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资改派将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的邪路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来源:求是理论网 :梁柱
http://www.qsjournal.com.cn/zywz/200909/t20090914_11459.htm
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原著名实业家荣毅仁在1993年回顾自己和自己家族的经历时，说了这样一段感人的话：“我在旧社会继承父辈的十几年中，即便以我们当时所具有的较大的资本和较高的社会知名度，乃至与当权者的交谊，最终也未能幸免于日本侵略者造成的劫难和国民党腐败政权的压榨，别的民族工商业者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出路？事实说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就只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道路。而这条道路，对每个真正要做独立的、正直的中国人的工商业者来说都是穷途末路”。他举例说，父亲一辈曾经把希望寄托给北伐以后的国民党政府，可是蒋介石上台后对我们的第一手，却是无端通缉了我的伯父荣宗敬，敲诈了10万银元。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的淞沪警备司令部特务还把我70岁的父亲荣德生绑去40多天，勒索了20多万美金的赎金，还给所谓“破了案”警备司令部送更多的酬劳。 他深有体会地说：“从资本主义走过来的人，走了40多年社会主义道路，我体会到一个真理，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从这个近代中国著名的实业家的家族史中，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
一个家族的历史,反映了民族资本主义在旧中国的命运。在近代中国，从19世纪60年代起始，清末的洋务运动开始创办以军事工业为主的近代工业，到70年代初，有了民族资本主义创办的近代工业。资本主义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始终未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到1949年，在国民经济中，近代工业只占17%，年产钢18万吨，铁24．6万吨，煤3098万吨，棉布3018万匹。而其中民族工业资本，1949年（按1952年人民币的币值计算）仅有20．08亿元，而且主要是轻纺和食品加工工业。雇工500人以上的工厂，只占资本主义工厂的0．1%，69．7%的工厂的工人不到10个人，而且79．1%的工厂还是属于工场手工业，没有现代化的机器设备。毛泽东曾经形象地说：旧社会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太少了，“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曾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1964年在美国听到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后,对友人感叹说，不能不服气啊。我们搞了20多年，连一辆像样的单车（指自行车）都造不出来。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经过中国七八十年的发展，仍然是十分微弱的。毫无疑义，用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是历史的巨大进步，但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近代中国这种向上发展的趋势受到了严重的压抑，企求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来实现国家富强终于成为一场梦幻，而逐渐向下沉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虽然历史已经判明近代中国不可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在一定的气候下，特别是在西方反共势力“西化”、“分化”社会主义中国的蛊惑下，一些人会利用我们改革之机和前进中出现的困难，迷恋过去，向往西方，鼓吹他们所冀望的“人间正道私有化”。他们把资本主义说得十分美妙，有的论者甚至说，“如果中国当时执行一条‘孙子’战略（此人特别声明：不是孙子兵法的孙子，而是爷爷孙子的孙子），随便搭上哪一条顺风船，或许现在的中国会强得多。比如追随美国，可能我们今天就是日本。” 事实上，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国都不可能搭上这样的顺风船而变成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给人家当“孙子”却是绝对的。这只能使我们倒退到旧中国的老路上去。因此，这股鼓吹私有化、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思潮，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人民的反对和唾弃。
基于对中外历史经验的深刻理解,邓小平明确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在他看来，十多亿人口的中国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会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亿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口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这是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必然要求将社会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多数人要沦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也就是说，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以社会两极分化为前提、为条件、为过程的。这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将是一个十分悲惨的境遇，是已经获得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决不能容许的。邓小平强调：“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他晚年对自然出现的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更加深刻的思考。他说：解决分配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他特别强调：“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坚决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对于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必须按照党的十七大的战略部署，关注民生，维护广大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正确处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我们决不能允许为害人民根本利益的私有化思潮得逞。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企图，势必引起整个社会的动荡，特别是在国内外反共势力的勾结下，煽动和扶植民族分裂势力，从而导致国家四分五裂。而且，在国际强权政治、资本垄断的情势下，如果不依靠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不依靠强大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单个的资本家是没有能力参与竞争的，其结果只能是依附、受制于一个或某几个大国，失去民族独立的地位。苏联解体所造成的亡党亡国、民族分裂、社会倒退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认真记取的。所以，那股私有化社会思潮，是反映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逆向发展的要求，是要把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引向资本主义的邪路。这对中国来说，是一条万劫不复的死路。
