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神话”：资本主义人本价值观的前提批判术

“人本神话”：资本主义人本价值观的前提批判术

    

    【内容提要】伴随着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脚步声，资本主义高喊着“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高举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帜降临于尘世。然而，资本主义社会一贯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不过是统治阶级精心编织的，用来美化自己、欺骗人民的“人本神话”。今天，我们应当对资本主义的人本精神展开前提性反思和批判，避免不加反思地全盘接受资本主义的人本逻辑，从而坠入资产阶级预先设下的“人本陷阱”。资本主义社会客观存在的九个方面的背反决定了其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人本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理想的人本社会在今天还没有出现，但它必然到来。

    伴随着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脚步声，资本主义高喊着“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来到了人间，高举着“自由、民主、人权”的大旗降临于尘世，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原则已经发展为系统的人性论和人本学说。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从物质生活到政治文明，从文化精神到制度设计，从私人领域到公共领域，从政治理念到伦理学说，从市民社会到政治国家，似乎都渗透着强烈的人本精神，以至于在部分人的心目中造成了这样一种挥之不去的印象：资本主义社会是真正的人本社会，而且唯有资本主义社会才是以人为本的社会。资本主义一时间成为世人向往的“天堂”，资本主义的人本精神正呈霸权之势席卷全球，试图统治全世界。
    然而，人类久远的人本理想真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成为现实了吗？今天，我们必须对资本主义的人本精神展开前提性反思和批判，避免不加反思地全盘接受资本主义的人本逻辑，从而坠入资本主义预先设下的“人本陷阱”。资本主义社会客观存在的九大背反决定了其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人本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理想的人本社会在今天还没有出现，但它必然到来。
    一、“人的物化”与“物的人格化”之间的背反
    人，应该像人那样生活。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是人降低为物，即人的物化；另一方面是物提升为主体，即物的人化，两方面“和平共处”，共同消解了近代以来得以高度彰显的人本精神，“像人那样生活”成了难以实现的奢望。正如马克思所言，在这个已经创造并还将继续创造无数辉煌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这是一种完全的颠倒，其实质就是“物的人格化和人的物化”。
    物的人化，首先体现为物奴役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上升为社会的主体，资本家不是作为这种或那种个人性的体现者来统治工人，资本家只是在“资本”的范围内统治工人。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不是从属于工人，相反，是工人从属于它们。不是工人使用它们，而是它们使用工人”。“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就是物对人的统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在这里，物的权力不归物的生产者所有，而是凌驾于物的生产者之上的绝对权力，将物的生产者置于同自己相对立的地位。
    物的人化，其次体现为机器操纵人。机器的发明本是为了人的解放和自由而设，但一旦机器遍布生活的各个领域之后，仿佛整个社会也变成了一部庞大的机器，人反倒失去了很多自由，变成了机器的奴仆，从机器的创造者变成了服从者，从主人变成了奴隶，完全失去了自我。马克思曾经指出：工人作为机器的仆人而从属于机器的现象，在机器大工业中是常态。单个工人构成总机体的有生命的附件，而这个机体是以自动的机器体系的形式存在于人之外的。“工人被当作一个巨大的总自动机的活动附件和仆人而分配到这个自动机的各个部分上”，工人只不过是这个没有意识的机器体系中的有生命的附件，有意识的附属物，“工人像从属于自己的命运一样从属于机器”。即使到了现代社会，机器操纵人的非人现实也依然如故，只不过这种意义上的不自由往往以自由和舒适的形式表现出来，“它的新颖之处在于这种不合理事业中的压倒一切的合理性”。
    物的人化，更主要地体现为资本统治人。在资本主义社会，表面上是资本家在统治，实际上是资本在统治，“资本家本身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才是统治者”。资本逻辑主宰一切，人格化的资本万能化，人沦为资本的奴隶，资本上升为社会的主人。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人们生活的“绝对存在”，是支配一切社会关系的“世俗之神”，是主宰全部社会生活的“轴心原则”，是决定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存在物是其所是的内在根据，是衡量一切存在物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终极尺度。商品、货币、资本这些本来是人们创造出来为我所用的东西，现在却获得了一种“神秘”的强大力量反过来支配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货币确实就是资本主义的真正“国王”－“财产，同人的、精神的要素相对立的自然的、无精神内容的要素被捧上宝座……金钱、财产的外在化了的空洞抽象物，就成了世界的统治者。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而变成了物的奴隶”。资本（货币）是整个社会的真正统治者，“是最高的善”，“是有形的神明”，“是真正的创力”，是万能的主宰者。
