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拥护社会主义
——一个50后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思考
1979年之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那种一直时隐时现的伴随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的“全盘西化”论思潮又再一次的，并且越来越猛烈地在中国社会中弥漫。实事求是地说，在今日中国的思想学术和社会舆论界，大肆鼓吹西方政治体制的优越论；政治体制改革的“全盘西化”论；政治体制改革的——如果现在时机还不成熟的话，那么将来也——必将“全盘西化”论也仍然在广泛地流布着，也仍然有着非常大的市场。而中国现行的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其合理性，或者如许多西化论者们所说的合法性——却在遭受着这些“全盘西化”论者们的似乎是理直气壮的质疑，甚至是攻击。这为中国的现代化改革事业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也一直在中国社会中引发着极大的思想混乱。
我认为，近现代西方的道路不是中国应当走的，也不是中国能走得通的发展道路。过去不是，未来也仍将不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自己的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体制的坚守是正确的。走中国自己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正确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在于，时至今日，我们的理论界也并未能拿出一个系统的，真正可以贴近中国和世界现实实际的，真正可以同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相抗衡的，真正能够令人信服的自己的理论体系来。而这也正是“全盘西化”论一直能够在中国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所在。
由于篇幅的原因，本文不拟做更全面和深入的理论探讨（这篇文章只是我的一部还没能发表的书稿的部分章节）。只想从中国现实的生存与发展的角度上，来谈谈我对社会主义和中国的现行政治体制的思考。
一、中国为什么一定要，也一定会坚守自己的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
毛泽东在其《矛盾论》中曾极为深刻的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160、162页）
邓小平也曾说过：“……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24页）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那么，就当今的中国来说，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
这个主要矛盾就是：进入近代以来，由于工业商品经济形式的出现，由于人类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整个世界上一切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都日益紧密地被联系在了一起，整个世界上一切人类社会都日益被推入到了一种世界范围的各个人类社会之间极为激烈的生存竞争环境中去了。因此，如何应付这种巨大的外部生存环境压力，如何在这种极为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生存与发展，就成为了近、现代世界上每一个人类社会生存过程中的最主要矛盾。而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则是决定一个社会在近、现代世界上的生存状态和等级地位的压倒一切的最主要因素。（从某种根本的意义上说，正是这个矛盾，决定了1840年以来整个一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和历史面貌。同时，也正是这种巨大的外部生存环境压力促成了1979年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
所以，中国现实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必然的仍会为上述矛盾所主导、所左右。
所以，如何才能使得中国的经济和科学技术水平得以持续的快速的发展。如何才能更好地应付外部生存环境的巨大压力，就成为了中国政治体制如何继续发展演变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这也是当今中国在其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的最大的“大道理”。
那么，从上述的角度上说，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才能使中国的经济和科学技术水平得以持续的快速的发展，才能使中国社会更好地应付外部生存环境的巨大压力呢？
（一）在近现代世界上，人类的（经济）生存竞争，实质上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生存竞争。
人类社会，或者说国家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机体，而人类也从来都是以某种方式结构成人类社会，或者说国家这种有机的整体系统机体而生存着的。
虽然“世界化”“地球村”“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口号在当今世界上大行其道，但这只是一种被过分渲染了的表象，它掩盖不住当代人类生存的一个更本质的事实，即国家作为一个有着严整的内在结构秩序的有机整体机体，它们仍然是人类最高层次意义上的生存单位。在近现代的人类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各种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各个生产企业和经济经营单位可以按所谓纯市场规律自由活动和充分进行经济竞争的世界性的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事实上，我们所说的真实的经济结构，或者说市场体系都首先是作为国家这种整体机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即是我们所说的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是社会上层建筑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有机结合——而产生和生存着的。从本质上说，它们也只是国家这种有机整体机体的一种生存手段和生存机能，因此，它们也必然要作为国家这种有机整体机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活动和发展，它们也必然要受到国家整体生存需求和整体生存利益的制约和驱使。这样，从近现代整个人类世界的角度上说，我们所说的经济竞争就不可能是单纯的各个生产企业和经济经营单位（包括所谓的跨国公司）之间的经济竞争，它必然要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生存竞争（这即是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在国家层面上对中国实行极为严格的技术封锁的实质）。
“世界化”“地球村”“世界经济一体化”只有在以下的意义上才是真实的，即当今以国家为分野的全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都已被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也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可逃避地被卷入进了一种世界性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生存与竞争大潮之中了。
（二）在近现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生存竞争中，国家（即以政治组织结构为主导的，包括意识形态的，乃至军事结构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结构）是一种不可替代的极为重要的力量因素。国家既是国家内部市场的培育者、管理者和保护者，也是国家经济势力向外扩张和发展的开路先锋和护佑者。
我们知道，近现代经济即是所谓的市场经济。随着国家内部市场的成熟和发展，市场内在的具体企业和其它各种具体经济经营单位的功能活动和能力就会开始溢出本国的已显得狭小的市场体系，而到外部去寻求更加广大的活动和发展空间，这是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趋势和要求。
