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飞岸：历史比较——现代化研究不可或缺的视野

历史比较：现代化研究不可或缺的视野

张飞岸

摘要：历史比较的视野对现代化研究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历史比较视野下的现代化研究包含两层含义：首先，现代化理论本身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研究现代化理论不能忽视其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其次，现代化本身是一系列具有因果关联的历史进程，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对后发国家按照与其相同的方式实现现代化构成了制约因素。现代化发展史不仅不是如传统现代化理论所言，是后发国家模仿先发国家的阶段性发展的历史，恰恰相反，现代化发展史是后发国家逐渐与先发国家模式相偏离的历史。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起步越晚，它的现代化进程就越需要在更强的组织手段下完成。

关键词：历史比较   现代化   国家    意识形态

自二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开始独立的发展进程以来，现代化问题一直是各国理论界普遍关注的热点。与这种对现代化理论的密切关注度不相适应的是，在现代化理论指导下的各国现代化实践并不成功。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代化理论本身存在的误区。这些误区主要包括以下两点：1、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强调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前提和目的是要实现向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转型。2、强调发展的社会中心主义路径，把国家看做发展的障碍，在发展路径选择上主张自由放任主义。

然而，研究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史我们发现，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政治转型与经济转型并不是同步的过程，并且，几乎所有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在其赶超阶段都曾借助国家力量扶植本国工业并实行过贸易保护政策。针对当代西方现代化理论关于经济发展政策制定的研究所呈现出的“罕见的非历史性的特点”，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系张夏准教授指出，这种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产生很大负面影响的政策，“可以说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刻意误导”[①]。而克服这种误导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研究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时“不应看他们‘说什么’，而应看他们‘做什么’，因此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史的研究非常重要”[②]。

历史研究的方法论贡献

研究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即通过“历史来研究现代化”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认识现代化理论“误区”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一种具体的、归纳式的研究方法，其与目前在经济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的抽象的、演绎式的研究方法具有非常不同的认识论功效。杨光斌教授在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三期的一篇文章《民主的社会主义之维——兼评资产阶级与民主政治的神话》中曾经对存在于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的一些人为缔造的基于西方英国和美国经验的“普世规律”进行过尖锐的批判和透彻的分析。他指出，“在我们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充斥着不少神话般的故事以及由此而来的“常识”，它们被不加辨别地接受，被视为理所当然，渐渐地被内化为“定理”、“规律”和思维方式，以至于人们对“常识”不再辨别，用“常识”去思考，用“常识”去讲故事、说历史、评现实，而这种神话般的“常识”却可能是伪知识、假规律”。[③]他分析这些“假规律”支配社会科学主流研究的原因是由于人们忽视对社会科学概念产生情境的追问。“社会科学就是使我们如何知道的知识体系，而社会科学深受观念的影响，观念又来自经验传统。要想更好地认识世界，就需要在比较制度变迁的基础上，对概念进行追根溯源式地辨析。[④]对于进行现代化研究的学者而言，克服概念情境障碍是决定其研究有效性与否的不可或缺的前提，而克服概念情境障碍最有效的研究方法莫过于历史比较的分析方法。

存在于现代化研究中的理论神话很多，一些神话是自由主义大师缔造的，如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神话；一些神话是社会主义大师缔造的，如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这些神话之所以能长期流传一方面是由于人们习惯于对大师顶礼膜拜，并在延续大师思想的过程中维护自身基于学术范式的特殊利益，另一方面就在于意识形态对其信奉者而言具有特定的思想封闭作用，习惯于一种意识形态思维方式的人，很难接受来自相反意识形态的正确意见。意识形态有价值偏好方面的，如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也有研究方法方面的，如西方特有的基于对人的普遍理性的信任而延伸出的普世主义的研究方法。对此，提出了具有广泛影响的“落后的优势”理论的著名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曾经指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渴望：试图发现一种在所有的时间和条件下都有效的普遍方法和普遍规律。然而，这些态度必须被放弃。它们过高估计了经济现实和科学工具特性的简单化程度。当经济史学家组织和解释他的材料时，他所能希望的只是发现有限的统一性模式，这些模式虽然也许对于某些地方和某些时期具有解释的价值，但是却可能完全不适合于其他的地方和其他的时期。”[⑤]

格申克龙对现代化研究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其提出了“落后的优势”的理论，更重要的是其提供并反复强调了一种不同于古典经济学抽象演绎的历史比较的研究方法。格申克龙正是通过对欧洲经济史的比较研究克服了在当时经济学界普遍存在的认为人类社会具有统一不变的工业发展模式的错误观点，并且认为，普遍流行的现代化理论，无论是罗斯托的“成长阶段论”还是马克思的“社会进化论”都只是“一些学者以英国的工业革命为原型所做出的一般理论概括，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⑥]

为了突出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格申克龙在其代表作《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的第一章的第一句话就明确指出，“本书是采用历史的方法考察当前的问题” [⑦]通过对19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关于欧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可利用的历史资料加以综合考察研究，格申克龙批判了马克思的社会进化理论并提出了自己的“落后的优势”理论。“我们关于落后国家工业化的大量思想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马克思的宏大理论概括的支配。根据这种概括，较为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将要遵循先进的、或已经实现工业化国家的历史踪迹。‘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欠发达的国家展示了后者未来的图景。’（资本论序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理论概括的有效性基本上不容置疑。我们显然可以富有意义地说，德国在上世纪后半叶遵循了英格兰在较早时期走过的道路。但是，人们也须注意提防过于绝对地接受这一理论概括。因为它所包含的部分真实性可能会遮蔽现实存在的另外部分，也就是说，恰恰因为其落后，落后国家的发展可能在几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显示出与先进国家根本不同的倾向。”[⑧]“在许多重要的历史实例中，当一个落后国家最终发起工业化时，其工业化进程与更先进的国家相比将显示出相当大的不同。这不仅体现在发展的速度上，而且还体现在从这些进程中产生的工艺的生产结构与组织结构方面。不仅如此，在工业发展的速度与特征方面的这些差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采用各种制度性手段的结果，而这些手段在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则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类似的存在。此外，工业化进程所处的文化氛围，即它的‘精神’或‘意识形态’，在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也有显著的不同。最后，这些落后的属性在各个实例中显现的程度，看起来是与当事国的落后程度以及其天然的工业潜力直接相关联的。”[⑨]

