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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小政府、大社会”、关于“公民社会”

牧川 · 2009-08-19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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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小政府、大社会”、关于“公民社会”

                         ——致国内非政府组织及亲西方民主人士的的一封公开信  

   

在写这封信之前,首先需要表明我的身份,我也曾是国内一些非政府组织(NGO)的志愿者,曾经分别在分属环保、传统文化、心灵关怀类型的三个非政府组织内做过至少一年的志愿者,并且还与其他一些非政府组织有过一些接触。至今仍旧与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朋友保持联系。所以这封信并不是站在局外人的立场(尤其官方对非政府组织的态度,认为一部分非政府组织与外部势力联系紧密,是外部势力颠覆中国的一个平台,所以对于非政府组织的注册采取严格限制的方式)来评价,而是站在局内与局外,试图以客观理性的方式分析目前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的意义及其局限性。  

这封信主要针对亲西方民主人士在各个场合所提的“小政府、大社会”、“公民社会”的理念进行论述。  

   

   

在许多关心社会时事及中国前途的人士内,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念,那就是“小政府、大社会”。我的一些朋友对此非常推崇。他们认为目前的政府太强势,报纸网络上天天流传着这样的事情,诸如农民的土地被强拆、警察随便进入家庭搜查、上访的被殴打截访送进精神病院等等。据此他们认为政府的权利应该降低,应该变的弱一些,而民间力量则需要强势一些,需要成立一些民间机构,从而监督政府。在他们的潜在的逻辑中,“坏事都是政府干的”,“好事都是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做的”。  

在一位朋友那里,这种逻辑更加发展为“国家应该放弃统一的教育制度,教育应该完全自由。上海孟母堂的事例表明,如果政府部门不干涉民间教育行为,传承国学这样的工作自会有人来做。并且做得有声有色。”  

我很佩服这些朋友为国为民做实事的精神,我很佩服他们在目前政府对于非政府组织限制的环境内迎难而上的勇气,我很佩服许多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热心和纯朴,但是说实话,我对于他们的理性思考能力、宏观思考能力、穷根究底能力、辨证思考的能力表示怀疑,他们只是被动的、轻易的、不经思考的就接受了别人的理论。他们缺乏想象力,缺乏认真执着的精神,只是接受了目前世界上现存的几种方式,而没有将历史上曾经的制度综合起来比较分析,不敢大胆去构建新的制度、新的内容。他们是在被人利用。  

理论越彻底,越是容易抓住群众,而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将发挥巨大的作用。但是在我看来,这些朋友所奉为圭臬的真理,其实虚弱的很,经不起彻底的追问。  

下面关于这个理念的论述,我将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我主要针对那些只是认识上有些模糊的人士。他们想为国为民做事,却总感觉到政府对非政府组织有所限制,感觉到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的事情却总被政府限制。  

这部分分为四小节:  

第1节 论述他们所反对的“大政府”到底是什么  

第2节 论述他们所支持的“大社会”到底是什么  

第3节 论述“小政府,大社会”中的“大社会”作为资本主义产业链的一部分  

第4节 论述美国何以是“小政府,大社会”  

   

第二部分,我主要针对那些想以“小政府、大社会”的观念削弱政府,使得政府可以一推即倒,而后实行美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观的一部分人士。  

这部分分为两节  

第1节  论述美国的被阉割的民主  

第2节  论述中国的民主建设的内容  

   

第三部分,论述我所主张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我所主张的“人民社会”。  

这部分分为三小节  

第1节   论述我所主张的“公民社会”,“大政府、大社会”的“人民社会”  

第2节   论述政府和亲西方民主的人士对于“人民社会”的真实态度  

结语  

第一部分  

 1、“大政府”到底是什么?  

首先我们应该分清楚这些朋友所反对的“大政府、小社会”的真实概念。我们要弄明白他们所反对的“大政府”究竟所指为何?  

农民的土地被强拆、警察随便进入家庭搜查、上访的被殴打截访送进精神病院等等,这些概念表面上看是强势,其实背后隐藏的却是腐化、违背法律。上面所列举的事情其实都是违背法律的。  

可以说,这里的大和强势并不是指政府的正常的职能,不是指政府的有效职能。一个有效的政府,必须能够维护领土的完整,维护社会的基本治安秩序,维护经济的正常运转,维护社会民主(资产阶级国家维护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运转,维护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正常运转。  

这些朋友反对的只是“大政府、小社会”的腐败的、违背法律强势的政府职能,而不是反对政府的正常运转的有效职能。但是这些朋友缺乏理性分析和彻底分析的能力,将正常的职能和不正常的职能混为一谈。只是因为逆反的反对腐败的、违背法律的强势的政府职能,便要求取消政府的有效职能、正常职能。这是一种懒汉思想,是青春期的逆反心理、条件反射心理在作祟。  

试问,若是实现了“小政府、大社会”,会出现什么结果?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民间人士是否能够担当得起国家的部分职能?我们先不说维护领土完整这样看似十分遥远的职能,我们先问问他们是否能够维护社会的基本治安秩序、维护经济的正常运转、维护社会政治(资产阶级国家维护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运转、维护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正常运转?是否能够在经济危机时候解决经济衰退和失业问题?是否能够承担的起正常的文化和道德建设,是否能够遏制目前资本主导下的物欲横流、道德沦丧?   

我们先来看一个基本事实,据王绍光老师《民主四讲》:  

1997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教授兼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斯蒂芬·赫尔姆斯在《美国前景》双月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俄国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弱政府如何威胁自由”。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在冷战期间,西方自由主义的共识是,苏联政府太强大,构成了对公民自由和权力的最大威胁。那时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削弱苏联的国家机器,公民的自由和权力才有保障。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苏联帝国崩溃了,政府的灌输停止了,新闻检查不见了,持不同政见者不再担心被送进监狱,没有人会因违反党的路线而惹上麻烦。那么政府不管事或者管不了事之后,俄罗斯是不是变成了自由的乐园了呢?在赫尔姆斯看来,答案是否定的。经过几年的观察和研究,他在俄罗斯看到的是道德沦丧,物欲横流,政府腐败,黑帮猖獗,监狱里人满为患,铁路上盗贼蜂起,士兵在街上乞讨,野狗在邻里乱窜,生产能力萎缩,人均寿命锐减。在这种情况下,对大多数俄罗斯人而言,不要说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失去了意义,连生命安全也没有基本保障。基于此,赫尔姆斯得出结论,没有公共权威,就没有公共权力。公民权利的前提是存在有效的公共权威。一个丧失治理能力的政府是对公民权利的最大威胁。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可以是最大最可靠的人权组织。增进公民权利的最佳战略不是削弱政府,而是改造政府。削弱政府往往不仅不能增进公民权利,反而可能危及他们已经享有的权利。1999年,赫尔姆斯又与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兼法学教授凯斯·桑斯坦和合著了一本题为《权利的代价: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收》的书,进一步论证“为了保卫我们的自由,我们必须捍卫正当的公共权威,没有它,自由就没有保障”。  

2、“大社会”到底是什么  

下面我们再从理论角度分析,为何这些朋友会有“小政府、大社会”这样的思想。他们所支持的“大社会”究竟所指为何?  

