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空想到科学——互助论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影响之探析
郭伟伟 《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9辑
摘要： 互助论是五四时期在中国广为流传的社会主义流派。当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毛泽东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其影响。互助论之所以能产生广泛的影响，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其中既有国情因素，也有文化心理以及社会心理因素。随着工读互助团实验的失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抛弃了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幻想，最终实现了从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
五四运动前后，各种社会思潮纷纷涌入中国，呈现出百家竞起、异说争鸣的生动局面，社会主义成了公认的、最流行的一种新思潮。除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之外，产生、流传于西方世界的许多社会主义流派，如无政府主义包括无政府共产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以及合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都披着一层社会主义的面纱，在中国大地上竞相传播。探求救国真理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经历着“隔着纱窗看晓雾”[1]的阶段，一时分不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其它社会主义流派的区别，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互助论的影响。
一
互助论是五四时期在中国广为流传的社会主义流派，是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其创立者是俄国的克鲁泡特金（Kropotkin）（1842—1921）。克鲁泡特金宣称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其代表作《互助论》（Mutual Aid）（原名《互助：一个进化的因素》）中，他“根据许多事实，反复申明：动物同种里没有自相残杀的情形，只有互助维持的趋势，各各相助，合力抵抗环境的严刻。互助的利于生存，则因少费能力而能保持极大的公益。因此，大概能互助的动物多繁衍，强盛。……所以动物的互助，也正是进化的公例。”[2]在此基础上，克鲁泡特金断言：达尔文说的生存竞争、自然选择，不是生物进化的根本原因，互助才是一切生物进化的真正因素。“不论是在动物界还是在人类中，竞争都不是规律。”恰恰相反，不要竞争、避免竞争才是“自然的倾向”。[3]把生物界的互助进化规律套用来考察人类社会，克鲁泡特金认为,互助不仅是动物界，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人类依靠互助的本能，毋须借助权威和强制，就能够建立和谐的社会生活，并在人类互助进化中实现正义、平等、自由等“永恒”的原则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种理论，实质上是混淆阶级界限，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社会改良。当然，不可否认，互助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了尖锐的批判，其中有一些合理的成分。互助论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此，我们应当全面地进行剖析。
首先，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把“互助”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创造新社会的发端。希望在互助进化中进行社会改造，建立相爱互助、和谐平等的理想社会，并真诚地为之进行各种实验。
五四运动前后，探索新的救国之道、改造社会的呼声在进步知识界中日益高涨。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从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互助论的影响，并一度作为新的救国之道和治世方案。1919年7月，李大钊在《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中写道：“人类应该相爱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进化；不可依战争而生存，不能依战争而进化。”并指出，这是我们确信不疑的道理。[4]他认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应是“互助”，是“协合与友谊”，应把“互助”精神“推及于四海，推及于人类全体的生活”中去，并建立一个“互助的理想”社会，一个“互助生存的世界”。在理论上提倡的同时，李大钊还参加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他是北京工读互助团的热心支持者。在《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上，李大钊作为发起人之一签名，号召各界为工读团捐款，自己也为之慷慨解囊。[5]1920年3月，当工读互助运动难以为继时，李大钊仍认为只是在城市难以试验新生活，“其有一部分欲实行一种新生活的人，可以在乡下购点价廉的地皮，先从农作入手。”[6]
恽代英早期也深受互助论的影响，主张“与其提倡争存的道理，不如提倡互助的道理。”他把互助作为改造社会的方法，真诚地说道：“有志之人，必使互助，且使预备奋斗之力量。果一般学生卒业后，能仍如今日之尚气节，敦品行，仍如今日之爱同类，相扶持，三五年后，社会即将发生一种切实能力，此或为救人类根本之法欤。”[7]“我信只要自己将自由、平等、博爱、劳动、互助的真理，一一实践起来，勉强自己莫勉强人家，自然人家要感动的，自然社会要改变的。”[8]恽代英就是抱着这种真诚的愿望和理想而积极开展活动的。1917年10月8日，他团结一部分进步青年倡导成立了“互助社”，这是五四运动前在武汉地区出现最早、影响较大的进步社团。显然，互助社的成立受到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影响。它之所以定名为互助社，即是“取克鲁泡特金新进化论的意义”。[9]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其宗旨，结社“主要之目的在研究自助助人之善良方法而实行之”，“凡入社者，各自求其所以自助助人之道，问人以自助助人之道，告人以自助助人之道。”[10] 1920年2月，恽代英又以互助社为基础，创办了利群书社，社内实行半工半读的共同生活，作为新生活的起点。书社的性质及目的，恽代英在日记中说得一目了然：“这是创办一个独立的事业，投身生利场合的第一步，实行一部分的共产主义，试办近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团体，有机会以尽力于工读互助主义，尽能力为社会兴办各项有益事业。”[11]
