政策方针将以为它自己谋福利为唯一鹄的。……只要有可能，他将尽量用自己的力量和资本从事于发展他本国的工业，使他的工业产品推广到世界各国的市场。……到那时，欧洲大陆国家的地位将一落千丈，人民将成为不重要的、没有收益的民族。在这样的形势下，法国以及西班牙、葡萄牙将遭到同样命运，最上品的酒得供应英国世界，只有最下等的劣酒才能留给自己。”6
正是由于英国这种坚定不移的遏制其它国家发展工业的政策，迫使北美殖民地的人们开始了自己争取独立的进程。“美国人终于认识到了一个真理，作为一个大国，决不能只顾眼前物质利益的享受；文化和力量是比单纯的物质财富更加重要、更加有益的资产——这是亚当·斯密自己承认的——，只有建立自己的工业，才能取得和保持这些资产；一个国家如果觉得自己在世界上强大、文明的各国中有资格占有一个地位，那么遇到任何牺牲时就不可能退缩，只有这样才能为自己守住这些资产。”7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北美独立战争就是北美殖民地人民为了摆脱永久打工崽地位，要求发展出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的斗争。
当时李嘉图等英国经济学家推崇的“比较经济优势”，尽管反映出某种经济界的现实状况，却应该按照各方不同的立场来加以解读。英国理解的比较优势就是各国应该按照其自身的“比较优势”发展，英国的任务是向全世界提供工业品，包括德国在内的其它的国家的任务则是向英国供应农产品和原料。这是一种保持自己先进的工业国特征，而让其它国家保持自己生产农产品和工业原材料的“比较优势”。换言之，比较优势本质上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强国之间的比较优势，大家可以优势互补，强强联合，从而更大限度地剥夺落后国家，分享世界市场的利润；而另一个层次的比较优势则是强国与弱国之间的“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就是老板出钱，购买打工崽出力的比较优势，其最终目标并非是一种打工崽逐步成为老板的过程，而是一个巩固老板和打工崽地位的过程。打工崽当然可以分享小部分利益，否则连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也不可能，但其基本目标应该是给老板提供更好的服务，让老板过得更省心，日子过得更舒坦。如果违反了这一原则，那么，各种各样的纠纷就会出现，有时双方甚至会为此而发生武装冲突和战争。因此，李斯特坚定地提出，德国不能以简单的比较优势为国策，放弃自己在工业发展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只有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国策，一个民族才能摆脱永久打工崽的地位。这一在一百多年以前已经争论过的问题，今天又再次以新的形式向我们证明了它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重要性。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一度以土地、资源和来料加工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但以这种“比较优势”的方式获得了一定的利益，让我们渡过了文革后的极度困难时期后，目前的情况已经变得不容乐观。实践已经证明，单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发展已经难以为继。这还不单是如果掌握核心技术的西方大国翻脸，我们将很难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的问题，即使是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看，这种模式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比如，由于要交付大量的专利费给国外企业，中国的VCD企业纷纷倒闭，国产的MP3售价79美元，而中国企业只能得到1.5美元，汽车行业90%的钱让外方赚走，等等。这一切造成的后果是，中国劳动力和自然资源遭到了跨国公司掠夺性的开发，随着人口老龄化，资源告罄，曾经繁荣的热土又将会变成一片荒芜。我们这一代人将无法向历史交代。8。
换言之，简单被动地奉行比较优势政策，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没有任何优势。如果当时的德国不坚持自己独立发展工业的国策，只是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成为英国的打工者，那么，德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工业强国。要摆脱这一困境，必须借助于国家的力量和国家的战略决策。李斯特认为，促进国内工业的手段有很多种，但作为国家对经济干预的方式，关税制度是最重要的。这不是无原则地实施保护关税，而是有选择的实施；只有以促进和保护国内工业力量为目的时，才有理由采取保护措施。也只有那些能与世界一流的工农业国家分庭抗礼的国家，才有资格实行保护关税政策。9在这里，实行保护关税制度并不仅仅是一种自卫性的经济措施，也显示了一种民族的自信心，一种敢于与世界一流国家进行较量，敢于自主发展的自信心。因此，输入何类商品，禁止何类商品，关键是看这样的措施能否增强国家的工业实力。