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政治复兴”将引向何方？
——评蒋庆、康晓光为代表的“大陆政治儒家”
曹铎之
引言
2011年1月，作为国家象征和政治心脏的天安门广场上树立起了一尊巨大如山岳般的孔子铜像。对此，各方立即做出了不同的政治解读和回应。——这当中，反响最大的当属国内“大陆新儒家”。他们可说是“欢欣鼓舞”，甚至奔走相告, 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激动。同时，有海外儒家学者更是惊呼：大陆政治风向，已是“一叶知秋”。
回顾“大陆新儒家”的缘起，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国内“大陆新儒家”已蔚为壮观，影响正不断扩大。——尤其自2004年7月的“贵阳会讲”以来，发展势头极为迅猛。其中最激进、也是影响最大的，是以蒋庆、康晓光为代表的“大陆政治儒家”一派，他们积极致力于“儒学”的重新“政治化”，借助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大肆鼓吹复兴“儒家政治”，提出要“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并要在中国建立一个体现所谓“王道政治”的“儒士共同体专政”等一系列政治要求和主张，使得一些对传统文化有好感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跟着他们跑，至今已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视的政治力量。同时，其极具外在迷惑性和内在强烈的意识形态特性，着实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和警惕。
那么，“大陆政治儒家”竭力鼓吹的儒家“政治复兴”，究竟会将我们引向何方呢？——深入研究和分析一下这一派的言论，可以说：以蒋庆、康晓光为代表的“大陆政治儒家”，其“复兴儒学”的政治本质，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极端错误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可从以下三方面加以说明。
一
长期以来，“大陆政治儒家”公开攻击和诋毁马克思主义，试图否定和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首先，攻击和诋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国家的立国之本。作为“大陆政治儒家”领袖人物的蒋庆，早在其1989年发表在台湾《鹅湖》杂志上的重头文章《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中，就明确提出：“儒学的根本原则与大陆的国家意识形态相冲突，复兴儒学必然要同马列主义发生正面对抗。”所以，他率先挑起了这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将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马克思主义：
（一）“马列主义是一种狭隘的个人学说。……马列主义只是一种个人理性构想出来的偏激的意识形态。”
（二）“在西方深厚的传统文化中马列主义没有根。马列主义表达的只是一种反对早期工业文明带来的后果的极端情绪。”
（三）“马列主义是一种政治批判哲学，……只有批判否定、造反革命的内容。如果硬要用马列主义进行德性教育，培养出来的只能是‘反潮流’、‘对着干’的造反派或天不怕、地不怕的‘白卷英雄’。”
……
这类歪曲事实、极具污蔑和攻击性的言论，在蒋庆文章中比比皆是。而且十足的武断、情绪化和极端化，只有根本否定性的价值判断，而没有任何具体的分析和论证，这些放肆的、诋毁性的语言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言论相比，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①
其次、公开与马克思主义争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指导权，试图否定和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在1989年的上述文章中，蒋庆就攻击说：“在当今的中国，一种外来的异族文化——马列主义——在国家权力的保护下取得了‘国教’的独尊地位，而这种异族文化既不能安立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又不能表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使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生命无处安立、精神彻底丧失的局面发展到了最高极点。”他进而提出：“儒学理应取代马列主义，恢复其历史上固有的崇高地位，成为当今中国代表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与民族精神的正统思想。”
2005年，蒋庆在其《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一文中更是直言不讳地提出了儒学（教）要与马克思主义争夺当今中国的“王官学”地位和“宪法原则”地位的政治主张，他说：“要通过儒者的学术活动与政治实践，将‘尧舜孔孟之道’作为国家的立国之本，即国家的宪法原则写进宪法中去，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也就是说，要恢复儒教古代‘王官学’的地位，把儒教的义理价值尊奉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
甚至在一篇题为《蒋庆等人谈当下儒学发展路线》的访谈文章中，他气势汹汹地说，在政治上“要马统则不能有儒统，要儒统则不能有马统，两者不可得兼！”——说得多么坚定，毫不含糊！
