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理论架构
谭伟东
中美战略研究院 总裁
全世界三大梦想,美国梦、欧洲梦、中国梦。近代几百年间,所谓大国兴衰,不过是欧洲北美演绎的世界版的春秋战国而已。中国在两三千年前已经完成。西方列强(所谓的世界大国)无非是现代版春秋战国期间的临时霸主而已,实在够不上合格和称职的大国。按照学者们的定义,大国者无非或者能够以己力量抗击世界联合进攻(如中国抗美援朝),打破世界联盟,或者可以左右世界时局与格局,或者可以对外部世界游戏规则或压力不予理睬,独立行事。人口规模、地域疆界、综合国力、国家意志构成大国的核心支撑。美国梦和中国梦都是现实大国基础上的世界梦想。欧洲梦能否最终沉淀成为一种历史选择,则取决于欧盟的国家意义上的政治一体化、经济与文化整合的国家前景。美国梦呈现出的是过去时,中国梦显示出未来时,欧洲梦有些现在时的影子。但这一切都既不是历史,更非现实,而是一种理论可能性存在。它们的历史使命和演进结果,取决于当今世界大国的兴与衰。中国道路、中国特色、中国模式、中国引领,在这个意义上,不但关乎中国人民之命运,而且决定世界之未来。
中国道路始于毛泽东,基于毛泽东,基本成型于毛泽东。成型于毛泽东的根据,基本上可以以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基本工业化、中国式社会主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系统(既包括所有制结构,国民经济物质基础设施与国民经济财富积累,国民公共经济部门体系,也包括计划经济与物资运营极其分配体系),尤其是以中美苏战略大三角,我国进入联合国,打开中美中国与西方世界大门,作为独立自主而享有崇高国际威望,在国际事物中和世界规则秩序与潮流中有着广泛影响力,受到各方国际势力瞩目的大国,为基本标志。两弹一星和新四大发明和社会人口指标走在发展中国家前列,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从国防科技和社会幸福与福利,更在综合指标体系上表明成于毛泽东。薄一波对此有过一个基本论断。他认为中国特色始于毛,成于邓。他把源头追踪到1956年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胡鞍钢、韩毓海和《中国梦》的则是更加注重毛泽东赶超美国的中国梦的大战略建构。不过,毛泽东的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贯穿于他的整个革命生涯。从井冈山革命摇篮,江西中央苏区苏维埃政权与根据地建设就已经开始。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完全、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宋庆龄为代表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家,和以红色资本家荣毅仁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本家,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同盟军甚至领导力量,完成共产主义世界观的转变,最终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这表明毛泽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感知力和无比的时代进步性。宋庆龄把自家的别墅无偿捐献给国家,一再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始终如一地视为党内自己的人和党和国家领导人。这是毛泽东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的政治优势和经济魅力所在。在毛主席去世后,宋庆龄发表长文,称毛主席为举世无双的伟大领袖。足见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在她心目中的价值。任何人都晓得,宋氏三姐妹不凡的身世和阅历。宋庆龄可是嫁给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妹夫为近代中国同毛泽东齐名的蒋介石这样的风云人物。她的举世无双的伟大领袖,足见评价之高,分量之重,情谊之深。
走自己的路,不惧怕任何外来挑战和干预。这是马克思、毛泽东的鲜明个性。不循规蹈矩,不被本本、条条、框框所束缚,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度一致是毛泽东的极大优势。毛泽东主义(思想)构成中国道路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和全部方法论、世界观和战略体系的基础。《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纲领,成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十月革命送来了俄国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上述两大源头的理论基础,在纷繁复杂的中国伟大的长时期的血雨腥风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斗争、发展、建设过程中,不但被经验、应用,而且被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毛泽东从哲学本体论到哲学认识论、方法论,从哲学动力论到战略战术论,从政党社会国家政治学说到人民战争与社会主义制度、国民经济发展,甚至价值规律、财政会计、民生,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步探索和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是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历史时代最为宝贵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与革命的思想学说和理论。由于上述的全部贡献,毛泽东思想事实上上升到毛泽东主义,从而在人类思想史,社会革命与发展史上,形成了马列毛主义这一博大精深,开放动态的学说体系和思想传承。因此毛泽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列毛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情况结合的伟大典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理论,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前身红军、八路军与新四军),中国人民,在九十余年革命与建设的伟大探索、奋斗、作为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发展和扬弃中国乃至世界的优秀文化历史遗产,开辟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多快好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阶段论和终极共产主义有机科学结合,实事求是,革命与建设有机结合,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客观协调,以科学社会主义的红线,把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的世界马克思主义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革命与建设经验,创造性地变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科学体系。