在这里，李斯特提出了他著名的生产力理论，他指出，在一个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世界经济搏斗场上，财富的原因和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可以具有财富，那就是交换价值；但如果他没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耗的价值，他将越过越穷。一个人也许很穷，但是如果他具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消费的有价值的产品，他就会富裕起来。由此可见“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得到补偿。个人如此，拿整个国家来说，更加是如此。”10那么，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生产力？回答这一问题的并不容易，因为生产力的内容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不断变化，在农业社会，生产力可以理解为维持人类再生产的所有能力，而在工业社会，由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生产和销售都必然与其他国家发生种种联系，生产力已经不再是一种自己与自己比较的能力，而是与它国进行竞争的能力。一种现有的生产力如果不能与时俱进，被同行超越后，它也就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生产力了。因此，国家生产力实际上就是国家的竞争力，在李斯特之后，不少的学者都在这种意义上从不同的角度不断地解释、完善李斯特的理论。就在1990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国家竞争战略理论奠基人波特还在其大作《国家竞争优势》中，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力和前瞻性研究明确提出，“在国家层面，竞争力的唯一意义就是国家生产力，而国家经济的升级需要生产力的持续成长”。在结合世界技术发展潮流与产业竞争格局演化的历史中，波特教授大力批判了“比较成本优势论”、“规模经济论”，并对于有竞争力的国家是否需要保持大量的贸易顺差，提出了反传统的、但极具说服力的论证。尽管，我们不清楚，作为里根时代的白宫产业竞争力委员会成员，波特的学术观点是否在本质上影响着美国今天的决策者们的观点(如美国似乎并不特别忧虑今天庞大的贸易赤字)，但从本质上看，加强国家竞争能力，保持技术先发产业的全面领先，并带动产业集群的增长一直是近二十年美国国家的全球最核心竞争战略，而最近在美国极有影响力的、并引起广泛共鸣的新版《国家竞争力报告》，要求美国国家继续大力提高科技投入，以保证美国未来对于亚洲国家科技竞争优势的保持，正是反映了美国人对于国家竞争力的深刻认识，以及继续保持竞争优势的“国民忧患意识”。所以，国家竞争力，在冷战思维下可以是“军备竞赛”，是制造冲突与威胁，而在世界多极化的今天，就是以科技特别是原创自主科技，来带动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发育、完善，并使国家的主导产业具有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11
显然，一个国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如果不是甘愿做世界市场的打工崽，就必须全力以赴地发展自己的生产力，强化自己的国家竞争力。在这一过程中，“所有关于下一代的教养、公道的促进、国家防卫等等支出都是对于现有价值的消耗，而目的是在于生产力的增长。一国的最大部分消耗，是应该用于后一代的教育，应该用于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促进和培养的。”12读到这里，我们不能不为此感叹——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李斯特就深刻地认识到了制度、教育等问题对一国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而同样的问题，我们至今还未能很好地解决。
进一步的问题是，这种生产力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李斯特认为，这一问题并非是不言自明的。一般的简单技术的劳动者当然是生产者，但是青少年和成年人的教师、作曲家、医生和法官等也是生产者，他们的生产性比前一类要高得多。前者生产的是交换价值，而后者所生产的是生产力。13因此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主要并不是它所积蓄的财富的多少，而是决定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 显然，李斯特在生产力属性的问题上，其认识已经超越了他同时代的学者，他以他特殊的理论直觉，意识到生产力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劳动能力，而是隐含着智力和其他因素的东西。李斯特对简单劳动只生产交换价值，复杂劳动才具有生产力的划分标准当然是不准确的，但他看到后者在生产中具有关键性作用这一点，却是十分深刻的。当我们今天看到李斯特的这种观点时，依然不能不为他敏锐的洞察力而震撼。