相关资料
http://wf6251-2.blog.sohu.com/117133679.html
1994年，李慎之在《战略与管理》杂志第二期上发表《从全球化视点看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一文，李慎之写道："我曾开玩笑说过，如果中国当时执行一条'孙子'战略（不是《孙子兵法》的孙子，而是爷爷孙子的孙子），随便搭上哪条顺风船，或许现在的中国会强盛得多。比如追随美国，可能今天我们就是日本。"
自由派纪念李慎之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818563&PostID=16546721
吴敬琏挽李慎之先生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818563&PostID=16546721
慎之先生永垂不朽
守学者良知求世间真理
举启蒙火炬争民主自由
吴敬琏敬挽
二零零三年五月四日
附文：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起、特点及其危害
：梁柱
《中国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09年第4期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p534）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重视历史和正确对待历史的科学态度。古往今来，一切民族和国家都会重视自己的历史，都会善待自己的历史遗产。历史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智慧宝库，它不但有助于提升民族素质，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而且会通过丰富的历史经验，以史为鉴，察往知来，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就把懂得一些历史作为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提出来。胡锦涛总书记在主持中央领导集体学习的一次讲话中也深刻阐明了正确对待历史的重要性，他指出：“浩瀚而宝贵的历史知识既是人类总结昨天的记录，又是人类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向导。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不断在以往历史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历史。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传统。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一贯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和人民。”[2]但在如何对待历史这样重大问题上，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却出现了刺耳的噪音，这就是以否定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历史为重点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起，并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这股错误思潮，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迷惑性和渗透性，是值得我们严重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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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中国，历史虚无主义是作为同“全盘西化”论相呼应而出现的一种错误思潮。持“全盘西化”论者往往对民族文化、历史遗产采取轻蔑、虚无的态度，表现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首先提出“全盘西化”主张的陈序经就声称：“西洋文化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学上，文学上，都比中国的好。就是在衣、食、住、行的生活上，我们也不及西洋人的讲究。”他提出：“今后中国文化的出路，惟有努力去跑彻底西化的途径。”［3］(P363-364)胡适同样主张以西方化作为中国文化的出路，而他的具体方案则是要求仿照“美国模式”。这种“全盘西化”论者同文化复古主义一样，都不能正确反映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要求，同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相违背的，因而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抵制和批判。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特别是人民革命的胜利，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得到极大发扬，因而在一个长时期内，这种错误思潮受到了抑制。
进人新的历史时期，在我们党拨乱反正、转入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历史虚无主义就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开始在中国泛起。一些人以反思历史为名，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从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走到“纠正”社会主义，认为我国不该过早地搞社会主义，而应该让资本主义充分地发展；从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走到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从诋毁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发展到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从丑化、妖魔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到贬损和否定近代中国一切进步的、革命的运动；从刻意渲染中国人的落后性，发展到否定五千年中华文明，等等。改革开放30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时隐时现，但从未止息和退落，特别是每当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一贯的时候，它就会以极端的、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表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规律性的现象，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论仍然如同难兄难弟一样，二者如影随形。他们在否定革命历史的同时，诅咒中华民族文化是一种只能走向“自杀”的“黄土文化”，“除了愚昧和落后”，是“孕育不了新的文化”，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唯一的出路就是融入西方的“海洋文明”，无条件地接受“全盘西化”。有的人甚至走上了颂扬侵略者，颂扬殖民地化的道路上去。有的论者说：“如果中国当时执行一条‘孙子’战略（此人特别声明：不是孙子兵法的孙子，而是爷爷孙子的孙子），随便搭上哪一条顺风船，或许现在的中国会强得多。比如追随美国，可能我们今天就是日本。”连自己的脊梁骨都抽掉了，还有什么民族气节可言。从这里不难看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仅表现在史学研究中，而且也在涉及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某些文学、艺术和影视等领域的作品中，影响面大，危害至深，对此应有足够的认识。应当说，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泛起，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和国内的背景。