对此，我们不禁要问：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真的是像蒋庆所说的是“在国家权力的保护下取得”的吗？——稍有历史、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现、当代中国之所以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作为中国两千年来封建社会正统的政治理论——儒家学说，根本解决不了当时来自国内外各方面深重的危机，根本无法应对这一“两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当时落后、挨打的中国，先后经历了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运动、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自救，接着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戊戌变法”运动，这一切都以失败告终。继而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讨袁”、“护法运动”，中国人试图向西方学习，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帝国主义不让走，国内的封建地主阶级也不愿走，最终也没能找到根本出路，这才转向马克思主义，向苏俄学习，走“劳农俄国”的革命道路。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引下，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斗，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继而经过长期艰辛的探索和实践，逐步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尽管当前的现实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尽管马克思主义在其自身“中国化”历程中曾发生过种种偏差，但是所有这些问题，都只有靠进一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
历史告诉我们：一种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这个国家对这种理论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恰恰证明了：不是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国，而是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说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在国家权力的保护下取得”的，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②
更有甚者，作为这一派核心人物的康晓光火药味更浓，进而摆出一种要与马克思主义进行“殊死决战”的姿态。2004年11月，康晓光在中国社科院所作一篇题为《我为什么主张“儒化”——关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保守主义思考》的演说中，就斩钉截铁地断言：“今后二十年到五十年内，儒家必将与西化派（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笔者注）在政治和文化领域进行一场决战。——这是一场殊死的决战，因为它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
2010年9月，康晓光在其新著《阵地战》一书新闻发布会的主题发言中继而抛出了要打“持久”的“阵地战”的提法。他说：“现实中多种文化都在竞争‘文化领导权’，大家都在夺取一个个的堡垒。‘文化阵地’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政府、社团、媒体、学校、教堂、家庭、幼儿园等等。如果传统文化要想复兴的话，就要和官方主导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笔者注）、西方的主流文化（自由民主主义——笔者注）去争夺这些‘文化阵地’。所以我把传统文化回归‘社会化主体’的过程，理解为传统文化与其他文化争夺‘文化阵地’的过程，所以我这本书书名，就叫《阵地战》。”——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难道还不够明白、透彻吗？！
正如长期研究中国“新儒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方克立同志所说：“蒋庆的文章，可以帮助我们看清这种思想主张的实质，了解在中国大陆‘复兴儒学’到底意味着什么，明乎此，一些对中国传统文化怀有好感而并非自觉地跟着这种思潮跑的人，可能就会头脑清醒一些了。”他指出：“看看蒋庆、康晓光殊死决战的姿态吧，我们对这场意识形态斗争的严重性、尖锐性，难道还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吗？！”
二
“大陆政治儒家”不仅攻击和诋毁马克思主义，而且公开攻击和污蔑中国共产党，试图实质上否定和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首先，攻击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为政不仁”，污蔑中国共产党是公开掠夺人民大众的“精英联盟”。
