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极左派的正解和对所谓“两头真”的批判
奚兆永
长期以来，右派们都喜欢把所谓“极左”这顶帽子送给左派，而在左派内部，有些人也很怕这顶帽子，将其视为洪水猛兽，一旦有人给他扣上这顶帽子就好像自己真的犯了什么大错似的，不能理直气壮地予以回击。更有甚者，在左派内部还有人跟在右派后面批评自己队伍内部那些思想更先进、信念更坚定、革命更彻底的人，说他们是“极左”。
最近一些年来，右派们还新创了一个名词，叫做“两头真”，把这顶“桂冠”送给那些年轻时参加革命而到年老以后“大彻大悟”，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想在中国搞“普世价值”的所谓“老革命”；而有的“老革命”竟然欣然接受，甚至还主动地对号入座，自己给自己戴上这顶“两头真”的“桂冠”。
应该说，由右派们挑起的这两个问题危害极大，但左派或革命的人们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还少有文章进行研究和批驳。在这篇文章里，我想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对极左派的真义给出正解，并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对所谓“两头真”的谬说作出批判性的评论。
一、左右的政治分野及其后来的变化
秦晖先生在《极左、左派、右派、极右的区分于现状》一文中说，“左右派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但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但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
说左和右这个政治区分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当然是事实。我们知道，大革命以前的法国社会还是一个封建社会，社会由僧侣（第一等级）、贵族（第二等级）和平民（第三等级）三个等级组成，前两个等级是特权阶级，而第三等级则处于无权的地位。后来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在封建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社会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资产阶级作为第三等级的一个部分正在迅速崛起，而封建领主则向贵族等级退化，经历了优越时代、特权时代和虚荣时代，贵族也在趋于消失，而有一些开明的贵族如米拉波伯爵则转向第三等级。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正在加剧。法国由于资助参加北美的独立战争独立战争承担的借款，国家开支增加，而税收则遇到了抗税不缴等问题，以致赤字严重，财政遇到了危机。为了解决社会的和财政的危机，停开了170年的三级会议又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不过这时的国民议会已经和过去的三级议会不同：过去是各个等级 “分厅议事，”，法案“按等级”表决；而此时则是各等级“合厅议事”，而“按人头”进行表决。在国民议会开会时，三个等级的代表同在一个大厅议事，这就出现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局面：第三等级的代表都坐在大厅的左面，而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代表则都坐在右面，于是世界上就有了左派和右派的分野。自此以后，人们把推动历史向前的、革命的、进步的阶级、政党、派别或个人叫做左派；而把逆时代潮流的、反动的保守的阶级、政党、派别或个人叫做右派。
秦晖先生说“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这样说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无论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还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左右都是以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取积极的推进的还是取消极的反对的态度来区分的：第三等级取积极的态度，他们是革命的，激进的，是左派，而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取消极的反对的态度，他们是反动的、保守的，是右派；并不存在什么一方主张平等，一方主张自由这样的问题。尽人皆知，“博爱、平等、自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资产阶级要团结整个第三等级革封建制度的命，必然要“博爱、平等、自由”一起提，而不可能把这三者对立起来，只是“比较支持平等”；而处于反动、保守一方的封建势力也不可能“比较支持自由”，他们既要反对平等，也必然要反对自由。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马克思曾说，“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生产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爆发式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利互惠、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9页）马克思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实质的揭示，说明秦晖将这些口号中的平等和自由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乃至把这种对立固定下来并使其永久化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应该说，从抽象的意义上说，左派和右派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左派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的，激进的，右派是逆历史潮流的，是反动的，保守的。但是，要现实地区分左派和右派，还需要根据历史的发展的不同阶段作具体的分析。比如，同样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生产方式时，他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的，进步的，是左派。但是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全取代封建生产方式并且得到了巩固以后，情况就有所不同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里曾经说到，“法国和英国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页）这一点，甚至连极右的思想家哈耶克也不得不承认。哈耶克在他那本臭名昭著的《走向奴役之路》中说，“200多年以来，英国的思想始终是向东的。曾在英国实现的自由法则注定要传遍全世界。至1870年左右，它开始退却，一套不同、并不是新的而是很旧的思想，开始从东方西进。英国丧失了它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思想领导权，而成为思想的输入国。此后 60年中德国成为一个中心，从那里，主动要支配 20世纪世界的那些思想向东和向西传播。”（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当然，马克思的话是就经济学而言的，哈耶克讲的也是就思想界的状况说的，但是，如果我们要解读这些话的背景，那无疑是基于阶级关系的变化：人类历史上最革命最进步的无产阶级已经走上了政治舞台，而资产阶级则开始走下坡路，由一个上升的、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阶级而变为一个阻碍历史前进的趋于保守的阶级，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已经由昔日的左派而变为右派了。
至于秦晖先生把左右派的区分与主张“福利国家”、“国家干预”和新自由主义联系起来，把左派右派与“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联系起来，更使人感到，秦晖先生这是故意把大事化小，曲意要改变历史上左右分野的性质，同时要把客观的历史过程人为地“现代化”。18世纪由法国大革命开始的左右分野是阶级的或政治的大分野，到了秦晖先生那里竟“很快”被人为地变成了20世纪后同一个阶级即资产阶级内部主张“福利国家”、实行“国家干预”和主张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之间的细小差异。人们要问，这究竟是揭示历史真相呢，还是掩盖历史真相呢？