但问题在于，当这些具体企业和其它各种具体经济经营单位一旦跨出自己的国家市场体系，它们所遇到的活动与发展环境就不再是与原来相同的市场环境了。它们所遇到的首先是一个个作为整体机体的国家，并且也只有透过国家这层壁垒，它们也才能接触到这些国家的经济体系，它们也才可能展开自己的功能活动。但从这些也作为整体机体的国家本身的角度上说，这些国家必然也要从本国经济利益的角度上，例如从本国市场的具体发育状态，本国相应的经济单位的竞争能力，以及能否获得相对较大的比较经济利益等的角度上来对待这些外来的企业和其它各种具体经济经营单位。国家可以或允许，或拒斥，或通过国家关税、内部市场税率、立法、甚至动用行政等手段来保护、扶持自己的内部企业，并抑制，甚至压制外部经济势力的经济竞争。而对于这些外来的企业和其它各种具体经济经营单位来说，它们若要——尤其是当自己的生存与发展与所要进入国家的经济利益发生矛盾时——冲破和排除这些国家因素的束缚和限制，获得充分的活动与发展的自由，仅仅依靠自己的一己之力是不可能的，它们也只能依靠自己国家的力量也才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透过对方国家这层壁垒。这样，一方面只有国家（通过政治、外交、各种互惠的经济协议、甚至军事等手段）才有能力突破别国的国家经济壁垒，使之形成有利于自己经济势力进入和发展的环境；但另一方面，也只有国家也才能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不受外部经济势力的冲击和侵夺，并形成有利于自己企业和其它各种具体经济经营单位生存与发展的市场环境。所以，在近现代人类的经济活动与发展中，尤其是在国家与国家的经济交往中，国家的力量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从近现代国家与国家之间生存竞争的角度上来看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模式。
近代以来，许多人一直以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富裕和发达，其根源是在于它们所采用的社会体制模式，所以西方以外的其它国家只要也建立起了西方式的社会体制模式，它们也就同样可以富裕和发达起来。其实，这只是一种误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只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自身生存利益的角度上，利用自己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巨大势力，长期竭力推行、灌输宣传的结果。尤其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在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上仍然还是处于落后状态的国家来说，这甚至还可以说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意布下的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陷阱。
我们知道，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入到近代形态的社会，它们占据着几百年先行的巨大优势。首先，这种优势不仅仅是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也表现在整体社会发展水平上。也就是说，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几百年发展历程中，其经济结构与上层建筑结构也是在相互磨合、相互适应中变化与发展着的。起码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社会结构，或者说其上层建筑结构体系与经济结构体系都已经高度的成熟发达，其相互适应和相互协同合作的能力和水平也几乎达到了——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最高水平。这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这一时期，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那种一直困扰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和尖锐的阶级矛盾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到了缓和，西方各发达国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展现出了一种和谐繁荣的局面，经济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潜力在这些发达国家已经被发挥到了某种极致。其次，也是由于这种巨大的先发优势，在几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了一个以其为主导和控制着的垂直的经济体系。在这个世界经济体系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直掌控着产品研发、高附加值产品生产以及绝大部分的金融资本资源。而这些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富裕和发达的真正原因。
但对于西方以外的那些近代化后发国家来说，它们并不具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历史际遇和发展条件。并且，进入近现代之后，在越来越激烈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生存竞争中，尤其是对于西方以外的那些近代化后发的，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上仍处于很落后状态的国家来说，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模式还是一种最不利于它们在近现代世界上生存与发展的社会体制模式。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近现代人类的生存竞争实质上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生存竞争。而从国家与国家之间（经济）生存竞争的角度上说，如果将西方以外的其它后发的，在经济和科学技术水平上仍处于落后状态的经济体直接放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具有压倒优势的经济体面前，直接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进行竞争，那么，在激烈的资本主义式的经济竞争环境下，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和科学技术水平只能发展的越来越快，它们与这些落后经济体的发展距离也只能越来越大。而这些落后经济体也就永远不可能摆脱作为这些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的地位。
那么，对于这些后发的，在经济和科学技术水平上仍处于落后状态的国家来说，如何才可能加快自己的经济和生产技术水平，如何才可能较快地追赶上这些发达国家呢？这里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充分的运用国家的力量。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国家，也只有国家才能在国与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平等的条件下，利用各种经济的、立法的，甚至是行政的手段来保护自己本国还处于弱小的经济体系；国家，也只有国家才能在国与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平等的条件下，集中国家的力量来扶持自己的经济产业的快速发展，使之迅速具有国际的竞争能力。
其实，不要说落后的欠发达国家的经济需要国家力量的大力护佑和扶持，就是在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中，国家的力量也常常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关键的因素。如早期的英国。1882年当时德国的被称为铁血宰相的俾斯麦就“对国会讲了如下的话：我认为自由主义（贸易）的整套理论是错误的。英国在充分地享受到保护关税政策给国家的利益以后，才把它废除。那个国家本来一向有最强有力的保护税制，直到它在这些税制的保护下变得那样强盛；直到它能像一位雄健的运动员那样才跃出堡垒来向世界挑战。
自由贸易是强势国家的武器。英国是由它的资本、它的煤铁、它的港口和它有利的地理位置已经变成世界的超强国家。然而它在它的各项工业变成这样强盛以前，是靠高的惊人的保护税则来保护自己抵抗外国商品的竞争的”。（何新著《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时事出版社，2001年，105页）
而美国也是一样，“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工业革命在英国和法国蓬勃发展的时候，美国工业化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其工业品不仅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在国内市场也因外国商品的竞争而面临被毁灭的危险……建国后的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就是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积极倡导者。汉密尔顿认为……美国政府必须通过关税壁垒，排除外来竞争，保护国内市场，促进新兴制造业的发展，具体包括以高关税来限制外国工业品的输入、限制重要原料的出口、免税进口必须的原料、限制改良机器的出口等。他的主张很快在美国得以实施贯彻，有效地推动了美国工业的发展……近代美国所推行的高关税政策，挡住了英国廉价工业品对美国制造业的冲击，为美国制造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鼓励和保护了美国制造业，促进了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使美国从19世纪初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到19世纪末一跃而成为资本主义头号经济强国”（韩毅、张兵著《美国赶超经济史》，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213-218页）
