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富于国与藏富于民
吾生也愚钝，虽然从我出生那年开始改革，但改了三十余年我仍搞不懂改革的目的是什么。这也不能怪我，都讲了，摸着石头过河，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记得2007年国务院研究人员批评医疗改革，说是基本上没达到目的，结果卫生部长又祭起了“不争论”这个法宝，而且说“任何一项改革都很难确定说用几十年完成，或者判断好还是不好。”照此说来，我有生之年是没法搞懂这个问题了。不意今日读到一篇文章：《胡耀邦之子回忆父亲生前事：改革系为藏富于民》。方知很早以前，胡耀邦同志就有很明确的答案：“我们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藏富于民，让人民富起来。”
藏富于民，我依稀记得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个热门词儿。我记性不好，百度了一下，果然已经有详细的介绍：“藏富于民”这一思想渊源于先秦儒家，儒家把传统的富民观点，丰富发展成为一种安邦治国的经济理论。孔丘提出“足食”、“富而后教”的论点，把充裕人民的物质财富作为实施礼乐教化的基础。他的富民措施主要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即实行宽惠的经济政策，允许人民牟利取财，同时要求统治者节用薄敛。他把人民的富足看作是政府获得充足财源的基础，主张民富先于国富，国富建立在民富的基础上，这就是著名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的财政思想。
有意思的是，孔圣人这一套，在他的时代并不吃香。甚至到了汉武一朝，虽然独尊儒术，却偏偏不搞什么藏富于民。我又百度来一段史料：
汉武、昭之世，盐铁论兴，文学贤良竞欲割盐利以归民为宽大之政，言有似是而非仁义之实者，此类是也。夫割利以与民，为穷民言也；即在濒海濒池之民，苟其贫弱，亦恶能食利于盐以自润，所利者豪民大贾而已。未闻割利以授之豪民大贾而可云仁义也。盐犹粟也，人不可一日无者，而有异。粟则徧海内而生，勤者获之，惰者匮之；盐则或悬绝于千里之外，而必待命于商贾。上司其轻重，则虽苛而犹有制；一听之豪民大贾，居赢乘虚，其以厚取于民者无制，而民不得不偿，故割利以与豪民大贾而民益困。王者官山府海以利天下之用而有制，以不重困于民，上下交利之善术也，而奚为徇宽大之名以交困国民邪？与其重征于力农之民，何如取给于天地之产。盐政移于下，农民困于郊，国计虚于上，财不理，民非不禁，动浮言以谈仁义者，亦可废然返矣。（王夫之《读通鉴论》）
各位看官读得懂这段文言吗？读不懂也不用不好意思，反正我也不懂。不过大概的意思还是能猜到的，就是汉武搞计划经济，搞什么盐铁专卖。一帮知识分子不高兴了，指责皇帝与民争利，藏富于国，不是个好皇帝。汉武的国家主义，到北宋王安石又再来一遍。同样地，宋之大儒苏辙批评王安石说：“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设青苗法以夺富民之利。”并且连带批上汉武帝，说他是个暴君，只知道敛财！说真的，以宋之积弱，宋人居然如此非议“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汉武大帝，我真佩服文人的脸皮之厚！明未的王夫之是经历了国破家亡的，他就点评得明白：如果国家从重要经济领域（盐铁）退出，让民间资本流入重要产业，“盐政移于下”，农民困于郊，国计虚于上，国家和人民都得不到好处，结果只会对大商人有利。割盐利以归民，确实是藏富于民，但这个“民”，不会是民众，而是民企。王夫之说，“动浮言以谈仁义者”，可以回家洗洗睡了！
《盐铁论》中间大夫与贤良文学之争，体现也是这种财主家庭出身的读书人对家庭发财门道的热切关注，反应的是皇权政治与地主富农在瓜分农业剩余方面的矛盾。地主富农当然是坚持藏富于民的。一代明相张居正苦口婆心地劝告这些“先富起来的人”：“夫民之亡且乱者，咸以贪吏剥下，而上不加恤；豪强兼并，而民贫失所故也。”“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他要豪族大地主“出其百一之蓄，以完积年之通”，以便“终身乘坚策肥，泽流苗裔”。 结果如何？甚至明末李自成快要兵临北京城了，崇祯要求达官贵人资助军饷，都还不愿意出，就差没出一个《物权法》，宣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了！最后是“天街踏尽公卿骨”，一齐玩完。
行文至此，我要严正声明：我绝对不反对藏富于民。我非常赞同胡耀邦同志的观点，既不认可苏联和东欧那种加重群众负担的高积累模式，也不赞成高度竞争追求高额利润的资本主义模式，而是希望中国走出一条以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来推动农、轻、重生产为序的社会主义新模式。但是，有些人一听说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藏富于民，让人民富起来，就推论说，改革前的毛时代，是要藏富于国，让人民穷下去。这种观点未免太机械了！须知人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无论选择藏富于国还是藏富于民，都有其历史合理性。