    人的物化，也称为“人的非人格化”，是指人类存在方式和需求的多样性被单面化为“物性”，人不是像“人”那样有尊严地生活，而是降低为“物”而苟活于世。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价值表现为物的价值，人的需要表现为对物的需要，人的力量表现为物的力量，人的个性表现为物的个性，人只有通过物才能得到表现和确证。人的物化，首先表现为人单面化为“商品”。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降低为商品，而且降低为最贱的商品”。人作为资本增值的一个环节被看成一种经济动物，“工人只有当他对自己作为资本存在的时候，才作为工人存在；而他只有当某种资本对他存在的时候，才作为资本存在。资本的存在是他的存在、他的生活，资本的存在……规定他的生活的内容。”当然，工人是一种与众不同的“资本”——“一种活的、因而是贫困的资本”，这种“资本”只要一瞬间不劳动便会失去自己的生存条件。这种“活的资本”，也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不得不服从商品供求规律，不得不“受到竞争的一切变化、市场的一切波动的影响”。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不过是待价而沽的商品。
    人的物化，其次表现为人单面化为“机器”。科学技术的发展、机器大生产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千百年来人类劳动实践系统的相应功能。“大工业的机器使工人从机器下降为机器的单纯附属品。过去是终身专门使用一种局部工具，现在是终身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滥用机器的目的是要使工人从小就变成局部机器的一部分’（马克思）”。生产工人沦落为没有意识、动作单调的机器体系中的有生命的“零件”，“活劳动只不过是死劳动的一个有意识的器官”。人无须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只需服从技术系统的要求，原先由人承担和履行的功能现在已经转嫁给了机器，而人本身则降低为机器的零件和组成部分。
    人的物化，还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物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物与物之间的形式表现出来。马克思指出：“个人的物化不是个人在其自然规定性上的物化，而是个人在一种社会规定（关系）上的物化。”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以交换价值为基础，交换价值因此成为个人之间唯一的社会联系，只有通过交换，个人的活动和产品才能成为实现自己私人利益的形式和手段。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人本身，而是为了交换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对于个人来说是异己的关系；相应的，个人能力也转化为物的能力——生产、占有、支配、消费物的能力，因为个人只有成为交换价值或货币的所有者、支配者，才能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劳动乃至支配整个社会财富的权利。这样，人的物化过程就表现为全面的异化，即为了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了个人的目的本身。
    人的物化，最后表现为人的需求单面化为“物欲”和“名利”。人的需求是丰富多彩的，有生存的需要，有发展的需要；有物质的需要，有精神的需要；有名利的需要，有道义的需要；有世俗的需要，有崇高的需要。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多样性需求单面化为“物”的追求，人们神化经济价值而见物不见人，迷恋利益驱动而鄙视精神价值，膨胀世俗欲望而疏远崇高追求，热衷追名逐利而背弃理想信念，人沦为了“没有信仰，只有物欲”、“没有道义，只有名利”、“没有理想，只有利益”、“躲避崇高，贪恋享受”的单面人。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以人为本”的价值诉求在“物的人化”与“人的物化”的双重夹击中被迫沦为观念上的“应当”，外在的物上升为难一的价值尺度，“人”在资本逻辑强势推进的世俗化进程中遭遇到自身价值的贬抑，作为无产阶级的“人失去了自己”，“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以‘资’为本”才能迎合资本的本性，才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必然归结。
    二、“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之间的背反
    一般来说，理想的社会必然是随着物的世界的不断增值，人的世界也随之不断增值。然而，在资本主义世界，“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规律。
    资本主义时代是物的世界膨胀最快的时代。过去几百年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历史已经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人类社会发生了根本变化。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相比于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20世纪直至21世纪是人类发展史上最为惊心动魄的时代。在这一百多年中，人类高扬理性精神，充分发挥自主创造能力，经济全球化，生产全球化，全球信息化……可谓有史以来物的世界增值最快的时代。如果马克思还活着，他一定会再次为“资本”的力量所震撼。
    然而，资本主义时代也是人的世界贬值最快的时代。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见物不见人”，经济与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始终以牺牲个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物的增值与人的贬值同时并存、并驾齐驱。在交换价值的指挥棒下，人的价值不在于人自身，而在于人所拥有的物。生产帽子的人的价值就在于他生产的帽子，生产鞋子的人的价值就在于他生产的鞋子，而不在于他是“人”。所以马克思说：“我们彼此的价值就是我们彼此拥有的物品的价值。因此，在我们看来，一个人本身对另一个人来说是某种没有价值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人的价值发生了贬值。20世纪以来，冷战热战不断，危机丛生，种族歧视，民族冲突，核武器威胁，艾滋病蔓延，毒品泛滥，精神萎靡，信仰失范，道德沦落，人性的弱点和劣根性全方位地暴露出来，人类亲手制造的这些危机和困境已经直接导致了人类自身的贬值。借用文学家狄更斯的话来说，资本主义时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糟的时代”；是一个“理想的时代”，也是一个“迷惘的时代”。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工人阶级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劳动为富人生产了财富，却为自己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却为自己生产了棚舍；劳动创造了美，却使自己变成了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却使一部分人回到了野蛮的劳动，使另一部分人变成了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却给工人生产了愚钝。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原则的驱动下导致了人们生活的物化和物质丰富中的价值贬值。人们创造财富的目的是为了生活得更好、更舒适、更健康、更幸福。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感到的却是牛活的压力越来越大，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活得越来越累，亚健康成为生活中越来越常见的现象，甚至很多人都对未来充满了不可言状的恐惧感、末日感。在资本主义社会，物的堆积与人的空虚并存，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经济有增长、人却无发展的状况。“与‘进步’的奢望相反，经常可以发现退步和循环的情况”。人的幸福指数和快乐度并没有在物的丰富中得到同步提高。