在他们的思想里,“小政府、大社会”将会形成这样一种理想的图景,“公民社会”极度发达,非政府组织极度发展,公民参政的热情极高,成千上万的非政府组织相互联合,监督政府,制衡政府,同时这些非政府组织之间又可以相互制衡,避免其中少数独大,从而形成一种民主政治的理想模式和光明图景。  

表面看这个理论十分完美,其实非常虚弱,不堪一击。中看不中用。  

其实这个理论和流行于世界范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是一脉相承。新自由主义在过去三十年左右主导了世界范围的经济,从而导致了今天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在人们心中,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已经破产了,但是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还没有破产,并且在今天中国的诸多场合叫的还很响亮,似乎是真理。  

在描述这个美好的理论时,大多数人都遗忘了这个理论最重要的基础,经济基础。个别的非政府组织或许有自己单个的、特别的经济来源,但是从非政府组织的整体意义而言,总体的非政府组织绝对离不开其社会的经济、政治基础。  

非政府组织要维持正常的运作和繁荣,要成为“大社会”,必须有经济来源,而这经济来源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在资本主导的社会结构。公民社会各种组织的经费来源一般依靠捐款(如各种募捐、献金等),这些来源中,虽然有普通公民的积极参与,但不足以支撑其正常的组织活动,只能更多的依靠大资本家的支持,同时也有很多是来自资本主义政府的公共权力系统的支持。可以说,资本和资本的权利系统是其组织活动经费的主要来源,是非政府组织的生命线。捐款的数字、捐赠者的背景、立场、意图等条件限制了非政府组织的专职工作人员及其志愿者的数量、规模、影响力及组织的价值取向。  

第二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主导的社会结构,政府与社会一体的社会结构。在我国曾经有一段时间,人民自由结社是公开的、无需注册的。这些社团组织所依靠的不是私人捐款,而在于政府的公共权力对公民的经济生活进行保障,公民在不受经济约束的条件下组织、参与各种活动,其效果就是可以全国性的大串联,可以四处活动,表达自己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等主张,甚至可以直接对抗地方政府。同时,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使得人们保持相对的经济独立,使得人们组建的社团不必受捐款来源的限制。此时,参加非政府组织的人数空前扩大,许多人都成了社会活动家,志愿者。虽然,这些组织和社团在活动时,有一定的错误,但是这抹杀不了社会主义主导下的“大社会”的内涵,抹杀不了人民自由结社的伟大意义,抹杀不了人民直接参与管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事务的伟大意义。  

   

   

下面我们首先来分析资本主导下的“大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其中一个是资本。我们提一个问题,在资本主导的社会结构下,上述的“小政府、大社会”、“公民社会”的理论是否可以明确的、不必受资本约束,有效的实现自己的各种主张?是否可以撼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   

 虽然有些非政府组织很了不起,比如一些环保组织宣称他们所做的事情不会受捐款者的影响(大部分的组织都做不到这一点),但那只是表明在捍卫地球生态系统的意义上,若是捐款者排污放污,这些环保组织同样会揭露捐款者。但是这些环保组织是否会去撼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  

还有一些争取劳工权利的组织。资方也许会在这些组织的中介作用下,做出有限的让步,但若想彻底解决问题,就必然会撼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些公民组织是否会去做呢?现实中反而看到这样的例子,所谓的工党上台了,反而执行更右的政策。背叛了工人,工人却也奈何不了它。  

再进一步,在资本的架构下,资本家有充足的理由组建更多的非政府组织,出钱雇佣几个人组建非政府组织,要求这些机构出具对自己有利的报告,要求非政府组织出面协商一些难缠的事务,比如利用非政府组织进行对抗。  

这类事情在西方有很多,在现实的中国,这类的事情也不少。比如很多对中国房地产进行各种排行榜的促销机构,他们为房地产商服务;比如目前很多进行股市、金融分析的所谓独立机构和学者,他们为金融体系服务;比如很多商务协会、行业协会,他们为自己的行业服务;还有很多的教育机构,培训机构,他们为老板服务。  

我的那位朋友以为完全放开国家对教育的控制,则教育可以完全改善。可是他却遗忘了,当政府完全退出了教育,教育为资本所彻底接管后,教育会变成什么样子?在中国,资本的利益至上原则已经扭曲了教育的真善美的原则、身心健康原则、健全的心智原则,扭曲了为人师道的原则?也许有人会反对,他会欢呼美国教育造就了无数诺贝尔奖得主,但是他却没有留意到,这样的教育其实只是为了资本主义体系服务,为雇佣关系体系服务。美国的教育是精英教育,教育造就出精英,精英决定整个国家,其他人只是被愚民、被统治。  

再进一步,在资本的架构下,资本家是否可以与官权结合,组建一些不同寻常的非政府组织,比如黑社会组织。这些组织虽然非法(日本除外),但是同样也是非政府组织的内容。有谁可以否认他不是非政府组织呢?  

再进一步,在资本的架构下,在追逐利益欲望至上的逻辑上,当很多人组建起了换妻俱乐部,组建起了小姐协会,组建起了吸毒俱乐部,我的那些朋友的非政府组织是否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去对抗这些协会,是否可以对抗资本和利益至上的力量,教育他们弃恶从善?  

