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9日，著名左翼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在自由广场发表了支持“占领华尔街”行动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呼唤重建人们想象一个非资本主义世界的可能性，并特别强调反对资本主义的前提必须首先打破资本主义与民主联姻的幻象，以免在你反对资本主义的时候被政治家和站在资本立场上的学者污蔑是在反民主，齐泽克宣称“资本主义与民主的联姻已经终结”。[1]
民主与资本主义的联姻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将民主去社会主义化的结果。所谓民主的去社会主义化，指的是在一个普遍信仰民主的时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支持者试图通过规范民主的定义，将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民主政体和社会主义内含的经济平等的主张置于民主的对立面，从而将民主实践局限于竞争性选举政治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与二战后西方学术界将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建构的“选举民主”概念确立为民主的主流概念息息相关。
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谈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流的方法几乎完全根据选举来界定民主”，“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如果其强有力的决策者中多数是通过公平、诚实、定期的选举产生的，并且实际上每个公民都有投票权，那么，这个国家就有了民主政体。这一关于民主的程序性定义是由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提出的，并得到了普遍地承认，也得到了在这一领域从事研究的学者的公认。根据这一定义，选举是民主的本质。”[2]
亨廷顿的论述给我们提供了三个信息：第一，通过“选举”来界定民主开始于熊彼特;第二，把选举看做民主的本质，并通过是否具有竞争性选举来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民主政体目前在西方学术界具有一定的共识;第三，这一共识的历史并不久远，仅仅开始于二战以后。由这三个信息我们可以想到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首先，熊彼特为什么要用“选举”来重新界定民主，他对民主概念的重构为什么要放在民主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这个宏大的话语背景内进行讨论?其次，为什么二战之后，西方学术界普遍接受了“选举民主”作为民主的定义，这一定义与熊彼特批判的古典民主定义(这一定义在熊彼特之前在学术界也具有一定的共识)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的定义相比规避了什么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规避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从今天的世界现实来看，这一目的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
本文以分析熊彼特重构民主背后的意识形态动机为起点，并试图揭示这一意识形态动机与二战后西方学术界对熊彼特“选举民主”概念的接受之间的关系。从熊彼特对民主概念的重构到西方学术界对“选举民主”的普遍接受，民主概念经历了一个去社会主义化和自由主义化的过程。民主从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面旗帜变成了反社会主义的口号，这一假民主之名的口号被美国用来在全世界推广资本主义和攫取超额垄断利润，其造成的危害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已成为无法掩盖的事实，并在近期引发了全球性的反对金融资本的人民民主运动。正如齐泽克所言，反对资本主义的前提需要打破民主与资本主义联姻的幻象，而这一幻象的打破则需要揭示“选举民主”背后的反民主动机，重新确立民主与社会主义在本质上不可分割的联系。
重构“民主”的意识形态动机
曼海姆曾提醒人们注意：“词义的变化与每一概念的多种含义，反映了在含义的细微差别中包含了相互对抗的生活方式的对立。”[3]研究民主理论，如果我们不能从“民主”到“选举民主”的词义变化中看出其中包含的相互对抗的生活方式、相互对立的阶级利益和对这种对抗本质的掩盖，我们就不可能认识到民主的本质特征和选举民主对这一本质特征的规避。从某种意义而言，“选举民主”所要规避的东西才是“民主”从它诞生那天起作为一种价值所内含的属性和作为一种政体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民主，是一个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古老概念。在古希腊，民主被看做一种由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进行直接统治的政体。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把民主政体称作平民政体。在他看来，民主不仅指多数的统治，而且主要指穷人的统治。“由无产的贫民(群众)们执掌最高治权，则为平民(多数)政体。”[4]“平民(穷人)政体原先已解释为多数人的统治;但有时一个城邦中代表最高治权的多数人竟然都是有产者(小康之家)。”因此，“人数这个因素应该为次要的属性……寡头和平民政体的主要分别不在人数的为少为多。两者在原则上的分别应该为贫富的区别。任何政体，其统治者无论人数多少，如以财富为凭，则一定是寡头(财阀)政体;同样地，如以穷人为主体，则一定为平民政体。”[5]
