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按﹕2010年8月10日印出后﹐较重要的继续修改是29~34页﹐进一步突出罗马帝国书同文﹑车同轨以后﹐欧洲分崩离析﹐再未统一。中国最发达的市场经济﹐长时间看﹐人民的力量统一币制 → 度量衡﹐推动统一市场﹑统一祖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
最发达的市场经济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之二
转轨国家过去实行计划调拨。改革的对象是破除僵化的计划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市场经济。对不少经济学家来说﹐这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部真谛﹐没有比这更丰富的其他内容需要探索。
东欧苏联诸国﹐历史上市场经济很不发达。[3] 不管叫什么主义﹐补上这一课﹐或许在所难免﹐在劫难逃。同样的道理拿到中国﹐方柄圆凿﹐文不对题了。总结新中国经济发展60年﹐吴敬琏“编者按”黑体字结论﹕“市场经济是引领中国经济再铸辉煌的必由之路。”[4] 旧中国数千年停滞不前﹐近代以来落后挨打﹐始终都在这条“必由之路”。1980年代初﹐笔者和陶骅﹐初生牛犊不怕虎﹐曾经斗胆准备奉献一本《中国古代食货谜》﹐不敢研究历史﹐只盼提醒诸位“市场”﹐中国历代王朝农商并举﹐从微观市场到宏观调控﹐市场经济发达得无与伦比。[5] 钱穆有言﹕“如言西方为商业社会﹐中国为农业社会﹐不知中国社会之工商业积两三千年来﹐皆远胜于西方。”[6]
一﹑园艺农业[7]→ 家庭经营
在真正的自然经济中 — 在其中﹐农业产品没有任何部分或只有极少部分加入到流通过程中去﹐甚至代表地主收入的那部分产品也只有一个比较很小的部分加入到流通过程中去﹐例如罗马古代许多Latifundien（大领地）和查理大帝时代的Villen（领地）都是这样﹐整个中世纪的情形也或多或少是这样 — 大领地的产品和剩余产品﹐不是单纯由农业劳动的产品构成﹐那也包括工业劳动的产品。[8]
欧洲封建社会的建立﹐蛮族入侵﹐民族迁徙﹐分封采邑﹐前后持续几个世纪“反城市化革命”。[9] 人民从奴隶晋升隶农﹑农奴﹐与大地产一道依附贵族﹐组成庄园经济。农奴为贵族奉献无偿劳役﹐庄园内部分工协作﹐自给自足。大庄园通常有铁匠﹑木匠﹑车夫﹑磨坊﹑兽医﹑酿酒师﹑理发师﹑牧师﹐万事不求人。[10]
当时不是“货币经济”时代﹐而是“自然经济”时代。在此时代中﹐有产阶级的生产几乎不超过其自身的需求﹐几乎不消费任何非本地生产的物品。[11]
图~1﹕欧洲典型庄园经济的农村社会
原图注：“农村社会 在这幅村落布局图中﹐村庄﹑采邑和教区有相同的边界。每块地上黑色的条地显示出一个家庭 — 在这里还算富裕的家庭 — 的土地是如何分布在整个村庄各处的。随着农民把越来越多的地改造成耕地或用来放牧﹐村庄周围广阔的林地会在中世纪中期渐渐萎缩。”[12]
耕地由于没有得到充分耕耘﹐而且几乎总是施肥不足﹐谷物的穗子长得既轻且疏。尤其是﹐并非全部耕地同时都有收获。这一阶段人们知道的最先进的土地轮耕制﹐要求每年有一半或三分之一的耕地休耕。休耕地和耕地通常无规则地相互交替﹐听任杂草生长的抛荒时间总是多于耕作物生长的时间﹔在此情况下﹐耕地比临时耕地或开垦不久的荒地几乎好不了多少﹐甚至在农业区的中心地带﹐自然的野生状态也倾向于不断地重复出现。在耕地的远处﹑耕地的四周以及穿越耕地中央的地方﹐是森林﹑灌木丛以及沙丘。[13]
当时许多大封建主﹐曾采取巡回就食的办法﹐即把自己的地产分为若干庄园﹐带领家人﹑随从于每个庄园停留若干时间﹐把那里一年的收获物消耗完后﹐再转移别处﹐如此周而复始。只有某些大修道院﹐因为地点固定﹐不能转移﹐才组织大量劳力﹐把各庄园的物资运抵中心地区﹐供应给那里的修道士。可见﹐封建主组织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供给自己消费﹐而对外交换只有偶然性﹐只是用剩余产品交换本身无法生产的产品。这就决定了封建主经济的自然性质。[14]
在中古时代﹐乡村与贸易无缘。“直到15世纪末﹐城镇都还是商业与工业惟一的中心﹐以至于一点点商业活动都无法进入不设防的乡村。”[15]
古代农业生产﹐直接依赖自然条件。欧洲地势平坦﹑气候湿润﹑降雨均匀﹑冬季温暖。[16] 与欧洲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相比﹐中国的天﹐典型大陆季风气候﹕西伯利亚﹑帕米尔高原的干燥冷空气和太平洋﹑印度洋的湿润暖流你来我往﹐温度变化大﹐四季分明﹐降雨极不均匀。中国的地﹐70％山地丘陵﹕西高东低﹐从世界屋脊躇溜到海平面﹐江河湖海﹐崇山峻岭﹐土地零碎分散﹐高低起伏不平。[17] 天﹑地的自然条件迭加﹐复杂变化的气候在复杂变化的地形加剧复杂变化。物种丰富﹐世界之最。多种自然灾害﹐超级频繁。旱灾有春旱﹑夏旱﹑秋旱﹔水灾北方有洪水﹐南方有梅雨﹔低温有寒潮﹑春霜﹑秋霜﹔风灾北方有干热风﹐南方有台风﹔再加冰雹﹑地震﹑蝗螟﹑疾疫﹐“中国灾荒之多世罕其匹﹐几乎是无年不灾﹑无地不灾”。[18] 谁想和北美平原“玉米带”的国际惯例接轨﹐中华民族甭想活到今天。[19] 天地乾坤﹐阴阳变幻。“乱主上逆天道﹐下绝地理﹐故天不予时﹐地不生财。”[20]
笔者有幸在陕北种过四年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倒春寒”毁了小麦﹐还有糜谷﹔洪水冲了川地﹐淹不上山﹔“卡脖子旱”糜谷欠收﹐抢种一季荞麦﹔春天小麦套油菜﹐夏天玉米套洋芋……﹐老祖宗所谓“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21] 中国耕作技术复杂﹐解释为人口增加﹐耕地有限﹐追求单位面积高产﹐恐怕过于简单。远古农业刀耕火种﹐哪里不是地广人稀﹖譬如深翻﹐欧洲迟至10~11世纪﹐中国早熟春秋之前﹐当时四处蛮荒﹐人口不足﹐南方尚未开发。[22] 大胆假设﹕中国文化雄心壮志“赞天地之化育”﹐理应从最基本的生存方式 — 农业生产体会出来。专制集权征调民工兴修水利﹐都江堰﹑郑国渠﹑“高峡出平湖”﹐战天斗地﹐改天换地﹐惊天动地。[23] 问题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何不干脆与埃及的国际惯例接轨﹖中国农民随时﹑随地“赞天地之化育”﹐举手投足﹐平时伺弄庄稼的每一个细节﹐来不得缺乏劳动主动性的奴隶制。分散细碎的地块﹐高低不平的地形﹐变化多端的气候﹐过分集中的降雨﹐自然灾害频仍﹐水土千差万别。一方面﹐“尽地力之教”﹐物种丰富﹐因地制宜﹐什么都能种。[24] 马尔萨斯感叹中国人口多﹐“差不多其他国家所能供应的一切东西﹐中国都有﹔而中国出产了无数其他任何地方所没有的东西。”[25] 另一个方面﹐无论种什么﹐淮南橘﹑淮北枳﹐必须“尽物之性”。[26] 无数耐寒（耐热）﹑耐旱（耐涝）﹑抗风（喜风）﹑早熟（晚熟）的品种﹐诸多灌溉﹑排涝﹑避风﹑熏霜﹑防虫的措施﹐适应多种环境﹐应付多种灾害。简单翻阅《吕氏春秋》里〈上农〉﹑〈任地〉﹑〈辩土〉﹑〈审时〉诸篇容易明白﹐中国农业﹐不抢农时不行﹐不深耕细耨不行﹐不施肥灌溉不行﹐不锄草中耕不行﹐不复种﹑套种﹑倒茬儿轮作不行……[27]
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28]
在公元前一世纪﹐种植的农作物包括禾﹑黍﹑春小麦﹑冬小麦﹑大豆﹑小豆﹑麻﹑瓜﹑瓠﹑芋﹑稗﹑水稻﹑苏﹑芝麻﹑苜蓿与豌豆。使用的肥料除了绿肥外﹐还有人的粪便和绵羊﹑山羊﹑猪﹑牛﹑马﹑家禽及蚕的排泄物。水分的供应已经能够人工控制﹐水渠﹑陂池与水井推动了从雨养农业向灌溉农业的转变﹐促进了高度精细的集约农作体系的发展。[30]
类似的逻辑﹐体现在南美。安第斯山脉地块分散﹐平整不一﹐气候多变﹐灾害频繁﹐一个土豆﹐印加人驯化出三千多不同品种。
随着高度或者是光照方向和风向的每一种变化﹐都会导致小气候的大不相同。在一个高度上的山脊这一边长得很好的马铃薯﹐到了几步之遥的另外一小块地里就会凋萎。在这样的环境中﹐单一栽种是不会成功的﹐所以﹐印加人就发展出来了一种农业方式﹐它正好是单一栽植的反面。安第斯山脉的农民不是把农业押在单一的品种之上﹐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他们下了许许多多的赌注﹐每一个生态小环境中至少是一种。……印加人是为每一种环境发展出一种不同的马铃薯品种。[31]
形成鲜明对照﹐马铃薯到欧洲成了“面包之根”﹐少数高产品种大面积种植﹐从此告别营养不良和周期性饥荒。[32] 自然地理环境﹐原本有大面积单一品种的原始植被﹐自然适宜大面积单一品种的农业种植。耕作制度简单﹐即便家庭农场﹐照样大面积种植﹐粗放经营﹐粗放管理。古代罗马亚平宁半岛的橄榄﹑葡萄﹐当代美国南部平原的棉花﹐以及拉美﹑南美的甘蔗﹑橡胶﹑可可﹐高度劳动密集型﹐操作技术简单﹐只要劳动力足够廉价﹐照样得以采用积极性不高﹑责任心不强的奴隶制度。
大地产的盛行与奴隶劳动的扩张 — 这是两种经济事实﹐是同时的和平行的﹐它们彼此间互有影响。我们不能说这一个是另一个的原因。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大地产制度是受了奴隶流入的鼓励﹐反之﹐乐于使用奴隶劳动﹐也是创设那些大地产的结果。[33]
中国农业﹐一上手﹐就不敢广种薄收﹐靠天吃饭﹐必须“修理地球”﹐倒腾粪便﹐[34] 靠人力“赞天地之化育”。1980年底﹐笔者到甘肃陇西调查包产到户﹐眼看地里的庄稼收割成了瘌痢头﹐熟一撮儿割一撮儿﹐未熟透的﹐哪怕还剩几株﹐留在地里再长两天。[35] 如此这般“责任制”﹐别说奴隶制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都维持不住﹐非家庭经营不可。1980年代﹐黑龙江国营农场﹑新疆建设兵团质疑包产到户﹐因为他们可以单一品种大面积种植﹔江苏﹑浙江集体经济多发达﹐挡不住包产到户洪水猛兽。华北平原一望无垠﹐气候变化多端﹐还得划开了小块儿精心伺弄﹐多种经营。成都平原一望无垠﹐大面积都种水稻﹐一个“水”字﹐“修理地球”务必精确到水平﹐再平整的土地﹐也得切碎成小块儿﹐方便灌溉﹑排水﹔每逢干旱时节﹐家家派人盯着﹐放水﹑偷水﹑抢水﹐性命相搏﹗西方人一眼望见大量投入人力﹐“中国人的农业只不过是更大规模的园艺”。[36] 岂不知“它要求农民全身心投入”。[37] 譬如“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38] 西欧农民听得懂这是啥意思吗﹖— 操心到担惊受怕的程度﹐谁搞大了﹐也玩不转。中国历史几千年﹐皇亲国戚庄园﹐军队国营屯垦﹐地主田连阡陌﹐无论什么办法集中起来的大片土地﹐最后都得分散承包﹐家庭经营。台湾﹑日本的经验亦证明﹐土地再集中连片﹐操作再机械化﹐园艺农业﹐来不得欧美那样大面积单一种植的粗放经营。牛郎织女的浪漫故事﹐千古流传。西方好像没有这样的版本。
农作的集约化﹐使整地﹑锄草及不断中耕成为中国农业的标志性特征﹐这意味着对每颗植株的精心照料几乎已经达到了园艺式的水平。农具种类的多样化同样表明了这些农活的重要性。这种农作方式要求集中使用劳力﹐并且更适宜小规模农作。同时﹐农民的积极性对于保证田间工作的精致彻底非常关键﹐这也使得大规模使用农奴或雇工变得不大可靠。所有这些因素有助于解释汉代自耕农的存在﹐以及大地主为何偏好出租土地﹐而不愿使用农奴。……农业集约化使很大一部分工作﹐包括锄草﹑灌溉﹑施肥以及家内进行的工作﹐如溲种﹐都能由妇女与儿童完成。于是﹐小农家庭成为了一体化的生产单位。[39]
二﹑家庭经营 → 市场经济
中国小农经济﹐家庭作为独立核算的生产单位﹐30亩地一头牛﹐规模太小﹔男耕女织的生产﹑生活﹐不可能家给人足﹐事事依赖商品交换。春秋战国﹐进入铁器时代。生产工具金属冶炼﹐农业生产精耕细作﹐社会化分工引人注目。[40] 孟子反对许行“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一段著名对话﹐堪称小农一定市场经济的经典说明﹕
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男耕女织﹐做不来百工。农有余粟﹐女有余布﹐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不仅如此﹐老孟得理不让人了﹕“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41] 百工不必自耕自织。李剑农点评﹕“可见当时各种手工﹐皆有细密的独立分业﹔其操各种手工业者﹐并得以其所业﹐‘得食’于社会﹐不如过去受‘封建’势力之束缚之甚矣。”[42] 换句话说﹐欧洲封建社会﹐庄园得以自给自足的诸多内部分工﹐在中国﹐全靠家庭经营单位之外的商品交换“体外循环”﹐开局便是社会范围的专业化分工。
殷墟出土了很多陶器﹐则当时必有专门的陶工。从卜辞上我们看见有阃﹑垒﹑寨﹑宫﹑室﹑祠﹑宗﹑牢﹑圂等字﹐则当时必有土工﹑木工﹑石工﹑泥水工﹔有舟﹑车等字﹐则必有船工﹑车工﹔有弓﹑矢﹑弹﹑戈﹑钺﹑箙等字﹐则必有专门制造武器的工匠﹔有衣﹑巾等字﹐则必有裁缝工﹔有斿﹑旒等字﹐则必有旗工﹔有丝﹑帛等字﹐则必有纺织工。
分工发达了﹐学会了种种专门技术的工人如果全部挤在一起﹐是没有方法生存下去的。除了城市所需要的工匠而外﹐他们必须散布到四方的部落去找工做﹐而氏族部落在生产上也需要他们﹐各种手工业工人就这样插进了各个地方的氏族部落﹐破坏了氏族组织的纯洁性﹐终于引起了氏族组织的崩溃。对于这些散而之四方去谋生的手工业工人来说﹐血缘关系已经不给他们带来任何利益﹐而同行的人倒可以给他们以技术上的﹑生活上的帮助。同业关系比血缘关系重要得多﹐于是出现了以职业为氏的现象。[43]
在社会化分工的基础上﹐许倬云高度强调“农舍工业”的重要意义。农业生产“劳动的需求并不均匀﹐闲季时多余的劳动力就去做手工艺的生产﹐……所以农舍工业就使得精耕细作农业有配套﹐产生了市场经济。”[44]
中国精耕农业依赖大量劳动力投入生产﹐而忙季与闲季的劳动力使用率十分不均匀。农闲季节多余的劳动力必须投入农舍工业生产﹐靠地方集市销售商品。……农舍是生产的作坊﹐乡村的市集是商品集散的网络﹐这一形态的经济体制从此成为中国经济的常态﹐长期未有根本的改变﹐以迄近代的剧变﹐始出现别的经济形态。农舍工业必须有市场﹐市场必须有货品集散﹐而集散必须要有市场网。乡村市集与市镇的交换网纵横交错遍布全国﹐构成一个笼罩全国的巨大网络。[45]
美国《经济学》教科书教导我们﹕“专业化与分工引起一个严重的问题 — 相互依赖的问题。”[46] 农民出售农产品﹐“农舍工业”出售农副产品﹐百工出售制造业产品﹐种类繁多的频繁交换﹐必需就近有市场或商店。中国农村逢五逢十赶集﹐直到今天﹐大江南北﹐山地平原﹐大多在步行当天往返的距离。[47] 农田里精耕细作﹐市场上精打细算。蝇头微利﹐铢缁必较﹐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几千年功夫下来﹐修炼出全民皆商的超凡能力。不说别的﹐单说一个买东西找零钱﹐该付14.6元﹐给20元﹐问“有一毛吗﹖”找回5.5元。在今天西方社会﹐一般售货员﹐非摁计算器不行。
中国农民在集市上交换的产品﹐虽然不过孟子提到的衣帽﹑农具﹑锅碗瓢盆等日用品﹐和欧洲庄园内部调剂﹑调拨的产品种类﹐没有更多实质性不同﹐但是﹐产品产地﹐不必局限周边邻居。在欧洲﹐“由于没有繁荣的城市﹐采邑基本上成为自给自足的小区。庄园主们拥有磨坊﹑面包房﹑酿酒作坊﹐庄园里所需要的绝大部分的铁制工具﹑皮革制品﹑日常用具和织物都由农奴制造生产。”[48] 一般工匠﹐难得一见他处别人的手艺。在中国﹐王麻子剪刀畅销全国﹗普通农民日常出售和购买的商品﹐统统市场竞争的结晶﹐经过比较成本﹑价格﹑质量和技术革新的所有环节。市场范围越广大﹐竞争越充分﹑越公平﹑越激烈﹐社会化分工越深入﹐专业化程度越高﹐必然带来技术积累﹑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
专业分工促进市场竞争﹐市场竞争促进专业分工﹔二者互动﹐推动科技进步。亚当‧斯密归纳的经济学原理﹐放之四海皆准（可能受中国启发）。[49] 中国比欧洲﹐提前市场竞争两千多年﹐农业﹑商业﹑制造业﹑土木工程﹑交通运输﹐行行业业﹐优胜劣汰了上百代人的汗水和心血。印欧人最先驯养马﹐由此自认高人一等。[50] 亚历山大横扫波斯﹑印度﹐骑马挎枪﹐不可一世。双脚悬空﹐无鞍无镫。欧洲六世纪才从东方引进马镫﹑挽具﹐足以证明中国人种智商正常﹐市场竞争促进的科学技术遥遥领先﹐理所当然。[51] 不仅四大发明加马镫﹑挽具﹑雨伞﹑扇子﹑丝绸﹑瓷器﹑茶叶等等包罗万象﹐众所周知﹐除了一个玻璃（源自埃及）﹐甚至西方最津津乐道﹑意义特别重大的“钟表的机械装置也并不像通常所知那样发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早期﹐而是中国唐代开始的”。[52]
早在欧洲科学革命之前大约14个世纪﹐中国文明就已致力于探索自然界的众多奥秘﹐并利用自然常识服务于人类生活﹐其成果远远高于欧洲文明。[53]
在公元前一百年或更早就率先发明了纸﹐比造纸术传到欧洲早一千多年。汉代的另一发明是早期形成的瓷器﹐这是中国献给世界的另一件礼物﹐全球到处直呼瓷器为“china”。水力磨坊也是汉中国的发明﹔还有现代马轭和肚带的原型﹐它们使役用牲畜更有效地拉动重得多的负载而不至喉部被扼。漆也是汉武帝时代出现的﹐汉墓中已经发现了精美漆器样品。汉朝的炼金术士发明了蒸馏法﹐而欧洲到了12世纪才掌握它。造船采用了防水隔仓﹑多重桅和船尾柱舵﹔磁罗盘的使用也比欧洲早一千年。已经很先进的冶金﹐由于发明了往复式活塞风箱而得到进一步推动﹐这是西方到17世纪才有的东西。独轮手推车出现在汉末﹐它比后来的西方类似推车更容易平衡﹐因为它的惟一轮子放在中间而非一端﹐故而用较小的力可以推动大得多的重量。运送或提升水的方板链式抽水机和吊桥也都是汉代的发明。血液循环也是首先在中国发现﹐尽管西方人宣称是17世纪的威廉‧哈维发现的。[54]
李约瑟已经证明﹐直到公元14世纪﹐西方人还不会熔铁﹑铸铁﹐因此所有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铁都是低碳的熟铁﹐而中国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就能生产铸铁的锄头﹑铧头﹑鹤嘴锄﹑釜子以及剑。……而铸铁能力又进一步提高了钢的产量和水平。……由此﹐中国发展成为第一个用煤取代木材的文明国度﹐尽管汉代采煤的规模还不是很大。[55]
社会范围的专业化分工和市场竞争﹐不仅让农民能够心无旁鹜﹐全力以赴钻研园艺﹐而且﹐百工科技进步犁尖锄利﹐农业生产率奇高﹐反过来﹐养活更多非农业人口﹐发展非农产业。
我们中国农地的产量非常惊人。汉朝时﹐中国的单位产量﹐据我的估计﹐与罗马时代一样大的耕地面积生产量相比较﹐是后者的四倍。宋朝的单位产量已经接近今天日本与台湾的成果。但无论汉代或宋代都没有用化学肥料与杀虫剂。[56]
更重要的是﹐人的素质普遍提高。1980年代﹐我们调查研究中国西部落后地区﹐发现经济落后的原因不是缺钱﹐当地人的综合素质（包括文化水平≠识字率）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发生极大制约和影响。[57] 同样道理﹐古代中国人民频繁的市场经历﹐哪怕游手好闲﹐赶集看热闹﹐说书的﹑唱戏的﹑耍把式的﹑测运算命的﹐接触和了解超出本地村庄的大量信息﹐就算大字不识﹐道听途说﹐耳濡目染﹐日积月累﹐熏陶﹑涵养出的见识和器局﹐如鲁班﹑愚公﹐如陈胜﹑吴广﹐如双亲姓氏不详的刘邦﹑[58] 奴隶＋文盲＝石勒﹑父母兄饿毙的朱元璋﹐远非欧洲封闭庄园的农奴﹐甚至不怎么出门的贵族﹐可以望见项背。
三﹑货币文化意味深长
拿鸡蛋换锄头﹐商品交换的原始含义是互通有无。从以物易物到从事出售的商品生产﹐从自然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飞跃﹐靠等价物 — 钱的中介。“从演化的观点看﹐货币是私有财产之父”。[59]“货币流通的前提是商品流通﹐”[60]“有货币存在的地方﹐就可以假定贸易和市场的存在。”[61] 比较古代社会商品交换的普及程度﹐币材可以当成重要指标。“在经过最初的阶段之后﹐只剩下三种金属被用作货币﹐即金﹑银﹑铜。”[62] 西方古代商品交换多用金银。[63] 中国从始至终﹐广泛使用铜钱﹐[64] 让韦伯当成商品交换不发达的证据。[65] 当代社会学大师﹐搞不懂王莽所谓“宝货皆重则小用不给”的道理﹖[66] 西方古代用贵金属作币材﹐交易对应的货物﹐要么大宗买卖﹐要么与庶民无关的奢侈品。商品交换通常发生在国王与国王之间﹑诸侯与诸侯之间﹑庄园主与庄园主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与贵金属货币相联系的﹐通常是远程贸易。[67] 谚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68] 抑或金银﹐数量一多﹐骆驼也扛不动。所以﹐“铜适合于小笔零售交易﹐金子则适合于大规模的商业交易﹐而银子则用于这两者之间交易的收付。”[69]
李锦章说﹕“金﹑银﹑铜﹑铁铸币之间的比价﹐历朝历代相差悬殊﹐但大致的比价在一比十﹑比一千﹑比一万上下。”[70] 换句话说﹐西方庄园主之间﹐一单以金币为等价物的商品交换﹐在中国小农之间﹐足以分解成千上万次用铜钱的零碎买卖。[71] 据此推断﹐西方古代用金币交换商品﹐属于少数上等人的business﹐属于“以王公为中心的货币经济。”[72]“他们的货币实际上没有深入民间﹔即到近代﹐还有许多人终生没有见过一次金币”。[73]“西方基督教国家当时是农业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城市生活还是外来的生活﹐铸币还是很少见的通货”。[74] 尤其“进步”到中世纪﹐黑暗得钱都看不见了。“到六世纪中后期﹐银币的铸造在罗马帝国的东西两部分都完全停止﹐……铜币的消失比银币还要早。”[75]“金币在650年之后消失了”。[76]“直到公元12世纪﹐货币的使用在欧洲仍属罕见。”[77]“作为一般交换手段的货币职能起源于对外贸易。……内地只了解庄园经济﹐而不使用货币。……第一个相对精确而又能保持重量的货币﹐就是1252年以后著名的佛罗伦萨金币。”[78] 后来英国皇室瞅着威尼斯发财眼热﹐三次引进金币﹐三次失败。“由于穷人的全部家当加起来还值不了一块金币﹐他们极有可能一辈子也用不上这样的金币”。[79] 西方“在技术意义上真正可靠的铸币只溯自17世纪末”。 [80] — 中国也有过魏晋南北朝的长期黑暗﹐商品交换全面萎缩﹐坞堡庄园自给自足。即便如此倒退﹐还有鲁褒专门撰写《钱神论》扬名立万哩。
货币在中世纪早期的典型封建经济中几乎是没有地位的。封建主或者是用劳役形式﹐或者是用实物形式﹐从他的农奴那里取得他所需要的一切。妇女纺织亚麻和羊毛﹐缝制衣服﹔男人耕田﹔儿童放牧主人的牲口﹐给主人采集林果﹑鸟窝和垫圈草﹔此外﹐全家还要缴纳谷物﹑蔬菜﹑蛋类﹑奶油﹑干酪﹑家禽﹑幼畜以及其他许多东西。每一座封建庄园都自给自足﹐甚至军费也是征收实物。没有商业往来和交换﹐用不着货币。[81]
从本质上来讲﹐建立在封建制度基础之上的欧洲经济在12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大约在1180年以前）还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地主收的地租﹐教会抽的什一税都是采取实物的形式﹐日常的交易往往通过交换实物才得以完成。虽然也有一些行商﹐也有一部分人口居住在城镇﹐但是国际贸易的真正复兴几乎还没有开始。货币的作用还比较小。[82]
在币材不同的基础上﹐更加意味深长的是﹐“中国的货币﹐不但产生的早﹐而且是一种独立的货币文化。”— 劳动人民说了算。石器时代﹐从物物交换脱颖而出的最早货币﹐东西方一概珍惜贝壳。“贝壳在古代是装饰品﹐也可以说是一种奢侈品﹐而且常见于记载﹐大概发展成为统治阶级之间的货币。”[83] 贝壳以后青铜﹑铁器时代﹐西方的金属货币用金﹑用银﹐贵重难得﹐多在币上制作精美图像﹐先神像﹐后帝王像。中国的刀布圜钱﹐从男耕女织的普通工具 — 刀﹑铲﹑纺轮演变过来﹐廉价﹐简单﹐也只好简单。[84]
当时的劳动人民﹐可能是使用主要的生产工具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如刀﹑铲﹑纺轮等。这几种用具﹐似乎分别在各区或部族中取得一般等价物的资格﹐而且逐渐脱离了商品世界﹐形状也逐渐缩小了。[85]
“我国最初的金属货币是由刀﹑镈（铲）演化而来﹐这表明最初的货币发明者不是商人而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小农。”[86] 换言之﹐中国的金属货币﹐从生产﹑生活实践中来。牛郎织女拿谷物﹑布帛换取刀﹑铲﹑纺轮﹐频繁交换﹐这些不可或缺的工具逐渐变成计较﹑衡量其他商品的等价物﹔时间一长﹐形状缩小﹐演化成便于分解﹑找赎﹑携带的货币。[87] 换言之﹐工人农民创造的货币﹐对应的不是权贵之间的馈赠或商贾之间的大宗交易。黔首草民之间﹐你卖我买的零碎交易﹐两千多年前﹐深入普及到一粥﹑一饭﹑一油条﹑一咸鸭蛋﹗逢五逢十赶集﹐逢年过节庙会﹐走街串巷的小贩﹐路边的茶馆客栈大车店﹐铁器农具﹐木材涂料﹐锅碗瓢盆缸勺刀筷﹐柴米油盐酱醋茶烟﹐瓜果梨桃﹐针头线脑﹐剃头﹑修脚﹑搓澡﹐画眉扑粉﹐烧纸焚香﹐工农商学兵政党企事业单位﹐无论谁﹐居家过日子﹐“阿堵物”须臾不能离。