实际上，无论是“福利国家”、“国家干预”，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是20世纪才出现的资产阶级的政策主张。关于“福利国家”和“国家干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福利国家”词条说，“这个术语第一次在英文中出现，当时阿奇比肖普••坦普尔为了区分战时美国与纳粹德国的‘福利’国家而创造了这个词。它很快就被应用到贝弗利奇的报告中（1942年），贝弗利奇报告建议国家应负责‘从摇篮到坟墓’的个人福利。但是，很荒谬，正是德国在19世纪80年代最早实行了社会保险，并且在20世纪20年代创造了Wohlfahstaat(（德文‘福利国家’）的概念。”（《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4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68页）至于“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的政策，其实也就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有人把这一政策主张当做凯恩斯主义的对立物，其实新自由主义真正要反对的并不是凯恩斯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上，十月革命是最重大的历史事件，而新自由主义就其本质来说乃是一种反社会主义的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无论从它的鼻祖米塞斯来说还是从它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哈耶克来说，都是20世纪的思想家，他们是不可能从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很快”地提出他们的新自由主义的思想的。秦晖的说法显然是把左右派的分野现代化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左右派的分野本是一种政治的分野，阶级的分野，而秦晖先生的划分只是资产阶级内部维护资本主义两种不同方法的分野，而不是现代两大阶级之间的分野，显然也是错误的。我们知道，早在19世纪，无产阶级即已登上政治舞台。到了19世纪末20初，人类更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怎么能吧无产阶级放在世界的政治分野之外呢？无产阶级作为人类历史上最进步最革命的阶级，它肩负着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光荣使命，理所当然是推进向前发展的左派，而资产阶级从总体上来说显然已经是走下坡路的阶级，它之成为右派也是理所当然的。
秦文说，“大陆的左派、右派名词来源与欧洲不同，在中国大陆，派别的划分都是以政府为参照系的。由于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惯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极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对政府的是右派。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之前，这种划分都是比较合理的。” 这个说法显然似是而非。实际上，中国大陆（台湾也一样）关于政治上的左右之分也来自欧洲。中国人说的左派也是指能够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的、进步的一派，而右派也是指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的、保守的一派。当然，中国的左右之分野也有自己的特殊性。由于中国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他可以加入革命的营垒，成为左派的一部分。关于左右派的区分，毛泽东曾说，“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起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9页）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他还说，“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
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历史向前发展了，革命的对象变化了，左右派的阶级内容和划分标准自然也要有所不同。社会主义要革资本主义的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从革命的动力转为革命的对象，当然就不再是革命的左派，但是作为个人，只要他拥护社会主义并以行动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他仍然可以成为左派，像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荣毅仁就是一个，他被人称为“红色资本家”。对于社会主义阶段划分左右派的政治标准，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曾作了这样的表述：“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㈠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㈡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㈢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削弱这个专政；㈣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削弱这个制度；㈤有利于巩固共产党 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削弱这种领导；㈥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者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234页）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就是根据这六条标准来区分左右派的。当然，的事出现了反右扩大化的问题，后来这也作了纠正，摘去了一些人的右派帽子，但是，后来一些人根本否定反右派的必要、一风吹地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右派，则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说，“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 1977年版，第428页）偌大的中国，作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要搞社会主义，竟然没有人反对，大家都是左派，竟然没有右派，岂不是咄咄怪事？现在那么多人热衷于搞资本主义，难道当时就没有右派？今天，他们当中一些人连自己（如茅于轼）都公开承认当年并没有搞错、无须进行平反，难道你还要说他不是右派，还一定为他平反吗？在这方面，秦晖先生本人也提供了一个新例证：他自称是新自由主义者，而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主张平等的是左派，主张自由的是右派，这不等于说他承认自己是个右派吗？
左与右，本来只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以自我为中心的关于方位的概念，并没有什么政治的色彩，也没有褒贬的含义。但是自法国大革命后，左派与右派的分野却凸显出鲜明的政治色彩和褒贬的含义。这一点，可以说已被世界所公认，并且被运用于现代的政治生活中。现在，我国居然有人搬出老古董，撰文说什么中国古代的世家、望族属右性、右族，有褒扬之意，而左姓、左族则具有贬抑之意，想以此抹杀、模糊现代左右之分的政治色彩和褒贬含义。（刘文立：《左右中思索》，《光明网》2008年7曰11）在我看来，这是徒劳的，因为语言是约定俗成的，大家都这样说或这样认为，你想要回到中国古代去，用古人的说法和用法取代今人的说法和用法，是不可能的。