1989年，蒋庆在其《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一文中，不顾事实地全面否定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成就，把社会主义中国的现实描绘得一团漆黑，问题成堆，甚至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在他的笔下，中国“经济停滞不前，人民贫困不堪”，“不断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人民三十年来最基本的生存要求与正当的物质需要都得不到满足”；“三十年来实行专制统治”，“当政者们以权谋私、贪污索贿、投机官倒、倾吞民利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权者们互相暗算谋杀，其手段之狠毒，心计之卑鄙，可以说得上前无古人”，“这个社会每时每刻都面临着动乱、崩溃的威胁与危险”；“邪说暴虐横行，私欲恶见膨胀，人的生命尊严与存在价值得不到最起码的尊重”，人们“道德沦丧”，“精神空虚，意志消沉，醉生梦死”，“现在生活在大陆的人们对道德的感受，就像生活在罗马帝国灭亡时期的人们对道德的感受一样已彻底失去了，唯一的希望就是等待世界末日的来临”。③
这一切，是事实吗？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一个满目苍夷、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蒸蒸日上、日益强盛的工业国，国民经济和工业化水平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和提高。虽然，这期间也经历了“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等局部甚至是全局性的倒退与挫折，但我们国家的总体发展方向还是前进的、向上的，这一点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蒋庆的这些话，显然离事实相去甚远。
2004年，康晓光在其《我为什么主张“儒化”——关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保守主义思考》的演讲中，公然攻击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为政不仁”。他十分露骨地污蔑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政府明智地抛弃了工人和农民，与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结成了联盟。我把它称之为‘精英联盟’。‘三个代表’，就是这种联盟的政治宣言。正是这样一种新、老精英的统治联盟，保持了中国的政治稳定，维持了中国经济的繁荣。”他说：“‘精英联盟’也就是‘掠夺联盟’、‘分赃联盟’。说白了就是‘精英勾结，掠夺大众’。”他甚至说：“我不寄希望于‘朱门没有酒肉臭’，只能寄希望于‘路上没有冻死骨’。你可以有你的利益，甚至你可以丧心病狂地掠夺，但是你要给老百姓一条活路。”
这是何等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谬论呀！——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工人和农民——这两大阶级，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最根本的基础和柱石，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最广大人民群众”中的最大多数。难以想象，我们党和国家、政府，怎么可能会“明智地”将他们“抛弃”呢？！
毋庸置疑，我们的党和国家、我们的政府，从来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抛弃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大根本的执政基础。我们的党和政府，从来没有忘记工人和农民这两大阶级的根本利益，从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中心思想，到高度重视百姓“民生问题”；从积极扩大城乡就业，到建立广泛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出台维护劳工权益的《劳动保障法》，到高度重视农民工的工资拖欠问题；从密切关注农民的“三农问题”，到逐步取消农业税、千方百计为农民“增收节支”……这一切，难道会是出自康晓光们所说的、一个具有“掠夺大众”、“精英联盟”性质的政党、国家和政府所为？——这岂不是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吗？！
其次，试图通过“儒化”共产党，从内部彻底否定和取代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及其领导地位。
2004年11月，正是在中国社科院所作的上述演讲中，康晓光明确提出了要“儒化”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策略，而被外界公认为所谓的“策略新儒家”。他说道：“我们儒化的原则和策略是什么？——儒化的原则是‘和平演变’。儒化的策略是‘双管齐下’，在上层，儒化共产党，在基层，儒化社会。首先是儒化中共。用孔孟之道来替代马列主义。党校还要保留，但教学内容要改变，把《四书》、《五经》列为必修课，每升一次官就要考一次，合格的才能上任。……有一天，儒学取代了马列主义，共产党变成了‘儒士共同体’，‘仁政’也就实现了。”他还说：“我比较乐观地希望能实现这样一种‘和平演变’。如果这种设想能够实现，那既是共产党的幸运，也是中华民族的幸运。”