“阿堵物”不宜添堵﹐必须便于携带。刀﹑铲有棱有角﹐不如圜板﹐是故﹐秦始皇统一圜制钱。[88] 有意思的是﹐无论什么主义﹐权贵财大气粗﹐酬酢往来金银珠宝﹐东西方同样习以为常。所以“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89] 秦始皇焚书坑儒﹐思想全能钳制﹐还有干不成的事﹖严刑峻法实行开来﹐权贵“上币”无疾而终﹐长什么模样﹐居然失传了。[90] 汉武帝不服气﹐又割白鹿皮“又造银锡为白金。”结果“白金稍贱﹐民不宝用﹐县官以令禁止﹐无益。岁余﹐白金终废不行。”[91] 王莽新朝旧政﹐金融体制改革﹐“上币”卷土重来﹐“百姓愦乱﹐其货不行。民私以五铢钱市买。莽患之﹐下诏﹕‘敢非井田挟五铢钱为惑众﹐投诸四裔以御魑魅。’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市道。”直哭得朝廷不得不放弃金币﹑银币﹐其他改革成果“龟贝布属且寝。”[92]
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一种商品变成货币﹐首先是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换句话说﹐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的统一是货币。”[93] 欧洲金属货币的币材﹐从金到银﹑到铜﹐“白银时代之后是黄铜时代﹐”[94] 对应的商品交换﹐从大宗到小额﹐从贵族﹑富商到平民﹐先批发后零售﹐从上到下﹐社会普及。自然经济演化到市场经济﹐自然而然。中国的货币文化反其道而行之﹐发轫于基层﹐扎根在群众﹐有零售才有批发﹐农村包围城市。专制帝王再爱金银﹐什么是钱﹑什么不是钱﹐不以万能的长官意志为转移﹗劳动人民非拿劳动工具当货币﹐把秦皇汉武的统一金币﹑银币﹐活生生﹐排挤出流通领域﹐当不成商品交换的等价物。[95] 能统一祖国﹐统一不了货币﹖嬴政统一币制功莫大焉。“文如其重”的圜制钱﹐货真价实的基本原则﹐流传千古。可是﹐“上币”失传﹐“秦半两”太重﹐具体一样没留下来。汉初三铢﹑四铢﹑五铢﹑六铢﹑……市场机制﹐群众选举﹐九次发行之后﹐总算答应了刘彻的五铢钱。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中国历史的动力。
结果也有意思﹐同样都是圆饼制钱﹐西方到今天全实心﹐中国必须多个心眼儿﹐可以用绳子穿成串儿﹐方便携带﹑核数﹐方便集中﹑归整。从一粥一饭的零碎生意﹐到买房置地添牲口﹐商人长途贩运﹐官府聚敛税赋﹐分散在千家万户的零碎铜钱﹐穿缗成贯﹐有零而后有整﹐集中搬运。统治阶级酷爱钱﹐只有水涨﹐始能船高。别提大款夸富了﹐国家财政之天文数字﹐全得翻译成细碎铜板之“贯”﹐才听得明白。甚至连日后敞开印刷的纸币﹐也得以“贯”为单位（明以后始用银两）。历朝历代的好皇帝﹐每每标榜“以民为本”﹐说到底﹐还不是因为天下财富以百姓的铜钱为本﹖
中国先人在世界上最早创造了在最多人口﹑最广阔地域上﹑最长时间流通统一货币的历史。……公元前113年﹐也就是汉武帝元鼎四年﹐在经过几度减重半两钱﹑三次改铸五铢钱之后﹐最终在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统一标准形制﹑重量﹑铸造权的货币制度。法定铜钱圆形方孔﹐钱周有郭﹐币重五铢﹐约为3.5~4克﹐由中央政府上林三官统一负责集中铸造。从此算起﹐到1889年清光绪15年（机制光绪通宝钱）﹐这一制度在长达二千年被历代统治者所沿袭。形制一样﹐重量相等﹐西汉的五铢在清末还在流通。[96]
中国历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多少次五代十国式的分崩离析﹐王纲解纽﹐祖国分裂﹐拦不住年代不同﹑文字不同﹑形制相同﹑价值相等的“孔方兄”﹐不辞劳苦﹐奔走流窜千家万户﹐手递手﹐心连心﹐穿成串儿﹐在逢五﹑逢十的热闹集市﹐在喝碗粥﹑剃个头﹑打发和尚要剩饭的平常日子﹐屡禁不绝﹐点点滴滴﹐防不胜防﹐水漫金山﹐潮落潮涌﹐顽固推动统一币制的宏图伟业。货币文化“潜规则”货币体制。出身劳动工具的五铢钱﹐促使不同民族﹑不同王朝的男女皇帝﹐断了再续﹐重复法定了两千年。期间﹐经济规律与专制极权斗法﹐或私铸﹐或窖藏﹐或销钱﹐或毁器﹐或“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97] 或庶民以谷帛互市﹐活该不用钱﹐……人民战争﹐汪洋大海。只要时间足够长﹐胜负焉用蓍龟﹖“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今天不听﹐明天还得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今日不从﹐明日不从﹐早晚得从。历朝历代﹐不论官方发行过多少当五﹑当十﹑当百大钱﹐金融创新过各种金币﹑银币﹑纸币﹐往钱上刻过什么文盲不识字﹐“天不变﹐道亦不变。”大陆季风气候的天不变﹐园艺小农一定市场经济的道不变﹐祖国统一也罢﹐地方割据也罢﹐天圆地方天经地义﹐“孔方兄”统一币制亦不变。不难想象﹐有钱能使鬼推磨﹕民间day-to-day的日常商品交换须臾不离﹐时刻不停﹐人人用五铢钱讨价还价﹐以钱量物﹐自然推动度量衡趋向一致。统一币制（＋度量衡）互动统一市场 → 商品交换互动经济一体化 → 市场经济互动祖国统一。民谚隽永﹕恨谁也不能恨钱哪﹗据此﹐桑弘羊大义凛然﹕“故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98] 与当代欧元的国际惯例接轨﹐“孔方兄”才是欧洲列国迈向统一的大英雄。[99]
“孔方兄”文言“阿堵物”﹐一语凸显“老九”的非凡气度。[100] 艺名﹕重义轻利。《钱神论》厚黑无耻﹐端不上历史研究的台面。譬如﹐黄仁宇写黑体字﹕“中国初期早熟的政治统一﹐造成‘书同文﹐车同轨’的局面﹐是一种有历史地理性的组织和一种带群众性质的运动”。[101] 值得注意﹕宦官蔡伦诞辰以前﹐往贵重的竹简﹑丝帛上惜墨如金﹐“书同文”的好处﹐仅仅被坑﹑没被坑的凤毛麟角一知半解。“车同轨”的并非今日“高铁”﹐驿站“官道”≠草民日常行进的山间﹑村间﹑田间小路。“中国初期早熟的政治统一﹐”究竟靠什么汇聚成“一种带群众性质的运动”﹖— 因为人人﹑时时﹑处处﹐不能不买卖﹑赶集﹐不能不认秤﹑认钱。“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广大文盲心向统一﹐无非贪图钱同制促成统一度量衡的庸俗便利。
值得进一步提问﹕万一没有文盲群众广泛持久的支持﹐单靠一小撮儿咬文嚼字﹐与欧洲教会把持朝政的国际惯例接轨﹐经过了一趟又一趟《三国演义》﹐七块八块几十﹑几百年时间﹐各地俚语方言说到今天﹐闽南听不懂粤语﹐上海人看谁都“拎不清爽”﹐“书同文”再了不起﹐恐怕难逃拉丁语被地方割据分化﹑瓦解的命运。[102] 晚近到哥伦布扬帆美洲找契丹﹐还带着给咱皇上的拉丁文国书哩。曾几何时﹐日文﹑韩文﹑越文﹐横竖撇捺偏旁部首﹐书写极多发音相近的汉字﹐[103] 是否类似德文﹑法文﹑英文﹐全使拉丁字母﹐书写极多发音相近的基本单词﹖不信﹐看电视新闻时留点神﹕恐怖袭击﹐集会抗议﹐抗震救灾﹐满大街可见“警察”二字 = police（英语）﹑police（法语）﹑polizei（德语）﹑politia（拉丁文属地化成意大利语）……[104]
哈德良（Hadiran）统治时期罗马帝国的面积是176.3万平方英里﹐公元二世纪末汉朝的面积是153.2万平方英里。两者的面积和现在美国的差不多﹐以当时的技术﹐没有什么能比马跑得更快﹐因此在统治方面都有空间和时间上的困难。两者都是通过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制度﹑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措施﹐来加强菁英阶层的文化团结﹐从而找到解决的办法﹐只是罗马采用的是古典文化﹐汉朝采用的儒家思想。两个帝国都把团结作为根本﹐都修建道路以巩固团结﹑提高军事行动的灵活性﹔都建立长城以赢得机动的时间﹐避免耗费巨大的﹑连续的﹑大规模的军事移动﹐因为这样的移动可能导致军国主义摧毁文化主义。在这两个帝国中﹐军队的主导力量都是步兵﹐文化的主导因素都是文学﹐但诗歌开始让位于散文。两个国家都受到敌方骑兵的侵扰﹐一方是伊朗的装甲骑兵﹐一方是匈奴的轻骑兵。两个国家中﹐其菁英文化不同程度上都受到蛮夷﹑宗派﹑士兵和农民的挑战﹐这种挑战很长时间内都是通过政治权术﹑社会怀柔﹑经济繁荣和文化融合来控制的﹐并通过军事优势来巩固。[105]
西方史学断代﹐罗马和秦汉﹐同归“古典社会”﹐适宜横向比较。[106]“中国人称罗马帝国为‘大秦’﹐俨然视为遥远的另一个秦帝国﹐其推重可知﹗”[107] 起码为了调兵遣将﹐距离远了嚷嚷听不见﹐东西两家不约而同﹐强力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罗马人对于语言和民族形象的关系问题十分敏感﹔因而用武力来推广拉丁语使用成了他们最为关心的一件事。”[108] 罗马大道＋罗马长城（矮小）跨海英伦。[109] 拉丁语与基督教相辅相成﹐相得益彰。[110] 极权专制意识形态贯彻始终﹐包括基督教成国教以前﹑以后﹐“欧洲长期笼罩于定于一尊的意识型态及精神生活﹐容不下任何不同的理念。”[111] 顺我者不见得昌﹐逆我者必须灭绝。教派屠杀不分男女老幼﹐搜捕女巫挨家挨户﹐[112] 火烧布鲁诺﹐异端点天灯﹐连神智失常的精神病胡说八道都不放过﹗[113] 宗教裁判杀人如麻﹐宗教战争尸横遍野。[114] 虽然“独尊儒术”一样管理思想﹐中国开头的焚书坑儒﹑结尾的文字狱﹐根本无法同日而语。论专制之残暴﹐论文明之灿烂﹐“从古代的废墟中也不难推测﹐汉朝没有罗马帝国壮观辉煌。”[115] 可惜﹐西方大庄园自给自足﹐绝大多数人口很少金币﹐很少市场交换﹐毋庸统一度量衡。结果﹐罗马灭亡以后﹐欧洲从此一蹶不振﹔中国南北朝以后﹐隋唐浴火重生﹐后来居上。由此可见全体人民参加市场经济﹐“孔方兄”≈欧元﹐自觉不自觉从须臾不难离的生产﹑生活最基层﹐广泛持久推动统一币制 → 统一度量衡 → 统一市场 → 统一祖国。东西两家“大秦”几乎同时实现书同文﹑车同轨﹐日后“国体”命运大相径庭﹐敢信经济是社会的基础﹐决定性影响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历史唯物论﹐真乃历史哲学的真理。
现代经济生活的命脉是交换。……没有货币所提供的交易和交换的便利﹐精密的分工是不可能的。[116]
货币带来的价值观的量化和物化已为生活的理性化基调做好了准备﹐因此﹐货币是现代社会理性化过程的基本条件。理性主义遂成为社会行为﹑经济行为和个体行为准则﹐进一步加深了现代生活各方面的价值和结构的现代性转化。[117]
货币深入人心﹐金融茁壮发育。[118] 汉武帝时的皮币﹐具有信用性质。[119] 唐宪宗时的飞钱﹐被史家视为纸币之滥觞。[120] 马可‧波罗跋涉千山万水﹐深入西北大漠和西南边陲﹐荒无人烟一路上﹐几乎每到一地﹐都用有无“使用纸币﹐臣属大汗”﹐判断是否还在中国境内。[121] 相比之下﹐大量掠取美洲白银之后﹐欧洲开始在社会层面﹐推动以银元为中介的商品交换。待到西方兴高彩烈引进纸币的时候﹐饱尝了近五百年的通货膨胀之苦﹐中国人民早已心灰意冷﹐把纸钱当成玩剩下的垃圾了。[122]
据说﹐中国人根据他们使用纸币的经验﹐在欧洲人使用纸币之前﹐就已经竭尽全力躲避它。……有人曾说﹐中国的一部法律曾试图永远禁止纸币﹐此时﹐欧洲人还根本没有发明出纸币来呢！[123]
四﹑政府发展市场经济的积极性
《丑陋的中国人》专制极权﹐历来遭受“文化批判者”齐声痛斥。[124] 与欧洲列国的多样性相区别﹐一统天下的皇权官僚凌驾市场机制﹐“学而优则士”窒息科技创新。有意思的是﹐新旧世纪交替﹐两大阵营对垒的game over。全球经济一体化﹐时兴超越边境樊篱的自由贸易经济区。欧盟从煤钢联合起步﹐排除万难﹐统一货币。语言（如航空通用英语）﹑标准（如公元﹑公制）﹑制式（电视广播﹑通讯产品）﹐统一度量衡和网络多功能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立足新潮时代背景﹐许倬云从《汉代农业》到《万古江河》﹐终身奋斗的历史研究﹐越来越容易得到与时俱进的同情﹕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市场网络不可或缺﹐可能才是大一统的原始推动和周而复始的“超稳定结构”。[125]
农户的生产会推动一种重商性农业经济的发展﹐通过这种农业经济﹐各种交易活动会循着一种树状结构展开﹐将若干分散的聚落（乡村与城镇）连接成一个市场贸易网。这种进行商业活动的农民涉足的地理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城市﹑市镇﹑小集市与路边集市的存在﹐表明交易点的层级网络已经发展起来了。
商业化可以将地区经济连接成地域性的经济网﹐并最终形成全国性的经济网﹐而这反过来又会促进区域间生产的专门化。……这是一个农业社会﹐然而却是重商性的农业社会﹐它将个体农民结合在一个庞大的经济网络之中。[126]
汉代中国有一个相当整合的市场网﹐将全国农业与制造业经济有机地联系于整体的流动运输。这一经济体系﹐也可以分裂为若干独立的次级系统。然而﹐中国是一整片土地﹐南北东西﹐互通有无﹐则彼此互利。各个独立系统﹐若没有外来力量的干预﹐终于还会整合为一个笼罩全国的庞大体系。这一现象﹐加上儒家文化的渗透各地﹐中国的庞大复杂体系﹐虽经过中古的崩解﹐还是越来越凝聚﹐成为稳定的结构。[127]
虽然从未最终定案﹐兴修水利防洪灌溉（＋救灾）＋抵御游牧民族入侵掠夺（如修长城）＝《东方专制主义》﹐一直被许多人当成中国提早几千年﹐养成一统天下的基本原因。可是宋朝长达319年时间﹐石敬塘早把燕云16州卖大辽了。尤其南宋长达152年时间﹐远离黄河泛滥﹐虽说腥膻入主﹐金朝统辖的辽阔中原﹐毕竟还是汉族定居农耕。[128] 南方水系不似北方凶险﹐治黄河﹑修长城﹐两大专制需求一落千丈。大一统的文化传统﹐北方﹑南方﹐对内﹑对外﹐从杨业﹑畲赛花两口几代相传到岳飞﹑陆游﹑辛去疾﹐竟无丝毫减弱迹象﹐如果不是更强烈。
为此﹐值得从源头上加深理解﹐食货“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神农之世﹐公元前3218~3079年﹐从游牧渔猎转入定居农业的途中﹐正忙着尝百草﹐种什么庄稼尚未确定﹐应当不着急治水﹔成天和戎狄“三同”﹐不分彼此﹐犯不上画地为牢﹐修筑长城。何炳棣专著﹐与其他文明起源不同﹐中国农业起源台地丘岗之旱作﹐“不是以灌溉为基础的农业。……我国灌溉的起源﹐较西南亚要晚几乎四千年﹐即较史前的中美洲也还要晚二﹑三百年。东西半球所有主要古文化之中﹐灌溉的起源﹐以我国为最晚。”[129] 劳干盛赞何氏“划时代巨着”﹐拿尼罗河说咱《东方专制主义》﹐站不住脚了。[130] 晚到1929~1933年间﹐中国水稻产区的耕地有一半至三分之二得到灌溉﹐小麦产区仅有15％。[131] 无论大禹何时﹑如何治水﹐[132] 咱祖先最早明白的道理﹐是农商“二者生民之本”。司马迁的“断代”比班固晚﹐也在大禹之前﹕“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133] 食货平起平坐﹐吃饭和交易并重﹐农业离不开商业。“无末利则本业何出﹖”[134] 市场经济﹐兴商才能务农。[135] 大陆季风之天＋山地丘陵之地＝园艺农户精耕细作＋商人即商人﹖
商族发祥地在古漳河平原﹐在太行山之东﹐河南与河北的交界地区﹔漳即商水﹐其族故名“商”。商始祖契﹐为帝喾之后﹐尧舜时为司徒﹐封于商。其后冥为夏水正﹐冥之子亥经营畜牧业﹐驯伏牛马﹐以为交通工具﹐往来各地作远途贸易﹐因而“商人”在其他民族的理解中﹐亦等同于“贸易人”﹑“生意人”。商人因热衷经济而兴盛起来。[136]
神农兴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137] 所以“日本也将神农视为医药之神和露天摆摊商人的守护神。”[138] 继承下来﹐黄帝尧舜发展农业﹐“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139] 所以﹐太史公引《周书》“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解读﹕“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140] 由此大胆假设﹕在最原始的文明开端﹐经商网络血脉流通﹐把不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联系﹑笼络﹑结合在一起。“食足货通”而后锦上添花﹐大规模治水和修长城﹐堪称上层建筑强化经济基础的反作用。[141]
农舍生产无疑会由近村贸易逐步发展为一个贸易市场网﹐其网络足以联系若干分散的聚落﹐使当地交易构成一种市场性质的农业经济。……既有交易﹐一定程度的专业性也就势所必至了。
《泛胜之书》也提到了经济作物的种植﹐例如种植瓠﹐不仅瓠白可作饲料﹐瓠瓢可作水勺﹐瓠脂也可作蜡烛。凡此都可在市易之后变换金钱。地区性的商业化﹐逐级提升﹐最后可以形成全国性的经济网。倒过来﹐区间的专业化﹐也因区间贸易而更为发展。《史记‧货殖列传》已列了不少各地的土产﹐例如安邑的枣﹑燕秦的栗﹑蜀汉江陵的橘﹑淮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的萩﹑陈夏的漆﹑齐鲁的桑麻﹑渭川的竹﹐凡此都是以运销别处为目的而种植了。……远在西陲边塞﹐戍军使用的纺织品则来自河内﹑广汉﹑及任城。……汉代我们就看到《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专业的大买卖人﹐甚至有像麦当劳汉堡店一样﹐专卖酱肉而发财的。……金华火腿各地都吃﹐四川出的榨菜各地都用﹐王麻子﹑张小泉的剪刀也是处处都用﹐自古如此。……市场交易网把农业社会中的个别成员结合于一个巨大的经济网之中。[142]
随便找本《中国名特产品》﹐绍兴黄酒﹑泸州老窖﹑贵州茅台﹑四川五粮液﹑山西老陈醋﹑镇江香醋﹑黄山毛峰﹑西湖龙井﹑六安瓜片﹑安溪铁观音﹑武夷大红袍﹑泸州丝绸﹑湘绣﹑越绣﹑苏绣﹑蜀绣﹑蜀锦﹑徽州砚台和毛笔﹑宜兴紫砂壶﹑景德镇青花﹑洛阳牡丹﹑天津狗不理包子﹑北京全聚德烤鸭﹑稻香村小吃﹑六必居酱菜﹑……无数专业品牌流传无数年﹐衣食住行无所不有。中西比较﹐“很少学者能够举出几个欧洲工业化时期的商标牌号来。”[143]
秦晖﹑苏文拍案惊奇了﹕“即使是当时一般的小农﹐其经济的商品化程度也十分惊人。”为了“形成对比”计划经济如何惊人倒退﹐秦晖们引证《汉书》说话﹕
按《汉书》所引李悝的计算﹐当时一个“五口百亩之家”的标准小农在种植粮食而不是经济作物的情况下﹐产品商品率也达30％﹐而消费商品率更达36.4％﹐形成对比的是﹐时至1978年﹐我国粮食生产的商品率也仅有20％﹗[144]
30~36.4％的商品率﹐相当于蓝色海洋文明的哪朝哪代﹖— 没有过古代的美丽尖﹐标准资本主义大农业﹐“宾夕法尼亚东南部地区﹐1790年时﹐一般农场40％的产品都要进入市场流通领域。”[145] 海内存知己。许倬云百尺竿头﹕“一个农夫的收入不只是农地的收入。我在《汉代农业》里算过﹐汉代农民的收入大约有28~36％来自农业以外﹐即从市场经济获得。”[146] 算术加法﹕秦晖~李悝统计＋许倬云统计＝30％＋28~36％＝58~66％。两千多年前﹐“标准小农在种粮食而不是经济作物的情况下”﹐三分之二“都要进入市场流通领域。”如果考虑到不太“标准小农”﹐再加上丝绸﹑棉花﹑茶叶﹑烟草﹑陶瓷﹑花卉﹑烧炭等产业﹐史料大量记载﹐成村﹑成乡﹑成地区﹐几乎100％的专业化商品生产﹐“量变”足矣发生“质变”了﹐怎么能和封建西欧不加分别﹐囫囵吞枣﹐楞说中国古代也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呢﹖
根据我们在计划经济生活过的切身体会﹐古代小农家庭经营﹐商品化程度如此之高﹐单靠孟子劝说许行﹐男耕女织无暇兼顾百工﹐似乎不够充分了。“大象反常”＝“反常即为妖”。遵循西方历史﹐服从价值规律﹐秦晖们钻研出学术成果﹕中国古代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其实“伪商品经济”。
的确﹐我国封建社会比起西方典型中世纪时代“商人”与“商业”要活跃得多﹐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成分也比西方中世纪更发达或者我国封建时代价值规律在经济生活中的调节作用比西方中世纪社会更大。恰恰相反﹐我国以“天然首长”的权力为基础的官商乃至依附于官府的特许商﹑专利商为主体的“商业资本”实际上是以统治者的姿态对人民进行勒索的。这些权势者和他们的“关系户”“因权势以求利”﹑“执国家之柄以行海内”。他们“云行于途﹐毂击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利用垄断地位在无竞争的“市场”上进行盘剥。当时的大宗商品﹐如盐﹑铁﹑茶﹑酒﹑矾等﹐乃至采矿﹑外贸行业﹐都经常处于官府垄断中﹐或组织徭役化生产﹐或进行赋税式征集﹐或实行强制性配售﹐完全不受价值规律调节。这种经济实际上是宗法自然经济性质的“命令经济”的一种形式﹐它所取得的并不是真正的商业利润﹐而是变相的赋税。[147]
的确﹐逻辑比较用货币的不公平交易和不用货币的干脆不交易﹐谁家更“完全不受价值规律调节”﹐轻易一个“伪”字﹐遮不住〈清明上河图〉。虽说那张图﹐真的是组织上派人画了粉饰太平的。[148] 简明易懂说中国字﹐“官商”比“官”多了一个“商”字﹐“变相的赋税”毕竟变了相。无论真伪到何种程度﹐秦晖们充盈正义的谴责﹐道出“商人即商人”的真谛﹕食货并举以求食足货通﹐压根儿不止民间百姓一个积极性。太史公表扬桑弘羊“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属于历代官府理财的豪言壮语。水能覆舟﹐因为能载舟。春秋战国转轨时期﹐豪商巨商富可敌国。吕不韦有钱经营国家﹐国家缺钱不经营吕不韦﹖英女皇投资海盗明火执仗﹐汉武帝盐铁官营巧取豪夺。二位领导都爱钱﹐区别在于﹐祖国民间市场经济越发达﹐官府“变相的赋税”空间越大﹐巧取豪夺的机会越多。
盐铁官营﹐质次价高﹐史书多有百姓淡食的记载﹐着实可恶﹐可恶之极﹗不得不高价买盐买铁﹐势必迫使牛郎织女提高农副产品商品率。不过这个来钱路﹐毕竟有限。盐铁的消费弹性再低﹐庶民节俭﹐“变相的赋税”增收封顶。管仲连妓院都国营﹐称霸的钱还不够花。况且﹐国有企业缺乏资产增值的人格化代表﹐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贪污腐败中饱私囊﹐加上刁民私盐猖獗﹐缉私警力开支日增﹐黔首旧铁回炉﹐循环利用﹐有助生态环境等等枝蔓﹐百病丛生﹐和治水﹑修长城的豆腐渣工程一道﹐从来都是历代政府绞尽脑汁的改革难题。[149] 明太祖修长城﹐每块砖头刻上工匠的姓名﹑地址﹐质量监督﹐平添多高成本﹐耽误多少功夫﹖所以﹐“市场”们借古讽今的古代“命令经济”﹐经营范围和垄断价格﹐没必要﹑从未提倡﹑也没有本事﹐像计划经济那样大包大揽。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来“对人民进行勒索”﹐得把全体士农工商绑一块儿﹐人质似的吃喝拉撒睡全管﹐才能一口价﹐说一不二﹐容易吗﹖
其实﹐市场经济中﹐真正方便官府“对人民进行勒索”的广阔天地﹐在更抽象的信用层面。一旦“孔方兄”深居千家万户﹐主币辅币之间﹑铜钱纸币之间﹑铜钱银两之间﹐轻重关系变幻莫测。百姓日常交易用铜钱﹐完粮纳税缴银两﹐鸦片进口白银外流﹐市场调节银贵钱贱﹐赋税无形大增﹐群众哑巴吃黄连。更经常便捷的办法是通货膨胀﹐官制铜钱贬值﹐掺锡﹑掺铅﹑掺锌﹑掺铁﹐发行当五﹑当十﹑当百的虚价大钱﹐[150] 印刷技术突飞猛进﹐政府行钞馋财﹐暗地里擅改纸币面值等等花样﹐当收立效﹐得来全不费功夫。彭信威总结﹕“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其所受通货贬值和通货膨胀的祸害﹐有中国人这样多而深的。中国自汉以来﹐物价涨到万倍的至少有五六次﹔金人治下涨到六千万倍以上﹐其他百倍十倍以内的上涨﹐次数更多”。[151]
自然经济的财富在大自然﹐所以﹐欧洲领导必须深入基层﹐到各地乡村亲民﹑爱民 —“主人可以对女奴或男奴的情人行使初夜权﹐……当主人要参观他的农场时﹐仆人的妻子自然要和主人同寝。”[152] 市场经济可以“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所以﹐中国衙门从来住城里﹐从来爱钱﹑敛钱﹑耍钱。—《汉书˙食货志》记载战国李悝做农户家计调查﹐除了种粮自食﹐核算单位全得用“钱”。[153] 黄仁宇遥望祖国大陆“完全不受价值规律调节”的“命令经济”大声疾呼﹕唯有市场经济﹐才能实现“在数目字上管理”的现代化。[154] 一点儿没错﹐中国的“数目字管理”震古烁今﹗