    可见，资本主义社会完全是一个畸形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完全是一个畸形的“人”。而且，只要“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不变，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之间背反的状况就不会有根本的改变。即使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也依然是一个物欲操纵人，资本奴役人，机器支配人，分工限制人的社会。显然，这样一个人不断贬值的社会不可能是真正的人本社会。
    三、“人的独立性”与“物的依赖性”之间的背反
    人，只有既摆脱了对人的依附，也摆脱了对物的依附，才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才是真正的“自由人”。然而，资本主义社会却是一个“人的独立性”与“物的依赖性”并存的社会。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摆脱了前资本主义时代的那种人身依附关系，并获得了对他人的独立性。然而，这种“独立性”却并不是完全的“独立性”，或者说并不是实质上的“独立性”，而只不过是形式上的“独立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如果说前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人的限制即个人受他人限制的话；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则表现为物的限制即个人受不以他人为转移并独立存在的关系的限制。表面上，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各个人被设想得要比先前更自由些；“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屈从于物的力量”，受制于物的统治，人在对“物的依赖”中“再度丧失了自己”，此前对“神”的崇拜转变为对“物”（商品、货币、资本）的崇拜。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育差别、身份等级差别等等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人获得了可贵的“独立性”。然而，个人的“独立性”和“自由”只是相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不独立”、“不自由”而言的，只不过是个人可以“独立地”、“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有了人身自由，而且“自由得一无所有”。因此，这种“独立性”和“自由”实质上只不过是“幻想”，确切些说，这种“独立性”和“自由”可以叫做独立到了“彼此漠不关心”的极致，自由到了“彼此漠不关心”的地步。各个人看起来似乎可以独立地、自由地互相接触并在这种自由中互相交换、平等交换；但是，这种貌似平等、貌似独立是有条件的——只有在那些不考虑个人互相接触的条件即不考虑生存条件的人看来，各个人才显得是这样的。
    不容否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依赖关系”的解除和个人对他人独立性的获得，为“以人为本”的实现，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事实也似乎确实如此，资本主义在其长期的发展进程中，通过对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改革，有效地化解了各种经济社会矛盾和危机，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然而，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独立性”却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敌对体现出来的，每个人是相互敌对的存在者，通过否定他人来肯定自身，这与个人之间应该“互相尊重、友好相处”的人本原则是相背离的。毋庸置疑，无产者与资产者之间完全是敌对性的依赖关系，他们都是依赖于“物”的存在者。除此之外，同一阶级内部的资本家之间或无产者之间也主要体现为一种对立性的关系或者说对立性的依赖关系，而不是体现为个人之间的相互认同。资本家之间，自由竞争的关系占主导地位，彼此之间争夺的结局要么是你死我活，要么是两败俱伤，要么是弱肉强食。即使是在无产者之间，情形也好不了多少。因为工人为了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不得不与其他工人展开激烈的竞争，当资本家以解雇、扣薪、迫害相威胁的时候，不同工人彼此间的矛盾和竞争关系就显得尤为突出，并致使他们的阶级同盟开始出现瓦解的倾向。总之，“尽管竞争把各个人汇集在一起，它却使各个人，不仅使资产者，而且更使无产者彼此孤立起来”。
    总之，“物的依赖关系”的存在意味着人的独立性仅仅是一种“外表上”的独立性，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公正状况不仅没有消除，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加剧了，人的自由个性的实现还是遥不可及的梦想，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还远没有实现。一个没有摆脱“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就不可能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想的人本社会必然是一个彻底摆脱了“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
    四、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背反
