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的经验及其面临的挑战
汪晖
《文化纵横》2010年第二期
中国经济的发展打破了许许多多的预言——1989年之后，不断地出现中国崩溃论，但中国没有崩溃，而是这些崩溃论崩溃了。人们因此开始总结为什么中国不但没有崩溃，反而发展了？在改革过程中，反复出现肯定改革与否定改革的讨论，这些讨论也时时涉及如何估价社会主义时期与改革时期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无论如何评价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和改革开放的成就和困境，中国的经验都是建立在这两个传统的地基之上的。与此同时，眼下的全球金融危机和长期积累的矛盾，也提示中国不能也不应简单地回复到过去的发展模式之中——无论是传统的计划模式，还是以GDP增长为唯一目标的发展主义模式。我们需要换一个方式来总结中国60年来的经验。
独立的主权性格及其政治内涵
在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中，许多学者强调中国发展的稳定性，认为没有出现重大危机。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改革开放30年期间，中国最大的危机是1989年的危机，中国度过了这场大的危机，但其后果至今在不同领域都可以找到印迹。这场危机同样是国际危机的一部分，不过那时的危机主要不是经济危机，而是政治危机。中国的危机可以视为苏东危机的前奏。像中国一样，这些国家也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中国没有像它们一样倒掉？究竟是哪些要素维持了中国的稳定性并提供了高速增长的条件？在经历了30年改革之后，这些条件本身发生了哪些变异？要讲中国道路或中国的独特性等等，这是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苏东体系的瓦解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原因，比如官僚体系与民众的对立、冷战政治中的专断政治，以及短缺经济带来的民众生活的困苦等等。与之相比，中国体制的自我更新意识要强得多，经历了文革时代的冲击，党和国家的中高级官员被毛泽东遣送至基层社会工作和生活，当他们在1970年代晚期回到权力位置时，国家对于基层社会的需求有了较强的回应能力，这些方面与苏东国家很不相同。但我在这里并不打算详细讨论这些问题及其来龙去脉，而只集中于中国体制区别于苏东体系的第一个特征，即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发展的道路，以及由此产生的独特的主权地位。
东德前共产党的最后一位总书记克伦茨在他的回忆录中，解释1989年后整个国家垮掉的原因，他提到了很多方面，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苏联的转变以及由此产生的整个苏东集团的内部变化。在冷战时代，西方的政治家经常用“勃列日涅夫定律”这个概念嘲笑东欧国家的 “不完全性主权”状态。在《华沙条约》体系中，东欧国家没有完全的主权，受制于苏联的支配，苏联一旦出现问题，整个苏东体系都跟着垮掉了。二战之后，民族国家的主权体系得以确立，但事实上在世界的范围内，真正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非常少，不仅是苏东国家，即便是西欧结盟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在亚洲，日本、韩国等国家都在冷战的构造里，它们的主权受制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同样是不完全性主权国家。在冷战的构造里，两个阵营都是结盟性国家体系，每一阵营中的霸权国家发生变化或政策转变，其他国家都会深受影响。
伴随着中国内战的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在建国初期，中国处于冷战两极构造中社会主义体系的一方，1950年代初期的抗美援朝战争更是让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兵戎相见。在这个时期，尤其是“一五”时期，中国的工业发展、战后恢复和国际地位得到了苏联的巨大帮助，也在某种意义上，处于与苏联的某种程度的依附关系之中。但是，正如中国革命过程本身有其独特道路一样，中国在建设时期也在探索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积极支持不结盟运动，随后又与苏共展开公开论战，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逐渐摆脱了有些学者所说的与苏联的“宗主关系”，确立了自己在社会主义体系、进而整个世界中的独立地位。尽管台湾海峡仍然被分隔，但中国国家的政治性格是主权性的和高度独立自主的，在这一政治性格主导下形成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也是高度独立自主的。没有这一自主性前提，很难想象中国的改革开放道路，也很难设想中国在1989年后的命运。在改革开放进程开始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一个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这是改革的前提。中国的改革是一个有着内在逻辑的、自主性的改革，一个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改革，这与东欧和中亚的各式各样的、背景复杂的“颜色革命”截然不同。中国的发展不但与拉丁美洲的依附经济有别，即便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相比，恐怕也不能简约为东亚模式（尽管在国家角色、政府产业政策和某些发展策略方面有相似性和互动性）——从政治的角度看，中国改革前提是自主的，而上述各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概括为依附性发展（与拉美不同的是，这一冷战时代的依附关系恰恰成为发展的政治前提）。
