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哲学概念
为着研究的需要，我构思了几个哲学概念。这些概念作为常用的工具，在我的其他著述中经常见到。此次集中整理后发表，以供学界同仁研判。
“实践范围”
人们的一切实践，都是在一定范围进行的。“实践范围”这个词，曾为许多哲学家、特别是唯物论哲学家频繁地使用。但是在多数场合，它只被当作无须深究的定语或补语，不成其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因而，实践的哲学有如无缰之马，往往不经意地闯入荒谬的境地。另一方面，离开实践范围的研究，则一切关于人的认识的此岸性，以及认识论与本体论之统一的论证，都成了不着边际的事情。
实践范围是原始世界向人的生成与发展，是因人的实践从自在的物质世界区别出来的部分。人们用自己的感觉能力为尺度，将物质世界一分为二：其感觉到的部分为人类的实践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外的则仍属于自在范围。实践范围所囊括的空间层次和时间跨度都是有限的，只表现为事物的部分属性和运动形式。
人们在实践中自觉地运用各种工具（包括利用动物的感性），改造和发展着自己的感官功能。同时，实践范围亦因人的实践能力的增强，不断地向着自在世界的广度与深度扩展，其中生产资料技术属性的发展尤为显著和重要。
但实践范围始终是一个有限的世界，自在范围则实在于这个有限世界之外——无穷大，或者无穷小。质言之，在感性的领域，实践范围是主客体相互运动的度的集合——客观事物的量质交变点同人的感官活动的量质交变点相吻合，形成一条封闭的曲线，这便是我们的有限世界。
实践范围亦为人的社会性、或感性的社会条件所规定，因而个体的实践总是依从群体的社会的实践。例如马克思所说的：“当分工一出现之后，每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正是这种社会的实践范围，产生了人们之间关于生产工具和劳动产品的制造、使用、支配等等关系，这是“财产”及“所有”观念最原始的基础。
概念上与实践范围最接近的是实践的作用范围。这两种范围都是实在的、具体的，但不可混淆。实践范围与实践者的感觉有必然的直接的联系，实践的作用范围则没有这种必然的直接的联系；实践范围不包含自在范围，实践的作用范围则包含了实践范围和实践的自在范围。例如，毛泽东的实践对于中国和世界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都属于毛泽东实践的作用范围，但并不都是毛泽东的实践范围。
实践范围与实践对象的属性具有相对的同一性。例如，有消费品A，它具有无数种属性，其中仅有属性N为人的生产实践使然，且能满足人的感性需要。A经过消费实践之后，其中的属性N已发生变化，此时的A即由有用物变为废物（仅仅对于该消费过程而言）。在这个过程中，N在经济学意义上是使用价值，在哲学意义上则属于实践范围。如果A具有同样意义的属性不仅有N，而且有N1、N2、N3……等等，情况也是一样。这个例子说明：一、人的实践只改变事物的部分属性，并不使这个世界增加或者减少什么；二、任何物对于我们都存在无限的利用空间，但利用本身总是有限的；三、实践范围随人的感性需要而转移，具有相对的可选择性、可重复性、可替代性、或可模拟性；四、实践范围和自在范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人们的一切知识来源于实践，但人的意识作为一种特殊的物质运动，既受实践范围的约束，也有其自为的能动的和自在的一面。人们通过实践来探索、认识未知世界，根据实践范围内获得的知识来推演整个世界的运行逻辑，即所谓“案兆察迹，原往类事”；“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但这些逻辑一旦应用于实践，便立刻表现为有限性与相对性。例如，尽管我们已求得圆周率到小数点后一百万位（亦有限），但在实际运用中，我们或取其两位，或取其四位，六位，总不至于永无休止地写下去。
另一方面，在任何事物背后，总有无限多种客观规律在起作用，人们对之认识的过程，如毛泽东说的，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与这个过程同步的，则是实践范围的重复、转化、变迁、扩展。经过这些循环与扩展，人们的认识才“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但由于实践范围的有限性与相对性，人们对于这些规律还是只能部分地和大体上得到了解，换言之，人们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总是有缺憾的。
实践范围的有限性与自在范围的无限性、实践范围的相对性与自在范围的绝对性，实践范围的自由性与自在范围的必然性，实践范围的可知性与自在范围的不可知性，等等，是相互对立而又统一的关系。只有正确地认识实践范围，才能走出所谓“二律背反”的困境。而人们在实践中的失败，往往源于对实践范围的误判。
经验主义者不承认实践范围的有限性，无视实践范围同实践的作用范围的区别，以为自己感觉到的那一部分实践效果就是实践的全部客观效果。在这种错误认识基础上，他们进而把一定实践范围内的经验当作了普遍的客观规律，主张“有用即真理”，“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而事实上，正是由于实践范围的有限性，人们对于实践效果的了解以及从实践中得出的经验，都注定带有片面性和表面性的缺陷。
