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兆永：驳《炎黄春秋》核心尹振环对于列宁主义的攻击

列宁主义是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修订稿）

——驳《炎黄春秋》核心尹振环对于列宁主义的攻击

奚兆永

［说明］由于疏于校对，拙稿有不少文字错误，影响读者阅读，在此谨向读者致歉。有署名“昆仑山Z134”的网友写了一篇《读后感》指出了拙作的一些文字错误，在此，谨向他表示感谢。

鉴于以上情况，我对拙稿作了一次校订，并在某些地方作了一点增补，成此“修订稿”，请读者继续指正。

至于有网友认为，普列汉诺夫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要求“国内居民具有极高的觉悟水平”在原则上也是错误的，我不赞成这个意见。革命离不开群众的参与，如果群众不觉悟，革命是搞不起来的，也是不能成功的。应该说，经历了1905年“革命的预演”的俄国无产阶级，特别是士兵，他们是有很高觉悟的。在这个问题上，普列汉诺夫以“国内居民具有极高的觉悟水平”这一条件不具备来否定革命是错误的。

一、从反毛泽东思想、反斯大林模式到反列宁主义

《炎黄春秋》以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为目标，因此他们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必然的，反对斯大林和所谓“斯大林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苏联也是必然的。至于他们反对马克思和列宁，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说也是必然的。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大业”，他们不仅要反对马恩列斯和毛泽东，还要“颠覆”一百多年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颠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不过，君之志不可谓不大，不过君之能力则远远不够，相差甚矣；要反对马恩列斯毛这样一些思想巨人，要颠覆一百多年世界和中国的历史，真是谈何容易？！就像一群蚂蚁，竟想要撼动大树，你们做得到吗？在这方面，他们起初还有一点自知之明，不敢那么大胆，至多也只是跟在国际反共、反华势力后面反对毛泽东、反对斯大林，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列宁、反对马克思。一来是因为他们的那些虽然也有些是所谓“老革命”，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其实读得不多，要反对马列实在并没有什么本钱；另一方面，他们也很清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作为指导思想写进宪法和党章的，如果公开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会暴露他们自己的真面貌，而这对他们来说显然也是不利的。所以在一定时期他们还比较克制，不是那么嚣张。但是，随着斗争的日益白热化，他们生怕错过时机，也就顾不了那么许多了。在《炎黄春秋》最早把矛头指向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是谢韬在2007年第2期发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在那里，他公开叫嚷什么“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还说什么，“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社会民主党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列宁标新立异，1918年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共产党，成立第三国际，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对此，我曾在当时写的《列宁主义不容诋毁》一文里进行了批驳。前不久，《炎黄春秋》又在2010年第7期发表了其“核心”尹振环写的《普列汉诺夫与列宁的争论》一文，对列宁的名著《四月提纲》大肆曲解，攻击列宁所领导的革命和革命策略，并且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人的专政”。对于尹振环的这一攻击，当然应该给予批驳。

必须指出的是，谢韬、尹振环之流攻击列宁主义，并不是他们的发明，国际帝国主义和形形色色的反动派一直就是攻击列宁主义的。美国政府的重要智囊、苏联和国际问题专家兹·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说，“第三个有关斯大林的问题还未公开提出过，但却有着更加深远的影响，即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一书的结论是，斯大林的恐怖做法来源于列宁主义，并具体地指出，来源于列宁的强制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然而，为了保持其历史的合法性，苏联领导人不得不在邪恶的斯大林和完美无缺的列宁之间划清界限。”（兹·布热津斯基：《大失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4页）布热津斯基此论一出，许多反共斗士好像茅塞顿开。在香港，有反共刊物《争鸣》之编辑名温煇者，乃积极写作《列宁主义批判》，先在《争鸣》连载，后又结集出版，该书还把普列汉诺夫的所谓《政治遗嘱》作为附录，用以壮大声势。他在内地的一些同道如谢韬、辛子陵之流得知后，如获至宝。于是具有同样思想观点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也就很快在《炎黄春秋》上出现，从而形成了南呼北应的态势。至于尹振环的文章《普列汉诺夫与列宁的争论》，那跟《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也是一脉相承，其源实际上也来自香港，来自温煇的《列宁主义批判》一书，只不过在今天发表，显然与当前的形势有关。可以看得出，那些反共的斗士们已经有点迫不及待、要狗急跳墙了。

二、尹文对列宁《四月提纲》的严重曲解

尹文在介绍《四月提供》时说，“这个提纲的主要点是：⒈‘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及跟随无产阶级的贫苦农民手中’，‘全部政权归工人（农）代表苏维埃’；⒉‘不要议会制共和国，要从下而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共和国’；⒊‘废除警察、军队和官吏’； ⒋一切官吏应由选举产生，并可随时撤换，薪金不超过熟练工人的工资；以及“把一切土地收归国有’，‘立刻把全国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银行’，‘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等等。显然，这个提纲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提纲，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提纲。”

