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刘国光先生“7·15谈话”发表5周年理论研讨会综述

坚持基本经济制度 深入反对经济学“西化”

——纪念刘国光先生“7·15谈话”发表5周年理论研讨会综述

谭芝灵

5月23日，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与南京财经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第十四次理论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继续反对经济学‘西化’——纪念刘国光教授‘7·15谈话’发表五周年”。出席会议的40余名专家学者来自江苏省委党校、南京财经大学、江苏省社科院、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江苏省社科联、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科技大学、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南京军医学院、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徐州市委党校、南京发动机配件厂等单位。会议贯彻科学发展观，深入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精神，回顾了2005年7月15日刘国光先生发表谈话五年以来经济学领域意识形态斗争的状况与问题，动员马克思主义学者学习刘国光精神，继续深入反对私有化、贫富分化和经济学西化。会议由南京财经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主任、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何干强教授主持，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所长、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李炳炎教授作了主题发言。

一、为什么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反对经济学“西化”

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所长、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李炳炎教授回顾了刘国光先生“7•15谈话”的主要观点，并与当今现实进行对照指出，刘国光先生当时指出并批评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愈来愈严重。在一些高校，有人正在变本加厉地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全面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全盘西化的现象愈来愈严重。其表现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歪曲党的经济学教学方针，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不搞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导的“单轨制”，长期以来坚持搞中西并重的“双轨制”。近来又进一步肆无忌惮地将“双轨制”改为全部由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主导的“单轨制”，迫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一步边缘化。二是教学内容西化。将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偷换成西方经济学，不开《资本论》课，不讲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不运用马克思经济理论来分析金融危机原因，大肆吹捧反马克思主义的“诺奖得主”。三是教材全部西化。责令研究生全部采用美国的英文原版教材，并作为考试依据。四是教师队伍西化。大批引进西方经济学“海归派”，充当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传教士”，占领大学讲台和经济研究机构。五是研究生考试方式西化。有的高校在研究生考试中，所出试题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招魂，用西方高级宏观、微观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西方计量经济学取代马克思《资本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作为经济类学科考试的基础课和专业课。

李炳炎教授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学的“西化”倾向愈来愈严重，“西化”愈来愈彻底。从经济学教学方针、教师队伍、教学内容、教材到考试方式等，正在加紧推行全盘西化、整体上西化。妄图使中国经济学“跟着美国走”，贩卖美国货，照搬美国主流经济学模式，推销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意识形态，误导我国改革与发展的方向。一些主流经济学精英们，不仅充当“美国鹦鹉”学舌，而且充当旨在使中国经济私有化的科斯产权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掮客，大肆贩卖、强行推销。他们充当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买办，正在步步紧迫地加速推进打着所谓“经济学现代化”招牌的中国经济学的殖民化，妄图使中国经济学领域成为美国主流经济学的殖民地。然而，他们视为命根子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危机中却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全世界范围内已告失败，失去了其存在的合法性。

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卢映西副教授继而指出，在纪念“刘国光7•15谈话”之际，马克思主义正在逆境中迎来曙光。经济危机已经充分暴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虚伪性。细究之下，我们发现这种理论原来是彻头彻尾的谬误。真理与谬误之别就在于坦然正视还是试图掩盖客观存在的生产过剩问题。在批判谬误的过程中，我们找到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想突破口，实现了观察经济现象视角的根本转换。一场经济学大革命已经近在眼前了。

中共徐州市委党校聂磊认为，从社会发展的阶段来看，我国社会正处于一个矛盾凸显期，一个社会各种矛盾比较充分展现和暴露的时期，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政治理想以及各种需求的释放、社会的贫富分化等。在这个历史发展的节点上涌现出众多社会问题，而相应的制度机制、思想观念等都未能相应地建立与完善。这种思想意识以及其相应的制度机制的滞后，使得人们无所适从，使人们感到迷惘、困惑、不解甚至是怨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的谭芝灵副教授进一步提出，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在于强调意识形态核心层必须不断完善、创新，与经济生活的现实逻辑相符合且蕴含改变、超越当下的内涵。为了确保意识形态的安全，我们在倡导渐进式经济体制转型的同时，应当深化更为核心的国有企业规制改革，进一步坚定、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确立劳动者所有权制度。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教授李济广指出，正确把握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必须澄清对以基本经济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以“现代法治市场经济”取代。从“现代法治市场经济”提法所要表达的内容看，“现代法治市场经济”中的“市场经济”所追求的是“私有产权基础”，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相径庭。改革的正确方向要靠四项基本原则来保证，即市场经济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抵制权贵资本主义来说，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也最反对权贵，而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则只想把行政主导的权贵换成金钱主导的权贵。