   

我们再来看基本的、更有代表性的事实,美国的“大社会”的“杰出代表”。  

索罗斯是对冲基金的代表。他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席卷了亚洲的财富,损害了亿万人民的利益。但是他自己却是美国政界的知名人士、金融家、慈善家,他组建了索罗斯基金会。开放社会协会是索罗斯基金会网络的中枢机构,在这个网络上,其宣称“索罗斯的梦想是建立一个开放社会的世界联盟,所以他创办开放社会协会,旨在于推广开放社会,传播民主自由思想,使各国朝合理、开明的现代社会发展迈进,达至世界大同。一些在政治、法律和教育制度方面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是开放社会协会的重点关注地区。”索罗斯一手劫持着世界人民的财富,一手在全世界宣扬美好的民主(资产阶级的民主),给自己脸上贴金。一个损害了亿万人民利益的人,他所组建的基金会会是好东西吗?他所宣扬的民主是好东西吗?可惜,很多群众没有看清楚这一点,在中亚四国的颜色革命过程中,索罗斯基金会便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同样的,资本的政府权力系统也造就了一大批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力量巨大,他们为资本主义政府的整体利益服务。比如“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又译为“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简称NED),它的拨款几乎全部来自美国国务院。它号称美国上百万个非政府组织中的“龙头老大”( 比尔·盖茨基金会或许每年花的钱要比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多。但是一个老百姓花一百万也摆不平的事情,某个官员或许一句话也就摆平了。有钱并不一定代表有力量),它和美国国务院、国际开发署、中央情报局有密切的联系,被认为是中情局的“另一块招牌”。因为它有非政府组织(NGO)的招牌,不易引起注意,甚至连西方的研究报告都说,“在向非政府组织提供战略资金方面,美国外交政策精英们认为NED比秘密支援更可靠”。这个20世纪80年代初成立、主要靠美国政府拨款从事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很多地方扮演过特殊的政治角色,可以数出来的有: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伊朗等西亚国家、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它们都受到其颠覆活动或推动“颜色革命”的影响。NED还频频资助“民运”、“藏独”、“东突”等各种反华势力,直接干涉中国内政。  

前一段时间,新疆暴乱事件的背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不就赞助过热比娅吗?  

很多的非政府组织内的淳朴、热情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他们以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是非政府组织,却遗忘了上述的诸多机构。这些包罗万象、鱼目混杂的机构其实也全都是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都是具有阶级属性的,有的不明显,如车友会、摄影协会、对儿童老人关怀的组织等,有的就很明确,如某某基金会、论坛等)。他们忘记了在现实的操作中,这些为资本和资本权力系统所控制的机构的力量要比这些淳朴、热情的公民个体的力量更大。  

在狭义的非政府组织的意义上(诸如普通的社团、协会、俱乐部等),他们已然处于劣势,更不用说广义的非政府组织意义上。从广义上来说,所有的政府之外的资本和盈利机构其实也都属于非政府组织,削弱政府,“小政府”,必然导致资本和盈利机构的膨胀。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这些朋友实在是可怜。他们是在不知不觉中被资本所利用。他们只是资本的宏观战略中的一个小棋子。资本大肆宣扬“小政府、大社会”“公民社会”的理念,大肆鼓吹公民组织监督的巨大作用,从而在很多人头脑里建立起了一个虚幻“公民社会”的图景,让他们冲锋陷阵。岂料摆脱了目前的政府,很快就会落入资本的牢笼里面。  

看到了以上的内容,我们自然就明白了现在很多人主张的“大社会”的真正含义,“公民社会”所主张的“大社会”是资本主导控制下的“大社会”,而不是什么完全独立的、自由的人民的“大社会”。   

   

   

3、 “小政府,大社会” 中的“大社会”作为资本主义生产产业链的一部分  

同78年之前相比,目前的中国,政府的诸多对内职能已经取消或削弱,政府从社会的很多公共领域内已经退出,并且把这些领域交给了资本和市场(当然,在交给市场的时候,资本和腐败的官权常常是融合在一起的)。同以前相比,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小政府、大社会”了。那么这个“小政府、大社会”和以前相比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来看国企改革,很多国企被妖魔化,被故意搞的衰败(外资经济是超国民待遇,税收、土地等皆免,而国企却重税),而后卖给私人资本家。国家从公有制经济中退出,将其交给资本和市场。这一过程中造成了3000万的下岗职工,造成了诸多社会问题。但是与此同时,却富了资本家和腐败官僚。  

我们来看住房、教育、医疗、养老这几个领域,政府从这些领域退出,把这些领域交给了市场,但是结果如何呢?这是有目共睹的,人民看不起病,买不起房,上不起学,养老也成了问题。但是与此同时,资本却赚了盆满钵满,腐败官僚赚了盆满钵满。人民成了被掠夺的对象。与此同时,在这些领域中催生了大量的组织,如房产中介、私人医疗机构、教育培训机构等等(都是公民社会的成分)。表面看这些事物是活跃经济,是为民谋福利的地方,实际也只是资本掠夺人民的润滑剂,是这个产业链的一部分。  

上述事例表明,“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从宏观来讲,完全是为资本服务、为资本开道的。“大社会”、非政府组织在这其中,常常扮演的只是润滑剂、花边、点缀、小修小补的角色。  

   

或许有人还是不理解。那么我就举一个更有代表性的例子。主流经济学家,倡导新自由主义和极端市场经济,主张“小政府、大社会”,同时还办起了“慈善事业”,兴办了富平家政服务培训学校、服务中心,并在山西吕梁临县农村搞了小额贷款等项目,并做了一些支持大学生就业的项目。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茅于轼先生。  

以下引用茅于轼先生的话,大部分来源于茅于轼《中国改革的制度观》。  

文化的人、素质不高的人是不可能担负起这个责任的。反智主义的做法会把社会引向混乱甚至是崩溃的边缘。但是精英必须要考虑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利益,而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要让精英为整个国家、社会的利益考虑,同样需要一套好的制度设计,这个制度就是民主。”  

 他认为我们应该“继续坚持改革下去,取消特权,而不是取消市场,因为我们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办法。”  

他反对特权,但是同时却又说:“贪污5000亿不是大事,我们国家一年被贪污的钱顶多是5000个亿,而全部生产是20万亿,5000亿只占了百分之二点几,所以这么一看,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  

茅于轼先生非常讲“人权”。因为他在文革时候被造反派红卫兵整了,所以他说“少数人的利益要服从多数人的利益,意思是少数人应该为多数人牺牲。这是错误的,没有道理的。”慈悲的茅于轼先生也看到了广大老百姓的苦难和问题,所以他说“好的制度是平等保护所有人基本权利的制度。”  

茅于轼先生反对打到资产阶级,他说“如果我们没有齐步变富的办法,只好先让一部分人致富。我们正在走上这条路。如果我们见到富人就想打倒,其结果就是又回到穷人国的状况去。我相信这不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愿望。”  

他提倡“好的制度是平等保护所有人基本权利的制度。”“唯一的办法是富人穷人同样保护。这就是人权。”  

可是茅于轼先生在怎么保护无产者和穷人的利益的呢?茅于轼先生不是反对大众民主、人民民主,提倡精英民主吗?提倡像茅于轼自己那样的精英来治国的吗?  