首先，它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在低潮形势下的一种历史现象。值得注意的是，以苏东剧变为标志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急剧转入低潮，但它的发展有一个过程，而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抹煞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成就则起了先行的作用。前有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后有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新思维，使得颠倒历史、混淆是非的种种歪理邪说大行其道。他们以否定斯大林为起点，进而把矛头直指列宁和十月革命，竟然提出：“最重要的是要揭露斯大林主义所包含的列宁主义实质，许多人想牺牲斯大林来拯救列宁，这是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如果我们的领袖和缔造者（列宁）为某种东西打下基础的话，那就是国家实力和恐怖主义的原则。”污蔑十月革命使俄国离开了“人类文明的正道”，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个阴谋”，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是“封建式的专制独裁制度”，否定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制造了所谓十月革命不如二月革命，二月革命不如斯托雷平改革，使革命不如改良、苏联不如沙俄、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谬说，甚嚣尘上。戈尔巴乔夫的得力助手、负责苏共意识形态的雅科夫列夫，在苏联解体后公开招认，他们否定革命，否定革命历史，就使得“合理的出路只有一个：放弃革命，走改良之路，痛苦的，缓伐的，在过去曾不止一次地遭到否定和扼杀的改良之路，”这里所谓的“改良之路”，就是复辟资本主义。这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层中叛徒集团自上而下掀起的一场否定苏共和苏联的革命历史的恶浪，导致人心涣散，信念破碎，最终使雄居世界的第二强国、为人类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社会主义苏联毁于一旦。这一惨痛的历史悲剧，深刻说明在社会主义遭遇困难和挫折，历史的列车急转弯的时候，会有一些人丧失信心，悲观失望，企图另找出路，投靠新主。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重新泛起，正是同这样的国际背景相关联的。
其次，它是对西方反共势力企图“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一种呼应。西方反共势力“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企图是一贯的、公开的、露骨的。正如法国克劳迪•朱里安在《美利坚帝国》一书中所指出的，美日一向高唱的“神意”和“救世主义”，“绝对谈不上是美利坚帝国的特色。美利坚帝国的特色在于，它是针对共产主义而展开一切活动的。”尼克松则以明确无误的语言表达了这种企图，他说：“要进行争取世界人民‘民心’的竞赛。”“随着一代一代往下传，我们将开始看到和平演变的进程在东方集团中扎下根来。”“它播下的不满的种子，有一天将开出和平演变的花朵。”［4］（P94、95、92）进人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们利用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困难和进行改革之机，掀起了攻击和否定革命，颂扬改良的浪潮，连篇累牍地通过电台、书籍、文章，制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失败论”、“死亡论”、“终结论”。总之，美国反对一切不符合他们价值标准的革命，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这些对革命的总的看法，尤其是对布尔什维克这个幽灵的看法，如今已牢牢生根。这些观念深深地扎根在政策制定者的头脑中。’［5］(P130)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和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就成了这股世界范围的“告别革命”思潮的代表作。正像美国媒体所透露的，美国政府通过这种“攻心为上”的计谋，动摇了前苏联领导人对自己历史和制度的信心，成功地诱导了苏东剧变。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演变，尼克松就作过“东欧共产党人已完全丧失了信仰”的判断。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也以辛辣讽刺的手法，认为苏联共产党统治集团，“一直以一种历史脱衣舞的形式，一层一层地否定（或者是脱掉）他们过去的理论外衣。”而在苏东解体后，中国就成为西方反共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重点，极力向中国推销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曾任美国国务卿的沃伦•克里斯托弗就露骨地表示：对中国“我们的政策将是设法通过鼓励伟大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自由化势力，来促进中国从共产主义向民主的和平演变。”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重新泛起，正是对这种世界范围的“告别革命”思潮，西方反共势力加紧“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企图的一种呼应。
再者，它也反映了新时期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逆向发展要求。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之后，正当党带领全国人民满怀激情进行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时候，社会上就出现一股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他们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在思想理论领域提出了所谓“告别革命”、“告别乌托邦”、“告别主流意识形态”。他们在反思历史的名义下，利用我们党经历的曲折，夸大党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蓄意歪曲历史，制造思想混乱。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针对党内外出现的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全盘西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指明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提出的“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6］(p138)，成为我们党在新时期领导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必须具有的共识。事实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从北京“西单墙事件”到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及这些年来出现的“告别革命”思潮，可以说都贯穿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要求。其基本主张是：在经济上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要求全面彻底地实行私有化；在政治上鼓吹多元化，要求实行多党制、议会制；在意识形态上要求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很显然，这种改革观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化，就是与国际反共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相呼应，并按照西方的模式和价值观，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