正因为从古希腊开始一直到19世纪中叶，民主都一直被看做一种代表多数人利益的贫民政体，所以从古希腊到现代的大多数代表有产阶级利益的政治思想家都是民主的反对者而不是支持者。在他们看来，民主政治意味着乌合之众对财富和智慧的威胁，其对文明的危害是毁灭性的。[6]
19世纪以来，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民主开始成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一面旗帜。无产阶级利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提出的人民主权的口号开始要求资本主义国家兑现人民主权的承诺。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社会主义运动有了更明确的口号，马克思、恩格斯在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共产党宣言》中非常明确地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7]马克思并没有否定选举民主，但他认为选举民主是一种具有资产阶级局限性的民主。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非常深刻地区别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在他看来，即便是实现了普选权的代议制度也不是一种真正的民主，而只是人民在政治领域的解放。“一旦国家取消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国家作为国家就废除了私有财产，人就宣布私有财产在政治上已被废除。尽管如此，但从政治上废除私有财产不仅没有废除私有财产，反而以私有财产为前提。国家还是任凭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来表现其特殊的本质。国家远远没有废除所有这些实际差别，相反地，只有在这些差别存在的条件下，它才能存在”[8]。政治民主只是用财产的不平等取代了由身份、等级制等封建性因素造成的不平等，它并不意味着民主，而仅仅是一种“资主”，是一种在政治民主掩盖下的资产阶级的统治。
马克思对代议制民主阶级本质的揭示推动了现实中的社会主义运动，这种揭示也使社会主义运动具有了民主扩大运动的性质。恩格斯曾很明确地评价过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关系：“在所有的文明国家，民主主义的必然结果都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又是实行一切共产主义措施的前提。因此在民主主义还未实现以前，共产主义者就要和民主主义者并肩战斗，民主主义者的利益也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利益”。[9]。现实中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运动的并肩战斗迫使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中逐渐与激进政治妥协，人类历史在20世纪步入了大众政治发展的时代。大众政治的发展使重新定义“民主”变成了一项摆在资产阶级精英面前比较迫切的任务。首先，民主已经发展成为一股只能顺应不能抗拒的历史潮流，资产阶级要想维护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只有两种选择，或者按照民主原则改造现行代议制度，或者按照现行代议制度改造民主;其次，为了与以“人民民主”为指向的社会主义国家争夺对民主解释的话语权，资产阶级必须在理论上实现民主的去社会主义化，民主去社会主义化的前提必须使民主从概念上远离苏联的人民民主模式，而接近西方的代议制模式，以“竞争式选举”为特征的“程序化”民主观自然而然成为诠释民主的最佳方案。熊彼特就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期完成了这项特定的任务。
1942年，熊彼特出版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他在书中建构了一个以代议制经验为基础的“新”的“民主”概念。这一概念由于“与战后两个最主要的自由主义民主制国家(英国和美国)的实际结构之间具有表面的一致性，很快被看作民主制度的最‘现实主义’的体现”。[10]
20世纪，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以“科学”名义对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学说进行技术包装能力的增强。这种包装能力的首要技术手段就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上实现从规范研究向实证研究的转型。最早倡导把实证方法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是社会学家孔德。孔德倡导实证研究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把人的认识从关于世界的神学和形而上学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以达到科学研究领域方法论的统一。“实证主义”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开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方面是由于第二次科技革命对人类生活乃至心灵产生了深刻震撼，这使得“科学彻底战胜哲学，并在知识领域逐渐赢得了崇高的社会声誉”;[11]另一方面，从研究方法上，“实证主义”严格遵循的“经验主义”信条对于既定社会制度而言是一种非批判性的力量，相对于“规范研究”而言，“实证研究”起到了和现实社会相互维护和印证的作用，为现存社会秩序的存在提供了合法化证明。正因为“实证主义”具有对现行制度潜在的肯定性特征，所以马尔库塞才把它看做一种“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既定现实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科学的理解和改造，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变成工业社会和技术社会，实证主义就在多大程度上在该社会中发现实现(和证明)其概念的媒介——理论与实践、真理与事实的一致”。[12]