但是茅于轼先生确确实实非常愿意为广大老百姓考虑实际的问题。他说“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更多的财富创造和合理的财富分配。其他的想法只是忙中添乱,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人与人的平等,人人都能得到同样的保护。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就是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可是茅于轼先生又是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呢?怎么实现人人平等的呢?茅于轼先生是怎么解决更多的财富创造和合理的财富分配的呢?  

茅于轼先生说“ 还有许多表面上帮助穷人,其后果损害穷人的似是而非的政策,如要求小额贷款低利息、设定很高的最低工资标准、要求大学降低学费、制造富人搭穷人便车的政策,让穷人上当受骗。”  

为了维护老百姓的利益,茅于轼先生又说“ 经济适用房是席卷全国的最大的腐败。”“房价是被买房者自己抬高的。”“我主张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  

很多人会非常疑惑,那么茅于轼先生是怎么维护老百姓的利益呢?且看茅于轼先生怎么说的“光为穷人说话是不够的。他们需要的是踏踏实实的做事。要帮助他们的孩子能够上学,有病时有钱看病,搞生产时有钱买化肥农具,或能进城打工,碰到个别老板欺侮时有人帮他们维权。这些事一部分有政府在做,但是远远不够,需要民间参与。而且是自我牺牲式的参与,不计报酬,不计名利,一心为穷人着想。可是这样的人还远远不够。”  

茅于轼先生真是崇高、真是伟大,自我牺牲,不计报酬,不计名利,一心为穷人着想。他现在开始做自己的慈善事业了,他开办了富平学校。  

正是他们的经济改革和主导的中国外贸经济结构造就了中国的世界加工厂地位,使得中国没有研发产业,所以大学生出来之后没有与其相符合的高技术工作。毕业即失业,所以茅于轼先生开办了一些支持贫困大学生的项目。  

正是他们的经济改革造就了目前的东中部不均衡发展,造成了城乡的两极分化,造成了农民没有大农场及其农业相关产业和乡镇集体企业,所以他们开展了非常动听的“城市新移民(农民工)发展项目”,培养年轻的农村女性去城市做家政工。因为是慈善项目,所以不到一个月的培训收取几百块的费用(就其价格而言,与其他非慈善机构不分伯仲)。若是找工作,再由富平家政中心充当中介。雇主支付的中介费通常为是雇员一个月的工资,为了节省成本,雇主自然倾向于尽量压低工资。  

正是他们的经济改革——分田单干造成了目前的没有实力的小农经济,因为农业成本高,产品价格低,又容易受市场冲击,农业生产很艰难。小农户的单干,就等于是把小农直接扔进资本竞争市场的汪洋大海,必然发生个体小农经营资金的困难。此时茅于轼与林毅夫、汤敏合伙在山西农村搞的小额贷款正好应运而生。但是,利率却高达18%以上。茅于轼先生在《小额贷款必须高额利息》中引用世界银行的总结,“通常小额贷款的保本年利息率为15-20%”。  

以上就是茅于轼先生“帮助他们的孩子能够上学,有病时有钱看病,搞生产时有钱买化肥农具,或能进城打工,碰到个别老板欺侮时有人帮他们维权”。  

正是如茅于轼先生这样的诸多经济学家、主流人士所主张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模式造就了中国今天的诸多问题和矛盾。老百姓面临生存的困境,内心中生出绝大的不满,快要造反了,此时茅于轼等先生又出面了,为底层的老百姓提供了救命的稻草,并且安抚老百姓继续做家政工、安抚大学生。他们所做的这些,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润滑剂,缓和阶级矛盾,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产业链的一部分。这些家政工、小额信贷、支持大学生只是产业链最低端的一部分。  

当然,很多非政府组织的朋友都会对我的这个看法表示怀疑。他们思想上会转不过弯来。但是其实他们应该明白,我的这个结论并不是刻意针对他们。非政府组织在主观上是为国为民,为老百姓服务的。但是从长期的、宏观的角度来讲,这些非政府组织所做的大多数的工作,不就是解决今天的官僚资本政治经济发展结构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照这样发展下去,永远也解决不完,解决不了)。他们主观所做的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客观而言只不过充当了现在的官僚资本生产结构的润滑剂、小修小补。  

只有当他们在政治、经济发展结构的根本方式上提出质疑,致力于改变这种发展模式,避免出现这样的社会问题时,他们才是主观、客观相统一。  

大医治未病之病,中医治将病之病,末医治已病之病。这句中国古话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不过现在的医生,可以说治的是末病之病。  

   

   

4、 美国何以是“小政府,大社会”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美国的“小政府,大社会”。很多人以为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小政府、大社会”。他们觉得美国治理的好,所以便想在中国移植这个制度,就像移植美国的民主一样。其实他们对于美国的认识是非常表面的。  

首先从对外职能角度来讲,美国政府是非常强势的,是名副其实的“大政府”,美国动不动就在世界各地派兵,以维护自己的世界政治经济地缘利益,维护资本的利益。很多人把这一点完全遗忘了。  

再来看对内职能,表面上看美国政府是“小政府”,但是这个认识没有抓住这个“小”的本质。为什么是“小政府”呢?  

美国的“大社会”是资本主导下的“大社会”,“小政府”也是资本主导下的“小政府”。资本在“大社会”里面运转,在金融、贸易、工业、能源、农业、医疗、交通、旅游、媒体、教育、体育、文化、非政府组织等领域运转,剥削,赚取利润。同时资本也控制了权利政治系统,从政权系统保障资本的运转和利润。  

但是这个“小政府”其实并不弱。对内它表现的似乎是“小”,但是因为政府权力系统和社会系统的统一,因为背后的资本的力量,所以它就很稳定。  

“小政府”管不到的地方,由资本去经营和运作。资本不好公开运作的地方,则由政府的权利系统去出台新的政策,出台医疗改革政策(为大医药公司牟利),出台救市政策(解救某些银行家)。在阶级矛盾实在激化的时候,或者进行镇压,或者出台一些缓和措施,对劳动阶级进行分化瓦解等等。  