    社会化生产理应由全社会来占有，这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却是多数人生产，少数人占有，多数人为少数人生产，少数人替多数人占有，这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又一二律背反结构。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工人的劳动产品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工人之外的他人”，工人在生产的过程中“生产出不生产的人对生产和产品的支配……使与他相异的人占有非自身的活动……工人生产出一个对劳动生疏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也就是说，工人生产出资本家。“工人丧失所有权，而物化劳动拥有对活劳动的所有权，或者说，资本占有他人劳动”。可见，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和所有权是分离的，工人生产但不享有所有权，资本家享有所有权但不生产，“劳动将创造他人的所有权，所有权将支配他人的劳动”。这种私人占有的所有权是一种强大的社会权力，是迫使无产阶级不得不服从的强制性力量。在私有制条件下，即使没有来自政府的干预，有产者也因其财产占有权而拥有一种迫使无产者无条件服从的力量，有产者享有剥削无产者的自由，而相应的无产者则丧失不被剥削的自由。正如托马斯•迈尔所说；“财产所有者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支配无财产者的劳动……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导致由所有的人共同创造的财富不公正地集中在少数生产资料占有者手中。”这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资本家才有完全的经济自由可言，而无产者则不可能拥有完全的经济自由。在这种条件下，所谓的“以人为本”实质上是“以财产（物）为本”，而财产是资本家的“专利”，因此，“以人为本”归根到底是“以资本家为本”。
    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多数人生产，少数人占有”的这一固有矛盾，必然导致贫困积累与财富积累并列的异化现象。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社会的财富即……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由于生产资料归私人占有，工人完全丧失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除了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工人不得不以出卖劳动力为其收入的唯一来源，如果他不愿饿死，就一刻也不能离开整个购买者阶级即资产阶级，“工人不是属于某一个资本家，而是属于整个资本家阶级。”工人被迫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工人所创造的劳动产品和社会财富完全属于资本家，工人的劳动仅仅是维持其生活需要的谋生手段，这样下去的结果必然是财富的积累与贫困的积累并驾齐驱。在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即使是今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同样是摩天大楼与贫民窟并存，亿万富翁与贫困人口并存，发达城市与落后农村并存，财富不断地向发达国家集中，弱国则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这种现象显然是有悖于资产阶级一贯倡导的人本精神的。
    多数人生产与少数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贫困积累与财富积累之间的对立，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内部的严重分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远、利益的矛盾以及阶级之间的对抗。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人与人之间，个人和社会之间，决不是和谐关系，而是敌对性关系，这显然是远离了人本精神的真谛。
    五、个体发展的片面性与总体发展的全面性之间的背反
    一般来说，人类个体的发展与社会总体的发展是一致的，社会的发展越全面，越是有利于个人的全面发展。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总体的全面发展以牺牲个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出现了个体发展的片面性与总体发展的全面性之间的背反。
    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给个人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由于强制性的社会分工，“由于劳动被分成几部分，人自己也随着被分成几部分。为了训练某种单一的活动，其他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都成了牺牲品。人的这种畸形发展和分工齐头并进，分工在工场手工业中达到了最高的发展……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全面的生产志趣和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成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马克思），这种自动工具在许多情况下只有通过工人的肉体的和精神的真正的畸形发展才达到完善的程度。”个人的生活条件迫使他只能牺牲其他一切特性而单方面地发展某一种特性，个人的生活条件也只提供给他发展这一种特性的材料和时间，因而，个人始终不能超出单方面的、畸形的发展。一位英国学者也曾感伤地指出，在工业生产甚至在农耕劳作中，机器都越来越代替了人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人类一个无法估计的福分，即劳动的必要性。“机器几乎是自动地不断吐出产品，工人在创造这些产品时并不起什么作用。他们已经丧失了工匠的乐趣、丧失了过去在认真运用自己的技艺、仔仔细细创造产品的过程中所感到的快慰。”当然，个人是有发展的，不过这是一种片面的发展、畸形的发展，社会文明的发展繁荣并没有伴以个人的全面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说甚至是浪费了个人的全面发展，——不仅工人阶级失去了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压迫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也失去了全面发展的可能性。正如恩格斯所说：不仅是工人阶级，直接剥削工人的资产阶级“也都因分工而被自己活动的工具所奴役；精神空虚的资产者为他自己的资本和利润欲所奴役……一切有教养的等级’都为各式各样的地方局限性和片面性所奴役……为他们的由于受专门教育和终身束缚于这一专门技能本身而造成的畸形发展所奴役”。可见，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只是用最大限度地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来保证和实现人类本身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由于强制性的分工，既产生了专业和特长，也产生了职业痴呆；既发展了人的智力和身体，也导致了智力和身体上的畸形化；脑体的对立把一部分人变成了纯粹的体力劳动者而把另一部分人变成了纯粹的脑力劳动者；城乡的对立把一部分人变成了“乡村动物”而把另一部分人变成了“城市动物”；工农的对立把一部分人变成了受局限的“工人”而把另一部分人变成了受局限的“农民”。爱因斯坦在晚年独具慧眼地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病像：“个人畸形发展是资本主义的最大罪恶”。