毛泽东在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也深受互助论、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影响。对此，他在与斯诺谈话时曾坦率地说：“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12] 还在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就曾偕同蔡和森、张昆弟等人，试图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理想社会。他们踏遍了岳麓山下的每个村镇，想找一个地方试验自己的新生活。他所设想的理想社会，就是把学校、家庭和社会结为一体，建立起人人平等互助的新社会生活。蔡和森对毛泽东的设想十分赞同，“着手办法，唯有吾兄所设之‘乌托邦’为得耳。”[13]后因忙于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而“事无成议”。
1919年毛泽东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后，仍未摆脱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他制定了一个颇为详细的“新村”建设计划，作为改造社会的一种构想。“新村”中有“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14]把这些小新村推而广之，连成一片，国家便可以从根本上改造成一个大的理想的新村。显然，这种主张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改良主义色彩。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毛泽东提倡“无血革命”，“呼声革命”，不赞成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打倒强权。
陈独秀对无政府共产主义虽未表示过明显的兴趣，但有时也流露出好感。例如，1919年12月，他为中国新社会描绘的蓝图中，就把无政府主义者所鼓吹的“相爱互助”，作为一条重要的原则。
这一时期，全国各地纷纷出现了工读互助团，风靡一时，这是互助论广泛流传的结果，同时也说明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在知识界，尤其在广大青年中颇有影响。他们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工读互助运动，试图用和平的、典型示范的方式来创建新生活和新社会。正如互助团的发起人王光祈所说：“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现我们理想的第一步……若是工读互助团果然成功，逐渐推广，我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渐渐实现，那么，这次工读互助团的运动，便可以叫做‘平和的经济革命’。”[15]
其次，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把“互助”看作是改造精神的手段，把“互助”思想放在与阶级斗争同等的位置上，看作是相互补充。
1919年7月，李大钊发表《阶级竞争与互助》，这是一篇同时介绍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的文章。在此文中，李大钊提出“物心两面改造”的主张和命题：“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这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16]因而他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通过物质与精神二分法，李大钊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调和在一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存在偏颇之处，只注重经济，不注重改造思想，降低道德精神在历史上的作用，因此需要加以伦理的补救，用互助精神来弥补。他认为，在人类由阶级斗争的“史前史”时期向“人类真正历史”时期过渡时代，“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该倍加努力，以图划除人类在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性质，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这是马氏学说应加救正的地方。”[17]
李大钊的这种用人道主义来救正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反映了他对当时的各种社会思想加以调和的复杂心态，辨别不清各种社会主义的实质和界限所在；同时也表明，这一时期李大钊的思想中带有明显的人道主义色彩和道德主义倾向。
1919年9月,李大钊发表了《“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一文。在谈到理想中的“少年中国”时，他再次强调物心两面改造，认为理想中的“少年中国”，是由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也就是说，精神改造运动和物质改造运动要同时进行，如车的两轮，鸟的双翼，以达到灵肉一致的理想境界。而对如何进行精神改造运动，李大钊把“互助”放在突出位置，强调指出：“精神改造的运动，就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改造现代堕落的人心，使人人都把‘人’的面目拿出来对他的同胞。”[18]李大钊如此重视以“互助”为“信条”的精神改造运动，把它作为改造整个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这就不适当地夸大了“互助”思想对精神改造的作用，从中也可以看出其受互助论的影响之深。
再次，从积极方面来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互助论，是撷取其中可以利用的思想，赋予其新意，以此作为战斗武器，因而在当时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四时期，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连年混战，使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利用“互助”思想作为武器，来反对当时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从理论上对其散布的战争谬论予以揭露与批驳。
早在1917年，李大钊就曾尖锐指出，凡以武力对外侵略者，所本思想皆“优胜劣败，弱肉强食，天演之义”。1918年11月，即十月革命一周年之际，李大钊进一步揭露道：“‘大……主义’就是专制的隐语，就是仗着自己的强力蹂躏他人欺压他人的主义。有了这种主义，人类社会就不安宁了。大家为抵抗这种强暴势力的横行，乃靠着互助的精神，提倡一种平等自由的道理。”[19]在1919年元旦，他又讲道：“从前讲天演进化的，都说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从今以后都晓得这话大错。”须知“生物的进化，不是靠着竞争，乃是靠着互助。”他疾呼道：“总结一句话：我信人类不是争斗着、掠夺着生活的，总应该是互助着、友爱着生活的。”人类若想求生存，谋幸福，就“应该互相友爱，不该仗着强力互相残杀”。他还引证了克鲁泡特金的话：“由人类以至禽兽都有他的生存权，依协合与友谊的精神构成社会本身的法则”，强调说：“自虫鸟牲畜乃至人类，都是依互助而进化的，不是依战争而进化的。”
显然，当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极力宣传“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其外侵内争提供借口，进行辩解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利用互助论作为思想武器对其进行抨击，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