从尹文的上述介绍和结论看，他对列宁的《四月提供》存在着严重的歪曲。

应该说，尹文对《四月提纲》所谓“主要点”的介绍既不全面，也不忠实，是很不严肃的。在《四月提纲》里一些非常重要的内容，尹文都故意将其隐匿，避而不谈，而在《四月提纲》里列宁作为一个问题提出的观点，尹文却故意将其作为不同观点分作几条来介绍，故意制造混乱。比如列宁在《四月提纲》第一条说，“这次战争从俄国方面来说，在李沃夫之流的新政府的条件下，无疑仍然是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因为这个政府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在我们对这次战争的态度上，决不允许对革命护国主义作丝毫让步。”（《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这一条是列宁对临时政府采取否定态度的一个重要根据，是他全部立论的一个重要基础。对此，列宁自己也十分强调。他说，“我们必须特别细致地、坚持不懈地、耐心地”进行宣传，特别是，“要在作战部队中广泛宣传这种观点。”（同上，第14页）但是这个观点在尹文里却没有作任何介绍。

又比如，列宁在《四月提纲》第二条中说，“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同上，第14页）这里所说的革命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所涉及的实际上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可以说是《四月提纲》的一个核心问题，但是，在尹文介绍的“这个提纲的主要点”里竟然也没有提到。

再比如，列宁在《四月提纲》第三条说，“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指出他的任何诺言，特别是关于放弃兼并的诺言，完全是谎话，要进行揭露，而不是‘要求’这个政府即资本家政府不再是帝国主义政府，这种要求是散布幻想，是不能容许的。”（同上，第14页）但是列宁的这些思想都没有作为《四月提纲》的“主要点”来进行介绍。

相反，《四月提纲》的第五条被尹文分割为2、3、4三点孤立地加以介绍，使人看不到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其实，《四月提纲》第五条是列宁根据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政》中所总结的由巴黎公社提供了原型的那种国家类型所作的阐述，列宁称它“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同一类型的政权”。（《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尹文在引用列宁“废除警察、军队和官吏”时未引用其注“即以普遍的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也是不应该的，因为这会给人造成错觉，似乎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就不要专政工具了。这当然是错误的。尹文最大的问题是其对《四月提纲》说下的结论，他把列宁的《四月提纲》说成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提纲”。这是对《四月提纲》的严重的曲解。这个问题，列宁在提纲第八条说得十分清楚，他明确指出，“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施’社会主义，而只是立刻过渡到有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同上，第16页）而尹文对此却装聋作哑，故意隐匿列宁这一极其重要的思想，好像提纲里根本就没有此说。很清楚，列宁提出“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并不是要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而是要把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转移到无产阶级手中。应该说，这一思想并不是在《四月提纲》里才提出的，列宁早在1905年7月写作《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时就已指出，“革命的结局将取决于工人阶级是成为在攻击专制制度方面强大有力但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助手，还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者。”（《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9页）他还说，“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对资产阶级革命漠不关心，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我们不能跳出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但是我们能够大大扩展这个范围，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这个范围内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为无产阶级的当前需要、为争取条件积蓄无产阶级力量以便将来取得完全胜利而奋斗。”（同上，第558页）但是，在二月革命中，领导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列宁提出《四月提纲》其实就是通过揭露李沃夫领导的临时政府继续进行帝国主义之间的掠夺性战争，提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改变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转到无产阶级的手里。这里说的“两个阶段”的问题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是谁掌握革命领导权问题，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的问题，而绝不是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当然，在《四月提纲》里，列宁提到了“一切土地收归国有”、“把全国银行合并成一个银行”和“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尹文把这些统统都看作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措施，其实，这些措施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要求，而根本谈不上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必须指出，“土地国有化”并不是无产阶级提出的口号，资产阶级早就提出了这个口号；而银行和辛迪加的国有化在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在战争时期也早有先例，这就是人们都很熟悉的“国家资本主义”。列宁说，“这类措施在战时已有许多资产阶级国家实行了，因为这是同日益逼近经济的彻底崩溃和饥荒作斗争所绝对必需的。”他还说，“土地国有化，把一切银行和资本家的辛迪加收归国有或至少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立刻加以监督等等措施，绝不是‘实施’社会主义。应当绝对坚持实现这些措施，并尽量用革命的方法来实现。这些措施只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在经济上完全可以实现；不采取这些措施，就不可能医治战争的创伤；不可能防止即将临头的破产；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绝不会不去侵犯那些正是靠‘战争’大发横财的资本家和银行家的空前的利润。”（《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请注意，列宁虽然强调这些措施的重要意义，但他同时强调这些措施“绝不是‘实施’社会主义”试问，连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都能够实行的措施，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为什么反而不能实行这些措施呢？

事实上，列宁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否定当时革命所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不只是在《四月提纲》里，就是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写的一些文章里，列宁都没有忘记某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而不完成这些任务，就不能进行真正的社会主义变革。他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说，“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内容，指的是消灭俄国社会关系（秩序、制度）中的中世纪制度，农奴制度，封建制度。到1917年，俄国农奴制度究竟还有哪些主要表现、残余或遗迹呢？还有君主制、等级制、土地占有制、土地使用权、妇女地位、宗教和民族压迫。试从这些‘奥吉亚斯的牛圈’（奥吉亚斯是希腊神话里的国王，他的牛圈养了3000头牛，30年从不打扫，以致粪便堆积成山。列宁用以喻藏污纳垢之所。——《列宁选集》编者注）——顺便提一下，一切先进国家在125年和50年前以至更早以前（英国在1649年）完成他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都在很大程度上留下了没有打扫干净的奥吉亚斯的牛圈——试从这些奥吉亚斯的牛圈拿出任何一间来，你们都会看到，我们已经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从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到解散立宪会议（1918年1月5日）这十来个星期里，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比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和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他们执政的八个月里所做的要多千百倍。”“我们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作为我们主要的和真正的工作即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作的‘副产品’顺便解决了。”（《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4、566页）