熊彼特对“民主”概念的重构，遵循的就是实证主义的路径，而他的一个直接目的就是为“辨别民主政府和非民主政府”提供一个“有效的标准”。在熊彼特看来，以“人民主权”为基础的“古典民主”学说使与西方“代议制民主”不同的民主模式即以经济平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民主模式“能同样或更好地符合人民的意志和幸福” [13]。这其中无疑隐藏着与社会主义国家争夺“民主”话语权的深层动机。尽管熊彼特是一位倡导科学研究独立于政治理念的学者，他在《经济分析史》中特别强调，进行科学研究前“必须搬走许多障碍——其中最严重的叫做‘意识形态’”。[14]但事实上，他本人却毕生未能脱离意识形态，进行真正价值中立的研究，从某种意义而言，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位以“科学”方法包装“意识形态”的大师，他骨子里有一股强烈地捍卫资本主义制度的使命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就是这种使命感的一次总爆发。
正如熊彼特自己所言，《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是他“几乎花费40年时间对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的大量思考、观察和研究写成一本易读读物的努力的结果”。[15]他研究的结论是“历史将大步进入社会主义”[16]，而他创作的意图却“不是为了宣扬社会主义”[17]，相反，他是为了在一个社会主义在大多数人眼中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的背景下，为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做最大可能的辩护，并试图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建构最大程度地保留现有资本主义的制度成果。
在1942年初版序言中，熊彼特非常直接地表达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的创作背景和创作意图。然而这一点却被学术界普遍地忽视，这导致人们习惯于从纯学术的层面看待这本书，而无视本书创作背后的意识形态动机和所秉承的价值理念。熊彼特在初版序言中坦言，在当时的历史时期，关于“社会主义形式的社会将不可避免地从同样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瓦解中出现”这一观点“甚至在保守主义中间也是普遍意见的结论”[18]。而他研究这一问题的目的却在于，尽管“大多数人都同意社会主义最终会在资本主义瓦解中产生这一结论，但对于正在杀死资本主义的这个过程的性质”是各执己见的，他想向大家证明的是资本主义并不像马克思所言是死于它的问题，相反，资本主义“是被它的成就消灭的”。[19]首先，资本主义为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创新机制，这种创新机制不断推动生产的社会化和自动化，最终使技术进步和科学管理成为一种专家和官僚的日常行为，这使企业家和资本主义机制本身变得多余。其次，资本主义发展破坏了封建社会的制度安排，消蚀掉了它的保护阶层，使资产阶级不得不独自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攻击力量。最后，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批判的心理结构，还培养了大批具有这种批判心理的知识分子，这个结构在毁坏许许多多其他制度的道德权威后，掉过头来反对它自己。
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成就和制度机制的认可，尽管熊彼特和马克思一样认为资本主义的瓦解不可避免，但他却并不像马克思那样期待资本主义的消逝。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出版后，来自某些反社会主义人士对他“鼓吹外国集体主义”和赞同资本主义失败论的指责，熊彼特在1946年第二版序言中这样回应道：“关于某一条船正在下沉的报告不是失败主义的。只有收到这个报告时的精神状态才能是失败主义的：水手们可以坐下来饮酒，但也可以冲向水泵。如果有人否定这个报告，那么他就是逃跑主义者”。[20]“失败主义者是对基督教和对我们文明的一切价值说了许多好听话却拒绝起来保卫它们的人。”[21]“哪个正常的人仅仅因为他深信早晚总要死去而拒绝保护他的生命?”[22]在一种资本主义处于不利局面的形势下，“乐观主义只不过是背叛的一种形式罢了”[23]。从这些非常真诚的回应中，我们可以看到熊彼特对在他看来处于危急之中的资本主义文明充满了深厚的感情，他撰写这份资本主义即将沉船的报告无疑是希望做那个“冲向水泵”的人，从而尽最大可能“保护它的生命”。
与哈耶克同属奥地利学派，并几乎在相同的时期(社会主义处于强势的时期)做了一件相同的事情(捍卫资本主义)的熊彼特并不像哈耶克那么锋芒毕露，他采取了一种去意识形态化的经验研究路径，从而使自己捍卫资本主义的努力更加潜移默化，也更具“客观性”。熊彼特在书中对他所要阐述的三个主题——“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都进行了概念上的重构。他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都看做一种与价值无关制度安排。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只是组织生产的方式不同，而民主也仅仅是一种选择统治者的手段。“民主本身不能是目的，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24]“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25]“民主政治的原则因此仅仅意味着，政府的执政权应交给那些比任何竞选的个人或集团获得更多支持的人”。[26]