教条主义者不承认实践范围的相对性，主张有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并用那些特定实践范围内的理念到处乱套。其实，人的认识只能在实践范围内得到有限的证明，其真理性仅仅在特定的实践范围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而实践范围就是它的相对性的规定。实践范围是科学分析的根据，从我们所熟悉的各类科学——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社会的——实验对于环境条件的严谨要求就可以知道，任何理论的效用都受到实践范围的严格限制。
实践范围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与自在范围具有同样的实在性。如司法判断中有所谓“应当知道”一说，其依据便是当事人的实践范围。哲学上的不可知论否认实践范围的实在性，怀疑人的感性及能动性的物质作用，以为整个世界都是自在的，因而不可知；全可知论则否认自在范围的实在性，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所谓“世上没有不可认识之事物”，“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这些观点实际上都等于宣布：知可以不依赖于实践。
整个人类存在的历史，都可以看作是实践范围不断向自在范围发展的历史：一个从零开始，逐渐达到极限，然后又复归到零的过程。所谓“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的绝对真理”，以及所谓“无数实践之总和的绝对真理标准”，在人类历史上都是不曾有过的，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因为人类的实践范围，连同他们拥有的全部真理，都是“有数”的，不是“无数”的。事实上不可能存在的东西，我们不能设想它存在。
实践范围是一个动态的范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所以，实践的结果与人们的预想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实践范围改变了，实践观念也必须改变。我们不能用生物学观点去解释社会学问题，不能用旧观念来看待新社会，不能罔顾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去一味蛮干。不过还有另一种情况：只要实践范围内事物的本质及规律没有变，人们对之认识的真理性及效用也就不会变。
实践中的盲目性、风险性、不可测因素、始料不及的情况等等，是绝对存在的，因为自在范围绝对存在。这虽不能阻挡人类前进的步伐，但人类在发展中须留意这样的问题：究竟是在创造幸福呢，还是徒劳无益、甚而制造灾难？“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我们自己就是那些溃堤之蚁吗？
“生产资料技术属性”
世上一切的物都具有无限丰富的自然属性，那些在人类实践范围内、经过人类改造、由人的劳动所赋予的自然属性，是其技术属性，当此物作为生产资料（能源、材料、器具）使用时，即体现为生产资料技术属性。
生产资料技术属性同劳动的具体形式和性质有最直接的关系。被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生产中使用的工具（动力机具与工作机具），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信息载体，这些生产资料所具有的技术属性，凝结着世代劳动者的经验与智慧，在各个历史阶段是不同的，其中有量的变化，也有质的飞跃。
这种变化同时也改变着劳动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从而决定生产力要素的组合及分工的形式。造船和纺织的专业化类型是不同的，煤炭与石油开采的人机配置大相径庭，犁、耙、镰、锄等农耕工具适合以家庭为单位的劳力组合，但水库或灌渠这类设施仍需要地域性的合作，蒸汽动力是组建工厂流水线的基础，电气化催生了大型的托拉斯和综合商社，而一旦有了计算机信息系统，就出现了大批跨行业、跨区域、跨国界的网络资本组织。
生产资料技术属性又因此决定生产关系的组织形式。在使用石斧、木耜和陶皿的地方，我们看到的是成群的奴隶；在使用风车和铁制农具的地方，我们看到的是分散的农民；在现代机器轰鸣之处，我们看到大批严密组织起来的工人和职员。而在同样的地方，我们还可以看到腰佩青铜剑的奴隶主，手持纸制地契的地主，电话机旁的资本家、或者电脑显示屏前的经理。
所有这些，构成了我们文明社会的基础。生产资料技术属性的进步，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原因。各个时代的更替，背后都有生产资料技术属性在起积极的作用。这种作用甚至可以借用数学上的阈值和可行域的概念来描述。生产资料技术属性将社会的生产方式区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各阶段生产方式内部矛盾又规定着当时的社会阶级结构，同时也决定阶级斗争的形式和结局。而阶级斗争则以强迫的方式促进生产关系的转变，以迎合生产资料技术属性的发展。不难想象，生产资料技术属性的未来发展，必将冲破人类劳动的异化阶段，使各种依附于生产条件的强制性劳动和破坏性劳动成为过去。