可以说，格申克龙的学术成就得益于其强调的历史比较的研究方法，但这种研究方法并不是他的首创。历史比较的研究方法产生于17、18世纪的欧洲学术思潮，其是在反思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理性的自然法传统的过程中形成的，并于19世纪，在德国形成了一个对学术研究方法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学派。

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曾对德国历史学派的历史观进行过深入研究，尽管出于个人经历和价值立场的影响，其对德国历史观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批判目的。但我们认为，德国历史观的形成与德国在当时世界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有着紧密的联系，作为一种基于民族主义立场的研究方法，它对于后发国家研究被英美社会科学遮蔽的历史和探寻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最大的价值就在于挑战了启蒙运动有关人类普遍理性的信仰，而这种普遍理性的信仰，正是社会科学专注于普世规律研究的源泉。针对这种普世规律的非历史性和伪科学性，德国历史主义强调历史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在自然现象和历史现象间存在着根本差异，由此在社会和文化科学中需要有一种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自然界中的现象本身是没有生命的，缺乏有意识的目的；然而，历史则是有生命有意识的人的活动，具有目的性，独特性和不可重复性。人类的世界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人类特性，亦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抽象原则。因此，变动的历史是理解人类事物的惟一指南。由于历史个体具有独特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历史学家必须抛开抽象的概念和普遍的理性原则，直观地面对具体的鲜活的历史个体，通过理解历史个体的独特个性来获取关于人类世界的客观知识。[⑩]

德国历史主义在经济学界的表现就是德国历史学派。德国历史学派是19世纪40年代以后在德国经济学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学派，它一方面反对英国古典经济学，一方面反对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德国历史学派对后世影响最深的就是它的历史比较的研究方法，其最独特之处在于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一国经济的发展，强调每个国家的经济成长之路都是基于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因而根本不存在英国古典经济学所说的关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共同规律。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希尔德布兰德认为，“经济科学并非从复杂的经济现象中探求不变的相同的规律，经济关系是依地点和时间的差异而相区别的，所以经济科学仅仅是研究某一国经济的‘国民科学’。”[11]正因为德国历史学派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某一国的经济发展，只承认具体国家的具体发展特点，因此，他们强调要摒弃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抽象的研究方法，而主张历史的研究方法。历史的方法“对任何一种经济制度绝对不轻易地一律予以颂扬或一律予以否定。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在于指出：为何以及如何逐渐发生‘从合理的变为不合理的’、‘从幸福的变为有害的’”。[12]

德国历史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李斯特认为，在落后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国家干预和贸易保护是十分重要的，甚至必须的，在他看来，当时的英国政客和经济学家们对于自由贸易的鼓吹是出于民族主义的目的，尽管这种鼓吹是以一种“世界性学说”的形式出现的。他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指出，“英国凭以达到今天强大地位的国家政策的准则是些什么。这些准则大致说明如次：一贯鼓励生产力的输入，商品输入考虑在后，而这一点考虑在先。小心谨慎地抚育并保护生产力的发展。输入的只限于原料和农产品，输出的只限于工业品。把生产力的剩余部分，尽量用于殖民地的开拓与未开化国家的征服方面。这些准则都是过去英国的大臣和议会发言人所直认不讳的。1721年，乔治一世的大臣们当禁止印度工业品输入的时候，曾公开宣称，情况很明显，只有输入原料、输出工业品，才能使国家富强。甚至到了查坦勋爵和诺思勋爵的时候，他们还毫不迟疑地在议会公开声明，在北美洲就是一只马蹄钉也不应当允许制造。到了亚当•斯密的时候，除了我们在上面所举的一些准则以外，又初次添上了一条新的准则，这就是把英国的实际政策隐蔽在亚当•斯密所发现的世界主义的措辞与论据之下，目的在于防止外国仿效这个政策。这本来是一个极寻常的巧妙手法，一个人当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学说的秘密就在这里。”[13]“任何一个通过使用保护性关税和航海限制等措施，把它的制造业和航海业提到一个别国无法与其自由竞争的地位的国家，所能采取的最聪明的措施莫过于扔掉通向成功的梯子，然后向别的国家苦口宣传自由贸易的好处，用着那种过来人后悔莫急的语气告诉它们，它过去走了许多弯路，犯了许多错误，现在才终于发现了自由贸易这个真理。”[14]

德国历史学派产生后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对美国经济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世纪期间，美国不仅是最强大的贸易保护主义堡垒，而且也是抱有贸易保护主义思想的学士聚集地。当时美国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这个新的国家需要新的经济学，一种建立在不同政治体制和经济条件下的新经济学，而不是流行于英国的那个经济学”。[15]亨利·凯里是美国19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是林肯早期的顾问，他将他的经济政策纲领命名为“美国体系”，以区别与他反对的“英国体系”，他认为“自由贸易是英国将美国置于初级产品出口国的帝国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16]进入19世纪的最后25年，美国大部分本土经济学家都是贸易保护论的积极倡导者，当时美国的一位国会议员曾经认为“正如英国的工业品一样，英国的贸易理论是为了出口，而不是用作本国消费的”。[17]

进入20世纪后，德国历史学派倡导的通过历史比较和归纳来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对世界各国学者持续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在韦伯、波兰尼、熊彼特、法国年鉴学派、世界体系学派、依附学派和发展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刘易斯、罗斯托、库兹列茨包括格申克龙的著作中找到明显的痕迹。即使是新古典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著名经济学家阿尔佛雷德·马歇尔也不得不承认“德国历史学派比任何事物都开拓我们的观念，增加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并帮助我们理解完美世界政府的计划。”[18] 