这个“小政府”是非常强大的,是不会一推即倒的。  

而中国若是实行“小政府,大社会”,将“大政府”所施行的各项职能一个个交出去,比如工业系统、金融系统、能源系统、教育系统、新闻系统、医疗系统、福利保障等等,则很可能一推即倒。只要将这些职能一个个交出去,资本立刻就会接管过来,而当资本的力量一步步强大起来,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就会要求彻底改变目前的社会属性,将目前的社会属性彻底颠覆。  

   

上面是从理论层面论述了资本在美国的“大社会”、“小政府”中的统一性。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最典型的例子。看看资本在美国的巨大力量。  

金融领域是美国经济最重要的领域。美联储这个私人银行机构主导着美国的金融系统,地位相当于美国的中央银行。它操纵着美国的工商业命脉,操纵着美国的政治命脉及对外关系(地缘政治利益)。为了自身的利益,它不允许美国政府再单独设立一个国有的中央银行(在历史上,私人银行的大集团(跨国私人银行)与美国历史上的几次总统的被谋杀有紧密联系)。也就是说,在金融领域里面,美国政府因此变成了小政府。  

美联储纽约银行是美联储系统的实际控制者,它在 1914年5月19日 向货币审计署报备的文件上记录着股份发行总数为203053股,其中:洛克菲勒和库恩雷波公司所控制下的纽约城市国家银行,即花旗银行前身,拥有最多的股份,持有30000股;JP摩根的第一国家银行拥有15000股;当这两家公司在1955年合并成花旗银行后,它拥有美联储纽约银行近四分之一的股份,它实际上决定着美联储主席的候选人,美国总统的任命只是一枚橡皮图章而已,而国会听证会更像一场走过场的表演。  

保罗.沃伯格的纽约国家商业银行拥有21000股;罗斯切尔德家族担任董事的汉诺威银行拥有10200股;大通银行拥有6000股;汉华银行拥有6000股;这六家银行共持有40%的美联储纽约银行股份,到1983年,他们总共拥有53%的股份。经过调整后,他们的持股比例是:花旗银行15%,大通曼哈顿14%,摩根信托9%,汉诺威制造7%,汉华银行8%。  

 1978年6月15日 ,美国参议院政府事务委员会发布了美国主要公司的利益互锁问题的报告,该报告显示,上述银行在美国130家最主要公司里拥有470个董事位置,平均每个主要公司里有3.6个董事位置属于银行家们。其中,花旗银行控制了97个董事席位;JP摩根公司控制了99个;汉华银行控制了96个;大通曼哈顿控制了89个;汉诺威制造控制了89个。  

   

私人银行的力量有多么强大,大多数国人或许都不了解。据恩道尔《石油战争》:  

1915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后四个月,英国政府委任纽约私人银行摩根公司作为其从美国采购全部战争物质的唯一采购代理。摩根同时还担任了英国政府向美国私人银行募集战争借款的唯一金融代理。不久之后,在法国、意大利和俄国对德奥的战争中,英国又成为战争物资采购和贷款的保证人。也就是说,私人银行摩根承担了英、法、意、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信贷机构和物资采购代理。  

到1917年美国参战前,英国战争办公室已经通过摩根银行下了总额超过200亿美元的采购订单,并募集了大约125亿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天文数字。据估算,一战造成经济损失为1700亿美元(当时币值)。  

握有整个协约国集团唯一采购代理权的摩根,已经成为美国未来工农业产品出口事实上的主宰。在向欧洲的反德战争提供巨额而利润丰厚的出口订单方面上,摩根可以决定花落谁家。  

像杜邦化工这样的国际企业巨头,就是得益于它们与摩根的特殊关系。雷明顿和温彻斯特军火公司也是摩根的好“朋友”。中西部粮食贸易公司得以壮大,也是因为专供摩根的欧洲客户。这些关系错综复杂,摩根为英国和法国私下募集的绝大多数资金,都是通过杜邦和一些朋友的资源募来的。这反过来成了欧洲巨大军火市场的保证。  

当时美国严守中立,但是这样大规模的战备物资和信用贷款流向英国,中立变成了一层掩人耳目的面纱。所有这些活动都严重违反国际法。国际法禁止中立国为交战国建立物质补给基地。  

1917年1月,俄国撤出一战,英法面临崩溃的威胁,这使得摩根及其纽约的金融财团动用各种资源,发起巨大的宣传攻势,推动美国出兵。只有这样才能改变摩根及纽约的金融财团的崩溃。  

 1917年4月2日 ,当美国国会对德宣战。美国刚参战,摩根公司悄悄地把他们手中握有的英国政府贷款全部换成了美国国库券的普通债。英国债务转换为美国纳税人的沉重负担。这样一来,摩根利益集团十分肯定地获得了战后凡尔赛赔款的大头。摩根集团的利益和美国政府利益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了。渐渐地,美国政府沦为纽约国际银行家们扩张其新势力的有用工具。  

   

私人银行竟然可以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对第一次大战的发展方向起到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并且对其国内外的工商业发挥巨大影响。如此巨大的力量,充分表明了资本在大社会和政府中的决定性作用。  

   

   

第二部分  

1、 被阉割的民主  

一些人主张“小政府、大社会”,是因为他们想以此观念削弱政府,使得政府可以一推即倒,而后实行美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  

在现实的世界中,美国以此方式把不合自己心意的他国政府搞掉,最近的例子是东欧、中亚四国的颜色革命,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这几个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在其中起到的决定性的作用。之后,这几个国家都成为了美国的附庸。格鲁吉亚的萨卡什维利,在一次宴会讲话时,因为美国的将军总是看着他,在讲话结束后,竟然当着所有人的面询问这位将军“我说错了什么?”(《颜色革命的背后》纪录片,日本拍摄)。这样的哈巴狗和狗腿子?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竟会狗腿子到这个地步?独立的人格何在?独立的国格何在?  

不过在中国,有些自由派人士非常的自信,他们公开表示,他们是接受了美国的钱和资助,但是在实践中,他们不会让中国成为美国的附庸,他们会让中国成为同美国一样强大的民主国家。我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些自信的伪自由派人士。他们究竟是自信到相信自己可以接受美国的资助同时又可以对抗美国的不合理要求,还是愚蠢到以为美国是一个无欲无求乐善好施如佛祖一般的国家?美国会允许一个和强大的资产阶级民主的中国和美国同时领袖世界吗,享用世界的石油和资源吗?况且中国人口还是美国的4倍多!  

或者他们根本就是卖国贼、汉奸,无视藏独事件、新疆暴乱事件,他们是在故意欺骗群众!  

要揭穿这些人的虚伪和卑劣目的,最好的方式是揭穿他们所标榜的美国民主的真实货色!  