    但是，正是通过牺牲个人全面发展的途径，才有了资本主义社会总体上的发展繁荣，从而为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下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这种个体发展的片面性与社会总体发展的全面性之间背反的状况绝不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偶然插曲，而是个人与社会发展都无法逾越的必经之途。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因为在人类，也像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人类的发展总是以牺牲多数个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资本主义在经过几百年的突飞猛进之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从总体上来看已经越来越全面了，然而，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的发展却越来越片面，越来越沦为“单面人”。
    不过，尽管个人在分工的条件下发展越来越片面、畸形，但同时形成的社会生产力又为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然而，这毕竟不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实现，因此，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社会并非理想的人本社会。
    六、人的“异化生存”与人的“自由本性”之间的背反
    人，就其本真状态而言，是自由自觉的。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人却无时无刻不在异化之中。
    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指出：人的类特性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一思想明确揭示了人的生命活动本是自由自觉的，人就其本性来说是“自由的人”。所谓“自由自觉的人”，是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使人异化为“非人”的状况而言的，“是一种理想的，应当如此的人，是作为人的发展前景在共产主义社会获得彻底解放、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的人”。马克思认为，人应该过“真正的人的生活”，享有“真正的人的自由”；马克思强烈谴责资本主义“使人不成为人”的“非人的处境”。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生命活动却丧失了自由自觉的本性，陷入了四重异化之中。第一，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工人在劳动过程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与自身相对立的、异己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也就越少。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工人就越受自己的劳动产品即资本的统治。第二，人与自己的劳动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对工人来说不属于他的本质，是外在的东西：工人在自己的劳动过程中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享受自由，而是感受折磨和摧残；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工人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工人的劳动不属于他，而属于别人；工人的活动不是他的自主活动，或者说，他的自主活动表现为“替他人的活动”和“为他人的活动”，“他甚至不认为劳动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相反，对于他来说，劳动就是牺牲自己的生活”。工人的活动就是他自身的丧失，“生命的活跃表现为生命的牺牲”。而且，“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第三，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不是自由自觉的存在，而是异化受动的存在。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即吃、喝、居住、生殖、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人，才有自由；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固然，吃、喝、生殖也是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上升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只不过是动物的机能而已。在这里，“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在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导致人的类本质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任何人都被圈定在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之内，人只能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这个范围不是自由选择的而是从外面强加于他的。正因为如此，决定了他只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只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愿饿死，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第四，人与人相异化。