    然而，一个奇怪的现象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历史学派在经济学说史上的重要作用突然被掩盖起来，而在现在的美国经济思想发展史中，那些倡导贸易保护的经济学家也不被提及了。[19]究竟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基于人们认为历史的研究方法对经济学不再有作用，还是像张夏准教授所言，这是一种发达国家刻意而为的“踢掉梯子”的行为呢？

失去历史视野的当代现代化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不成功的，究其原因则在于其现代化方案是在新自由主义的规范策略下实施的。尽管并没有学者把新自由主义理论看作一种现代化理论，但事实上，由于其特有的实践性——即为发展中国家设计了一套规范性的转型方案，新自由主义理论可以看作是一种指导发展中国家转型的新的现代化理论。

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凯恩斯主义的衰落和新古典主义的复兴，当代关于经济发展政策的研究开始呈现出非历史性的特点，古典经济学抽象的、演绎的研究方法在经济发展研究中再次占据垄断性的地位。与此同时，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学科彻底的衰落了。充斥经济学研究的是大量的公式、图表和数据模型，似乎经济学是一门只有与政治、社会完全脱离才具有普遍价值的纯工具学科。然而，这种经济学去政治化化的过程却是精心预谋的，只有把形容词政治去掉以后，经济学家才可以论证说，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一种个体主义心理学，而不是以社会的形式建构起来的各种制度；据此又可以进一步断定自由放任原则是符合自然的。[20]经济学的普遍化假设使经济学研究直接地面对现时，结果，经济史在经济学课程表中常常只占据微不足道的地位，经济学遮蔽了经济史，也就遮蔽了发达国家发展的真实路径，从而可以使强调市场自发运行的新自由主义在世界各地畅通无阻的推行。

对于政治经济学衰落的过程，汪晖在其为《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一书所写的导言中曾进行过细致的分析，“现代经济学家以一种方法论的差异来表述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联系与区别，他们嘲笑政治经济学缺乏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手段。与政治经济学家相比，现代经济学家的工作范围要狭隘得多，它首先关注的是专业性的、学科性的领域，以计算或统计的方法表述其研究结果。因此，经济学常常被视为社会科学中的‘数学’。对于经济活动得以发生的其他环境条件的研究，如政治、社会、文化等制度、习俗和情境，通常由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或人类学家来承担。经济学与上述各种社会科学一样，都是在作为一种普遍的知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瓦解的过程中诞生的。”[21]尽管政治经济学被看做经济学的起源，但它并不是经济学，而是一种总体的社会科学及研究方法。政治经济学不相信存在离开政治体系的经济过程，也不相信离开总体的方法能进行单独的经济或政治过程研究，用安古斯· 沃尔克尔（Angus Walker）的话说，政治经济学不是社会科学的一门学科，它就是社会科学本身。[22]

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经济过程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关系，它认为经济过程是内在于制度的过程，它所展现的不是学科的而是历史的视野。政治经济学的衰落从本质上就意味着经济学历史视野的消失。而遮蔽了历史视野的经济学为我们缔造的就是一个波兰尼所谓的经济“脱嵌”于社会的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推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各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中制造了无尽的灾难。

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研究的主流范式，作为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对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复兴，这种复兴得以实现的基础就是在方法论上重新回归一种非历史的、强调人的理性的演绎推理。新自由主义从本质而言是对凯恩斯主义的反动，新自由主义认为，凯恩斯主义的错误在于违反了西方经济学关于合乎理性的人这一基本的假定。而根据该假定，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合理安排自己的活动，问题的根源正在于政府的干预，转型的关键是“让价格就位”，以及通过私有化和自由化把政府从经济中赶出去。在这种理性预期的假定基础之上，新自由主义没有给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活动留有余地，认为政府可以彻底地退出对经济的干预。由此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的所有策略——包括产权私有化、价格市场化、贸易自由化——制定的基础不是建立在对历史和经验的分析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基于理性经济人的概念假设之上的，在这种假设之上，其论证人类社会应该从属于自发调节的市场。这种非历史的视野使其忽视了人类社会本质上不是一个纯市场的社会，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纯市场的社会。正如波兰尼所言：“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毁灭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一片荒野。”[23]

事实上，二战后凯恩斯国家管制主义的兴盛正是建立在人类社会经历过“大萧条”和“二战”后的一片荒野之上的。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是一种宏观经济理论，其实质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进行调节，以实现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20世纪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生产要素的完全过剩现象，这种生产要素的完全过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自发调节的市场无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造成的。为了克服由此而产生的危机，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针对的是供给过剩的生产要素，其作用是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吸收过剩生产要素，从而促进经济回升。因此，只要生产要素的完全过剩存在于西方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理论就有效用。但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再是生产要素的完全过剩，而是生产要素的不完全过剩：一方面，由于初级产品不足和资源的有限性使某些生产要素供给不足，另一方面，某些生产要素如劳动力、固定资本存量则供给过剩。在生产要素的不完全过剩条件下，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不仅不能解决“滞胀”问题，反而使这一问题更加严重。面对凯恩斯主义的失灵，发达国家亟须建立一种既能降低通货膨胀又能解决初级产品和能源不足的经济发展策略。新自由主义者敏锐地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新自由主义认为要解决当时发达国家存在的经济滞涨问题，一方面需要降低生产成本，刺激投资欲望，另一方面要增加初级产品和能源供给，这两者的实现都需要进行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要素整合和经济结构调整。而扩展全球市场的前提，则需要建构一种全球统一的意识形态，即对自由市场的信仰。新自由主义从本质而言就是一种自由放任的市场理论，自由市场理论主张拆除贸易壁垒，解除金融管制，以方便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新自由主义从某种程度上确实是为应对危机产生的，因而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的合理性是完全建立在发达国家资本集团的利益之上的，基于这种服务于特殊利益的视野，新自由主义所着眼解决的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危机，而是资本扩张的危机，因而它对危机本身产生原因的分析和针对性的解决方案都是有局限性的，其为发展中国家设计的转型方案更是有误导性的。