在大的历史断代和科学定位上,改革开放只能算作上述三个有机组成部分的自我完善的第三部分,而且远远没有完成。能否完成,还取决于能否快速的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并且更为重要的是进一步的改革开放的发展态势和国民经济及其结构,其中包括财富积累与结构,能否促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是否增进发达社会主义的后续力和可持续性。若改革开放最终彻底走上了邪路,则按照邓小平的十个如果,改革开放也只能成为中国再次革命的资本主义复辟,将被人民和历史彻底否定和抛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首先就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列主义者拒绝瞎指挥的第三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干预,根据中国国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拒绝左倾教条及其盲动冒险主义、本本主义、经验主义,和右倾放弃独立自主革命旗帜与原则的投降主义、机会主义、尾巴主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拒绝共产国际右倾,在“山沟里”,根据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开辟了中国武装斗争、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国家和根据地建设道路,形成包括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的人民民主政权和发展社会制度,最终,特别是拒绝斯大林和美国的划江而治南北朝两个中国,形成独立完整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这不但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和国家疆域保障,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中国道路的直接根据地式的实践和实验区式的伟大制度、理论和文化创造。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建设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不但具有社会主义的方向、成分,而且具有社会主义的一些性质。
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举世无双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经济统一战线的经典范例。比之苏联社会主义和东欧社会主义等具有巨大无比的优越性,大大降低了社会经济矛盾的激烈对抗性,极大降低了革命式的没收和经济剥夺的社会经济震荡和代价。
中国式城乡经济分域,农民获得和占有土地,工人和知识分子主要享受国家福利待遇,农产品适当剪刀差,公平教育和招生、升学、提干、进城机会安排,创造了最低、最差一穷二白起点上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成为开放社会的现代化的光辉范例。
中国式大跃进的赶超和现代化转型,创造了发展中国家,古老文明应对西方近现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世界剥削和扩张、瓜分,成功完成社会主义在基本上没有外援,完全不存在国际剥削或残酷的资本原始积累情况下的大规模、高速度、跨越式(毛泽东的打破常规,不跟在别人后边亦步亦趋地爬行,人家有的我们要有,人家没有的我们也要有)的系统性的转型。而且要害是建设产能,形成社会生产力与后续力,独立自由,奋发图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中国式的综合平衡计划经济机制,特别是中国式的治理结构和管理文化,创造了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史上,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人民主权的最高境界和管理模式。三老四严,两参一改三结合,劳动大众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爱厂如家等等,构成了任何国家和地区达到的大规模、社会化的人际关系管理最高峰。“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主人公精神无疑是有机社会论和自主管理的最高理想状态和追求境界。中国式毛泽东时代的劳动模范大军,世属罕见。真正代表着最伟大的先进的社会生产力。毛泽东时代的知识分子是这个光辉的劳动人民群体的一部分而不是什么“臭老九”,因为老大工人阶级和老二农民兄弟既没有拿更高的收入,也发自内心尊重知识分子的科学精神和发明创造。
至于沙建孙、梁柱等指出的毛泽东的国体、政体、民族自治、政党制度体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等,都形成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最为基本的制度建构。这种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联合政府基础上,进一步有计划地建立,在科学规划下发展并成功转入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和政权架构,从《临时纲领》到新中国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理论到实践,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性结构基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权来源、立法、审批、仲裁等等制度特征,确保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规制。而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反映制度,包括党员和群众可以越级上告,直至党中央主席和国家主席,和各级信访制度,具有低成本、高效率、极大威慑和震撼力等等特点。这种制度设计一举遏制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的“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官官相护官老爷制度沿袭,也成为世界各国鲜见的政治清明样板。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民主制度具有鲜明的最为广泛、最实质性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经济社会建构。