二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基本特征，而“社会主义本质”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不是用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社会主义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共同富裕，都不是制度性词语，需要通过抽象和论证才能知晓。“解放”、“发展”、“消灭”、“消除”、“达到”都是动词，是一种过程。即“社会主义本质”体现在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的运行中。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是一个体系，社会主义本质观并不能取消社会主义制度观。

三是判断一种经济形式是否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标准；在于财产权利的等同性，即劳动者共同所有、共同劳动、共同管理和按劳分配。在无法否定公有制为主体的情况下，私有化思潮还希冀通过对公有制形式的泛化以达到消融公有制、从而达到对“社会主义”偷梁换柱的目的。那种“股份制等于公有制”的“新公有制”观点，由于受到广泛批评已无多大影响，但类似的一些观点尚在泛滥。例如认为产权社会化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是各种形式的基金和基金会、各种形式的合作组织、社区所有制等。我们知道，决定所有制性质的关键不在于法律归属，而在于生产资料的占有和收益的归属。所有制依使用权、管理权和分配权的不同组合而有不同性质，公有和私有也有不同的程度。正如马克思所说，私有制的性质“依这些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有所不同。私有制在最初看来所表现出的无数色层，只不过反映了这两极间的各种中间状态”[1]。

南京财经大学陶用之教授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决定一个社会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的根本因素。我们党立足我国基本国情，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它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国家引导、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二、如何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反对经济学“西化”

南京财经大学何干强教授认为，由于经济学“西化”的倾向目前尚未得到根本纠正；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的状况仍未得到根本改变；由于经济学“西化”与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私有化相互联系，仍在继续造成不良后果，所以，刘国光教授五年前的这篇重要谈话，今天应当进一步受到关注。尤其希望教育部和全国高校的领导，认真采纳刘国光教授的意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动真格解决问题。推行经济学“西化”，并付诸于实践，就必定要否定党中央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个根本指导方针，就必定要反对党中央关于“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2]这个宝贵经验和理论创新。“资改派”呼喊“‘国企’需要明确定位”、“‘私企’需要明确定位”等，归根结底，就是要釜底抽薪，摧毁社会主义公有制，让共产党失去执政的经济基础。经济学的“西化”的矛头，正是针对共产党的领导，针对社会主义制度，这难道还值得怀疑吗？

何干强教授同时提出至少要重视我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领域实现科学发展的两点客观要求：（1） 经济学教学与研究领域要实现科学发展，理应围绕讲授科学的经济学来构建课程体系,这就必然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2）经济学教学与研究领域要实现科学发展，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这就要求我们在这个领域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

江苏省社科院沈立人教授认为，贫富不均和差距拉大以至两极分化，当前已是不争的现实。其后果可以略至如下：一是使相当部分的城乡劳动人民处于绝对贫困特别是相对贫困境遇。公开承认的是日均消费不到1—3美元的群众至少有1.5—2亿人左右，平均数掩盖了不平等；二是似乎提高了储蓄率，有利于扩大投资和积累，而由此带来消费不足。积累与消费从三七开逐步逆化为六四开，进而导致产能过剩，内需不足，成为当今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国内因素，影响久远，难以纠正；三是暴富阶层人数不多，而奢侈谣恶则异常突出。不仅败坏社会伦理，也激化贫富矛盾，加上政府有偏好，造成穷人反感，引发群体性事件与日俱增，维稳与维权本来统一而未统一；最后，败坏国家形象，对内对外都无法显示和论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多数民众包括部分党员特别是青少年陷于“三失”（信仰、信念、信心），经济危机延伸为政治和社会危机。

