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中心”谈起
——对基本路线反思之一
于泮泉
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这是一个老革命家留给我们的一段深刻惊醒。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以平均每年近两位数的高速度增长，即使面临世界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考验的时候，仍能保持8%以上的高增长，中国正在崛起成为世界第三、接近第二经济大国。这是我国一些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和社会精英们津津乐道的事情。但是，这些发展的成果都落到了谁的身上了？是否惠及到每一个中国人了呢？应该承认，同三十年前相比，几乎每个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这种“不同”之幅度可是太大了，以致0.4%（大约520万）的富翁们就占有财富总量的70%；而另外99%（13亿）以上的人则只能享有剩下的30%。这个数字是否可靠，我一直是报怀疑态度的。但它能在互联网上广泛流传，就说明它绝非空穴来风。一些精英人物往往热衷于“总量”与“人均”，请问在如此悬殊差距的情况下，那个“总量”与“人均”还有什么实质意义吗？逃往国外的4000名贪官就卷走了500多亿美元的社会财富，加上其无法带走的，主流媒体承认，平均每人贪腐的总量起码也有近1亿元人民币，但这些汉奸、卖国贼们至今仍逍遥法外，我们的政府对此束手无策，且不能亡羊补牢，杜绝此类事情发生；而大量工人、农民终年艰辛劳作，年收入超不过1万元人民币的恐怕大有人在，即使按照联合国的规定，每人日收入不足1美元的家庭在我国也绝不是极少数。2007年800名富豪就拥有资产3.4万亿元，竟然占我国当年的GDP总量的10%以上。其中作为中国首富的张茵一家就拥有资产270亿元，想想看，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天文数字啊！他一家的财富总额就直逼全国一年GDP总量的千分之一。我国一个普通地级市全年创造的经济总量可能还抵不过这姓张的一家人的财富多；可我们还有多少农民工兄弟连区区几千元血汗钱、救命钱也收不回来。我们早就知道，美国实质上是由八大财团所统治的，继续发展下去，这样的局面离中国还会太远吗？堂堂的国资委主 任李荣融 先生大言不惭地宣称，国有企业的老总们的工资“并不算高”，“只有”（好一个“只有”！）60多万元（说得多么轻巧）！真不知这位大人的心中“只有”谁?！李大人想没想到，通钢工人最低月工资只有区区300元，而更多的农民兄弟连这些可怜的数字也达不到！如果想到了，你还能如此心安理得地高呼“只有”吗？据中华全国总工会调查，全国26.7％的普通工人，在过去5年内未增加过工资，而物价不断上涨，实际工资是下降的。三十年前，国际上作为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我国是最低的，只有0.18，可三十年后的今天已经达到了0.49的高位，比美国的0.41还要高，更大大地超过了0.45的警戒线！精英们说，当年毛泽东亲手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大错特错了，而且简直就是罪恶滔天！因为据说那时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了，从而就不应该搞什么“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可今天，遍布全国各地的“民营企业家”算不算资产阶级？外资企业的老板算不算资产阶级？挣得天价年薪的国企老总们算不算资产阶级？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大量贪腐官员们算不算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已经卷土重来了（虽然如果处理得好，我们同这些人的矛盾大多仍然可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与此同时，几千万下岗职工算不算雇佣工人阶级？几千万农民工算不算雇佣工人阶级？邓小平同志的担心已成现实。我看还是不要再玩弄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把戏而取不承认主义了吧？所谓我国今天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斗争，而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如果在改革开放初期说来，也许还有点说服力，到了今天则完全变成了一个连小孩子也欺骗不了的虚假命题了。拿我国现在大量地存在着的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来说，按照我国现有的生产力水平，谁都清楚，要真正解决它，完全是一件易于反掌的事情。它之“难”完全是由人为因素造成的，“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它是我国经济遭遇剥削阶级话语绑架的必然结果。
大家都知道，我们党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唯一宗旨的政党，在我们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面临着这种种“难”，有条件解决却迟迟得不到解决，甚至觉得根本无法解决，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在基本路线上出了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这是一些中国共产党人当年对待毛泽东同志所谓晚年错误的正确态度；也应该是今天我们反思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正确态度。三十年改革开放成绩是主要的，决不能彻底否定，正如十年文革也不能彻底否定一样。十年文革的主要错误在于“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主要错误则在于，“一个中心”选错了，脱离了工农大众，没有坚守住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条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可以简称为“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我们就从这“一个中心”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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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来，我们党一直奉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公开宣称，除了发生了大规模的外敌入侵，一切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都要围绕着这个中心进行；即使出现了外敌入侵，打完仗后仍要回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上来。可见，这个决心是何等地大！所以，本来是经济建设要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服务，可执行起来竟然变成一切都要为拉动需求，进而拉动经济发展、“保8”的目标服务——目的同手段的关系完完全全地被搞颠倒了。具体说来，本来应是房地产业要为人民“住有所居”目标服务、医疗卫生事业要为人民“病有所医”目标服务，教育事业要为人民“学有所教”目标服务，可执行起来就嬗变为这些统统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进而房地产业要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富翁们发财致富的愿望服务，教育事业要为“富二代”接替“富一代”的香火服务，医疗卫生事业要为富翁富婆和官僚新贵服务……一句话，一切工作都要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发展”生产服务、为GDP的增长服务，为领导人的“政绩”、“脸面”服务。如此以来，我们哪里还会有解决三难问题的丝毫精力?!