尹文还说，“列宁的这个提纲，当时几乎找不到一个支持者。加米涅夫、斯大林认为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提纲’。在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对列宁提纲只有两票赞成，十三人透了反对票，一人弃权。至于布尔什维克，几乎全部认为是‘胡言乱语’。”企图以此来说明列宁因为提出《四月提纲》使他成了一个孤家寡人。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不错，在列宁提出《四月提纲》后，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并没有一下子全部接受提纲的观点，在有关的会议上对提纲都曾经有所批评。斯大林在4月6日（俄历）中央委员会俄国局会议讨论提纲时曾发言说，四月提纲只是一个提要，没有事实，没有关于小民族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苏联《历史问题》1956年第8期，转引自刘彦章等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而加米涅夫则在《真理报》发表《我们的分歧》一文，批评列宁的提纲“出发点是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并且指望这个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页，转引自前揭《斯大林年谱》，第77页）这与尹文所说的《四月提纲》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提纲”显然不是一回事。在这方面，托洛茨基在《斯大林评传》一书里显然夸大历史了与列宁的分歧。比如该书引证几年后（1922年）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追述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来后在我们党的策略中规定了断然措施。必须承认，在他回来之前，党内肯定是非常混乱的……人们认为，掌握国家政权的任务是一个遥远的理想……人们认为，在某种条件下支持临时政府就够了。党没有一个有权威的领袖能够把它团结成一个单位领导它。”（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80页）事实上，斯大林在一些重要问题的观点上与列宁《四月提纲》的观点是一致的。这我们只要看看斯大林在列宁回国之前的三月份所写的一些文章就可以了然。比如他在3月16日发表于《真理报》的《论战争》一文中说，“我们深信，俄国事变的进程将会是暴露出‘自由在危急中’这种狂叫的全部虚伪性：‘爱国的’烟幕一消散，人们就会亲眼看到俄国帝国主义者的真正用心——想展令海峡，占领波斯……”（《斯大林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8页）这和列宁在《四月提纲》的第一条里说的“这次战争从俄国方面来说，在李沃夫之流的新政府的条件下，无疑仍然是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因为这个政府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在我们对这次战争的态度上，决不允许对革命护国主义作丝毫让步”显然是完全一致的。

当然，列宁作为俄国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思想极其敏锐而深刻，一些人不能一下子理解他所提倡的提纲也是很正常的。毛泽东说，“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8页）这个道理，连托洛茨基也懂得。他在谈到列宁的《四月提纲》最初不被一些人理解时说，“一个天才领袖在确定自己的方向方面比别人快，估计局势 比别人透彻，看得比别人远。在一个天才领袖和他的最亲密伙伴之间产生巨大差距，这是不可避免的。”（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89页）

但是，列宁的“亲密伙伴”也绝不是一些庸碌无能之辈。他们会很快跟上自己的天才领袖的 思想。事实也是如此。无论是斯大林，还是其他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都很快接受了《四月提纲》的观点，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统一。斯大林在4月24日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代表会议上作《为捍卫列宁同志关于目前形势问题的决议案而发表的演说》，而加米涅夫也在同日举行的玛利亚宫会议（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联协会议）也作了宣传列宁观点的发言，加米涅夫讲完之后，部长席上发出了喊声：“那你们就把政权拿去吧。”（见《斯大林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6、45页）可是，托洛茨基出于斯大林的仇恨，竟说什么，“为了装得好像是在为自己的立场的改变作一种解释，他利用了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再约19日的一项照会（宣称继续战争——引者注）。……列宁对革命的看法是以阶级的相互关系为基础，而不是以某种孤立的外交照会为基础的，这种智慧同政府的其他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斯大林对一般概念不感兴趣，他所需要的只是某种借口，以使他可能改变，……最初，他说，‘拟定纲领的是代表苏维埃，而现在却是临时政府了。’米留科夫照会之后，‘政府在进攻苏维埃，苏维埃在退却。在这种情形下谈苏维埃监督政府的问题，等于讲空话。’这番话听来是牵强的和错误的。但是诡计成功了；斯大林这样就设法使自己及时同反对派分离，当投票时，反对派只得到7票。”（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84页）其实，正如本文在前面已经指出的，斯大林早在3月16日发表的《论战争》一文里就已明确表达了其反对临时政府在战争问题上的帝国主义政策，而不是在4月19日米留科夫发布照会之后，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斯大林利用外交照会改变观点的问题，至于他反对加米涅夫的“监督”说显然是顺理成章的；不仅如此，斯大林还在4月25日发表在《真理报》的一篇报道——《关于玛丽亚宫的会议》里正面地报道了加米涅夫的发言，我在前面也已经做了引述，托洛茨基说说的“牵强”、“诡计”显然是没有根据的；托洛茨基的这类说法只能看作是他对斯大林的恶意攻击，是完全不可信的。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列宁的《四月提纲》是完全正确的。正是在它的指导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人们说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十月革命首先完成的却是民主革命的任务，虽然列宁说它是“副产品”，是“顺便解决了”的。