现行主流话语表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是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应的历史阶段,对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外是和平与发展时代。尽管也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公有制为主体,但放弃和取消基本上使得这样的坚持等于形同虚设,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在资本运作的市场经济运营演化下,变成私有化做大做强。从关税屏障到产业经济安全,从货币汇率主权到市场定价权,从直接投资到物流大商贸,从自主知识产权到劳动收入GDP占比,中国经济结构呈现大国殖民地化,世界市场中心的严重依附化,经济主权虚位化。第二次鸦片战争以金融货币、转基因高科技、专利主权、资本股权,而全面展开,而且神不知鬼不觉。如果进行这样的全方位开放,则进一步的改开演化将在不久的将来,彻底掏空中国财富。
从实践理性到纯粹理性,现行主流话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陷入到了价值、逻辑和体系悖论之中。告别革命的结果,共产党执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无论在人民民主和对敌专政两个方向上,都失去了支持和战斗力,在政治大局上陷入被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正如同张宏良说的那样,自己为自己套上了枷锁,而绞索的执掌却掌握在帝国主义和右派集团手中。政治逻辑就是如此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就如同如果中国不承诺以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不放弃必要时的武力统一,台湾的回归就存在着和平统一的希望,而一旦中国承诺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则不但中国统一大业可能遥遥无期,而且和平统一将彻底化为泡影。同样,如果保持革命和政治运动压力状态,反腐败就会高歌猛进,所向无敌,反之,就必然是现如今的前腐后继,维稳强制。只有高扬无产阶级专政和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大旗,只有牢牢把握住抓革命这个始终如一的纲,才能收到革命和建设两不误,才能在真正驾驭市场经济,充分利用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体系,从而为我所用,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实现政治清明,社会平等,公正自由,和谐安康。中国直逼国防费支出的高达5000亿的维稳开支,既是不可持续的,也为这种悖论在实践理性上画上了句号。
薄熙来引用邓小平的话说,他要求到上世纪末,就应该着手解决两极分化,开始共同富裕问题的解决了。现如今已经是2011年了,又过去了十多年。两极分化势头尚未得到遏制,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奢侈消费国又扑面而来。是官员们不作为吗?是市场化不彻底吗?是私有化还没到头吗?是理想道德丧失吗?有大清王朝在,就必然有李鸿章这样的超级卖国贼和顶级政客骗子。有资本市场经济主导,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就必然演绎出能让桌子自动跳舞的邪性闹剧来。马克思早就类比过,它们就如同重力一样,自然为自己开辟道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治标不治本,一切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必须标本兼治,不忽略标但重点治本的标本兼治,才能事半功倍。
金冲及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显示出当代史学大家的功底,是一部值得把玩的大作。但对社会主义中国辉煌史的理论升华和史论抽象还不够,还没有跳出一定的政治正确的框架。对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机制,所予以否定的有两点,从而构成了后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的基本前提。这两点就是第一急于求成,或过度追求高速度,主要指陈所谓大跃进的失误;第二就是一大二公,急于过度,过纯的公有制产权结构。至于阶级斗争,则基本上循着既定调子的扩大化,内乱与浩劫,夸大敌情,混淆阶级阵营等等,但对整个毛泽东时代,包括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成就,基本上给以客观评价。可以看到,从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开始了抽象象征性否定,具体肯定的转变。这里尽管存在要把白的抹黑不容易,也存在着潮流变化。
针对所谓急于求成,当年的大跃进和今天的跨越式发展,都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自然规律。当年大跃进惨痛的历史经验教训,换来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综合平衡,计划留有余地。而今的跨越式却是自主几乎全军覆没,好不容易有个高铁撑面子还频频闹事故。针对一大二公,而今的严重的私有化和两极分化,已经宣告了资本产权主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公有制为主导的虚伪和破产。因此,历史已经无情和雄辩地证明,对毛泽东时代的上述两点指责,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而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说法,苏联解体和俄罗斯今天的重抓安全,筑起意识形态防火墙的举措,已经回答了这些阶段性指控的无知。
只要坚持这样三条,第一公有制经济主导,第二共同富裕,消灭两极分化,第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则改革开放的未来演化路径,一定是回归毛泽东之路,复兴中国社会主义大业。这样,经过一个历史的曲折与迂回,历史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其它的主张,说法和意见,合理的科学的沉淀,都可以纳入到毛泽东主义之中。国父毛泽东,旗帜也是毛泽东。有它们在,中国就无往而不胜,否则就会一盘散沙,不战自溃。不想重复近代百年噩梦的中国人都应当明辨这一一等一的大是大非,站稳立场,守住底线。
有智者戏称,“主义是一本一本的,思想是一篇一篇的,理论是一句一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是承认毛泽东思想家、理论家身份与地位的。其他则无此桂冠。而且除了文痞精英,无人认可。非理论家能创新出理论,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老老实实方为真正的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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