这个相对来说独立而完备的主权性格通过政党的实践来完成，这是20世纪政治的一个突出的特征。无论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曾经犯过多少错误，它当年的反帝和后来跟苏联的辩论，是完成中国主权性的最基本要素，在这些问题上，不能仅仅局限于个别细节加以判断。通过与苏共的公开辩论，中国首先摆脱了两党之间的宗主关系，继而才摆脱了国家间的宗主关系，形成了新的独立性的模式。换句话说，这一主权根源是政治性的，是从政党关系和政治进程中发展出的一种特殊的政治独立性在国家、经济等领域的显现。我们很难从规范性的主权概念出发来理解独立自主的含义。在殖民主义历史中，规范性的主权概念与独立自主很可能没有关系，比如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国家在国际法的意义上必须是一个主权的国家，但这个主权与独立自主毫无关系。事实上，冷战时代的两极化构造的逐渐瓦解与中国对这一两极构造的持续批判和斗争有关；没有中国的介入，美苏发生直接对抗的可能性也要大很多。
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对改革的尝试，都曾出现各种偏差、问题甚至悲剧性的结果，但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的政府与政党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政策。这些调整不是受制于外来的指点，而主要是根据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而进行的自我调整。作为一种政党的路线纠错机制，理论辩论，尤其是公开的理论辩论，在政党和国家的自我调整、自我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共产党内缺乏一种民主机制，路线斗争常常也会转化为无情打击的权力斗争，但这些因素不应掩盖路线辩论和理论辩论在其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需要重新思考改革以来的一些习惯性说法，比如，就改革没有现成的模式、现成的政策而言，“摸着石头过河”这一说法当然是正确的，但其实没有现成模式是整个中国革命的特点，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就说过类似的话。没有模式的时候靠什么？靠的是理论辩论、政治斗争、社会实践。所谓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但这一对实践的总结本身是理论性的，实践不可能没有前提和方向。如果没有基本的价值取向，“摸着石头过河”就不知道摸到哪儿去了。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曾引用当年列宁说的一段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也在某些关键时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某一件事情（任何一件事情都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者政策的时候，如何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政策，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当政治、文化、上层建筑等等阻碍着经济基础发展的时候，政治和文化就是核心所在，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
理论辩论在中国的革命和改革过程中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改革的理论源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就是从有关商品、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和资产阶级法权等等理论讨论中产生出来的，也是从社会主义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产生于1950年代，孙冶方和顾准发表了有关价值和价值规律问题的论文，其大背景是中苏分裂和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矛盾的分析。这个问题在1970年代中期再度成为党内辩论的中心课题。没有这样的理论辩论，也很难设想此后中国的改革会沿着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直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发展。到今天，有关发展道路的辩论，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完全局限于政党内部，但理论辩论对于政策路线的调整意义仍然重大。如果没有体制内外发生的对单纯注重GDP增长的发展主义的批评和抵抗，对新的科学发展模式的探索就不可能提上议事日程。1990年代，随着中国政治结构的变化，中国知识界的辩论部分地替代了以往党内路线辩论的功能，1990年代末以来对三农问题的关注，2003年后对医疗改革的反思，2005年对国企改革和劳动权利的关注，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的理论宣传和社会运动等等，都对国家政策的调整产生了影响。理论辩论在引导方向的问题上起着很大的作用。
现在常讲民主是一个纠错机制，其实理论辩论与路线辩论也是一个纠错机制，是政党的纠错机制。由于缺乏一种党内的民主机制，在20世纪的历史上，党内路线辩论时时出现暴力和专断的特征，对此进行深入和长期的反思是必要的，但对党内斗争的暴力化的批判不能等同于对理论辩论和路线辩论的否定，事实上后者正是摆脱独断、自我纠错的途径和机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口号提出了实践的绝对重要性，但这一命题本身是理论性的，我们只有在理论辩论的意义上才能了解这一口号的意义。
农民的能动性