但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在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模式恰恰是其政治体制，或者说国家的组织与调节能力最弱，国家的整体凝聚力也最弱的一种社会体制模式。也正因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常常被人们恰当的称之为“小”政府，实质上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软’政府。而尤其是对于那些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上还处于落后状态的国家来说，这种“软”政府必然是既缺乏在内部将本国经济整合凝聚成为一个坚实的整体以共同对外的能力，也缺乏对西方发达国家强大的政治、军事以及意识形态势力等的抗御能力。这正如我们在苏东社会主义集团解体后所看到的，由于冒然的全盘采用了西方式的社会体制，在这些国家中，许多国家立刻陷入了分裂和混乱之中，新兴的资产阶级登上了社会舞台，并成为了引领社会生活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而政府在西方式的民主选举制度的束缚下，也只能围着这些新兴的资产阶级的要求转。这些政府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失去了原来的，可以从国家的整体生存利益的角度上——这意味着政府可以使得某些个人或个体经济单位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作出牺牲——独立的组织与调节经济结构，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能力。这种政府也很难将全体国民的思想和行为在国家的名义下团结和凝聚起来。因此，如果不能在某种程度上回归政治组织的专制能力，可以断言的是，由于缺乏国家力量的整合、扶持和护佑，在当代的国家与国家之间越来越激烈的生存竞争环境中，这些国家的经济体将永远不可能——西方列强也不可能允许——追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非常可能的是，这些国家新生的资产阶级不是直接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经济买办，就是变成发达国家经济大鳄们的附庸。正是有鉴于此，我们看到，经过十多年的极度混乱之后，俄罗斯政府从普京开始又不得不重新走上了一种强化国家统制能力，严厉打击私有大资本家和金融寡头的，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回头之路。所以我认为，对于那些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上还处于落后状态的国家来说，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不但不可能为它们带来真正的能够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并且这还是许多采用了西方社会体制模式的国家长期的处于混乱和不发达困境中的根本原因。
也只有从以上的角度上，我们也许才能更深刻的认识与理解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什么要竭力促使，甚至迫使西方以外的国家政治体制的西方化（这当然也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中国1989年政治动乱的大力鼓动和支持，及其事后对中国政府的制裁）。因为只有这些西方以外的国家也采用了西方式的政治体制，建立起一个“软”的政府，已经相对高度发达和强盛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势力才能最少阻碍地进入到这些国家的经济体系中去，西方发达国家才能最容易地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这才是其最深层的原因。
（四）从近现代国家与国家之间生存竞争的角度上来看1979年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政治体制发展趋向。
我们先来说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环顾整个近现代的人类历史，除开那些先发的西欧原生资本主义国家，以及由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直接派生出来的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外，在所有近现代化后发国家和地区中，在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上最成功，取得最大发展成绩的国家和地区可以说是日本，以及所谓的亚洲“四小龙”。它们在近现代的发展常常被人们誉为“奇迹”。
那么，这个“奇迹”是怎样发生的？发生这个“奇迹”的原因又是什么？
人们早已经注意到，上述国家和地区都是属于传统儒家文化圈的。正如前面所说，以中国为发源地和核心的儒家文化是在一种家长式专制结构的基础上形成和建立起来的。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家庭、家族、国家等更高层次的集体利益；个人，无论是这些集体的普通一员，还是家长、家族长、地方官，乃至国家君王都必须按自己所处的这些不同层次的集体中的具体地位，从集体整体生存利益和需求的角度上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并努力贡献自己的全部才智和力量，这是儒家文化最核心的要义和本质。进入近代以后，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压力和影响下，虽然这些国家和地区也都采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形式，但由于历史传统的原因，在这些社会中，人们的团体主义观念，国家整体观念，甚至对所服务企业的服从和忠诚等观念还是要比西方国家强得多。这是这些社会与西方社会的最根本的差异所在，也正是由此形成了它们相对独特的，被人们称之为儒家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发展模式。
“儒家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是近年来海外学者对与欧美资本主义相比具有种种不同特点的东亚地区工业文明体系，其中包括日本、南朝鲜、新加坡、香港和我国台湾省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及思想文化体系的总称和概括。（程伟礼著《全盘西化的外衣与东方文明的躯体》，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101页）
先看日本。“日本学者川岛武宜……在《日本社会的家族式结构》一书中……指出日本社会是根据家族式原理组成的，这种社会结构的特征在于： 由权威进行统治和对权威的无条件追随……不允许发展个性……。在日本人的观念中‘自我’是以社会群体方式体现的。个人应该属于某一集团，集团成员由一种共同命运和共同利益联系在一起”。（张健、王金林主编《日本两次跨世纪的变革》，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480、481页）也正是这种源于家族和集团生存方式的历史传统形成了近现代日本社会经济模式的两个根本性特点：
（1）从所有制的角度上说，虽然日本社会的具体企业和经济经营单位也是私有制的，但在传统的强烈的团体主义主导和影响下，日本社会的具体企业和经济经营单位却形成了与欧美社会迥然不同的企业文化和生存与活动机制。家族主义传统被运用于企业经营 “在这个大家庭中，模拟的家族关系掩盖了阶级关系，只有经营者与从业员之称，而无资本家与工人之分。这种模拟血缘关系在企业中的运用，直接表现为职工对企业的依赖、对集体利益的追求和对企业的忠诚。因此，有人认为‘日本的经营组织类似日本的家族组织”这一点，是‘日本的从业员勤奋、工作热情惊人之高的原因’”。（张健、王金林主编《日本两次跨世纪的变革》，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494页）“家族主义传统被运用于企业经营，与强调个性与个人才能的欧美企业经营传统相比，具有较强的凝聚力，能更有效地激发人们的劳动热情和责任感。它最明显的作用是促进了工人与企业方面的通力合作，雇佣关系稳定，使企业很少面临欧美国家那种因职工与企业离心离德造成的困境，能够建立并实现长期事业发展规划。企业所有成员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地推动企业的发展这一点，不能不说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实现经济的近代化和战后经济高速增长，并在国际竞争中取胜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说日本经济与企业之所以‘名列第一’，是离不开日本社会深刻的家族传统的”。（张健、王金林主编《日本两次跨世纪的变革》，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497页）