但是，生产资料技术属性对于社会关系的决定性不是绝对的，社会关系也会对生产资料技术属性的发展起限制或促进的作用，而且，生产资料技术属性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内，对于不同生产方式也存在相对的兼容性。另一方面，生产资料技术属性、以及由这种属性决定要有的社会联系，在世界各个地区和各种不同产业中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因而任何社会的经济基础都有多种生产方式并存，而非只有一种单一的生产方式。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顺应当代生产资料技术属性的最新发展，改变资本主义的、以及一切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生产方式和社会体系，代之以主要生产资料由全社会统一所有的新生产方式和社会体系。
总之，生产资料技术属性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决定因素：它决定人们利用自然资源的广度和深度，决定社会生产总量与需求总量，决定人们的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决定经济的结构、规模与规范，决定生产效率与投资效益，决定劳动就业和文教、医疗状况，可以说，它决定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总体水平。
这是一个天人合一的概念，虽有“见物不见人”之嫌，却能全方位展现生产中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时与空之间最紧密的联系。例如，我们无法目睹古代的人生，而反映古代生产技术的出土文物却再现出他们的身影。
“公有资本形态”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的现象形态同它的本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列宁说：“形式是本质的。本质是具有形式的。不论怎样形式都还是以本质为转移的”（哲学笔记.125页，黑格尔逻辑学一书的摘要）。经济形态与经济基础，资本形态与资本本质，也是这样的关系。
经济形态是指社会经济基础的各种表现形式。如现在的许多新名词，体制，机制，模式，运行方式等等，讲的都是经济形态。经济形态具有两重性：就其自然属性而言，是生产力要素的组合形式；就其社会属性而言，是生产关系的实现形式。
经济形态以经济基础的本质为转移，反过来也影响着经济基础本质的演变。如人民公社、鞍钢宪法，包产到户，自由贸易，供给制、工薪制，托拉斯、股份制等等，这些经济形态的取舍，无不迅速而深刻地影响到经济基础的本质。
如要对资本做价值分析，那么就本质而言，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但从经济形态学的角度看，资本就简单地表现为价值形态的生产力。资本形态就是不断增值的生产力价值形态。这和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有重要的区别。
在多数情况下，事物的本质和现象形态的发展不是完全同步的。劳役地租改换成实物地租，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自由资本发展到垄断资本，它们的形式变了，但本质没有变。另一种情况则相反：商品交换形式自古就有，但其本质已经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的演变，无产阶级政权采用资产阶级国家形式，世界上有些地方至今保留君主制，但本质都发生了变化。
消灭资本的本质，搞一次革命就成，把工厂从资本家手中夺过来，“剥夺剥夺者”。但转到工人手中的工厂依旧还是资本形态的。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改造民族工商业，资本的本质改变了，但资本的一般形态，如劳动力的商品形态（V），剩余产品的价值形态（M），资本有机构成形态（C+V+M），资本的运动形态（G-W-G），在新的公有制经济中都还存在。用毛泽东的话说：“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社会主义时代的主体经济仍取“资本形态”决非偶然，这是由全部生产方式中更本质的东西——时代的生产资料技术属性决定的。
工业时代的生产资料，矿山、能源、厂房、机器等等，为其技术属性所决定，有两个显著特征：一、它们虽然是高度社会化生产的产物，但仍只能被有限的社会所占有，在有限的协作劳动中使用（这一时代几乎所有的经济组织都叫做“有限公司”）。由此决定：社会的强制性分工、相互独立的生产者、生产条件在他们中间的分割、以及他们之间的交换与协作关系；二、这种生产资料的使用仍然大量地依靠人的体力，依赖于对自然资源的片面性攫取，产出效率相对低下。扩大再生产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剩余产品的分配仍从属于生产条件的分配，对于多数人来说，劳动仍然是谋生的手段。由于这一切，社会经济的普遍形式只能是商品生产、市场交换。从而生产力要素具有价值，其发展依赖于对活劳动的强制性积累也成为必然的事情。这就是资本形态，工业时代社会经济的一般形态，或者说，商品经济的最高形态。只要现时代生产资料技术属性没有质的改变，以劳动力商品形态和剩余价值形态为特征的资本形态就不会消亡。正如马克思所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公有资本当然也存在多种特殊形态和具体表现形式。它与私人资本不同的原则是：一、资本属于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二、管理者即作为代表的劳动者；三、资本形态下的按劳分配。这里也有雇佣劳动，但不过是劳动者“自己雇用自己”，体现着劳动者联合体与劳动者个人的关系；这里也有剩余价值，但不过是社会必要扣除的形式，它将全部用于共同生产的发展和劳动者的发展。