二
应当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泛起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也带有自身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
——它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竭力贬损和否定革命，诋毁和嘲弄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诋毁和否定我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取向及其伟大成就。而所谓“告别革命”论，既是这种思潮的集中表现，又是它不加隐讳的真实目的。在他们看来，革命只起破坏性作用，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一些人拼命渲染革命的“弊病”和“祸害”，在一本名为《告别革命》的书中，对革命作了这样的描述：“革命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革命残忍、黑暗、肮脏的一面，我们注意得很不够”。“革命是一种能量的消耗，而改良则是一种能虽积累”。“改良可能成功，革命则一定失败”。“中国在20世纪选择革命的方式，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在反对所谓“激进主义”、推崇保守主义的名义下，否定革命，颂扬改良。他们把近代中国凡是追求变革进步的都斥为“激进”而加以否定，而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则被称为“稳健”而加以肯定，断言是“激进主义”祸害了中国，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他们否定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运动，认为“每次农民革命都造成社会生产大规模的破坏”，“很难得出农民运动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个普遍的结论”。继而，抬高洋务运动，贬低戊戌变法，抬高清廷的“新政”，贬抑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有些人则对近现代史下了这样的断语：“谭嗣同是近代激进主义的开头”，“现在看来，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相当大。这一效应影响到革命派，甚至可以说一直影响到现在”。“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改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正是经过这样的“重新评价”，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09年历史；因革命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获得伟大成就的历史，就从根本上被否定了。从这里也可以使我们看到，历史虚无主义把“重新评价”的重点放在近现代史的原因，就是为了否定革命。
——它以“学术研究”的面目出现，在“重新评价”、“重写历史”的名义下，作翻案文章，设置 “理论陷阱”。他们有的是通过赤裸裸的谩骂、恶毒攻击的方式，来丑化和否定革命历史和革命领袖，相对地说，这比较容易被人们识破，因而他们更多地是在学术的幌子下，贩卖他们的私货。比如，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有的论者否定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生造了一个所谓“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提法，来取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科学判断。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学术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理论陷阱”。因为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定位，是中国革命，包括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和间社会主义相联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提，如果这个前提被否定了，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性也就不存在了，有关近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结论也都要被改写，与此相关的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也就完全不同了。事实上这位论者的提法，不但违背了判定社会形态的常识，否认“半殖民地半封建”是相互统一、不可分割的，是中国社会的二重性质交互作用的结果所决定的，而且把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科学判断看作是产生“左”的错误的重要根源，在这位论者看来，近代中国应当用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来取代“半封建”，而不应该采取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这样就把纠正“左”的错误变成了“纠正”社会主义。又如，历史虚无主义在糟蹋、歪曲历史的时候，却声称自己是在进行“理性的思考”，是要实现所谓“研究范式”的转换，似乎只要戴上这种理性的光环，他们就会名正言顺地占据史坛的话语权了。实际上，历史虚无主义同理性思考完全背道而驰的。他们为了否定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就竭力美化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他们把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政党、领袖和革命的群众运动边缘化，甚至加以丑化，而对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势力及其代表人物则加以颂扬，把他们放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这从根本上歪曲、颠倒历史的做法，是不折不扣的反理性思考。