在左右问题上，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极大成功之后，西方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出现了向左转的倾向。举例来说，在英国，曾经被列宁称为“布尔什维克的死敌”的凯恩斯，曾经是费边社主要成员的萧伯纳，在上世纪20年代或30年代访苏后都称赞苏联的社会制度优于资本主义。而曾经扬言要“把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的丘吉尔，在目睹了苏联的巨大变化之后，到晚年也对斯大林的领导大唱赞歌。在美国，罗斯总统面对美国30年代的大萧条和那时欣欣向荣的苏联计划经济，也不得不东施效颦，实行新政。至于和马克思一道被称为“千年巨人”的爱因斯坦，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同时还是一位肯定十月革命，肯定列宁，肯定苏联社会主义伟大成就的激进的思想家。在法国，大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和大艺术家毕加索更以他们参加法共的行动投身到左派的行列。
当然，由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陷入了低潮，近视的西方帝国主义以为世界又将是他们的一统天下了。而中国的跟班们也跟着他们的主子同唱一个调子。他们否定左右派的政治含义和褒贬色彩，在他们看来，中国就要变天了，他门可以以当资产阶级右派为荣了。我们要说：你们高兴得是不是太早了？曾几何时，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又打破了他们的美梦，马克思的著作又重新受到人们的青睐，资本主义又再一次遭到人们的批判。人们有理由相信，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会再次掀起高潮。中国的右派们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只不过他们不敢承认罢了。
至于说中国的左右之分“都以政府为参照系”，那也不能成立。若要这一说法成立，就应具备一个前提，即当政者必须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但是，这样“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过去王明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但是实践证明，他不过是加了引号的“左派”，而绝不是真正的左派。胡耀邦、赵紫阳也曾经是当政者，但是他们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难道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吗？跟着他们走的能是左派吗？最近看《永远的忠诚》，那个被当政者肯定并且一再被加以宣扬的小岗村，究竟是推动了历史的进步，还是阻碍了历史的前进？它究竟是左还是右？人们也是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的。宪法规定，我们的国家是一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农民是国家的主人，而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它应该受到人民的监督。今年两会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还说要创造条件，让人民能够批评和监督政府。显然，以政府作为参照系来区分左右这个说法颠倒了人民和政府的关系，显然是不正确的。
秦文还说什么，“大家都能看到，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学生就业问题，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按常理，自由主义应该属于右翼阵营，对平等问题的关注较弱。但在国内，连他们都开始关注平等问题，表现得“左”了。说明目前的参照系已经偏向极右”
秦文这样说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这些社会问题的发生，正是新自由主义者制造舆论，大搞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结果。新自由主义者不懂得私有化必然导致阶级的两极分化；市场化不仅会遇到“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且必然会导致社会劳动的浪费和经济危机的发生；自由化的结果则必然会导致政权的不稳和社会的混乱。可以说，三十多年来新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再生”和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崛起”正是中国一切社会矛盾的总根源。而新资产阶级和新自由主义者所提出的一些解决方案，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只会使问题更加尖锐复杂。公平问题 已经提出好几年了，现在，社会是不是公平了呢？没有，基尼系数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更高了。实践证明，要解决中国的问题，靠资产阶级和新自由主义是绝对不行的；只能依靠无产阶级，依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只能依靠社会主义和公有制，只能依靠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只能依靠左派特别是极左派，而绝不能依靠右派，尤其不能依靠极右派。否则，近百年来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革命果实就会丧失殆尽，中国就要重新倒退到旧社会的悲惨状态，而谈不上任何真正的社会进步。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极左派这一概念的正解
我们说，左派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是革命的、进步的，但是在一些人看来，若在左派前面加了一个极字而成为极左派就不好了。这样理解极左派恐怕与中国人长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凡事都讲个 “中庸之道”有关。作为儒家经典“四书”之一的《中庸》里引用孔子的话说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宋代大儒朱熹对此的解释是，“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唯君子能体之，小人反是。”（《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19页）儒家的这些说法当然是认为有了这个极就不好了。其实，极或极端是一个程度副词，用以作形容词的最高级，它对所说明的事物或行为的好坏程度虽然有重要的影响，但这个副词本身并不能决定事物或行为本身的性质，它与“最”字一样，如果被说明的事物和行为是肯定的，加了这个“极”字就是这个被肯定的事物或行为已达到了顶点。实际上，就是解释中庸的朱熹，在称赞中庸时也用了“精微之极致”，这本身就说明，极字并不一定就不好，有时还好得很呢。在通常，我们说某件东西是“极品”，那显然是说它是无与伦比的好，而绝不会因为有了一个“极”字就认定它不好。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里说白求恩“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难道因为用了“极端的”一词，就是否定白求恩“负责任”和“热忱”了吗？当然不是。恰恰相反，在这里，正是因为有了“极端的”三个字，就说明他的“负责任”和“热忱”不是一般的，而是大大超过一般的，值得人们学习的。只有当“极”字与具有否定意义的形容词相联系他才有进一步加强否定的意义，如说“极坏”、“极端恶劣”之类。如前所说，左是一个褒义词，在前面加一个“极”字，其褒义应该应该更大得多的提升才符合常理，怎么会变成贬义词呢？这说不通嘛！。
当然，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语言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对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理解问题。为了弄清极左派这一概念的真义和正解，我们还需要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请教。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的开头曾经说了这样一段话：
“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这个维持经济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宗派的’。——编者注）原则，用以塑造维持经济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这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作用的部分（在1888英文版中是‘最先进的和最坚决的部分，推动所有其他部分前进的部分。’——编者注）；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其中黑体为引者所加。）