公有资本的现实条件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化生产（这不同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化生产），而它的历史前提仍是资本形态，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公有资本经济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的直接延续。在现实中，它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计划与市场的矛盾；劳动与管理的矛盾；社会资本与个别资本的矛盾（包括中央、地方、部门、企业相互间的矛盾）。这是公有资本形态经济内部固有的三种对立统一关系。
公有资本原始性质的积累，是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之后，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的。这种积累包括两个方面，即对私人资本的剥夺和对非资本经济的扩张。其结果，一方面是人民国家资本实力的增强，一方面是对于小生产和国内市场的削弱。此外，和其他形态的资本一样，公有资本也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同为公有资本的各实体之间、乃至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是存在的。
一个资本企业在改变了股东之后，并不曾把它的资本形态去掉，而当它完成了扩大规模的积累与整合之后，也不会游离于市场之外。相反地，它会以更有力的新姿态积极参与市场竞争，以寻求更大的发展。同样地，在完成早期积累之后，公有资本经济也必须通过市场竞争才能使自己强大起来，最终消灭一切资本形态。但是，由于资本形态的同一性，更由于沿袭了资产阶级国家形式，公有资本的发展，除了自身的社会主义方向外，还存在两种相反的方向：演变为官僚垄断资本，或者解体为私人自由资本。
至少，到目前为止，在农业以外的经济发展中，资本形态是必经的、不可逾越的经济形态。对于从资本统治之下获得解放的无产阶级来说，只有采用公有资本形态，才能最有效地组织社会的生产与生活，促使生产资料技术属性的质的飞跃，进而以新的生产关系完全取代资本关系。
“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形态经济”，加上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再加上反映这种经济与政治的意识形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除此之外，世界上还不存在任何现实的和完备的社会主义。
“经理阶级与经理社会”
经理阶级的崛起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在资本主义的工厂制度和信用制度基础上，生出两种新的资本形态：股份制企业与工人合作工厂。这使资本社会化进程迈出了关键一步：资本的所有同它的实际功能相分离。在这个过程中，经理们部分地取代了资本家的实际统治地位，并终将成为社会的领导阶级。
现代生产资料技术属性的进步，最大限度地扩展了资本的适用范围，使那些在更大领域、以更大规模、取得更大利益的投资成为可能。为迎合这种需要，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孵化出新的经济组织——股份公司。一部分个人资本通过这种集中组合，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马克思指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会自行扬弃的矛盾，那显然只是作为一个过渡点，以便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
工人合作工厂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另一种扬弃。与前一种扬弃所不同的是，“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已经在那里面扬弃，在这个形式上，组合的劳动者已经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增殖他们自己的劳动。”并开始“向社会共同生产方式过渡”。马克思还预言：“合作企业可以按或大或小的民族规模来实行逐渐的扩大”。——上世纪出现的东方各社会主义国家，都可以看做是这种或大或小民族规模的“工人合作工厂”。