西汉的“算赋”﹑“口钱”和“算缗”使所有的国人不论大人小孩都必须用钱纳税﹔唐代的“两税法”使各种税项都要铜钱缴纳﹔北宋王安石变法更是全面实行租税货币化﹔明代“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杂税并为一条﹐折成银两﹐使租税的货币化形式进一步深化。[155]
在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还没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时﹐这种转化是很少能够发生的。这一点﹐当我们看到罗马皇帝屡次试行这种转换都没有成功﹐看到人们至少已经把实物地租中当作国税存在的部分一般转化成货币地租以后﹐又回到实物地租上来的时候﹐就可以得到证明。[156]
固然﹐任何时候﹐羊毛出在羊身上。当代《投机赌博新经济》高科技﹐每秒40万公里的速度交易数字化“比特”﹐变戏法似的“财技”空手套白狼﹐变不出物质生产以外的财富。[157] 立足这个基本面﹐直接的赋税和“变相的赋税”﹐在经济性质上明显区别。同样大小一只羊﹐后者衷心期盼市场经济繁荣娼盛﹕等量物质生产﹐交换种类越多（毛越多）﹑商品率越高（毛越长）越好。西方马克思视重农学派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亚当‧斯密继承了重农学派的遗产。”[158] 中国渊源的法国魁奈﹐帮忙太阳王从华夏取回真经：“对农村贸易的任何协助都不会是过分的﹐因为它有利于农产品的销售。农村贸易愈活跃﹐它对作为国家收入的源泉的农业帮助愈大。”[159] 朱元璋当和尚要饭﹐刻骨铭心“仇富”。群雄逐鹿的战火纷飞时节﹐“在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都专门为商人盖了房子﹐当时叫‘塌房’﹐以便他们进行商业活动。”[160] 曾国藩理学名臣克己复礼﹐打碎牙﹐和血吞﹐经年累月解放天京﹐第一件事报告朝廷没找着金银财宝﹐第二件事大张旗鼓嫖游秦淮河﹐而且特意坚持夜宿不归﹐昭告天下招商引资的热切真诚﹗[161] — 繁荣娼盛市场经济﹐官方政府的积极性比民间小农﹐更浓郁﹐更迫切﹐更高涨。
五﹑统一市场统一祖国
民间小农＋官方政府﹐两个积极性发展市场经济﹐尤其有了官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积极性﹐中国古代市场经济的繁荣娼盛﹐一发而不可收拾。
公元前594年﹐古希腊的梭伦改革﹐统一度量衡﹐商业大发展﹐雅典从此成为最强大的城邦 — 直辖阿提卡2500平方公里﹐两个香港大小。[162] 雅典改革试点成功﹐极大鼓舞东方六国﹐魏﹑楚﹑韩﹑齐﹑赵﹑燕﹐争相效尤。公元前359~350年﹐商鞅两次深彻变法﹐不仅统一度量衡﹐而且统一货币﹔不仅一举振兴百年衰颓的老秦﹐而且再举横扫六国﹐三举盘整中国﹐收兵器﹑堕城郭﹑决川防﹑夷险阻﹑车同轨﹑书同文﹐“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163] 从那以后﹐中国社会再也回不去夏﹑商﹑周那样﹐小国寡民﹑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自然经济了。
中华文明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文明﹐中国农耕时代的货币形式同样在世界上具有独特性。其独特性突出体现在几个方面﹕连续数千年不间断地以金属铜作为货币的主要材料﹐而在其他文明历程中充当货币主要材料的黄金﹑白银等﹐在中国农业文明发展阶段长期没有占据过主导的位置﹔统一的货币形制和单位货币重量﹐二千多年一以贯之﹐保持不变﹐新铸或重铸的发生﹐变换的仅是铸币上的文字。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在农业文明中的相当长的大部分的时段中﹐高度集权统治下的广阔帝国版图中﹐流通运动着统一的货币。这在其他早期的文明和以后诞生的文明中﹐很难见得到。[164]
经常见得到﹐欧洲庄园贵族“必须就地消耗每一领地的产品﹐因为要把产品运送到某一个中心﹐既不方便也相当昂贵。对商人来说也同样如此。他们没有可以托付买卖任务的代理人﹐而且无论如何都肯定无法在一个地方找到足够的消费者﹐以保障他的利润收入﹐……而铸币的无政府状态是政治权威依等级分割和交流困难所造成的另一后果﹐因为每个重要的市场都面临着通货短缺的威胁﹐不得不铸造地方性的货币。……更糟的是﹐即使在同一地区﹐几乎每次发行的货币﹐其重量和成色都有变化。货币不仅普遍匮乏﹐质量不可靠而造成使用上的不方便﹐而且流通也过于缓慢﹐太不正常﹐人们并不相信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得到它。”[165] 譬如在14世纪的法国﹐“当时度量衡因省而异﹐因城不同。其标准由封建城堡和市政厅掌握﹐各行其是。有时在同一城市里﹐度量衡也各不相同。在巴黎有专门的谷物量具和液体量器。黑麦的色太尔不同于盐的色太尔。所以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了。每到一处﹐商人都必须对他的商品按当地量制重新量度”。[166] 譬如“在18世纪的米兰﹐流通于市面的硬币多达50种。”[167] 法国到大革命时代（1793年）﹐德国到俾斯曼时代（1871年）﹐总算统一了度量衡。即便如此﹐“甚至1859年费迪南德一世的铸币敕令也不能不承认30种外币。”[168] 亚当‧斯密重要提醒﹕
必须记住﹐制造业的完善﹐全然依赖分工﹐而制造业所能实行的分工程度﹐又必然受市场范围的支配﹐这是我们曾经说过的。中国幅员是那么广大﹐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由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国内市场﹐就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就面积而言﹐中国的国内市场﹐也许并不小于全欧洲各国的市场。[169]
整个欧洲一千万平方公里﹐和中国面积相若。拥护亚当‧斯密﹐罗素主张﹕“不应当把中国比作是欧洲的一个国家﹐而应比作为整个欧洲。”[170] 日本也有学者说﹐中国“如果没有秦实现的统一﹐可能会跟现在的欧洲一样﹐有大大小小很多个国家。以秦﹑楚﹑齐为名的国家并存﹐演绎着兴亡交替的历史。”[171] 换句话说﹐罗马完蛋以后﹐欧洲长期停滞在令嬴政痛心疾首的战国时代﹐文字异形﹐言语异声﹐律令异法﹐衣冠异制﹐田畴异亩﹐商市异钱﹐度量异国﹐明显有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172] 换句话说﹐论发展市场经济的主﹑客观条件﹐两千多年前﹐中国完成了欧盟任重道远的统一大业。
东欧易帜﹑苏联解体以后﹐在不少人看来﹐社会主义革命异想天开﹐一再脱离实际﹐永远左倾盲动﹐全因为相信了共产主义狂想曲。理想道德不错﹐实践检验失败﹐人民付出代价﹐意识形态的作用可谓大矣。同理﹐追寻中国落后挨打的究竟﹐同样夸大意识形态的作用。人们常说﹐大一统的文化传统由来已久﹐民心所向。在现代民族国家远远远未启蒙的中古﹑上古时代﹐唯独华夏抽风﹐全民狂热祖国统一几千年﹖设身处地替古人着想﹐难免张冠李戴之嫌。不提尼布楚条约以后﹐满清割舍三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一去不返﹐琉球~冲绳至今说不清出自哪国人﹐台湾闹台独﹑西藏闹藏独﹑新疆闹东突﹐新加坡一座城市孤悬海外﹐尚且独立建国﹐活得好好的﹐率先进入“发达国家”的统计行列﹐少数文人摇唇鼓舌﹐即能哄得天下归心﹐多少世纪改朝换代﹐大一统祖国颠扑不破﹖
衷心感谢许倬云﹐带我们回到食货“二者生民之本”。农业靠家庭经营﹐商业靠交通运输。商人运货得走路﹐农民赶集得走路。“要想富﹐先修路”。天下百业﹐城邑乡野﹐得道路联结而通连周转。“夫好心则万物通﹐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173] 是故﹐修路和办教育一道﹐成为历朝历代官方民间交口赞誉的永恒善举。尤其战争用兵粮草辎重﹐从刘邦明修栈道到孙文督办铁路﹐修桥﹑铺路﹑挖运河﹑建铁路﹐和修水利（包括大运河）﹑修长城（包括直道）一样不可或缺﹐[174] 成为官方﹐大到全国﹐小到郡县﹐无论地方割据﹐还是天下一统﹐刺激经济﹑繁荣和谐和保家卫国的基础建设。愚公移山﹐由故事变成语﹐变民族文化精神﹐足以掂量出修路﹐在中国人心中的份量。[175]
“在运输方面﹐遍及整个中国领土并作为商业与行政动脉的水道﹐一直是极其重要的。”[176] 现代水利工程有防洪（排涝）﹑灌溉﹑通航﹑发电四大功能。朝廷决策﹐侧重军事﹑漕运。越是早期﹐运输﹐越是政府兴修水利的优先考虑。《史记‧河渠书》概述大禹治水以后﹐列举春秋战国的大型水利工程﹐包括都江堰﹐首要一个“通”字。“有余则用灌浸”﹐附带泽及人民。这段总结盛不下秦修灵渠﹐逆水行舟﹐奇思妙想沟通长江﹑珠江水系﹐纯粹统一岭南的军事目的﹐灌溉一点没有。
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菑济之间。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灌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177]
“综而言之﹐秦汉时代发展了精耕农业﹐也由此发展了以农舍工业为商品生产基地的全国性市场经济体系。”修路﹐包括水路﹐连接成网络﹐“庞大的市场网﹐依托于一个联系全中国的道路网。”[178] 春秋争霸﹐“不管随着霸主出征﹐抑是会盟﹐十余诸侯齐赴会所是常见的事。辎重往返﹐聘币运输﹐无不足以促进交通的发展﹐最后必然会有几条常走的大道出现。”战国战争﹐“中原用兵之地﹐四通八达。”[179]“结果﹐在战国期间﹐在主要的交通节点上的城市﹐纷纷发展成为重要的商贸和工业城市”。[180]
秦代修筑驿道﹐其主要路线是北部东西向的两条陆河及河济﹑淮泗﹑江汉几条水道﹐再加上南北向的三条大道﹐其中两条深入南方﹐又分歧引向东南及华南沿海﹐及经过巴蜀引向“南中”的西南夷。这一道路网﹐在中国历史上﹐长久沿用﹐至今的铁道及公路网﹐万变不离其宗﹐还是相当程度的沿袭其格局。[181]
图~2﹕汉代重要城市及交通路线图
注﹕“商业性城市中心在各种刺激下空前繁荣﹐在西汉时期的主要交通线沿途﹐至少形成了26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城市中心。”[182]“汉代的大都市﹐全都在这一网络的干线道路上。由干线分叉﹐则是各地区性的道路网络﹐例如成都平原即有其以成都为中心﹐辐射四方的道路网。这些道路上的连接点或终点﹐即是郡﹑县所在的城市。在各地城市﹐又各有其道路网﹐联系各处的乡聚。乡聚之下﹐又有分路叉道﹐通往大小农村。道路网的密度﹐相应于人口密度﹐而有不同。这一庞大的交通网﹐随着时间﹐有所变动。但是﹐其中干道的路线﹐至今仍是公路铁道及重要水运航线。”[183]
旱路﹑水路﹑公路﹑铁路﹐路路“万物运”﹐互联网一样多功能。商贾长途贩运﹐百姓就近赶集﹐官府上传下达六百里加急﹐[184] 庶民往来串联走亲戚﹐部队调动南征北战﹐有镇压暴动的﹐有人民起义的﹐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多种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功能复合迭加﹐经济基础串上层建筑﹐通过道路网络﹐把社会纠缠﹑凝聚成一体。[185] 杨玉环女士长安城啖荔枝﹐华清池沐温泉﹐香消玉殒马嵬坡﹐“条条大道通罗马”。道路沿途各色等级的旅店﹑客栈﹑饭馆﹑大车店﹑商肆﹑仓库一应俱全。唐代开元年间﹐半路上酒足饭饱﹐喝高了走不稳﹐还有出租毛驴供旅客代步的连锁店。[186]
道路是否畅通﹑安全﹐历来是测量国运气数的重要标识。欧洲蛮族入侵﹐罗马帝国灭亡﹐远至英伦的罗马大道﹐到处留下游人凭吊的历史遗迹。
中国各地﹐经由市场网﹐有商品的集散与流通。市场网依附于道路网﹐以经济交换功能﹐将中国凝聚成为一个难以分割的经济共同体﹐其整合的坚实﹐竟可超过政治权力的统合。遵循同一个道路网﹐政令从此传达各处﹐讯息由此上通下达﹐人才也由此周流于中央及地方。[187]
总而言之﹐变化多端的气候地理条件﹐促成家庭经营的小农经济﹐必须广泛深入的商品交换。在这个基础上﹐为了“对人民进行勒索”﹐统治当局自发经商和兴商的强大动力。官方动员﹐民间踊跃。二人同心﹐其利断金﹗集中力量办大事﹐书同文﹑车同轨﹑钱同制﹑统一度量衡﹐修桥铺路（包括水路）四通八达﹐“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分裂不得钱心。
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必须有市场经济配合发展。……从汉代开始直到清代﹐全国性的市场网络一直存在。[188]
相对而言﹐西欧缺乏精耕细作的传统﹐长期处于粗放的农业状态。粗放的农业与畜牧业经常配合。因此土地的所有形态也与小农私有制不同。同时﹐西欧的制造业大致以城市作坊经营﹔因此﹐西欧以城市为经济中心发展为地区性经济网络﹐而无须全国性的农村交换网。这方面的差异也许是中国要趋向统一的重要因素。举例言之﹐南北朝交界的地区经常是走私来往之地﹐驻守的军队也可能与对方军队互市。南北朝时如此﹐宋辽对立时如此﹐宋金对立时也是如此。甚至最近海峡两岸还是有切不断的交换与贸易。在交换网笼罩下﹐政治的分裂不能改变双方互相依附﹐利益互通﹐以至物质上不断的交流。于是中国在长期发展下一定出现交换网的形态。这是我在经济形态方面的解释﹐说明中国分裂之后﹐又回到统一的缘故之一。[189]
唐宋以来﹐第一级地方行政单位是道和路﹔顾名思义﹐道和路应当与交通网络有关﹐也与经济地理上资源交换与流转有关。但是在全国性整体的经济网络之下﹐没有一个道和路可以充分掌握资源。……行省不成自然单元﹐疆吏即难以割据自雄。[190]
商业活动的水平随着政治安定度而升降。国家统一﹐内部交通无阻隔﹐则货畅其流﹐不仅局部性的经济整合﹐易于做到﹐甚至全国性的整合﹐也并非不可能。反之﹐若国家分裂﹐伏莽遍野﹐举步荆棘﹐则商旅裹足。在这种情形下﹐农村经济的触须﹐逐步缩回。第一步当为区域性的经济自足﹐也就是区域性的经济割据。逐步缩小﹐到最后一步即可能构成关着寨门的坞堡自给自足。这种小地区的自给自足﹐不能与当地的自卫分开。……西汉末如此﹐东汉末的坞堡﹐也正是这种关闭性的单位。其中农民非农业性活动﹐遂不免由生产可赴市售卖的货品﹐转变为生产外来供应中断后的代用品。然而﹐这种由互相隔离自给自足的独立状态﹐终究只是暂时的现象。到国家再度统一时﹐孤立的小单位会再度由交易而逐步整合﹐再度发展为一个全国性的经济网络。[191]
生产力发展（铁器＋牛耕）决定生产关系（小农＋市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统一市场促进统一祖国的意识形态。长期战乱兵燹过后﹐智识分子饱尝“家书抵万金”之苦﹐重新吃上金华火腿﹐使上王麻子剪刀﹐百味俱全的信息量﹐比猪肉中蛋白质含量丰富多多﹕宁为太平犬﹐不当离乱人。分久必合﹐人心所向。
六﹑谷贱伤农 → 宏观调控
虽然都是古代农业﹐市场经济≠自然经济。说生产﹕无论家庭经营还是封建庄园﹐东方﹑西方都种庄稼﹐播种之后企盼高产。论经济﹕风调雨顺庆丰收﹐在欧洲庄园的自然经济﹐求之不得﹔在中国小农的市场经济﹐谷贱伤农﹗— 宏观经济跟微观经济不一码事。要想玩好“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拼老命逛窑子还不够﹐从一开始﹐中国古代政府必须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创建“民族国家”以后才开始需要面对的“国民经济”﹐学会驾驭市场机制的宏观管理。因为所以﹐“从国家整体观察和分析经济问题﹐是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传统。”[192]
啥叫宏观经济﹖美国《经济学》教科书开宗明义﹕
在经济学领域中﹐十分肯定的是﹕对于个人说来是对的东西﹐对整个社会说来并不总都是对的﹔反之﹐对大家说来是对的东西﹐对任何个人说来可能是十分错误的。每个人都用脚尖站着来看庆祝游行并不能使人得到什么好处﹐虽然某一个人这样做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193]
50岁以上的中国人﹐大多都站着看过电影。踮起脚尖看﹐腿酸脖子僵﹔谁先放下来﹐谁先看不见。不是推崇平等竞争吗﹖罗宾逊夫人揭橥制度学派﹐彻底论证人类社会从未有过完全竞争。[194] 无论各位“市场”如何口吐莲花﹐炼铁得有矿山﹐煮盐靠近海边﹐哪里寻得公平竞争的统一起跑线﹖现实经济生活中﹐最接近完全竞争的﹐正是高度分散的农业生产﹐空气﹑阳光﹑雨露﹑粪便﹐很难像电讯﹑铁路一样寡头垄断﹐[195] 平等竞争最充分﹐最集中展现市场调节的致命弊端﹕农业的生产周期受季节制约﹐生产和消费的价格弹性小﹐任由市场调节﹐供给和需求﹐不仅不朝理想的“帕累托均衡”收敛﹐反呈蛛网状﹐喇叭口发散﹐剧烈周期震荡。
图~3﹕市场调节的蛛网状周期震荡
换成常识语言﹕价格信号指导生产﹐物以稀为贵。往年市场上花生少﹐价格高﹐赚钱多﹔今年看你家种花生﹐我家也种花生。总不致于家家地里矮花生﹐咱偏来一垄红高粱﹐感觉怪怪的不说﹐耕种﹑灌溉﹑防虫﹑收割﹐全凑不到一块儿。“羊群从众”的分散决策﹐对每一个生产者来说﹐都是理性的。汇总到一块儿﹐收获的花生充斥市场﹐价格大跌。到来年﹐根据花生价格低的市场信号﹐看你家不种花生了改棉花﹐我家也不种花生了改棉花﹔到了收获季节﹐棉花充斥市场﹐价格势必又大跌……。从统计数据考察不同农产品﹐经常一年多一年少﹐一年价格猛涨﹐一年价格猛降﹐起伏跌宕。对症下药﹐两千多年前﹐《管子》把问题性质和解决办法﹐交待得一清二楚﹕
岁适美﹐则市粜无予﹐而狗彘食人食。岁适凶﹐则市籴釜十襁﹐而道有饿民。然则岂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瞻也哉﹖夫往岁之粜贱﹐狗彘食人食﹐故来岁之民不足也。物适贱﹐则半力而无予﹐民事不偿其本﹔物适贵﹐则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则岂财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时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余。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而财之櫎可得而平也。[196]
《管子》两千年前交待过﹐不等于两千年后“市场”们还记得住。谁记事能记两千年﹖中国农村包产到户以后﹐市场调节分散农户﹐卖粮难﹑卖棉难﹑卖猪难﹑卖茶叶难﹑卖苹果难﹑卖西瓜难……﹐几乎种什么﹐卖什么难。
如果说80年代前半叶﹐中国农业主要沉浸在享受市场化的成果之中﹐那么到80年代后期﹐市场调节带来的蛛网震荡则一天比一天明显。近年来﹐随着中国农业中市场机制的逐步成熟﹐农民面临着由日趋巨大的震荡所带来的风险。它正在造成极大的破坏。
1984~1988年间﹐陕西黑米市场曾连续数年发生价格交替大幅度升降﹐波幅低至每斤四角多﹐高至两元﹐产生严重的市场误导﹐使农民叫苦不迭。1988年国内苎麻紧俏﹐价格最高涨到每吨1.6万元﹐导致农民盲目扩大种植面积。但这种多年生作物到1990年大量上市后﹐价格便暴跌到每吨仅1600元﹐比峰值低了十倍。麻农普遍赔本﹐损失惨重﹐只得挥泪斩麻改植﹐产量再度大跌。又据近日报载﹐江苏南京等地的西瓜去年大贵﹐今年大贱﹐瓜农瓜贩均损失不赀。南方不少果区在十年内也经历过“大种柑橘图赚钱﹐橘树长成橘已贱﹔砍了橘树种芒果﹐结果之时价已落”的痛苦。随着我国糖﹑棉等主要农产品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乳业﹑肉牛等新兴市场的形成﹐这种风险的影响越来越大。[197]
2009年﹐南方柑橘烂在地里﹐摘都不摘了﹔2008年﹐鸡蛋两元一斤﹐和笔者30年前在陕北插队时差不多﹗2007年﹐杨贵妃闹腐败的荔枝十元三斤﹗2000年﹐我们到陕北考察﹐漫山遍野的“富士苹果”五分钱一斤﹗[198] 市场调节就是好﹗庆丰收﹐“狗彘食人食。”价格震荡迭加气候变化造成的丰年﹑欠年﹐果树的大年﹑小年﹐农产品商品率越高﹐市场竞争越充分﹐蛛网效益越离谱﹐越是风调雨顺好年成﹐谷贱伤农越惨烈﹐千家万户的日子越没法过。譬如汉宣帝“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钱﹐农人少利。”政府“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199] 一旦朝廷撒手不管﹐放任市场调节﹐连年丰收﹐百姓遭殃。譬如苏轼下放鱼米乡﹐振聋发聩的“愿逢饥荒”疏﹐后人反复引用﹕
臣顷在黄州﹐亲见累岁谷熟﹐农夫连车载米入市﹐不了盐酪之费﹔所蓄之家﹐日夜祷祠﹐愿逢饥荒。[200]
欧洲是风调雨顺庆丰收的自然经济﹔中国是“日夜祷祠﹐愿逢饥荒”的市场经济﹐必须政府伸出看得见的手﹐行政干预。因为现实的市场﹐决非“市场”们在课堂黑板上乱画的两道供求线。[201]“在重商性农业经济下﹐市场投机也成为可能。”[202] 诸多财大气粗的索罗斯﹑雷曼兄弟﹑赖昌星﹑周正毅﹑黄光裕﹑热比娅﹐鲨鱼觅血﹐苍蝇扑腥﹐呼风唤雨﹐推波助澜。甚至尊称“治生者祖”的白圭﹐趁季节打时间差﹐贱买贵卖“短平快”﹐赚得盆满钵溢。是故﹐“重农必先贵谷”。但又不能过﹐“籴甚贵伤民”﹐“末病则财不出”。是故﹐必须权衡﹑中庸﹐“贾平则止”。[203] 管仲首创平粜体制﹐政府出资﹐低进高出﹐平抑物价﹐开农产品保护之先河。范蠡﹑李悝（公元前450~390年）总结“数目字管理”的实践经验﹕
六岁穰﹐六岁旱﹐12岁一大饥。夫粜﹐20病农﹐90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80﹐下不减30﹐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204]
又曰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益劝。……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孰自三﹐余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70石﹐大饥30石。故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205]
稳定农产品市场价格﹐显然不止农产品数量一个因素﹐货币管理责无彷贷。由于这个缘故﹐和欧洲国王借钱打仗的历史截然不同﹐中国货币与生俱来“先王制币”的传说﹐着眼点不单在敛财﹐扎根唯我独尊的法币内涵。[206] 尽管民间私采﹑私铸﹑私销屡禁不止﹐《管子》一再归根结蒂﹕“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五谷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先王善制其通货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尽也。”[207]“故圣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208] 货币供应调控宏观经济﹐统一中国必须统一币制﹐才能天下平。[209]
没错﹐“市场”们呼悠的千真万确﹐市场经济具有民主本性。群众花钱买东西﹐贵少买﹐贱多买﹐谁能强制﹐伸手从咱兜里往外掏钱﹖五铢钱当等价物﹐适宜百姓日常的零碎交易﹐秦皇汉武的金银“上币”﹐被“民曰不便”多次否决﹐堪称民主胜利的有力证据。但是﹐另一方面﹐“市场”们从不提起﹐民主必须靠集中才能实现﹐尤其否决秦皇汉武的金银“上币”﹐越是广泛的大民主﹐越离不开蛮横的大集中。如果钱法自由胡来﹐私铸泛滥成灾﹐家家开张美联储﹐人人争当格林斯潘﹐恐怕势必倒退回物物交换﹐照样“民曰不便”。中国货币的民主集中制﹐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两头都不能随心所欲﹐尽情撒欢。大民主选举的五铢钱﹐统一币制﹐集中发行﹐标识出中国古代市场经济﹐千年不移的基本面。什么时候玩大发了﹐远离了这个基本面﹐王朝的寿命也就到头了。王莽“休克疗法”式的金融改革﹐金末﹑元末二杆子式的通货膨胀﹐均可左证。围绕这个基本面上下其手﹐“善制其通货﹐以御其司命”﹐中国官方的货币理论﹐极端早熟﹐超级发育。