《宣言》的这段话告诉我们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中最坚决、最革命、能够推动其他部分前进的部分；它代表着运动的整体利益，代表着运动的未来。
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他们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思想。后来，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又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2页）马克思把这种社会主义称作“革命的社会主义”。正是这种强调不断革命论的社会主义把它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区别了开来。如果说这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曾经是左派的话，那么，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主义者就是左派中坚持不断革命的极左派。
也许有人对这样的解读还不是那么心悦诚服，那我们还可以再看一看恩格斯晚年在《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一文里就同一个问题写的一段话：
“如果运动真正是全国性的，我们的人就将参加，用不着人家来发号令，我们参加这种运动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那时必须清楚地了解，而且我们必须公开宣布：我们是作为独立的政党参加，暂时同激进派和共和派联合，但是和他们截然不同；我们在胜利的情况下对斗争成果不抱任何幻想，这样一种成果远远不能使我们满足，它对于我们来说仅仅是已经达到的阶段之一，仅仅是作为进一步占领的新的作战基地；正是在胜利的当天我们就将分道扬镳，并且从那一天起，我们将成为和新政府对立的新反对派，但不是反动的而是进步的反对派，一个极左的、要求越过已获得的阵地而向新的阵地进军的反对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5页；其中黑体为引者所加。）
在这里，恩格斯十分明确地把共产党称为极左派，讲到了极左派和其他反对派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坚持继续革命，“越过已获得的阵地而向新的阵地进军”，或如《宣言》所说，“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代表运动的未来”。
为了防止可能产生的误译，我查找了《马恩全集》的德文原文。有关“一个极左的……反对派”一语的德文原文是：eine Opposition der äußersten Linken,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柏林狄茨出版社1977年德文版，第442页）应该说，将äußerst Linke译为”极左或极左派都是正确的。根据198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德汉词典》，Linke就是左或左派，而äußerst作为形容词的最高级，有①最远的、极端的，②最大的，③最后的、最后限度的，④最坏的诸义。将äußerst用来形容Linke，翻译为极左或极左派误译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上，该词典在举例时也正是将die äußerste Linke解释成了极左派。但是令人颇为不解的是，该词典在die äußerste Linke加了一个方括号的注[Recht],,在极左派之后也加了一个方括号的注[右派]。（见《德汉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29页）我认为，这个方括号的注是与恩格斯对极左派所作的论述直接抵触的，是完全错误的。
说到这里，回顾一下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关于极左问题的论述，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也是大有裨益的。
1967年9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文章里有毛泽东的一句话，指出当时一些人“用貌似极左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应该加以揭露。
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毛泽东讲了“貌似极左，实质极右”。这就明白无误第说明，他提出要批判的极左并不是真正的极左而只不过是“貌似极左实质极右”的假极左或“形左实右”的所谓的“极左”。从他的这一讲话里，人们看到，毛泽东对于极左其实也是肯定的。
说代“形左实右”，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加以反对过。人们记得，毛泽东在文革开始时写的《我的一张大字报》里曾经针对当时的斗争写下了这样的话：“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貌似极左，实质极右”，还是“形‘左’而实右”，这里所谓的“左”都不是真左，而是加了引号的所谓“左”，是假左；这个所谓的“左”，不是革命的左，而是机会主义的“左”。我们知道 ，机会主义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内部的代理人。资产阶级懂得，由这些机会主义者出面反对无产阶级要比他们亲自出马更为有利。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曾经和这类机会主义派别或机会主义分子进行过坚决的斗争。毫无疑问，这些机会主义派别或分子实际上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其实属于右派或右翼。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当时还没有“‘左’倾机会主义”的说法。恩格斯去世后，由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也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出现了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词句而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他们用折中主义和诡辩论取代革命的辩证法，否定阶级斗争，否定暴力革命，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甚至在议会赞成资产阶级提出的军事预算，主张“保卫祖国”，变成社会沙文主义者。他们把被他们篡改或“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资产阶级能够接受的东西，用以欺骗革命群众，为资产阶级效劳。其代表就是伯恩斯坦和第二国际的社会党。后来的考茨基也是一样。列宁对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还对所谓“‘左派’共产主义者”进行了斗争，他写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对俄国的、德国的和英国的所谓“左派”共产主义者提出了批评。这些所谓“左派”，否定任何改良，否定任何妥协，完全不懂得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之间的关系，否定共产主义者进行议会斗争的必要，否定共产主义者可以参加工党，被列宁讥讽为“孩子气”，患了“‘左派’幼稚病”。在中国，毛泽东也和各种形式“左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我们从列宁和毛泽东著作里对于“‘左派’幼稚病”和“貌似极左，实质极右”、“形‘左’而实右”的批判里看到，他们所批判的都是加引号的“左” 或加引号的“左派”，而从未批评过不加引号的左或左派、极左派。这就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他们对于不加引号的左派或极左派是持肯定态度的。因此，对于今天的左派来说，人家说我们是极左派，我们完全用不着感到不舒服，而应该感到是一种光荣。当然，极左派应该是最彻底的革命派，应该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实际上，我们还不够格，还需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断改造世界观，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水平。最近一年来，左派内部出现了一些矛盾、分歧甚至分裂的现象，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通过提高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水平来解决。