需要指出的是，两种扬弃都没有消除社会经济的资本形态，而是形成了两种和以前的社会总资本概念不同的、具有实体形态的社会资本。前一种扬弃形成的社会资本，只是消灭了私人资本形态，而没有消灭资本的私人性质；后一种扬弃形成的社会资本就是公有资本，私人资本的形态和性质在这里全被消灭了。老资本家阶级在东方已被消灭，而在西方，他们转化为单纯的货币资本家，麇集在金融领域，结成操控整个社会经济的垄断财团。“在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的形式上，再生产出一种新的寄生虫，并由公司的创立、股票的发行和股票的买卖，引出了一整个体系的欺骗和诈欺。”——二十一世纪初的全球金融风暴，就是这一祸害发展到极致的后果。
新资本形态带来管理方式的革命，同时也带来社会结构的微妙变化。现在，无论是股份制企业还是人民国家资本，是金融资本运作还是物质生产过程，都由一个新的人群——职业经理——来主持。经理成为一种社会职业，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两权分离”已经成为资本运作的普遍形式，经理人作为一个特殊阶级的社会地位得到公认。另一方面，在资本方分化为资本所有人与资本经理人的同时，劳动方也分化为蓝领和白领。老无产阶级转化为现代员工阶级，同经理阶级构成直接对立的群体。现代资本运作和科学管理所需要的专门技能，进一步强化了经理阶级的地位，使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更加依赖于经理阶级。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经理阶级只是一个“准阶级”：他们并不拥有自己创新的生产方式，只是依附于旧的生产方式、在旧生产方式发生变异的过程中，暂时地居于上升状态罢了；他们虽然实际掌控着绝大部分社会资本的权力，但不拥有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他们的既得利益与阶级地位不可继承，这是他们同剥削阶级不同的地方。历史似乎有意拿这样一个阶级向人们宣示：资本主义就要断子绝孙了。
毫无疑问，经理阶级是为资本服务的。他们天生具有两面性：没有资本的社会化，就没有他们的既得利益，所以，他们对于社会资本的扩张怀有一种热烈的冲动，这是他们进步的革命的一面；没有资本的两权分离，也就没有这份“为他人作嫁衣”的苦差，所以他们始终觊觎资产者的地位，贪婪地攫取社会的财富，这又是他们落后的反动的一面。
在资本主义企业中，经理人扮演着资方代理人角色。一方面，他们在劳资矛盾冲突中要代表资本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们实际掌握着企业法人财产，与拥有资本最终所有权或股权的食利者相对立。所以，对于员工阶级，他们既是领袖又是叛徒；对于资产者，他们既是帮凶又是家贼。随着资本的社会化进程，经理阶级同资本家阶级的矛盾将越来越尖锐，所谓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而双方搏弈的结果，则是来自社会对于经理阶级的监督与规范，资本社会化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同样的问题在公有资本经济中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这里实行的原则，是代理对象与管理对象的同一：管理者即作为代表的劳动者。但是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实际地位依然是不相同的。经理阶级是在一个既定的、更高层次上控制着生产资料的阶级，拥有相对全面地使用、支配和处置的权力；在生产中，共同劳动还远不是与个人自由劳动相统一的劳动，员工们是在经理的支配与管理之下、按照经理的意志从事体力或脑力劳动的；在社会产品的分配方面，二者更有着较大的差别。
就广义而言，社会主义不过是人类不断地由其自然状态向社会化方向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其中各个阶段的社会化程度高低为序，依次经过了奴隶主社会、地主社会、资本家社会。每一阶段相对于前一阶段，都具有更高程度的社会化。因而，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主要生产资料已经归社会所有、但仍然保留资本形态、并且由经理阶级实际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名副其实地称为“经理社会”。
在东方前社会主义国家，最初的公有制经济都是按照典型的官僚体制来管理的，经理阶级——从厂长经理到中央各部官员，他们作为国家资本的代表而拥有巨大的特权——日益同无产阶级的其他部分区别开来，并且经常与他们所领导的下层群众发生矛盾甚至对抗。通过官僚特权与资本形态相结合的“内部人控制”方式，“合作工厂”的经理们很容易使自己变为事实上的资产阶级——这是一种最后的、也是最坏的资产阶级。当资本的社会化进程与生产资料技术属性的发展不同步，或者经济运作缺乏相应的社会监督的情况下，经理阶级的这种反叛便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
经理阶级和员工阶级的共性与差异性的变化，对这种演变具有决定的意义。经理阶级同员工阶级的共性的根据，在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化生产；而其差异性的根据，则是官僚制度与资本形态。公有资本这两个矛盾方面的消长变化，决定公有资本的存亡，决定执政党的兴衰，也决定整个社会的性质。