熊彼特从工具理性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进行概念重构是为了解构这三者原有概念中包含的价值理性因素。在熊彼特看来，资产阶级在反封建过程中发展出来的价值理性主义创造了“一种批判的心理结构”，“这结构在毁坏许许多多其他制度的道德权威之后，最后掉过头来反对它自己;资产阶级人士惊异地发现，理性主义态度在得到国王和教皇信任状后没有停步，而是继续攻击私有资产和资产阶级价值的整个体制”。[27]价值理性的扩张使“资产阶级堡垒变得在政治上没有防御能力” [28]。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用资产阶级反封建过程中提出的“自由”、“平等”、“人民主权”等口号反过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这种来自价值领域的批判很难通过价值理性的回应得以平息。面对普遍存在的敌视情绪，资产阶级只能通过“收买的办法”进行缓解，然而，一旦“侵略者发现他们能占有一切时，这种收买的策略也就是失效了”[29]。
针对当时资产主义面对的这种无计可施的不利形势，熊彼特清醒地意识到资本主义不可能通过高举价值理性的旗帜通过考验，“正如人们从不怀着可能接到满意答复的公正心态向国王、大公和教皇要求功利证书一样，资本主义站在口袋里装着死刑判决书的法官面前受审。不管法官可能听到什么样的辩护词，他们只准备传达这个判决，被告有可能取得胜利的唯一办法是改变起诉书”。[30]对“民主”概念的修正无疑是熊彼特“改变起诉书”的举动。熊彼特深知“现存的社会主义可能是民主的真正理想”，[31]因而如何在一个民主已经发展成为人民评判政权合法性标准的时代使民主在概念上远离社会主义而亲近资本主义，成了熊彼特重构民主概念的深层意识形态动机。一旦“民主”由“民治”变为“选择统治者”，那“民主”就变成了一个与现实资本主义制度现状符合的“保守”概念，它不仅不再成为“大众”批判“精英”的武器，反而成为“精英”防范“大众”的工具。
熊彼特对“民主”概念的重构
美国学者劳伦斯·迈耶和约翰·伯内特在对比较政治中的民主理论进行细化研究时特别强调过西方主流学者建构民主概念时的一个标准：“如果要使民主这个术语的定义能够用来根据我们的意思进行实践分类，它必须能够毫不含糊地用于我们认为应该归入民主一类的，以此与那些我们认为不应该归入民主一类的国家相区别。一个所设置的标准却没有西方国家能够满足是没有意义的，同样，一个既能运用于西方国家，又能运用于一党制国家的民主定义也是没有意义的。[32]
从这个概念建构标准中，人们可以清楚地意识到西方比较政治学者运用民主概念时的反共动机。而熊彼特建构的以“竞争式选举”作为“民主”评价核心准则的“精英民主”概念之所以能够成为冷战时期至今“自由民主”的主流概念，无疑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标准，将我们认为民主的国家与非民主的国家相区别。如果将民主定义为在社会或经济上的平等程度，或者政府对人民的回应程度，那非民主国家可能符合甚至超过了我们认为的民主国家在这些属性上的程度”，[33]以至于“那些被归于民主范畴之外的政治体系也可以拿来自我肯定”。[34]熊彼特把民主定义为以西方代议制经验为摹本的“选择统治者”的“制度安排”，就在理论上完成了“改变起诉书”的任务。民主不再是现实由之被予以衡量的一个规范或原则;西方社会现实本身就是民主本身。[35]从此，民主的批判矛头主要由对内转向对外，批判性知识分子的学术关注点也逐渐从如何突破“自由民主”的制度框架扩展民主转变为如何帮助非民主国家实践“自由民主”。
福柯曾在《知识考古学》中告诉我们，话语不是自然生成，而是某种建构的结果。而话语建构本身是为了维护某种既定的权力。熊彼特重构民主概念的动机非常明确，就是试图与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争夺民主的话语权。在他看来，当时的社会主义者一直致力于证明社会主义与民主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们的理论指向于民主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他们认为“只要存在私人控制生产资料的权力，就不可能有民主，那种单纯政治民主的说法不过是欺人之谈，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带来人民的统治”[36]。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资本主义本身面临更加不利的局势，“由于当前这场战争的后果，社会主义可能变成立即实践的命题”。[37]在这个时刻修正民主的概念，即使不可能起到挽救资本主义命运的作用，至少也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资本主义的制度成果，将民主尽量地去价值化，使其与社会主义内含的扩大平等的动机远离。
社会主义民主理论是建立在“人民意志”和“共同福利”的基础之上的，以“人民主权”为根基的“古典民主理论”在终极目标上很容易与社会主义形成价值共识。试图将民主去社会主义化的熊彼特在重构民主概念时自然首先要批判“古典民主理论”中内含的“人民主权”的逻辑起点。
熊彼特对“民主”概念的重构主要通过两个步骤完成的。首先，他对以“人民主权”为核心的“古典民主理论”进行了解构和批判;在解构“古典民主”概念的基础上，熊彼特以现行西方代议制民主为模板建构了一个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以精英主义为指向的经验主义的“民主”概念。
1.对古典民主理论的批判
熊彼特所指的古典民主理论，是指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以“人民主权”为核心的民主理论。近代资产阶级以自然法、自然权利、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为理论武器，向“君权神授”的封建政治发起了进攻，创建了以“人民主权”为核心的民主理论。该理论强调民主是一种以实现人民共同利益为目的的政治制度。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来源者，国家是人民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订立契约的产物，因此，人民自然而然是国家的主权者，是国家权力服务的对象。国家的主权和治权都属于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的官僚是受人民的委托管理国家事务，因此，必须维护人民的共同利益。