——它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改革开放以来相继出现了危害社会的各式各样的错误思潮，如新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儒化中国思潮和普世价值观等等，虽然他们主张各异，表现形式不同，但却有共同的政治诉求，这主要表现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国之本，力图扭转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把中国纳入到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去。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则以它自身的特点来表达这一共同的政治诉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98年前有学者为《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所写的序言，竭力否定近代中国特别是五四以来的爱国的、革命的传统，而把自由主义说成是最好的、当今中国应当继承发扬的五四传统，并要求把它作为一种政治学说、经济思想和社会政治制度加以实现，这样才“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人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这就不加遮掩地把自由主义作为今天中国要加以实现的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提了出来。诚然，作为政治思潮的自由主义，在五四时期确曾存在过。如五四时期形成了一个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它包括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三部分人。五四运动后，随着斗争的深人，这个统一战线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传统，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加以发展；另一部分人则向右发展，走所谓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他们虽然在反封建斗争中起过一定作用，但最终走向了历史的反面。这两种思潮的不同发展趋势及他们之间的交锋，可以说是贯穿在五四以来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而人民革命的胜利则为他们作出了公正的结论和历史性的选择。怎么能够把五四时期历史发展中非本质的方面，即人民革命洪流中的逆向潮流，作为主流传统加以颂扬，并要求今天的中国加以复兴和弘扬呢？事实上，持自由主义传统论者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他们认为，这种自由主义，“曾有九十年是中国社会上的主流思潮之一”，只是“一九四九年后”，被“持续地、彻底地、大规模‘肃清’”了，现在的任务就是使之“在今天的中国复兴”，使“中国由此而开始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全球化”。明白无误地把矛头指向了人民革命和中国的会主义制度，而他们所要求的自由主义，正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和全球化。
这里需要指出，自由主义是作为19世纪初出现的资产阶级的一种政治思潮，它把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自由、民主口号按照资产阶级政权确立后的要求加以修改和补充，主张个人活动和发展的完全自由，实现毫无限制的企业主的自由竞争，拥护有财产限制的选举权和两院制议会，等等。很清楚，作为一种政治思潮，自由主义所要求所维护的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今天持自由主义论者对历史作出他们的判断：“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并认为，“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在所有制与经济体制问题上的立场一向是旗帜鲜明的”。特别要人们认识“市场经济必须发展经济的自由主义，而经济的自由主义正是其他各种自由主义的基础”。他们把自己的经济政治主张说得如此明白而露骨，这并不奇怪，而是真实反映了这些年来出现的那股来势迅猛的私有化的思潮。从这里不难看出他们热衷于把所谓自由主义传统强加给近代中国的真实的和最终的意图。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自由主义的说教，今天又加上了一层“普世价值”的包装，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清醒的认识。
三
应当说，历史虚无主义只是史学研究中的支流，但尽管是支流，我们也必须认真对待，因为持历史虚无主义态度的一些人，是有很强的现实目的性的，是按照他们对现实的要求，来“改造”历史的。当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些观点并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可言，因为他们从根本上违背了历史事实；但从政治上看，作为一种错误思潮，它的流传和泛滥，会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甚至导致严重后果，这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和重视的。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说过：“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说明治史、懂史、用史的重要性。他又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堙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7](p22)这是对古往今来历史经验的深刻说明，指明能否正确对待历史是关系国家治乱兴亡的大问题。一个国家，—个民族，如果历史被否定、被抹煞，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立足点。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否定和颠倒历史大行其道，从全盘否定斯大林，到全盘否定列宁和十月革命，把社会主义说得一无是处，这是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认真记取的。
我们首先要看到，历史虚无主义起到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搞乱人们思想的恶劣作用。历史虚无主义所散布的种种言论，不仅涉及史学领域的大是大非问题，而且还直接关系到做人立国的根本问题。这主要是：是维护历史本来面目，还是歪曲历史真相；是高扬民族精神，还是鼓吹妥协投降；是从历史主流中吸取精神力置，还是在历史支流中寻找负面影响；是坚持唯物史观，还是回到唯心史观。如果这些原则问题被颠倒、被消解，就会从根本上搞乱了人们思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失去立足和发展的思想基础。
60多年前，毛泽东在评价鲁迅时曾满怀深情地指出：“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1](p698)这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和不屈服的性格。正是这种以爱国主义为基础的民族精神，使中华民族有很强的整体认同感，有荣辱与共、患难与共的情怀，有无以为国、何以家为的先国后家、先人后己的高尚风格，有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行为准则。这种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精神，铸造了后世无数仁人志士的崇高抱负和追求。中华源远流长的灿烂文化和中国历史发展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8](p161)中华民族从不屈服于国内黑暗势力的统治，也决不屈服于国外侵略势力的压迫。在外敌入侵的危难时刻，各族人民总是团结起来，同仇敌忾，保卫自己的家园，维护国家的统一，血染山河，宁死不屈，没有丝毫奴颜媚态，有的只是铮铮铁骨和凛然正气。这在近代反侵略斗争中都有鲜明表现，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让侵略者丧魂裂胆，感天动地的活剧。面对穷凶极恶的外国侵略者，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人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要用血肉之躯筑成新的长城，中国人决不言放弃，中华民族不会亡！千千万万爱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前仆后继。这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仍然屹立于世界，并能在凤凰涅槃中获得永生的内在力量。