康晓光说得可真是够露骨的，也真是够聪明的！不愧为公认的“策略新儒家”！——其政治策略十分巧妙：表面上看，似乎并不像主张“全盘西化”的自由民主主义者那样，公开质疑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仅仅是所谓“儒化”而已。但是，我们头脑要清醒！——这一“儒化”，即实质上的“取代”。因为“儒化”者，即从里到外的“儒家化”，即中国共产党要完全、彻底地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放弃千千万万革命先烈以生命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放弃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制度；放弃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放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执政理念，并且彻底、干净地抛弃广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一句话，就是要完全、彻底地改变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性质，蜕变而沦为其“儒家精英政治”的统治工具，真正成为其所说的、不折不扣的“掠夺大众”的“精英联盟”。所以说，其所谓“儒化”背后的政治本质和潜台词，就是要“取而代之”。无怪乎康晓光称之为“和平演变”呢！——这种政治策略，与主张“全盘西化”的自由民主主义者的“和平演变”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并无二致。
试想，有一天，共产党真的被他们“儒化”了，这时的共产党，还是那个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吗？试想，有一天，共产党真被他们“儒化”了，中国共产党，还能保有现在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吗？试想，有一天，中国共产党真的被他们“儒化”了，那真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幸运吗？！
康晓光们深知：最坚强的堡垒，只有从内部去瓦解它，才是最有效的办法。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处心积虑，要从内部来演变它、瓦解它、攻陷它，最终取代它，这真是“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呀！——从中也可以看清楚康晓光们险恶的政治嘴脸。
历史经验和教训，反复告诫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等各个历史时期的领导地位，是我们的事业取得成功和胜利的根本保证。反马克思主义者——不论是主张“复古更化”的“大陆政治儒家”还是主张“全盘西化”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们，他们都竭尽其攻击、污蔑之能事，竭力否定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及其领导地位，其本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使国家彻底改变性质和颜色。因此，是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对立一个根本的原则问题。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我们决不能有丝毫的糊涂和动摇，否则就会全盘葬送我们的事业，葬送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三
“大陆政治儒家”公开反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试图让中国走上一条“儒家资本主义”的道路。
首先，反对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主张搞“全盘私有化”，其实质是为了走“儒家资本主义”道路打下经济基础。
1989年，蒋庆在其《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一文中就集中批判和否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公然指责它不符合所谓“人性”和“物性”。他说：“中国大陆四九年用暴力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后，中国大陆的经济生活就陷入了紊乱，畸形发展，不断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是因为公有制从本质上来说是违背人性的，缺乏人性的基础，非但不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反而会窒息社会的经济生活。”
他进而说：“公有制的最大弊病，不是在于经济效益不高，而是在于违背了人性与物性。”反过来，蒋庆又用他的一套儒家学说，竭力论证其“全面推行私有制”的内在“合理性”及其所谓的“人性的基础”。
让人奇怪的是：儒家不是主张“仁义”和“性善论”吗？为什么在蒋庆那里，实际上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公有制，被认定为是不符合“人性”和“物性”的，相反，倒是充满了剥削与压榨的私有制，却竟然具有了天然的“人性的基础”，而成为“善”的象征和“天意的体现”呢？！——对此，蒋庆并没有讲，而是根本上回避了这个问题。——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所主张的“人性”和“物性”的这一套理论，到底是为哪个阶级的利益在服务的？其肯定私有制、剥削与压榨及其合理性背后的本质，又会是什么？！④
其次，在政治上试图建立一种带有浓重封建主义色彩的儒家精英政治（即所谓“儒士共同体专政”），以否定和取代当前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实质是为了走上“儒家资本主义”道路扫清障碍。
2003年，蒋庆在其名为《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的专著中提出了所谓“天道、历史、民意”这一“王道政治的三重合法性”理论，作为“政治儒学”的核心内容和政治纲领。那么，在政治实践中，到底会由谁来代表和体现其所谓的“天道、历史和民意”呢？