在目前的中国,很多人都被美国的民主迷惑了。在目前中国的媒体、官员的头脑里,民主的范式就是美国民主,除此之外别无它物。民主就是多党制,就是选举总统(主席)、选举地方长官。当他们选举完总统(主席)和地方长官,民主的权利就履行完毕,就可以回家睡大觉,就可以享受资本家的剥削,就可以享受经济危机的果实。这就是他们所理解的民主。  

   

主张“小政府,大社会”、“公民社会”的人士,他们自信的以为一个活跃的 “公民社会”就可以监督政府,但是监督的效果如何呢?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丑闻和伪证罪,当时已经闹得全世界的八卦新闻,可是美国人花费了巨额的时间、精力、金钱去调查此事,最终结果也只是不了了之。他们能够奈何克林顿什么,能够把克林顿罢免吗?虽然法律规定可以罢免总统,但是在设置了层层的限制之后,只有超乎寻常的理由和成本才能够实现。  

再比如台湾的陈水扁,陈水扁以39.3%得票率当选总统,其后各种丑闻不断,闹得几万人在广场静坐示威。可是也还是不了了之,非要等到其总统任期届满后才能够下台。才能审查他的问题。泰国的事情不也是一样吗?泰国的街头不也和台湾的一样好看吗!可是有什么用处?   

一位朋友总结,“所谓选举或代议制政体,无非是资本在后台,政客在舞台,老百姓买票看演出而已。只要买票了,无论好坏都得看,想提前把演员赶下台是不允许的,也做不到的。而公民社会则可以看做是一个又一个合伙买票看演出的小团体。他们所能做的无非是交流观后感而已。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不让群众成为一个整体,无法对抗后台的资本,也无法让台上的演员下台。至于政客表演结束了,下台了,群众愿意怎么折腾他们就怎么折腾,一来显示群众很有参与的机会,可以解恨,二来资本也可以脱个干净,反正新的政客又开始表演了,不影响自己的生意。”  

“这就是毛泽东说的台上的疯子、台下的傻子!”  

这样的资本主导控制的“公民社会”的监督又有何意义?仅仅从外面来监督,却没有直接参与内部管理的权利和直接罢免的权利。这样的民主选举总统又有何意义?  

   

美国的民主是虚伪的民主。但是限于篇幅,在这里我无法将美国的民主条条分析,无法深究美国选举中的许多弊端,无法深究所谓的独立媒体对选举的操纵。我只讲其中最本质的内容。  

美国民主只是被阉割的民主,它只讲政治民主,选举的民主,却从来也不提经济民主。  

在现代社会中,成人一天中最主要的时间都在公司度过,很多人在公司的时间比在家庭的时间还多。再抛开睡觉的时间,几乎所有成人(有工作的)在公司的时间必定要比和丈夫、妻子、父母、儿女相处的时间要多很多。但是在现代人花费了最主要的时间的公司内,工人却无法参与公司的民主管理,工人可以一人一票的貌似民主的选总统,却不能同样的方式票选总经理,难道总经理比总统还高不可攀?因为公司是老板的公司。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资本家是剥削工人才取得了巨额财富,这巨额财富是工人共同创造的,这企业也是工人共同创造的,可是工人却无法参与公司的民主管理。资本家可以随意的处置自己的企业,包括让工人下岗,连基本的经济权利都难以保障,政治权利岂不如同水中望月?  

据王绍光《民主四讲》:斯蒂格利茨(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95年—1997年担任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团主席,1997—2000担任世界银行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认为,工人阶级不仅应该参与工作场所的民主管理,还应该参与全国以致全球的宏观经济管理。他在很多场合批评美国财政部只是为华尔街服务,而不是为国家利益或世界利益服务。他说:“把制定国内经济政策的权利赋予财政部无可厚非,但它应该倾听来自方方面面的呼声,包括劳工阶级的呼声”。对联邦储备委员会(美国的中央银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也提出类似的批评。既然联邦储备委员会每一次调整利息的政策会影响千千万万普通的美国老百姓,斯蒂格利茨质问,为什么联邦储备委员会里面没有工人阶级的代表?同样,他也追问为什么美国的财政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面没有工人阶级的代表?这是那些主流经济学家想都不会想的问题。为此,斯蒂格利茨大声疾呼,有必要摆脱主流范式的束缚,来一次思想大解放,从工作场所、基层、社区、全国以至全球,工人阶级的代表都应该在决策过程中充分发挥作用。  

斯蒂格利茨的见解,其实是继承了毛泽东及《鞍钢宪法》的一些先进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六十年代所搞的《鞍钢宪法》是世界民主建设领域的先锋,也是今后的潮流。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以苏联经济为鉴戒,对我国的社会上义企业的管理工作作了科学的总结,“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1961年制定的“工业七十条”,正式确认这个管理制度,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使之成为扩大企业民主,吸引广大职工参加管理、监督行政,克服官僚主义的良好形式。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罗伯特·托马斯教授评价说:毛的主义是“全面质量管理”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七十年代,日本的丰田管理方式、日本的全面的质量管理和团队精神,也吸收了毛泽东所倡导充分发挥劳动者个人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的鞍钢宪法的一部分精神。  

实践参与企业管理等经济民主是每个人的一日三餐,而票选总统、议员等政治则是几年一度的会餐,会餐固然丰盛、好看,但不把一日三餐吃好,恐怕挺到了会餐也不过是过过眼瘾。  

2、 中国的民主建设  

懂得了上面的道理,也就该明白现在的西化派媒体所大肆宣扬的民主观将会把中国引向什么样的道路。  

同样,对于目前某些党内高级干部所倡导党内民主,也就会有新的认识。万里在建国六十周年发文倡导党内民主、军队国家化。这话说白了,就是前三十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批既得利益集团和官僚资产者,这些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想以党内民主的方式、多党制的方式,使得自己的地位和权势完全合法化,更为稳固。既然人人都说民主好、选举好,他们就来一次多党制和选举,让自己人做上主席的位置,将共产党改为资产党,使得自己的财富完全合法化,使得自己的权势、地位更为稳固。  

因为同样的理由,我对于十七届四中全会前期所说的党内民主建设也不感冒。  

   

   

中国人民需要民主,但是民主建设的内容必须包含经济民主的要求。我们必须要求宪法所赋予我们的经济民主。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第七条 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营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但是曾经的国有企业却被政府以各种方式贱价卖给私人资本家。我们要求对现存的国有企业的管理权。我们要求调查被贱卖的国有企业是否存在腐败。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九条 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  