必须强调，经济建设当然是十分重要的。经济建设搞不好，国家不能尽快地富强起来，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显著的提高，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不出来，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算作最终战胜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就没有实质意义。所以，我们不仅要把经济建设工作提到重要的工作日程上来，而且，它的确还应成为党和政府一个经常性的中心议题，但这绝不意味着一切工作都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共产党人在经济建设中，必须首先解决为什么搞经济建设、解决经济建设为了谁的问题。在任何情况下，为什么人的问题都是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辛辛苦苦又稀里糊涂地为他人做嫁衣，甚至成为“被自杀”的帮凶，或成为为出卖自己的人贩子数钱的傻帽。两耳不闻其他事，“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让举国上下的一切人，以及这一切人的一切工作始终围绕着经济建设打转转，始终“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实质就是让一切工作始终围绕着几个处于金字塔顶端的领导人的脸色打转转，为领导人的“政绩”服务，为资本家阶级发财致富的美梦服务，其结果，就必然造成道德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物欲横流、私欲横行；思想上信仰缺失、精神支柱坍塌；政治上不问姓社姓资；经济上的利润挂帅、一切唯GDP马首是瞻，社会上则黄赌毒黑卷土重来，官场上前腐后继……，最终，人民群众就会同我们党离心离德，甚至站到我们党的对立面上去。因此，伟大的列宁曾反复强调过，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毛泽东同志也一再强调，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政治工作离开了经济建设等实际工作就是空头政治；而经济建设离开了政治指导，就会走到邪路上去。这些，本来都是马克思主义常识、马克思主义ABC，可许多年轻人恐怕从来也没有听听过，许多老同志可能也十分陌生了（但这又能怪谁呢？我们党大概有三十年都不讲这个话了。）这正像革命战争年代，打仗与训练是我们的一项经常性的中心工作，但中心工作并不等于其他一切工作始终都只能围绕着、服从和服务于打仗这个“中心”，打仗本身也必须首先解决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的问题。那时，如果说有所谓的“一个中心”，也只能以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全中国为中心，而决不能以打仗为中心。而且，我们的军队绝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她还同时肩负着生产和做群众工作、建立革命政权两项任务。所以，毛泽东讲，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和生产队。不能这样去认识问题，那就是单纯军事观点。这些，连作为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朱德和陈毅等同志，也是在毛主席的教育下，通过长期革命斗争实践才逐步懂得的。不肃清单纯军事观点的影响，就没有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我们的军队能够从小到大、以弱胜强，不是因为我们的武器多么精良，不是因为我们军队的人数多么众多，也不是指挥员受过多么良好的教育，我们的战士受到多么良好的训练，更不是因为坚持了什么“以打仗为中心”，而是因为我军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始终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建国以后，我们仅凭老百姓的两只手和愚公移山的精神，就在遍布全国各地修建了数不清的水库、渠道等大型水利工程，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日后的经济“奇迹”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钱学森、华罗庚、李四光等一大批一流科学家能冒着生命的危险、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而返回一穷二白的祖国；我们能在苏联人背信弃义、撤走一切专家的情况下，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出“两弹一星”，为我们日后的经济“奇迹”打下坚实的科学技术基础；我们能让延续了几千年的黄赌毒黑等社会丑恶现象在神州大地消失，黄继光、老孟泰、王进喜、陈永贵、雷锋等大公无私的先进英模人物频频涌现，为我们日后的经济“奇迹”打下坚实的思想和精神方面的基础；甚至日后我们的“改革开放”能够顺利推进，很大程度上也是借了“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的光……。所有这些，我们靠的不是金钱挂帅、物质刺激、现成的条件或任何神奇的魔法，更不是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靠的同样是我们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靠的是我们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靠的是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特有的政治优势。让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害怕的不是我们的任何所谓经济奇迹，而是我们这个特有的政治优势。正如美国人所说，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只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如今我们竟主动地放弃这个百战百胜的无价法宝，去相信什么狗屁“普世价值”，实在是自毁长城、甚至是自掘坟墓！我们十分重视经济建设工作，无疑是正确的，但若死抱住单纯经济观点不放，为生产而生产、为经济建设而搞经济建设，发展下去就十分危险了。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即使是朱德、陈毅那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抱有单纯军事观点还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历史发展到了今天，许多人更顽强地死抱着单纯经济观点不放，就实在让人捉摸不透了。
我们知道，所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就是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因为生产力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是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的，这样一说，它似乎就成为真真切切的“马克思主义”真理了。这迫使我们必须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弄清楚。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应该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都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和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二者之间绝不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在承认前者对后者的决定作用的同时，必须看到，后者并不总是处于消极的被动地位，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都具有巨大的反作用。而且我们所说的决定作用也只能发生在世界总体的大背景条件下，而并不是一定会存在于任何国家的每一个别场合。在生产力没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就不能产生和形成更高级生产关系、建立起更先进的上层建筑、造成新的社会存在（这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可整个世界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崭新阶段的情况下，虽然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低，但这个国家或地区已经完全融入到世界中来、成为整个世界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个国家或地区就仍然有接受外界影响而产生更先进的社会意识（这仍然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现实可能性，具有在先进社会意识指导下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现实可能性（这体现出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巨大反作用）。这是我们能够越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在处于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环节的一个或几个国家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理论依据；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危险性的理论根源。我们看，具体说来：