有些同志有“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的思想，看不起他人，甚至抓住别人过去的一些缺点错误不放。他们不明白，共产主义是一个极其伟大的事业，而个人的力量是极其渺小的，人少了是成不了大事的，要成就大的事业就要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就必须团结越来越的人共同奋斗。因此，革命不能分先后，进步也不能论早晚。当然，对于一些错误的思想观点是应该进行批评的，但是这种批评应该是积极的，与人为善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别人改正错误，走上正确的轨道，更好地进行斗争，而不是证明自己的“一贯正确”。实际上，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一贯正确”。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犯过“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的错误，后来在“查田运动”中自己把它纠正了。毛泽东尚且如此，更何况我们，哪能“一贯正确”？当然，被批评的人也要虚心看待他人的批评，努力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水平，而不应采取拒绝批评的态度。这样才能不断提高自己，搞好左派在新的基础上的团结。
三、“两头真”的要害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背叛共产主义理想
左和右是一对相对立的概念。有左派当然就有右派，有极左派当然也就有极右派，可以说，极左派和极右派乃是是政治版图上对立的两极。右派们当然不会不知道极右的名声不好，为了反对革命的左派，硬是把极右和极左拉在一起进行抨击。如宋养琰先生在2008年7月29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发表的《“极左”和“极右”都极其有害》一文，以及吴敬琏先生2010年在《中国改革》第11期上发表的《极左极右都危险》一文都属于这一类。此外在网上还看到过一篇武侯坡写的《防范极左，警惕极右，划清界限》的文章，其观点虽与宋、吴的文章不尽相同，但其混淆极左与极右却是一致的。对于这个问题，我在本文第二部分已经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做了澄清，这里当不再赘述。这里要着重批驳的，是极右派杂志《炎黄春秋》的掌门人之一的杨继绳先生为了给极右派的新自由主义唱赞歌而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两头真”。2001年1月，杨写了一篇题为《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中国的一场跨世纪争论》的文章，其中说道，“像李慎之这个年龄（李当时年78岁——引者）的人当中还有一大批‘两头真’的人物：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并真诚地直面社会现实。境外有的媒体称这批人是‘党内民主派’，其实他们是自由主义派。”在这里，李慎之分明是“两头真”的典型。五年后，即2006年9月，杨又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李普今年八十八》的文章，再次谈到了所谓“两头真”，虽然仍然一样，但所根据的原型却换成了李菩，他声明说，“我提出‘两头真’这个概念最早的原型就是李普。”两个说法显然自相矛盾，但对杨继绳来说却可谓是“两样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2001年那篇文章以李慎之为典型，是因为李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头面人物，在境外影响大，打出他的旗号有利于新自由主义的传播；至于2006年的那篇文章抬出李普，则恐怕是由于考虑在“老革命”中像李慎之那样“洋”的人毕竟不是很多，而且其所发表的言论崇美的意味过浓，颇有汉奸之嫌，为国人所不齿，宣传的效果并不佳，更何况斯人已逝多年，似亦不宜再作为典型宣传，而如果换一副面孔做典型，或能收到更佳的宣传效果。杨先生既然如此看重李普，我们就以李普为典型来剖析一下所谓“两头真”的现象是怎么一回事。
李普生于1918年，卒于2010年，湖南湘乡人，1937年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记者、省委宣传部长、北大政治系主任、新华社副部长等职。而对于这几十年思想经历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早年追求民主自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间陷入了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之中；这一段相当‘左’，有时甚至可以说很‘左’，‘左’得很可恨、可笑。六十岁以来逐渐觉悟，又走入了自由民主的行列。”这就是杨继绳所说的“两头真”。
应该说，李普在他青年时代——也就是上世纪30-40年代的那一头“真”是不难理解的，因为那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又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人们反对专制，有强烈的要求民主自由的愿望是很自然的。问题是后来的一段时间怎么会由这个“真”变成了“假”的？
李普逝世后，徐迅雷于2010年11月15日在《光明网》的《光明观察》栏《向新闻界前辈学习“两头真” 》一文中说，“作为记者的李普，不仅见证和记录了胜利和成功的喜悦，也见证了并评析了建国以后历史的‘拐点’。他认为这个拐点是1953年。他认为‘我们从1953年起就误入歧途。整整糟蹋了四分之一世纪，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又逐步走上正轨。’”杨继绳在《追忆李菩》一文中说的各位具体，他说，“李普万万没有想到，1953年夏季的一个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总结报告稿上作了一个批示，这个仅有88个字的个人批示，不仅推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根本大法”，还作为全国全党必须遵循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于是，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年之内消灭了私有经济，实现了国有经济一统天下，从而确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在他们看来，李普等一批老革命由真变假是社会主义革命造成的，是毛泽东破坏民主和法制造成的。
这些说法表现了李普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的极端无知，也是他对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历史的肆意歪曲和极大污蔑。
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里就十分明确地指出：
“共产党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在法国，……
“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
“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页）
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里也说，““我们的口号（指‘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引者）无条件地承认不能直接越出纯粹民主革命范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它同时又把当前的这个革命推向前进，努力使它具有一个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形式，因而也就是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主革命，使无产阶级下一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得以顺利地进行。（《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995年版，第594页）