总之，尹文歪曲列宁《四月提纲》的性质，否定列宁提纲在俄国革命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观点是完全经不起检验的。

三、关于所谓“是一个人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

尹文说，“这是一个老问题，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1893年时，普列汉诺夫在他的《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这本小册子中就这样写道：阶级的专政和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集团的专政是离得像天和地那样远的。1917年7月26日，普列汉诺夫写道：“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一旦把军队抓在自己手中，就会为列宁分子的无产阶级专政奠定基础，然而这是迄今为止其他各派都认为这种专政是不合时宜的，因而是有害的。”但列宁坚决主张“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认为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普说：“革命民主派多数派一致认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还没有到来’。”真的这种专政实现了，那将是什么样的专政呢？普列汉诺夫毫不含糊十分肯定地指出：那时我们面前将不是工人阶级的专政，而是几个人的专政。在当时大气候的影响下，批的话要委婉多了。其实同样的话，1875年恩格斯就说过，而且说的更加肯定：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象成由革命家所实现的突然变革，自然也就产生了其一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然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实现了变革的少数人专政，而这些人又事先服从于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专政。

尹文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引用了普列汉诺夫和恩格斯的话。但是，他的引用是极不严肃的。比如普列汉诺夫的《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一文，根本就不是尹所说的是1893年所写，而是他1882年刚刚由民粹派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时所写的一篇论著。对于民粹派，我们不仅应该看到它的历史局限性，同时也要看到它所具有的革命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正如对于布朗基，南昆山而看到了他是一个过时的革命家，但是并不否定其所起的革命作用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2年为普列汉诺夫所译《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中就肯定“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俄国民粹派的一些领袖人物如拉甫罗夫等人的观点虽然并不那么一致，但是并不用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他们，而是与他们保持着友好的联系，并且力求影响他们。普列汉诺夫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是对民粹派的观点杀了一个“回马枪”，但也不是对民粹派采取全盘否定，更不是针对列宁而言的。再说，当时的列宁还只是一个年仅十三岁的少年，普列汉诺夫的话怎么可能是针对他的呢？值得一提的是，当列宁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对普列汉诺夫是非常敬佩的，他对普的这一论著非常赞赏，称它是“俄国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宣言书”。他在1899或1890年 写的《论宣言书》一文中曾这样写道：“世界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宣言书《共产党宣言》，已经确立了一个从那时起就成了一种起码常识的真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工人阶级只有转向政治斗争，才能脱离萌芽状态和幼年时期，才能成为阶级的运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个宣言书，1883年出版的普列汉诺夫的小册子《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证实这个真理适用于俄国，说明俄国革命运动究竟怎样和究竟为什么一定会使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使工人群众的自发运动和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使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撰文第二版，第273页），列宁如此肯定普列汉诺夫此著，普氏此著又怎么会是批评列宁的呢？至于尹文所引普列汉诺夫在１９１７年7月26日文章的话，我发现其中许多内容都是普列汉诺夫1917年7月26日讲话里所没有的。比如尹文加了引号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一旦把军队抓在自己手中，就会为列宁分子的无产阶级专政奠定基础，然而这是迄今为止其他各派都认为这种专政是不合时宜的，因而是有害的”一句，普著原文里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话，不知尹文所出何据？还有加了引号的“革命民主派多数派一致认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一句也与原著所说有很大出入。普著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就拿列宁的著名口号‘全部政权归工农代表苏维埃合格例子来说吧。实现这个口号就会大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革命民主派多数派懂得，实行这盒子专政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因此他们否定了列宁的口号。由于这个缘故，他们都某些代表在7月3—5日几乎遭到了枪杀。但是，有组织的革命多数派虽然否定了口号本身，却通过自己的各种名称的委员会对政府采取了这样的行动：好像政权已经属于工兵代表苏维埃了。他们希望控制政府的行动。既然政府是联合的，那就不难设想：在这种情况下，参加政府的资产阶级各阶层的代表会有什么感觉。如果革命民主派多数派善于批评自己的行为（这比起向其他党派进行含有敌意的攻击来自然要困难得多），那他们就会懂得，这是一件十分可悲的，绝对不应再犯的错误。但是这个本来应该认识到而且绝对不应再犯的错误，我们的各种名称的委员会在谈判成立新政府的时候却没有认识到，并且重犯了。这是无可争辩的。各种名称的委员会在同亚.费.克伦斯基打交道的时候提出了许多苛刻的要求，这些要求只有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理论才能得到解释。”（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三联书店出版社1980年版，第280-281页）