换言之，李斯特已经发现，一个国家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生产力并不取决于它拥有多少简单的体力劳动能力，而取决于它具有多种因素的复合创新劳动能力。当时人们对知识产权的认识没有今天这样深刻，但英国的专利制度已经实施。因此，生产力的构成必然涉及到这样一个领域，它也应该是一个智力、制度和劳动能力相互结合的综合概念。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尤其是整个世界从工业革命跨入信息革命阶段后，知识和知识产权的作用日益增大，一个国家生产力构成中自主知识产权所占的比重越大，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就越强，可以说，在今天的世界经济场上，生产力不同的构成已经将世界所有的国家重新分为了不同的类别。简单地看，第一类国家仅有简单的机械劳动能力，这样劳动生产的产品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其商品的主要价值属于他人而不属于自己；第二类国家拥有创新性的劳动能力，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生产者握有这些劳动成果的知识产权，他甚至不必自己动手，让他人代工，也可享有自己劳动成果的主要价值。一些学者将第一类国家称之为躯干国家，第二类国家称之为头脑国家，尽管这样的区分不能完全概括不同生产力构成的性质，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生产力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它已经不再意味着一种简单的再生产能力了。就目前的情况看，具有不同生产力性质的国家在世界经济的市场上具有不同的角色定位，具有第二种生产力的国家是老板，而只有第一种生产力的国家就是打工崽。而我们常常提到的知识产权问题本质上已经成为界定老板与打工崽的主要标志之一。正如凯斯勒所说，“我们思考、他们流汗”。14
目前的中美贸易关系，成为今天解释李斯特理论最好的例子。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006-2-9日发表记者戴维·巴尔沃萨发自深圳的文章，指出中国好像从贸易中获得了更大的回报，实际上真正的利润被美国等外国公司所得；没有留下全球化带来的利润。通常情况下，大多数标有“中国制造”的产品事实上都是在其它地方生产的，而且这些产品的生产厂家基本上是日本、韩国和美国的跨国公司，它们只是把中国作为其庞大的全球生产体系中的最后组装地。看上去中国好像从贸易中获得了更大的回报。但是，从整体上来说，最大的赢家是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的消费者。玩具、服装、家用电子产品和其它产品从亚洲其它地方转移到中国生产，让这些发达国家的消费者获益匪浅。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教授黄亚生解释说：“上个世纪90年代，总部设在美国、欧洲、日本和亚洲其它地方的外国公司基本上都将生产转移到中国进行。但是，控制权以及这些生产带来的利润都牢牢掌握在外国公司手中。尽管中国从全球化中获得了工资上的好处，但它没有留下全球化带来的利润。” 瑞士银行的经济学家董涛说：“所有这一切的最大受益者是美国。一个芭比娃娃的售价是20美元，但中国只能获得其中的35美分。”15
这就是打工崽与老板的区别，也是头脑国家和躯干国家区别：你打工，我赚钱。因此，这样的比较优势，显然不是一种能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优势”。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缺乏第二种生产力，那么，这个国家实际上是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力，而只是具有某种加工和打工的体力。
因此，一个国家必须发展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创新意义的现代生产力，是一个并不需要争论的问题。但这一问题的解决，却并不是任何一个私人企业或工商业集团能够办成的事情。它既需要企业自身的努力，也需要国家为它保驾护航。李斯特尖锐地指出，一个国家在发展自己生产力的时候，可能会牺牲掉一些暂时的利益，但可以换取长期的国民生产力的增长。然而，要为着长远利益而牺牲眼前利益的行为只有在国家整体的规划下，才会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在当今世界已经形成一个强大工业国家集团的形势下，国家的战略意志和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已经成为一个国家能否形成新型工业生产力的关键要素。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一个独立的，能够与国外强权抗衡的国家政权，独立自主的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也就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现代工业的起步总是与本民族独立的国家政权建设密切相关的。