毛泽东在1939年所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曾经十分明确地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国际资本主义的。……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黑体为引者所加）他还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族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族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后完成。只有认清民族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 ，同时又认清而这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同上，第651-652页）
可以说，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上述论述已经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说得够清楚了。他们既指出了革命发展的阶段论，又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不断革命论，教导我们既不能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又不能在两个革命间建筑起万里长城，在民主革命完成（其标志是夺取政权）之后就应及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对于中国的革命者来说，无论是马恩《共产党宣言》，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还是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而且其篇幅也不长，论述也通俗易懂，不像《资本论》那样大部头的著作难读，作为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并曾曾任北大政治系主任的李普来说应该是非常熟悉的，然而他对此似乎毫无所知，这很使人大惑不解。
问题还在于，不仅马恩、列宁和毛泽东是这样说的，而且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也正是这样做的。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政权前夕的1949年2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举行了七届二中全会；而在这之前，1948年9月8日到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为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作准备，并研究了革命胜利后的一些重大问题，刘少奇在13日的会议上，着重就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作了发言，指出：“整个国民经济，包含着自然经济、小生产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国民经济的总体就叫做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包含着上述各种成分，并以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其领导成分。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刘少奇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页）在这个发言里，刘少奇不仅强调了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在新民主主义经多种经济成分中中的领导地位，而且提出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社会的主要矛盾或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和社会主义的矛盾”。
对于刘少奇的这一发言，毛泽东曾给予了高度评价：“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各位同志回到中央局后可以宣传。……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他还说，“对经济成分的分析还要考虑，先由少奇同志考虑，并草拟文件，以便在召开二中全会时用。”（《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146页）
后来，刘少奇在1949年2月8日（即七届二中全会前一个月）写的《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问题》中又十分明确地再次讲到，“胜利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主要的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的前途目的而斗争，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为了资本主义的前途与目的而斗争，此种斗争的性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因为它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共产党宣言最后一页，资本主义民主革命完成后，工人阶级要立即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列宁两个策略也说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在进行革命时，一刻钟也不要忘记是为了社会主义的目的，二月革命后的四月提纲亦然）。”他还指出：新民主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其特点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可以过渡到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过渡性质不能长久，但有一个时期。东欧各国过渡了三年，因为资产阶级有暴动的阴谋，如果没有这一点，可能不止三年，中国可能是十年到十五年，……。”（《刘少奇言论集》，人民出版社资料室1967年版，第187-188页）
这些事事都说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革命的性质已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已转为资产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绝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意见，更不是毛泽东在1953年才突然提出来的；而是包括刘少奇在内党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而经过七届二中全会，更形成为全党共同的意见。当然，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还有一些地方没有解放，土匪和反革命还没有肃清，新区的土地改革还有待进行，总之，民主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后来还发生了抗美援朝战争，而许多人对于革命的转变还缺少思想上的准备，因此，在制定《共同纲领》时并没有明确写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但是，正如周恩来在1949年9月22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对共同纲领起草经过和特点所作的说明里指出的：“在讨论中，曾有一种意见，以为我们既然承认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一定要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发展，因此总纲中应该明确地把这个前途规定出来。筹备会在讨论中，大家认为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 。