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讲演：主权货币与现代国家http://www.news365.com.cn/jy/201003/t20100322_2654535.htm 日期：2010-03-22 ：韩毓海 来源：文汇报 中国与西洋之间真正的“大分流”就发生在1570年代之后，因为从那个关键时刻起，西方不但在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中产生出民族（国民）国家政体，且更要紧的是：西洋国家通过发行信用的手段为战争牟取财政资源，从而推动了围绕着国家生存而建立起来的金融业的发展。然而，此时的中国，却恰恰放弃了国家货币主权。如此一来，中国亦再无通过发行信用的方式促进自身经济发展的能力，中国与西洋各国国家力量之间的大逆转，中国命运的大逆转，亦由此奠定。 一、国家货币主权丧失导致明清灭亡 明清两朝败亡的教训自然很多，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在国家发行信用的努力失败之后，反而将货币出路委之于海外白银进口，从此彻底丧失了国家货币主权。 明穆宗朱载垕隆庆元年（1567年），明帝国开放“银禁”与“海禁”，通俗地说：这等于把帝国“央行”从北京搬到了拉美矿山。 道光年间，当着中国纹银（库平）因国际金融投机出现大规模外流之际，《海国图志》的魏源在《军储篇》中就曾这样提醒国人说：“今人只知中国之银出漏于外洋，而不知自昔中国之银大半来于外洋也”；他还说：“近数百年间钱粮改银以后，白银充布天下，谓非闽粤番舶之来，自何得之？”魏源此问，道出了历史幽暗的秘密，他明确地将白银的大规模进口，追溯到明隆庆、万历间的田赋纳银政策之推行，更指出中国之白银，“自产者十之四三，番舶者十之六七”，即明清以降的银子，七成左右是依赖进口的。 不过，自隆庆开放“银禁”以来，中国进口白银的具体数字究竟是多少，一直是中外学术界争论的重大问题。现据吴承明先生《16、17世纪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因素与社会思想变迁》中所作“最谨慎估计”：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初，流入中国的白银起码已达1.5亿两。而根据百濑弘教授在《清代西班牙元的流通》中所作的另一保守统计，从1700年到1835年，由西方流入中国的白银迅速攀升，总额为12亿两左右，到乾隆中期，每年仅进口西班牙银元便达500万元——这个极其惊人的数字，乃是目前为国际学术界所接受的准确统计数字。 明清两朝败亡的教训自然很多，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在国家发行信用的努力失败之后，反而将货币出路委之于海外白银进口，从此彻底丧失了国家货币主权。 这就要涉及货币理论的一些常识。其中很重要的第一点，就是区分何谓“主权货币”，何谓“外贸凭证”。所谓主权货币，就是指国家发行的信用，它以国家税收为基础，以国家法律为保障，主权货币既是以国民税收来清偿和保证的，故只要建立起有效的国家治理结构，得以支撑起清楚合理的税收制度，国家就有发行信用货币的保障。 那么，什么是外贸凭证呢？简而言之，历史上的白银和今天的美元即是。外贸凭证并没有国民的税收和国民生产总值的保证，因之就必须以贵金属和其他产品与服务作保证，放弃“主权货币”而采用“外贸凭证”来调控、维持经济，这其实就是明清两朝所作的糊涂事。对明朝而言，这当然就是放弃了“宝钞”而采用白银，它造成如下结果： 第一，由于国家丧失了发行信用的能力，明以降的中国，就无法以国家信贷的方式，直接补贴基层民生、支持基层和地方经济发展。 这又进而使得基层民生和生产活动，不得不完全依赖于地方豪绅的高利贷和宗法制度，由于地方豪商掌握了大量的稀缺资源——白银，国家却不能通过“发行信用”这一最大的利器有效动员社会，与之抗衡，这样国家就难以与掌握稀缺货币资源的地方豪商争夺民心和民意，更由于丧失了国家信贷的直接支持，中国的生产活动便无法从基层焕发出根本的持续动力。 第二，明朝中期以来，粮、盐、棉布、海关四大税种渐次收银，而银又主要从海外贸易中得来，富裕地区纷纷放弃种田而改为植桑、织布，这就是“以对外贸易换银”的发展道路使然，而导致明王朝垮台的直接动因（农业危机和大饥荒），自然也是这个畸形发展道路所造成。 