然而，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些鼓吹者却丧失了起码的民族良知，他们不但渲染民族失败主义情绪，而且公开走上称颂帝国主义侵略，称颂殖民统治的道路上去。在他们看来，像琦善、李鸿章这样主张妥协投降的人物，是实事求是的、明智的，是负责任的态度，是真正的爱国，而主张抵抗的林则徐等人则成了不负责任的蛮干。是非被颠倒到如此地步。而有的人竟然走到美化帝国主义、颂扬侵略的邪路上去，连起码的爱国之心；民族大义，都化为乌有。这种不可思议的言论，要在过去将会被看作是可耻的卖国言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而今天却成为某些人的思想解放的时堪话语。试举数例说明之：
有人说，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终于打入了封建主义禁锢着的神圣天国”，是好事，应当“大恨其晚”，如果再早一点，“我们中国就远不是如此了”。还有文章说，“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
有人认为，无论是清王朝的抵抗，还是农民自发的三元里抗英斗争和义和团运动，“在形式上都是民族自己的斗争，而在实质上，都是站在维护本民族封建传统的保守立场上，对世界资本主义历史趋势进行本能的反抗，是以落后对先进，保守对进步，封建闭关自守孤立的传统对世界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经济变革的抗拒”。
有人认为，过去“只是更多地从‘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被压迫’、‘奴役与被奴役’这个正义与非正义的道德立场出发去审视，因此，见到的只是血与火的悲惨场面，想到了爱国保家，维护的是独立与尊严，表现的是愤怒与声讨，最终便是对‘世界走向中国’这一历史做出消极的、片面的、情绪化的彻底否定”。
还有人认为，近代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不平等条约应当遵守，因为“即使是不平等条约，也是国家信誉所系”。
看了这些高论，真是“侵略有功，反抗有罪”了。从这里会使我们更深切理解邓小平的预言：如果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就只能成为某个大国的附庸。有那么一些人就是要心甘情愿地做别人的“附庸”，当“孙子”！这里还用得着一句老话：就是不能依了他们，若依了他们，就会亡党亡国。
这里还要指出，历史虚无主义必然导致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一些人不但歪曲近现代中国历史，而且对我们伟大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中华源远流长的灿烂文化也恣意抹煞。在一些人的笔下，我们的民族不仅“愚昧”、“丑陋”，而且充满“奴性”、安于现状、逃避现实，如此等等；而把中国优秀的文化和文化传统说成是走向没落的“黄色文明”，要现代化只有乞灵于西方的“蓝色文明”。一个民族的精神被矮化、丑化，优秀的文化和文化传统被否定、抹煞，民族独立的历史被嘲弄、糟蹋，这个民族还能立得起来吗？！
我们知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这是近代中国的历史性选择，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唯一正确道路，具有极大的凝聚力。中国人民行进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6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极度贫弱的、任人宰割的旧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举世瞩目的新中国，谱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最辉煌的篇章。这是中国人民引以自豪的伟大成就，他们懂得珍惜这一历史的重大意义。然而，在历史虚无主义者那里，把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说成是“杀人食人”的历史，说什么：“文人的可恶之处还在于，作为历史的叙述者与研究者，他们常常有意无意地洗涤、抹杀历史的血腥气。我们读到众多的研究本世纪中国历史、共和国史的著作，但这百多年发生的无数杀人食人的事实都在历史叙述中消失了，只剩下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一片‘光明’。”事实上他们要洗涤、抹杀的是百多年来帝国主义杀戮中国人民的血腥历史，以及和帝国主义沆瀣一气的中国反动势力屠杀革命人民的血腥历史，而以阴暗、仇恨的心理看待人民革命和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他们把党和共和国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都加上“左”的罪名，使之变成一部不断“左”祸中国的历史；他们利用我们历史上所经历的曲折，把错误无限扩大、上纲，借以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成就这一历史的主体。他们这样做，正如上个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的大型电视片《河殇》所标榜的对“历史总体反思”，这种反思，就是该片总顾问所说的：“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是20世纪的两大遗产之一。”他们否定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散布社会主义失败论，颠倒是非，混淆视听，如果听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动摇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摧毁近代中国所苦苦追求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陷国家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由上可见，历史虚无主义不但颠倒了历史，而且也搞乱了人们的历史观。历史观是人们对历史的根本观点，是对历史的理论认识，同时也是世界观的有机组成部分。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历史观，因此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历史观，使他们对繁纷复杂的历史现象能够作出正确的评价和判断，这对于他们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关系极大。而对历史的颠倒，就必然会导致是非、美丑、荣辱标准的颠倒，那种所谓“躲避崇高”、“拒绝壮烈”、“告别革命”一类误导青年的低俗的、反历史的说法，就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有极大的关系。事实证明，这种是非判断标准的颠倒，必然会在社会上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而社会思想混乱进而就会造成政治上的动乱。1989年政治风波的前奏、序幕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这个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记取的。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历史虚无主义是从根本上动摇社会主义中国的立国之本和强国之路。如前所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攻击的主要方向，就是竭力贬损和否定革命，诋毁和嘲弄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诋毁和否定我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取向，而新中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革命的产物，如果人民革命这个前提被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也就失掉了存在的基础。Υ当1956年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时候，毛泽东就敏锐地看到了它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在他看来，这绝不只是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而是涉及如何看待斯大林领导的近30年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问题；如果历史被否定了，现实的社会制度就会失去存在的理由。他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赫鲁晓夫的错误做法，实际上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9]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的历史预见性。