只有社会生产力飞跃发展到（工业革命）一个崭新阶段，使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制度而巩固起来，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内外矛盾充分显现出来的情况下，才能够产生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世界领土被瓜分完毕，整个世界都被纳入到帝国主义经济链条之中。这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完全可以为处于资本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环节的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所掌握，并且可以通过革命，“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这仍然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然后，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不仅可以在俄、中这样落后的国家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而且完全能够在革命胜利后，利用新生的国家政权的力量，及时地在整个社会上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话语权，在不断强化与完善国家政权力量的同时，“将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到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形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初步基础——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初步基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后，就会充分地调动起当家做了主人的广大人民群众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而在新生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框架内，批判地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有益的优秀成果，“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会促使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日益雄厚起来，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日益完善起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统治地位日益巩固起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马克思主义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掌握，会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的巩固、完善与发展和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
……
由此，社会主义制度从产生，到巩固、完善、发展，直至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正是社会基本矛盾内部相互作用、良性循环的过程。
同时，反过来说，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受到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影响，让人家钻这个制度各个环节中尚存在的不可避免的种种缺欠的空子，首先在不知不觉之中夺回他们已经失去的话语权，从而在任何一个环节中打断社会基本矛盾内部的良性循环互动过程，恢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社会上的统治地位，也就水到渠成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这一步一旦变成现实，他们又可以打着“发展生产力”、“搞好经济建设”的幌子，通过“休克疗法”或“温水煮青蛙”式的改革，变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就是轻车熟路、易于反掌了。这一步一旦实现了，新生的资产阶级又会要求政治上的权利（如争当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挤进共产党的队伍中来，进而要求与共产党轮流执政、要求共产党下台、要求实行资本主义的两党制、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制度），最终改变党、国家、政府的颜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苏联已经走过的路，我国也完全具有步其后尘的现实危险。苏联的现实想必大家都清楚了，我国以“管理层收购”、“引入战略投资者”等名义将国企“改制”成“民企”即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并让几千万国企职工下岗，通过推广小岗村“经验”让几亿农民分田单干，以及伴随而来、接连不断出现的大量群体性事件，都是这个危险日益逼近的真实写照。所以，所谓“补课论”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所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即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它将社会基本矛盾内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完全孤立起来、拦腰割裂开来，将其中的所谓“决定”作用无限夸大，无视、甚而完全否认其中的反作用。这就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改造”成机械唯物论、机械生产力论，即“改造”成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无害而有益的东西。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恶意修正（虽然修正者也有出于善意可能性）。我们知道，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是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而正是由于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这两大发现，才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现在，唯物史观被这样一修正，“真理向前跨过了一小步”，立即就“变成谬误”，堂而皇之地变成为人家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工具了（何况剩余价值理论在许多人的眼睛里也不再被看好了）。