（2）在形式上，虽然近现代，尤其是二战后日本国家也采用了西方式的多党竞选的民主体制，但由于传统的团体的生活方式和由此形成的强烈的团体主义观念，日本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统一性和有序性较之欧美社会仍要高得多。“在战后日本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发展导向型的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模式下，以发展为国家的最高目标，政府的功能在于促进经济发展，这是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的纪律导向型经济体制的”。“战后日本的产业政策的选择偏好不是西方国家那样的效益最大化，而是生产、规模，最终一切都归结为经济增长，体现为一种‘生产者经济学’的东方经济理性，截然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消费者经济学’。‘生产者经济学’的理念使产业政策的重点放在为国家目标而生产，坚信虽然为此有时会导致个人利益的牺牲，但却会增加资本积累，终将会使国家走上繁荣富强”。（张健、王金林主编《日本两次跨世纪的变革》，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313页、328页）
“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美国经济学家尤金·J·卡普兰把日本政府与企业的密切关系概括为著名的‘日本股份公司’论，他甚至认为：‘日本政府领导着迄今为止的日本经济发展，在政府与企业的相互作用中握有主导权，这种特殊且绝无仅有的做法，才是日本经济特有的性质’。可以说，特殊的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不仅是战时日本统制经济的基本构成要素，而且同样是战后日本式市场经济的基本构成要素，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继承关系。关于日本政府与企业的密切关系的历史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为推动工业化而采取的一系列的对企业的保护、扶植措施。日本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在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过程中，政府对产业的发展和企业的发育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此期间，把尚待进一步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产业，置于国家积极干预下的管理系统之中，在通过立法及采取关税、非关税壁垒等手段，限制外国同类产品以及以经营为动机的外国资本进入本国市场的同时，加速扶植国内的重要产业，使之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出口导向型产业”。“因为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落后于欧美先进国家的情况下，如果实行自由贸易，听任外国商品和资本无限制地进入日本国内市场，那么日本的“幼稚产业”在还没有发展壮大到具有足够的国际竞争能力之前就可能会夭折”。（张健、王金林主编《日本两次跨世纪的变革》，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331、333、335页）
再来看新加坡。与日本社会相比，从具体企业和具体经济经营单位的角度上说，新加坡没有形成日本社会的那种凝聚力极强的团体主义企业文化和促进企业活动与发展的内在动力模式（这除开新加坡社会的人口结构较为复杂这一原因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华人传统超强的“家庭—家族”结构，即由于华人的“家庭—家族”结构的异常紧密，及其特有的封闭性，使得中国人的团体主义很难如日本那样可以较为容易地摆脱这种“家庭—家族”结构的羁绊而转移投射到其它的团体形式，如现代企业等中去，这也是近现代包括港、台在内华人企业仍普遍以家族为经营主体的原因），但新加坡有一个比日本更有效的，组织与调节能力更强的政府。“新加坡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新加坡的宏观经济管理。拿新加坡学者林·琳达的话来说，新加坡的经济成就‘是新加坡政府伸得长长的干预的手捏成的’”。（陈乔之、曹云华著《新加坡的宏观经济管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3页）
“实行自由企业政策是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长期推行的基本政策。新加坡领导人认为，只有实行自由企业政策，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个人的积极性。新加坡经济发展的设计师、前副总理吴庆瑞曾经指出，私人企业是我们达到经济成功这一目标的最有力工具。只有在自由企业制度下才能达到‘有力者出力，有才者出才’”。“然而在新加坡，‘自由’是有限度的。政府那只‘有形的手’到处都在起作用。在许多领域其介入和干预程度并不亚于台湾和南朝鲜，甚至还超过一些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些西方学者称新加坡的民主社会主义是结合了‘经济上的资本主义’与‘政治上的社会主义’。它一方面利用资本主义的手段创造财富，另一方面通过社会主义的方法来分配财富。英国学者亚历克斯·乔西这样形容道：经济也许是新加坡最显著的矛盾现象。新加坡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却公然而成功地鼓励各种资本主义”。（陈乔之、曹云华著《新加坡的宏观经济管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10、29、50页）
“新加坡有一个事权集中，政策工具完备，人才充沛，组织庞大的经济行政组织，以及负责把经济政策付诸实施的训练有素的公务员队伍。这个强大的经济官僚体系负责制定和推行经济政策，掌握了各种完备的政策工具。这些政策工具除了一般的财政及货币政策工具外，还包括广泛的行政裁量及法规制定权、工商执照核发权、特种物质专卖权等。这个强大的经济官僚体系可以运用的工具还包括信用工具和庞大的国营企事业体系”。“李光耀常常把新加坡比作一个大公司，他目前是这个大公司的董事长，吴作栋是总经理，其他政府官员则是公司的主管和办事人员。这个大公司几乎把其触角伸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一些新加坡学者认为，‘事实上，新加坡政府除担负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家所指定的政府传统任务外，还担当了规定目标人、生产者、调节者和财政代理人’。‘新加坡迄今为止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更多的是国家干预的结果，而不是自由市场调节的结果’”。（陈乔之、曹云华著《新加坡的宏观经济管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31、58页）
至于南韩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在它们身上，我们也仍能够看到所谓儒家资本主义的两个根本性特点，即（1）在具体企业经营中的源于儒家家长制结构的，具有很强的内在统一性和凝聚力的威权型企业文化特点。（2）国家的极强的组织与调节能力。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上述两个特点在它们各自身上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表现的程度都有所不同，但不管怎么说，能够比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大得多的程度上发挥出整体（具体企业和国家）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将这种整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与个体（个人、具体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效地结合在了一起，这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也取得了比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快发展速度的共同的根本原因。