藏富于国和藏富于民，关键都是如何获得原始积累以实现工业化。工业在创始阶段，这笔资金不可能从工业内部、第二产业内部产生，当时更谈不上第三产业，那么原始积累的资金来源只能是有几种途径：要么就像西方一样通过殖民扩张来取得；要么就是牺牲农民的利益，像当时英国的“圈地运动”这样一种东西，还有一种就是像苏联一样来搞高积累，也是带有牺牲农民的色彩。
西方资本主义已走过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重商主义时代，实际也是国有制为主的资本主义（路易14时代著名的东印度公司就是一个国家背景的垄断组织）。第二阶段是经济殖民主义全球化的古典自由主义（亚当·斯密时代），那时的确是小企业为主而且自由竞争的私有制资本主义，因为西方已经通过殖民扩张取得了技术和市场优势。这个时代确实是藏富于民的时代。20世纪初形成的最发达资本主义，已经发展成全球化的庞然巨无霸，伸展成为网络遍布全球，无远弗届，千手千眼的超级跨国垄断经济体。再也不是斯密那种小企业在市场中林立、自由竞争的模式了。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完成工业化的。当时苏联极度缺乏工业化资金，但在帝国主义时代，苏联既不能像西方那样掠夺殖民地，而在紧张的国际形势下也不能靠自身慢慢积累，唯有让工人农民作出牺牲。据说大饥荒时期，有“欧洲大粮仓”美称的乌克兰就饿死350万人。此时，苏联政府仍廉价出口了281万吨粮食，以换取外汇。（《读书》1998·1）
新中国在路径的选择上也是很艰难的。在初始工业化阶段必然要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优先发展重工业这部分的启动资金，从哪里来？轻工业的积累可以解决一部分，但是不能解决主要的部分。而且不可能去对外掠夺。只有一种办法就是要从第一产业，从农村经济、从农业生产取得一部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资金积累。另一方面，毛也看到了，中国是一个农民为主体的大国，无粮国家是不稳定的，农民不稳定就会起来造反，政权就会不稳定，所以要发展农民经济、改善农民的生活、发展农业。这就是毛面临的一个两难的课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一个辩证的思维逻辑，他试图把从形式逻辑来看是矛盾的东西，通过辩证逻辑、辩证思维统一起来。他讲道，你要想多搞一点重工业吗？那你就要优先发展轻工业，要优先发展农业，要多往这里投一些资，投资的目的是什么呢？投资的目的还是为了从里面取得更高的收益和积累，同时保持社会的稳定。他就是这样把一个矛盾的东西试图通过这样一个理论统一起来。平心而论，毛那个时代在这个问题上基本是两头兼顾的，做得还是比较好的。到设计师和胡耀邦同志接班时，已经可以而且应该藏富于民了。事实上，在毛的后期，国民的生活已经有所改善。但是，能不能说改革前的高积累政策是错的呢？我看不能吧。就好比现在有人功成名就，五子登科了，他就感叹说：我读书的时候，天没亮就要起床，吃的都是锅锅头，菜里没有两滴油，太苦了！太黑暗了！这时候，他老子一定会赏他一记耳光：你小子忘本！你小时候不吃苦不读书，哪来现在的好日子？
不管怎么说，藏富于民确实让中国人过了三十年好日子。今天再提藏富于民，似乎也是出于让我们天天过上好日子的意思。但我前面也讲过，历史总是不以人的意思为转移的。清代中国人过的好日子还不止三十年，康、雍、乾三代，整整一百多年。康熙认为，官员要少干扰人民，使人民得到休养生息，生活得到富裕，在此基础上才能求得国家的富裕强盛。这是康熙重要的经济思想。康、雍、乾贯彻藏富于民最力，对当时封建国家的稳定、富裕和发展起过重要作用。藏富于民，一百年不动摇。乾隆死后不到五十年，发生了什么事？相信读过小学历史的同学都明白，不明白的上网查一下。
不错，美国民众是富有的。在美国存在着数百万私有化的小型企业。在其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但是决定现代资本主义性质的绝不是这种小型私有企业，而是大型的跨国超级经济垄断体。现代资本主义是与强有力的高度组织化的国家机器，国家政策和国家宗教及意识形态综合于一体的超级资本主义。其力量强大的秘密也正在于此。西方某些别有用心的经济学人和政客一直有意识地向中国人掩盖这一点。他们不愿意我们洞悉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真相。他们试图引导我们从微观层面的政企分开（这是必要的），进一步化国为私、化大为小，从宏观上使我们的国家目标、国家发展战略、国家体制与经济机体相剥离，从而达到彻底摧毁作为中国经济实体和主干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企业，最终将中国引向由经济到政治全面解体的战略性目的。近年来不是有意无意把斗争矛头引向国有大型企业吗？关于特殊利益集团的问题响彻云霄，整个社会在讨伐，把最后这９９个超大型国有企业也彻底瓜分掉，瓜分掉就没有垄断了，没有藏富于国了，也没有企业能够跟外国垄断企业竞争了。
所以，藏富于民是对的，但不能以放弃建国60年十几亿人血汗积累的庞大国有资产为代价。必须肯定国有资产在国民经济中居主体和主导地位，这首先是质上的主体和主导地位。全面私有制绝不应被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方向和目标。
国家应是国民经济体制及运行的引领者、策划者、规范者、协调者和保护者。要重新强调国家政权的经济职能，强调国家对于国民经济应当承担决定性的主导责任。坚决反对让“看不见的手”去操纵经济，反对让国民经济放任自流，反对国家从经济生活中全面退出。