事实上，即便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推动作用也是不容忽视，在一些发展的转折关头，甚至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20世纪下半叶，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都把围绕国家目标组织实施重大专项计划作为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措施。美国有曼哈顿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星球大战计划、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以及近年来组织实施的国家纳米技术计划和氢能研发计划等；欧洲国家先后实施了尤里卡计划、科技框架计划、“空中客车”计划、伽利略计划等；韩国实施了先导技术研发计划、替代能源计划等。
新中国的历史上，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杂交水稻等为代表的若干重大项目的实施，对整体提升综合国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上世纪50年代，我国举全国之力成功实施的“两弹一星”工程，动员和组织了近千家单位、上万名科技工参与，为新中国的发展赢得了长期安全的和平环境，赢得了受人尊重的国际地位。——上世纪80年代，我国的“三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动员了全国上万名科技工和100多家企业参与，累计种植面积超过30亿亩，占我国稻谷产量的60%左右，对解决13亿人口大国的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载人航天工程是又一个跨部门、跨学科实施重大科技项目的典范，它的成功，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三个拥有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十五”期间实施的电动汽车专项，历经4年完成了发达国家近8年的技术进步，已自主研制出纯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汽车的性能样车。在上海举行的“必比登”世界清洁能源汽车挑战赛上，我国与世界各国的清洁能源汽车同台竞赛，在加速、制动、操控性能、排放等所有规定项目中取得了优异成绩，令跨国汽车公司老总竖起了大拇指：“电动汽车发展看中国。”16
但是，我们取得的这些成绩，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取得这些成绩的基本原则已经具有了深刻的认识。实际上，国内的理论界，不时会发出一些否定这些成绩的声音。也正是由于这样一些理论盲区的存在，在我国发展的一些关键问题上，我们丧失了很好的机遇。比如我国大型飞机的研制和试飞几乎和欧洲的空中客车同步，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研制，80年代初上天试飞，到过我国的部分大城市，6次进藏运送物资。然而，由于在制造大型飞机的项目上缺乏坚定的国家意志，我们的大型飞机计划却不幸中途下马，拱手将中国巨大的航空市场让给了西方的航空企业。而反观欧洲的空中客车公司，为了能够拿出与美国抗衡的大飞机，不惜35年亏本，依然坚定不移的完成这一项目，最终取得了与美国波音公司抗衡的资本。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国家的坚定意志和战略决策在发展国家的生产力上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没有这样的战略意志，或者是这样的意志不够坚决，那么，一个国家不可能发展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先进生产力。
不过，在我们这样一个情况复杂，各个区域发展并不平衡的大国，即便有了国家的总体规划，要使它真正落到实处，还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中国现行的管理体制，既使我们的一些政策得以顺利执行，又使一些政策难以执行。其中，招商引资就是一个怪圈。因为目前干部的考核中，引进外资往往成为考核干部的一个标准，其结果是，为了引进外资，我们一些地方甚至不惜将自己几十年辛辛苦苦创立起来的品牌拱手送人，以换取对方的合资。一些跨国公司有时甚至不花一分钱，就“消灭”了中国一个行业的著名品牌。这样为政绩而牺牲长远发展根本利益的怪事，在世界发展史上，几乎还没有先例。一些中国的经济学家，已经开始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早在2004年，他们就指出，“中国的市场开放和引进外资，不能演化为这样的场景：开放形成了一个舞台，但自己的演员都被赶下台，让外国人在演戏，舞台是我们的，但自己人都是跑龙套的。”17其中，跨国公司的并购最为引人注目。比如，卡特彼勒在中国大陆的投资，最初始于1995年，当时它与徐州机械工程集团共同设立了一家合资企业，但直到2003年，它在中国市场的业务也不理想。因此，要想实现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角度在中国整合资源和市场的目标，选择并购之路才是捷径。于是，在2004年5月，卡特彼勒开始对国内老牌企业——山东工程机械公司进行兼并重组。据了解，有40多年历史的山工机械，年生产能力5000台，销售额10亿元人民币，在中国装载机行业中排名第七，总资产约6亿人民币，资产负债率较高，净资产仅436万元。18