“新自由主义”站在资方的立场认为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凯恩斯主义的高福利、高税收政策，抑制了资本家的投资欲望，使资本主义经济陷入了生产停滞的危机。作为应对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停滞的药方，“新自由主义”的首要目的就是放弃国家在缓和劳资矛盾中的作用，解除国家对资本的管制，使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得到尽情的发挥，以此来调动资本家的投资欲望，解决生产停滞的问题。然而，20世纪70年代生产停滞的原因不仅仅是高税收抑制了资本家的投资热情，更重要的原因是生产过剩导致了产品滞销，由于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所以资本家便不愿再增加投资扩大生产。“新自由主义”在扩张全球市场的同时，由于没有解决大众贫困所带来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反而使发达国家内部和全球范围内的两极分化空前加剧，所以在其推行后，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过剩问题更加严重，再加上“新自由主义”解除了对金融资本的管制，大量的资本便从生产领域流入流通领域，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分离，全球资本市场迅速泡沫化。在资本再分配机制中，越来越多的过剩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货币流通领域的投机超过了对物质再生产的投资，利率和有价证券增殖率超过了利润率，膨胀的货币借贷资本超过了萎靡的产业资本，从事证券投机的大股东控制了再生产职能资本经理人，市场活动的短期行为超过了长期行为，所有这一切，到处滋长出扑不灭的泡沫经济，最终导致了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美国次代危机之所以发展到金融危机的地步，正是政府放松金融监管的结果。据有关统计，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美国金融资产流量对GDP之比平均为257倍，1980—2007年这一比例迅速上升到418倍；不仅如此，近一、二十年来，即使是非金融公司，其资产总额中金融资产也在迅速增长、所占比重越来越高。20世纪70年代，非金融公司的金融资产与实体经济资产之比为40%多，到90年代，这一比例已接近90%。^[24]在政府对金融投机放任自流甚至鼓励的姿态之下，放贷机构明知贷款户可能无力偿还贷款，还是毫不犹豫地把款贷出，反正可以把贷款证券化，卖给投资银行；投资银行可以再卖给投资人，反正可以获取手续费；评估机构可以故意高评，反正可以收评级费；投资人可以放心投资，反正可以衍生为“担保违约掉期”，再卖给对冲基金。华尔街上演的一幕幕闹剧充分验证了马克思当年对资本主义的评价：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G—G′，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得不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上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在金融管制解除创造的巨大投机收益面前，整个美国都疯狂了。在这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所起的作用不过是为这种疯狂投机的行为提供学理和道义上的支持。面对自由放任导致的狼狈处境，美国政府在最后关头不得不提供巨资实行救助，而美国政府的大手笔救市行为彻底宣告了由里根总统一手缔造的“新自由主义”神话的破产。

新自由主义神话破产的根源就在于其试图建构一个脱嵌于社会的纯市场经济。波兰尼认为，市场只有嵌入在社会之中，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要想创造一个完全自发条件的市场经济，就必须把人类与自然环境转变为纯粹的商品，而这必然会造成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毁灭” [25]。布罗代尔在其三卷本的巨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对三种不同的经济活动进行了区分，即物质生活、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在他看来，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市场经济是透明的和近距离的现实世界、是低利润的区域、是不同市场之间水平联系的区域，是服务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手段。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则是远距离的和投机的世界、是投资和资本高速形成的领域、是非同寻常的高利润区域。资本主义只关心交换价值，其从根本上而言是反市场经济的，因为市场经济鼓励平等交换，而资本主义则制造和利用其垄断地位，制造不平等的交换，其发展的结果是对市场经济的毁灭。[26]用布罗代尔的概念解释新自由主义就是其试图用资本主义反对市场经济，使全人类服从于少数垄断资本家的利益。

资本主义或者说脱嵌于社会的市场经济所犯得最大错误就是把万物商品化。波兰尼认为这种渴望建立商品化社会，并认为其符合人类自身利益的理论之所以产生是源于其研究方法的错误。其没有从长时段的历史的研究方法出发，而是从短时段的抽象的研究方法出发。“经济人”假设建立在亚当·斯密关于原始人倾向于从事牟利性活动这个假设的基础之上。而这种假设“与不远的未来而不是与模糊的过去之间更有相关性，这导致经济史学家倾向于将他们的兴趣限制在相对晚近的历史中，即在交换和交易具有一定规模的时期。无意识中，这导致天平向市场行为的心理学一侧倾斜，因为在最近几个世纪这一相对短暂的历史时期中，每一种事物都可以被当成具有趋向于使那种最终被建立起来的市场体系得以建立的性质，而其他暂时潜伏下来的趋势则被忽略了。”[27]然而，“近期历史和人类学研究的突出发现是，原则上，人类的经济是浸没在他的社会关系中的。他的行为动机并不在于维护占有物质财物的个人利益；而在于维护他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利和社会资产，只有当物质财物能服务于这些目的时，他才会珍视它。”[28]