无论是在早期的革命和战争中，还是在社会建设和改革时代，农民阶级作出的牺牲和贡献都是巨大的，表现出的主动精神和创造力也最让人印象深刻。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相比，在整个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的动员和乡村社会组织的改变可谓天翻地覆、前所未见。伴随着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整个乡村秩序被根本性地重组了。这一持久而激烈的乡村变革产生出三个重要的结果：第一，农民阶级获得强烈的政治意识；即便是东欧国家，甚至苏联，也罕见如此长久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没有这一背景，也就不可能有以土地关系的变更为中心的、持久的农民动员。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或后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平等的价值在中国人民心中扎根的程度要高得多、深得多。
其次，要想真正理解中国社会主义运动与农民运动的关系，也必须理解中国革命政党的角色。中国共产党的初创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物，但不同的是，这个社会主义政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农民，并通过农民运动创造新政治、新社会。经历了30年的武装革命和社会斗争，这个政党最终成为扎根于最基层的社会运动，它的草根性及其组织动员能力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有很大的区别。现在的媒体和观察家过多地将中国革命的成败归于个别领导人物，而对这个进程本身讨论得不充分；又因为对中国革命中暴力的反思而忽略，甚至否定在这一进程中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主体性。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主观能动性、领袖人物的主观意志不可能不居于重要地位，但单凭这一点是无法解释历史的。
第三，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新的土地关系为改革提供了前提。很难设想，在没有经过如此深刻的社会转变的条件下，传统的农民及其村社组织能够表现出如此强烈的能动精神。这一点只要参照亚洲（尤其是南亚）或拉丁美洲其他农业社会和市场条件下农民的状态，就可以有一个清晰的印象——这些社会至今未经如此剧烈的土地改革，农民仍然大量依附于地主或庄园经济，没有也不可能产生强烈的自主意识。土地改革的进程是与乡村教育的普及、识字率的提高、自我组织能力和技术能力的提升密切相关的。在市场改革条件下，这些早期的遗产也转化为较为成熟的劳动力市场的前提条件。
在新自由主义潮流中，中国社会较之其他社会对于平等的诉求和对腐败的不容忍更加强烈，也因此从基层产生了强烈的制衡作用。这一点与90年代初期有些国家的迅速寡头化有所不同，其原因不仅可以从国家和政党的角度加以解释，也应该从社会力量的角度加以说明。20世纪末，围绕三农问题和农民工问题，如何解决市场条件下的城乡关系，如何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再度成为当代中国的关键议题。由于乡村经济高度地依附于城市经济和城市化进程，农民大规模地流动并转化为新的城市工人阶级，立足于乡村土地关系的农民正在转化为沿海和城市工商业的廉价劳动力，这一进程与当代乡村危机有着深刻联系。
国家的角色
理解改革时期的中国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如何理解中国的国家性质及其演变。就像许多历史学家所显示的那样，东亚地区有着丰富而悠久的国家传统和国家间关系，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在他的新书《亚当·斯密在北京》中断言：“与民族国家和国家间体系相比，国家市场并非西方的发明。……整个18世纪最大的国家市场不在欧洲而在中国。”他还进一步地分析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因，尤其是对外来投资的吸引力，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资的主要吸引力并非其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主要吸引力是这些劳动力在健康、教育和自我管理能力上的高素质，再加上他们在中国国内生产性流动的工序环境迅速扩大。”（中文版第323-324, 354页）按照他的解释，斯密并非自发市场秩序的倡导者，而是一个对国家规管下的市场有着清晰洞悉的思想家。大致也沿着这一思路，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家姚洋在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条件时，将中性政府或中性国家作为中国改革获得成功的前提。
改革中的国家资源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对阿瑞吉和姚洋的讨论有两点补充性说明。就阿瑞吉的观点而言，他对中国和亚洲国家市场的叙述建立在长远的传统之上，但是，如果没有中国革命及其对社会关系的重组，就很难设想传统的“国家市场”会自动地向新型的国家市场转变。晚清时期通过国家力量构筑军事和商业体系的努力，辛亥革命后持续不断的土地革命，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国家市场的新型内外关系。列宁在评论孙文的《建国大纲》时就曾指出过这一点，即土地革命和新的、带有社会主义取向或民生主义取向的国家方案为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在讨论现代中国的国家性格时，不可能脱离中国革命所导致的土地关系和农民身份的改变这一前提。例如，人们批评人民公社的试验，但很少讨论这一试验也是现代中国持续的土地关系变更的结果，一方面，以家族─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终结了，另一方面，家庭、家族和地缘关系又以另一种方式被组织到新的社会关系之中。农村改革是对公社制度的改革，同时也建立在由这一试验所改变了的社会关系的地基之上。初期的农村改革是在国家推动下，以多种经营和调整农产品价格为中心发展的一场改革运动，这个改革运动实际上继承了许多要素，从乡镇工业到乡镇企业的发展，都是在一个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下展开的。