春秋时期﹐单旗于周景王21年（公元前524年）将“子母”这一组概念运用于阐述金融铸币流通﹐形成所谓“子母相权论”﹐这一货币理论曾为人们长期援引﹐用以解释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货币流通现象。主要出自战国学者们之手的《管子》﹐则把我国古代特有的﹑春秋以来已流行的“轻重”概念﹐广泛用于包括货币﹑价格﹑商品﹑贸易等人们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从封建国家的角度出发﹐把货币问题当作阐发的重点﹐遂使“轻重”概念在秦以后一﹑二千年中﹐基本上成为人们讨论货币问题的专有范畴﹐如西汉的贾谊﹐南齐孔顗﹐唐代的刘秩﹑陆贽﹐北宋的周行己等就都曾应用轻重论来阐述当时的货币流通现象。
货币金融论与货币名目论这两种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关于货币本质问题看法的基本派别﹐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思想中﹐也已有明显的表现。单旗的子母相权论就是最早立足于货币金融论﹑为反对周景王铸大钱而阐发的。《管子》重视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的思想﹐及它的关于货币无补于饥寒的看法﹐则是立足于货币名目论﹐而且以此为基点﹐形成关于货币是封建国家干预经济的工具的思想。除此﹐《管子》还最早在轻重论的基础上﹐阐发了“物多则贱﹐寡则贵”的货币数量思想。……《管子》主张于各地区设置“公币”或“公钱”来作为调剂当地货币流通数量的基金﹔而公币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反映着当地流通中对货币需要量的多寡了。[210]
中国的货币数量思想超常早熟﹐与铜钱势力强大有关。在西方古代﹐倘若金币（后来银币）的货币价值与币材价值相若﹐储蓄宝藏﹐得以冲销部分通货数量变动对货币购买力的影响。在货币的几种功能里﹐廉价铜钱多为流通手段﹐原比不上西方金币的储蓄功能﹐加上政府时常“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货币名义价值与币材实际价值偏离得越远﹐越得赶紧用出去﹐直接加快货币流通速度﹐另有私铸﹑销钱等因素正反两方面或抗阻﹑或放大﹐物价起伏对货币供应增量﹐不成比例的超常敏感。彭信威指出的这个重要特点﹐造成中国古代宏观调控﹐对货币供应量的高度关注﹐越发要求“数目字管理”的谨慎和精确。
铜钱不是一种很好的宝藏手段﹐这就赋予铜钱一种特殊的性质﹐使他和外国的金银币不同。也就是说﹐使铜钱的购买力﹐所受他的数量的影响﹐要大于金银币。……中国的铜钱的性质﹐从他的购买力的变动一点上来看﹐是介乎金银币和不兑现的纸币之间的。这是中国古代货币一个重要的特点。只有晓得了这个特点﹐才能说明中国货币史上的许多现象﹐比如董卓的小钱﹐最多减重成五分之一﹐可是使物价上涨约万倍。梁武帝的铁钱﹐以价值来说﹐至少总有铜钱价值的十分之一﹐可是他使物价上涨几百倍。[211]
谷物平粜＋盐铁官营＋铜钱纸币＋税赋收入＋财政开支＋茶盐钞引﹑官诰度牒等政府发行的有价证券﹐当局在制订市场规则的同时﹐直接参与市场运作﹐既当裁判又当球员﹐凭借民营企业不能比肩的规模效益和行政权力﹐透过贱籴贵粜﹑货币收发﹑财政收支等各种实物买卖﹑国有企业经营﹑财政手段＋金融手段﹐综合平衡﹐平抑物价﹐稳定币值﹐繁荣经济。宋代治国﹐有术语“称提”之说﹑之策﹑之术﹑之法﹐专业探讨纸币准备金基础﹐多管齐下﹑相互影响的公开市场业务。[212] 真可谓“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当代美联储谨小慎微的利率调节﹐以0.25厘为一个基数﹐笃定古代中国“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经济学来历。
汉代的精耕农业与农舍手工业生产的消费品﹐必须有市场网为全国物质提供周流转输的功能﹐人材与物资的流通周转﹐使汉代的中国结合为一个庞大的复杂体系。[213]
中国政府从成为政府那一天起﹐除了治水救灾﹐主要的经济职能﹐就是在宏观上权衡食货关系。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涌现出管子﹑李悝等一批宏观经济学家﹐面对谷贱伤农和经济周期﹐设立贵卖贱买﹑农商两利的平籴机制﹐“逆风向”调节物价﹐集中货币发行﹐数量理论指导宏观调控﹐日常操作公开市场业务﹐政策取向包括鼓励消费﹑扩大需求﹑刺激供给﹐[214] 甚至还有操控汇率﹑鼓励出口哩﹗[215] 王安石名言﹕“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216]《史记》专著〈平准书〉＋〈货殖列传〉＝《汉书》以降﹐历朝官修正史《食货志》成千古体例﹐专业研讨国民经济。宏观总量调节﹐农﹑工﹑商产业政策﹐尤其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从来都是中央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核心内容。“货币数量之理论﹐于1573年﹐始发明于法人巴丹（Bodin）﹐而管子已先西人二千年发其端。”[217] 公元前200~168年﹐贾谊痛陈“法钱不立”﹐肯定“奸钱日繁﹐正钱日亡”。[218] 公元后1519~1579年﹐西方经济学盗版“格雷欣定律”（Gresham’s Law）— 劣币驱逐良币。[219]“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220] 晁错的名言屡遭讥笑﹐滥觞《管子》的货币名目论﹐一眼洞穿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当代纸币毫无价值的实质。是故﹐熊彼特再刻拍案惊奇﹕
在中国我们确实发现有一套处理当时农业﹑商业与财政问题的高度发展的公共行政制度。……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以编出一套经济政策的完整体系﹐而且那里还有一些货币管理与兑换管制的办法﹐这似乎先得有相当的分析才行。由一再发生的通货膨胀所引起的现象﹐无疑曾经受到文化修养远比我们高的人的注意和讨论。[221]
七﹑市场经济≠资本主义
中国历史上重农抑商﹐被当成未能发育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欧洲文明金发碧眼﹐半农﹑半牧﹑半渔﹑半盗（海盗）﹐浪漫驰骋蓝色海洋。炎黄子孙自惭形秽﹐黄河黄土﹐又黄又土。缺少《威尼斯商人》胸脯上割肉的冒险精神﹐当然不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掏钱赞助瓦特鼓捣蒸汽机。从《河觞》到《大国崛起》﹐“从当年的悲情版变成了如今的豪情版”﹐[222] 呕歌的都是人家越洋经商的光荣传统﹐痛骂的都是自己重农抑商的专制暴政。
迄今为止﹐未听说希腊﹑罗马出土〈平准书〉。西方文明缺乏“商人即商人”的立国根基﹐无从继承﹑发扬﹑研究﹑讨论﹐历代《食货志》分门别类﹐越写越长﹐集成一部市场经济发达史﹐国际惯例无与伦比﹗[223] 封建贵冑金戈铁马﹐好勇斗狠﹐无缘置喙《盐铁论》激辩。眼看工业革命了﹐“重商”始成“主义”。罗马教皇满世界推销“赎罪券”﹐遭路德贴大字报﹐思财若渴如斯﹐不知道学习曾国藩﹐放下身段﹐红灯区里逛窑子﹐招商引资。抑商﹐乃西方更甚之文化传统。《圣经》圣训妇幼皆知﹕“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针眼还难。”[224] 格林斯潘说﹕“私人财产及营利和放款生息为有罪的想法深植于基督教﹑回教和其他宗教。”[225] 巴尔赞说﹕“天主教谴责借钱给人要利息的作法是放高利贷。发财致富不是典范﹐恰恰相反﹐贫贱才是神圣的标志。”[226] 布罗代尔说﹕“从原则出发﹐作为传统力量的宗教对于市场﹑金钱的使用﹑投机﹑高利贷等方面出现的新事物总是说不。”[227] 韦伯说﹕“商人从来得不到神的欢心。”即便“他可能没有犯罪的行为﹐但是不会合乎上帝的心意。”资本主义崛起﹐“教会加强了反对高利贷的活动。……教皇格雷里戈九世甚至把海上贷款也斥为高利贷。认为教会在利息方面奉行机会主义的政策﹐赞成资本主义发展的看法﹐也同样是错误的。事实上教会以加倍的决心从事于反对利息的斗争﹐况且迫使很多人在临死时将利息退还﹐正如今天的忏悔室强迫把偷来的赃物归还物主一样。”[228] 众所周知﹐韦伯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闻名华夏。为此﹐老韦赶紧往回找补﹕“天主教的伦理以及相继而来的路德派的伦理同一切资本主义倾向水火不兼容﹐主要是他们厌恶对资本主义经济中一切关系的非人格化。……在加尔文派的大会上﹐我们一再看到不准放债人和他的妻子参加圣餐的意见”。[229]
这一时期的欧洲处于封建社会﹐其经济观念就是﹐每个国家应该自给自足﹐还有﹐每个领主的领地应该尽可能实现自力更生。留在领地的任何货物﹐不是为耕地农民换取其他物品﹐而只是为贵族家庭或教会购买珠宝﹑宗教圣物和其他奢侈品。封建统治者总是利用农民来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 — 生产粮食﹑栽培树木﹑制造工具﹑纺织布匹﹐他们几乎不可能为农民去交易。在封建制度下﹐对输入品的依赖﹐标志着一个家庭的破产。[230]
“从中国到欧洲﹐传统的贵族一般都鄙视商业活动﹐认为它们是有损尊严的﹑肮脏的﹐而且通常认为它们是不道德的”。[231]“凡是从事工商业的人均为希腊人所极端轻视”。[232] 罗马继承希腊﹐“有产阶级保持着传统的轻视贸易的态度﹐商人是被鄙视的人群﹐往往来自被释放的奴隶。”[233]
约在公元1000年左右﹐商人在西欧初次出现时﹐……在封建领主的大厅里﹐商人乃是嘲笑﹑侮弄﹑甚至憎恨的对象。那时候的许多流行抒情歌曲﹐既歌唱骑士的骁勇善战和偷情通奸﹐也歌唱他们如何掳掠商人。……获得利润被视为高利贷的一种形式﹐人们因此认为﹐商人的灵魂是要进地狱的。……商人为了保护自己及货物免遭贵族恣意蹂躏掠夺﹐感觉到必须确立保护经商的条件。[234]
中古时代﹐欧洲庄园自给自足﹐毋庸商品交换。中国小农家庭经营﹐离不开商品交换﹐专制政府“对人民进行勒索”﹐持续焕发繁荣娼盛市场经济的高度热情。欧洲政府挤兑商人造成商业不发达﹐中国政府挤兑商人≠商业不发达﹐家庭经营的市场经济﹐全体百姓经商﹐从事为出售而进行的商品生产﹐人人都会讨价还价﹐认秤识钱。男女老少频繁买卖﹐所以提倡童叟无欺。中国重农抑商﹐抑的绝非男耕女织的产品商品率（越高越好）﹐也不是王麻子剪刀﹑金华火腿的产量﹑销量。各级政府官员﹐以曾国藩为杰出代表﹐一方面揉搓巨商奸商没完没了﹐有钱不让当官﹐不准穿花衣服﹔一方面奋不顾身﹐逛窑子招商引资﹐撺掇群众赶集﹑庙会﹑社戏﹐歌舞升平凑热闹。集权暴政几千年﹐喜闻乐见﹐衷心期盼﹐各地都比着“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蹴鞠者也。临淄之途﹐车毂击﹐人摩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气高扬。”[235]
实践证明钱穆的论断﹕“诸位试读史记货殖列传﹐可见当时的经济早已不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就近似现代资本社会的经济了。”[236] 当《威尼斯商人》亲身来到中国﹐亲眼目睹苏州﹑扬州﹑镇江﹑南京﹑福州等城市规模之庞大﹑人口之众多﹑市场之繁荣﹑商品之丰富﹑制作之精细﹑建筑之宏伟﹑生活之豪华﹐西方顶尖的市场经济代表团瞠目结舌﹐叹为观止。[237] 倘若马可‧波罗知道我们关于重农抑商的历史结论﹐老人家一定暗自庆幸﹕一个劲儿抑商﹐尚且发展成这样﹐如果中国政府不抑商﹐哪里还会有欧洲资本主义萌芽的发育空间﹖
1500年以前﹐西欧几乎一直是今日所谓的不发达地区。[238]
中国是经济发展最引人瞩目的地区。这一时期﹐宋朝确立了其帝国的地位﹐人口剧增﹐经济大发展。中国人口增至1.5亿﹐杭州城人口达六百万﹐开封人口达四百万（而比较起来﹐欧洲最大的﹑最商业化的城市威尼斯才有16万人）。宋朝中国的科学技术处于比较发达的阶段﹐农业生产率增长﹐工业生产规模大﹐修筑庞大的陆路运输和内河航道网﹐普遍商业化﹐巨额融资﹐节制消费﹐内贸和外贸均十分活跃。[239]
由于集权专制顽固坚持抑商不动摇﹐包括汉武帝著名的〈贱商令〉和“告缗”运动﹐中国市场经济迅猛发展。注意﹐不仅GDP﹐而且以货币供应量迅猛增加为标识的商品交换﹐迅猛发展。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总是不够用﹐历朝政府饱受“钱荒”困扰﹐包括倾覆王莽新朝的金融改革。盛唐以后﹐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商品交换的广度﹑深度持续﹑高速发展﹐当局“钱荒”越发苦不堪言﹐到处找矿﹑开矿﹐多次毁佛铸钱﹐天下禁铜﹑搜铜。[240] 北宋铸钱的数量﹐“几十倍于盛唐﹐”[241] 仍不敷用﹐连续增发减重﹑掺杂﹑虚价大钱﹐边远地区只好流行沉重的铁钱。总算盼来印刷技术的重大突破﹐“纸币成为铁钱的衍生物。”[242] 纵观一路历史﹐政府持续重农抑商﹐商品交换持续突飞猛进﹐货真价实的铜钱铸造﹐永远赶不上突飞猛进的货币需求。
唐朝（645~907）﹑宋朝（960~1127）都是近代以前最兴旺的经济体之一﹐两朝代遭遇货币不足的问题时﹐频频发挥巧思以为因应﹐其中就包括了以铅﹑陶片为材质铸造硬币﹐更且首开先河﹐推出世上最早的纸币。……“中世纪”中国的经济成长太快﹐商业化太快﹐超乎政治体制和金属供应所能应付。……光是11世纪﹐官方每年铸造的钱币﹐就成长了11倍﹐另外还有为数不少的私铸钱币﹐但仍然不够用。……政府开始发行更多官方纸币﹐规定它们可用以换取任何大宗商品﹐但贸易商只能使用这些纸钞﹐不得另行印制。1024年﹐中国政府已开始印制通行的纸钞（西方要再数百年才有同样的东西）。[243]
有美国人推算﹐1077年﹐不算“短距离的城乡交换”﹐进入长途贩运的纳税贸易﹐已占全国农业总值的20~30％。[244] 许倬云肯定﹐“宋以后的农业属于交换经济而不是自足性经济。”[245] 商品交换促进市场竞争﹐市场竞争促进社会分工﹐专业化生产促进技术进步。
以煤作燃料的钢铁生产和其他金属工业的发展特别显著﹐中国在11世纪生产的铁﹑钢和金属制品﹐可能比欧洲直到18世纪中叶生产的还多﹐用煤进行熔炼和取暖也比欧洲早七个世纪。
在农业﹑制造业和运输方面﹐在以前的基础上﹐迅速研制出大量新式工具和机器﹕用于耕种和脱粒﹔用于提水（抽水机）﹔用于纺织纤维的梳毛﹑纺纱和织布﹔以及用于绞盘﹑斜面﹑运河闸门和改进水陆运载工具牵引性能等等。水钟及碾磨粮食和完成某些制造功能的水力磨坊也广泛使用。所有这一切很像18世纪的欧洲﹕商业化﹑城市化﹑扩大的市场（包括海外市场）﹑增长的需求。因此﹐发明新机器和改进其他手段﹐就成了提高生产力的既关键又刺激的措施。
这些进展有可能导致中国发生一场真正的工业革命和它应有的一切深远影响吗﹖我们忍不住要想想﹐如果宋朝存在再稍微长些 — 或者成吉斯汗年轻时就死去 — 那么中国可能一直在无间断地领导世界﹐而近代欧洲的兴起也不会是已经发生过的那样。[246]
在当时西方人眼里﹐“一切通过勤劳而能够作出的发明﹐一切出于需要而引起人民注意的改良﹐一切为了个人利益而开发的财源﹐都在中国得到利用并使之有利可图。”[247] 特别值得一提﹐宋代成熟的三大发明﹕火药﹑印刷术和航海用的指南针﹐把欧洲封建社会连根拔起﹗不仅如此﹐“中国的工业比欧洲要早得多﹔在纺织业上﹐中国在12世纪时已经用水力驱动的机械纺麻纤维﹐比英国工业革命知道水力纺纱机和走锭精纺机早五百年﹔而在冶铁方面﹐我们被告知﹐中国早就懂得使用煤块和焦炭作为燃料﹐在风炉里熔解铁块﹐到11世纪末中国已年产12.5万吨生铁”。[248]“这一生产数字要比七百年后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铁产量还多﹗”[249]
宋代是中国经济的全盛时期﹐当时中国的技术水平远远超出当时欧洲的水平。……最晚到14世纪中国就在广泛使用水力或畜力纺纱机﹐它的技术比欧洲在18世纪以前使用的任何机器都要先进。[250]
我们不仅听到货物管理员﹑股东﹑投资者这些名词﹐还听到合资股份公司“联财合办”。……中国社会从唐朝贵族的﹑农村的和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成为宋朝菁英的﹑城市的和资本主义的社会。[251]
宋朝以后﹐中国重农抑商的传统并未根本改变。市场经济的深度和广度﹐持续高速发展。纸币敷衍“钱荒”近五百年﹐国际白银持续大量涌进﹐明清两朝“资本主义萌芽”物阜民丰。直到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除了秦晖新近指控“伪商品经济”﹐中国是否属于“市场经济国家”﹐西方列强从未提出质疑（她们自己的兵工厂﹑造船厂大多国营）。譬如“吴承明保守地估计18世纪有三千万石粮食进入长距离流通﹐或者说是足以供养1400万人。这个数字是对1800年前欧洲粮食长距离贸易的顶峰的一个宽松估算的五倍多﹐超过波罗的海地区在其全盛期一个正常年景粮食贸易粮的20倍。”[252] 譬如1912年调查﹐“大小铜元铸行之数已达290余万万”。另有占货币量四分之一的钞票﹐大量流通的银元﹑金银和外国货币。[253] 譬如美国学者卜凯1921~1925年调查﹐“平均每个农民收入的58％属于现金收入。……在中国中部和南方﹐估计那里的全部收入的66％是现金收入”。[254]
各省的富饶特产以及通过河流与大运河运送商品的能力﹐使得帝国总是保持繁荣昌盛。……中国境内展开的贸易活动规模如此盛大﹐整个欧洲都望尘莫及。
有识之士已经指出﹐世界任何地方的商业繁荣都比不上中国。
正如我们对亚洲参与世界经济的情况的考察所表明的﹐不仅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而且那些所谓的亚洲非理性和反对追逐利润的特征以及前（非﹑反）商业和产业资本主义的种种说法﹐都是不着边际的无的放矢。历史上﹐亚洲的经济和金融发展及相关制度不仅达到了欧洲标准﹐而且在1400年时超过了欧洲﹐在1750年时依然超过欧洲﹐甚至到1800年还高于欧洲。[255]
可以肯定﹐“西欧的土地﹑劳动力和产品市场与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市场相比﹐甚至迟至1789年﹐从总体上看可能距完全竞争更遥远”。[256] 只要不僵化囿于欧洲中心史观的“阶段论”﹐中国古代不但不封建﹐而且早早完成了欧洲苦苦追求的统一大业﹔不但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且钱同制﹑统一度量衡的市场经济无与伦比﹗— 补充一句土地买卖几千年﹐什么都甭多说了。“甚至在19世纪﹐英格兰全部土地中仍有约50％由聚居的家族占有﹐这使土地几乎不可能被出售。”[257] 实在有过于充分的理由断言﹕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近代落后挨打﹐绝非由于市场经济不发达。
更有哲学意义的进一步大胆假设﹕市场经济再发达﹐并非必然演进资本主义。中国的市场经济独步世界历史两千多年﹐微观市场竞争﹐宏观总量调控﹐统一法律﹑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统一市场的商品交换﹐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到鸦片战争打开国门﹐西方列强望尘莫及。经济规律绝对没错﹕市场经济商品生产﹐专业化分工＋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技术进步。恩格斯说﹕“航海业是确定的是资产阶级的行业﹐它把自己的反封建性质也烙印到了现代的一切舰队上。”[258] 不是欣羡人家蓝色航海文明吗﹖无可匹敌的高科技＋无可匹敌的综合国力＝郑和下西洋（七趟﹗）船坚炮利≠资本主义。
中国在三年时间建造或装修了约1681艘船只。对中世纪的欧洲而言﹐这样庞大的船队是不可想象的。[259]……一般的船宽150呎﹐长370呎﹐但是最大的船宽180呎﹐长444呎。它们与哥伦布的小旗舰 — 宽25呎﹑长120呎的“圣玛丽亚号”相比﹐是名符其实的浮动宫殿﹐而“圣玛丽亚号”比哥伦布的另外两艘船“平塔号”和“尼娜号”要大一倍。[260] ……最大的宝船重达7800吨﹐比19世纪前英国海军的任何舰只还大上两倍。[261]
中国人一直被称为非航海民族﹐这真是太不公平了。他们的独创性本身表现在航海方面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样﹐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发现的中国内河船只的数目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中国的海军在1100~1450年之间无疑是世界上最强大的。[262]
假设中国没有放弃贸易与探险﹐假设葡萄牙人到达印度洋﹐却发现了统治海洋的中国巨船﹐那会是怎样﹖或者﹐假设中国没有在到达莫桑比克海峡后停止探险﹐而是绕过非洲之角进入大西洋﹐从而打开了与西非和欧洲的海上通道﹐那又会是怎样﹖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对这些与事实相左的想象非常着迷﹐这倒不是因为有谁能知道答案﹐而是因为这些问题能发人深思。[263]
为此﹐马克思的黑体字﹐当真值得发人深思﹕“我明确地把这一切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264]
在《资本论》里的好几个地方﹐我都提到古代罗马平民所遭到的命运。这些人本来都是自己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自由农民。在罗马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被剥夺了。使他们同他们的生产数据和生活数据分离的运动﹐不仅蕴含着大地产形成的过程﹐而且还蕴含着的大货币资本形成的过程。于是﹐有那么一天就一方面出现了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一切都被剥夺的自由人﹐另一方面为了利用这种劳动﹐又出现了占有所有创造出的全部财富的人。结果怎么样呢﹖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他们比过去美国南部各州的“poor whites”（“白种贫民”）更受人轻视﹐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占有制的。[265]
在历史研究领域﹐“世界体系”们反复强调﹐资本积累和雇佣劳动古已有之﹐属于资本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充要条件。[266] 布罗代尔抱憾人们不注意﹐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两件事。[267] 前者靠霸权抢掠﹑垄断横行崛起﹐名符其实《反市场的资本主义》。[268] 帝国主义竞争优势确立无疑﹐自由贸易才成为他人务必遵循的国际惯例。[269] 彭慕兰认真考虑﹕
显然﹐迟至18世纪中叶﹐西欧的生产力或经济并没有独一无二的高效率。……说到“自由劳动”和市场在整个经济中的重要性﹐欧洲并不比中国和日本突出﹔事实上﹐它可能至少落后于中国。……所以﹐至少到现在为止﹐看来在这三个社会中﹐有着我们普遍认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型企业诞生所需的同样的条件。因而﹐到了考虑我们为什么会如此频繁地听到这类企业 — 和更广义的“资本主义”— 仅在欧洲出现的时候了。[270]
从古代到近代﹐中国的市场经济繁荣娼盛。叫不叫“资本主义萌芽”﹐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原始积累＋雇佣劳动﹐市场经济发达再发达﹐科学技术进步再进步﹐或迟或早﹐总会发明蒸气机﹐永远发展不出远渡重洋﹐逼迫大鼻子打开国门吸鸦片的资本主义。[271] 钱穆多次断言﹕“中国始终不能有资本主义之产生﹐则为中西双方文化之大相异处。”[272]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不说文化差异﹐不研究西欧诸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世界范围的“文明冲突”﹐抽象几条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中西比较﹐比什么﹐怎么比﹐咱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历史明摆在那里﹕“就中国而言﹐晚古时期不是黑暗的时代﹐而是复兴的时代。”[273]“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274] 多少世纪时间﹐中国高居“山登绝顶我为峰”的最高境界﹐五百年纸钱都玩剩下了﹐搞不出满世界打砸抢的资本主义。