在普列汉诺夫的这段话里根本就没有什么“革命民主派多数派一致认为”这样的说法，相反，他对革命民主派多数派的行动一再进行批评，说他们虽然否定了列宁的口号本身，但是却通过自己组织的各种名称的委员会采取了这样的行动，实际上是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一口号的精神来行动的。从这段话里我们看到，普列汉诺夫与其说是在与列宁进行论辩，毋宁说是他在对“革命民主派多数派”进行严厉的批评，因为他们在实际上接受了列宁的理论，并且是按照这个理论行动的。正因为革命民主派多数派实际上接受了列宁的思想，原本处于少数派地位的拥护列宁主张的人正逐渐变为多数派，而这也正是列宁在《四月提纲》里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尹文引用普列汉诺夫的话原本是想说明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少数人的专政，而披露后能否的话恰好证明，列宁的主张正在为越来越多地人所接受和践行，少数派正在变为多数派，而到十月革命时情况就更是如此。事实不是证明了而恰恰是驳倒了尹文的“论证”。

至于尹文引用恩格斯1875年针对布朗基派流亡者讲的话来反对列宁，显然也很不恰当。实际上，列宁早在1897年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文里已对民意党人的布朗基主义提出了批评。他说，“在民意党人中间，布朗基主义，即密谋主义的传统非常强烈，以致他们只能把政治斗争设想为政治密谋这种形式。社会民主党人没有这种观点狭隘的毛病；他们不相信密谋，认为密谋的时代早已过去，认为把政治斗争归结为密谋，就是极大地缩小了政治斗争的范围，这是一方面，同时这也意味着选择了最不适宜的斗争手段。”（《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页）怎么能够把列宁当成是布朗基主义者来批评呢？当然，对于布朗基我们也要一分为二。马克思在一封信里曾这样说到布朗基，他说，“请您相信，我比任何人都更关心那位我一向认为是法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头脑和心脏的人的命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12页）我们还知道，巴黎公社是由布朗基领导和发动的。马恩最初并不赞成举行巴黎公社起义，但是，当公社起义发生后，他们都给予了热情的支持。这也说明，马恩对于布朗基并不是全盘反对的。当然，时代在前进，在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以后，继续坚持布朗基的少数革命家的密谋手段是不合时宜的，因此，恩格斯在1875年写的《流亡者文献》里对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33人签字的纲领提出了批评，但是这个批评绝不是针对列宁的——当时列宁还只有五岁；如前所述，列宁在1997年所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文里曾尖锐地批评过布朗基派把政治斗争归结为少数革命家才用密谋手段的思想，怎么能够把列宁说成是布朗基主义者呢？恩格斯说，“布朗基主要是一个政治革命家；他只是在感情上，即在同情人民的痛苦这一点上，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是他既没有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没有改造社会确定的实际建议布朗基在他的政治活动中主要是一个‘实干家’，他相信组织得很好的少数人只要在恰当时机试着进行某种革命的突袭，能够通过最初的若干胜利把人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就能实现受理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页）而列宁则完全不同。列宁不仅是一位革命家，而且是一位思想家和理论家。他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倾向同时髦的机会主义说教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列宁非常重视革命理论，学识极其渊博，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都有精深的研究。他还十分重视革命理论的灌输，坚决反对自发性和工联主义的倾向，他在《怎么办》一书里对此作了极其深刻的阐述。某些人反对列宁和列宁主义，把列宁说成是布朗基主义者，这只能说明他们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无知。

至于尹文把列宁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几个人的专政更是毫无道理的。列宁对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曾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里作过一个经典的阐述：

“‘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单是问题的这种提法就已经证明思想混乱到不可思议的无可救药的地步。这些人竭力要标新立异，结果却弄巧成拙。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不按照生产的社会结构的地位区分的大多数同在生产的社会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阶级和群众对立起来；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被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这都是最简单明了的道理。”（《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页）

他还深刻地指出：

“现代（20世纪的）帝国主义造成了某些先进国家的垄断特权地位，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第二国际中纷纷出现了叛徒领袖、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这样一种人，他们只顾自己这个行会的利益，只顾自己这个贵族阶层的利益，于是机会主义的政党就脱离了‘群众’，即脱离了最广大劳动阶层，脱离了大多数劳动者，脱离了工资最低的工人。不同这种祸害作斗争，不揭露这些机会主义的、背叛社会主义的领袖，使他们大丢其丑，并且把他们驱逐出去，革命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取得胜利；第三国际说实行的就是这样的政策。

“为此竟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根本对立起来，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尤其可笑的是，人们在‘打倒领袖’这一口号掩饰下，实际上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出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德国的劳芬贝格、沃尔弗海姆、霍纳、卡尔.施勒德尔、弗里德里希.文德尔、卡尔.埃勒，就是这样的新领袖。埃尔企图使问题‘深入一步’，他宣称政党是根本不需要的，是‘资产阶级性’的，这真是荒谬绝伦，简直使人啼笑皆非。如果坚持错误，深入一步地来为错误辩护，把错误‘坚持到底’那就往往真要把小错铸成骇人听闻的大错了。”（同上，第152-154页）

列宁的以上论述从正反两个方面给我们阐明了群众、阶级、政党与领袖的关系。事实一再证明，没有政党，阶级就会一盘散沙，而没有领袖，政党就会群龙无首。当无产阶级还没有自己的政党来领导时，当无产阶级没有产生自己的领袖时，他们只能在黑暗中摸索；而对他们有了自己的政党和领袖时，他们就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了。当然，第一个阶级的政党变了质，当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成了叛徒领袖时，原来革命的政党就要变质，革命就会由胜利而转为失败。革命政党和领袖对于无产阶级的命运来说，其所起的作用是怎么评价也不会过高的；尹文否定革命政党和领袖作用的观点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四、驳“组织的只是饥荒”论

