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析几个特色“理论”
（之二）
四，“以人为本”与“为人民服务”
“以人为本”与“为人民服务”， 看起来一脉相通，其实是有区别的。
其一，“人”与“人民”是两个不同概念。“人”是种泛指，不体现大数法则，没有道德属性。一人是人，千人是人，强食者是人，弱肉者是人，作恶者是人，为善者是人。“以人为本”就是不较人数多寡，不分强弱恶善，一概都以“本”同视。“人民”的概念就要明确得多，既体现了大数法则又有人性道德约束。只有人的绝大多数组合才能称得上“人民”，只有接受人性最低道德约束的人才算是“人民”中的一员，作恶多端者自然是格格不入“人民”范畴的。
其二，“为本”与“服务”也有显著差异。“本”是个什么东西？理解起来很是模糊，可视为工具、可视为物本、可视为基本，总之跑不出被使用、被治理的圈圈。中国文字从来没赐“本” 于制高地位，只有高高在上的人物才有可能去谈以什么什么为“本”，作为“本“的个体自然要矮一截，只存在被拨动的份。但“服务”的内函就大不一样了，我为你服务，你为我服务，仆人为主人服务，主人为仆人服务，具有双向双赢，充分体现着人性化的平等法则。
其三，“为本”的始动力是追求私利，它是以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的，与私有制的存在密不可分。而“服务”的首先是种奉献，只有先奉献然后才谈得上索取；“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正是服务过程中“奉献”与“索取”的高尚往来。
其四，“以人为本”与“为人民服务”在道德文明上不是处在同一层次。“以人为本”是个较低道德层次的政治术语，“民惟邦本”是历代统治者都要想明白的问题，“以人为本”也是近代资产阶级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号。唐太宗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就是“以人为本”的典范；新加坡的李光耀可称近代“以人为本”的宗师；台湾地区现任领导马英九能与民众实行三同，也可谓为“以人为本”。这就说明权力者提出“以人为本”并不显得格外开明。但“为人民服务”就不一样了，不是一般的统治者都能践行为人民服务的，那里需要的是利益的奉献与牺牲，唐太宗也好、李光耀也好、马英九也好，可以做到“以人为本”，但绝对做不好“为人民服务”！
现今中国主流患有阶级恐惧症，由于“以人为本”是不讲阶级性的，所以格外显得有市场。尽管茅于轼自称是信仰资本主义的大右派，但他是人，怪不得茅于轼们那么受器重，他们虽然受着美国民主基金会资助、奖赏，但并不影响当代权力以其“为本”。“为人民服务”就不一样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鹦鹉精英和汉奸们自然难得获得国家权力的“服务”。
为人民服务除了服务者要作出利益牺牲外，同时也要求有良好的社会环境。物欲横行是很难弘扬为人民服务的，私有利益至上也很难为人民服务，不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就不能很好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思想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闪耀着人性文明伟大光辉，虽然今天只成一种美好记忆，但一定会在人类史上重现光芒！
五，法治与人治
人类历史长期存在“人治”与“法治”之争，无论东方或西方，直到现在也未形成定论。主张法治，反对人治，这是200多年前资产阶级启蒙时的口号，由于目前中国主流经济意识还停留在亚当-斯密年代，即使是200多年前的资产阶级启蒙口号自然也就成了圣经。
中国的儒学是崇尚人治的，崇古诽毛的精英们在这点上却有点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把“法治”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说什么“法律是神圣的”，“法治天下”就是“法比天大”。这些洋货在如今中国被捧到天上，也就形成现代意识流中洋为中用的一大特色。
首先一点，“法治”与“民主”、“自由”等所谓普世价值一样，毫无例外都不是超阶级性的。法律从来就产生于权力统治层，非此，法律为国家政权服务的根本效能就丧失了。如果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那法律的公平正义就会倒向人民一边，如果是精英治国，那法律就无疑会向精英们倾斜。我国目前法律全部出自精英之手，普通民众在法制上的制订是没有话语权的，如果法律是老百姓亲手订，老百姓才会把它看得比天大，如果法律是精英们订，反过来要老百姓去把其看得比天大，那只能是权力和精英们的一相情愿。
其二，法律是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当今中国的经济基础近似于亚当-斯密式的原始资本主义，这种原始资本主义是暴富者天堂，一切资产阶级原罪在法律面前都受豁免，正因为如此，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权贵齐刷刷地冒了出来，他们在冠冕堂皇的“法治”呵护下茁壮成既得利益群，为了维护这个群体的利益稳定和扩张，法律不惜进一步挤压弱势，教育、医疗、住房等一系列改革法规不断向强势方献利，而“妨碍公务”、“公安条例”、“保护私有财产”、“企业破产法”、“禁止工人罢工”等极具针对性法规也一个接一个迅速出台，……。其整个法治是围绕护强凌弱的市场自由经济丛林法则而进行的。
其三，法治是通过人来实现的，“法治”自始至终，一直是“人治”在主宰，从这种意义上说，“人治”与“法治”没有本质区别，只是量的变化。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离开人治的“法治”，这不光因为法律是由人制定的，更重要的是法律是由人来执行。即使法律制定得再合理、再公平、再正义，倘若碰到歪嘴和尚，念出来的也只能是歪经。在整个法治过程中，权力人员道德素质至关重要，而这至关重要一点，却是中国法治中的最大软肋。精英们只顾拔高法治到天，却置中国法治最大软肋而不提，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其们“法治”的真正用心。
“法治”在中国现代意识流中形成“洋为中用”的特色历史，开锣于诽毛的“人治”。犬鼠精英们不停歇遣责毛的“人治”已达三十年了，但在这三十年的“特别是”年代，“法治”并没有透射出它一丝的光辉。无情的事实在教育人们：精英们遣责的三十年前时的“人治”，却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黄、赌、毒几乎绝迹，社会风貌一片正阳。遣责“人治”同时搞了三十年“法治”，整个社会道德风尚被搅得江河日下，贪污腐化盛行，黄、赌、毒、成风。“特别是”年代特别“假、大、空”，无论从深度、广度、长度，远远甚于精英们念念不忘遣责的“大跃进”！
我不得不补充一点：那些口头高喊“法治”的人，骨子里并没有把“法治”没放在眼里，想想看，宪法是中国根本大法，宪法中那么多关键条款，又有多少个高喊“法治”的精英们在严肃对待呢？！
二00九年十二月八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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