杉原﹑彭慕兰﹑汉米尔顿﹑张维安都认为﹐在整个18世纪﹐东亚的经济发展在绝大多数领域至少能够和欧洲并驾齐驱。他们所提供的新的论据和论点都支持这一结论。实际上﹐王国斌﹑安德烈‧G.弗兰克以及彭慕兰早就认为﹐在18世纪晚期﹐中国的国内市场无论从规模还是密度上都远远超过任何一个西方国家﹐这种优势不仅与其人口多有关﹐同时还与它的商业化水平﹑农业生产率﹑制造业水平及人均收入水平相关。当时中国在这几个方面与欧洲最富裕国家的水平基本持平﹐甚至还要更高一些。持这种观点的学者隐含着的一个推论是﹐19世纪欧洲与东亚经济和政治结局的“巨大分野”并不能归因于欧洲体制在技术和结构方面要比东亚更为领先。[275]
中医讲究阴阳五行﹐没事找事治疗“未病”﹐胡说八道心主思想﹐偏偏歪打正着﹐典型的结构功能主义思想方法。[276] 生姜祛寒﹐辣椒上火﹐火在那里﹐能点着香烟吗﹖现代科学讲不清道理﹐却是长期﹑广泛﹑真实﹑须臾不离的客观存在。金创不餮海鲜 —“发”﹐拉稀少吃黄瓜 —“凉”。无论如何现代化﹐高楼大厦高耸入云﹐中医活在中国老百姓一日三餐的每一盘菜里。从1840年算起﹐西学东渐近两个世纪了﹐作为社会科学工﹐岂能心安理得﹐永远熟视无睹﹖体也罢﹐用也罢﹐中西医结合﹐隔行不隔理。总结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王亚南文章小标题﹕“我们应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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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斫木为耜﹐煣木为耒﹐耒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货通。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王雷鸣﹕《历代食货志注释》一册61页）
[2] 推荐参阅王小强﹕〈问题提出：历史哲学超历史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之一〉﹐《香港传真》No.2010~3（更新电子版No.HK2011~7﹐http://208.81.132.159/pdfs/HKFax/No%20HK2011-7.pdf）﹔王小强﹕〈无喱头《大话西游》﹖—“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之三〉﹐《香港传真》No.2010~53（更新电子版No.2010~37﹐http://208.81.132.159/pdfs/HKFax/No%20HK2010-37.pdf）。
[3] 参见李迈光﹕《东欧诸国史》。
[4] 吴敬琏﹕〈改革不言止步﹐中国还需努力﹕中国经济60年〉﹐《财经》2009年9月28日﹐74~103页。
[5] 虽然不辞辛苦﹐抄写许多卡片﹐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不难想象﹐我们不得不浅尝辄止了（参阅王小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启示〉﹐《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农村‧经济‧社会》二卷347~358页》。一晃30年时间过去﹐笔者仍旧只敢在提出问题的意义上﹐再次提纲挈领这个问题﹐供有兴趣探讨的同仁参考。
[6]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203页。
[7] 西方人类学有把刀耕火种的早期农业技术称为“园艺”（Horticulture）。“大体而言﹐这些技术与以后的技术相比并不能提高多少生产能力﹐这也许就是早期农耕共同体的健康在某些方面与食物采集共同体相比非常之差。所谓园艺﹐人类学家是指人类不利用犁铧和或者畜力的植物种植技术。在这些社会里﹐主要的农业工具无非就是锄头或者挖掘的棒头的棒头﹐用来种植植物种子﹑清除杂草﹐避免它们争夺土壤里的营养。”（戴维‧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264页）本文追随许倬云﹐在常识意义上﹐在比靠天吃饭更需要精心照料的意义上﹐称中国特有的精耕细作为“园艺农业”。
[8] 马克思﹕《资本论》三卷919页。
[9] 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76页。“到加洛林时代﹐采邑制已经遍布法国﹑西德和低地国家以及英格兰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大部分农业地区。”（本内特﹑齐格勒﹕《新全球史》469页）“勃艮第分割土地的法律 — 罗马四等分制的变体 — 把三分之二的土地给新的日耳曼所有者﹐而只把四分之一的土地给了罗马所有者。 ……日耳曼人没有改变他们对城市生活的厌恶﹐因此﹐那些可以与他们一起生活的罗马占有者被迫长期住在农村地区。”（波斯坦：《剑桥欧洲经济史》一卷28~29页）
[10]“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年梅特兰对庄园概念的表述最具有权威性。他认为典型的庄园应和村子一致﹐即一村一庄﹐庄园的土地分为领主自营地（由农奴的无偿劳役耕作）﹑自由领地和农奴领有地。各户农奴的份地由分散各处﹑相互交错的条田组成﹐各处土地耕作时统一轮流进行。另外﹐庄园上还有公共使用的牧场﹑水塘﹑森林等。……庄园上的劳动力是多种多样的。一般来说﹐庄园主都要控制少量的专业劳动人手﹐从事饲养牲畜﹑修理场院﹑各种手工业劳动等”。（朱寰﹕《亚欧封建经济型态比较研究》92﹑107页）
[11] 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11页。“在德意志﹐迟至14世纪领主还被认为负有供应一批村庄手艺人的责任。在这种场合﹐我们可以看到自给自足的地方专业化﹐……这种专业化所不同于为市场而进行的专业化的﹐在于没有交换。……他们主要是奴隶﹐但也包括某几类为满足大地产的需要而进行生产的农家手艺工人在内。诸如五金匠﹑铁工﹑建筑匠﹑车轮匠﹑纺织工 — 尤其是家庭作坊或女馆的女纺织工 — 磨坊主﹑面包师和厨师等等。”（马克斯‧韦伯：《经济通史》78~79页）
[12]“几乎所有的村子都会有几个工匠和商人﹐一边干农活﹐一边从事其他职业。有的人是车轮匠﹑铁匠和木匠﹐他们可以维修房屋﹑修理工具﹔有的则是屠夫﹑面包师和酿酒师﹐可以加工﹑出售食物和饮料。……村庄里有田地﹑树林﹑溪流﹑磨坊﹑工匠﹑供应食物的人和雇用工﹐确实是一个包含多种驱动因素的复杂的经济机器。”（原文黑体加重﹔本内特﹑霍利斯特﹕《欧洲中世纪史》图7.1﹐171~173页）
[13]“无垠的荒野并非完全荒无人烟﹐但在这些地方居住的人﹐如烧碳人﹑牧人﹑隐士或不法之徒﹐付出的代价是与其同胞长期分离。”（布洛赫：《封建社会》上卷124页）
[14] 朱寰﹕《亚欧封建经济型态比较研究》91~92页。“在缺乏工商活动的情况下﹐城市人口大幅减少﹐最后连国王和政府官员也必须搬到乡下的庄园（villa）就食。在查理曼时代﹐每个庄园都有一批工匠生产它所需要的一切民生用品。”（马雷﹕《西方大历史》124页）
[15] 卡尔‧博兰尼﹕〈自我调节市场与虚构商品﹕劳动﹑土地与货币〉﹐许宝强﹑渠敬东﹕《反市场的资本主义》29页。
[16]“欧洲在世界各洲中最显著的气候特征是海洋性和典型性。……西欧﹑中欧﹑南欧以及东欧西部的广大地区﹐年降雨量在500~1000毫米之间﹔……海洋性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冬季的温和﹑多雨。欧洲是一个高纬和中纬的大陆﹐可是和亚欧大陆东部的亚洲同纬度地方相比﹐或者和北半球任何同纬度的地区相比﹐欧洲的冬季降水充足﹐气温也高得多。在世界上只有欧洲是一个几乎没有荒漠的大陆。”（笔者黑体加重﹔胡焕庸等：《欧洲自然地理》44~45﹑58页）“温带地区以欧洲的自然条件为最佳﹔在欧洲内部﹐西欧则独占鳌头。以气候为例。……即使在冬季﹐西欧的气温也是宜人的。……结果﹐欧洲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农作物。这里的降雨相对四季均匀﹐极少暴雨﹐‘就像来自天堂的毛毛细雨﹐润物细无声’。这是全球最为奇特的降雨样式。……西欧一年四季和风细雨﹐蒸发缓慢﹐欧洲因之农业丰富﹐牛肥羊壮﹐阔叶林广布。”（笔者黑体加重﹔戴维‧兰德斯﹕《国富国穷》23~25页）
[17]“旧大陆的农业起源地带﹐不论两河流域﹐埃及以至于印度河流域﹐地形都是简单的﹐这种简单的地形只有甘肃省内的河西地方可以比拟。至于华北地区从湟河流域向东直到山东半岛﹐地形都很复杂。”气候区域划分﹐即便大致分类﹐又有不能笼统的复杂区别。“例如关中平原和天水及平凉两个谷地就和一般的黄土高原有别。而在大平原之中更有太行山区﹐伏牛山区﹐泰山山区及胶莱山区几个山地﹐而且洛阳谷地及燕山太行麓地又和一般的冲积大平原有别。尤其在史前及上古时期黄河三角洲及淮河三角洲是相连一个大沼泽区域﹐更增加地理上的复杂性。”（劳干﹕〈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跋〉﹐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185~187页）
[18] 孟昭华：《中国灾荒史记》2页﹔有关灾害种类参见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中国农业地理总论》28~37页。从公元前二世纪到20世纪40年代（共2140年时间）﹐中国历史记载自然灾害5145起。未记载的局部性地方小灾﹐不计其数（邓云特﹕《中国救荒史》7~44页）。
[19] 中国传统农业地区﹐与四百毫米降雨线基本重迭的明长城以内﹐均属典型的大陆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降雨集中﹐灾害频繁﹐作物种类和耕作制度复杂﹐适合小农经济。只有新疆灌溉绿洲和东北平原﹐气候稳定﹐地势平坦﹐可单一作物大面积种植。
[20]《管子‧形势解》﹐姜涛﹕《管子新注》437页。
[21]“班氏《食货志》﹐又有‘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之说﹐颜注谓﹐岁月有宜及水旱之利也。五种﹐谓黍稷麻麦豆也。予疑所谓种谷必杂五种者﹐非仅备灾害﹐亦非仅为岁月有宜﹐其中亦含有调剂土壤质力之用。盖至汉时亦已由杂五种备灾害之经验进入季节易种法之阶段”（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一卷156页）。
[22] 直到唐贞观13年﹐南方人口第一次超过北方（邹逸麟﹕《中国历史人文地理》表5~2﹕西汉至清代南﹑北方着籍户口及占全国百分比的变化﹐141页）。
[23] 治水的作用不容低估。嬴秦一统天下﹐仰仗都江堰灌溉成都平原和郑国渠灌溉关中平原﹐两个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以后﹐汉武帝治黄河﹐隋炀帝开运河﹐均属“赞天地之化育”之大手笔。
[24]“全球660多种农作物中﹐起源于我国的约有130余种﹐占世界五分之一﹐为全球八大农作物起源中心中种类之冠。”中国稻谷品种三万多﹐蔬菜品种亦为世界之最。（林辛欣等﹕《中国的世界之最》22~23﹑40页）基于丰富的物种﹐《管子‧地员》不厌其烦﹐详述上﹑中﹑下90种不同土壤适宜的农作物（夏纬英﹕《管子地员篇校释》带插图展开）。不仅如此﹐各类海外驯化的植物品种﹐均能在中国多样化的复杂地形﹐找到适合生长的位置。譬如“玉米生长在向阳的山坡上﹐甘薯生长在背阴的地方﹐花生生长在低洼地区﹐马铃薯能够在云雾弥漫的高处生长。”（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319页）
[25]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120页。
[26]“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天地参矣。”（《中庸‧右21章》﹐本文四书引文均以《四书集注》为准）
[27] 譬如〈上农〉开篇就是后稷的十个问题﹕“子能以窐为突乎﹖子能藏其恶而揖之以阴乎﹖子能使吾士靖而甽浴土乎﹖子能使保湿安地而处乎﹖子能使雚夷毋淫乎﹖子能使子之野尽为泠风乎﹖子能使槁数节而茎坚乎﹖子能使穗大而坚均乎﹖子能使粟圆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强乎﹖”（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687页）
[28]《诗经˙周颂˙载芟》。
[29]《诗经˙小雅˙谷风》。
[30] 许倬云﹕《汉代农业》147~148页。“结合《诗经》与其他文献数据﹐以及考古所见的植物种籽﹐人工栽培的蔬菜﹐至少有瓜﹑瓠﹑韭﹑葱﹑薤﹑蒜﹑葵﹑芜菁﹑芦菔﹑姜﹑菱﹑芡﹑荷﹑芹……﹔果实有桃﹑李﹑梅﹑杏﹑枣﹑栗﹑梨﹑橘﹑柚﹑榛﹑柿……﹔采集的蔬果类﹐则有蕨﹑薇﹑荼﹑郁﹑薁﹑藻﹑苹﹑堇﹑荠﹑卷耳﹑荇菜。”（许倬云﹕《万古江河》82页）
[31]“除了蓝马铃薯外﹐印加人还种植红色的﹑粉红色的﹑黄色的和橘柑色的马铃薯 — 各种各样皮质和薯肉的﹑外表光滑的和黄褐色粗糙薯皮的﹑生长期短的和生长期长的﹑耐旱的和喜水的﹑甜味的和苦味的（这是很好的饲料）﹑饱含淀粉的和那些肉质几乎如同黄油一样的 — 总共大约有三千个品种。”（迈克尔‧波伦﹕《植物的欲望》202~204页）
[32] 譬如﹐爱尔兰人口“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从三百万升到了八百万”。同一事物的反面﹕1845~1848年﹐一场马铃薯枯萎病﹐饿殍上百万。“在十年时间内﹐爱尔兰的人口减少了一半”（迈克尔‧波伦﹕《植物的欲望》213~215﹑242~243页）。
[33] 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223页。“奴隶为大片的土地增添了劳动力﹐因为奴隶制已成为生产的原动力。罗马人必须抑制自由农民。粗略估计﹐在罗马的意大利地区﹐奴隶占了农村劳动力的四分之一。”（阿利埃斯﹑杜比﹕《古代人的私生活》一卷59页）
[34] 彭慕兰计算﹐1800年前后﹐华北一个种植小麦和高粱为主的旱作区域﹐“每英亩种植面积使用的肥料约比西欧多40~60％。”（彭慕兰﹕《大分流》212页）
[35] 陆学艺﹑王小强：〈包产到户的由来和今后的发展 — 关于甘肃省包产到户问题的考察报告〉﹐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农村‧经济‧社会》一卷54~68页。
[36] 勒内˙格鲁塞﹕《伟大的历史》5页。“南方的农业比北方的更精耕细作”（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127页）。“每个曾对水稻栽培细加考虑的人﹐都留下那主要像是一种‘园艺’的感觉。”（李约瑟：〈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刘纯﹑王扬宗﹕《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98页）
[37] 许倬云﹕《汉代农业》6页。
[38]《汉书‧食货志上》﹐王雷鸣﹕《历代食货志注释》一册64页。
[39] 许倬云﹕《汉代农业》123~125页。“罗马帝国时代常有大量的奴隶在大片的农地上耕作﹐在意大利半岛上﹐这种大农庄通常是专业式生产﹐生产葡萄﹑橄榄等项经济作物。倒是北非才有大量的奴隶耕作生产粮食﹐但这时候不是密集的耕作﹐而是粗放的﹐用的是种族奴隶。……在精耕细作的农业制下﹐不能允许集体耕作的粗放制﹐所以要给予耕种者一些耕种的意愿﹐最好的办法就是佃户耕好分佃的土地﹐地主再收租取得利益。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佃耕是小自耕农以外最常见的劳力使用型态﹐正因为如此﹐虽然有土地兼并﹐中国的农业仍能保持精耕细作生产的水平。”（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26~36页）
[40] 譬如《管子‧轻重乙》罗列男耕女织的必备工具﹐“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鎒﹑一椎﹑一铚﹐然后成为农。一车必有一斤﹑一锯﹑一釭﹑一钻﹑一凿﹑一銶﹑一轲﹐然后成为车。一女必有一刀﹑一锥﹑一箴﹑一鉥﹐然后成为女。”所述种种﹐牛郎织女无能自制（姜涛﹕《管子新注》550页）。
[41]《孟子‧滕文公》。
[42] 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一卷156页。
[43]“殷亡之后﹐周天子分鲁以殷民六族﹐分卫以七族﹐其中好几族显然是以职业为氏的。例如陶氏是陶工﹐施氏是旗工﹐锜氏是釜工﹐长勺氏﹑尾勺氏是酒器工。试看这些姓氏和我们在前面讲到的分工的部门如何地吻合啊﹗其他还有索氏是绳工﹐繁氏是马缨工﹐樊氏是篱笆工等等。”（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50页）
[44]《许倬云自选集》468页。根据西方“原工业化史学”﹐承包商将合同分散到农村千家万户生产﹐资本主义从此崛起﹐被称为“工业化前的工业化”﹐甚至被视为18世纪末工业化之前的另一次工业化（王加丰﹑张卫良﹕《西欧原工业化的兴起》18页）。以此对照我国江南纺织业以及景德镇等高度集中﹑精细分工的机械化和大工厂商品生产﹐远远超过英国的“原工业化”﹐居然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越发没有道理可讲了﹗譬如﹐“在纺织业中涌现的最主要的新城市是曼彻斯特。曼彻斯特是兰开夏纺织区最大的工业生产中心﹐……1670年曼彻斯特人口达到了六千人﹐居民主要从事呢绒生产﹐这里成为重要的纺织业中心。在金属加工工业中涌现的新城镇主要是伯明翰。它‘从16世纪30年代尚不突出的集市地位﹐到1700年迅速发展成为巨大的工业中心。’伯明翰曾被人称为‘英格兰的铁匠铺’。……1650年增长到五千人﹐1700年增长到1.5万人。”（赵秀荣﹕《1500~1700年英国商业与商人研究》53~54页）
[45] 许倬云﹕《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24页。“十天赶一次集﹐轮流在一个地点﹐每个集都有两种人﹐农人背着几头猪﹑几只鸡﹑几斗米去卖﹐商人在那儿买这些猪﹑鸡﹑米。他们是小商人。小商人带来胭脂﹑水粉﹑菜刀﹑镰刀等东西﹐这些东西从镇上贩来。小商人买了鸡﹑猪﹑米﹐再到镇上卖给大一点的商人。这些大商人买了再运到城里去卖。如此从下而上﹐从上而下﹐不一定到全国中心做总集散。每一个中间站都可以集散﹐所以大商人住大城﹐小商人住小城﹐商贩行脚则往返镇市与乡集。”（《许倬云自选集》471页）
[46]“当一切情况良好时﹐细胞的极端专业化会有非常高的效率 — 但是要以极端的相互依赖作为代价。”（原文黑体加重﹔萨缪尔森：《经济学》上册79~80页）
[47] 江南市镇之分布形成网络﹐平均相距15公里﹐各乡农民往返时间大致相当（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26~36页）。布罗代尔叹为观止﹕“在初级市场的层面上﹐组织得最令人惊讶的肯定是中国了﹐其布局几乎达到了数学般地准确。先假设一个镇子﹐或一座小城。请在一张白纸上划一个点。点的周围坐落着六至十个村子﹐村与镇的距离可使农民当天走个来回。这个几何体 — 十个点围着一个中心点 — 我们称之为乡﹐即一个镇子市场的辐射区。在实际运作中﹐镇上的市场形成了按街按片经营的局面﹐零售﹑放高利贷﹑代书人﹑小食品﹑茶馆﹑酒馆等都有各自的经营区。斯金纳（G. William Skinner）说得对﹐中国的农村世界不是在村的模子里﹐而是在乡的模子里铸造出来的。同样﹐你们很容易懂得﹐镇子围绕着城市运转﹐与城市的距离适中﹐供应城市之需﹐并通过城市与远处沟通﹐得到本地不出产的产品。这一切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有个事实就清楚的说明了这一点﹐即各镇与中心城市的集市日期安排得互不重复。从一个集到另一个集﹐从一个镇到另一个镇﹐商贩和匠人赶赴不息﹐因为﹐在中国﹐匠人的铺子是流动的﹐你只能到集市上去找他们﹐也可以把他们叫到家里干活。总之﹐互相联结的﹑皆受监督的定期集市所组成的网络布满了并活跃在中国大地。”（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18~19页）
[48]“与中国﹑印度﹑西南亚和地中海东部地区相比﹐在中世纪早期﹐西欧的经济活动是相当缓慢的。”（本内特﹑齐格勒﹕《新全球史》469页）
[49] 1722年﹐殷弘绪神父在信中惊叹景德镇的劳动分工﹕“一件瓷坯在被送出这座工厂到窑房的过程中﹐至少要经过20余人之手﹐但是﹐并不发生任何混乱的现象。也许﹐这种劳动分工能使制瓷极为迅速的进行。……彩绘这一道工序是在一个车间里由许多工人合作完成的。”“中国高效的劳动是欧洲欣慕中国的事物之一﹐而殷弘绪神父的信既是对景德镇陶瓷制作的一种阐释﹐也是一种描述。这封信和其他类似的描述很可能影响了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富论》前几章中对劳动分工的描述”（笔者黑体加重﹔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331页）。
[50]“大约在公元前四千年﹐印欧人开始驯养马。最初﹐马可能是人们的食物﹐但很快﹐印欧人就学会了骑马。……驯养马的本领极大地提高了印欧人的实力﹐……凭借马的力量和速度﹐印欧人在面对其他民族时﹐在军事上处于优势地区。印欧人的很多族群认为自己优于其他民族的原因﹐可能就在于此﹐雅利安（Aryan）﹑伊朗（Iran）和爱尔兰（Eire﹐现代爱尔兰共和国的官方名称）这些词汇都来自印欧语的aryo﹐意思是‘贵族’或‘统治者’。”（笔者黑体加重﹔本内特﹑齐格勒﹕《新全球史》56~57页）
[51]“公元四世纪时﹐中国人用辕和肚带替换了原来用在牛身上的﹑几乎把马勒死的轭和辔头﹐从而解放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牵引力﹐这种辕和肚带由此而成为现代车辕和项圈带的前身﹐中国人一下子使马的力量增加了一到二倍。尽管中国的马比西方少﹐但是对马的使用更有效。中国的战车比西方的大﹑快﹐在战争中使用的历史比西方长五百多年。《后汉书》中记载﹐罗马社会一个鲜明的特点是车要小得多﹐这是因为西方只引进了四马二轮车和凹盘轮﹐公元400年前没有引进马辕和肚带。”（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45页）
[52] 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10页。“在中世纪﹐欧洲从中国引进了一种称之为钟表司行轮的工具﹐这种工具是钟表的一个必备零件。……这种擒纵器的发明者是佛教徒一行﹐他于725年把擒纵器安装在一个水力机械钟表上﹐从那以后﹐就在中国流行开来。……不久﹐钟表在欧洲的推广面比中国还要广﹐对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激发了人们的时间观念和数量﹑原子观念。……钟表提供了一个新的思维模式。……钟表范式应用在很多方面﹐在将繁琐哲学的大一统分解为逻辑﹑玄学和实证科学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176~177页）
[53] 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3页。
[54] 罗兹‧墨菲﹕《亚洲史》153~154页。
[55] 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12﹑53页。
[56]《许倬云自选集》472页。汉武帝治黄灌溉以后﹐“如果这种优势应用到小米产量上﹐再加上不用休耕﹐那么﹐中国粮食的平均产量将达到罗马西部的八倍。”（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11页）
[57] 王小强﹑白南风﹕《富饶的贫困 — 中国落后地区的经济考察》。