官僚制度与资本形态是经理社会的两大痼疾，但是在这一时期还不能根除，因为它们是当代生产技术全面冲破旧生产方式以前维持社会生产的最基本条件。新旧两种生产方式内的矛盾相互交织，更增加了历史进程的艰巨性、复杂性和反复性。这些，正是近百年来社会主义实践一直为之困扰的难题。以对待官僚制度与资本形态的不同态度，形成各种相互对立的社会主义流派。
经理阶级是一个过渡的阶级，它的历史使命，是承接资本家阶级的社会领导职能，促进现代社会化生产的发展，使其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就这一点而言，它和无产阶级没有什么不同。但在这个过程中，它必须服从无产阶级所代表的全社会的利益，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逐步去掉其附属资本的性质，才能转变为新社会的一部分。
在全世界范围内，在东西方主要国家的主要资本都变为直接的、生产者共有的社会资本之前，从而资本的职能也转化为单纯的共同生产者的社会职能之前，在扬与弃之间，在两种扬弃方式之间，在两种扬弃所导致的两种经济形态和两种对立的政治实体之间，发生激烈的碰撞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这就是贯穿这个时代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的过程虽然是漫长的，但不是消极的，它使整个社会得到革命化的改造，使资产者转化为经理人，使全体生产者转化为共产主义者。
“阶级的自我组织能力与社会组织能力”
不同时代的生产方式，决定各阶级自我组织的特点。例如封建宗法社会，生产组织是以家族为单位的，所以那个时代一切阶级的组织——包括各个封建王朝——都带有家族的标徽。只有当工业革命打破了家族的藩篱，阶级斗争具有了更广阔的领域，阶级的组织才有政党这样高级的形式。
不同阶级具有强弱不等的自我组织能力。历史上的劳动阶级，在一般情况下不具有自己的组织。他们总是被动地由统治阶级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组织的。只有在社会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劳动阶级为了斗争的需要才自我组织起来。历史上的奴隶和农民，都组织过自己阶级的会社或者军队，封建时代的农民起义，还出现过短期的农民割据政权。
一般地，剥削阶级比被剥削阶级具有更强的自我组织能力。这是因为他们在生产中始终居于组织者的地位，建立有广泛的社会联系，积累了丰富的组织经验，储备和培养着大批具有组织能力的精英人才。为着维系其阶级的统治地位，这种能力又辅之以各种行政的、法制的和文化的组织与理念，上升为阶级对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组织能力，即阶级的社会组织能力。
各阶级之间的较量，实乃各阶级自我组织能力的较量，而最终决定成败的，是阶级的社会组织能力的较量。因而，敌对的阶级总是要千方百计地限制、破坏、摧毁对方的自我组织能力与社会组织能力。
为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不得不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地教育、训练无产阶级，从生产资料的知识到生产组织的知识，从适应新的生产秩序到适应新的社会秩序。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两权分离，在把资本家阶级踢出生产实际过程的同时，却在无产阶级中造就了大批现代知识劳动者。这样，无产阶级便可能拥有以前一切被剥削阶级所不具有的、与时俱进的社会组织能力，使他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但是，这决不是说无产阶级天然地拥有自己的组织能力。无产阶级的自我组织能力与社会组织能力，都是在斗争中获取、并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从个别的或某一工厂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资产者作斗争，到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内的联合斗争；从捣毁机器到集体罢工；从开始成立工会到组建政党；从经济斗争到武装夺取政权；从组织简单的工人政府到采用资产阶级国家形式；从管理计划经济到驾驭网络形态的市场经济——其中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学习、探索、创新的过程。
劳动群众是否具备相应的社会组织能力，是他们管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重要前提，学习和继承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全部历史文化遗产，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必修课。这种学习和继承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像刘邦、朱元璋那样，全盘学习、继承老统治阶级的执政经验，其结果必然是使自己的政权也演变成原统治阶级的政权。这也是农民起义性质异化规律的一种表现。同样的，今天有些人一说到“执政能力”，想到的就只是如何与西方“接轨”，照搬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另一种就是从本阶级立场出发，批判地学习，继承中创新，以获得与本阶级历史使命相适应的社会组织能力。