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且这个高龄者究竟的部分里面，意见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1页）周恩来这个讲话，最清楚不过第说明，第一届这些在制定共同纲领时就意见肯定了“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性质的阶段，一定要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发展”筹备会讨论时，“大家认为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而共同纲领里的经济部分，“已经规定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李普当时是新华社驻中南海的记者，他曾上天安门城楼报道开国大典，他理应比其他人更知道周恩来讲的这些话，怎么会“万万没有想到，1953年夏季的一个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总结报告稿上作了一个批示，这个仅有88个字的个人批示，不仅推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根本大法’，还作为全国全党必须遵循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事实是，毛泽东本人也好，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也好，他们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性质是非常明确的，至少从1948年9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到1949年3月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一直到同年9月举行的全国政协第一觉全体会议，他们对于取得政权后革命性质的转变，对于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阶段，对于新民主主义一定要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都是非常明确的。如果要说改变看法，那改变看法的不是毛泽东，而是刘少奇。如前所述，刘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性、取得政权后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等的讲话曾收到盖度称赞，这些观点后来作为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为全党所接受，但是，刘少奇自己的观点却在悄悄地发生了变化。1949年5月6日，他在中共天津市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在谈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时说：“我们不要太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太强调，帝国主义就会插进来，把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变成帝国主义的后备军。除开国外矛盾，单就国内矛盾来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的确是基本的矛盾，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尚不能互相脱离，可以拖十来年，到无产阶级不需要资产阶级也能活下去的时候，就可搞社会主义。”（《刘少奇年谱》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页）这一说法和他在948年9月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和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显然是大相径庭的。到了6月4日，当他在北京向各民主党派人士和北京市党政负责干部作报告时，调子就更不一样了。他说，天津的资本家问“社会主义怎么搞”，他的回答是：“这是几十年以后的事，现在还不可能具体地讲”（见《刘少奇自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页）而他在9月21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力，在谈到《共同纲领》“有些代表提议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的意见时，刘的回答就与上面引述的周恩来在之后第二天（9月22日）就同一问题所作的的回答大不一样，他说，“我们认为这还是不妥当的。因为要在中国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在共同纲领上写上这一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刘少奇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5页）
比较起来，刘少奇的回答较之周恩来的回答要消极得多，它只是强调社会主义革命“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世界是随笔了问题周恩来的回答则强调了所提意见的积极方面，认为社会主义前途是肯定的 ，毫无疑问的，“暂不写上”是为了通过宣传和实践让大家来认识，这是“更郑重地看待它”。
毛泽东虽然认为取得政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标志，但也并不认为新中国已成立即应该马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代理很简单，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有许多遗留问题没有解决：新中国成立时，东南沿海、华南、西南还有许多帝国没有解放，西藏、新疆 、海南岛都是建国以后才解放的。更不用说台湾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残余势力还在进行破坏活动，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还没有取得最后胜利。新区的土地改革还没有开始。国民经济英语找到战争破坏而急需加以恢复，社会生产在大量的失业人员。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也十分紧张。蒋介石逃跑时运走大量黄金白银，一些资产阶级利用手中的资本操纵市场，大搞投机活动，想致新生的红色政权于死地，而对旧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又造成了财政的困难。1950年6月，毛泽东主持召了开了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同时提出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注重不要四面出击，到处树敌。而在随后举行的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他还安抚和鼓励各民主党派人士说，“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只要人们正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贡献，又在今后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有所贡献，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你也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人民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页）在这里，由于土地改革还刚刚开始，民主革命的遗留问题还没有解决，国民经济还没有恢复，毛泽东虽然也讲了社会主义改造 “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但是，和刘少奇不同，他不是回避 这个问题，而是把将来要过的社会主义关和当前还在过的属于民主革命范畴的战争关、土改关联系在一起，鼓励大家积极过好这两关，就是为将来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创造条件，就是对人民作出了贡献，就会有光明的前途。这一点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作为一个极左派所具有的不仅看到现在，而且看到未来，坚持不断革命的伟大精神。
不仅如此，刘少奇还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错误口号，并且在实践中利用自己的权力背着毛泽东和党中央，以自己的名义发表批语，反对山西省委开展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这些事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和坚决反对。毛泽东曾经严厉地指出，“ 有人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上主要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他还说，“‘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 。农业互助合作也 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的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1-82页）
