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决断：“美国模式”？“苏联模式”？“中国模式”？ -

《中国决断：“美国模式”？“苏联模式”？“中国模式”？》

——中国改革发展的目标是什么？为什么？怎样实现？　　

马格宁思　　

　二〇一二年三月九日　　　

一、美国、苏联、中国三种模式的概述　　

二、中国为什么不能选择“苏联模式”　　

三、中国为什么不能选择“美国模式”　　

四、中国为什么必须选择“中国模式”　　

五、对“中国模式”的三大论证　　

引言　　

“杜建国抗议”：　二月二十八日　，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北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抛出了旨在给中国的改革方向指道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研究报告。中国独立学者杜建国在新闻发布会上，举行了抗议行动，称美国人起草的这份报告是送给中国的“毒药”——《世界银行，带上你的毒药滚回美国去》。一石掀起千层浪，由此引发了“中国改革发展的目标是什么？”的激烈争论和斗争，将这个原本“暗流涌动”话题挑明了。中国是该到了明确其改革发展方向和路径的时候了！　　

一、美国、苏联、中国三种模式的概述　　

在当今世界上，曾经存在的和现在仍然存在的主流型“社会制度模式”，共有“两种”定性的典型形式，以及第三种初具雏形的形式：其分别是美国、苏联、中国三种模式。根据“社会制度构成要素理论”，概括地归纳和总结三种模式：“美国模式”、“苏联模式”，以及由苏联和美国两种模式，推演出中国社会制度模式，或可称其为，“中国第三条道路”，即“中国模式”。具体阐述如下：　　

1、美国模式及其制度　　

美国模式：“分权制、私有制、私人垄断、商品生产、市场经济”。　　

美国制度：“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的、私人垄断的、市场经济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2、苏联模式及其制度　　

苏联模式：“集权制、公有制、国家垄断、产品生产、计划经济”。　　

苏联制度：“社会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垄断的、计划经济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　　

3、中国模式及其制度　　

已知：苏联模式＝苏联（社会性质＋生产方式）　　

美国模式＝美国（社会性质＋生产方式）　　

中国模式＝（苏联模式－其生产方式）＋（美国模式－其社会性质）　　

＝（苏联模式社会性质）＋（美国模式生产方式）　　

＝ (社会主义社会性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集权制、公有制、国家垄断）＋（商品生产、市场经济）　　

中国模式：“集权制、公有制、国家垄断、商品生产、市场经济”。　　

中国制度：“社会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垄断的、市场经济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由此可见，中国模式，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制度”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制度的“嫁接”“杂交”或称谓“社会制度构成要素的‘置换’和‘重组’”，生成了中国模式新的要素构成：即将“社会主义制度”的“集权制、公有制、国家垄断”之“社会性质”要素，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商品生产、市场经济”之“生产方式”要素相结合，形成了“中国模式”的“中国理论”。　　

二|、中国为什么不能选择“苏联模式”　　

回顾历史，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以后，摆在中国面前的有两条现成的发展道路，一是、“美国道路”，或称“美国模式”；二是、“苏联道路”，或称“苏联模式”。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信仰马列主义的政党，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因此，中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苏联道路”，或称“苏联模式”。中国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了“两弹一星”的创举。然而，众所周知，这条路中国走的并不顺畅。　　

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前进。特别是在一九九一年底苏联解体，以及东欧剧变以后，更加证明了“苏联模式”的制度弊端，同时也更坚定了中国要扬弃“苏联模式”决心和行动。此时的改革形式，首先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而后在城市在国有工商企业中，实行“承包制”。八十年代，引进了“市场经济”的概念。中国继续“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前进。　　

一九九一年底，苏联解体以后，美国人告诉前苏联人：你们的“苏联模式”不好，我们的“美国模式”优秀，同时，美国人还率先垂范地给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量身定做”了“华盛顿共识”。于是乎，苏联之继承人俄罗斯（以下简称“苏俄”），完全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全面西化，建立了以“美国模式”为样板的“资本主义制度”。将“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优秀要素”也一同抛弃了。苏俄以身作则地一丝不苟践行“华盛顿共识”，采用“休克疗法”进行激进的“改革”。然而，其结果非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反而对苏俄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致命的摧残”，致使苏俄失去了原苏联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的地位，沦为了“二流国家”。苏俄的教训教育了中国。于是乎，中国选择“扬弃”“苏联模式”。中国继续“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前进。　　

