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搞极左？
——四清运动与毛刘的决裂
：风之谷
新中国建立十多年后，对工农的压迫又出现了，最极端的就是打骂农民和克扣农民的伙食，对工农的剥削也出现了，除了“合法”的特权以外还有不合法的贪污盗窃。这样毛就发动了四清运动，这一运动最初就是适合农民群众的要求，从清查社队的账目开始的。社教运动（当时叫“四清”“五反”）开始不久，他就指出，不开展这场斗争，“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1956年起，毛泽东退居中央领导层的二线，由刘少奇领导日常工作。因此，四清运动主要是由刘少奇推动的，特别是1964年5－6月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央决定由刘少奇挂帅，亲自作镇指挥四清运动。刘少奇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在不同场合下对各地领导人的谈话，以及在刘少奇主持下制定的文件，对四清运动起了主导作用。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前《十条》即《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以后，刘邓又制定了后《十条》即《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前者放手发动群众，后者束缚群众手脚，两个文件形成鲜明对照。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毛谈及这件事时说：“六三年搞了十条，才隔两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
刘少奇在后《十条》公布后，就派其夫人王光美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并亲自给以指导，炮制出“桃园经验”，实际上是他和邓小平制定的后《十条》的样板：搞什么扎根串连、秘密工作方式，说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支部书记是一个钻进党内的“坏分子”、“国民党分子”，强调要找“真正的根子”。这实际上是他在一九四七年土改中提出的“一脚踢开基础”、“搬石头”打击基层干部等错误的重复，只不过“有过之而无不及”罢了。
在1964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进行期间，中央常委于12月20日开会讨论社教运动的对象问题，刘的观点与毛的观点尖锐不同。刘认为，主要要整下面，整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整社会上对体制不满的敌对力量。毛强调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要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就是怕搞得太多，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毛强调运动重点是“整当权派”。“先搞豺粮，后搞狐理，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分不清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
在这里，毛将斗争的对象直接指向了干部队伍，党的官僚组织。这与后来发动文化革命的斗争目标是一致的。但对此，刘为代表的政治局多数是持有根本异议的。刘认为，主张走资主义道路的人，不能称作为一个“派”。斗争矛头，不能指向党的干部组织，指向国家机器。他主张在四清中保护干部，矛头主要指向社会下层的“地富反坏右”（即文革中所谓“黑五类”）。他将毛针对党内上层的阶级斗争方向作了扭转。
会议最后阶段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制定文件过程中，刘说四清是四清四不清矛盾，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认为四清四不清是主要矛盾。毛批驳道：“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如果按照“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那么广大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就都是运动的对象。他们就是要替资本家搞四清，清查工人。正是由于他们自己就首先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就最最痛恨把四清工作的重点放在整走资派上，而把矛头指向大多数普通的群众以及好的比较好的干部。
毛还严肃指出：“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就会要走到邪路上去。”并指责：中央机关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中央书记处，一个是国家计委。
在会上，刘屡次打断毛的发言。他质疑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他还说：“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说：“张霖之就是。”
这次会之前，邓曾建议毛，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在会议进行中，毛带了一本党章、一本宪法来到会上，他摇动党章说：“作为党员我有开会权。”摇动宪法说：“作为公民我有发言权。”并指着刘、邓说：“这里有两个人，一个不叫我参加大会，一个不叫我讲话。” 可见对抗已经激化到了什么程度。毛和刘少奇的矛盾第一次在高层领导中公开化了。
后来，刘少奇经过别人劝说，在政治局会上检讨说：对毛主席不够尊重。毛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不让步的。”
这的确是一个原则问题。刘少奇之所以公开反对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因为这个目标太醒目了，太准确了，太通俗了，直指他本人和他的路线。他感到危及到他的地位。这是一次重大的交锋。
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八日，斯诺问毛主席：“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主席回答：“一九六五年一月，23条发表。23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斯诺在文章中这样评述：“毫无疑问，‘两条路线’是存在的。是个人争权的斗争吗？人情的因素是不能完全同客观政治现实分开的，但是，毫无疑问，毛和刘之间的冲突首先是由于，两个人对于伟大的中国革命的方法和目标的考虑在实质上是不相同的。”一个外国友好人士的理解，不是胜过我们的许多同志吗？
尽管会后制订了《二十三条》，提出：“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实际上已经否定了两个伪《后十条》以及桃园经验，但刘邓还是抗着不照《二十三条》办，继续搞《桃园经验》那一套。后来毛只得发动文革，刘少奇又一次派夫人王光美坐镇清华大学，掀起了一场全校性的“反蒯斗争”。更参照“四清经验”，将蒯大富开除团籍。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以刘少奇儿子刘涛等高干子弟为首的当时清华唯一的红卫兵组织──清华大学红卫兵与北京市老牌的中学红卫兵一起联合进行文革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所谓的“革命暴力行动”。突然间用皮鞭、棍棒、口号和“语录歌”武装起来的大批红卫兵，以集团军的形式浩浩荡荡从校外开进清华园，以暴力冲击清华大字报区，用皮鞭驱散看大字报的群众，在对清华重要的大字报进行拍照之后撕光整个清华的所有的大字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广大师生员工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宏大的暴力斗争阵势，因此整个清华乃至整个北京高校区都笼罩着浓重的政治恐怖气氛。清华园内，从此“反革命”、“反党分子”大批涌现。大批学生被批、被斗、被带帽。毛回京后目睹此景，愤怒地贴出大字报，宣称要炮轰刘的司令部……这些都是后话了。（参见《文革初期的白色恐怖》）
201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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