2004年，蒋庆在其《“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一文中提出了“儒家三院政体”这一政治实践上的构想。他说：“‘王道政治’在‘治道’上要实行议会制。议会实行三院制，每一院分别代表一重合法性。”即“通儒院”、“国体院”、“庶民院”，依次分别代表“天道、历史、民意” 这一 “三重合法性”。他说：“首先，‘通儒院’议长由‘儒教’公推之大儒担任，终身任职制；议员来源有两个途径：一是社会公推之贤儒，二是国家成立通儒学院，专门培养儒士任议员。其议员产生之规则可效仿古代‘荐举制’与‘科举制’。其次，‘国体院’议长由孔府衍圣公世袭，议员由衍圣公指定历代圣贤后裔、历代君主后裔、历代历史文化名人后裔等社会贤达人士产生。第三，‘庶民院’议长、议员按西方民主政治议会产生的规则与程序产生。”——这就是蒋庆的“王道政治”在政治实践中的具体落实！
显而易见，蒋庆的“王道政治”，从头到尾是一篇关于儒家精英政治、掺杂了封建主义世袭“天意”和资本主义“议会政治”的、纯粹“热昏了”的胡话！——其“王道政治”中，除了假惺惺的“民意合法性”之外，重点写入了建立在“天命论”基础上的所谓“天道合法性”和为历代王侯将相“传宗接代”的所谓“历史文化合法性”。而且，作为其“民意合法性”代表的“庶民院”，还是按照西方资本主义“议会政治”的规则与程序产生的，这就更加令人生疑了。难怪方克立同志说：“蒋庆的‘王道政治’，听起来简直像是隔世之梦话，但又确实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政治理想——笔者注）”。蒋庆先生，竟试图以这样的政治纲领，来取代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真是一条十分荒唐、可笑的“复古更化”路线。——假如这样政治路线，最终能够成功的话，则可想而知，我们的中国将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更有甚者，其同道康晓光的政治主张，则更是直截了当和十分露骨。——在他那里，连假惺惺的“民意合法性”这些民主“遮羞布”也不要了，只剩下了一个赤裸裸的、封建主义的“儒士共同体专政”。
康晓光在《我为什么主张“儒化”——关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保守主义思考》（2004年）的演说中大肆鼓吹和贩卖他的“仁政理论”。他说：“‘仁政’是最好的政治，而‘儒士’是实践‘仁政’的人。说白了，‘仁政’就是‘儒士共同体专政’。”
他明确说道：“儒家可以承认‘主权’属于全体人民，但坚持‘治权’（即统治权——笔者注）只能属于‘儒士共同体’。这是因为，天道高于民意，而只有‘儒士共同体’才能体认天道。”——他进一步解释说：“儒家认为，政治既要体现天意，也要体现民意。……天意高于民意，天意代表民意。总的说来，儒家认为天意和民意都可以由圣人和君子来传达和实践。”
好一个“天意高于民意，天意代表民意”！好一个“天意和民意都可以由圣人和君子来传达和实践”！——说白了，这不就是古代封建帝王“君权神授”的那一套东西的现代翻版吗？
不过，我还是想请问康晓光先生：究竟为什么“天意要高于民意，天意能够代表民意”？为什么“天意和民意”，只可以由你们这些所谓“圣人和君子”的儒家精英，来“传达和实践”，进而垄断这一切呢？！
康晓光给了我们一个令人哑口无言的答案。——他说，因为“在现实中，儒家认为人和人是不平等的，人和人之间有贤与不贤之分。儒家认为，‘大德’应该统治‘小德’，‘大贤’应该统治‘小贤’。也就是说，只有‘贤人’才配拥有统治权。……‘儒士’就是有贤德的‘仁者’，所以统治者只能由‘儒士共同体’推举，而无需全体国民选举。”
他进而说道：“尽管儒家主张儒士共同体之外的人没有统治的权利，但他们（指人民——笔者注）有获得良好统治的权利。也就是说，被统治者有权利要求统治者行‘仁政’。这是被统治者的‘天赋权利’。” ——这是何等露骨的封建主义言论呀！真让人不由得想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的那一套来！
好一个“被统治者的天赋权利”！好一个人民“有获得良好统治的权利”！难怪鲁迅先生说，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中国人民争得做稳奴隶资格的历史：若在治世，是暂时争到了做稳奴隶的资格;若在乱世，则是想做奴隶还不得。康晓光的这个“被统治者的天赋权利”，与鲁迅先生所说的“争得做稳奴隶的资格”又有什么区别？！
中国社会，经过上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大潮和新中国建立的洗礼，“科学”和“民主”早已深入人心。让人无法想象的是，今天，竟还有这样的封建主义的残余，大肆鼓吹这种荒谬的、露骨的专制主义言论，而且声势日隆、应者云集，这真要让人不禁倒抽一口凉气！
正如方克立同志所说，当前“这样露骨地鼓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天然不平等，‘儒士’、‘贤人’有“天赋治权”的专制主义、蒙昧主义的言论已很罕见，对其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实质也就无需多加评说，读了蒋庆、康晓光的上述文字，我想对大陆新儒家的政治思想应能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在上述演讲中，康晓光总结道：“有人说，既然都是权威主义，用‘仁政’替代马列主义有什么意义？——我说，当然有意义！而且是非常有意义！我们的现实是什么？——是私有制，是市场经济，是精英联合专无产阶级的政！而儒家正可以容纳私有制、市场经济、精英政治。”
现在，我们终于弄明白了：原来用来污蔑共产党的，正是蒋庆、康晓光们一心想要搞的那一套。而“私有制”和“精英政治”，正是他们的“王道政治”和“仁政”的潜台辞和内在政治本质，即试图让中国走上一条“儒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且是一条带有浓重封建主义色彩的“儒家资本主义”道路。
令人吃惊的是，蒋庆、康晓光的一些后继追随者们，竟然将上述“儒家资本主义”道路，硬说成是一条“儒家社会主义”的道路，还说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这样一条所谓的“儒家社会主义”的道路。——正如方克立同志所指出的：“当前三种‘儒家社会主义’论中，在舆论界影响最大的是第三种（指蒋庆、康晓光后继追随者们的“儒家社会主义”论——笔者注），与社会主义最不沾边的也是这第三种。……可笑的是，竟还有人把它叫做‘左派儒学’！”——可见，这不是欺世盗名，又是什么！