[58]“高祖父称太公﹐无名。母曰刘媪﹐并亡其姓。高祖行三﹐故曰刘季﹐既有天下﹐因名邦。一时群臣﹐如萧何为沛主吏掾﹐曹参为狱掾﹐任敖狱吏﹐周苛泗水卒史﹐申屠嘉材官﹐陈平﹑王陵﹑陆贾﹑郦商等皆白徒﹐周勃织薄曲﹑吹萧给丧事﹐樊哙屠狗﹐灌婴贩缯﹐娄敬挽车﹐惟张良为韩相贵冑。汉初王后亦多出微贱。”（钱穆﹕《国史大纲》上册128页）
[59]“它自始就具有这种性质﹐反之﹐没有一种具有货币性质的东西而不带有私人所有权的性质。”（笔者黑体加重﹔马克斯‧韦伯：《经济通史》148页）
[60] 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3卷93页。
[61] 卡尔‧博兰尼﹕〈经济﹕制度化的过程〉﹐许宝强﹑渠敬东﹕《反市场的资本主义》48页。
[62]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28页。
[63]“金﹐即充当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特殊商品﹐不要社会的进一步协助﹐就变成货币。”（原文黑体加重﹔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3卷113页）“由于一些至今无法解释的原因﹐各日耳曼王国一直未能发展出一种购买力较低的银制或铜制铸币。”（罗伯特‧福西耶﹕《剑桥插图中世纪史》75页）“拜占庭帝国一直使用金铸币﹐……受拜占庭或伊斯兰的影响﹐西西里和西班牙偶而也发行金铸币。”（约翰‧乔恩﹕《货币史》52~53页）。希腊﹑罗马都有过地方性铜币﹐因为行政局限和度量衡不统一﹐“铜钱和青铜钱通常只在发行它们的国家中流通。”（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159﹑214~215页）“在罗马后期﹐虽然同时存在着金币﹑银币和铜币﹐但最主要的是金币﹐因为在当时土地税收的缴纳全都是由金币来支付的﹐银币和铜币只是用于小宗的地方性支付。”（赵立行﹕《商人阶层的形成与西欧社会转型》191页）13世纪末﹐法国国王命令停止封建主铸金币和银币﹐可以继续铸铜币（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49~50页）。由此可见欧洲铜币流通范围和重要性的局限。
[64]“中国不仅最早只选用铜作为币材﹐而且从殷朝开始直到清朝中期的数千年漫长岁月中﹐金属铜一直持续不断地作为中华帝国的主要货币材料﹐这在世界货币史上是鲜有的。金﹑银﹑铁是在铜作为币材选择之后﹐作为辅助币材被使用的。黄金可能是进入铁器时代后﹐以它特有的稀缺性和充当储藏价值的适当性一直也作为货币使用﹐但一直没有像欧洲等世界其他民族或国家那样在相当长的时期将其作为货币主体。”（李锦章﹕《货币的力量》31页）
[65] 韦伯看到中国“铜依然是日常交易的通货。西方贵金属的广大流通量﹐是史家所熟知的﹐尤其是汉朝的史家。”却正题反用﹐据此断言中国“由于农业生产重于一切﹐是以货币经济直到近代几乎都比不上埃及托勒密王朝时的发展程度。”（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67~69页）其实﹐只要不说中国﹐韦伯并非看不清楚﹕“国内或地方贸易只能使用价值不太高的金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银或铜的使用﹐或两者并用。远程贸易有可能﹐并且由于必要有一个时期的确是用银子的﹐但在商业的重要性增加之后﹐就宁可用金子了。”（马克斯‧韦伯：《经济通史》152~153页）
[66] 王莽下诏金融改革﹕“民以食为命﹐以货为资﹐是以八政以食为首。宝货皆重则小用不给﹐皆轻则僦载烦费﹐轻重大小各有差品﹐则用便而民乐。”（《前汉书99卷中‧王莽传69中》﹐《25史》746页）
[67]“封建社会第一阶段欧洲的生活并非完全自给自足。欧洲与毗邻文明之间的交流存在着不止一个渠道﹐最活跃的渠道大概当推欧洲与穆斯林西班牙之间的交流﹐就如同大量的阿拉伯金币所证实的那样。”（布洛赫：《封建社会》上卷130~131页）
[68]《史记‧货殖列传》﹐王雷鸣﹕《历代食货志注释》一册51页。
[69] 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20页。“‘在中国﹐铜……在商业中的使用（比白银）比例更大……这些铜币……是以它的金属价值为基础进入流通的。铜币成为了交换媒介﹐而且对普通人非常重要’。然而﹐基本上所有的批发交易和对外贸易﹐都是用白银进行的。”（弗里德曼：《货币的祸害》164页脚注）
[70] 李锦章﹕《货币的力量》32页。弗里德曼说欧洲﹐“三千多年以来﹐黄金价格一直在高于白银价格9~16倍这一范围波动。”（弗里德曼：《货币的祸害》160~161页）金德尔伯格在《西欧金融史》用表4~1﹑4~2给出11~17世纪各地不同的金银比价。1625年﹐瑞典采用铜为货币的主要成分﹐“铜的价值仅是银的1％”（67﹑25页）。
[71] 中国明朝开始用银﹐“一两白银可以抵一千钱。……公元1702年（康熙41年）规定制钱一千作银一两﹐……公元1854年﹐已成为制钱1600文作银一两了。”（吴晗﹕〈明史〉﹐郑天挺〈清史〉﹐吕振羽等﹕《大师讲史》下册185﹑242页）1998~2000年﹐伦敦交易所三年交易的平均价格﹐同等重量金﹑银﹑铜的比价为1比59比5263（http://www.gzic.gov.cn）。
[72] 马克斯‧韦伯：《经济通史》38页。
[73]“中国的货币﹐自古即以铜钱为主﹐而且自秦汉以来﹐就普及到民间去了”（笔者黑体加重﹔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下册493页）。
[74] 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册229页。
[75]“这说明古代贸易方式走到了尽头﹐同时也表明﹐从商业活动的角度来看﹐历史进入了‘黑暗时代’。铜币的消失比银币还要早。大约在六世纪中叶﹐小铜币的铸造已经结束﹐此后一直到15世纪前﹐西欧没有再铸造过纯铜或青铜货币。”（赵立行﹕《商人阶层的形成与西欧社会转型》191页）
[76]“金币在13世纪又回到了欧洲。”（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127﹑203页）“然而﹐在封建时代的欧洲﹐商业贸易中从来没有完全不使用货币﹐它作为交换标准甚至在农民阶级中也从未停止过使用。……除去外币的仿制品﹑某些次要的小货币外﹐此时生产的惟一硬币是第纳里（denarii）。这是一种成色相当低的银币。金币只是以阿拉伯和拜占庭硬币的形式或以这两种货币的仿制品的形式流通使用。”（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上卷132页）
[77] 马雷﹕《西方大历史》138页。
[78] 马克斯‧韦伯：《经济通史》149﹑39﹑152页。
[79] 约翰‧乔恩﹕《货币史》57页。
[80] 马克斯‧韦伯：《经济通史》152页。
[81] 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1卷449页。
[82] 约翰‧乔恩﹕《货币史》47页。
[83]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序言2页。
[84]“刀布和环钱﹐都是中国独立产生出来的。因为布币是由古代的农具演变出来的﹐这种农具曾有出土﹐和初期的空首布一模一样。刀币也和殷墟出土的刀一样。这两种的渊源还可以远溯到石器时代去。环钱也是一样﹐殷墟出土的纺轮﹐就是这种形状。致于后来的方孔圆钱﹐也不是突如其来的。秦始皇的半两﹐可算是方孔圆钱中初期的代表。从形式上来说﹐他是环钱的变形”（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序言4页﹔清晰﹑详细的演变路线图﹐详见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演变史》表1~1﹑1~2和1~3﹐25~28页）。
[85]“在民间﹐自西周到春秋那一段期间﹐大概使用生产工具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因为随着农业的发达﹐生产工具的重要﹐自然要大于装饰品的贝壳﹐所以在交换的过程中﹐有些器具如刀﹑铲和纺轮等就会发展成为一般的等价物﹐在某一地区﹐某种生产工具用的最多﹐这种生产工具就变成这一地区的货币。……布币是由铲演变出来的﹐最早的布币﹐完全保留着铲的形状。……刀币体系很明显是由实用的刀演变出来的﹐原形未变。……刀币的流通范围﹐没有布币广﹐偏于东方。有人说古代西部的人多以农殖为主﹐所以用农具为货币﹐东部近海﹐人民多从事渔猎﹐所以用刀为货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序言4页﹑23~27页）郭老的说法大同小异﹕“货币的发展和商业的发展是相应的﹐商业的发展又依存于农工﹐以故货币的形式也多是取自农人工人的用具﹐这是很有趣味的一个现象。例如晋式的镈形是取象于耕具﹐而楚式的豆腐干形是取象于井田。有例如齐式的刀形是工人用具﹐而秦式的寰法也是环状石釜的再转化（环状石釜一转化而为璧﹐再转化为钱）。”（郭沫若：《十批判书》53页）
[86]“由此看来﹐小农经济与市场的联系是极为密切的。”（笔者黑体加重﹔吴松等﹕《中国农商关系思想史纲》76~77页）
[87]“此种金属制之器物﹐在取得货币资格之初期﹐其名称﹑形式﹑大小﹑重量﹐皆与其本来之名称﹑形式﹑大小﹑重量无异。怠其物之价值﹐由实用方面﹐移入于作交换媒介与物价标准方面时﹐其形式﹑大小﹑重量﹐为求取携便利之故﹐渐生变化﹔初或减其量而存其形﹐终乃变其形而仅存其名﹐或且并其名而更异之﹐而别附新名新义。此金属货币制成立之所由也。”（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一卷48页）
[88] 战国时代﹐币制各行其是。秦“及尽并六国之地后﹐则依各地之习惯﹐所行之货币﹐有钱镈属﹐有刀属﹐并有初流行之圜钱属﹐其孔或圆或方﹐形制极为复杂﹐大小轻重子母相权之系统﹐至不统一﹐故有始皇37年复行钱之法令。37之行钱﹐实非复也﹐特统一钱之制度耳。其名称虽仍袭‘钱’之旧﹐其形制则从仿似璧瑗之圜钱﹐盖以此为最便利也。于是贝瑗属﹐钱镈属﹐刀属等形制之币皆废﹐圆周孔方﹐遂成为中国制钱之定式焉。”（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一卷67页）
[89]《汉书‧食货志下》﹐王雷鸣﹕《历代食货志注释》一册89页。
[90] 秦皇“上币”绝非凭空杜撰。《管子‧轻重乙》有“先王度用于其重﹐因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故先王善高下中币﹐制上下之用﹐而天下足矣。”（姜涛﹕《管子新注》549页）《史记‧平准书》亦有“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汉书‧食货志》更有“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故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太公退﹐又行之于齐。”（王雷鸣﹕《历代食货志注释》一册30﹑87~88页）“西周已有三种形制的货币同时流通。……在其他古史典籍中﹐如《战国策》﹑《孟子》﹑《荀子》﹑《春秋》﹑《韩非子》﹑《吕氏春秋》﹑《晏子春秋》等书中﹐都有使用黄金货币的记载。这些记载说明﹐在先秦统治者之间﹐举凡朝贡﹑赏赐﹑馈赠﹑用间﹑游说诸侯﹑国际交往﹑大宗支付和对外扩张﹑债务清偿等等方面﹐普遍使用黄金。”（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演变史》15﹑110页）从币材说上﹐秦皇统一币制﹐不过“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
[91]《史记‧平准书》﹐王雷鸣﹕《历代食货志注释》一册14﹑23页。
[92]《汉书‧食货志下》﹐王雷鸣﹕《历代食货志注释》一册109页。
[93] 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3卷113页。
[94]“在文艺复兴塞维利亚称雄的时代﹐欧洲需要消费的介质﹐最初是黄金﹐黄金的价值由于德国中部发现了白银而得到提升﹔后来﹐当墨西哥和秘鲁为世人所知时﹐消费介质变成了白银。”（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233﹑305页）随着交换的普及﹐欧洲币材逐步便宜。公元800年左右﹐查理大帝铸银币﹐冠以镑﹑先令﹑便士之称。“佛罗伦萨在1232年开始采用自己的﹑更重的银币。……到14世纪末期﹐几乎每个欧洲国家都在使用三种铸币 — 金﹑银及铜或镍等价值不大的金属”（约翰‧乔恩﹕《货币史》3﹑21页）。
[95]“金银在中国﹐自古即是宝藏价值的工具﹐同时作为国际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有时也作为价值尺度和价格标准。但中国古代没有铸造金银币﹐也不用金银为流通手段﹔流通手段﹐基本上都是用铜钱。历代虽有金银钱的铸造﹐但这种金银钱﹐只具备货币的形式﹐目的不是为流通。”（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序言8页）
[96] 笔者黑体加重﹔李锦章﹕《货币的力量》39﹑35页。
[97]《史记‧平准书》﹐王雷鸣﹕《历代食货志注释》一册17页。
[98]《盐铁论‧错币》。从决定论上说﹐其实是“币由下”﹐不过执行中需要由上统一币制﹑统一发行。
[99]“19世纪也是首度打造一泛欧货币的时代。一心欲重振其伯父之伟业的拿破仑三世﹐致力于将欧洲其他货币与法郎（法国大革命时期才创造出来的新货币）连结。拿破仑三世主张﹐这改革将使币制趋于合理﹐促进交易。但英国不愿将英镑的币制﹐改成法郎与美元的偶倍数。”（彭慕兰﹑史蒂夫‧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281页）2000年进入新纪元﹐欧元总算诞生﹐“金融海啸”又岌岌可危。
[100] 元朝是唯一未被《丑陋的中国人》彻底同化的外来统治﹐所以短命。根本原因错在了坚持与国际惯例接轨﹕官﹑吏﹑僧﹑道﹑医﹑工﹑匠﹑娼﹑儒﹑丐﹐“知识分子”排“老九”。
[101]“我们应从秦始皇的后面﹐看清战国时代的社会经济因素﹐认识农业技术的进步﹐商业的兴起﹐客卿在各国政治的地位﹐以及游侠的活动情形。这些因素﹐促使中国在秦的领导之下统一。”（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7页）
[102] 地方割据以后﹐方言兴起﹐“拉丁文死于枯竭”﹐“成了死语言”（Françoise Waquet﹕《拉丁文帝国》380页）。
[103] 推荐参阅朱云影﹕《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公元前二世纪以降﹐中国在朝鲜置郡县达四百年之久﹐……越南在五代以前为我国的郡县﹐其历史属于国史的一部分。”（11﹑18页）日本更用横竖撇捺因地制宜﹐创造出诸多汉字没有的错别字 —“和字”（参见陈舜臣﹕《日本人与中国人》）。“汉字不仅为中国作为一个帝国打下了基础﹐而且为东亚的文化统一奠定了基础。”（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14页）
[104]“基督教世界的通用语拉丁语……作为一种存在了两千年的用于实际交流和科学创新的语言﹐……拉丁语曾是学习知识的唯一途径﹐”最终被地方化方言 —“一系列的子语言所代替。”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加泰罗尼亚语﹑奥克语等等﹐均属拉丁语系（奥斯特勒﹕《语言帝国》297~304﹑482页）。
[105] 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7~8页。
[106] 本内特﹑齐格勒﹕《新全球史》。
[107] 许倬云﹕《万古江河》137页。
[108]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册36页。“拉丁文成了名副其实的‘欧洲符号’”。“拉丁文曾是西方社会最为普及的语言﹐因为它是罗马帝国的建立者 — 罗马人 — 的语言﹐是帝国境内唯一的‘普通话’。”（Françoise Waquet﹕《拉丁文帝国》172﹑6页）“越来越多的高卢人改说罗马话﹐使用罗马文字。拉丁语逐渐取代高卢的文字﹐进而成为现代法语的源头。……拉丁文在罗马帝国灭亡后的许多年间仍然是西欧人民一般使用的语文。例如﹐在法国一直要到16世纪弗兰西斯一世才下令停止使用拉丁文﹐改采法文。此外﹐直到路易14时代还有许多哲学家与作家用拉丁文发表他们的作品。直到今天﹐天主教的弥撒仍然只采用拉丁语。致于今天的意大利文﹑法文﹑西班牙文和东欧的罗马尼亚文也都是拉丁文演变而来。”（马雷﹕《西方大历史》48~49﹑62页）
[109]“罗马帝国有约30~50万人的军队戎守边疆﹐条条大路将各个省区联结到罗马城”（本内特﹑霍利斯特﹕《欧洲中世纪史》9页）。“同波斯﹑中国﹑印度和希腊化帝国相应的措施一样﹐罗马人也是通过建设运输和交通网络来完成帝国一体化的。从古代开始﹐罗马的建筑师就享有‘杰出的筑路师’的盛誉。他们的路有很深的路基﹐路旁有围护﹐有排水渠﹐路的上面还铺设了大块平坦的筑路石。罗马的主路宽6~8米 — 可供双向车辆同时行驶﹐甚至那些蜿蜒的山路也有2~3米宽。沿路还设置了里程碑﹐帝国的邮政系统为往来的信差提供了驿站。”（本内特﹑齐格勒﹕《新全球史》288~290页）
[110]“实际上﹐假如罗马帝国没有在地中海区域内实现统一﹐那么﹐保罗的传教和他的信徒就只能局限在耶路撒冷的早期基督徒的小范围内﹐而不会传播得那么远了。……罗马帝国也是基督教传播的一个工具。早期基督教徒尽管遭遇了罗马官员的残酷反对和迫害﹐但是这种新的信仰充分利用了罗马良好的帝国组织﹐迅速扩展到整个地中海盆地以及更远的地区。最终﹐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帝国的资源和提倡使得基督教比以前传播更快﹑更广。”（本内特﹑齐格勒﹕《新全球史》278页）
[111] 许倬云﹕《万古江河》140~141页。
[112] 专门出版辨识女巫的手册《女巫槌子》﹐包括各种野蛮的测试方法。在法国﹐女巫的死刑直到1680年才废止（Ackerknecht﹕《精神医学史》第四章）。
[113] 埃及﹑印度﹑阿拉伯﹑中国文化﹐都拿精神病当病。只有欧洲﹐独具长期极其残酷迫害精神病患者的历史（推荐参阅米歇尔‧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笔者在讨论中西医结合和东西方文化比较时﹐还会展开涉及。
[114] 譬如罗马基督教国教以后﹐“异教信仰（paganism）仍将存活很久﹐特别是在农村里﹔‘异教’（pagan）一词即源自拉丁语的‘农民’（paganus）”（本内特﹑霍利斯特﹕《欧洲中世纪史》23页）。由此可见西方专制意识形态﹐打击面不惜有多宽﹐与针对少数知识分子之一部分的焚书坑儒﹐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
[115]“长城无疑是一个惊人的壮举﹐尽管大部分壮丽的长城是明代而不是汉代建造的﹐但长城总归是屹立在哪儿。中国的城市有令人难忘的城墙﹐但没有西方那样古典﹑不朽的公共建筑物﹐比如环形剧场﹑高架渠﹑拱门﹑教堂﹑浴室﹑剧院和神庙。”（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18页）
[116] 笔者黑体加重﹔萨缪尔森：《经济学》上册80﹑72~73页。
[117] 笔者黑体加重﹔陈戎女﹕〈译者导言〉﹐西美尔﹕《货币哲学》10页。
[118]“在东方﹐货币兑换业是一种古老的行业﹐但对西方来说却是崭新的行业﹐十字军东征以前的一百年内由阿拉伯传入西西里﹐后来又传入意大利。”（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14~15页）
[119] 值得补充注明﹐“皮币”并非汉武首创。《管子‧小匡》有“诸侯以缦帛鹿皮四介绍以为币”（姜涛﹕《管子新注》191页）。《孟子‧梁惠王下》有“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汉武思钱若渴﹐有司建言﹕“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于是﹐从谏如流﹐拿皇家动物园独有的白鹿皮40万“一口价”﹐榨取钱财的理由言之凿凿（《史记‧平准书》﹐王雷鸣﹕《历代食货志注释》一册13页）。汤因比赞叹皮币意义重大﹕“公元前119年﹐中国帝国政府还出色地想出了一种闻所未闻的真理﹕金属不是唯一的可用以铸造货币的材料。”（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册73页）。
[120] 晚唐闹“钱荒”﹐《新唐书˙食货志四》载﹕“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京兆尹裴武请禁与商贾飞钱者﹐廋索诸坊﹐十人为保。……自京师禁飞钱﹐家有滞藏﹐物价寖轻。判度支卢坦﹑兵部尚书判户部事王绍﹑盐铁使王播请许商人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每千钱增给百钱﹐然商人无至者。”所以《宋史˙食货下三》说﹐“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王雷鸣﹕《历代食货志注释》一册369~370页﹔二册312页）
[121] 可见《马可波罗行纪》471﹑473﹑475﹑477﹑478﹑481﹑483﹑484﹑486﹑498﹑501﹑503﹑505﹑507﹑512﹑515﹑517﹑520﹑523﹑526﹑546﹑547﹑549﹑557页。
[122]“因为中国每次用纸币﹐必发生通货膨胀﹐所以人们就不加区别﹐而对纸币制加以攻击了。”（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下册346页）该原理日后被美国《经济学》教科书承认﹕“经济史是通货膨胀的历史。”（萨缪尔森：《经济学》上册292页）
[123]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35﹑170页。“波斯的蒙古可汗乞和都时政府财政发生困难﹐有人提议采用中国的办法印纸币﹐并且请求孛罗丞相把印纸币的方法教给他们。公元1284年9月12日开始发行﹐用了两个月﹐商店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交易停止﹐路上没有行人﹐结果又把它取消了。”（韩儒林﹕〈元史〉﹐吕振羽等﹕《大师讲史》下册91~92页）
[124] 从《河觞》到《大国崛起》﹐海内外学人时常抱怨中国文化不如西方文明﹐阻碍现代化﹐被余英时赐名“文化批判者”。秦晖《传统十论》﹐堪称典型。余英时义愤填膺﹕“客观方面﹐中国在过去三四十年中把过去的文化积存几乎糟蹋光了。……不但如此﹐文化批判者的迁怒甚至从旧名教扩大到整个中国文化及其源头（如最近《河觞》所表现的心态）﹐这符合现代人对知识必须‘实事求是’的要求吗﹖”（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506~509页）
[125] 这里借用金观涛﹑刘青峰的“超稳定结构”（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 — 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126]“因此﹐这种情况完全不同于对古代中国农业社会的一般印象﹐后者认为它是由分散的﹑孤立的﹑自给自足的农户构成的。”（许倬云﹕《汉代农业》148~149页）
[127]“只要政府上层不坏﹐流通与周转可以一直进行﹐不会有很糟糕的局面。”（笔者黑体加重﹔《许倬云自选集》177﹑472页）
[128] 宋金议和﹐淮河为界。1183年统计﹐“金总人口4400万﹐其中女真族不过615.8万”（陈舜臣﹕《中国历史风云录》287页）。
[129]“为加强了解中国最古农业系统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先指出两个基本史实﹕（一）黄土区域农业的开始与黄河泛滥平原无关﹐（二）我国最古的农业与灌溉无关。换言之﹐我国最古的农业是旱地陆种农业﹐与旧大陆其他古农业系统有基本上的不同。西南亚两河流域﹐东北非埃及尼罗河流域﹐和印度西北部印度河流域全是泛滥平原﹐其农业基础是灌溉。……为彻底扫除近年一度盛行的‘水利史观’﹐我们还应该更进一步对我国灌溉工程起源甚晚这一重要史实﹐作正面的检讨。近三四十年来史前及殷商时代遗址大批发掘的结果﹐始终没有发现有关灌溉的实物证据。”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谓东方式专制政体乃古代大批动员民众从事水利灌溉之结果。此书论及中国上古时代﹐歪曲史实﹐错误百出。”（笔者黑体加重﹔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178~179﹑107页）