熊彼特非常准确地抓住了古典民主理论的核心内容：“人民意志”和“共同福利”。此外，他特别强调了功能指向而不是目的指向的民主观。无论是他所反对的古典民主观还是他所建构的精英民主观，他都不是把民主作为目的，而是作为实现某种目的的方法。“民主本身不能是目的，任何人要为民主下定义必须以此为出发点”。[38]在熊彼特看来，古典民主理论是一种以实现人民意志和共同福利为目的的方法。“18世纪的民主哲学可以用下面的定义来表达：民主方法就是为实现共同福利作出政治决定的制度安排，其方式是使人民通过选举选出一些人，让他们集合在一起来执行它的意志，决定重大问题”。[39]
熊彼特所阐释的古典民主并不是以人民自治为表现、以古希腊民主为模板的直接民主，而是已经发展出选举和代议制的间接民主。他所批判的古典民主与其所建构的精英民主其实并没有形式上的差别，他所要批判的是以实现人民主权为目的和价值取向的古典民主的定义，这一定义把代议制民主作为实现“人民意志”和“公共福利”的方法。在这一定义中，“选举代表对民主制度的最初目标而言是第二位的，最初目标是把决定政治问题的权力授予全体选民”。[40]在熊彼特看来，这一定义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它人为制造了民主概念与现实政治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尚未获得实际权利的群体或者对私有财产制度不满的知识分子则可以非常自然地利用这其中的紧张关系追问现实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而这种“政治性的批评很难以合理的论证予以有效的满足”。[41]结果，支持古典民主制度的人们会发现，任何以民主方法解决问题的企图最可能的结果将是引起越来越大愤怒的僵局或无休止的斗争。
为解构古典民主的定义，熊彼特首先否定了“共同福利”的存在，进而又论证没有“共同福利”作为基础的所谓的“人民意志”也是没有现实根据的。他具体分析如下：首先，不存在全体人民能够同意或者用合理论证的力量可使其同意的独一无二地决定的共同福利。这主要不是因为某些人可能需要不同于共同福利的东西，而是由于对于不同的个人和集团而言，共同的福利必然指向不同的东西。其次，即使存在一种共同福利——比如功利主义者提出的最大经济满足——证明能为所有人接受，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各个问题都能有同等明确的答案。再次，作为前两个命题的结果，功利主义者据为己有的人民意志的概念就烟消云散了，因为这个概念必须以存在人人认辨得出的独一无二地决定的共同福利为先决条件。功利主义的重力中心一方面统一个人意志，以理性讨论的方法将它们融入人民意志，另一方面授予它们以古典民主信条具有的独有的伦理尊严。这个信条不仅仅在于崇拜人民意志本身，而且依赖对意志的“自然”目的的某些假设，这个目的得到功利主义理论根据的批准。这种普遍意志的存在和尊严一到我们不相信共同福利这个概念时也就不存在了。古典学说的两根支柱不可避免地崩溃了。[42]
在否认了古典学术的“共同福利”和“人民意志”后，熊彼特又从群众心理学的角度对人民的政治决策能力提出质疑。他认为，一般人一旦离开与个人利益直接相关的领域进入国家与国际事务时，“他的精神状态就会跌落到较低水平上”。[43]由于没有直接的责任感，因此对于政治参与只有持续的冷淡。这样一来，“公共意识往往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集团利用和引导，这些集团能够在很大限度内改变甚至制造人民的意志。”“人民的意志不会是政治过程的动力，只能是它的产物”。[44]因此，他认为古典民主学说是没有经验支撑的虚构假设，“人民实际上从未统治过，但他们总是能被定义弄得像在进行统治”[45]。
2.重构民主：选择统治者
在批判古典民主理论的基础上，熊彼特建构了他的竞争性精英民主理论。
他认为民主并不是指人民的统治，而只是通过竞争性选举赋予人民选择统治者的机会。“根据我们所持的观点，民主政治并不意味也不能意味人民真正在统治——就‘人民’和‘统治’两词的任何明显意义而言——民主政治的意思只能是：人民有接受或拒绝将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机会。但是，因为人民也能用全然不民主的方式来决定接受或拒绝，我们不得不增加另一个识别民主方法的标准，来缩小我们的定义，那就是由未来领导人自由竞争选民的选票。”[46]
古典民主理论认为人民对每一个问题持有明确而合理的主张，在民主政体中，人民以挑选能保证他们意见得以贯彻的“代表”来实现这个主张。在古典民主理论中，选举代表对民主制度的最初目标而言是第二位的，最初目标是把决定政治问题的权力授予全体选民。熊彼特认为更忠实于现实的民主定义应该把这两个要素的作用倒转过来，把选民决定政治问题放在第二位，把选举作出政治决定的人作为最初目标。换言之，人民的任务是产生政府，或产生用以建立全国执行委员会或政府的一种中介体。民主应该定义为一种选择统治者的方法，“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47]
在熊彼特看来，他对民主的重新定义实现了他的两个目标：首先，它提供了相当有效的标准，可以用来辨别民主政府和非民主政府。这一标准“使我们的地位有所改善”，古典民主理论很容易使“那些我们认为不民主的国家政府能同样或更好地符合人民的意志和幸福”[48]。其次，这个定义所体现的理论能突出政治精英的重要性，古典民主理论认为选民具有完全不现实的高度首创精神，实际上等于抹煞领导权。[49]