毫无疑问，毛泽东对于刘少奇批评对于一切否定在路线、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人来说，也是完全适用的。所不同的是，刘少奇在毛泽东批评以后很快就就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而现在否定总路线的人却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之后，（邓小平对于这一革命曾给予高度评价，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给予了极高的极高的评价,说：“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总路线，其实质和要害，就是要反对在中国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成果，要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理。这一点，辛子陵在今年2月9日科技部离退休干部座谈会的讲话里就亮出了他们的底牌：“中国的改革开放，打开天窗说亮话，就是改弦易辙，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公开反对社会主义的行动，页是他们对抗中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行动。现在全国人民正在要求公诉茅于轼和辛子陵，这是保卫社会主义成果、保卫宪法尊严的正义之举，作为一个中人民共和国公民，我表示最坚决的支持。
问题还在于，这些公然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人，还都是一些共产党员和高级干部。他们说“两头真”，把年轻时信仰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说成是“真”，把离退休后一心搞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作为他们重新走上“正轨”也说成是“真”，而中间一段是假，这就说明他们虽然表面上还是老党员、老革命，但是他们的思想早已背叛了共产主义，他们实际上早已是共产党的叛徒。他们的所谓“两头真“实际上也就等于承认，他们跟共产党和毛泽东干革命其实都是假的。也是辛子陵的那个讲话里说，“京戏里面经常出现的一个角色是“员外”，所谓“员外”就是定员以外的人员，不在编，但还拿朝廷的俸禄，就是告老还家的官员。我们就都是“老员外”。头上没有乌纱帽，不求升迁了，可以讲真话，讲心里话，不需要跟风，不戴假面具讲话。”真是一语泄露天机。原来他们参加工作、入党并不是为了干革命，而是为了“乌纱帽”，为了做官。因为目的是为了做官、升官，所以他们只好把内心的 东西隐蔽着，只好“戴假面具讲话”，讲假话，不讲真话。现在不同了，离休了，没有官职了，没有乌纱帽了，没法升迁了，他们就干讲真话了。这是对“两头真”的一个极好的说明。这个说明清楚地表明那些所谓“两头真”的人究竟是一些什么货色？他们算不得是人，只不过是一群见不得阳光的丑类 ，是一群不齿于人类的人渣而已！不过他们自己似乎还自视甚高，这让人感到十分可笑。李普、李锐、黎澍三人因为都是湖南人，因为年龄相若、参加工作时间相若、入党时间相若，当然，主要还是因为他们的政治思想一致、兴趣爱好差不多，彼此气味相投，晚年常在一起相聚，可谓至交好友。不过黎澍走的较早，1988年即已去世。1998年，李锐写了一篇《黎澍十年祭》，其中讲到黎认为毛泽东思想可以归纳为五点，其第五点是不断思想改造，实为宋明理学翻版，专门制造伪君子也。从这里也可见“两头真”们对毛泽东思想和思想改造的极端仇视的态度。本来，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乃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一个必要前提，但是，他们却把毛泽东思想和思想改造和宋明理学、昆明知道的修养混为一谈，将接受思想改造的人视为假道学、伪君子。这是对毛泽东思想和思想改造的污蔑，也是对一切就接受毛泽东思想认真进行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的污蔑！在中国，按照毛泽东思想接受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很多，像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赵九章、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郭永怀、朱光亚、周光召等都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们为中国科技事业，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真正的民族英雄！伪君子这样的帽子戴不到他们的头上，戴到“两头真”们自己的头上倒是再恰当不过的。
李普去世后，有人在纪念文章里写了他生前的一件事：“李普勇敢而无情地解剖了自己曾经的‘可恨’、‘可笑’的‘左’，坦诚地向年轻人说，他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两次批判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发言登在《人民日报》上，‘现在来看我那篇文章，真正是信口胡说’”
这段话本来是称赞李普的。但是明眼人一眼就看出了李普两次发言的不良动机。我们知道，人口问题是过去是社会学、经济学领域的问题，解放后由于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取消了社会学系，人口问题就成了经济学领域的问题。李普当时在北大政治系做系主任，而他对于经济学其实是个外行，对人口问题并没有什么研究根本无需他去发言，而他且表现的十分“积极”，作了两次发言，还利用他在新闻界的关系两次登上《人民日报》。后来因为提倡一胎化，“精英们”和主流媒体大力肯定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他又跑出来“勇敢地”说他当年的发表的文章是“信口胡言”。在我看来，像李普这样的人，完全是一个跟风派，是一条变色龙，有什么可称赞的？相反，那时的在中国和北大，还有另一些人，一些真正研究学问的有科学良心的学者，如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资本论》及若干古典经济学名著的译者王亚南，早在40年代就写出发展经济学开山之作的张培刚，都在自己的论著里批评了马马寅初的观点，但他们与所谓风无关，用王亚南的话说，那是因为感到“不能已于言”才写的。他们的文章有理有据，而绝不是“信口胡说”。在北大经济系和马列室，也有一些进步的和正直的知识分子，如樊弘教授、陈岱孙教授，还有赵婧、韩佳辰、周家本、诸葛殷同等人，对他们的马校长宣传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实在看不下去，自发地组织了一个人口理论研究会，对《新人口论》进行了研究和批判。他们也不是跟风，而是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讲话，弄得马寅初也无可奈何。后来当一些人跟风转向时，他们也没有出来说自己过去错了之类的话。两种人一比较，其人品之高下自不待言。不知“两头真”们还有什么话好说？
“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孙中山的名言。不同的人对它有不同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他们决心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今天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实际上也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而自由主义者则把资本主义的价值观绝对化，大肆吹嘘所谓“普世价值”，妄图让资本主义覆盖全世界，并且永世长存。他们不懂得，历史发展到今天，资产阶级引领历史前进的时代早已过去，无产阶级作为最先进的阶级引领历史前进的时代也早已到来。这样，资产阶级也早由昔日的左派变为今日的右派，而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则取而代之成了今天的左派。如果说，自由主义者是右派中的极右派，那么共产主义者就是左派中的极左派。这两大阶级、两大派别之间的斗争已经进行了一个半世纪，今后还要继续斗争下去，但是，我们坚信，正像《共产党宣言》所预言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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