可是政府却把一些矿藏低价卖给私人、外国企业,让私人和外国企业从中谋取暴利,人民却没有从中谋得利益。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利益分配。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十条 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但是政府却把土地卖给开发商,不允许集资建房。政府和房地产商在其中谋取暴利,却让全体公民受损失。房地产业违背《宪法》,我们要求取消房地产业。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四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  

“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国营企业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都应当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国家提倡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国家提倡公民从事义务劳动。”  

“国家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  

可是政府却损害了全民所有制的经济和集体经济,剥夺了人民为国家做贡献的渠道,取消了人民的诸多福利待遇(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把人民驱赶到私营公司和外资公司,使得人民连自己谋生都困难,更不用说为国家做贡献。劳动光荣的概念已经灰飞烟灭,人民因为吃饭住房问题而变成了奴隶。  

目前违反宪法的例子比比皆是,诸如《物权法》等法律也根本不把《宪法》当回事。宪法就像一个被轮奸的小姑娘。我们必须付诸行动,要求维护《宪法》的权威。  

第三部分  

1、我们所主张的“大政府、大社会”的“人民社会”  

我们在前面列出了一些对国内非政府组织不利的事实和理论,也许有人会怀疑我们想打压非政府组织。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我们主张公民拥有宪法所规定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我们欢迎百家争鸣,欢迎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欢迎持各种意见的人士,只要这些争鸣和意见、这些组织和个人是力图站立在公开、独立、客观、理性的态度之上,是力图为人民的总体利益着想,而不是站立在个人和小集团的私利之上,不是狭隘、谩骂、弯曲、造谣和误导。  

我们相信,只要展开充分的大辩论、大讨论,人民就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真理越辩越明。  

我们主张公民应该根据宪法的原则构建一个完整的“公民社会“。只要他的行为不是与人民的根本利益对立,只要他的行为不违背宪法。我们所主张的理想的“公民社会”,可以称为“人民社会”,应该具备如下特征。  

公有制作为主体,关乎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的战略性是公有制,在日常生活领域的部分商品实行市场经济。国家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  

国家切实担负起公民的劳动保障和福利。此时人民有相对的经济独立,经济上不存在人身依附,可以充分的参加社会活动。  

在这个经济独立的基础上,人民充分发挥宪法所赋予的选举和罢免的权利,参与“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参与职工代表大会罢免不合格的管理者,参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参与《宪法》所赋予的各项权利和义务。  

通过以上的政治民主权利,进一步实现经济民主的权利。通过经济民主的权利,进一步保障政治民主的权利。经济的独立是参与社会生活的基础。  

在人民社会,不存在层层剥削的情况。人民社团的要求,其根本就是通过政治权利保障经济民主。  

此时,公民参与社会活动的热情会逐步高涨,规模远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的“公民社会”“大社会、小政府”。  

在我国一个时期,人民结社达到空前的规模。这样的规模是是西方非政府组织和社团非常想要的,但又永远无法得到的。那时中国的“人民社会”要比西方的“公民社会”进步的多(虽然,这些组织和社团在活动时,有一定的错误,但是这抹杀不了社会主义主导下的“大社会”的内涵,抹杀不了人民自由结社的伟大意义。)现在的西方左翼,如奥巴马等就是在那个时期成长起来的力量,他们深受中国的影响(没有中国的文革,就没有1960年代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就没有法国的五月风暴、美国的黑人运动。不会有马丁·路德·金的和平黑人运动,不会有主张暴力对抗的黑人运动。没有主张暴力对抗的黑人,也就不会有白人资产阶级的妥协,也就实现不了马丁·路德·金的政治主张,奥巴马也就不可能成为今天的美国总统),今天这些人成为国家力量之后,反而是攻击我们政府最猛烈的,反倒是西方的右翼和我们政府的关系比较融洽。因为我们的政府的施政方针与建国初完全背离了。  

与美国的“小政府、大社会”不同,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社会结构主导的“人民社会”,政府与社会将会紧密结合,也即是“大政府、大社会”的类型。  

政府与社会将会紧密结合意味着,在政治路线明确和经济基础保障的条件下,人民及其社会组织对政府实施监督,此时政府的执政理念是为人民服务,这两者高度统一,也即政社一体。一旦政府偏离航行(主要是当权者),而监督已无力阻止时,人民及其社会组织就有权力实施罢免权,也就是造反夺权。

   

   

2、政府和亲西方民主的人士对于“人民社会”的态度  

以上所说的“人民社会”是宪法所赋予人民的权利。但是,在争取这个理想的“公民社会”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目前的中国社会对于“公民社会”到底是什么态度?目前的政府对于公民社会是什么态度?标榜“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亲西方民主的知识分子对于公民社会又是什么态度?  

对于关注时事的朋友,无论是左翼毛泽东思想的继承者,还是右翼亲近西方民主的人,或者仅仅对时事感兴趣的人,都应该有一个共识。目前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内忧外患,问题重重的境地。  

力拓间谍案件已经清晰的表明,国际社会已经不把中国看做一个认真的国家。仅仅几个间谍,在8年时间内,却让中国损失7000亿人民币。如此巨大的损失,却仅仅以商业贿赂罪提起诉讼,而不是间谍罪!商业贿赂罪最多判刑5年。相比我们的邻邦朝鲜,两位美国姑娘私入朝鲜国界,未毁一草一木,朝鲜却判刑12年。如此鲜明的对比,体现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还有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问题。那么多学者早已指出中国不能将外汇储备如此单一化,应该改变经济发展的模式。但是在如此众多的质疑声中,中国却一次次的增持美国国债。这清晰的表明了一个买国汉奸集团的存在。  

这样的事情还有一大串。据张宏良老师的《中华民族旷古未有的财富浩劫》,2006年,中国100多家银行完成了由外资参股控股的任务,在这场竞相贱卖银行股的大跃进运动中,中华民族的资源和财富如长江大河般流向国外,形成了旷古未有的财富浩劫。仅十多家银行低价贱卖的资产损失就超过10600亿元,加上广发行、深发展、华夏银行和北京银行的控股损失7000亿元,达到17000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是2006年一年的损失……这还只是十几家银行贱卖的损失,全国100多家银行损失会有多少!  