三、中国为什么不能选择“美国模式”　　

“美国模式”，是当今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但是，该模式存在严重的“制度性”硬伤和弊端，产生了“二巨四危”的“高危病态”的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即“巨额赤字”、“巨额债务”，由此潜伏着“赤字危机”、“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并且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或者其“导火索”正在燃烧之中，危机爆发只是时间的问题。　　

美国民众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是社会矛盾总爆发的前兆。“占领华尔街”反映了美国民众对收入分配不公、政府救市不力、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失望和愤怒。正如此次运动的一个口号“我们是99%”那样，体现出人们对1%的人占据社会大部分财富的不满。美国经济发展体制和模式，乃至政治和社会制度等，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弊端和危机，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有了新的解读。　　

据纽约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沃尔夫，在2010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中指出，80%的美国中下层民众仅拥有社会总财富的15%，其金融财富仅占全社会的7%；其中占美国人口40%的下层民众（约1.2亿人）仅拥有社会财富的0.3%。而在美国人口占比1%的富翁群体中，人年均收入130万美元，相比之下美国人的年均收入仅是3.3万美元。造成财富分配不均的不仅是美国富人的“财产继承”，还有日益加剧的收入分配不公。另据美国政府部门“执行官收入跟踪”网站的统计，2010年标普500指数中的299个成分股上市公司中，首席执行官的年均报酬是1140万美元，是美国普通工人的薪金水平的343倍。而在1980年，这个数据是42倍。　　

2011年，美国就业市场惨淡，也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一大动因。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最新数据，美国截至9月份的失业率仍在9.1%的高位。全国4400万20至34岁的美国劳动人口中，失业率达到11.3%。　　

“美国模式”暴露的“美国病”包括产业“空心化”、经济“虚拟化”，政府收入萎靡有限，支出刚性无限，财政赤字不断创新高，接近GDP的100%。若加上美国企业、家庭与个人债务，美国的负债已到天量，人均负担18万~25万美元。如果没有美元“印钞机”的特权，如果没有债权国持续“给钱”，美国早就已经破产。　　

在欧洲，“美国模式”的发源地，“主权债务危机”此起彼伏，先是冰岛、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甚至意大利等国家。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了维持财政预算平衡，大规模消减福利，甚至不惜提高大学生的学费，还将仅存的航母“皇家方舟”号进行拍卖等。去年首都伦敦同样爆发了大规模的“占领伦敦”运动，骚乱还波及到伯明翰、曼彻斯特等大城市。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仍有蔓延之势，大有瓦解欧元区，最终使欧盟解体之势。人们不禁要问，资本主义制度怎么了？！综上所述，这便是中国选择“扬弃”“美国模式”的理由。　　

四、中国为什么必须选择“中国模式”　　

中国之所以选择“中国模式”，绝非是因其名曰“中国模式”，所以中国要选择它；是因为其它模式，不能适应中国的实际，不适合中国的发展。中国选择“中国模式”，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中国模式”的“三条命脉线”、“两个动力源”、“一个基本面”的问题。所谓“三条命脉线”：“集权制、公有制、国家垄断”。所谓“两个动力源”：“商品生产、市场经济”。所谓“一个基本面”：“民主法治”具体阐述如下：　　

（一）对“三条命脉线”的诠释　　

1、第一条命脉线——集权制　　

中央集权制，解决社会组织的“统一领导”，社会资源的“统筹协调”，社会决策的“高效快捷”，社会行动的“举国体制”等问题。历史告诉我们：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凡是有统一的、集权的、强有力的领导时，国家是统一的、稳定的、繁荣的，否则必是分裂的、动乱的、衰败的。历史把中央集权制的领导权，赋予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历史的选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实行中央集权制，必须具备“四大前提”条件。具体如下：　　