沈立人说，除了加强反腐倡廉和杜绝新的暴富机遇外，主要建议的重点在于坚定基本经济制度：在分配方式上深化改革，落实已有的决策和承诺。从重资本转变为资本和劳动力并重。当前，不仅要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更要规定每年的工资增长幅度，不低于GDP和企业利润的增长率。工资成本的增长，在现实条件下，通过改善经营管理，消除各种陋规（如对有权者的行贿），是可以消化和承担的。还可以试行劳动力入股的分享制，增加劳动者的财产收入，也有利于调动其积极性，有利于企业的改进经营管理。

江苏省社科联征汉文研究员进一步提出，以往许多关于公平分配的探讨，虽然吸收了西方许多有益的做法为我所用，例如“四次分配”，但那些做法已经为西方的实践证明是不可能做到公平分配的。这是因为，第一次分配与第二次分配是对于包括在企业、事业、机关等工作的劳动者之间的分配，第三次分配与第四次分配主要是对于没有工作的非劳动者之间的分配。它们属于不同层次的分配、不同类型的分配、不同性质的分配。它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对象不同，把它们合为一体谈论，显然是不对的，因而是难以得出正确认识的，进而也是难以解决现实中分配不公问题的。公平分配需要首先从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做起，从第一次分配开始。我国至目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源，主要的在于第一次分配中的不公。在第一次分配中实现公平分配，将是一场重大的改革，必然会牵涉社会的方方面面。但以下环节将显得较为关键：第一，社会各界要开展广泛、深入的理论研讨；第二，中央要适时地做出政治决策和战略部署，国家相关职能部门要做出更加科学的规划与设计；第三，国有企业要成为率先垂范的试验田和试金石。

李济广教授针对第三个环节指出，国有经济不能仅仅对国民经济起主导作用，也应当起到主体作用，而目前国有经济比重比很多统计数据显示的要小得多。反垄断完全可以在国有制的范围内依靠经营竞争和政府管理制度转换而不是依靠所有权转换来解决；产权多元化不能依赖私有产权，而可实施公有产权多元化。当然产权多元化不是完善国有企业激励约束机制的充分条件。公有制经济改革，最需要的是遵循公有制的性质使所有者监管到位，实现社会公众和企业职工的财产支配权或经营权，例如建立企业详细信息网络公开和公众讨论回应制度；职代会掌握决策否决权、企业领导选拔的通过权和罢免权以及一定情况下的选举权。

淮北市淮北师范大学当代经济研究所张作云教授认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我国的产生和发展，对于推行公有制经济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出现了“私有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如果得不到纠正，将会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极大危害和深远影响。因此，在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注意维护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

在这个问题上，徐州市委党校程言君教授最后指出，历史和现实一再证实了马克思基于人的异化-复归理论揭示的“否定的否定”规律。人的异化-复归即人民当家作主，人力产权自主实现，作为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核心的基本历史内涵，贯彻到底的根本历史条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阶段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对新自由主义改革倾向潜藏的巨大危险性，不可掉以轻心。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程极明认为，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正是说明了新自由主义的危机，同时也正是说明了马克思在他《资本论》第三卷中关于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两重性论述的正确性。资本主义的金融制度往往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点。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对于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对付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时候，社会主义的中国却表现出其独特的作用。但是，也很少有经济学者对此做出科学的比较研究。我们要培养自己的经济学人才，就一定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学习和研究。

南京财经大学副教授赵光瑞进一步指出，刘国光讲话引起的巨大震荡，除了反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话语权的争夺外，更深层次的背景在于社会集团的分类与对抗。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阶层已经开始分化，形形色色的资本家已经占据有利地位，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他们不但在市场中呼风唤雨、纵横捭阖，获取高额的回报，还把触角伸向科学文化、教育乃至政策制定领域，开始主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作为既得利益集团，也已经成为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最大阻碍者。而部分经济学家丧失立场，成为资本集团的利益维护者和代言人。他同时认为，作为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的经济学，其诞生与演化、应用中都离不开具体的文化背景与思想基础，否则就会变成空洞、无用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途径在于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吸收其能够利用的精髓，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够更合理地解读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中国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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