在民需产品上，虽然可以以利润和市场为导向，让多种所有制自由竞争。但国家不能退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命脉，特别是金融、交通、通讯、能源、国防等产业。在重要经济领域不能以利润为至上目标，不能搞“利润挂帅”，而要不惜补贴（全世界都是这样做），谋求使国家强大的长期目标、远期战略目标。以其他获利产业之利来补战略产业之亏；不能因这些产业短期无利而拱手让外人来搞。这些必须由国家作主导，有计划、有目标地发展。无政府化的自由经济（世界上从来没有这种经济状态），绝不应是我国市场改革的发展目标和方向。
在社会分配问题上，国家应当高度重视近年来社会阶级矛盾（通过官民矛盾和劳资矛盾的形式），愈演愈烈日趋激化的形势。明智的国家政权应当作为国内阶级关系的调和者与仲裁者，而不是单一的暴力压制者。国家应当寻求积极公正的社会政策，调节阶级关系，缓和阶级矛盾，促进阶级合作，抑制阶级斗争。假若国家机器只为少数人服务，只为经济强势阶级服务，最终难免被推翻！前苏联政治体制垮台的更深层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其统治者，官僚集团，早已成为脱离多数民众不被人民所支持的特权阶级。
国家应牢牢把握对于金融、财政的控制权。国家应进一步改革目前的财税体制，使之适合中国国情，达到既有利于括充国家财源，有利于国家集中财力，又有利于促进国内产业发展的目标。
应当设法把已分散的财政力量，重新集中掌控到国家手中，也就是说，重建中央的大财政，积极调节地方财税收入，改革现行税制中的那些弊端。由国家掌控大的财权，以主导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国家应当着手制订国民经济的战略性发展计划，包括就业安排计划，农业现代化计划，能源战略的长期计划，以至国家内外有事的应急经济计划和周边有事时的转入战时体制计划。
事实上，藏富于民与藏富于国并不是对立的。我看到今博网上同时发了崔之元的文章，他认为，可以把“重庆经验”概括为“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到2008年6月底，重庆市属经营性国有资产突破7000亿，比2002年1700亿增加了4倍，这在“国退民进”的大环境中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更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国资增值”，不仅没有“与民争利”，反倒促成“藏富于民”。
难道不是如此吗？许多私营企业家面对今天举步艰难的处境，不由留恋感叹八十年代发财一帆风顺。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当时国有、集体等公有制企业蓬勃发展，职工收入增长形成了旺盛的购买力，而且国有企业集中的行业和经营行为，同私营企业之间的竞争少而互补性很大，因此，尽管社会舆论并未过多吹捧私营企业，却反而真正给私营企业提供了“实惠”。如今各地许多政府官员学者竭力赞扬私营企业，丝毫不介意国有企业面临的严重困难，但试想听任国有企业严重萎缩职工纷纷下岗，也加入私有企业领域狭窄的激烈竞争，私营企业的日子如何好过得了呢？
今天某些人谈论中西方差距和改革面临的困难，总是将其归咎于社会主义制度和公有制企业，将希望主要寄托于和“国际接轨”，但是，倘若我们回顾中国的近代史，不难发现旧中国早就有产权明晰的公司制、股份制企业，也有门类齐全的股票、商品、外汇、期货市场，外商投资、合资企业也曾遍布中国大地。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始终非常艰难，众多私有企业规模很小，拥有的资本数量有限，自身资本积累的速度缓慢，生产技术和机器设备落后，难以同外国企业产品竞争，始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难以摆脱岌岌可危的处境。一些民族私有企业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实现了现代机器大规模生产，也大多集中于纺织、轻工等行业，机械行业只能进行简单的维修，冶金、采矿、电力、铁路等行业，外资跨国公司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众多私有企业仿佛“一盘散沙”，面对外国的激烈竞争自身难保，虽有报国热情却也力不从心，根本无力发展钢铁、机械工业，增强国家实力挽救民族危难。私人资本积累和工业发展速度非常缓慢，西方列强可以任意欺负、掠夺和侵略中国，民族私营企业只能在跨国公司占领市场的夹缝中苟延残喘。同样的制度，在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的结果。决定性的因素是资源，包括市场资源。市场的有限性越是明显，这里的自由就越是少。
倘若有一天，我们用六十年建立起来的国有企业陷入了崩溃，民族私营企业将不堪跨国公司一击，必然重温解放前民族资产阶级的噩梦。那些竭力赞扬私有的政府官员和学者，将失去曾为之提供工资、教育的衣食父母，除非他们有一张绿卡。
201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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