无产阶级区别于其他阶级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彻底的开放性。在经济生活中，它可以容纳任何阶级中失去财产的份子；在革命斗争中，它可以而且必须团结任何阶级中愿意革命的份子；“无产阶级在获得胜利之后，无论怎样都不会成为社会的绝对方面，因为它只有消灭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对立面才能获得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3-44页）因此，无产阶级的任何组织及其能力也必然具有这样开放的特点。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绝无类似历史上那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少数人专政，而是绝大多数人为着一个共同的目的，全面地、公开地、自下而上地揭发社会的黑暗面，监督和改造一切不能自觉适应时代进步的传统势力，其中既包括无产阶级的敌人，也包括无产阶级的暂用工具：那些陈旧的上层建筑。
组建政党是阶级自我组织能力的最高体现。由本阶级的党执政，是该阶级社会组织能力的最高体现。但是，一个政党和一个阶级之间的联系并不必然是永恒的，相对于阶级而言，政党具有更大的变异性和可选择性。所以，无产阶级的社会组织能力除了组建政党和政权而外，也包括有效地监督和改造自己政党的能力。从前苏联及东欧各国的演变可鉴，中国无产阶级事业之成败，全系于后一种能力是否获得与实现。
“两类不同性质的阶级斗争”
马克思说：“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生产资料技术属性发展的两种情况——质变与量变——决定新旧生产方式替代的条件，因而历史上每一种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总体上区分为量变阶段和质变阶段。相应地，阶级斗争也分成两类：甲类——属于同一生产方式内部的阶级，如奴隶与奴隶主，佃农与地主，雇佣工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乙类——属于不同生产方式的阶级，如地主与奴隶主，资本家与地主，以及他们同各种小生产者之间的斗争。
甲类阶级斗争，即局限于某种生产方式内部的阶级斗争，并不改变生产方式本身。在这种阶级斗争中，反抗现实生产方式的劳动阶级，总是失败的一方。其结局不外是被镇压下去、或是在旧生产方式内更换一批统治者。
只有乙类阶级斗争，即为改变社会生产方式而进行的阶级斗争，才可称之为真正的革命。这类阶级斗争的结局，就是旧生产方式中对立的双方同归于尽，由新生产方式下的矛盾群体取代之，整个社会得到革命的改造。因此可以说：只有创造新生产方式的阶级，才可能取得真正的胜利。
在人类历史上，这两类阶级斗争的区别和更替是非常明显的。奴隶——农民——工人，奴隶主——地主——资本家，分别代表着私有制时代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只要存在私有制，生产方式内部的对抗就不会消除，历史也就会沿着这种怪圈继续演义下去。
迄今为止，一切被剥削阶级所举行的革命，都属于甲类阶级斗争。这些革命不是死于失败，就是死于胜利。所谓死于胜利，即不是整个被剥削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而是其中一部分人——革命的领导层——成为新的既得利益集团，上升为统治阶级，于是社会的一切很快恢复原来的样子。但是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后期，情况就有了新的转机。这时的生产资料技术属性的发展，在人类历史上具有质的飞跃的特点。它不仅可以使社会剩余产品的丰度达到消灭任何强制劳动的水平，而且从技术角度看，它越来越无法为私人所占有。人类劳动从有限的协作扩展为全面的协作，生产亦将从有限的社会化上升为完全的社会化。同时，掌握新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获得了以往一切被剥削阶级所不具有的社会组织能力，由旧生产方式下进行斗争的阶级转变为创造新生产方式的阶级。他们所进行的阶级斗争，也将实行由甲类向乙类的转化：不仅同代表旧生产方式的资本家阶级作斗争，而且要同新生产方式中企图上升为社会绝对方面的阶级作斗争。而后一种阶级斗争，实质上就是终结私有制和一切阶级的阶级斗争，具有根本性的、第三类革命的意义。
但是，当新生产方式已经成熟并足以取代全部旧生产方式之前，实现这种彻底的革命是不可能的。即便在消灭了资本家阶级之后，在主要生产资料已归全社会所有的经理社会阶段，经济中的资本形态依然存在，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上的官僚制度依然存在，代表社会资本的经理阶级同代表社会劳动的员工阶级之间的对立也依然存在。当生产资料技术属性的飞跃所导致的资本社会化在全球成为普遍事实，无产阶级对于官僚制度与资本形态及其既得利益集团的斗争便具有最后的性质。因为有了毛泽东，中国的无产阶级率先发动了这种进攻，成为全人类向新社会进发的先头部队。（20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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