① 一元化多党合作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民主党派的多党合作制。　　

② 一元化统一领导制：中国共产党对政党、人大、政协、政府、军队等的统一领导。　　

③ 一元化绝对指挥制：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党指挥枪”的原则。　　

④ 一元化更迭禅让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从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有六十三年了。中国共产党、国家和军队“党政军三权合一”的最高领袖，已经经历了四、五代（或者称届）：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这个具有中国特征的“党政军三权合一”的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更迭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遵循着“禅让制”的制度，实现了平稳的、顺利的国家最高权力的移交更迭。在这个过程中，全党、全国、全军是稳定的，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是稳定的。　　

2、第二条命脉线——公有制　　

在所有制的性质上，中国共产党“三个创举”：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全中国、全地域、全境内实现“公有制”，特别是实行“土地公有制”，结束了数千年来“土地私有制”的历史，这是“第一个创举”。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同时承认和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特别是除了生活资料之外的生产资料）的合法性，这是“第二个创举”。实现了“大公无私”之“公有制”与“小私无公”之“私有制”的分离、共生、并存的社会制度；“大公无私——共同富裕”与“小私无公——个人致富”，“大公”下允许“小私”的存在，“小私”不能侵害“大公”的利益，这是“第三个创举”。　　

正是这“三个创举”，在公与私上取得了“最佳契合点”。为中国的国家制度奠定了基础。让全中国人民在最基本的、最原始的生活和生产资料上，有了一个公平公正的最基本的保障。公有制是公平公正的基础、基石和土壤，是原始基点上公平公正的起点。具体如下：　　

① 土地资源公有制：国家对“土地、森林、草原、江河、湖泊、矿产资源”等，均实行公有制，由国家代表人民行使其所有权。特别是“土地”永远都不能成为私有财产。　　

② 国民经济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主体架构中，对于重要“生产资料”和“经济部门”等实现公有制。（国民经济：是指一个现代国家范围内各社会生产部门、流通部门和其他经济部门所构成的互相联系的总体。工业、农业、建筑业、运输业、邮电业、商业、对外贸易、服务业、城市公用事业等，都是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　　

③ 国计民生公有制：对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问题，如：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实行公有制、或准公有制、或者以公有制为主允，许其它所有制形式参加的实现形式。　　

④ 承认保护私有财产：2004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修正）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3、第三条命脉线——国家垄断　　

“国家垄断”：是解决“公平”与“效率”的一个“标尺”，是国民经济各个行业经济的刻度指标之游尺。国家垄断，是建立在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在国民经济各个行业经济中，国家垄断的比例与比重是可以调节的，主要取决于国家的政策取向。当国家在追求“公平”的时候，将加大“国家垄断”的比例比重，让“政府”来解决问题；当国家在追求“效率”的时候，将减少“国家垄断”的比例比重，让“市场”来解决问题。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如：民生商品、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国家垄断的比例与比重要高，以追求社会之公平，反之亦然。　　

“国家垄断”的比例与比重示意图　　

市场“效率”（100%-0%）———————(0%-100%）社会“公平”　　

说明：ⅰ：当“国家垄断”之指标游尺趋向“市场”方向时，说明国家垄断水平“低”，市场自由竞争比较充分，国家政策取向是追求市场“效率”。　　

ⅱ：当“国家垄断”之指标游尺趋向“社会”方向时，说明国家垄断水平“高”，市场自由竞争得到抑制，国家政策取向是追求社会“公平”。　　

实行“国家垄断”的“三种形态”，“两种形式”、“运行机制”、“国家脊梁”。解决国家掌控的“支点载体”问题。　　

① 三种形态：国家对市场的垄断有：绝对垄断、相对垄断、放弃垄断的三种国家垄断形态。　　

② 两种形式：国家垄断性公司企业，有“中央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两种形式。　　

③ 运行机制：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国家根据“国计民生”之“大计”，对各个经济领域实行控制和调解。国家垄断性公司企业，则是国家调控经济的“支点、载体”。工作原理：即“国家”通过“国家政策”的形式，掌控“国家垄断公司”，“国家垄断公司”用“市场经济”的手段，调节“市场”。解决调控的“手段、方法”问题。“中国模式”的运行机制：即中央集权领导下的国家垄断。国家垄断的“载体”是国家掌控的“国有公司/企业”。国家垄断比例比重关系的调节，即由实行“中央集权的制”的政府来实现。　　