“此次并购谈判的细节至今没有公开，据说原因是交易额低得可怜。”某知情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透露说。2005年4月，山东省外经贸厅公布：“3月10日，卡特彼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和卡特彼勒（香港）有限公司分别出资130.8万元人民币和43.6万元人民币，以股权并购方式获得山东山工机械有限公司30%和10%的股权，成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项目投资总额620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436万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卡特彼勒用不到200万元人民币收购山工机械这家销售收入10亿元、国内工程机械企业排名第七的国有企业40%的股份，顺利地将其纳入自己的中国体系内。而收购山工40%的股份也只是卡特彼勒的一期并购，卡特彼勒提出有权在未来3年内随时收购山工机械的剩余股份。也就是说，其余60%的股份将在适当时机收归美商的氅下。
“美国的卡特彼勒公司从1995年与徐州工程机械集团建立的第一个合资企业起，就着眼于对中国工程机械的整体并购战略。在完成对徐工的部分控股之后，又兼并了山东工程机械厂。最近，又在试图通过控股投资方式，收购厦门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同时，还在谋求并购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柳州工程机械集团、河北宣化工程机械集团。如果这一布局得以实现，等于‘通吃’了中国机械工程行业。”经济学家白津夫向《中国经济周刊》表达了其担忧和警告。19
事实上，白津夫的担忧并非危言耸听，业内人士也认为，卡特彼勒在中国的目的很明确：不仅是要控制中国工程机械的龙头企业，它要吃掉的是整个行业。而卡特彼勒在中国庞大的行业整合计划，对中国工程机械业的生存已经构成了巨大威胁，因为中国目前只有厦工、柳工、三一重工等为数不多的工程机械强势企业，如果没有了他们，中国自己的民族机械产业可能就是名存实亡。所谓自主创新的国策在这样的前提下也成为了空中楼阁，因为这些基本的工作平台消失后，中国的民族企业难道还能到跨国公司去创新？
对照上述现象，重新阅读李斯特的著作，我们不能不感到震惊，按照这样的方式“发展”下去，中国难道能够摆脱世界工场永久打工者的地位吗？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韩国彩电工业成功走出了一条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的路子，其中的关键是韩国政府坚强的战略决心与一批有远见的企业。韩国彩电工业的技术引进集中在1970年代早期，也是从组装开始进入彩电工业。韩国掌握彩管技术来源于三星和美国康宁的合资，然而三星认识到，合资并不能自动地让自己掌握彩管技术能力。三星依托合资公司，组织自身研发力量大量学习技术，从而逐渐掌握从设计到制造的彩管技术能力，自主开发出短颈大偏角显像管。在芯片技术能力方面，三星走了一条技术跨越的道路。早期的三星仅仅从事一些辅助性的芯片封装业务，根本不具备设计与制造能力，但三星公司通过大量引进美籍与日籍韩裔留学归国人员或在美日工作的工程师，以吸收外部知识。更重要的是，三星在韩国本土与美国硅谷同时设立独立的研究团队，韩国本土团队聘用本国员工，美国团队聘用硅谷员工，并让本土团队与美国团队互相竞争、定期交流。不到两年，两个团队同时获得成功。这种通过内部竞争提高技术学习的强度、通过团队交流提高对外部知识学习的速度，让三星在较短时间内获得了芯片技术能力，并成为国际芯片工业的领导厂商。在平板显示器件方面，三星公司紧紧跟随全球的产业技术发展，积极搜索日本、美国和欧洲的研发情报，同样通过引进外部人才吸收外部知识，自主的技术努力最终令三星也获得平板显示的技术能力。值得重视的是，三星除了引进人才，还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美国，对一些有产品设计能力但资金困难的高科技企业采取收购、合资等手段，将这些企业的技术能力转移到韩国本土，这大大加速了韩国本土的创新能力发展速度。
韩国之所以能够从合资陷阱中跳出来，成功发展技术能力，原因有三：第一就是在合资的同时强化自身内部的技术学习，将合资只作为自身技术学习的一种手段。第二，大力引进外部人才来吸收外部知识，自主创新不是“闭门造车”，而是要放眼世界，引进外部人才比引进外部技术成果更有利于本土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第三，政府给予大量的补贴与产业保护。中国彩电工业通过国产化获得成功，但在“摧毁式创新”出现后，国产化所取得的成功转瞬消失。彩电工业的这种现象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施国产化科技政策以来的一个普遍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症结就在于两个失误。一是国产化仅以产品为目标，而不是以发展技术能力为目标。单纯地追求将产品制造出来，可能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为生产出来并不意味着能够设计出来。第二个失误是只合资生产不学习技术。中国合资与韩国合资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合资的同时是否还存在内部的技术学习。中国企业在合资后一般就放弃了自身内部的技术学习，将赚钱作为合资的全部目的，结果陷入不断技术引进的陷阱。20