[130]“一般人好以黄河比拟尼罗河﹐实则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是比拟不伦。因为黄河三角洲﹐所谓古代‘九河’所在的地方﹐完全是沮洳泽地﹐再因为中国正处季风带﹐夏秋之间大雨﹐黄河泛滥的时间﹐正是农作繁忙之际﹐所以黄河有百害而无一利。只有河套区域﹐处于沙漠地带﹐正可利用黄河灌溉﹐这就是黄河惟富一套的说法﹐但是河套区域的灌溉及农作的利用﹐是汉武帝以后的事﹐和中国文化的发源不相关涉。”（劳干﹕〈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跋〉﹐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185﹑189~190页）从泛滥平原的基本假设出发﹐魏氏断言﹕“原始时代中国人开始在华北平原进行耕作时﹐他们很快就认识到﹕最有丰饶潜力的中心地区同时也是破坏的可能性最大的中心地区。……中国人建筑的巨大河堤﹐虽然不能完全排除这种情况下所固有的危险﹐但是其规模却比得上﹑甚至超过这个地区的准备性（即供应用水）的工程。”（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15页）魏氏所云华北平原的“巨大河堤”﹐当然不是“原始时代中国人”干的。
[131] 根据Ulrich Menzel（宋荣培﹕《中国社会思想史》124~125页）。
[132]“古代文献上夏禹治水无疑义不是信史。殷代卜辞中亦从未发现水利灌溉的痕迹。”（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117~108页）1920~30年代﹐顾颉刚领衔﹐质疑大禹治水的传说（顾颉刚：《古史辨》一册）。是故﹐有官方学术机构断言﹕“关于《禹贡》著作的年代﹐今人已有基本一致的看法﹐成书约在战国中期﹐是一本托名圣王﹐总结战国时地理知识的著作。”（编写组﹕《中国水利史稿》上册40页）即便有治水﹐“在一开始﹐灌溉必定是在很小的局部范围之内的一种实践活动﹐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诗经》记载的只是一个池﹐而《战国策》中的灌溉渠道的规模也不可能是很大的。生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孔子﹐只是提到过沟洫﹐但没有说在当时有大型的灌溉渠道。”冀朝鼎统计方志记载﹐从春秋到秦亡（公元前722~206年）五百多年间﹐仅有15次治水活动。频繁兴修水利﹐直接跟随经济重心区由北向南转移﹐12世纪（南宋）始有明显发展（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16﹑36~42页）。根据冀朝鼎的方志记载统计﹐李约瑟罗列各朝水利工程的年平均数﹕宋3.48﹐明8.2﹐清12.0﹐周＋秦＝0.0175﹐汉0.131﹐唐0.88（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四卷三分册319页）。
[133]《史记‧平准书》﹐王雷鸣﹕《历代食货志注释》一册30页。
[134]《盐铁论‧通有》。
[135]《魏书‧食货志》说“夫为国为家者﹐莫不以谷货为本”。《隋书‧食货志》说“夫厥初生人﹐食货为本”（王雷鸣﹕《历代食货志注释》一册165﹑203页）。历史上﹐“商贾不行﹐农末皆病”（苏轼）﹑“商借农而立﹐农借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以相病”（陈亮）﹑“以厚商以利农”（张居正）﹑“工商皆本”（黄宗羲）﹑“无农则无食﹐无工则无用﹐无商则不给。三者缺一﹐则人莫能生也”（包世臣）等等学术讨论﹐史不绝书（参见吴松等﹕《中国农商关系思想史纲》﹑郭庠林：《中国古代宏观经济管理》）。
[136] 薛凤旋﹕《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72页。“随着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之间的分工日趋巩固和加强﹐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在商代取得了显著发展。‘商人’的名称可能即由此而来。”（郭沫若：《中国史稿》199页）“殷人的商行为无疑是已经开始了。《周书‧酒诰》称妹土人‘肇牵车牛远服贾’﹐肇者始也﹐可见在周初人的眼目中认商行为是始于殷。大约就因为这样﹐所以后世称经营这种行为的人便为‘商人’的吧。”（郭沫若：《十批判书》16页）“根据商朝的‘商’字推测﹐商朝可能是中国最早有商人的时代。为什么做买卖的人叫商人呢﹖可能是商朝的人最先会做买卖。”（杨向奎﹕〈中国奴隶社会和初期封建社会〉﹐吕振羽等﹕《大师讲史》上册133~134页）“迁到殷之后他们还是自称为商。‘商业’这个词﹐意思是商的人所从事的职业。‘商’本身是国名﹐原本没有‘商业’的意思。”（陈舜臣﹕《中国历史风云录》38页）毛泽东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中说﹕“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刘国石﹕《宋明帝刘彧传》1页）“商品经济从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商品生产的意思。”（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毛泽东文集》七卷439页）略有不同的说法是﹐“由于殷人善贾﹑周人重农﹐后来周人以贱视殷人鄙视贾人﹐竟通称贾人为商人了。这就是中国人称生意人为‘商人’的缘由。”李亚农注﹕“徐中舒先生根据这一段文字说‘商贾之名﹐疑即由殷人而起’。见《国学论丛》一卷一号111页。”（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54﹑60页﹔《李亚农史论集》上册471页）“殷商的商业十分发达﹐‘殷人贵富’﹐殷族善于经商。周灭商后﹐重农轻商﹐轻视殷人﹐就把做买卖的叫做商人（今‘商人’一词的出典就由此而来）。”（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演变史》13页）杨联升为余英时作序〈原商贾〉曰﹕“谈商人之起源﹐特别是商贾与殷商有无关系﹐有多少关系﹐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3页）
不管殷商是否商朝﹐“殷代的商人是十分活跃的﹐他们的商业行为不仅发生于部落与部落之间﹐不仅发生于殷人的疆域之内﹐而是远远地超过他们的国境了。我们知道殷墟出土了许多玉器﹐而殷人的版图内并不产玉﹐玉出产于遥远的西方和西南方﹔殷人爱贝﹐而贝是出产于南太平洋一带的。为了取得这些物资﹐商人们固然不一定要亲身走到产地去﹐而是从中间人那里购买来的﹐但他们还是必须走到国境﹐或走出国境才能买到这些商品。这些事实证明﹐当时的商人为了博取利润﹐走得多么远啊﹗商人们为了发财致富﹐既然甘冒路途的危险﹐远走他乡﹐则国内必有广大的市场才能保证他们辛辛苦苦贩来的货物不至于没有销路。据考古学提供的数据﹐殷人国境之内是有广大的市场的。”（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51~52页）
[137]《周易‧系辞下传》。
[138] 陈舜臣﹕《中国历史风云录》9页。
[139]《周易‧系辞下传》。
[140]《史记‧货殖列传》﹐王雷鸣﹕《历代食货志注释》一册36~37页。
[141] 王亚南说得恳切﹕“治水交通以及其他公共事业的必要与可能﹐往往是发生在集中的专制政体已经形成以后﹐而在嬴秦时代的那种形态的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又必然是发生在‘訾粟而税’的地主经济基础已经大体形成以后﹐单从治水灌溉的要求﹐是不足以说明的。……在秦代官僚政治形成过程中﹐我们实在很难发现治水要求从中起了多大的作用。……总之﹐进行水利工程也好﹐抵御外侮也好﹐选贤举能也好﹐都是维持一个专制王朝必要的措施。我们不能倒转过来﹐说这些措施的任何一方面是专制官僚政治产生的基本原因。没有封建的地主经济作基础﹐中央集权的专制官僚政体是不可能因为任何理由而发生与发展的。”（笔者黑体加重﹔王亚南﹕《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论纲》46﹑14~15页）
[142]“这种观点多少不同于一般习见的看法。后者总以为中国的农业社会由许多自给自足的村落合成﹐彼此之间各不相涉。事实上﹐汉代已有不下二三十个具相当规模的城市﹐座落于联络各地区的大小干道上。汉代的生产力﹐足可产生繁荣的工商业。”（《许倬云自选集》162~164﹑471~472页）
[143] 汉米尔顿﹑张维安﹕〈帝国晚期经济结构中商业的重要性〉﹐阿里吉等﹕《东亚的复兴》243页。
[144] 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334~335页﹔重复照抄在秦晖﹕《市场的昨天与今天》121页。
[145] 迈克尔‧佩罗曼﹕《资本主义的诞生》301页。
[146]“中国的集约农业﹐终究会使农民把非农业活动的资金与劳力﹐转化为专业货品的生产﹐让农民在农业收入之外﹐享有可观比例的农舍工业的收入。”（《许倬云自选集》473﹑165页）“汉初有人估算农户全部生产收入中有20％与‘六畜’（鸡﹑狗﹑猪﹑马﹑牛和羊）有关。”（许倬云﹕《汉代农业》93页）
[147] 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172~173页。
[148] 推荐参阅黄仁宇的历史小说《汴京残梦》﹐绘声绘色。秦晖承认﹕“《清明上河图》里的熙熙攘攘与《东京梦华路》中描绘的‘不夜城’式的繁华商业﹐即使今天仍能令人赞叹。”（秦晖﹕《思无涯﹐行有制》168页）
[149] 譬如《新唐书˙食货志四》记载﹐开元盛世﹐“刘晏盐法既成﹐……亭户冒法﹐私鬻不绝﹐巡捕之卒﹐遍于州县。盐估益贵﹐商人乘时射利﹐远乡贫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巡吏既多﹐官冗伤财﹐当时病之。”（王雷鸣﹕《历代食货志注释》一册355页）
[150] 譬如《晋书‧食货志》记载﹕“孙权嘉禾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赤乌元年﹐又铸当千钱。”（王雷鸣﹕《历代食货志注释》一册161页）
[151]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册14页。金朝“印的纸币一个票面一千贯﹐到后来﹐真正的流通价值每钞只值一钱﹐连工本都不够。”（邓广铭﹕〈两宋辽金史〉﹐吕振羽等﹕《大师讲史》下册35页）
[152] 阿利埃斯﹑杜比﹕《古代人的私生活》一卷67页。
[153]“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50石﹐除十一之税15石﹐余135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90石﹐余有45石。石30﹐为钱1350﹐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1050。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钱千五百﹐不足450。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王雷鸣﹕《历代食货志注释》一册68页）
[154]“站在资本主义生理学立场﹐我们也可以说每一个国家经过一段奋斗之后必须将其上层结构改组﹐以便迎合新法制﹐通常也要翻转其低层结构﹐以便产生能够互相交换的局面﹐更要经过一段司法与立法之改革﹐才能使上下之间紧密联系﹐也才能使以上三个原则顺利发展﹐通过财政税收币制诸种政策﹐使公私互为一体﹐也就是使整个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黄仁宇﹕《资本主义与21世纪》34页）
[155] 李锦章﹕《货币的力量》109页。
[156] 马克思﹕《资本论》三卷932~933页。
[157] 推荐参阅王小强﹕《投机赌博新经济》对所谓“知识经济”的认识。
[158]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6卷一册15~16页。
[159] 魁奈：〈赋税论〉﹐《魁奈经济著作选集》206页。推荐参阅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
[160] 吴晗﹕〈明史〉﹐吕振羽等﹕《大师讲史》下册128页。
[161] 推荐参阅唐浩明﹕《曾国藩》三册。
[162] 杰弗里‧帕克﹕《城邦》15页。香港“国土面积”一千平方公里。
[163]《史记‧货殖列传》说的是“汉兴”情景（王雷鸣﹕《历代食货志注释》一册42页）。
[164] 李锦章﹕《货币的力量》30页。
[165]“在缺乏相当活跃的商业的情况下﹐形势就是如此。”（布洛赫：《封建社会》上卷126﹑132~133页）
[166]“色太尔”是法国古代的度量单位（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71页）。
[167] 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24页。
[168] 马克斯‧韦伯：《经济通史》156页。
[169]“假设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国外市场﹐那末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247页）
[170] 罗素﹕《中国问题》54页。
[171] 陈舜臣﹕《中国历史风云录》65页。
[172] 英国开车行左﹐欧洲大陆行右﹐仅此一点不同﹐至今让海底隧道通车多年的英法两岸人民浑身不舒服。与香港回归祖国类似﹐直接﹑间接﹐造成多少交通事故？
[173]《管子‧轻重甲》﹐姜涛﹕《管子新注》544页。
[174] 秦始皇修长城的同时﹐在子午岭上修直道﹐直到阴山脚下﹗（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七编﹕直道遗址编）
[175] 班固着《汉书》﹐按“圣人﹑仁人﹑智人……愚人”的品级高下﹐排列〈古今人表〉﹐只会流臭汗的愚公和“立万世法”的商鞅平起平坐﹐公输般﹑齐桓公﹑扁鹊﹑孙子﹑吴起﹑苏秦﹑张仪﹑司马错﹑宋玉﹑范睢﹑孟尝君﹑春申君﹑秦始皇﹑吕不韦﹑李斯﹑荆轲等等各行各业的顶尖人物﹐统统等而下之一﹑两个级别。
[176]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16页。“中国在交通运输方面大量使用河流﹑运河﹐……因为在前现代条件下﹐陆路交通比水路运输代价要高20~40倍。……正是有了大运河﹐中国的商业货物实行水运的比重和产品商品化的比重﹐都高于晚古时期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17﹑78页）大运河堪称水路之高速公路。“608年可以充分地被视为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年。从这年起﹐不仅隋炀帝统治下的每一个行省都可以从水路到达﹐而且到上一个世纪即19世纪﹐中国任何一个统治者都离不开利用运河所建立起来的漕运制度。……在上海南面至杭州62英里的地方﹐不少于324条支运河流入和流出主干运河﹐这些支运河的宽度平均达到19~22英尺。在南京和上海之间162英里的地方﹐这种支运河的数量达到593条。”明朝廷用1.2万艘船只运输漕粮﹐另有两千艘用于运输其他物品。“根据船板质量﹐船只的平均使用年龄为5~10年。这样﹐每年需要大约两千艘新船填补进去。”（黄仁宇﹕《明代的漕运》9﹑5﹑55页）“大运河长度大约是欧洲最大的朗格多克运河的十倍﹐后者是由Colber建造并从1681年开始投入运营的﹐全长大约240公里﹐只能航行相对较小的船只。”（安格斯‧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59页）“根据李约瑟的看法﹐哈德良统治下的罗马帝国面积有176.3万平方英里﹐道路长4.85万英里﹐平均每千平方英里的领土有27.5英里长的道路。而中国汉朝的面积是153.2万平方英里﹐道路有2.2万英里长﹐平均每千平方英里的领土有14.35英里长的道路。而且﹐对于汉朝来说﹐道路是交通系统的主体﹐但对于罗马﹐道路只是交通系统的补充﹐因为地中海的海道至少是陆路的两倍。李约瑟认为﹐中国在交通运输方面大量使用河流﹑运河﹐与欧洲的地中海优势势均力敌。”（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18页）
[177] 笔者黑体加重﹔《史记‧河渠书》29卷。“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我国最早的有史实可考而位置已经明确的运河﹐也是全世界最早的一条位置明确的运河胥溪﹐开凿于公元前506年﹐从今天的苏州通过太湖﹐经宜兴﹑高淳﹐穿石臼湖﹐在芜湖入长江﹐全长一百多公里。这条运河就是吴王阖闾和伍子胥为了攻打楚国﹑便于运兵和运粮而开凿的。不久﹐吴国又开凿了由太湖而东经淀山湖入大海的运河胥浦。为了北上与齐国作战﹐吴国又开凿了从今江都到淮安的长达185公里的著名运河邗沟﹐连通了长江与淮河两大水系。公元前361年开始﹐魏国为了争夺中原霸主的地位﹐又开凿了著名的鸿沟﹐连通了黄河和淮河两大水系。到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为了解决进攻岭南的军队的粮饷的困难﹐用了五年时间在五岭山脉之中开凿了著名的灵渠﹐将湘江与漓江连接起来﹐秦军也就靠这条运河的运输线顺利地统一了岭南﹐使全国都纳入了秦帝国的版图。完全出于军事上的目的而开凿的灵渠实际上连通了长江和珠江水系。这样﹐在秦代﹐我国的黄河﹑淮河﹑长江﹑珠江四大水系都由于战争的需要而由几条运河连通﹐创造了我国和世界航运史上的奇迹。……从春秋时开邗沟开始﹐到元朝最后完成的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南到杭州﹐全长1794公里﹐是全世界最长的人工运河。它的开凿﹐从来就以运送军队和军粮为其主要目的之一。大运河的前期工程在隋炀帝大业二年（610年）全线通航﹐第二年就从江淮调军队七万人沿运河北上涿郡（今北京）﹐同时还北运了河南地区的大量库存粮食以及各种军需物资﹐用于隋代征高丽的战争。这以后﹐如唐代平定安史之乱所需的军粮﹐北宋时抗辽﹑金﹑西夏所需要的军粮﹐明代抗御蒙古所需要的军粮﹐基本上都是通过运河从江南运过去的。”（笔者黑体加重﹔袁庭栋﹕《解秘中国古代军队》267~268页）
[178] 许倬云﹕《万古江河》102页。
[179]《许倬云自选集》77页。
[180]“如齐的临淄﹐楚的宛﹑郢﹐赵的蓟﹐魏的邯郸﹐韩的大梁﹐秦的咸阳等”（薛凤旋﹕《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112页）。
[181] 许倬云﹕《我者与他者》34~35页。
[182] 许倬云﹕《汉代农业》149页。
[183] 许倬云﹕《万古江河》100~102页。
[184]“在中国﹐驿站制度是和官道及人工水路同时发展起来的。……唐朝（618~906年）的驿站制度通过1500多个驿站进行工作﹐其中将近1300多个驿站维持着陆上交通﹐有260个‘水上驿站’﹐有86个水陆兼用。”（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51页）
[185]“一样的道路网。汉朝的文官从地方上选出后﹐进京上任﹐一批小商人跟在后面﹔官员告老还乡﹐又有一批商人跟在后面走同一条路﹐这条大路是官员与商人共走的。……而且各地的邮亭﹑驿舍。官员可以不花钱去住﹐老百姓就要花钱﹐但住的地方是一样的。……有了官道﹐大家都可以在官道上旅行运输。就像清朝时﹐例如从江苏坐运河船经过通州到京城赶考﹐船头上挂着‘进京赴试’的牌子﹐一路上地方官都要保护。这条船上可能有几个举人﹐船后面可能跟着一大串小船﹐多半是商人的船。……这一条路线就与前面所说市场经济上由市集﹑乡镇到商业中心﹐到全国的分配﹐是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网络。这两个网络的重迭﹐就使得人才的周流与经济资源的周流完全配合在一起。”（《许倬云自选集》469~470页）
[186] 譬如《新唐书˙食货志一》记载﹐“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王雷鸣﹕《历代食货志注释》一册314页）
[187] 笔者黑体加重﹔许倬云﹕《万古江河》92页。
[188]“这个市场网可以分裂为地区性的市场网。因为中国幅员广大﹐各地的气候及自然资源均各有特色﹐农业生产限于自然条件有所不同的生产季节。气候与自然条件的差异使南北各有地方特产﹐地方性的交换网﹐整合为全国性的巨大网络。我以为这个网络的存在是中国经济形态的重大特色。”（许倬云﹕《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23~24页）
[189] 笔者黑体加重﹔许倬云﹕《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24~25页。
[190]“在宋代﹐一个路有几个长官﹔元代以后﹐一个地域性行政单位更是与经济地理分开﹐故意与自然地理分区不相配合﹔于是﹐省的划分割裂了﹐跨越了自然地理区与经济地理区。以至一个行省之内有不同的方言群﹐不同的生产方式﹐不同的物产。反之﹐同样的方言群与类似的地方文化却跨越封疆。”（许倬云﹕《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29~30页）
[191]《许倬云自选集》164页。
[192] 萧清﹕《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28~29页。
[193] 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上册22页。
[194] 推荐参阅乔安‧罗宾逊：《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经济学者把完全竞争当作一个专有名词﹕‘完全竞争’只存在于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农民﹑工商业者或劳动者在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大到使他个人能对市场价格施加影响的地步。”（萨缪尔森：《经济学》上册62页）
[195] 现实经济生活中﹐电线﹑电话线﹑有线电视﹐公路﹑铁路﹑天然气管道﹑上下水管道﹐广播﹑通讯的频谱资源﹐航空﹑航海﹑运河航运调度等等﹐均无可能利伯维尔场公平竞争。市场能够调节的范围十分有限。香港多年来被各种世界组织评选为“最自由的经济”﹐连土地私有制都没有。国际金融中心﹐港币与美元挂钩﹐货币价格市场调节的浮动范围＝零﹐与人民币的市场化程度不可同日而语﹗（推荐参阅王小强：〈白话反垄断〉﹐王小强﹕《摸着石头过河的困惑》275~294页）
[196]《管子˙国蓄》﹐姜涛﹕《管子新注》481页。
[197] 推荐秦晖的专文讨论（秦晖﹕《耕耘者言》306页）。
[198] 邓英淘﹑王小强﹕〈陕北生态建设考察报告〉﹐邓英淘﹕《再造中国﹐走向未来》231~241页。
[199]《汉书‧食货志上》﹐王雷鸣﹕《历代食货志注释》一册81页。
[200]〈乞免五谷力胜税钱札子〉﹐邓力勋：《苏东坡全集》下册463页。
[201]“你甚至可以使鹦鹉成为一个博学的政治经济学者 — 它所必须学的就是‘供给’与‘需求’这两个名词。”（萨缪尔森：《经济学》上册83页）
[202] 许倬云﹕《汉代农业》148页。
[203]《管子‧轻重乙》曰﹕“粟重而万物轻﹐粟轻而万物重﹐两者不衡立。……衡无数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管子‧揆度》曰﹕“物臧则重﹐发则轻﹐散则多。币重则民死利﹐币轻则决而不用﹐故轻重调于数而止。”（姜涛﹕《管子新注》557﹑525页）