邓小平在新时期一再强调，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立国之本，是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事业胜利前进的最可靠的保证。正如邓小平所说，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它“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难曲折的革命斗争，终于在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指导地位。这些基本原则已为我国的宪法所确认，成为维系国家团结和奋进的政治制度和原则立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将我们党长期以来一贯坚持的这些原则第一次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并赋予特定的政治内涵和新的时代精神，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这正如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
同样，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新的伟大革命，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强国之路。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证明，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究竟要遵循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关系到这一伟业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正确的发展方向。因此必须把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有机地统一起来，而绝不能割裂开采，更不能对立起来。四项基本原则之所以成为我国的立国之本，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回答和解决了如何保证改革开放这一强国之路的正确方向及其健康发展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把中国历史拉向倒退。这不但摧毁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立国之本，而且也在实际上使强国之路归于破灭。邓小平基于对中外历史经验的深刻理解，明确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q］(P206）在他看来，十多亿人口的中国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会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亿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口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这是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必然要求将社会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多数人要沦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也就是说，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以社会的两极分化为前提、为条件、为过程的。这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将是一个十分悲惨的境遇，是已经获得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决不能容许的，因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势必导致国家四分五裂。而且在国际强权政治、资本垄断的情势下，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没有能力参与竞争的，其结果只能是依附、受制于一个或某几个大国，失去民族独立的地位。这是历史虚无主义和其他错误思潮相配合，对我们国家和民族将会造成的严重危害，我们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历史是一面镜子。从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乱史灭国的轨迹，看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我们要认真记取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东弱西强的国际格局将会持续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西方反共势力的渗透活动一刻也不会停止，而且国内也还存在着产生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因此，坚持唯物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将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任务。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认真贯彻党′的“双百”方针，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揭穿历史虚无主义制造的种种谎言和迷雾，引导广大群众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维护中国革命的伟大成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笫2卷[M]。大民出版社，1991。
[2]人民日报，2003－11－25．
[3］中日文化之出路[A]。罗荣梁。从“西化”到现代化[C]。北京大学出版杜，1990。[4]尼克松。真正的和平[M]。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
[5］（美）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
[7]龚自珍全集：上册[M]．中华书局，1959。
[8]毛泽东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1。
[9]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Z]。l956－11－15。
简介：梁柱，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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