就姚洋的观点而言，所谓中性化的政府产生于现代革命和社会主义历史，其政治前提并不是中性化或中立化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致力于缔造一个代表大多数和绝大多数人民的普遍利益的国家，国家或政府与特殊利益的纽带的断裂是以此为前提的。从理论上说，这一社会主义的国家实践也产生于对早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修正，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等文献就是这一新的国家理论的基础。由于社会主义国家以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宗旨，在市场条件下，它反而比其他国家形式更加脱离利益集团的关系。我们只能在这个意义上将它说成是一个中性化的国家。这是初期改革成功的关键，也是改革的合法性所在，没有这一前提，不同社会阶层就难以相信国家推动的改革代表着这些阶层自身的利益。然而，中性化这一术语也遮盖了“中性化”的内涵，即国家代表的利益的普遍性是建立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地基之上的，至少就初期而言，改革的正当性恰恰来源于社会主义国家所代表的利益的普遍性。
我们很难从一个单一的规定性出发界定中国的国家性质，在它的内部存在着不同的传统。在改革进程中，人们常常会用改革与反改革、进步与保守来描述这些传统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但从动态的历史角度看，它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制衡和矛盾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看到过两种或多种力量之间的相互消长，以及对“极左”或“极右”的克服；当市场化改革成为主潮之际，若没有国家内部、政党内部和整个社会领域中存在的社会主义力量的制衡，国家就会迅速地向利益集团靠拢。80年代中期一度有过私有化的主张，但在体制内外均遭到强烈抵制，结果是先形成市场机制的观点占了上风。这是中国没有采取俄国休克疗法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时期积累的社会性资源，在这个时候通过这一关系转化为对社会政策的制约。即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很难将这些批评性力量界定为反对改革。其实，在1990年代爆发的思想争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现象：对发展主义的批评最终促成了科学发展或另类发展的观念。中国社会对腐败的普遍厌倦和抵制也是推动制度改革的动力之一。国家的中立性是由上述并非中立性的力量及其相互关系促成的。
中国改革中值得总结的经验很多，比如人才战略、教育改革和其他经济政策的实施等等，但我认为上述这几个方面最为根本，也因此常常被忽略。这几点也是中国20世纪最为独特的经验的一部分。
主权结构的变异
在全球化、区域化和市场化的新条件下，上述各项条件也面临着重要的挑战——社会关系、经济活动和政治主体的基础正在发生变异。如果不能把握新的历史条件及其变动方向，就难以形成新的、有效的机制和政策。要理解这些变化，需要对当代世界的一些新趋势加以总结。
首先，在全球化的趋势中，传统的主权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异。当前的全球化进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向上，第一是资本的跨国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跨国生产、消费和流动，大规模移民及由贸易和投资而形成的市场依赖性，以及各种风险的全球化。第二是为了管理和应对这一资本的跨国运动及控制风险而形成的新的国际调控机制，如WTO、欧盟和其他国际性的或区域性的组织。前者更像是一种无政府力量，而后者则是对这一无政府力量加以协调或控制的机制，这两种力量同时起作用。
伴随这些重要变化，国家主权的形态也势必发生变化：就前一个方面而言，主要自198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逐渐地成为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形态，生产的跨国化造就了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完全不同以往的劳动力和资源配置，以及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新关系；随着金融体制的逐渐开放，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所谓“中美国”Chimerica的概念也许有些夸张，但就相对独立的国民经济向某种程度的依附性经济的转变而言，这一概念也有很强的寓意。
就后一个方面而言，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国际条约和协定，积极参与不同的区域组织，传统意义上的主权概念已经难以描述中国的主权结构。眼下的金融危机显示：危机本身恰好源于社会自主性的动摇，即任何一个地方的危机都可能成为我们自身的危机；而克服危机的方式又不可能单纯地通过重申旧式的主权来达致（例如，中国在国际贸易中遭遇的反倾销、反补贴及特保问题无法通过国家主权单独地加以解决，而必须通过国际仲裁加以解决；高额外汇储备的风险也无法通过传统主权加以保护，同样需要某种国际性的规约和保护；流行疾病及其防控现在也是一项国际性的事务）。国际合作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因此，在全球化条件下，在开放性的国际网络中，如何形成自主性的新形式，是一个需要参照历史但又必须重新探索的新课题。