综上所述，“大陆政治儒家”的这种试图以全盘私有制和儒家精英政治，来否定和取代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政治立场和主张，是彻头彻尾的公然“开历史的倒车”，这是每一个具有良知和一般政治常识的中国人所决不能允许的！
四
在以前，如果我们还对蒋庆、康晓光为代表的“大陆政治儒家”抱有一丝认同和同情的话，则在认清了他们的政治本质之后，我们该怎么办？笔者认为应当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在政治上，要像反对“全盘西化”一样，旗帜鲜明地揭露其反马克思主义本质，与之明确划清界线。
反马克思主义，是“大陆政治儒家”的本质和要害所在。我们要头脑清醒： “大陆政治儒家”，在思想是极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决不能再稀里糊涂地跟着他们跑了。这方面，要做到“两分开”：
1、要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严格区分开来。
首先，我们决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把根本上的政治问题稀里糊涂地当成一般的学术问题来看待。——要知道，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必然会以理论上的争论和争议的形式出现，这时候我们决不能毫无原则地“和稀泥”、“当老好人”。对于政治上错误的思想，就应当理直气壮地加以批驳；该批驳的还是要批驳，决不能姑息纵容，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最终酿成后患。——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曾经说过：“乡愿，德之贼也！”正是针对那些毫无原则、立场、头脑不清的人说的，这在当前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思潮的背景下，尤其值得我们深思和警醒。
其次，我们也不能“不分清红皂白”地将一般的学术问题，无限上纲上线为政治问题来加以批判。——这既没有必要，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方法与立场。学术理论，自有其发生、发展的规律性，还是要通过不同流派、不同观点的不断讨论和争鸣来得以实现。——应该说，我们在这一点上是曾经吃过苦头的，所以要吸取教训，不能将这一批驳无限扩大化。做过了头，则就变成“过犹不及了”。
作为上述原则的具体落实和体现，关键是：我们要明确“大陆政治儒家”的概念，即什么是“大陆政治儒家”；判别和界定“大陆政治儒家”的客观理论标准是什么。——笔者认为，“大陆政治儒家”应当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大陆（或国内）政治上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复兴“儒家政治”，走“儒家资本主义道路”的那些人。换言之，即要同时具备以下两点，才算得上是“大陆政治儒家”：
（1）、“崇儒反马”。“大陆政治儒家”明确反对马克思主义，积极致力于复兴“儒家政治”，走“儒家资本主义道路”。反之，有些人仅仅是积极推崇、宣扬“儒学”，或者仅仅是同情“儒学”，但是他们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那当然不能算。即使他们自我标榜为“大陆新儒家”，也算不上是“大陆政治儒家”。
（2）、政治性。这一概念，是在政治上讲的，决非在学术上讲的。“大陆政治儒家”，是指在政治意义上和意识形态领域内明确打出上述旗号的那些人。除此之外，不论其怎样推崇、宣扬“儒学”，不论其在文化、哲学、伦理、宗教（并非政治意义上的）等学术领域内持怎样的观点，都算不上是“大陆政治儒家”。比如大量一门心思搞学术的、纯粹“形而上学”的“心性儒家”，他们在文化、哲学、伦理等儒家学术理论研究上见树颇丰，但根本不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论争，他们当然算不上是“大陆政治儒家”。
总之，我们要分清学术与政治的界线，严格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区别开来。既不能将学术问题“政治化”，也不能将政治问题“学术化”。这就是我们应有的立场、原则和态度。
2、要将反对“大陆政治儒家”与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区分开来。
当前，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其假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之名，行反马克思主义之实，这是毋庸质疑的。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否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家政治、思想、文化资源中所包含的例如“中庸”、“和谐”、“民为邦本”、“德治”、“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等大量思想文化精华，那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汲取的宝贵思想、文化矿藏和精神财富。因此，我们要将二者截然区分开来，在继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继而综合创新，将之发扬光大。
第二，在当前社会深刻变革的形势下，要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和引领社会思潮。
当前，我国正处在急速而深刻的社会转型期，社会阶层日益分化，人们的利益、思想、观点、文化、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但是，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思想教育，却无形中有削弱和“边缘化”的态势，从而给包括“政治儒学”、“全盘西化”在内的种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以滋生和蔓延的土壤和空间。