马克思认为，人与劳动产品、人与劳动、人与类本质的异化，其直接结果就是人与人相异化。也就是说，当人与自身全面对立的时候，人也与他人相对立。如果工人的活动不是自由自觉的，不属于工人，而是一种异己的活动，工人的劳动及劳动产品归属于工人之外的他人。工人的活动对工人自身来说是一种痛苦，而对工人之外的他人来说却是一种享受和生活乐趣。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劳动和产品的关系，而且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他的劳动、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所以，结果就是：正像工人把他自己的劳动变成自己的非现实化一样，变成对自己的惩罚一样，把他自己的产品变成不属于他的产品一样，工人也生产出不生产的人对劳动和劳动产品的支配和占有。总之，通过异化劳动，工人生产出了一个站在劳动之外的、对劳动生疏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也就是说，生产出“资本家”对这个劳动的关系。
    在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并非工人的专利，资本家也逃不脱“异化”的命运，人的异化生存与自由本性之间的背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现象。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仅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不是“自由人”，腰缠万贯的资本家也不是“自由人”；不仅物质贫乏的工人不是“自由人”，物质充裕而精神贫乏的富翁也不是“自由人”；不仅遭人剥削受人奴役的人不是“自由人”，凭借资本权力奴役他人的人也不是“自由人”。因为，他们都不过是货币、资本、财富的奴隶。马克思指出：“异化……也适用于资本家”。只不过资本家“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和被巩固的”，而不是像工人那样感到痛苦和奴役；在资本家那里，这种异化是对“自身强大的证明”，并且正是在这种异化中资本家“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然而，异化毕竟就是异化，资本家似乎是资本的“主人”，实际上仍然受资本的奴役；资本家把别人的奴隶劳动、把人的血汗看作自己贪欲的虏获物，因而也把人本身、把自己本身看作可牺牲的无价值的存在物；资本家作为自己财富的主人，同时也是自己财富的奴隶；资本家既是慷慨大方的，同时又是卑鄙无耻的、傲慢自负的。他只不过还没有体验到或没有意识到这种财富是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完全异己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物化劳动的资本不仅拥有对活劳动的所有权，而且使它的持有者也心甘情愿地受它的统治和差遣。人，无论是资本家还是无产者，反过来都为自己所创造出来的物所支配，人之为人的本真存在完全被遮蔽，无一幸免地沦为异化受动的人。
    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但是所有的人都变成了物的奴隶，人的关系的颠倒完成了。人本应作为人而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把人变成了“非人”；人本应自由自觉的活动，资本主义社会却迫使人成为异化受动的人——这不是“以人为本”，而是对人本价值的践踏。
    七、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背反
    理性的启蒙是现代性的重要贡献。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巨大成就奠基于近代以来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奠基于主体性精神的彰显和理性的弘扬。然而，随着20世纪以来现代性弊端逐步展露出来，随着后现代声音的日益喧嚣，以理性主义为支柱的西方近代文明在展露出它的全部丰富性与合理性之后，也逐渐地暴露出它的片面性与局限性，这就是：科技理性的僭越伴随着价值理性的失落。
    马克思说得好，人类文明如果自发地发展，而不是自觉地发展，那么留给自己的将是荒漠。回首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历史，科技理性已经成为一种主导文化精神，人类凭借科技理性精神在创造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多都要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却又遭遇到了价值理性的失落，人类陷入了“生存的困境”和“意义的危机”，深感方向的迷失，面临“无家可归”的命运，人类自身仿佛置身于陌生的荒野；主体的地位确立了，却又膨胀得不可一世，在丰饶中纵欲，技术理性和伦理价值的鸿沟空前增大。市场经济一方面成功地消解了“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磨掉了“神圣形象”的灵光，但另一方面与市场经济相伴相生的“终极关怀的感性化”也导致了人们的信仰缺失、形上迷失和意义失落。当今的资本主义世界，人之外的物质世界受到众人瞩目，而人之内的精神世界、意义世界却备受冷落，成为过眼烟云。人们在物质世界大获全胜，在精神世界却一败涂地；人们“在获得完满的物质权力时总是在精神上‘失去体面”’。人们生活在一个科技昌明、物质丰饶的社会，要什么有什么，但却丢失了自己。海德格尔如是说：“无家可归正在成为一种世界命运”，人的精神世界的异化、精神家园的丧失、价值世界的悬置、价值追求的错位无疑已经成为影响人类健康与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人陷入了没有幸福的富裕、没有精神的家园之中。新技术革命、知识经济、全球化、消费社会、晚期资本主义，正在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人类的生活，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也许作为物种的生存能力早已不是难题，但是，与人类所达到的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程度相比，人类却没有在精神生活质量方面达到应有的高度。“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与工业成就始终伴随着人类生存境遇的逼仄与危机感——它反过来动摇着人类对自身生存能力的自信并且导致了普遍的、挥之不去的精神焦虑——“存在主义的焦虑”。这种“存在主义的焦虑”显然不是、至少首先不是来自于物质生活的匮乏；相反，是由于发达却又远不协调的物质文明本身所陷入的严重的短视、无序及恶性循环状态所造成的；是由于诗性生活、精神生活被遮蔽而又不得直面缺乏精神皈依的无根的现实生活所造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汤因比在与池田大作的著名对话中要求21世纪的人们“放弃经济目标，而去开拓精神目标”。