其次，不仅在全球关系领域内，而且在国内关系中，国家的角色也在发生变化。简单地用“极权主义国家”这样的概念来描述中国的国家角色，常常混同了国家角色中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中国的改革没有像俄国那样经历“休克疗法”，国家在调节经济方面的能力是比较强大的。中国的金融体制显示出相对的稳定性，是因为中国没有完全走上新自由主义道路；中国的土地没有私有化（但能够相对自由地流转以适应市场条件的需求），不但为中国农村社会的低成本保障体制提供了基础，而且也为国家利用土地资源组织开发并进行土地分红提供了可能性；中国的国有企业所提供的大量税收也为危机条件下政府的调节能力提供了基础。这些方面均与国家能力及其意愿有关。中国的国家应该负起该负的责任，比如积极解决乡村危机、重建社会保障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扩大对教育的投资并推进教育体制的改革，在这方面，中国政府需要从发展型政府向社会服务型政府转化，而这一转化也会促使中国经济从过度依赖出口向内需导向转变。
这些积极的社会政策能否实施并不仅仅取决于单纯的国家意志。经过30年的改革，作为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者，国家机器深深地嵌入市场的活动，就各个局部而言，用中性化国家的概念来描述今天的国家并不恰当。国家不是孤立的，而是镶嵌在社会结构、社会利益关系中的。今天的腐败问题，不仅涉及官员个人的贪腐，而且也涉及社会政策、经济政策与特殊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例如，高碳工业和能源项目的开发，常常为个别利益集团所牵制、甚至主导。对这些利益集团在公共政策中的影响形成遏制的，主要是公共讨论、社会保护运动，以及来自国家和政党内部的不同传统。例如，在1990年代末期，三农问题的大讨论促进了国家农村政策的调整；2003年“非典”危机引发的有关医疗保障制度的大争论促成了医疗改革的方向性变化；2005年展开的国企改制的辩论及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导致了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出台；国家内部要求惩治腐败、严肃党纪的呼吁为中国的反腐败运动提供了内发的动力……但是，国际和国内的利益关系也以空前的能量渗透到国家机制之中，甚至法律制定过程之中，在这一条件下，如何让国家及其公共政策代表广泛的利益，而不是被少数利益集团所操控，已经成为一个极为尖锐的问题。
政党国家化的悖论
有关国家的讨论直接地联系着民主机制的形成问题。讨论中国的国家问题必须面对一个基本的悖论，即一方面，较之许多其他国家的政府，中国的政府能力得到了广泛承认，从汶川“5·12”大地震后的救灾动员，到金融风暴后迅速推出的救市计划，从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到各地方政府在组织发展和克服危机方面的效能，都显示了中国国家能力的突出优势；但另一方面，即便各种民意测验显示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处于较高水平，官民矛盾在某些地区、某些时刻也极为尖锐，不同层级政府的施政能力和廉洁度也受到质疑。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这类矛盾经常被上升到合法性危机的高度加以讨论。反观其他一些国家，即便国家能力衰落，政府无所作为，经济低迷，社会政策无法落实，但并不存在体制性的政治危机。这一问题与作为政治合法性资源的民主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80年代，民主问题似乎相当简明。经过20年来的民主化浪潮，一方面，民主仍然是最为重要的政治合法性资源，另一方面，简单照搬西方民主的做法在亚洲地区已不再具备1980～1990年代的那种吸引力。随着新兴民主的危机和“颜色革命”的褪色，1989年后在东欧、中亚和其他一些地区发生的民主化浪潮正在衰落；与此同时，在西方社会和第三世界的民主国家（如印度），民主的空洞化正在形成普遍的民主危机。民主危机是与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条件密切相关的：一、战后政治民主的主要形式是多党或两党的议会体制，但在市场条件下，政党日渐失去早期民主的那种代表性，为了获得选票，政党的政治价值日益模糊，使得代议制民主名存实亡；二、民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全球化条件下也面临挑战：由于经济关系日渐越过传统的国民经济范畴，与此相关的活动很难在一国国内达成妥协，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安排必须与国际体制相适应；三、伴随着政党的利益集团化、甚至寡头化，形式民主日益成为与基层社会脱节的政治结构，底层社会的利益诉求无法在政治领域中获得表达，从而迫使下层社会采取无政府的自卫行动（如印度“毛主义”的崛起），不要说形式民主，甚至是国家本身，在许多地区也是空洞化的；四、由于选举过程依赖于大量的金钱和财力，在不同的民主国家，存在着合法的和非法的两种形式的选举腐败，从而也破坏了选举的公信力。
这并不是说民主价值已经衰落。问题是：到底需要怎样的民主及其形式？如何使得民主不只是空洞的形式，而具备实质的内涵？
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发生着重要的变迁，其中之一，是政党角色的变化。在1980年代，政治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党政分开。1990年代之后，党政分开已经不是一个流行的口号，在具体实践和制度安排上，党政合一成为更为常见的现象。我把这一现象概括为政党的国家化潮流。为什么会出现这一趋势，值得深入分析。按照传统的政治理论，政党代表众意，通过议会斗争和辩论，即通过程序民主，形成国家公意，所谓主权即公意的表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体制也是以各政党的代表性为基础的。但是，在市场社会条件下，国家机器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国家不同分支与特定利益的关系相互纠缠，改革初期的“中性化国家”正在发生转变。由于政党相对远离经济活动，反而能够相对自主地和“中性地”表达社会的意志，例如，反腐败就主要依赖政党机制的有效实施。1990年代以降，国家意志主要是通过政党的目标呈现的，从“三个代表”到“和谐社会”及“科学发展观”，都是如此——这些口号不再直接表达政党的特殊代表性，而是直接诉诸全民性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政党成为主权的内核。