还有国内的腐败问题,群体性事件问题,藏独问题,疆独问题,还有国际的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朝鲜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年,虽然表面上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同时也造就了巨大的危机。  

面对今日中国的内忧外患状态,政府本应深刻反思,鼓励全国人民,群策群力,展开大辩论、大讨论,取得全国人民的共识,寻找出一条新的道路,使得中国真正成为富强、民主的国家,使得中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甚而使得中国真正领袖于世界民族之林,维护世界的公正、和平,就像十七大报告所说,“秉持公正,伸张正义”。但是政府却没有这么做。为什么呢?  

毛泽东思想从来就相信“大辩论、大字报,真理越辩越明”。但是坚持改革开放的邓小平理论却从来也“不争论”。有朋友说,虽然现在的毛派所继承的只是毛泽东思想的皮毛,但是仅仅掌握这一点皮毛,也足够把邓小平理论驳倒。邓小平理论不中用,所以政府不敢争论。若是争论就要改变现在的道路,就要触犯现在的利益集团群体。  

政府同样也不敢和亲西方的右翼人士争论,虽然目前党内主张搞西方民主的高级干部并不少(这些干部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期望走资产阶级民主的道路)。目前的政府,在治国的方式上没有系统扎实的理论体系,在应对右翼“自由宪政派”的思想和政治挑战方面,只有招架之功。怕乱求稳。若是和西化派争论,西化派正好可以利用国人对政府的长期积攒的怨气,造成颜色革命或者社会动乱。同样,若是和西化派争论,便没有理由不和左派毛泽东思想争论,此时,政府同样会失败。  

   

面对这样的两难,政府只好采取两边压制的政策。不过相对而言,因为党内高层干部中有不少主张全盘西化道路者,对右派的压制就常常显得非常软弱无力。对左派的压制更甚。毛泽东所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竟然没有一个纸质媒体可以公开宣传毛泽东思想。而亲西方的右派,却基本占领了90%以上的纸质媒体、电视、网络。《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等。虽然这些报纸和电视不可以公开要求建立资产阶级的中国,但是他们天天干的事情其实都是这些。  

从这个角度来讲,即使不以“革命党”的标准来衡量,仅仅从合格“执政党”必须维护其制度稳定这个基本要求来看,目前的政府也是一个失败。  

以上是政府对于公民社会的态度。  

   

   

而那些标榜“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右派对于公民社会的态度又是什么呢?表面上看,他们是赞同“公民社会”的,但是其实质却是资本主导下的“公民社会”。他们所倡导的“小政府、大社会”是资本主导下的“小政府、大社会”。在资本的框架下,人民只有被奴役。  

他们标榜“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标榜“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是我誓死捍卫你发言的权利”,但是事实上,他们从来也没有这么做。  

他们对于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葛丽英同志被捕一事,表示沉默。  

他们对于通钢事件表示沉默,他们对于河南林州钢铁事件表示沉默,他们对于所有国企职工、下岗职工问题表示沉默,因为就是他们这些知识分子一直以来在提倡私有化,提倡国企贱卖。而通钢事件、河南林州钢铁事件不仅表明了现阶段改革开放的失败,也表明了西化派、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失败。  

在他们的报纸上,从来也看不到对他们的反驳文章。当我们以事实、理论,从宏观、微观等角度,客观的、辨证的分析问题时,他们从来不敢直接应战。他们只会搞一些似是而非的表面的想当然的印象,只会搞一些个人的对历史问题的回忆录(历史不是个人,历史是宏观),只会搞一些类似于青春期逆反心理的东西,只会搞一些类似港台明星八卦的政治轶闻来讽刺曾经的共产党人,他们只会搞一些狭隘、弯曲和谣言。对于共和国建国后的历史问题,他们根本就缺乏以史为鉴的态度。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三十多年,至今这些右派知识分子提到文革时,只是四个词,一曰“浩劫”,二曰“混乱”,三曰“倒退”,四曰“崩溃”。这几个词其实没有讲出来任何实质性的内容!没有前因后果,没有发生、发展、结果,这样一来怎么以史为鉴、以史为镜?  

戚本禹在文革初期即被打到,但是他在回忆文革时却说:文革的发生是必然的结果,文革之前的诸多事件决定了文革的必然发生,那么这些事件究竟是什么?究竟什么导致了文革的必然发生?  

文革十年,中间有很多事件,诸如文斗、武斗、扩大化等等,究竟什么导致了这一切,具体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不理解这些,如何以史为鉴,以史为镜?  

不了解文革,如何理解改革?三十年的改革,有几个青年知道其中的具体过程,知道今天的中国是如何在过去的基础上一步步走过来的?不了解这些,今天的青年如何带领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难道要让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一批无知无识、对历史一无所知的青年来建设?  

在这些标榜“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知识分子那里,我从来也没有看见过以史为鉴。我看到的只是无知、狭隘,或者故意弯曲、造谣、卑劣。  

这样的知识分子,若是他们生活在文革中,若是当年被人借刀杀人整了,几十年后,很可能还要来感谢当年整自己的人。这些知识分子是敌友不分,他们分不清政治是如何在背后运作的,他们狭隘的眼睛只看见表面,却从来也看不到本质。  

这就是那些标榜“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知识分子。我们曾经向他们提出要求,要求在《南方周末》这样的大报上开辟出十分之一的版块给左派毛泽东思想人士,其余版块还是交由他们自己管理,在报纸上双方公开辩论。我们以为,经过这样的充分辩论,不需要很长的时间,两个月、三个月或者半年、一年,人民就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他们就会做出自己的选择。可是,这些报纸没有敢于应战的。他们自知理亏、心虚,所以不敢同我们辩论。  

这就是目前为止官方及主流知识分子群体对于公民社会的真正态度,这个结论或许和许多人所料想的大相径庭。但是时间会慢慢将这一切看得更清楚、明白。  

   

   

结语  

目前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人们的内心越来越混乱,但是与此同时,新的思想解放的大潮也应运而生。为了应对这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为了挽救内忧外患的中国,必须来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文化革命运动。这就要求各个方面可以进行充分的思想交流。只有这样,中国人民才可以凝聚起共识,以最小的代价做出伟大的变革行动,为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作出贡献。  

但是,若是官方和那些亲西方的主流知识分子总是压制言论的自由,或者相反,进一步压制人民要求反思和辩论、讨论的要求,进一步堵死人民表达自己的声音的渠道,那么中国很可能就会陷入一场巨大的冲突之中。中国将会为这次变革付出超乎寻常的代价。而这是所有中国人民都不愿看到的。  

但是人民终究还是会明白的,人民不可能再被长久的欺骗了。而当人民醒过来,也就是那些反对派的灾难来临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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