    也许很多人至今还在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沾沾自喜，然而人们所指称的“进步”，始终不过是技术、经济、物质上的提高，它与精神世界的进步决非一回事。面对丰裕的物质世界背后精神世界的贫困，失去存在之根的人们漂浮于一个冷漠的世界中，浮躁、焦虑、悲观、虚无、恐惧、烦、绝望、迷茫、孤独、忧郁、麻木等非理性的情感在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作为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深刻透视和理性把握，19世纪的尼采因宣布“上帝之死”而为世界瞩目；20世纪的福柯因宣布“人之死”而备受世人关注。弗洛姆也指出，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上帝死亡的时代”正在被“人的死亡的时代”所代替。尼采的“上帝之死”与福柯的“人之死”有相近的含义，均是对西方人悲观绝望心态的形象表达，意指西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断裂以及传统道德信仰的消解，人们生活在一个光怪陆离的社会中，深感“没有标准、只有选择”的无助和痛苦，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感到担忧，把握不住人生的目的和方向，陷入意义虚无与精神焦虑之中。
    资本主义社会那些关怀人类前途和命运的思想家殚精竭虑地寻求着人类的“诺亚方舟”：难道经济增长这束“普照的光”必然要遮蔽人类一切安身立命之所吗？“除魅”后的人世间何处是家园，人还能够诗意地栖居于朗朗天地间吗？然而，可以断定的是：正如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不可能是真正的人本社会一样，一个精神贫困的社会也不可能是真正的人本社会。
    八、生态理性与经济理性之间的背反
    生态理性是指自然本身的发展进化规律，强调人类必须服从自然界的法则，以追求生态平衡为目标，实现自然界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理性是指人类的经济行为以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两者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遵循的利益最大化原则驱使资本无限扩张，导致整个社会受制于经济理性的支配，导致经济理性对生态理性的僭越。
    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自然界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动态平衡关系。封建社会建立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农业生产基本上是人对自然的顺应，人与自然之间基本上能够和谐相处。然而，资本主义社会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受资本扩张的本性驱使，经济理性日益膨胀、肆无忌惮，而生态理性则日渐式微。资本俨然就是国王，资本不害怕什么，资本唯一害怕的就是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马克思曾援引邓宁的话说，资本一旦有了适当的利润，就会马上胆大起来。如果有50%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于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敢冒绞首的危险。可见，资本家连法律都不害怕，连杀头的危险都敢冒，他们还会在“温驯”的自然面前望而却步吗？显然不会。为了利益的最大化，资本无限制地向自然索取价值，逼迫自然按照对资本增值有用的方式贡献自己的价值，自然正是可以无偿地给资本家带来利润的工具。正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佩珀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且决定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即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剥削”是资本主义剥削的一部分。为了实现成本最小化，资本家总会想方设法把一部分生产成本转移到外部，尤其是转嫁给自然界，如把废气排入大气层，让废水流入江河湖泊。尽管资本主义社会也会借助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采取必要的措施来解决生态问题，但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保证利润的顺利再生产。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与生态理性相背离的，是反生态的，因此，囿于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谋求人与自然和平共处显然是一种奢望。
    人类在经济理性的疯狂支配下将自然玩弄于股掌之下，陶醉于“改天换地”、“人定胜天”的喜悦之中。然而，毋庸争辩的事实却是，人类行为带来的生态压力终于冲破了生物圈的自我调节能力的限度，使自然界的动态平衡关系遭到了破坏，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人类不得不面对生态失衡、环境污染、气候变暖、资源枯竭、土地沙化、水土流失、河流干涸、草原退化、森林锐减、能源短缺等“全球性问题”所带来的现实威胁。毫不夸张地说，人类正在逐渐失去自身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现代人正面临无处安身的命运。美国生态学家这样说道：“当一项新技术破坏了人们大量需要的和不可再生的、人类的和非人类的资源时，那么所谓进步实际就是一项拙劣的交易”。今天，“全球性问题”带给人类的不能承受之重正是这种拙劣交易的代价。如果继续放任人类的贪婪，结局必然是导致人类在地球上丧失生存权利。人类对自然秉性的判断是错误的，自然绝不会像羔羊那样“温驯”地可以任意欺凌，人类终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恩格斯早就警告过我们：人类对于自然界的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进行了报复。人类出于自身的短期需要，无理无序无度地掠夺自然，将自然视作一个巨大的能量库，似乎可以满足人类的一切需要。其实，自然界的资源是有限的，能量守恒但不可逆，自然界不管多么博大，总是有边有界；自然资源不管多么丰富，总是有始有终。经济理性对自然界的僭越，违背了自然本身的进化逻辑，影响到了自然界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必然走向人的反面，反过来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显然，一个自然异化、生态失衡的社会不可能是真正的人本社会。