理解了以上日本和“四小龙”在近现代化道路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大体上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所取得的令世界瞩目的发展成就的原因，即事实上，1979年以来中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日本和“四小龙”的社会经济体制虽然在表现形式上，尤其在政治体制上仍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能够比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大得多的程度上发挥出整体（具体企业和国家）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将这种整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与个体（个人、具体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效结合在了一起，则同样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尤其表现在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巨大组织与调控能力上。这一点与新加坡极其相似，这也是新加坡经验一直受到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重视和推崇的原因——与这几个国家和地区社会体制共同的本质性特点。也同样是这个本质性特点，使得中国也几乎同日本和“四小龙”一样取得了极快地，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的发展速度。
但在这里，我们又必须知道，与日本和“四小龙”相比，中国也仍是有着非常不同的自身的特点的，这又会使得未来中国社会体制的发展与演化走在一条与日本和“四小龙”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道路上。
首先，我们知道，日本与南韩、台湾在二战后的崛起有一个共同的世界历史背景，这就是“冷战”。正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中，为了将日本和南韩、台湾拉上西方资本主义的战车，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放纵，甚至有意支持了稍显另类的日本和南韩、台湾的经济发展，这使得它们既获得了一种极为有利的外部经济发展环境，但同时也使得它们在政治，乃至军事上陷入了对美国深深的依附状态之中，这使得它们的社会体制的发展与演化受到西方资本主义严重的制约和束缚。
其次，就国家规模来说，日本虽然稍大一些，但也只有一亿多人口，而“四小龙”加在一起其人口也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二，所以，日本和“四小龙”在经济上的崛起还不至于从根本上威胁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也就是说，在现代已经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内，西方发达国家还可以勉强分一杯羹出来给这几个国家和地区，还勉强可以让它们也跻身于发达经济体之列（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看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日本的经济已经对欧美发达国家产生巨大的冲击时，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发达国家还是对日本的经济实行了强有力的阻击，通过强迫日本接受“广场协议”等，造成了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而经济上的较为顺利的发展又使得它们陷入了对当代既有世界经济结构秩序的深深依赖之中。
再次，也是由于国家规模，尤其是由于历史文化底蕴的原因，除开在经济领域外，日本和“四小龙”的所谓“儒家资本主义”并没有能力在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领域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形成较大冲击和影响。而毋宁说，倒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几乎是全面的在对它们的“儒家资本主义”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冲击和影响。
这样，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由于已经深陷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潮流之中，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大压力和影响下，日本和“四小龙”的社会体制结构也在逐渐地向着西方式的社会体制结构的方向转化。历史传统的能量在逐渐的减少，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因素却在增加。它们逐渐的越来越像是西方社会，而越来越不像是原来的自己。
但中国却不同。
中国的人口占整个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而北美、欧盟、日本和“四小龙”，即使再加上俄罗斯，即当今世界上所有的所谓发达国家的人口加在一起也没能超过中国一国的人口。
首先，正如“罗马俱乐部”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指出的，由于人类经济的飞速发展，整个世界的不可再生资源正在逐步走向枯竭。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这些不可再生资源，尤其是被人们称之为现代经济血液的石油的短缺势将越来越严重。这必将会引发发达国家（经济越发达，其对这些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量也就越大）与后起的中国之间在对这些不可再生资源，尤其是石油需求的越来越大的矛盾。
其次，改革开放后，经过近30年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占领了世界低、中端制造业的出口市场，这正如人们经常所说的，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工厂”。但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没有达到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生正面的实质意义上的竞争，或者说碰撞的水平。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是以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和金融以及高端服务业为基本支撑的。但可以预见的，甚至可以说是毫无悬念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它必然要向着西方发达国家所赖以生存的高端价值产业领域逐步的渗透和提升。但与日本和“四小龙”不同。由于国家和人口规模较小，这个高端价值产业市场还可以勉强容纳这几个国家和地区。这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崛起还不能够从根本上冲击和影响到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地位。可一旦具有13亿人口的中国经济进入这个高端价值产业市场，它对这个市场的冲击和影响将是根本性和全方位的。也就是说，这个高端价值产业市场根本就不可能再容纳和吸收中国这个超级经济体。这样，随着中国经济一步步的向着高端价值市场的发展，它也就必然地要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根本生存利益发生越来越大的矛盾。这种矛盾将是日本和“四小龙”经济崛起后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无论从规模上，还是性质上——所根本就无法比拟的。
所以，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环境必将是极其恶劣的，其实际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必将是极其艰难的。
也正是基于此，我认为，未来中国若要突破它的这个发展中必然要遭遇到的历史瓶颈，未来中国若要真正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盛国家，中国若要真正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它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包括一只强大的军队——，也只有这样，它也才可能从容应对未来注定是极其恶劣和复杂的国际生存环境。
中国是一个有着二千多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在二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过程中，中国曾建立起了人类历史上最强大也最为完善的（封建）政治体制结构。政治体制的强大与发达是历史赐予中华民族的特有禀赋。今天，在中华民族即将迎来它的伟大复兴之际，它不应该，也不可能抛弃自己的这个特质和生存优势。并且，现实也需要，甚至也必然会迫使它继续保持和发扬自己的这个特质和生存优势。这也是中国未来能否继续顺利发展，中华民族能否实现自己伟大复兴的最重要保证。
二、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的中国与世界