在对人类社会进行长时段、多维度的分析之后，波兰尼认为，“经济人”假设从长时段看，并非人类的秉性，19世纪资本主义也不是中世纪以来市场活动持续扩展的自然结果，全国性市场的出现是国家有计划的重商主义政策，亦即某些建国策略的副产品。所谓“自律性市场”必须将社会在体制上分割为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这一分割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性的安排。[29]从这个意义而言，纯市场经济是人为建构的，而社会反向保护运动则是自发的。“保护性反向运动必须发生，因为一个脱嵌的经济会导致的灾难必须被阻止” [30]脱嵌的经济之所以不可持续，就在于其试图把土地、劳动力和货币这些不能作为商品的要素商品化。“商品就是那些为了在市场上出卖而生产出来的东西。根据这个定义，土地、劳动力和货币都是虚拟商品，因为它们最初生产出来并非用于在市场上出售的。劳动力不过是人类的行为，土地是被细分的自然，而现代社会中货币和信用的供给必然是政府的政策创造的。现代经济始于假设这些虚拟商品会像真实商品那样起作用，但这种手法会产生致命后果。因为这意味着经济理论的建立基于一个谎言，而这个谎言恰恰使人类社会处于危险之中。”[31]“自发调节市场理论家及其同盟者经常把人类社会推到悬崖边。但当不受限制的市场所产生的后果变得昭然若揭时，人们会抵制它；他们拒绝像旅鼠那样前赴后继地走向悬崖，自蹈死地。相反，他们会通过从市场自发调节的信条中抽身而退来挽救社会并使自然环境免于毁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让市场脱嵌就好比拉伸一条巨大的橡皮筋。让市场得到更大程度自制的努力同时也增加了张力的程度。随着进一步的拉伸，或者橡皮筋崩断——意味着社会解体——或者经济回复到更嵌入的状态。”[32]

新自由主义导致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反应，证明了波兰尼“双向运动”的观点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波兰尼认为“市场社会是由两种相互对立的运动组成的——力图扩展市场范围的自由放任运动，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力图抵制经济脱嵌的保护性反向运动。尽管工人阶级运动一直是保护性反向运动的一个关键部分，但是，社会所有群体都参与了这项事业。即使是资本家，也会周期性地抵制市场的自发调节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也会努力参与旨在增加稳定性与可预见性的各种保护性运动。例如，当周期性的经济不景气破坏了银行体系的时候，商业群体就会主张强化中央银行，以使国内的信贷供给能够不受全球市场的压力。”[33]他的这些论断正在成为各国政府的实践。

通过分析当代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发展史，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历史的方法对经济发展研究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忽视对经济史的研究，意味着其忽视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一直是历史的常态。按照抽象的自由主义原则限制国家的行为也许可以减少国家对自由的干预，但却会带来更严重的问题。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言：“除了古典自由权的重要性（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以及信仰自由）之外，免于恐惧和饥饿的自由同样重要。国家管制可能会剥夺某些人的自由，但这样做可以促进另一些人的自由。将资本自由移进移出是某些人所实践的自由，但这种自由的实践是以其他人的巨大损失为代价的，这里存在着巨大的外部性。自发调节经济的神话，无论是在自由放任的旧伪装下，还是在华盛顿共识的新伪装下，都并不代表对这些自由的平衡协调，因为穷人比其他人面临着更强烈的不安全感，在大多数地方，处于贫困境地的人数急剧上升而生活水准已然下降。对于这些人而言，自由更少了，连免于饥饿和恐惧的权利都没有了。[34]那些按照新自由主义规范制定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实现经济的增长，反而成为国际金融资本攫取投机利润的牺牲品，而其之所以会接受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的误导，一方面是由于国家立场的缺失，另一方面恐怕源于对发达国家真正成长历史的无知。

现代化研究需要回归历史视野

现代化理论的核心是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很多进行现代化研究的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国家具有制度后发优势，因而其不必像先前的发达国家那样花费上百年的时间建立新制度，只需要进行制度移植就可以了，但问题的关键也许就在于制度发展的过程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历史正是不同国家根据当时所面临的具体国内国际条件探索最适合自身发展道路的历史，简单的制度移植是一种忽视过程的历史错位的观点。

近30年来，发展中国家在当代主流经济学指导下进行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三化一步到位的激进转型方案之所以遭到彻底的失败，就在于其遵循的是一种反历史的，假定人类社会具有“普世”的现代化道路的转型方案。而事实上，历史发展没有完全相同的轨迹，任何一国现代化的成功，都是源于其在特定的时期，由特定的人，实施了特定的发展战略，任何试图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提出建设性方案的研究，都必须同时关照到历史的这三个方面。因此，我们认为，历史比较的视野对现代化研究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历史比较视野下的现代化研究包含两层含义：首先，现代化理论本身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研究现代化理论不能忽视其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其次，现代化本身是一系列具有因果关联的历史进程，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对后发国家按照与其相同的方式实现现代化构成了制约因素。现代化发展史不仅不是如传统现代化理论所言，是后发国家模仿先发国家的阶段性发展的历史，恰恰相反，现代化发展史是后发国家逐渐与先发国家模式相偏离的历史。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起步越晚，它的现代化进程就越需要在更强的组织手段下完成。

    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现代化研究起源于冷战的需要，面对二战后新兴第三世界国家急切的工业化心态，美国意识到其必须在与苏联模式的竞争中规范新兴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路径，以使其适应美国全球利益的需要，传统的现代化理论应运而生。传统的现代化理论以传统和现代的二元对立作为自身理论延伸的基石，在其看来，落后国家的欠发达状态不过是现代化起飞之前的传统状态，是落后国家的与世隔绝和闭关保守造成了其欠发达的局面，只要落后国家能够向西方开放，接纳西方的现代经济政治制度，其就可以逐步从后起到腾飞，最终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转型。这种现代化理论认为，一切国家、民族和地区都有一条共同的现代化道路，只是不同的国家、民族和地区处于这条道路的不同阶段而已，而通向现代化的唯一通道就是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传统现代化理论由于实践效果甚微，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遭到了来自西方社会内部如格申克龙、巴林顿·摩尔、斯塔夫利亚诺斯和西方世界外部如依附学派的普遍质疑。来自内部的批判主要是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对现代化理论进行反思，并构建起自己更具解释力的新的现代化理论。而依附论则直接指责现代化理论是一种新帝国主义工具，其试图继续维持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关系，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必须与现行的资本主义体制脱钩。