不过，最近有关京沪高铁的立项，使人看到了中国政府的决心。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宣布，备受海内外关注的京沪高速铁路已经立项，方案正在进行可行性研究，其修建技术将完全依靠自主研发。至此，围绕着京沪高铁旷日持久的德、日、法三国大战终于结束，这条全国最重要、最繁忙的铁路将由我国科技人员自主研发完成。21在这样一个争论很久的大型项目上，我们决定自主研发，而不再是简单引进，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发展战略而言，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它表明我们终于意识到自主研发对于发展本国生产力的关键性作用，并断然采取重大的战略行动了。
这一行动同时表明了中国对外引资的原则：它应该是为了强化本国的生产力而不是削弱它。实际上，一个国家的主导产业是根本不可能引进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竞争对手愿意将自己的核心技术拱手送人。在数控产业上的例子就是如此。为了抑制中国民族数控产业的发展，西方国家不仅在技术上对我国处处设防，而且对于我们购进高性能数控系统产品的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进行十分严格的限制。某国外知名公司甚至提出“要让中国数控系统的水平落后15年”！国家数控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陈吉红博士意味深长地说：“在这个问题上，价值规律完全不起作用！你出再高的价格，那些最先进的数控系统产品别人是绝对不会卖给你的——因为在他们眼里，高性能数控系统产品是具有超越经济价值意义的战略物资！”22
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我国政府终于将发展自己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重塑国家竞争力的方针作为了自己新一轮的战略决策。最近，我国政府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第一次明确确定了未来十五年中国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建立与培育中的产业目标、制度建设、人才教育培训等11个重点领域和68项优选主题。而我国政府在本届人大期间公布的《规划纲要（草案）》要求，加快促进高技术产业从加工装配为主向自主研发制造延伸，推进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引导形成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先导产业、一批集聚效应突出的产业基地、一批跨国高技术企业和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品牌。要提升电子信息制造业，培育生物产业并努力实现生物产业关键技术和重要产品研制的新突破，推进航空航天产业，发展新材料产业。规划纲要（草案）》提出要努力突破核心技术，提高重大技术装备研发设计、核心元器件配套、加工制造和系统集成的整体水平。要增强汽车工业自主创新能力，发挥骨干企业作用提高自主品牌乘用车市场占有率，鼓励开发使用节能环保和新型燃料汽车。要壮大船舶工业实力，加强船舶自主设计能力、船用装备配套能力和大型造船设施建设。23
这样的规划如果能够顺利实行，那么，中国就可以真正跻身与世界强国的行列，摆脱永久打工者的地位了。我们在对此满怀期待的同时，更希望这样的战略决策能够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因为一些项目的效益并不是在一个短期内能见到成效的，它需要国家和企业长期地、坚定不移地投入和扶持，而不至于为一些眼前利益动摇自己的战略决策。正如李斯特所说，“实际上历史告诉我们的是，国家的政体，不论是叫做民主共和或贵族共和或君主立宪，只有当它能使人民获得高度的个人自由与财产安全，在管理制度上使他们获得保证，当他们从事于向共同目标作奋斗时能高度发挥活动力，并且能持久地、稳定地进行——只有处于这样情况下的国家，公众福利才会获得高度的进展，工商业才会达到高度繁荣的状态。”24
看来，李斯特对如何摆脱打工者的地位进行了十分深入的思考，其中一些真知灼见，至今对我们仍有启发。因此，重读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对于我们构建属于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无疑是十分有益的——因为只有深刻地认识了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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