互助论之所以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盛行一时，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其中既有国情因素，也有文化心理以及社会心理因素。
首先，从当时半封建的国情来看。
恩格斯在分析空想社会主义时曾深刻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20]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资本主义不发达，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得到充分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缺乏肥沃的土壤。落后的社会经济，不成熟的阶级关系和半殖民地中国与马克思主义故乡的欧洲的极大差异，给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造成极大的困难。加之他们当时所能读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十分有限，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是片断和零星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理论准备不足、理论水平不高，区分不出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情况下，受到其他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也就在所难免了。
其次，中国几千年来对大同社会的向往和追求，成为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最初接受互助论的文化心理因素。
中国的大同思想源远流长。《礼记•礼运篇》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美好的大同世界。墨子明确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提倡互助与博爱。从此，建立一个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互助博爱的大同世界，成为几千年来中国人不懈的追求和向往。直到民族危机深重的近代，中国仁人志士在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艰辛历程中，仍然把救亡图存与对美好社会的追求紧密结合起来。洪秀全提出了《天朝田亩制度》建立“人间天国”的思想；康有为继承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并吸取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写了《大同书》，描绘了大同世界的美好蓝图；孙中山提出了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弊端的民生主义。
互助论揭露了资本剥削的贪欲，谴责私有制带来的种种弊端，主张取消私有财产，实行共产共有，并描绘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妙远景。所有这些与中国古老的大同社会理想、与中国人对美好社会的追求和描绘有着某种相似性，有相通之处。正因为此，互助论一传入中国，就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和偏爱。李维汉后来回忆说：“我们读了那些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书刊，对于书中描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妙远景，对于那种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人劳动、人人读书、平等自由的境界，觉得非常新鲜、美好，觉得这就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21]。
第三，改良主义传统也是不容忽视的社会心理因素。
考中国千余年的封建历史传统，既有农民起义不畏强暴、反对强权的大无畏精神，也有逆来顺受、甘受压迫的社会心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后者显然具有更广泛的基础和深刻的持久性。即使对探索救国之路、致力于改造社会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来说，改良主义也是他们的第一选择，最初并不倾向于革命和阶级斗争。
另一方面，中国长期受封建专制的统治，当时的知识分子由于不满现存的社会制度，不满现实社会的弱肉强食、互相倾轧和掠夺，迫切要求团结起来，共同开展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斗争，以“最公道”、“最平等”的社会主义来救中国。但激烈的阶级斗争又为他们所惧怕，恽代英曾坦言：“我是一个胆怯的人，亦十分不愿意看见流血的事。”[22]因此，对于这些抱有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而又害怕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知识分子来说，互助论为他们提供了看似最佳的选择。互助论所主张的废除一切强权和剥削，提倡互助，通过互助劳动即可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自然为先进知识分子所欢迎和接受。他们把“互助”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理想来向往，“互助”在当时成了时髦口号和口头禅，被人们当作一种进步思想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三
互助论虽然在当时风靡一时，但是，凡是不科学的理论，不论它是怎样地受到鼓吹和赞扬，都不可能逃脱在实践中遭到失败的命运。在互助论指导下纷纷成立的工读互助团，由于偏离现实生活太远、经济困难、人心涣散等原因，仅仅是昙花一现，实际只存在了3个月就被迫解散。其他各种互助实验在实践中也屡屡碰壁，很快就宣告破产。互助论实验的迅速破产，把其缺陷集中地暴露出来，它恰似一副清醒剂，促使原来朦胧向往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勇敢而又理智地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由空想社会主义转向科学社会主义。
恽代英在总结自己痛楚的教训后得出结论：“在这样不合理想的环境中，想在一局部做成甚么理想事业，是绝对不可能的。要改造须全部改造。须将眼前不良的经济制度，从根本上加一种有效力的攻击。不然，总是没有益处。”[23]对于恽代英的这一转变，董必武曾有过这样的回忆：“那时，武汉有一个激进的青年团体，他们有乌托邦和半无政府主义思想，热衷于搞‘新村运动’。……他们的领导人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名叫恽代英”。“这些‘新农村人’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是，不久他们就开始讨论马克思主义，并有许多人参加了共产党。”[24]