正因为熊彼特将民主理论和精英理论进行了很好地接合，很多人把他与马克斯·韦伯一起看作是“精英民主论”的创始人。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基本上认同精英理论对人类历史和现实政治的分析。精英理论认为，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两大对立的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凭借组织优势管理国家事务，掌管国家权力，独占各种荣誉，而作为多数的群众则处于无组织状态，因此有组织的少数对无组织的多数的支配是不可避免的。[50]精英理论不仅认为精英统治不可避免，而且认为民主本身是不可欲的，因为在他们眼中大众是非理性和缺乏政治判断能力的。精英理论的这些观点，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都有过相似地论述，他与同时代精英主义者的区别在于，精英主义者否认西方现代国家是民主的，而他则试图通过修正民主的定义来证明现代西方制度是民主的。在精英主义者眼中，代议制民主的一切政治程序不过是政治精英们通过各种神话、谎言和意识形态利用、操纵和控制民众的过程。帕累托坦言“当我们说选民们选出他们的代表的时候，真实的情况是，代表们是让选民们或者说他的朋友们把他选出来的。” [51]米歇尔斯也认为，“在现代政党活动中，贵族制往往以民主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52]，“领导人走马灯式地更替，使那些幼稚的人们看不到民主国家政治权威的本质所在。”[53]
熊彼特并不否认代议制民主本身也是精英统治，但如果仅仅满足于承认这个真相，他也可以像帕累托、莫斯卡和米歇尔斯一样成为一个否定民主可行性的彻底的“精英主义”者。然而，熊彼特的志向更为高远，他认为即使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民主，但因为民主已经占据了人民的头脑，充斥了人民的想象，所以“精英政治”保持“民主政治”的假象还是必要的，因为这可以增强精英统治的合法性。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熊彼特一方面批判“人民主权”，一方面又不否定“民主”，在他看来，最符合实际的办法就是按照经验中已经存在的现实秩序修正“民主”的定义，于是“民主”便被定义为一种选择统治者的方式，“民主”从此变成了“选主”[54]。
民主的去社会主义化及其危害
麦克弗森在《民主的现实世界》中谈到近代民主在西方的发展可以看做是一个自由国家民主化和民主自由主义化同步发生的过程，这个过程改变了民主的性质。[55]自由国家民主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妥协的过程。民主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口号从19世纪中叶开始就不断冲击着近代兴起的自由国家的政治结构，这个政治结构的大多数支持者都把民主看做暴民政治对社会秩序的威胁并极尽攻击之能事。在19世纪前半期，作为民主实践途径的普选权处处受到攻击。自由派精英把它揭露为一种通过迷恋多数来颠覆政治的威胁，保守分子担心它会导致一场大的社会动乱，共和派经常认为它仅是底层人民的信仰，[56]然而，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压力面前，“原先盛行的资产阶级社会和政治体系以及他们所信奉的自由哲学逐渐被新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形式所取代”，[57]建立在“财富和智慧”基础上代议制度不得不回应“团结起来的多数”，在普选权问题上做尽可能的让步。普选权的实现在某处程度上是代议制度由贵族制变民主制的过程，也就是麦克弗森所谓的自由国家民主化的过程。然而，对于自由国家而言，其资产阶级所有权的本质决定了它对民主的妥协是一种权宜之计，它期望民主能够安然无事地和财产所有权和平共处，所以在自由国家民主化的同时，资产阶级一直在寻求着将民主自由主义化的有效途径，这种民主自由主义化的过程是经过将民主去社会主义化得以实现的。
熊彼特对民主概念的重构正是自由主义学者将民主去社会主义化的初步尝试，从熊彼特开始，民主变成了一个与实质平等无关的程序性概念，这是民主去社会主义化的第一步。冷战开始之后，自由主义学者在继承熊彼特程序民主观的基础上，开始发展一种具有类型学区分意义的民主观，这一民主观将以平等为追求的社会主义置于了民主的对立面，用自由取代平等作为民主的核心价值，并声称只有“自由民主”才是民主唯一可行的现代模式。自由民主的代表人物萨托利在其为自由主义民主正名的经典著作《民主新论》里对此做过最清晰的表述，“要么是自由主义民主，要么什么民主都不是。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中的自由主义成分继续遭到侵蚀，等待我们将是‘极权主义的民主’。只要自由主义民主死了，民主也就死了”。[58]然而，民主真的如萨托利所言是与自由主义共存并与社会主义对立的吗?研究民主与自由主义关系演进的过程可以帮我们看清楚历史的真相。
约翰•邓恩(John Dunn)在其讲述民主历史的《让人民自由》一书中提醒人们在进行民主理论研究时要尽量揭示每一次概念演变背后的历史背景，因为民主理论的演变史是非常具有价值倾向的。“讲述民主理论的演变史，其实是在讲述一个非常具有政治意味的词汇的极为政治化的历史”[59]。关于自由主义民主的研究，从世界范围内而言，兴起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自由主义民主基本上可以说是冷战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家很少把理论关注点集中于民主这一具有大众立场的价值理念之上。相反，从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和反思开始，自由主义理论家强调最多的就是民主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在此关系基础上的自由对民主的防范，唯恐“多数的暴政”侵犯了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在大多数自由主义学者眼中，民主是一种亲大众、远精英的力量，而大众政治从根本上而言就是群氓政治，民主发展的极致就是假以民主名义的“专制”。然而，正如自由主义经典理论家托克维尔所言，尽管他对民主的到来甚为恐惧，但他相信“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以为已经推翻了封建制度和国王的民主会在资产者和有钱人面前退却，绝对是一种臆想”。[60]
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民主在20世纪初期已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与这股潮流相对应的历史事实是社会主义的兴盛和自由主义的衰落。从这个历史事实可以看出，民主从根本而言具有社会主义的属性，民主与社会主义同进同退、荣辱与共，“改变近代以来民主发展史的，最主要的不是民主的理念，而是贫民的行动”。[61]对此，汤姆·博托黙尔在为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作序时曾一语中的地评论说，“熊彼特的程序民主观忽视了民主的历史发展过程，他根本无视民主扩大问题是社会主义运动理论和实践发展中的根本要素”。[62]事实上，对于这一历史事实的无视不是自由主义民主无意为之，而是刻意而为的。