尽管传统现代化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曾遭到过彻底的批判，但在实践上却因为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推广而在20世纪80年代后主导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造成这种局面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政府缺乏具有民族意识的领袖，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也缺乏抵抗西方社会科学霸权的能力。对此，华勒斯坦曾评论说，“西方的社会科学拥有强大的社会地位，它以社会科学的典范姿态，凭借其经济上的优势和精神上的卓异来传播自己的观点，西方社会科学的这一使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科学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非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西方机构的资助，这些西方机构大肆进行宣传，让人们把在西方发展起来的各门学科当做具有普遍规范性的学科加以接受。那些在西方国家接受训练的非西方社会科学家也有自己的使命，他们力图使某些实践能够被本国政府和民众接受，他们把接受和推荐这些观点看做加入普遍学术共同体的门径。[35]

正由于发达国家社会科学的这种强势地位及其强烈的国家意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研究才更需要从历史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出发去总结和探索现代化的经验。

根据对发达国家历史经验的总结并结合具有历史视野的学者对现代化研究的成果，我们认为，现代化研究需要明确一下几点认识：

1、  不同的历史条件决定不同的现代化路径

巴林顿·摩尔曾根据不同国家土地贵族与农民之间阶级关系和结构的差异梳理出三种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即以英、美、法为代表的西方民主模式，以德、意、日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模式，和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他认为这三种模式不但在发展序列上相互接续，而且在因果链条上辗转递进。西方民主道路为德、意、日法西斯主义道路开启了大门，而法西斯主义在俄国和中国的失败，又直接引爆了社会主义革命。从这种递进关系，我们可以看出，随着现代化时间的推后，现代化的组织化程度逐渐增强。针对这种在现代化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特殊规律，格申克龙指出，由于导致某个国家落后的基本要素会以一种突出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将促使其采用本质上不同的实现工业化的制度手段。一国的经济越落后，特殊的制度因素在增加新生工业部门资本供给中的作用就越大。落后国家工业化发展过程呈现出的与先进国家明显不同的特点，不仅表现在通常更高的发展速度（工业增长率）上，而且也体现在生产结构、组织结构以及制度手段等方面的差异上。[36]

巴林顿·摩尔和格申克龙的研究提醒我们注意历史条件对现代化实现方式的影响，随着现代化时间的推后，现代化的组织化程度会逐渐增强。组织力的增强，说明后发国家比发达国家面临着更加不利的实现现代化的条件，因而其需要更强的发展动机和更有效的发展策略。这些不利条件表现在：一方面，发达国家出于自利动机会遏制后发国家的发展，另一方面，后发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对外转移现代化过程中积累矛盾的可能性更小，因而，需要更强的内部消化能力。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大多数关注到历史条件的变化与国家现代化模式之间关系的学者都认识到了后发国家，比如德国、日本、俄国和中国等都需要开拓一条不同于英美的发展道路，但与此同时，他们都认为，尽管国家和政党在现代化发展的某个阶段可以形成组织力帮助落后国家克服当时存在的发展阻力并推动一国的现代化进程，但以国家或政党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是不稳固的，其最终都需要完成向英美模式的转型。这种观点当然源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即德国、日本在二战后，俄国、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都开始出现向英美模式的转型。但对这一转型的关注使大多数学者忽视了转型的程度和结果。事实上，二战后德日的转型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制度的转型，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国家的作用仍然非常重要，而对于俄国而言，其在苏联解体后发生的转型从结果来看基本上是失败的，中国更是从来没有放弃政党在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强调这些国家转型的过程和结果，是为了说明一个观点，即对不同国家而言，不仅不存在一种统一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一种统一的有效产权模式。

同样关注现代化问题的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科斯、诺斯等认为，产权是一个关键的制度性因素，产权的合理性与否会影响投资的积极性和有效性，产权的保护力度越大越有利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与否最终取决于国家对有效产权的保护程度。对于诺斯强调有效产权的保护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我们非常认同，但他把有效产权等同于私有产权的观点却是值得商榷的。尽管诺斯的结论是建立在对各国经济史的分析之上的，但我们认为，其对材料的选取还是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事实上，产权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诺斯的理论复杂得多。历史上有许多事例证明：保护某种产权最终危害了经济发展，而侵犯某种既有产权反而有益于经济发展。例如，美国1868年著名的桑德森案，在该案中，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驳回了土地所有者们既有的获取清洁水源的权利，支持了煤炭工业——该州当时的关键产业，促进了经济发展。[37]二战以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土地改革侵犯了地主的既有产权，却为这些国家和地区随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中国的现代化经验更是如此，无论是毛泽东时代对公有产权的保护还是邓小平时代对私有产权的保护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提高了经济绩效，因此，我们认为，对于有效产权的保护而言，重要的不是保护私有产权还是公有产权，而是在何种条件下该保护何种产权。

与私有产权一样，知识产权也被普遍认为推动了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但发达国家知识产权制度也是逐步建立的，并非一步到位。在发达国家专利法创立阶段，很多国家都是有选择的设立专利制度，为了促进本国技术发展，多数专利法都疏于对发明原创性的审查。比如在美国，1836年专利法修订以前，无须任何原创性证明，即可取得专利权，这方便了为进口技术申请专利。此外，在19世纪，英国（1852年前）、荷兰、奥地利、法国等国曾明文许可本国公民为进口的发明申请专利。[38]从知识产权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当今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在他们自己是发展中国家的时候都是非常不完善的。严重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在当时最发达的国家也曾泛滥成灾，特别是对外国人知识产权的保护更成问题，如今发达国家苛责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不仅是一种不平等交换的方式，也是一种违背历史进程的做法。

现代化本身是一个漫长的制度变迁过程，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应该结合具体条件，不能进行制度移植。某些对发达国家有利的制度不一定对发展中国家同样有利，很多现在被认为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制度，其实大多数都是已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产物，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原因。每一个成功的制度都有其成功推行的特定条件，发达国家的制度建设就是随着时机的发展逐步建立的，时机不成熟，即使好的制度也未必产生好的效果。另外，即使有好的制度，也只有与好的政策匹配才能达到期待的效果。