毛泽东在试验空想社会主义一系列活动失败后，终于慨然叹息：“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论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办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25]毛泽东还将当时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概括为社会政策、社会的民主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即罗素的假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5种，并一一作了比较、分析，明确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政治主张。他指出：“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26]这种分析与鉴别，清晰地表明了毛泽东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选择。
蔡和森也在1920年8月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27]明确表示要用社会主义原理和方法改造中国。他还反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和建立与苏俄一致的共产党。
李大钊则划清了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界限。他指出：“近世的社会主义，以马克思及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划一新时代。他们以前的社会主义，为空想社会主义；他们以后的社会主义，为科学的社会主义”，两者不同点，“就在两派对于历史的认识的相异”。[28]1921年3月，李大钊发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明确提出要组织“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以领导民众运动，谋求中国的彻底改革。表明李大钊已抛弃了其思想中理想主义、空想主义的成分，转变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陈独秀则深刻指出：“在全社会的一种经济组织、生产制度未推翻以前，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决没有单独改造的余地。”[29]他进一步指出，对社会主义各种流派，“我们应该择定一派，若派别不分明，只是一个浑朴的趋向，这种趋向会趋向到资本主义去。若觉得各派都好，自以为兼容并包，这种胸无定见、无信仰的人，也不配谈什么主义。”[30]从“兼容并包”到“择定一派”，表明陈独秀结束了“浑朴的趋向”，澄清了各种社会主义观点，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
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思想信仰的转变是值得后人深思的。应当承认，当时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包括互助论，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空想与局限，但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提供了充分的选择与比较，以其局限性反衬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充满进取精神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对各种主义和思潮的比较、甄别和筛选，不断修正自己的思想，抛弃其中错误、空想的成分，做出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最终认识到，只有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才是改造中国的惟一正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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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瞿秋白文集》第1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3页。
[2 ]周建人：《生存竞争与互助》，《新青年》第8卷，第2号。
[3 ]克鲁泡特金：《互助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76、77页。
[4]《李大钊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5页。
[5]《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15页。
[6]《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4页。
[7]《恽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8页。
[8]《恽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页。
[9]《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8页。
[10]《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2页。
[11]《恽代英日记》，1919年12月18日记。
[12]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版，第128页。
[13]《新民学会文献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页。
[14]《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页。
[15]《五四时期的社团》（二），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69页。
[16]《李大钊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7页。
[17]《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18]《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19]《李大钊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8—239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9页。
[21]《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08—109页。
[22]《恽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4页。
[23]《恽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9页。
[24]《“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4页。
[25]《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页。
[26]《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27]《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0页。
[28]《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3页。
[29]《新青年》第8卷，第4号。
[30]《新青年》第9卷，第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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