自由主义对民主运动所做的反应是阶段性的。作为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基于与社会主义力量对比的变化，自由主义应对民主的策略经历了一个从抵制到顺应再到规范的过程。
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19世纪中叶，自由主义理论家对民主运动的反应是抵制和诋毁，他们的著作表现最多地是对民主的恐惧，他们一再重申要保护富人的利益，必须将选举权限于财产所有者，让富有、出身好的人在政府中享有独特的比重，可以制约民主的轻率和多数的暴政，现在被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家津津乐道的分权理论，在最初设计时主要是作为一种防范民主制之危险的安全措施，对于这一点，美国建国之父们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表达的一清二楚。
随着社会主义运动也即民主运动的深入，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众民主已经形成一股不可逆转的历史力量，自由主义理论家此时的反应是向社会主义靠拢，“新自由主义”因此应运而生。“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事实上是自由主义衰落的表现。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敢于坚决捍卫自由放任经济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自由主义作家聊聊无几，在这一阶段，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时髦的学术话语，很多冷战期间著名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理论家在20世纪30年代都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与二战后人们对极权共产主义的认识相反，在20世纪30年代，基于苏联五年计划的成功与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鲜明对比，“整整一代知识分子都有过接近共产主义的经历”。“他们认为苏联制度比西方制度更民主”。[63]而在当时人们眼中，民主首先“意味着减少贫穷和经济平等”。美国冷战期间著名的反共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在30年代就是一个亲社会主义者，他的博士论文题为《纽约市的富豪统治与政治学》，声称“基于富裕阶级过度的政治影响，说美国政治体制是民主的，这是一个错误”。[64]对于这段自由主义学者普遍亲社会主义的经历，如果仅仅像后来很多向右转的自由主义学者解释的那样是对斯大林主义的深刻误解，无疑是一种简单化的、非历史的、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辩解。这种选择性失忆既无益于人们理解自由主义民主化的历史，也无益于人们理解民主自由主义化的历史。
随着冷战的兴起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弊病的显露，自由主义抓住历史契机开始了其重构民主概念的历程。二战后随着冷战兴起而重新兴盛的自由主义被称为冷战自由主义。冷战自由主义由于其特定的反共产主义的动机，表现出强烈的保守主义倾向。如果说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表现为逐渐左倾的亲社会主义特征，那么从冷战开始，自由主义在政治光谱中开始了一个向右移动的过程。从1945年到1947年，自由主义在短短两年内即完成从向左转到向右转的突变不是毫无缘由的。从主观而言，美国主动承担了一项拯救资本主义的行动，马歇尔计划并不是美国乐善好施，而是其对希腊革命的反应，希腊革命使美国意识到整个欧洲有转向共产主义的危险，因而复兴欧洲成为拯救资本主义必须付诸的行动。而马歇尔计划的成功和欧洲经济的复苏使人们重新树立起对资本主义的信心，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自然担当起反对共产主义的先锋使命;从客观而言，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暴露的问题为自由主义反攻提供了契机，通过对大清洗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宣传，自由主义学者在苏联模式与法西斯主义之间建立了联系，并建构了一个将二者统一化的新概念——极权主义。在冷战期间，自由主义重构民主和建构极权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由主义将民主发展成为一个亲近自由而远离平等的概念，与此同时，通过一系列学术论证，在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极权专制与社会主义之间划上了等号，在批判极权主义的过程中，自由主义日益右倾，其对激进民主政治的反对和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宣传表现出与保守主义极为相似的安于现状和反乌托邦政治的特征。这种自由主义的右倾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遂在西方世界形成了政治保守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与这种右翼政治一统天下的局面相对应不仅是社会主义的衰落，更是民主力量的衰落。