同时，导致明朝的劳动力工资不断下降，消费日益下降，基层生产活动因资金、资本匮乏而落入“高度平衡陷阱”，从而使得中国没有发生产业革命，说到底最终也是这一依赖白银，放弃主权货币而导致的国家资本匮乏所铸成。 第三，币制的混乱。仅就清代而言，铜钱之外，所流通银币有西班牙元、威尼斯银圆、法国王冠银币和丹麦、瑞典、荷兰及德意志铸造的Rixdollar，进入民国，军阀割据，币制更可谓大坏。 仅杜恂诚先生《中国金融通史》中所列举，便有银两、银元、角银、铜钱、外国银行钞、中交两行钞、政府纸币等多种货币同时通行，实银更分元宝、中锭、锞子、散碎诸种，称量及成色更分库平、关平和漕平诸色，其混乱复杂程度，实为世界货币史上最大之奇观，可见五百年中国货币政策的失败，到民国期间终至江河鱼烂，造成无法收拾的局面，无可避免地导致外国货币长期代替中国国家发行的信用和主权货币，支配中国财政与经济发展，而这就是约500年中国历史所发生的最大偏颇。 二、战争国债催生近代西方国家体制 中国比西洋进入近世要早3个世纪。中国与西洋之间真正的“大分流”就发生在1570年代之后，因为从那个关键时刻起，西方不但在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中产生出民族（国民）国家政体，且通过发行信用的手段为战争牟取财政资源，从而推动了围绕着国家生存而建立起来的金融业的发展。 从世界史的视野看，1570年代以降，又是世界史之大转折时期，其根本标志，就是资本主义以及民族（国民）国家体制在西方的兴起，而描述欧洲这一历史大转折的有益文献甚多，从中我们大体又可以看出如下基本历史线索： 其一，欧洲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是导致以战争国债为核心的近代西方国家体制形成之关键。 伊斯兰教与天主教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以1492年天主教势力夺取地中海出海口格拉纳达为重要标志发生逆转；哥伦布率150人乘3艘小船，向西航行并意外发现了美洲，也正是通过格拉纳达扬帆出海，而当时其根本目的，就是为天主教针对伊斯兰教世界进一步的战争筹措资金。而在终于击退了伊斯兰教势力之后，西班牙开始了更大规模的迫害异教徒运动。西班牙对荷兰和英国的战争，不过是其迫害新教徒运动的延续。 但是，恰恰正是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催生了地中海地区现代银行家阶级的发生。热那亚货币商人率先承担起为西班牙帝国筹措战争经费的重任，他们以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为抵押，通过发售“调剂债券”为西班牙帝国战争筹资，根据布罗代尔的研究，自1579年11月21日起，到1621年止，著名的地中海“皮亚琴察债券交易大会”贯串了西班牙帝国整个的战争过程。国家战争债券的诞生，也是“资本主义”和资本家在欧洲兴起的标志。 而在对抗西班牙宗教战争的过程中，处于与天主教西班牙对立一方，秉承新教的荷兰，也率先效法热那亚银行家，采用发行国家信用和债券的方式来筹措战争经费，这就导致了世界上第一家现代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于1609年的诞生。1688年，当英国王权可能落到天主教徒手中之际，为了避免反西班牙天主教帝国的“新教国际统一战线”崩溃，尼德兰的威廉三世，又是靠着阿姆斯特丹银行里犹太人提供的秘密贷款，才出其不意地跨过英吉利海峡，夺取了英国王位，而夺位甫始，由于威廉三世面临着偿还债务的巨大财政负担，他立即通过立宪体制说服议会，以征收高额消费税来获得财政资源，并以此国税为抵押发行国债，这即是英国此后走向不断发债、不断进行军事扩张的恶性循环的开始。可见，所谓“国会”，乃一为确保还款而设立的征税机构，所谓“君主立宪”，乃是限制荷兰出身的君主及阿姆斯特丹银行无节制地汲取英国百姓税收财富的制度，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君主立宪体制之实质，其根本就在于此，它并无晚清以来“维新立宪派”所宣扬的那种先天神秘优越之处。 