但是，政党的国家化也意味着双重挑战。首先，如果政党与国家的分界完全消失，有什么力量和机制能够保障政党不会像国家一样陷入市场社会的利益关系之中？其次，传统政党的普遍代表性（及早期社会主义国家的中立性）是通过其鲜明的政治价值来完成的，政党国家化则意味着政党的政治价值的弱化和转变。如果“中性国家”的达成与政党的政治价值有着密切关系，那么，在新的条件下，中国始终能够保持其普遍代表性的机制究竟是什么？政党究竟能够依靠什么力量才能获得自我更新？如何让普通人民的声音在公共领域中获得表达？如何通过真正的言论自由、协商机制和官民互动不断对国家和政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进行调整？如何广泛地吸纳国内和国际的力量以形成最为广泛的民主？这是讨论政党自我更新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考虑中国的政治变革问题上，我们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以构思中国的民主道路。具体而言，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需要考虑：第一，中国在20世纪经历了漫长的和最为深刻的革命，中国社会对于公正和社会平等的要求极为强烈，这一历史的和政治的传统应该如何转化为当代条件下的民主诉求？即什么是新时代的群众路线或大众民主？第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庞大的、经历了巨大转变的政党，它日益与国家机器混合在一起，如何使得这一政党体制更加民主，如何在政党角色发生变化的条件下，保证国家能够代表普遍利益？第三，如何在社会的地基之上形成新的政治形式，使得大众社会获得政治的能量，以克服由于新自由主义市场化而造成的“去政治化”状态？中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但工人、农民和普通公民在公共生活中的参与没有足够的空间和保障。中国怎么样让社会的声音和诉求在国家政策层面得到表达，以节制资本的垄断能量和诉求，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资本的自由还是社会的自由，两者有着重大的区别。这些都是具体的问题，但也孕育着重要的理论命题，即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条件下，什么才是人民中国的政治变革的方向？如何在开放条件下形成中国社会的自主性？在普遍的民主危机条件下，这一探索的全球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金融危机与90年代的终结
我们以中国这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为例，观察中国面临的挑战。关于金融危机，中国的专家和一般社会都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一个争论是，到底是金融危机还是经济危机？这两者本来是相互纠缠的，但在理论上作出区分还是重要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大部分媒体将分析的重心集中于美国次贷危机和金融投机，但也有另一些政治经济学家，如Robert Brenner，则指出这次危机不仅仅是一般的金融危机，不仅仅是金融衍生品的问题，其根源是由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值得研究。如果只是金融衍生品的问题，就是过度投机和缺乏有效监管引起的问题。如果是经济危机，就说明资本主义有其结构性的危机，不只是少数人投机，而且是生产方式的问题造成了危机。其实，两者是相互关联的。金融危机不可能不与整个生产方式有关系。中国的情况与美国有所不同，危机主要集中在实体经济方面，由于经济结构高度依赖国际市场，而国内消费又严重不足，虽然国家的刺激计划及税收减免维持了经济增长，但如果不能改变经济结构，通过促进社会保障和社会平等以促进内需，就有可能造成新的产能过剩。即便在金融领域，两个方面的问题也是纠缠在一起的，比如中国的高额外汇储备和所购买的美国国债的安全性问题备受关注，这一问题的形成，除了与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及美元霸权有关，又产生于国际炒家由于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而进行的金融投机。实体经济危机是跟金融危机连在一起的，不可能截然区分。
另外一个争论是，目前的危机到底是周期性的，还是结构性的？现在看来，这两者的情况也是相互纠缠的。所谓周期性的危机，意味着经济可以自我恢复到危机之前的状态；如果是结构性的话，则意味着不太可能恢复到过去的结构，会有结构性的变化。从目前来看，经济状况会恢复好转，因此危机有周期性的特点，但未必能够回到原有的结构。例如，金融体系是否还会恢复到新自由主义高潮时期的模式？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欧美的金融机构经历了大规模的国有化，各国政府都大力干预经济和金融，即便政府开始调整其刺激计划，并从银行系统退出，金融体系也不太可能完全回到原有模式。
再比如，由于环境危机、能源问题及在上一个发展进程中被破坏了的社会关系需要重新修复，掠夺性的开发方式所支撑的高速经济增长很难持续，大规模提高普通工人的社会待遇、逐渐改善生态环境的进程已经不可逆。最近美国提出大气变暖和节能减排的问题，环境问题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议题，国内有人提出其中包含的新帝国主义的问题。利用环境问题对第三世界施压，逃避发达国家的责任，是的确存在的现象。但不能否认气候变化带来的普遍影响。大气变暖的问题很严重，而且速度很快，冰川融化，湿地消失，一些地区的沙漠化，江河湖泊的严重污染，水资源的匮乏，这些问题意味着原有的生活方式无法持续。长期做这方面调查研究工作的文佳筠在她的文章中以太阳能热水器和农村沼气池的运用为例，说明中国在节能环保方面其实做了大量的工作，与此相应，过去一段时期，清洁煤电技术渐居领先地位，风能发电等也发展迅速（但也有人批评说，后一发展也存在盲目上马的现象）。但问题是发展主义和消费主义仍然深刻地影响中国的发展模式，以更为迅速的态势造成环境压力。