[204]《史记‧货殖列传》﹐王雷鸣﹕《历代食货志注释》一册39页。
[205]《汉书‧食货志上》﹐王雷鸣﹕《历代食货志注释》一册68页。有意思的是﹐“取有余以补不足”一句﹐常被当代“市场”们拿来当作中国文化讲究平均主义的左证。
[206]《管子‧山权数》有“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饘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饘卖子者。”故〈山至数〉说﹐“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币。以币准谷而授禄﹐故国谷斯在上﹐谷贾什倍。”（笔者黑体加重）“遍有天下﹐则赋币以守万物之朝夕﹐调而已。”（姜涛﹕《管子新注》495﹑504~513页）因此﹐汉文帝时﹐贾谊倡立统一“法钱”﹐严禁民间私铸﹐提出“禁铜七福”（《汉书‧食货志下》﹐王雷鸣﹕《历代食货志注释》一册92页）。贾山反对废除盗铸钱令﹐明确提出﹕“为钱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也。”（《前汉书卷51‧贾邹枚路传21》﹐《25史》583页）
[207]〈国蓄〉﹑〈轻重乙〉。〈国蓄〉重复说﹕“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笔者黑体加重﹔姜涛﹕《管子新注》479~486﹑551页）
[208] 孔琳语（《晋书‧食货志》﹐王雷鸣﹕《历代食货志注释》一册162页）。
[209]“因为统一币制的核心﹐是‘货币王室专铸’﹐就是要把货币铸造权和货币流通管理权﹐用货币立法形式﹐收归中央政府掌管。这是封建君主权力的组成部分。为了防止东方诸侯残余势力的死灰复燃﹐统一币制也是一项有力措施。所以说﹐统一货币是秦王朝统一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演变史》24页）
[210] 萧清﹕《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2~3﹑46页。譬如《管子》说﹕“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乘马数〉）“今刀布藏于官府﹐巧币万物﹐轻重皆在贾之。彼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彼谷重而谷轻﹐谷轻而万物重。人君操谷币准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数也。”（〈山至数〉）“环谷而应假币﹐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櫎出万物﹐隆而止。国轨﹐布于未形﹐据其已成﹐乘令进退﹐无求于民。谓之国轨。”（〈山国轨〉﹐姜涛﹕《管子新注》470﹑511﹑489页）……《管子》后16篇不厌其烦的数量调控论述﹐以致于被学界冠名《轻重篇》。
[211]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序言9页。
[212]“就‘称提’这一概念的主要内容言﹐就是用金属货币或实物（钱﹑银﹑绢﹑茶盐钞引﹑官诰﹑度牒等）﹐收兑流通中过多的纸币﹐从而使贬值的纸币得以恢复其原来的价值﹐亦即设置纸币发行准备金﹐用以保证兑现﹐维持纸币价值的稳定。”王安石“置场平卖”政府发行的盐钞﹐“对于盐钞说来﹐这就是近代有价证券的公开市场政策的原理。可是﹐它在约一千年前﹐在我国却已是为人们所熟知并付诸于实践了。”（萧清﹕《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216~222页）推荐参阅汪圣铎：《两宋货币史》。
[213]《许倬云自选集》174页。
[214] 譬如《管子‧侈靡》曰﹕“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赡其所愿﹐则能用之耳。……巨瘗堷﹐所以使贫民也﹔美垄墓﹐所以使文明也﹔巨棺椁﹐所以起木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作此相食﹐然后民相利﹐……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事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因此﹐反对奢侈不宜一概而论﹐要数量调节适度。《管子‧乘马》又说﹕“黄金者用之量也。辨于黄金之理则知侈俭﹐知侈俭则百用节矣。故俭则伤事﹐侈则伤货。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货尽而后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后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不知量﹐不知节﹐不可。为之有道。”（姜涛﹕《管子新注》278﹑35页﹔详见郭沫若：〈《侈靡篇》的研究〉﹐《奴隶制时代》148~201页）
[215] 譬如《管子‧地数》曰﹕“夫本富而财物众﹐不能守﹐则税于天下﹔五谷兴丰﹐吾贱而天下贵﹐则税于天下﹐然则吾民常为天下虏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济于大海﹐观风之所起﹐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天下高我下﹐则财利税于天下矣。”从长期根本上说﹐“昔者癸度居人之国﹐必四面望于天下﹐天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独下﹐必失其国于天下。”（《管子‧轻重丁》）就短期政策调节而言﹐“善为国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后可以朝天下。”（《管子‧轻重乙》﹐姜涛﹕《管子新注》563﹑552页）
[216] 王安石义利之辨﹐铿锵有力﹕“孟子所言利者﹐为利吾国（如曲防遏籴）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则检之﹐野有饿殍则发之﹐是所谓政事。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答曾公立书〉﹐《王临川集》73卷464页）
[217] 黄汉﹕《管子经济思想》6页。
[218] 贾谊﹕《新书‧铸钱》。
[219]“托马斯‧格雷欣爵士（Thomas Gresham）是伊莉萨白女王的金融顾问﹐负责整顿女王父亲的‘大贬值’所带来的混乱局面﹐他还是皇家交易所的奠基者。他以格雷欣法则而著称﹕劣币驱逐良币。”（约翰‧乔恩﹕《货币史》24页）
[220]《汉书‧食货志上》﹐王雷鸣﹕《历代食货志注释》一册73页。
[221]“但是没有留下来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著作﹐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著作的。”（熊彼特﹕《经济分析史》一卷90页）
[222] 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190页。
[223]〈食货志〉在《旧唐书》勉强维持上下两卷﹐《新唐书》欧阳修撰五卷﹐《宋史》按田制﹑和籴﹑赋役﹑钱币﹑茶酒﹑市场等名目分门别类﹐上六﹑下八﹐共14卷﹐从此﹐《明史》﹑《清史稿》均分门别类六卷。推荐参阅王雷鸣﹕《历代食货志注释》﹐一套四册拿在手里﹐如果再参考历代正史之〈地理〉﹑〈河渠〉﹑〈兵〉﹑〈刑法〉等志﹐足以体会中国文化延续几千年﹐绝非简单一个意识形态。
[224]《圣经‧路加福音》18章原文﹕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哪﹗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
[225]“一直到启蒙时代﹐所有权及营利的道德基础才出现。”（格林斯潘﹕《我们的新世界》169页）专题论述推荐参阅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226] 雅克‧巴尔赞﹕《从黎明到衰落》38页。
[227] 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38页。
[228] 马克斯‧韦伯：《经济通史》224﹑168~169页。
[229] 马克斯‧韦伯：《经济通史》224﹑169页。
[230] 杰克‧威泽弗德﹕《成吉斯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237页。“为什么在工业革命前﹐商业为世人所鄙视﹖……商人无所归属﹑贪婪﹐是所有罪恶之源﹔他们增加奢侈和弱点﹔他们改变自然状态﹐远航到遥远的岛屿﹐超越大海这一大自然的障碍﹐带回那些原本不属于自家种植的作物。这些观念从古老的希腊和印度那里流传下来﹐直到本杰明‧孔德和查尔斯‧莫拉斯。”（阿利埃斯﹑杜比﹕《古代人的私生活》一卷125页）
[231] 杰克‧威泽弗德﹕《成吉斯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237页。
[232]“国家中的分子也有不能算作公民的﹐这就是工商阶级﹐……在希腊许多国家当中﹐做工艺的人都不能有公民的资格”（狄金森：《希腊的生活观》59﹑107~108页）。
[233] 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72页。“法律禁止罗马元老从事海上贸易”（阿利埃斯﹑杜比﹕《古代人的私生活》一卷129页）。“罗马元老院成员或特权贵族﹐由于法律禁止他们参与贸易的结果﹐遂变得过分重视了土地的占有。另一方面﹐他们却使用了间接的办法来规避这项禁止参与贸易的法令﹐就是﹐使用一个灵巧的奴隶或自由人来代做生意。”（詹姆斯‧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37页）
[234] 往回找补《罗马法》是典型案例（泰格﹑利维：《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4页）。
[235]《战国策‧齐策》。
[236] 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70页。
[237]“在千年之后﹐随着威尼斯在亚得里亚海域和东地中海的贸易中的地盘增长得更大﹐该城的人口迅速增长成为欧洲最大人口之一﹕1200年的八万人或者更多﹐1300年的12万人左右。”（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162页）相比之下﹐中国早在公元前二世纪﹐咸阳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到六世纪﹐南京人口超过百万。到18世纪﹐洛阳﹑西安﹑开封﹑杭州和北京﹐人口都超过百万。到此时﹐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出现过上百万人口的城市。直到1810年左右﹐伦敦才成为中国以外的第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比南京晚了1500年（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262页）。“清代﹐江南某些地区市镇人口已占总人口的35％左右。”（刘德增等：《亚细亚文明》95页）
[238]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7页。
[239] 吉尔斯﹑弗兰克﹕〈世界体系周期﹑危机和霸权转移﹐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1700年〉﹐弗兰克﹑吉尔斯﹕《世界体系》212~213页。
[240] 譬如841年﹐中书门下〈毁佛像奏〉﹕“天下废寺铜像﹑钟磬﹐委盐铁使铸钱﹐……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银铜铁之像﹐敕出后限一月内纳官﹐如违﹐委盐铁使依禁铜法处分。其土木石像合留寺内依旧。”（《旧唐书18卷上‧武宗纪》﹐《25史》3558页）“会昌五年（845）﹐4600座官寺﹑四万座私寺被毁坏﹐……大量寺属财产收归国有后﹐补贴了国家的财政。”（陈舜臣﹕《中国历史风云录》244页）譬如955年﹐“废天下佛寺3336。是时﹐中国乏钱﹐乃诏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柴荣皇帝振振有词﹕“吾闻佛说以身世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有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新五代史12卷‧周世宗恭帝纪》﹐《25史》5084页）
[241]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册281页。“在宋代﹐每年通常铸印20~30亿枚硬币﹐有一次还创下50亿枚的记录。”（黄仁宇﹕《黄河青山》404页）
[242] 笔者黑体加重﹔李锦章﹕《货币的力量》100页。
[243] 彭慕兰﹑史蒂夫‧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37~38页。
[244] 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54页。
[245] 许倬云﹕《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39页。
[246] 罗兹‧墨菲﹕《亚洲史》199﹑210页。
[247] 马弗利克﹕《中国﹕欧洲的模范》﹐转引自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298页。
[248] 戴维‧兰德斯﹕《国富国穷》72页。
[249] 笔者黑体加重﹔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6页。在当时“可能是欧洲的两倍﹐……铁在工业革命中占金属产品的一半。……一直到18世纪﹐中国的制陶业在世界上都享有垄断地位。”（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169﹑174﹑100页）
[250] 加里‧汉米尔顿﹑张维安﹕〈帝国晚期经济结构中商业的重要性〉﹐阿里吉等﹕《东亚的复兴》228~229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没有迹象显示工业革命前夕﹐欧洲的技术复杂度与印度次大陆或东亚有任何显著的差异。”（葛瑞里‧克拉克﹕《告别施舍》170页）
[251]“宋朝末年﹐中国船运是以合作股份公司‘联财合办’为基础的﹐远航至马拉巴尔海岸。”（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129~131﹑223页）“19世纪初山西省的大木厂﹐每家雇用的工人都在3~5千人之间。这使它们成为前工业世界中最大企业中的一些﹐并无疑暗示出它们能够筹集到足够的钱从事任何前工业活动或早期工业活动。到19世纪﹐在汉口这个中转大港﹐有很多企业是按照股份制原则组织的﹐投资者来自全国各种各样的不同地区﹔四川富荣大型盐场中制盐和售盐的企业也是如此。”（彭慕兰﹕《大分流》157页）
[252]“在人口最拥挤的所有社会之一 — 中国 — 进入长距离销售的农产品比例看来可能比欧洲高很多。……此外﹐吴的数字只包括中国众多粮食流通路线中最大的那些﹐甚至对那些路线也使用了谨慎的估计。例如﹐他省略了山东省﹐该省1800年的人口约为2300万 — 略高于法国的人口 — 既没有特别的商业化﹐也不是特别的落后。18世纪该省年平均输入的粮食足以养活70~100万人口 — 高于波罗的海贸易养活的人口 — 输出了大约同样的数量。”Masumdar广东调查“18世纪的甘蔗种植中心”15个县﹐“其中三个县据说有40％的土地用于植蔗﹐还有一个县为60％。”Robert Marks研究1753年前后广东和广西的农田种植﹐“马克斯认为﹐广东耕地的一半 — 2150万亩 — 用于非粮食作物应该是一个合适的推测”（彭慕兰﹕《大分流》30﹑112页）。
[253]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下册547~554页。
[254]“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和30年代特定地区的另外的调查所提供的数字是在38~58％之间。从这些数字不可能获得20﹑30和50年代出售农产品的精密估计﹐但是平均数字在很多地区大概处于30~40％之间﹐至于像长江沿岸一带﹐则超过50％。”（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49~150页）
[255] 笔者黑体加重﹔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34~35﹑430页。“直到18世纪﹐中国的识字水平都比欧洲高”（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14页）。“正是农业财富支持了传统季风亚洲历代帝国和灿烂文化﹐也是农业财富曾经维持了亚洲人总体上比其他任何地方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马可‧波罗时代以来的欧洲观察家就指出过﹐直到不久前﹐即18世纪某个时候之前﹐亚洲要比欧洲富裕。”（罗兹‧墨菲﹕《亚洲史》19页）
[256]“— 即更不可能是由有机会在众多贸易对手中进行自由选择的复数的买主和卖主组成 — 因而也更少满足亚当˙斯密设想的发展过程。”（彭慕兰﹕《大分流》14页）
[257] 彭慕兰﹕《大分流》68页。
[258] 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1卷450页。
[259] 戴维‧兰德斯﹕《国富国穷》119页。“15世纪初的极盛时期﹐明朝的强大水师拥有3500艘各型船舰”（Levathes﹕《当中国称霸海上》204页）。
[260]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31页。“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87年﹐……比世界上所有著名的航海家的航海活动都早。可以说郑和是历史上最早的﹑最伟大的﹑最有成绩的航海家。”（吴晗﹕〈明史〉﹐吕振羽等﹕《大师讲史》下册171页）
[261] 彭慕兰﹑史蒂夫‧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84页。“在这位郑和第一次航海的90多年后﹐瓦斯科‧达‧伽马发现了经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道﹐此时他的旗舰只不过120吨位。”算下来﹐为郑和“宝船”的65分之一。“直到近四百年后拿破仑建造他的旗舰“东方”号（L’Oriente）﹐西方才有足以和明朝称霸海上时的宝船差不多大的木造船只。”（孟西士﹕《1421﹕中国发现世界》465页）“关于船只大小﹐认为《明史》的记述有所夸张的想法虽然有力﹐但1957年在南京郊外的宝船厂遗址出土了巨大的舵﹐证明了这一数字没有经过粉饰。”（陈舜臣﹕《中国历史风云录》334页）当然﹐关于宝船大小﹐历来有更保守的估计（王天有等﹕《郑和远航与世界文明》）。尽管如此﹐宋明造船业全球首屈一指﹐是人人认可的不争事实。
[262] 笔者黑体加重﹔李约瑟：〈科学与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李约瑟文集》258页。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四卷三分册29章〈航海技术〉﹐用《河觞》＋《大国崛起》＋《丑陋的中国人》＋……不可同日而语的详尽史料证明﹐“那种轻率地认为中国人从来就不是一个航海民族的想法是错误的。”（笔者黑体加重﹔421页）
[263] 戴维‧兰德斯﹕《国富国穷》121~122页。
[264] 原文黑体加重﹔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430页。
[265] 原文黑体加重﹔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131页。
[266] 巴里‧吉尔斯﹑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世界体系周期﹑危机和霸权转移﹐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1700年〉﹐弗兰克﹑吉尔斯﹕《世界体系》167~235页。
[267]“我所抱憾的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如同在社会主义世界一样﹐人们拒不区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68页）
[268] 推荐参阅许宝强﹑渠敬东编篡的《反市场的资本主义》。
[269] 李斯特早说过：“任何国家﹐如果靠了保护关税与海运限制政策﹐在工业与海运事业上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发展﹐因此在自由竞争下已经再没有别的国家能同它相抗﹐当这个时候﹐代它设想﹐最聪明的办法莫过于把它爬上高枝时所用的梯子扔掉﹐然后向别的国家苦口宣传自由贸易的好处﹐用着那种过来人后悔莫及的语气告诉他们﹐它过去走了许多弯路﹐犯了许多错误﹐到现在才终于发现了自由贸易这个真理。……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学说的秘密就在这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307页）
[270] 彭慕兰﹕《大分流》193﹑154页。
[271]“拿鸦片换茶叶的贸易﹐在世界贸易史上或许不是较光彩的一页﹐却是颇为人知的一页。”（彭慕兰﹑史蒂夫‧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249页）
[272]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203页。
[273] 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91页。
[274]“中国的城市要比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大得多﹐商路也四通八达。纸币较早的加速了商业的流通和市场的发展。”（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5~6页）弗兰克说﹕“事实上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初期的传统中国在康熙帝统治下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化上都达到了最高的全盛期﹐中国所有社会状态从各方面都大大优于欧洲。”（宋荣培﹕《中国社会思想史》247页）
[275] 笔者黑体加重﹔乔万尼‧阿里吉﹑许宝强﹑孙诰烽﹑马克‧塞尔登﹕〈资本主义的历史﹕东方和西方〉﹐阿里吉等﹕《东亚的复兴》334页。
[276] 金﹑木﹑水﹑火﹑土对应肺﹑肝﹑肾﹑心﹑脾﹐既说脏器﹐更讲“脏象”﹐相生相克﹐相克相生﹐玄而又玄﹐连着《易经》（参见黄建平﹕《祖国医学方法论》）。
[277] 原文黑体﹔王亚南：〈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王亚南经济思想史论文集》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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