2、  重视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

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历来是各种现代化理论关注的焦点。格申克龙在谈到“落后的优势”时曾经指出，“要使落后国家不断积累的‘紧张’真正能够转化为引致工业革命爆发的动力，是需要条件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便是落后国家的政策。如果落后国家政府未能结合本国社会经济环境适时地推行恰当的支出、税收、金融与外贸政策等等，那么落后国家中原有的‘落后的劣势’就不能被弱化，反而也将不断增长，从而落后国家就有可能‘错过’其落后的优势本可以为其提供的爆发工业革命的机会。”[39]通过制度变迁关注现代化问题的诺斯同样非常强调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他认为，由于国家规定着产权结构，而产权结构决定经济绩效，因而“国家的存在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40]由此可见，无论是格申克龙还是诺斯都认为，国家是决定落后国家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关键。

对于国家在落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在学术界基本上是有共识的，但很多学者认为，对于内生型现代化国家如英国而言，现代化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自发过程，国家的作用并不重要。那些认为只要实现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就可以使发展中国家顺利实现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学者所依据的正是英国的成功经验，这种观点认为，自由放任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国家只是现代化过程中的障碍。

然而，认为英国的现代化是自发形成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历史资料显示，在19世纪英国完全具有世界工业领先地位之前，实行贸易保护和以退税补贴等方式鼓励制成品的出口一直是英国基本的产业政策。很多人把英国这一时期的贸易保护称为重商主义，认为其是前工业社会时期英国的商业政策，而英国的工业政策是自由贸易。事实上，这不仅是对英国历史的误解，也是对重商主义的误解。重商主义注重的是对财富的积累而不是生产力的保护，而英国在19世纪中叶以前，注重保护却恰恰是其工业生产的能力。1721年，乔治一世统治时期的英国第一位首相罗伯特·沃波尔对国家法律进行了改革，这标志着英国开始推行以提升制造业为目标的产业政策。沃波尔指出，“没有什么比出口制成品，进口原材料，更有助于提高公共福利了。”[41]布里斯科总结了1721年英国立法改革的基本原则“必须保证厂商在国内免受国外制成品的竞争；必须确保制成品的自由出口，并尽可能予以奖励和补贴”。[42]“英国国会议员亨利·布鲁阿姆曾于1815年公开宣称‘为了将外国工业扼杀在摇篮里，英国工业品出口就是有些损失也是值得的’。十年之后，作为国会议员和著名自由主义者的休谟又向国会提议 ‘大陆工业应趁其蓓蕾之时加以铲除’。”[43]在这种动议之下，英国对欧洲大陆采取了工业品倾销政策。

正是在国家对工业保护的基础上，伴随着18世纪后半期的工业革命，英国开始扩大了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技术领先优势。从那时起一直到19世纪中叶，英国在世界上的技术实力无与伦比，但同一时期内英国却继续实行它的产业促进政策。直到其工业品在世界上具有无可替代的稳固地位时，英国厂商要求自由贸易的呼声才越来越高。1833年，英国进行了一轮削减关税行动，1846年英国采取了更加重大的促进自由贸易的改革措施，废止了保护农业的“谷物法”，取消了大量工业品关税。许多熟知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指出，英国的这一政策转向或许应该被理解为是一种“自由贸易帝国主义”行为，旨在“通过扩大欧洲大陆的农产品和原材料市场来阻止欧洲大陆的工业化步伐。”[44]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英国的现代化进程并不像后来学者描述的那样是自发的，恰恰是技术上的领先优势使英国得以走向自由贸易道路，而技术优势本身却是英国在长期设置高额关税壁垒后获得的。更具有启发性的是，发生在英国19世纪中期的经济自由化也是英国政府掌控的结果，而不是自发实现的。这一点，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有过明确的论述：“自由放任绝不是自然产生的；若仅凭事物自然发展，自由市场永远不会形成。正如棉纺制造业——当时主要的自由贸易产业——是保护性关税、出口津贴和间接工资补助的帮助下才建立起来的一样，自由放任本身也是由国家强制推行的。19世纪三四十年代不仅出现了各种立法以废除种种限制性的管制，而且国家行政功能也大大增强，国家此时已拥有了集权的科层制度来实现自由主义信徒们所提出的任务。对于典型的功利主义者而言，经济自由主义是一种社会计划，应该用于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自由放任不是一种实现某一目的的手段，它是有待实现的目的本身。”[45]英国在政府的帮助下，实现了从贸易保护到自由贸易的转型，但与其给人的印象相反，英国的这条转型之路走得相当漫长，并且经过精心设计，从《国富论》的发表到格拉斯通预算案的发布前后共经历了84年。[46]

所谓英国自下而上的现代化进程，只是相对于德国和日本等后发国家而言的，并不是说国家在英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不重要。像英国这样起步最早的发达国家，她的现代化进程尚且得到过国家如此重大的帮助，对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家的作用就更不容忽视了。唯一需要强调的是，国家的作用正如诺斯所言，既是经济成长的动因，也是经济衰退的根源，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让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不是像新自由主义那样，把国家排除出现代化的进程。

3、意识形态是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因素

诺斯在《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一书中曾重点论述过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的重要性。意识形态不仅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也可以增强政策合法性，“维持现存秩序的成本与现存制度的合法性有关。在参与者相信制度是合理的范围内，实施规章和产权的成本由于以下简单的事实而大幅度下降，这就是甚至当私人成本收益算计认为不服从规章或违反产权是合算时，个人也不会这么行动。”[47]由此可见，成功的意识形态是政府组织现代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一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能够把现代化的目标内化为意识形态本身，其不仅可以减少制度变迁的阻力，还可以提供制度变迁的动力，这种来自意识形态的动力越强，其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就越大。