现在有人常说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这也许是对的。不管怎样说，中国的继续崛起和强大将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的，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在这里我想说，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人类历史上的崛起，将有着一种特殊的意义。中华民族的崛起将不同于近代以来美国和日本的崛起仅仅是在世界上又出现了一个现代工商业化强国。由于中国传统上层建筑结构的异常强大和发达，由于这个特点在近代中国仍以社会主义体制的形式强烈地表现着，随着它的强大和发达，它的这个特点也必将对世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如果是这样则必将意味着近代以来整个世界的一直由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主导着的社会发展方向的转变。并且人类历史的发展实际也在越来越迫切要求着这种转变。
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就象一匹疯狂巨兽，它拖拽着，逼迫着整个人类世界向前狂奔。但是，它要奔向哪里？它能够象这样永远不停的奔驰下去吗？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方式难道当真是现代人类社会唯一的生存选择吗？
到了当代，由于人类人口的急速增加和工业生产能力的高速发展，世界的物质资源正在日益接近枯竭，环境污染也越来越严重。尤其是随着大量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些问题还将会越来越严重（试想，假如即使中国一个国家的不可再生物质资源和能源人均消费水平达到同当今的美国一样，那么，我们这个星球还能支持多久）。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式的向大自然肆意掠夺榨取的生产方式，以及由西方商业资本主义刺激起来的挥霍无度、奢靡浪费的生存方式已不可能长久的维持下去了。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并非是危言耸听，人类确实在日益的，并且是越来越快地接近其经济增长的“极限”。
但正如前面所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性特点是它的整个社会活动是由市场控制着的，“它意味着社会是作为市场附属物而运转的”的，所以，（市场）对经济增长的追求，对外部市场的开发和争夺就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永恒的最主要的生存目标。没有了经济增长，没有了外部市场不断的扩张，资本主义社会（市场）就无法生存下去。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下，这种经济的无限增长趋势是不可能得到有效控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就犹如一只只躯体超级庞大，但大脑却极不发达的恐龙，它们只能任凭自己的生物性——对人类社会来说，即是经济性——本能欲望的驱使一步步走向大自然所能供给资源的极限。
而随着世界物质资源的越来越匮乏，人类社会对物质资源的争夺也必将会越来越激烈。若如此，人类的未来将绝不可能是光明的，也许，那呈现出来的将是一种极为悲惨的景象。
我认为，这个越来越紧逼着人类的生存困境只有依靠社会上层建筑的强力综合力量，或者说人类社会只有有了一个强健的“大脑”，或者再直白一点的说，人类只有在某种意义上重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才可能从某种根本的意义上得到较好的解决。
现在人们一提到社会主义社会体制，许多人也许立刻就会想到前苏联的严酷的政治清洗，古拉格集中营；中国的反右运动、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等等。但我们必须要弄清楚：
（一）前苏联和（1979年之前）中国在它们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现象和行为是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的。首先，它们都是刚刚从各自的封建形态中脱胎出来，都只是处于从其封建社会形态向近代社会形态转变的过渡阶段之中，因此，它们的行为不可避免的还带有浓厚的封建社会的残余。其次，由于后发导致的在近代化发展程度上的落后，也由于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体制上的尖锐矛盾，在相对先进得多的西方资本主义强大压力下，它们都背负着太大的生存与追赶压力。也正是它们所处的这种具体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以及它们所面对的巨大生存和追赶压力使得它们走上某种专制的极端，使得它们不得不最大限度的抽紧“政府”这只手紧握着的缰绳。而这些才是前苏联和（1979年之前）中国在其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人民的苦难和极大量不顾及人权现象的最主要原因。如果消除了产生上述这些现象的原因，也就是说，如果社会主义能够建立在一种成熟的高度发达的现代经济基础之上，尤其是能够建立在一种可以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乃至更高的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之上，那么，我坚信，社会主义就一定能够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消除这些缺陷，社会主义就一定能够展现出另一种完全不同的风姿。
（二）当许多人在义愤填膺的数落着前苏联和（1979年之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时，他们似乎往往都忘记了看一看一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如果不是心怀偏见的话，若说到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对人权的践踏，资本主义要更严重的多，美洲印第安人和澳洲土著民族的灭绝、非洲的奴隶贩运、血腥的殖民地统治、两次世界大战、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包括沙俄和日本带给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这些难道不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产物吗？“历史上一切国家工业化早期，原始积累的过程都是极其艰难而痛苦的，都为此而付出过沉重甚至血腥的代价……如果与早期西方历史上的‘血泪资本主义’100年以上的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相比，那么苏联在30年代，中国在50-60年代所经历的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虽然也都走过了极其沉重的道路，但相对而言，时间较短，代价还是较小”。（何新著《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时事出版社，2001年，333页）“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卷266页）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的这个评价并非是不公允和夸大其词的。
人类的任何一种社会体制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任何一种社会体制也都会有其必然的短处和缺陷。
（三）我们必须辩证的全面的来看社会主义社会体制。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社会主义社会体制的某些短处和缺点时，也必须看到它所具有的资本主义社会所最缺乏的，也是当代和未来人类最需要的长处和优点。
我们知道，从有机生物界的进化与发展的角度上说，大脑——即对生物体整体机体的活动实行统一调节的组织与控制中心——的形成和逐步的发达完善是有机生物体从低级向高级阶段演化发展的标志。而人也正是因为有了一个其它任何种类生物都没有的特别发达的大脑，人也才站在了整个地球有机生物界演化发展的最高阶梯之上。
也是因为有了一个特别发达的大脑，人也才可以控制自己眼前的本能欲望和冲动，而从一个更长远，更广阔的角度上来计划和实施自己的生存行为，从而使得自己获得更好的，更有利于自己长期持续发展的生存条件。
从某种本质的意义上说，人类社会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机体。从这个角度上说，社会主义社会体制的特点和长处也正是在于它有一个强大的可以对社会整体机体的活动实行统一调节的组织与控制中心。这也就是说，它有着一个比资本主义社会要更加强健得多的“大脑”。因此，比之资本主义社会，它也必然能够从一个更长远，更广阔的角度上来计划和实施自己的生存行为，并为了自己更长远，更大的生存目标而控制自己的某些本能欲望和冲动，或者说牺牲自己的某些眼前利益。也正是因此，我们也才可以说，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疏解人类这个即将到来的越来越严重的生存困境。
1、我们知道，人类若要摆脱其未来的物质资源困境只有两个根本途径，其一是控制人口；其二是控制经济的盲目增长。