从上述角度说，出口导向型经济必然会发生变化。第一，为了规避长期的经济风险，拉动内需以改变过度依赖出口的状态，势必导致经济结构的变化；第二，在全球市场条件下，出口产品的升级换代也是适应新的全球经济结构，改变过度剥夺国内劳动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必要选择；第三，随着美国经济地位的逐渐衰落，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全球经济关系势必发生重要的转变，这种转变也势必投射到国内经济关系之中，比如美元地位的变化，人民币在国际结算中的地位的增强，以及其他区域性贸易的重要性的增强等等，都意味着经济结构会有所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不是一般的周期性变化，也是全球性的和结构性的变化。现在中国经济已有触底回升的迹象，但如果没有结构性的调整，会迅速遇到新的结构性危机，尤其是新的产能过剩导致的金融体系不稳定和其他社会问题。即便是为了应对经济危机，重建全面的社会保障体制、提升环境工程的水平、促进经济结构的升级、重建城乡的有机互动和平等关系、加大教育投资、修补并发展为盲目的发展主义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将是不可避免的选择。这些问题都不是短期问题，而是长期的、结构性的问题。
从历史上看，大规模经济危机发生之后，社会体制和社会思潮均会发生相应的变化。经济危机除了导致新的社会政策的出现，战争、革命、社会运动也往往是其副产品。旧式的大规模社会运动模式——如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及阶级斗争——似乎发生了转型，虽然有局部性的战争，但不是两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战争；局部的战争没有引发20世纪的那些暴风骤雨般的革命，而是新型的抵抗类型。在中国，围绕国企改制发生的冲突已经绵延多年，由于长期没有有效的解决方案，一些利益集团和基层政府强行推行私有化计划，导致最近一个时期社会斗争中的暴力现象；由于区域差别、城乡差别及贫富差别而产生的民族矛盾也有尖锐化的迹象，无目标的社会报复取代了早期社会运动的模式。从政治的角度看，经济危机与政治变迁的关系也是不确定的，比如美国，奥巴马当选总统，推动医疗保险计划，无论成功与否，至少透露了某种程度向左转的态势，但其最终后果并不乐观。欧洲在政治上是右转的，萨科齐、默克尔、贝卢斯科尼的当选就是明显的例子，英国工党风雨飘摇，而且也说不上左或不左。最近朝鲜和伊朗发生的事态则是地缘政治的延续。在这个背景下如何分析重大的变迁？最重要的不是换上了哪个领导人，即便是换上了某个看似进步的领导人，在国际领域，他们会扮演什么角色也是颇难定论的。
经济危机所导致的一个最正面的变迁，是新自由主义的绝对支配地位的衰落。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地位在1980年代越来越强化，到1990年代达到高峰，但在科索沃战争、“9·11”事件之后，新自由主义及新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遇到很大挑战，到这次危机，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地位广受质疑。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中心的一套论说，在广大的社会中不再获得绝对的信任。这并不是说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会很快衰落，也不是说它的后果会很快消失，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的后果将在很长时期内伴随着我们，但它的霸权地位被彻底地动摇了，寻求新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上升为清晰的社会意识和政治价值。围绕新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价值的争论仍然会持续，但这是在其衰落过程中的争论。
另一个重要的变化表现在地缘关系方面。地缘关系和全球权力关系的转变是长期的过程，但经济危机将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从资本主义历史来看，以往每一次重大的危机，都伴随着权力关系的变化。例如，美国的霸权地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逐渐确立的，苏联的霸权地位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冷战就是两霸支配的结构。伴随着这些新霸权的确立，旧的霸权体系不可挽回地衰落了。今天不再是简单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时代，需要分析新的地缘政治关系与权力关系的转变。比如，在金融危机中，美元的霸权地位没有被彻底动摇，但受到削弱，其地位的下降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希拉里访问中国时，温家宝直率地表达了对中国在美资产的安全感到“忧虑”。中国领导人的忧虑是真实的，它的前提是依附性经济关系的形成；但从外部来看，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如此直率地向美国领导人表述他们对于霸权性货币的忧虑，这在十年前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中国对美元的信心动摇，改变依附性经济模式的努力获得成功，势必对美国的霸权地位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危机之前，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正在朝向新自由主义方向变化，但在金融危机中，中国的银行变成世界上市值最高的银行，中国的银行系统也是相对稳定的银行系统。也就是说，以美欧为绝对中心的经济─金融体制正在遭遇挑战。中国经济到底存不存在某种模式，现在争议很大，但讨论模式的意义，是对旧的模式、旧的霸权的怀疑，这也是为什么在其他地区，人们对中国模式的热衷常常超出了中国人自身。