尹文说，“针对有些人号召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大谈组织社会主义这种‘十足的极其有害的空话’，1917年5月21日，普列汉诺夫写了篇《请有觉悟的工人们注意》，说：‘并不是在任何特定的时候，都能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来改造社会的。社会主义制度至少要有以下必不可少的条件为前提：（一）生产力高度发展；（二）国内居民具有极高的觉悟水平。在不具备这两个条件的地方，根本谈不上组织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否则,‘组织的只是饥饿’。在残酷的经济危机’情况下，普列汉诺夫号召各党派支持临时政府，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共济国难，尽快走出战乱带来的饥寒，这才是缓解燃眉之急的当务之急。普列汉诺夫谆谆告诫工人阶级：‘你们应该尽力避免危机’。”

尹文还说，“过了一个月后，1917年6月29日（应是6月20日——奚注），普又写了篇《错误的逻辑》，说：‘俄国还没有磨好要用它将来烤成馅饼的那种面粉。‘当它还没有磨好这种面粉前为了劳动者本身的利益，必须让资产阶级参加管理。’这特别重要。要遏制列宁的策略，别走错了！不是除了社会主义革命之外，就没有别的事了。”

显然，无论是尹文，还是尹文所引用的普列汉诺夫的观点，都没有正确了解列宁的观点。实际上 ，无论是在《四月提纲》里还是在这之后，列宁都没有号召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所主张的是“一切政权归苏维埃”，是要掌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在完成民主革命之后进而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如前所述，当时的任务并不是实现社会主义，而只是要推翻临时政府。因为这个政府还要继续坚持战争，而这个战争已经把人民拖进灾难的深渊。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之争的实质就是对战争临时政府的态度：普列汉诺夫主张信任临时政府，继续进行战争，希望由临时政府领导俄国发展资本主义；而列宁的主张则是结束战争，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把政权由临时政府转到工兵代表苏维埃手里，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并且适时地将这一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说，“临时政府散布谣言，说经济将不可避免地遭到完全破坏，这不仅是吓唬人民，要人民让现在的临时政府继续掌权，而且也隐隐约约地表明了一个毋庸置疑的时刻真理：为着资本家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已使世界各国人民走投无路，濒于灭亡，除了政权转归革命阶级经采取革命措施的革命无产阶级以外，确实别无出路。如果我国还有粮食和其他物资储备，新的工农政府也会支配。既然资本主义战争把经济破坏到连粮食都没有了，那么资本家政府只会是人民其中的境况恶化，而不会使它好转。”(《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310页)常识告诉我们，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政权掌握在哪个哪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问题是，在战争造成极大困难的形势下，究竟是由资产阶级掌权对劳苦大众有利，还是无产阶级掌权对劳苦大众有利？显而易见，当然是后者更为有利。

普列汉诺夫认为按社会主义原则改造社会需要生产力高度和人们思想觉悟的极大提高，这在原则上当然是对的，但是，如果把它简单化和绝对化，那就很成问题了。早在1899年或890年初，列宁就对一些人说什么“大多数俄国工人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进行政治斗争”的观点进行过批驳，他说，“如果真是这样：那无疑于宣判了整个社会民主党的死刑，因为这就是说，大多数俄国工人还没有成熟到能够接受社会民主主义。其实，世界上无论什么地方，不论过去或现在，不和政治斗争紧密相联系的社会民主党是没有的。社会民主党不进行政治斗争，那就等于干涸的江河，这真是一个莫大的矛盾，这不是倒退到我们那些忽视“政治”的老祖宗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倒退到无政府主义或者是倒退到工联主义。”（《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73页）十月革命后，列宁又对甚嚣尘上的所谓“我们还没有成长倒是想社会主义的地步”、“我们还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等一类论调——也就是和普列汉诺夫一样的论调进行了批驳。他说，“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马克思说在革命时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就连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完全不理解，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例如，马克思在通信中（我记得是在856年 的通信中）曾表示希望能够造成一种 革命局面的德国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就是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像猫儿围着热粥那样绕来绕去，不敢触及。”他还说，“他们谁也没有写道问一问自己：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那种革命形势，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吗？”（《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777页）

应该说，普列汉诺夫的这个被列宁批驳过的思想，在中国还很有市场。前面提到的那个写《列宁主义批判》一书的温煇，也在他的书里大肆宣传普列汉诺夫的这一思想，他写道：“不错，布尔什维克的确进行了革命，而且取得‘社会主义十月革命’的‘胜利’，但是，请问，这样的胜利和用人工流产的方法把未成熟的胎儿从母体中强取出来有什么大的分别呢？这个早产儿绝对不是早产一年半载，而是若干世纪的超前。因此，苏俄——苏联的生命之路充满险阻。从1917年到现在，不知多少原来比俄国更加贫困落后的国家，由于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在经济上都起飞了，成为发达国家或准发达国家了，而苏联，现在不是要靠这样那样的改革才由可能摆脱困境吗？”（温煇：《列宁主义批判》，香港百家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44页）