亨廷顿把开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发展中国家的议会民主制改革称为民主的第三波浪潮。这一波以自由主义民主为样本的民主浪潮的实践结果事实上是相当失败的，因为标榜自由优先的自由主义民主观不仅无法帮助发展中国家塑造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具有民族凝聚力的意识形态，而且也因为其忽视平等的价值在发展中国家造成了普遍的社会危机。长期以来被现代化理论忽视的一个问题是发达国家的民主化运动是先于或者与民主理论建构同步的，而民主的后发国家却正好相反。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民主理论的去社会主义化发生于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之后，在发达国家是先有民主对多数利益的扩张，后发生自由对多数权力的限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精英民主论侵蚀大众利益的能力。但对于后发民主化国家而言，由于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运动而直接移植了自由民主，这使本来就倾向于精英利益的自由民主更容易被统治精英所操控，从而无法真正实现民主对大众利益维护的价值。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说，民主实践的效果不仅仅取决于是否实现了政治民主，也取决于怎样使政治民主拥有社会平等的内涵。民主的本质是弱者反抗强者的权利，其从根本而言追求的是平等不是自由。自由主义民主彰显自由的价值而淡化平等的意识，其在将民主去社会主义化的过程中，捍卫的不是劳工而是资本的利益。在自由主义民主掌握话语霸权的时代，富人的自由被发挥到极致，而穷人的民主沦为空谈，其表现出来的最大时代悖论莫过于民主话语的强势和民主力量的衰竭。随着社会主义的衰落，弱者反抗强者的空间不仅在缩小，而且其反抗的合法性也被消极自由观所侵蚀，在社会主义民主被当作乌托邦丢尽历史垃圾堆的同时，自由放任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打着民主的旗号大行其道，缔造了一个贫富日益悬殊、资本回归野蛮的世界。人类历史在2008年似乎循环到了1929年，唯一不同的是，在1929年，人们还充满理想主义的激情，相信通过告别资本主义可以解决时代的危机，而在今天，人们只能在别无选择的犬儒主义潮流中集体无意识的徘徊。
自由主义民主作为一种冷战时期兴起的去社会主义化的民主观，其首要的功能不是推动民主，而是将民主与社会主义剥离，并为资本主义正名。在否定社会主义民主实践的过程中，民主不仅变的与经济平等无关，其推动社会进步的功能也逐渐丧失，告别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声称捍卫竞争性选举，但它却只提供给人们一种选择方案，它带给人们的不仅是政治选择性的局限还有政治想象力的衰竭，无论是意识形态终结论还是历史终结论都是自由民主制度专制的表现。马尔库塞把自由主义民主一统天下的社会称为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可谓是恰如其分。因为自由主义民主在高喊民主口号的同时，却成功地压制了社会中的反对派和反对意见，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思维。在单向度社会生活的单向度的人不仅不再有能力去追求，甚至也不再有能力去想象与现实世界不同的另一种世界，因为人们被告之任何试图超越自由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最终都只能酿出极权主义的苦果。
“自由民主”成为主流是民主去社会主义化的结果，它仅仅意味着民主被精英所驯服，并不意味着民主的胜利。对于这一点，戴维•赫尔德在《民主的模式》中指出“精英民主”的确立实际上是民主主义相对于精英主义的失败，从“古典民主”到“精英民主”的退变，民主理论基本上经过了一个完整的回路：从为一系列能够证明民主正当性的坚实基础做辩护到主张对民主反对者作出全面让步。熊彼特对民主的看法，只是证明了资产阶级精英统治的合法性，却把政治参与降低到了最低的程度。[65]以熊彼特精英民主观为基础的“自由民主”则使“民主由难以驾驭的、思想多变的主人，转变为驯服的、可靠的奴仆。民主被阉割了——被改变了本性、被剥夺了它自己的、所有的、有生命力的精神和力量”。[66]。正因为自由民主阉割了民主的生命力，因而从其在学术界确立主流地位开始，自由民主也在不断地接受各方挑战，无论是参与民主论还是协商民主论，都从自由民主对大众参与权利伤害的角度批判了其个人主义和精英主义的指向，这些批判无疑对重新换发民主的生命力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然而其在实践中并没有构成对自由民主的挑战。究其原因在于这些批判都是从共和主义的角度去呼唤公民意识的觉醒，它们只是在微观层面强调对自由民主的制度安排进行调整，而民主力量的复兴需要的却是一个宏观的背景，一个可以改变大众和精英力量对比关系的历史性运动，这一历史性运动无疑需要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因为只有社会主义运动才赋予了民主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的内涵，赋予了人类超越资本主义世界观的精神力量。熊彼特“精英民主”观的建构开启了一个民主去社会主义化的时代，而人们要想把民主重新变成大众反对资本的武器，需要再次找到将民主与社会主义结合的力量。由2008年金融危机引爆的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无疑为我们将二者结合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社会主义者如果能为新近蔓延西方世界的人民民主运动注入更多地反资本主义元素，完成齐泽克提出的将民主与资本主义脱钩的任务，那未来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必将指日可待。
本期编辑：吉先生
本文来源：《政治学研究》2011年04期 ，编辑时对注释进行了删减。
简介：
张飞岸，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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