首先，我们来说人类人口的自我控制。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要将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中国与处于同一社会发展阶段上的，资本主义的所谓民主自由体制下的印度比较一下就会看得非常清楚。“印度从（上世纪）50年代，中国从70年代开始，打响了人口控制的战役。多年来，两国都投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人口控制”。但正如下表所显示的：“
……从1971～1998年的27年间，中国因计划生育少生人口3.38亿，若不实行该政策，今天（2003年）的人口总数将是15亿多。印度从1951～1989年的39年间，一共少生1.1亿人”。（以上均引自梁伟、李宝玉著《中国与印度人口控制比较研究》载于《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六期）1950年代，印度人口大约3.6亿；中国大约5.5亿，而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公布的“2008世界人口状况”报告，印度2008年人口估计为11亿8620万人，中国为13亿3630万人。如以印度2005～2010年人口平均增加率1.5%计算，估计到2050年时印度人口将达16亿5800万人，超过中国同年的14亿800万人，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印度国家人口委员会近日承认，截至2010年的国家人口控制计划已经接近于失败……鉴于印度生育的无序，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将其称为‘缺乏人口控制的典型’”（《广州日报》，2009年3月16日载）。 这些都清楚的表明，中、印两国在人口控制效果上的巨大差异。
其次，正如前面已反复所说过的，社会经济无限制的盲目扩张与发展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下这种经济的盲目扩张与发展趋势是不可能得到有效的自我控制的。我认为，只有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真正可以凌驾于社会经济体系之上的国家政治组织结构，一个社会也才可能控制住其经济结构中那种自发的盲目的无限扩张和发展的趋势，而不是被这种趋势所主导所控制；也只有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真正可以凌驾于社会经济体系之上的国家政治组织结构，一个社会也才可能不是仅仅从经济结构的角度上，而是从社会整体生存的角度上，将（越来越有限的）物质资源有目的有计划的进行使用和分配。在这方面，前苏联和（1979年之前）中国曾实行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仍可以予我们以深刻的启示。我们知道，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严密封锁和打压，前苏联和（1979年之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基本上是被封闭的，它们很少能得到外部经济资源的补充供给。这虽然给它们的生存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它们毕竟都可以生存下来，甚至还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持着整个社会的内在稳定和有序性。并且，不但如此，即使是在那种极为困难的环境条件下，它们也还是能够从国家整体生存的角度上，集中国家之力有目的有选择的在某些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成就。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如果将这种生存状态放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身上，任何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都是很难生存下来的，甚至也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而实际上，前苏联和（1979年之前）中国的那种生存状态与我们所说的即将到来的越来越严重的资源危机所造成的生存状态，从某种本质的意义上说是一样的，只不过前者是人为造成的，而后者则是大自然所施加给整个人类的。
所以，在未来物质资源严重危机的生存环境条件下，社会主义社会体制较之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生存能力要大得多；这种物质资源危机的压力越大，人类社会——若要生存下去——也就越需要这种社会主义式的政治组织结构的组织与控制力量。
2、只有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未来中国的崛起才可能是“和平”的。
2003年12月，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了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首次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概念；几乎同时，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也说，“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中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作为一个专题加以论述。由此，中国正式提出了“和平崛起”这一命题。
众所周知，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每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几乎都不是“和平”的。这是因为任何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都必然要在某种程度上打破现实既有的国际利益格局，都必然要挤压剥占在现实既有国际利益格局中处于主导地位国家的既得利益，所以新兴大国与既有大国之间的这种矛盾是很难调和的，这也就是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很难是“和平”的根本原因。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两次世界大战，从实质上说，就是德国、日本等新兴资本主义强国为打破英、美等老牌强国建立起来的既有利益格局，为了给自己的经济发展开辟出路而发动的。而就中国来说，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超大型国家，它的崛起又将会比之近代以来任何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对现实国际经济，乃至政治、军事秩序格局的冲击都必然要大得多，也更具根本性，甚至也可以说是颠覆性的（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角度上说，如果将日本和“四小龙”的崛起看做是近代以来，西方以外的某种文明体系——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儒家文明体系——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体系的一次具有实质意义的冲击，那么，这还只能说是一种前哨战，而随着具有五千年高度文明发展史和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的崛起，这种文明体系意义上的碰撞才真正的开始）。
那么，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的崛起还可能是“和平”的吗？中国凭什么可以说它的崛起可以是“和平”的？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这种可能性只能是来源于中国强大的国家的组织与调节能力。
如果中国是一个完全的西方资本主义式的国家，那么正如前面所说，中国也就只能按照资本主义的社会本性，遵循其经济结构的自发趋势和需求，与历史上其它新兴资本主义强国一样只能走向向外扩张和争夺越来越有限的经济资源和世界市场份额的发展道路。若如此，中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强国的生存矛盾势将愈演愈烈，也许，一场世界性的双方都没有退路的经济对决，甚至惨烈战争就真的不可避免。这不是一个依靠人们的善良愿望和崇高道德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但只要中国有了一个强有力的，真正可以凌驾于社会经济体系之上的，乃至可以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政治组织结构，那么，在即将到来的越来越严重的资源危机和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生存矛盾越来越尖锐的情势下：