那么，社会主义条件下，究竟有没有一种东西能够成为其他一切工作赖以运转的中心，从而其他一切工作都要始终围绕着，并服从、服务于这个中心呢？有！这个东西就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无产阶级是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的。解放全人类就是要解放全世界中的一切人，就是要让“全人类”中的每个人都能自由而全面地发展。人所共知的短板理论告诉我们，一个木桶储水量的多少不是由最长或次长的木板决定的，而是由最短的木板决定的。同样，看人类解放的程度，也不能以经济上最富裕或次富裕、政治上地位最高或次高的人为标准，而只能以经济上最贫穷、政治上地位最低的人做参照。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就是这个道理。因为无产阶级在任何情况下，总是社会上最贫穷的人群，无产阶级也只能是全人类中最后获得解放的阶级——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理论是正确的，共产党人也只能做“后富”的英雄，而决不能成为“先富”的楷模。任何一个“先富”起来并进而成为“民营企业家”、挣高薪的国企老总、腐败官员的人，都是一个脱离了无产阶级队伍的人（除非他完全自觉自愿而将自己手中掌管的一切资本都主动交出来为公众的利益服务，从而完全主动地断绝自己同剩余价值的直接联系），当然更不配“共产党员”这一光荣称号了。所以，解放全人类就一定要从解放每个人做起，特别要从解放经济上最贫穷、政治上社会地位最低的人做起。“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在中国社会上出现了多少富翁、富翁们的财富总量达到了何等程度，都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荣耀；我们“人均”财富有多少，也不一定能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骄傲的本钱。只有中国最穷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最穷的人的社会地位提高到了何等程度，才是中国共产党人应时刻予以充分考量的问题。我们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民（如陈永贵）可以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一个普通工人（如吴桂贤）可以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如李素文）可以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更多、更大量的工人、农民（如邢燕子、申纪兰）可以当选为中央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这才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值得炫耀、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光环”。
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中心，我们的一切经济工作，首先要解决生产资料归谁掌握、社会财富归谁占有、劳动成果被谁享用的问题，都要为满足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需要打下雄厚的物质基础服务。例如，住房业的发展就要为每一个人“住有所居”服务，原则上就应保证全国每一个家庭都有、且只能拥有一处符合一定标准的住房；而不能允许任何人把住房当作投资、理财和发财致富的工具。否则，我们就不是在干社会主义，当然也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样，粮农业的发展，就要满足每个人吃好、吃饱、吃出健康来，让整个中华民族的身心素质越来越好；而不能让该死的转基因把十三亿中国人当成小白鼠，更不能为了所谓的经济发展让孟山都把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玩弄于股掌之中进而打入万劫不复的死地。
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中心，我们的一切政治工作，就都要为保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提供政治保障。例如，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动员和组织起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浩浩荡荡群众大军，管理国家、监督政府，管理企业、管理文化教育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让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统统不敢懈怠、不能腐败，而只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保证每个人从而一切人自由民主权利的充分实现和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挥；保证对敌视、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切敌对分子和敌对势力进行有效专政，并尽可能快地把其中的大部分人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保证人民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都能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不断地向前发展。
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中心，我们的教育、科学、文化、体育、卫生工作，都要为不断地提高每个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与科学文化素质服务。例如，我们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就必须保证每一个人平等的受教育权利的实现，绝不允许杨元元悲剧重演；我们的科研工作，就必须打破常规，制定出长期赶超发展战略，充分利用我国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等政治优势，充分发挥各族人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以我为主，建成世界一流的科技大国和科技强国。决不能继续走仅仅依靠“引进、吸收、消化、创新”的老路子。
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中心，我们的一切社会工作，归根结底都要始终围绕着和服务于每个人首先是工农大众整体意志和根本利益来进行，而不是围绕着少数精英打转转。例如，我们社会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要不断地加强我们党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实现并不断地加强党群一体化进程。必须明确，在任何情况下，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都是共产党最坚定的依靠力量。在革命战争年代是这样，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也是这样。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就无往而不胜，脱离了人民群众，共产党就会处处碰壁，寸步难行。我们所遭遇到的通钢事件、林钢事件、“3·14”西藏事件、“7·5”新疆事件、三鹿毒奶粉事件、邓玉娇事件、“开胸验肺”事件、小砖窑事件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我们党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所造成的。河南郑州的那位逯军局长大人发出了“你是代表共产党说话，还是代表老百姓说话”这种“雷人”之语，绝非毫无道理，它至少说明，今天许多穿着共产党员外衣的人，甚至一些共产党的组织，已经不能代表老百姓的利益了，已经站到老百姓的对立面上去了。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党群关系是的的确确的鱼水关系，那么，现在虽不能说它已经蜕变成了水火关系，但也只能算作船与水的关系，而且老百姓这些载舟之水完全有着变成覆舟之水的可能性。这些都充分说明，邓小平同志的惊醒之语太英明了。都说文化大革命混乱至极、不堪回首，可毛泽东主席坐着敞篷车在诺大的天安门广场上先后八次接见一千多万红卫兵，没有出现任何事故。请问当今世界上有哪一位领导人有如此胆略与气魄？其中的诀窍就是，毛主席总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一刻也不脱离群众；而其他任何人都没能做到这一点。至于大庆中要收缴菜刀，在美国疯子们炸我使馆、撞我飞机的情况下，连允许老百姓游行示威的勇气都没有，更是可笑至极！哪有共产党怕人民群众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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