近年来，蒋庆、康晓光为代表的“大陆政治儒家”在学术、思想界纵横捭阖，不断出书立说，到处演讲，公开宣扬其“复兴儒家政治”的立场和政治主张，影响正日益扩大。然而，至今除方克立、武高寿、张世保等同志外，却少有马克思主义学者给予正面的驳斥和反击，甚至还有个别官方和正规的出版社为其刊行、宣传那一套政治理论，这实在让人感到错愕！
早在1989年，蒋庆在其《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中就明确说：“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可能性，还在于中国大陆出现了‘信仰危机’。所谓‘信仰危机’是指中国大陆的人们，普遍不再相信马列主义。……在现在的中国大陆，人们在精神上处于空白状态，这无疑为复兴儒学提供了一个最大的可能性。”其同道康晓光，在《我为什么主张“儒化”——关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保守主义思考》（2004年）的演讲中也说：“目前历史唯物主义提供的合法性已经非常微弱了。共产党自己的官员信不信都很成问题。让老百姓相信就更不要说了。”
这一切，正告诉我们问题的严重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阵地，正一点点地被削弱和蚕食。相反，包括“政治儒学”、“全盘西化”在内的种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则乘虚而入，迅速占领这些阵地和空间，而且言明了要与马克思主义打“阵地战”了。我们不去占领，他们就要来占领了。而且，要和你展开“一场殊死的决战”（康晓光语——笔者注）！
基于此，我们要正视当前的这一局面，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和引领社会思潮。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指导地位。同时，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整合和引领当前多样化的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充分鼓励和挖掘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所蕴含的积极向上的精神潜力，最大限度地形成思想共识，以凝聚各方力量，共同推进我们共同的事业！⑤
参考文献：
1、《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三点看法》 ：方克立 2009年01月10日 《红旗文稿》
2、《评大陆新儒家“复兴儒学”的纲领》 ：方克立 《大陆新儒学评论》文集 上注①、③、④三处，均为基本原文录自此文章
3、《大陆新儒学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方克立》 2007年第5期《马克思主义研究》
4、《背景、立场、问题及其命运------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陆新儒家》 ：张世保 《大陆新儒学评论》文集
5、《大陆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关系探论》 ：张世保 《大陆新儒学评论（第二辑）》文集 ②处为基本原文录自此文章
6、《评“儒教救世论”》 ：武高寿 《大陆新儒学评论》文集
7、《自觉划清“四个界限” 切实筑牢思想防线——学术理论界关于划清“四个界限”的研究动态简述》 ：钟欣 2010年第十四期《求是》
8、《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 ：国防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执笔：王玉周） 2010年第十七期《求是》 上注⑤处，为原文录自此文章
9、《灯下漫笔》 ：鲁迅
10、《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 ：蒋庆 １９８９年８、９月第１７０、１７１期 台湾《鹅湖》
11、《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 ：蒋庆 三联书店 2003年5月第1版
12、《我为什么主张“儒化”——关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保守主义思考》 ：康晓光 2004年11月 北京大学燕南网站
13、《“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 ：蒋庆 2004年
14、《仁政：权威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理论》 ：康晓光 2004年第4期 《战略与管理》
15、《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 ：蒋庆 2005年
16、《关于<阵地战>一书发布会的主题发言》 ：康晓光 2010年9月
特别说明：
本文中①、③、④三处，基本原文录自方克立同志的《评大陆新儒家“复兴儒学”的纲领》一文中的相关段落；⑤处，原文录自国防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的《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一文中的相关段落；②处，基本原文录自张世保同志的《大陆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关系探论》一文中的相关段落。 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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