一方面，中国将可以建设起一个越来越强大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国防军事力量体系。因为在这方面，中国还拥有一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不具有的体制优势。我们知道，1950年的朝鲜战争，中国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武器条件对比极为悬殊的情况下打败美国军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在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体制下，它能够比美国在大得多的程度上凝聚起整个国家的全部力量，使得全国人民能够为着国家的整体目标同心同德，甘愿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生命。这正如毛泽东所说，美国的优势是钢多，但却气少；而中国的优势是在于虽然钢少，但却是气多。这里的“气”就是中国人民的整体凝聚之“气”，中国国家整体组织之“气”。只要中国仍能够在较大程度上保持这种社会主义之“气”，那么在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又大大发展了的基础上，它将是不可战胜的。人们常说“能战方能止战”，这是中国可以制止将来与西方发生大规模战争的一个重要保证。
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只要中国始终具有一个强有力的，真正可以凌驾于社会经济体系之上的，乃至可以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政治组织结构，那么，中国就有能力从社会整体机体生存的，从一个更长远更广阔的战略角度上来调整、约束、控制自己的行为。首先（到目前为止，无论从世界物质资源供给的角度上说，还是从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生存矛盾的角度上说，形势还没有激化到很尖锐的程度。也就是说历史也许还能够为中国保留几十年的相对较为平和的发展机会。所以在这一阶段，中国的主要矛盾仍然可以是如何利用这个时机快速发展经济，如何努力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上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也就是说，在这一发展阶段上，中国还可以继续按照1979年以来的以——资本主义式的——市场经济为主导的道路走下去，但即使如此），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真正的资源危机并没有到来之前，中国就已经开始极具远见并卓有成效的实行了自己的人口控制。又例如近几年来，中国所开始实行的力度极大的节能减排和控制环境污染的各项举措，以及对新能源的大力投入和开发……这些都是与中国处于相似发展阶段上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很难做到的。其次，中国只要始终具有一个强有力的，真正可以凌驾于社会经济体系之上的政治组织结构，中国就有能力（在必要时）控制住其经济结构中那种自发的盲目的无限扩张和发展的趋势；中国就有能力（在必要时）从社会整体生存的角度上，将（越来越有限的）物质资源有目的有计划的进行使用和分配。物资资源危机越严重，中国国家对经济结构的内在组织与控制力度就可以越大。在物资资源减少的某种极端状况下，中国甚至也可以重新回到前苏联和（1979年之前）中国式的计划经济和统一分配体制下生存。
这也就是说，在即将到来的越来越严重的资源危机和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生存矛盾越来越尖锐的情势下，中国不但会具有一种比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长远更广阔的战略思维和战略准备，同时也将有着比资本主义国家多得多的手段和大得多的回旋余地来处理和缓解这些危机和矛盾，从而也可以在更大的程度上主动避免那种必然是两败俱伤，甚至两败俱亡的矛盾争斗。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可以说它的崛起可以是“和平”的底气和缘由。
3、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其上层建筑结构的极端软弱和发育不良，社会成员们的自私本性也被极端的激发和释放了出来。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主义、个人的自由、个性的解放和伸张大行其道。个体的享乐、对金钱无休止的追求成为了人们生活的最高目标。“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对于社会来说，基本的单位是个人，不是国家，个人的目的是第一位的……个人摆脱与家庭、社会或国家的归属关系；个人仅对自己负责；个人依照自己的抱负去塑造甚至再造自我……即每个人根据他自己选择的目的……替自己工作，替自己积蓄财物。”（【美】丹尼尔·贝尔著，赵一凡等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280页）这必然会造成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淡漠，家庭、集体、社会责任心的缺乏，造成社会内在各种结构关系的松散，从而使整个社会缺少凝聚力。这正如我们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在美国——中所说看到的，极端的个人主义已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吸毒、凶杀、枪支泛乱以及家庭解体、种族冲突、监狱人满为患、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等。在当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处于如此富强，各种社会生活保障体系如此完善，人们的物质生活如此富足的时期尚且如此。如果随着物质资源危机的到来，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受阻；或者随着大量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的崛起，当它们在经济竞争能力上赶上甚至超过这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时，那么由于这些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竞争能力的相对下降，国家财务状况的逐渐恶化，这些问题必将会越来越严重。但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下，西方国家是不可能，也无力像前苏联和（1979年之前）中国社会那样，在艰难的经济条件下仍能够保持高度内在稳定和有序性，在艰难的经济条件下走一条自我控制的生存与发展之路（这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发达的社会政治组织结构体系；同时这也需要社会成员们具有较高程度的克己为人、为家庭、为社会的奉献精神，这需要较高程度的集体和社会责任心，需要在较高程度上舍弃个人的私利和自由）。若如此，西方社会重蹈罗马帝国的覆辙也不是不可能的。
一个社会的内在凝聚力是依靠社会的以政治结构为主导的整个社会上层建筑结构的组织与调节作用来实现的。而社会上层建筑结构的这种组织与调节作用的根本之点则是在于，当社会成员们的自私利益和需求与社会的整体利益或集体（如团体或家庭等）利益发生矛盾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使这些社会成员的行为服从社会的整体利益或集体利益。社会成员们越是能够在较大的程度上服从社会的整体利益或集体利益，社会机体的内在有序程度也将越高，社会的内在凝聚力也就越大。而从这个角度上说，这也正是中国传统社会，以及前苏联和（1979年之前）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性机能特长。
总之，在未来的历史发展中，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和发达，在一个更高的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之上，第一，中国只要具有一个强有力的，真正可以凌驾于社会经济体系之上的政治组织结构，它也就可以具有一个建立在某种长远的战略规划基础上的，可控的可进可退的经济结构体系。这里，可进可退的意思是，在外部经济和资源环境较好的条件下，中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按照经济结构的内在（市场）规律来发展自己的经济。这正如它在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所做的那样；而一旦外部经济和资源环境恶化，在恶劣的外部经济和资源环境中，它也仍能够在国家强大的组织与调节下保持自己的生存稳定和内在有序性。这种外部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压力越大，其国家的组织与调节力度也可以会越大。第二，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经济和科学技术水平基础上，中国也必将会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体系。在这样一种以政治结构为主导的整个上层建筑结构体系的组织与调节下，中国社会也一定能够建立起一个新型的现代的社会道德结构体系，中国人民将更具家庭、集体和国家的责任心，将更具为家庭、集体和国家的奉献，乃至牺牲的精神。在这样一种社会上层建筑结构体系的组织与调节下，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19页）的和谐社会局面就一定会出现。
这样一种社会，也许我们仍可以将之恰当的称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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