过去几百年，全球权力中心发生了几次转移，但每次都在西方内部。这次不一样，欧美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亚洲的地位特别是中国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美国在长时间内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霸权，但不再是绝对的霸权，而且也必将是逐渐衰落的霸权。长远来说，这一变化的世界性影响会很大。值得注意的是，变化不止发生在中国，前段时间的金砖四国会议和上海六国会议密集地召开，并且提出了它们对全球性问题的看法。关于金砖四国的讨论，争议和分歧很大，但这一概念挑战旧的世界秩序却是显然的。中国对外贸易用本币结算的比重越来越大，这种双边结算模式的意义不仅限于双边，而且是全球性的，意味着对既有霸权的挑战。
伴随经济增长的重心部分向太平洋地区或者东亚的主要经济体转移，世界性的权力关系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即便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下，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相对放缓，但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最快的。这一增长速度对于世界经济而言，是一个积极的因素，尽管单纯的经济增长对于中国的结构调整也带来了许多问题。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不是孤立的现象，相较于其他地区，整个东亚地区都是快速增长的区域，而且这个区域的经济融合也是迅速的。中国的兴起并不等于中国会取代美国的地位，但是中国和这一区域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的上升将改变传统的三个世界的格局，为世界的多极化的形成作出贡献。这次金融危机是标志性的事件，它不是一般性调整，而是大的结构性变迁的一个环节。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原有的世界性的霸权构造，不仅是纯粹的经济霸权和经济结构，而且是一套政治社会关系和文化价值。目前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开始，文化和政治的变化，则需要更多的创造性的工作。新的模型和社会关系的产生不是自然的结果，需要人来塑造。如果这次危机带来的结构性转变只是地缘关系的转变，那就不过是霸权关系的转移而已。今天需要讨论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中国要什么样的国际地位？中国要什么样的社会关系？要什么样的政治文化？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思考经济危机与新政治的关系、新文化的关系。就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发生了新文化运动，并促成了新的政治的发生一样，今天，我们也要问金融危机与政治的关系。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也在寻求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和市场。中国在非洲和其他地区的存在在西方引起了许多议论和不安，那么，中国能否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但找到一条另类的发展道路，而且也不重复西方在其他地区做过的方式？这是一个重要的挑战。中国曾经有过国际主义的传统，也十分关注第三世界的命运，中国在第三世界、尤其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声誉，至今仍然受惠于那个传统。这些传统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条件下还有可能产生作用吗？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是具有扩张性的，它对能源及其他资源的需求，无论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一国范围内，都具有扩张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的现代国际主义的传统需要被重新提出来——不是那种输出革命式的国际主义，而是真诚关心和尊重第三世界国家的生存、发展和社会权利，在全球范围内探索一条平等、民主和共同发展的道路。放弃对霸权性世界构造的分析，不可能对中国在全球的定位作出深刻的、准确的分析。
国际地位的问题与国内关系的转变是相关的。中国要发展怎样的商业、政治文化？它与美国式霸权有何区别？它应该不同于早期资本主义。市场在文化与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不能让市场逻辑变为宰制的逻辑。从经济体制来看，劳动者地位应该有显著的提升，生态和自然环境应该得到改善。重点在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变化，但这一点现在的讨论最少。目前的结构性危机也是旧的主导型的模式的危机，现在是创造新政治的时候了。
1990年代结束了，2008年是一个标志。这个后1989的过程在前几年已有走向尾声的迹象，事件的影响有其绵延的部分。但到2008年，这个过程可以说结束了，其标志在全球范围内就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路线遭遇重大危机，而在中国，这一过程则是由一系列事件贯穿起来的：从“3·14”事件到汶川大地震，从北京奥运会到金融危机，中国社会对自身的全球位置有了不同的解释，中国的风险管理机制有了不同的表现形态。在西方社会，关于中国的崛起的讨论已经有了一段时期，但在危机中，人们突然意识到中国已经是一个必须面对的、仅次于美国的经济体，并以超出人们预期的速度，表达出与之相应的自信。这个变化是戏剧性的，有巧合的成分，但并不偶然。问题很可能是：中国社会对于自身在国际社会的这种新身份还不太适应，中国社会在市场化过程中积累的矛盾和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风险也同样前所未有。作为一个命题，所谓“90年代的终结”的真正意义是对一种新的政治、新的道路和新的方向的探寻。
（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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