第二，美洲的白银和物产，亚洲的手工业技术以及欧洲对于东方文明的想象，是导致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启蒙运动及社会大革命的基本动力。 就前一方面来说，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等著作的开创性研究，特别是最近Flyn和Giraldez等拉美学者的史料研究，已经提供出大量无可辩驳的统计资料和证据。又按照宫崎市定的研究，对火力的运用，即利用煤炭进行高温冶炼的技术突破，其实是在宋代的陶瓷技术中率先成熟，并经阿拉伯世界传向欧洲。 中国经济学科的开创者钱俊瑞先生，早在其1940年代研究工业化的奠基著作《如何走向工业化的正轨》中深刻指出：工业化的发生、发展，一定要有廉价丰富的农业资源为基础，食物价格和原材料价格的低廉是完成工业化之前提，手工业技术的发达则是工厂发展的条件，而他所依据者，正是对英国工业革命发生的历史条件的精密分析。钱先生亦据此指出：离开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而片面强调“工业化”，此类工业化道路必然一事无成——正如离开美洲白银和物产，离开中国手工业技术长期对欧洲的影响、渗透，英国工业革命亦不能发生一样。 至于后一方面，法国启蒙运动的理想其实来自关于中国的想象，此一点恐已是史学界的常识。而宫崎市定的名篇《东洋的近世》更深刻指出：东洋贸易积累起的资本造成了法国资产阶级的主体，而关于东洋的“想象”则养成了“启蒙的头脑”。 按照内藤湖南所提出的“唐宋之变”学说，东洋和中国的近世，产生于10世纪，而西洋的近世，则产生于13世纪之后，即中国比西洋进入近世要早3个世纪。今天看来，中国与西洋之间真正的“大分流”就发生在1570年代之后，因为从那个关键时刻起，西方不但在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中产生出民族（国民）国家政体，且更要紧的是：西洋国家通过发行信用的手段为战争牟取财政资源，从而推动了围绕着国家生存而建立起来的金融业的发展。然而，此时的中国，却恰恰放弃了国家货币主权，国家放弃了通过发行信用这个利器谋发展的道路，随着1564年西班牙占领菲律宾并据此向中国大规模出口白银，明王朝竟然“顺应世界大势”，以进口白银替代了国家信用货币——宝钞。如此一来，中国的金融命运就委之于外国，中国亦再无通过发行信用的方式促进自身经济发展的能力，中国与西洋各国国家力量之间的大逆转，中国命运的大逆转，亦由此奠定。 实际上，历史上的白银，即如同二战后的美元一样，不过是“国际贸易凭证”而已。但是，自1971年8月15日美国政府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既不能以贵金属（黄金）、也不能以美国的生产能力来保证，如此一来，美元也就不再是国际贸易凭证。而当代世界最为奇妙或荒谬之处就在于：美元反而从此由国际贸易凭证，一变而为美国迫使全世界接受的“主权货币”，这也就意味着美元成了美国向全世界收税的工具，甚至意味着美国成了世界中央政府。 例如，我们以宝贵资源和诚实劳动所换取的大量美元，由于无法在国内消费，所以只能送回美国购买美国债券，美国于是得以再利用这些钱反过来继续剥削中国。且随着美国不断发钞，为维持我们自己手中的美元不贬值，我们的出口产品就只能越来越便宜，我们的劳动力工资就会越来越低，老百姓的消费就会越来越少，我们的经济发展便大受限制。 今天，面对世界经济危机，当着经营美元的世界主要金融机构纷纷倒闭之际，中国政府果断以大规模发行主权货币，即以增发人民币的方式直接刺激中国经济，扩大内需，刺激百姓消费，提高国民工资，以争取在对外贸易中尽可能以人民币结算的方式，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以摆脱美元霸权，这乃是从危机中觅得历史契机。 三、基层动员是国家能力之核心 富国，强兵，有效的司法，主权货币，这些无一不是建立在国家对基层的有效组织之上，无一不是建立在为基层所认可的国家信用之上。而只有一个强大到可以不为任何特殊利益集团所挟持的国家，才能树立这样的信用，才配享有这样的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