④ 国家脊梁：“国家垄断企业”，它既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骨干和支柱，同时也是我们参与全球竞争，抵御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入侵，体现中国经济实力和大国地位的坚强保障。　　

举例说明，我国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固定资产总额，在2001到2009年的8年间，增加了1.2倍(其中，央企资产总额增加了2倍)。国有企业的盈利更达到了天文数字。仅两家最大的中央国企中移动和中石油的净利润就超过了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利润总和。不仅如此，在国有经济之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以及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九大行业的重要骨干企业等，均是盈利的，均为国家创造财富的。这些大的国有企业，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脊梁”，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是抵御世界列强对我国经济入侵和占领的“屏障”，是将中国经济地位提升为“第二大经济体”的“火车头”。　　

小结：“集权制、公有制、国家垄断”是中国社会制度的“三条命脉线”，它决定着全社会的公平、公正、共同富裕。公有制是基础，集权制是保障，国家垄断是手段。这三者共同作用、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对“三条命脉线”的确立和捍卫，是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中国崛起复兴大业之根本，是国之命脉也。　　

（二）对“两个动力源”的诠释　　

1、第一个动力源——商品生产　　

追求财富，是人类的原始动力，商品生产，则是获得财富的方法和手段。实行“小私无公”、“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市场经济”动力原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架构内，允许、鼓励、提倡、激励、刺激所有“自然人”、“法人”等，以追逐“利润最大化”进行“商品研发、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获取合法的利润。但是，商品生产的目的，不是用来满足自身消费的，而是通过交换来获得更多的、更大的“商品价值”的。也就是说是逐利的、甚至是贪婪的。也正是人类的这种逐利性、贪婪性，便使“商品生产”成为了“第一个动力源”。　　

一个生动的事例：鸟为什么要活着？人为什么要活着？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找到有说服力的答案。但是，鸟怎样才能活着？人怎样才能活着？这个问题应该是有答案的。用一句中国古老的谚语，或许是最好的答案，即“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此，我们将该谚语的语句进行少许调整，或可谓为“人无财则死，鸟无食则亡”。这一谚语阐述了一个公理：人的一生是离不开“财富”的；鸟的一生是离不开“食物”的。也就是说：人的一生是追求财富的，鸟的一生是追求食物的。这就是“人类”和“鸟类”的“第一个动力源”。理应如此吧！　　

2、第二个动力源——市场经济　　

中国共产党“第四个创举”：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集权制、公有制、国家垄断”是建立在“产品生产、计划经济”之上的；但是，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伟大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在“社会主义社会性质”上，运用生物遗传基因工程的原理“引进、嫁接、杂交”了“资本主义生存方式”，将“集权制、公有制、国家垄断”是建立在“商品生产、市场经济”之上的，实现了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结合。这是“第四个创举”，即最终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实现“市场经济”的“两项原则”，即“基础经济制度、追求效率理念。解决全社会的“效率、动力”问题。　　

① 基础经济制度：在中国建立、健全和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以“市场经济”制度，作为整个社会的“基础经济之制度”。即“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以国家垄断为调控手段和载体的市场经济”。即中国的整个经济运行，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制度之上的。　　

② 追求效率理念：实行“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原则，在国家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进行“充分的市场竞争”；追求效率和效益。　　

（三）对“一个基本面”的诠释　　

通过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与社会的责任是：充分运用“商品生产、市场经济”的手段，激发、激励、调动“自然人”、“法人”的“逐利性”，创造更多的财富，实现“个人富裕”。同时要通过“集权制、公有制、国家垄断”在创造全社会共同财富的同时，抑制、约束、遏制人的“贪婪性”！达到良性逐利，而非贪婪逐利，将社会财富蛋糕分配好，实现“共同富裕”。将“三条命脉线”、“两个动力源”都建立在“一个基本面”上，实现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　　