格申克龙在其《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一书中，对意识形态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进行了更加深入细致的讨论。其把意识形态看做促进现代化的一剂猛药。他认为，“在一个先进的国家里有关赞同工业化政策的理性论断并不需要一种准宗教式的热情。在一个落后国家中，大规模和突然发动的工业化努力则要求一种精神状态的更新。”[48]这种精神状态的更新就是意识形态的力量。

他在分析圣西门社会主义在法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对于拿破仑三世的当权拥有经济和金融影响力的人们中大部分不是波拿巴主义者，而是圣西门社会主义者。”“为什么一种本质上属于资本主义的观念却披上了社会主义的外衣？为什么恰恰是社会主义的形式更容易为法国曾经拥有的最大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们所接受？”“对此的回答必须再次利用经济落后的基本条件。”“在法国的条件下，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作为发动一个工业化过程的精神媒介是完全不适当的。要想在落后的国家中冲破停滞的壁垒，唤起人们的希望，将他们的精力投入于经济发展，下一剂猛药将比保证更好的资源配置甚至更低的面包价格更迫切。在这样的条件下，甚至商人，甚至一流的富于冒险和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也需要一种比高额利润预期更为强有力的刺激。为了摆脱重重的陈规与偏见，所需要的是信心，而信心——用圣西门的话说——也就是相信，黄金时代不在人类的过去，而在人类的未来。”[49]相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法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格申克龙特别提到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理论对德国工业化的作用。“李斯特的工业化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与圣西门主义有着十分密切联系关系的理论，李斯特试图将圣西门主义的精神信使转化为一种在德国环境下可以接受的语言。在德国当时的环境下，既没有预先的政治革命，也缺少早期的国家统一，由此导致民族主义情绪成为一种更适宜工业化的意识形态。”[50]与此同时，格申克龙认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1890年代的俄国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了极其相似的作用。在使俄国的知识界能够更好地调整、适应本国资本主义的到来以及它以往对于村社组织和农民、手工业者劳动组合的信念的破灭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得了把该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视为一种历史发展的铁一般规律的结果这样的思想体系。”“在俄国的绝对落后的条件下，还将需要比在法国或德国环境下更强有力得多的意识形态来为工业化快车的知识与精神之论加油助力。”[51]

在分析了意识形态对于法国、德国、俄国工业化的重要作用之后，格申克龙特别指出了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对于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不适用的。针对当时受英国模式的影响，普遍流行的一种认为19世纪的工业发展本质上是与经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错误认识，格申克龙强调这与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他还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即“与工业化过程相伴随的特定的意识形态将倾向于根据一个已经处于其经济高涨前夜的特定国家的落后的程度而变化”。为进一步证明其假设的合理性，格申克龙再次分析了法、德、俄三国的意识形态状况。“在法国，一个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发展居然由一群公开声称是社会主义信条的狂热支持者的大企业家所维系，这个谜注定仍然要使人迷惑不解，除非我们假定在一个落后国家中需要一种作用力极强的意识形态药方，去克服停滞和按照常规行事的壁垒，并且诱导对于一种通常总会使人口中的大多数群体蒙受某种暂时的物质牺牲以及必然会产生传统价值和信仰丢失的政策的普遍支持。在德国的场合（那里比法国更落后），通过令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服务于工业化进程，使得圣西门的学说得到了有效的增补（如果不是被替代的话。）在比德国还要落后的俄国，这同一职能由更致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来履行，看来是与一种普遍性的欧洲模式相当吻合的。也许是这种联系，而不是长期的社会主义传统，有助于解释马克思的学说在1890年代对于人们所产生的吸引力，这些人预先倾向于接受这种学说既非个人性格所使然，也不是基于一般的哲学信仰。将这种成本高昂以及在很多方面显示出冷酷无情的工业化进程，不是描述为一种深思熟虑的决策，而是描绘成经济发展的铁一般规律的一种结果，这显然是为了抚慰知识阶层遭到扭曲的道德良心”。[52]

借鉴格申克龙的意识形态理论，我们可以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作用进行分析。对于中国而言，社会主义首先在瓦解一个旧政权即国民政府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诺斯曾经指出，“如果主导的意识形态试图让人民将公正想象成与现存规章同样久远，进而从一种道德意义上服从这些规章，那么一种成功的、对立的意识形态的目标则是让人民相信，不仅明显的不公正是现存制度固有的一部分，而且一种公正的制度只有通过个人积极参加变革制度才能产生。成功的、对立的意识形态不仅应提供一幅可信的图景，显示不同集团已察觉的明确的不公正同知识企业家希望改变的大系统之间的联系，而且应提供摆脱这些不公正的乌托邦计划和行动的指导原则。”[53] 中国共产党正是借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树立起自身在群众中的威信，并承诺在中国未来建立一个公正民主的社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于当时长期处于战乱、贫穷和压迫的中国人民而言无疑具有巨大的号召力。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意识形态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对于一个技术落后、资金匮乏的国家而言，其如果期望人民牺牲自己的消费需求，并承受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痛苦，无疑需要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在团结人民的同时巩固自身的合法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无疑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它把这种牺牲成功的转化为对一种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信仰，在这种信仰的支撑下，眼前的牺牲不仅不是一种痛苦而且成为一种光荣。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发生了重大转变，民族主义替代社会主义成为一种现代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民族主义崛起的过程中，自由主义逐渐被边缘化。中国的自由主义之所以在20世纪初和 20世纪末的两次意识形态斗争中都没能取得主流地位，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自由主义对于一个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国家而言，是不适宜的意识形态，因为它倾向于激发人的自利性，使社会丧失凝聚力，而任何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国家都需要一种把各种力量联合起来服务于统一的现代化目标的意识形态力量，无论这种力量是民族主义（德国、日本）还是社会主义（法国、俄国、中国），其根本目的都在于克服个人的自利倾向，为一个“不按简单的、享乐的、个人对成本收益算计来行动的团体注入活力”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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