温煇的这一宣传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作比喻时也违反了起码的常识，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试问：早产和人工流产是一回事吗？人工流产俗称打胎，是用人工的方法将已开始具有生命的胎儿打死，使其不能继续成长为能够出世的婴儿；而早产则是胎儿在不足月的情况下出生。一个是生命在出生前的死亡，一个是新生命的提前出世，怎么能将这两者混为一谈呢？早产儿虽然先天不足，但是如果后天调护得当，一般都能够健康地成长，有些早产儿还是智慧超群的人杰，据说，我国古代的著名思想家老子和英国近代著名政治家丘吉尔都是早产儿。温煇究竟有什么理由要否定早产儿生存的权利呢？这显然是说不通的。至于温说苏俄的早产“不是一年半载，而是若干世纪的超前”更是荒谬绝伦。早产的前提是有生命的胎儿已经存在，或者说新社会的雏形已经在旧社会的母体里存在，怎么能够让其长期生活在母体里而不准其降生呢？一般来说，一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时间也就是几百年，怎么能够设想，一个新社会的胎儿在旧社会的母体里存在的时间也要几百年？温煇这样说，除了说明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迷恋和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仇视外，是什么问题也不能说明的。

必须指出的是，新的生产关系不是自然而然地代替旧的生产关系的，新的社会也不是自然而然地代替旧社会的。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马克思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19页）普列汉诺夫在其所著《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中批评米海诺夫斯基时也说，“主观学派的大将以为‘经济’唯物主义只应该说到‘生产与交换形式的自己的发展’。思想深远的米海诺夫斯基先生，这个‘自己发展’是什么东西呢？如果你以为，按照马克思的意见，生产方式能够‘自己’发展起来，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什么是社会的生产关系呢？这就是人们自己之间的关系。没有人们，它怎样能够发展呢？”（《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一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759页）应该说，普列汉诺夫在这里说得很好，但是，他在《在祖国的一年》所言却是与之极不一致的，那里所言似乎只注意到物即生产力的水平，而没有注意到人在变革生产关系方面的作用。这显然不是一种进步，而只能是一种退步。

温煇还说什么“从1917年到现在，不知多少原来比俄国更加贫困落后的国家，由于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在经济上都起飞了，成为发达国家或准发达国家了，而苏联，现在不是要靠这样那样的改革才由可能摆脱困境吗？”显然是没有根据的。苏联在十月革命后，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特别是在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大萧条的情况下，苏联的经济尤其是其工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40年代，苏联工业已由欧洲第四、世界第五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这样的发展是无论哪个资本主义国家都不能与之相比的。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国防实力，在40年代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对于战胜德日法西斯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丘吉尔在1959年12月英国议会纪念斯大林诞生80周年的演说里曾经回忆起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备受人们尊敬的情况，这当然与斯大林的个人魅力有关，但是，也是和苏联的强大以及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分不开的。当时的苏联不仅已经是一个世界大国，而且已经是一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试问：1917年以后走资本主义道路发展起来的国家又有哪个能够与其相比？有人可能会搬出人均GDP，但是人均GDP再高也不等于它就强大。我们看到，现在世界上有些国家的人均GDP虽然很高，但是它并不是世界强国，对于世界的影响也不大，这样的国家是无法与当时的社会主义的苏联相比的。应该说，苏联后来的困境完全是由那些列宁和斯大林的不肖子孙所实行的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怎么能够把责任推到到列宁和斯大林身上，怎么把帐算到社会主义的头上呢？难怪在苏联解体20年后，人们还深深地怀念着当时十分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他们以那个十分强大的苏联而自豪，为失去社会主义的苏联而对那些毁掉了苏联的叛徒们倍感痛恨。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至于尹文说到十月革命初期的“饥荒”，应该说，那是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是富人的囤积居奇造成的。本来，只要进行合理的组织，这些问题并不难于解决。在战争期间，在粮食、燃料等等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只要实行配给制就能够维持社会的稳定，就不致造成饿死人的现象。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国家都是这样做的。在这个问题上，尹文也好，普氏的论著也好，显然是把原因和结果颠倒了。应该说，是战争、是地主资本家囤积居奇、暗中破坏造成了饥荒等灾难，而临时政府的不作为和纵容态度也加剧了饥荒和灾难。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提出组织的问题，显然是十分必要的。他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这本小册子里提出了当时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办法。这些其实也就是组织问题。实践也证明，解决这一类问题，正是避免饥荒和灾难的必由之路。

写到这里，还要说一说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和无产阶级对战争的态度问题。人所共知， 1914年夏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次帝国主义国家重新瓜分殖民地的非正义战争，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当然一概反对这场战争。但是第二国际的各个政党却支持本国帝国主义政府“保卫祖国”，堕入了社会沙文主义的泥坑。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和一些国家的左派，遵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倡导的“工人无祖国”的思想，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采取了反战的态度，并与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列宁队攻击共产主义运动所作出的一个伟大贡献。

但是尹文却学着当年普列汉诺夫的腔调，说什么比利时和法国式遭到进攻的国家，不仅从比利时看，而且从法国方面看，这是一场正义战争，国际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根据“道德和权力的通常准则”，同情他们都“自卫”。并且还“创造性地”将其与中国的抗日战争相比，说列宁的做法就像要中国人民不去抗日，而要无产阶级发起反对国民党的坚决斗争一样的不顾民族大义的荒唐。