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从设计开始的：建筑师设计房屋建筑，服装师设计时尚服装，工程师设计汽车、飞机、原子弹；政治家社会家等，根据社会生产力、经济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等，设计“人类的社会制度”。人类对“社会制度”的设计，是人类的终极设计，最高层次的设计，是对人类自身命运和生存发展的设计。“民主法治”建设，就是对中国的社会制度的设计和建设。这就是“一个基本面”的本质含义。　　

五、对“中国模式”的三大论证　　

对于“中国模式”的论证，概况起来可以是“三大论证”：一是、自然科学的论证；二是、社会科学的论证；三是、社会实践的论证。通过这“三大论证”，对“中国模式”有了科学的诠释，为“中国模式”的产生提供了科学的论据。　　

（一）自然科学的论证　　

1、植物科学的论证　　

众所周知，我们非常熟知的水果，例如：苹果、梨、核桃、柿子、大枣、葡萄等等，无一不是通过“嫁接”而获得的。另外特别具有说服力的是，中国当代的“杂交水稻”之父、中国科学院院士　袁隆平　先生，培育的中国“杂交水稻”，无论从水稻产量、还是从抗病虫害能力等方面，都堪称世界之最。　　

2、动物科学的论证　　

还是众所周知，我们非常熟知一种家畜——骡，就是由马和驴进行“杂交”产生的。骡子具有比马还高大和强健的体魄，又有驴的耐劳和倔强的性格。再有例如，野生狼与狗的“杂交”，以及在畜牧业、渔业的长期实践中的其他物种的“杂交”，均可以产生“杂交优势”。　　

3、物质科学的论证　　

仍然是众所周知，我们非常熟知两种物质——石墨和金刚石，是两种硬度相差迥异的物质。但是，我们如果通过人工手段，改变石墨的分子排列顺序——构成要素的重新排列，那么就可以生成坚硬的人造金刚石。　　

（二）社会科学的论证　　

根据“社会制度构成要素理论”，“中国模式”＝“美国模式”＋“苏联模式”，是两种制度进行了制度性的“嫁接”和“杂交”而产生的，它似美而非美，似苏而非苏，形成了的“制度性的杂交优势”，因此，“中国模式”即优于“美国模式”，又优于“苏联模式”。在此不做赘述。　　

（三）社会实践的论证　　

“中国模式”，并非是“空想”之产物，更非是“空穴来风”，是经过中国人民三十多年的社会实践而得到的。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这一成就的背后，必然有着“规律性”、“制度性”、“内在性”、“本质性”的原因。特别具有说服力的论据是：三十多年来，中国的伟大成就，却与“苏联模式”的瓦解和消失，以及“美国模式”的衰败和岌岌可危“相伴而行”的，处在同一个时代，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认识和实践的真理告诉我们：“苏联模式”和“美国模式”的消失和衰败，归根到底是其“自身内部的制度出了问题”。反之，对于中国而言，亦依然如此。　　

结束语　　

中国“中国模式”和“中国制度”，即“第三条道路”是对中国人民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社会实践的理论总结；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目标的目标锁定；是对中国改革发展道路的理论依据；是对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思想的最佳诠释；是对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的最好论证；是对“北京共识”和“中国共识”的最优论据。它是继“美国模式”和“苏联模式”后的，人类社会制度的创新的又一伟大创举，同时也将是中国对人类社会的又一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58、《中国第三条道路》——中国改革发展所经历的“五个十字路口”　　

59、《中国社会制度的“三条命脉线”和“两个动力源”》——中国改革目标是什么为什么以及怎样实现　　

一、国家制度篇　　

1、《中国共产党“禅让制”》——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典型模式　　

2、《中国社会财富的六次分配》——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是当前中国社会的尖锐矛盾

3、《中国“国之大计”之忧思》——写在中国彷徨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之际

4、《“中国共识”：暨对“中国模式”之共识》

5、《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的根本分歧》

6、《“中国模式”论》——美国、苏联、中国模式比较研究

7、告慰邓小平在天之灵《再论“中国制度论”》—“新政治经济学派”的诞生

8、《中国制度论（纲要）·续篇》——揭示当今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