    九、“虚假的共同体”与“真实的人本追求”之间的背反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所以获得成功，在于资产阶级顺乎历史的发展要求，高举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博爱的旗帜，反对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然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却仍然是一种“虚假的共同体”，它作为某种独立的、异己的东西同个人相对立。在这里，曾经“真实的人本追求”（如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博爱等等）完全沦为虚假的东西。这就是“虚假的共同体”与“真实的人本追求”之间的背反。
    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虚假的共同体”。在这种虚假的共同体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才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中的个人。这种虚假的、虚幻的、冒充的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有个人自由的存在；而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它是完全虚幻的，是个人自由的“新的桎梏”。可见，参与这个共同体的不是作为个人的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统治阶级的成员总是凌驾于其他个人之上；掌管这个共同体的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它打着代表全人类利益的旗号，实际上只代表统治集团的利益，假借集体的名义剥夺大多数人自由发展的权利。因此，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个“共同体”完全是“虚假的”。
    “虚假的共同体”中不可能实现“真实的人本追求”。自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来，就乐此不疲、不遗余力地向自己的人民乃至向全世界传播关于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和人道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把自己的权利要求说成是所有人的权利要求，他们解放人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剥削人，富人向穷人作“最深思熟虑的演说”无非是说服穷人像接受自由那样接受奴役。从根本上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弊害就在于阻隔人的全面交往，阻碍人全面发展自己各方面的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所谓“自由”，就是“资本”和资本占有者的自由，就是资产者占有无产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自由，就是无产者向资产者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就是“自由得一无所有”；所谓“民主”，就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就是资本家之间的民主，“资产阶级口头标榜自己是民主阶级，而实际上并不如此，它承认原则的正确性，但是从来不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原则”；所谓“人权”，就是“不受社会束缚地使用和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利……就是自私自利的权利”，“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所谓“平等”，就是“平等地剥削劳动力”，就是“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就是资产者购买无产者劳动力的等价交换原则，就是用我的劳动创造之物与我交换的平等，就是“把不平等叫做平等”；所谓“博爱”，就是要求被剥削者与剥削者互爱合作，就是要求无产者与资产者互敬互爱，就是“一方剥削另一方的那些互相对立的阶级之间的那种博爱……就是内战，就是最可怕的国内战争——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种到处都很混乱、到处都在剥削的现象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可见，“虚假的共同体”中不可能有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反，它是阻碍每个人追求自由的“新的桎梏”。资本主义社会一贯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不过是统治阶级精心编织的，用来美化自己、欺骗人民的“人本神话”。
    综上所述，尽管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从抽象的人道主义立场出发，为人们描绘了一幅令世人向往的理想社会蓝图，试图经由资本开辟道路、资产阶级主宰社会的前提下实现全体公民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人道主义的追求。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人与物的关系的颠倒，强制性分工导致了人的发展的畸形化，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加剧了生态环境恶化，科技理性的彰显带来了精神家园的失落，资本逻辑的僭越导致了人的生存的低质化，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决定了“资本至上”的社会价值取向。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诞生以来的几百年间，除了思想家的许诺、牧师的传道，这个“以人为本”的社会还从来没有真正出现过。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思想家们超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本质而把抽象的社会价值提升到首位的观点给予了尖锐地批判：“有产阶级胡说现代社会制度盛行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谐这一类虚伪的空话”。在资本主义社会，人道主义追求最后都难以避免走向它的反面——与人背道而驰，亮丽的人本口号总也掩饰不了“资本”化的社会现实。
    （《环球视野》第361期，摘自2010年第12期《马克思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