显然，无论是尹文，还是他所遵从的“祖师爷”普列汉诺夫，都把事情弄错了。法国参加协约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不是因为它受到了进攻，而是因为它作为帝国主义国家要进行领土扩张，争夺更多的殖民地，列宁将这次战争称为“最大的奴隶主之间为保存和巩固奴隶制而进行的战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3页）当时的法国，其本土面积只有50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3960万人，而殖民地的面积竟高达1060万平方公里，而殖民地人口达5550万人，是一个典型的帝国主义国家。法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中国人民进行反侵略的抗日战争，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战争，尹文将它们相提并论完全是别有用心的。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非正义战争性质，从大战后举行的巴黎和会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人们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举行的所谓“和会”称为是“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在这次“和会”上签订的《凡尔赛和约》规定恢复1870～1871年普法战争以前的德法边界，阿尔萨斯和洛林归并法国，法国帝国主义明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受益国。

五、普列汉诺夫帮不了一切反列宁主义者的忙

一切反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人，几乎都要把普列汉诺夫抬出来，因为普列汉诺夫的名头很大，似乎抬出他来就可以压倒对方。其实，人们对于普列汉诺夫恰恰是应该一分为二的。诚然，普列汉诺夫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1882年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的俄文本的第二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巴枯宁在60年代翻译出版的），1883年与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等建立的“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人们把他称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他批判俄国民粹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连列宁也是他的学生。在俄国，他不愧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但是，由于他长期侨居国外，脱离了俄国国内的革命斗争，脱离了与国内广大革命群众的密切联系，这就使他在理论的运用上，在一些重大策略的制定上，就不能不出错。自1903年以后，他和列宁在一系列问题上都发生了分歧、争论和斗争。但是，实践证明，在所有这些分歧和争论中，正确的是列宁，而不是普列汉诺夫。这一点，普列汉诺夫在晚年实际上也有所认识。在普列汉诺夫妻子写的回忆录里还有这样的记载，即他在临终前还说了这样的话；“是呀，在我们所有的共同斗争中，列宁原来是对的，而我普列汉诺夫是错的”（转引自王荫庭：《普列汉诺夫哲学新论》，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页）。值得注意的是，在普列汉诺夫写的最后一本文集《在祖国的一年》里，他写了大量反对列宁的文章，但是，这些文章都是在十月革命　以前写的，在十月革命以后，他只写了三篇文章。这里当然有疾病的原因，但是，人们看到，这三篇文字都没有攻击列宁的内容；相反，在他的最后一篇文章里还说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耐人寻味的话：

“过去我经常说，并且也经常写道：我们只应当有一个无条件的原则，就是人们的幸福是最高的法律。我不止一次地说明，把这个原则翻译成革命的语言，还可以这样来表达：

“最高的法律——这就是革命的成功。

“我不记得我是否多少有点详细地论证过这个思想，在我看来，它的准确性是一目了然的。现在发现，我在这方面大错特错了。”（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473-474页）

本来这是一个正确的思想。俄罗斯有一句话，叫做“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当中国革命胜利后刘少奇和毛泽东先后访问苏联时，斯大林曾这样对他的贵宾说：“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你们做得对，你们胜利了。”（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４１４页）应该说，在十月革命取得伟大胜利时，作为反对者和失败者是没有资格对列宁进行批评的。但是，普列汉诺夫还是心有不甘，为了替自己的失败辩护，就只有将所谓“无条件地说革命成功是最高的法律”此话是大错特错的了。他这样说，其实是宣布自己在与列宁的争论中已经败北。

他在这篇文章里还说了不少为自己辩护的话，他说他想起维克多.阿德勒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他说过的一句话：“列宁是您的儿子”他写道，“对于这句话我曾经答复他说：‘如果  是儿子，那显然是不合法的’。我至今都认为，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从我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所宣传的那些策略是从我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所宣传的那些策略原理中得出的完全不合法的结论。”（同上，第485页）这些话好像是宣扬自己历史的功绩，实际上也是无可奈何地宣布了列宁的胜利和自己的失败。

连普列汉诺夫都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和列宁的胜利，利用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来反对列宁主义又怎么能够获得成功呢？对于一切反列宁主义的人来说，普列汉诺夫是帮不了他们忙的。至于后来出现的所谓《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从许多方面看都是一些人伪造的赝品，过去我曾撰文对此发表过一些看法，这里就不赘述了。

列宁主义，按照斯大林的定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85页）有人说 ，今天的时代已经变了，已经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列宁主义已经过时了。不对，时代并没有改变。所谓和平与发展，只是某些人的愿望，并没有成为现实，也不可能成为现实。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世界都不会有真正的和平；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也必定要受到其阻碍。这是必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今天，帝国主义正在走下坡路，但是它并没有消亡，他还在世界各处捣乱，剥削和压迫全世界的人民；无产阶级革命虽然处于低潮，但是引起革命的原因不仅没有消失，实际上还在增长，革命或迟或早必然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仍然是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仍将是我们不可或缺的战胜敌人强大的思想武器。

列宁主义万岁！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