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地缘政治学解读
郑彪
地缘政治学有政治认知、政治导向等四方面的功能，但是归根结蒂，地缘政治学是代表某种利益，以改造地缘政治秩序、格局和面貌。由不同的地缘文化和利益决定，地缘政治学有不同的思想理论形态。人类自古以来有两类最具代表性的地缘政治思想和地缘政治秩序，前者是以中国文化为代表、为基础的东方（亚）地缘政治思想和秩序，实践上就是东亚朝贡体系，这个体系以中国为核心，实行礼尚往来甚至厚往薄来、公平贸易，不以剥削欺压和暴力为手段，是一种和为贵的王道政治和大体上和谐的地缘政治体系。这个东亚朝贡体系形成于中国汉初，至唐宋时期已相当发达，声名远播，明末随着西方殖民者入侵东亚开始衰落，到19世纪下半叶终于解体。后者是以西方基督教文化为代表、为基础的西方地缘政治思想和秩序，这个体系由十字军东征萌芽，由西欧大航海运动的殖民扩张发轫，形成于17世纪即威斯特伐里亚体系，前期没有一个稳定的核心，到19世纪由英国为首建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个体系起于葡西“两牙”，继之由英国，后由美国为核心，以暴力为前提和基础，以自由贸易为名义，以强制传教和宣扬自由主义为意识形态掩护实行血腥的屠杀包括种族灭绝、残酷的掠夺、剥削，是一种典型的霸权主义的地缘政治体系，至今已经将人类引向核战争、生物武器战争和人类面临毁灭的边缘。
然则西方文明中也有追求真理、崇尚正义、解放人类的一路，表现为在19世纪西方文明发展到顶峰时代诞生了马克思主义。《资本论》其所以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就在于它是指导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翻身解放，从而改变资本主义地缘政治秩序的和实现自身利益的地缘政治学。
马列主义本质上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也就注定其具有地缘政治学性质。历史证明，马列主义在20世纪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翻转过来，是最伟大也是对中国最有用的地缘政治学。其中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论和阶级斗争理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更是后发国家一种卓有成效的地缘政治分析工具和理论。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实际上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通过暴力革命开辟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成功地实现了一场地缘政治革命，使苏联异军突起，后来居上，以惊人的速度、卓越的建设成就和荡平德国法西斯主力的军事成就迅速地崛起为世界超级大国，得以与西方平起平坐，也成功地开辟了俄罗斯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列宁也因此成为世界无产阶级导师，实际上也是以颠覆了资本主义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惊天伟业成为当之无愧的20世纪东方地缘政治大师。在这方面，斯大林无愧是列宁的学生，而斯大林以后的苏联领导人如赫鲁晓夫、戈叶之辈，则将俄罗斯几百年来包括苏联74年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地缘政治成果几乎丧失殆尽，实为俄罗斯民族的不肖子孙。
地缘政治学在中国有极深厚的历史渊源，春秋战国时期就积累了极其丰富多彩的地缘政治思想和实践。两千多年来中国老百姓世代受儒学正统思想熏陶，接受王道，崇尚正义，反对苛政，也善于反抗，对地缘政治学有自己朴素的理解和表达，最简洁的语言叫“造反”。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中国受制于西方地缘政治霸权，被定格为半殖民地，太平天国运动失败表明，没有现代科学理论指导的农民起义的造反老路已经不通，需要向西方寻求革命真理。孙中山为中国接受和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一人（梁启超语），“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是资产阶级革命纲领，也是一种地缘政治思想。至于他创立的三民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一种早期形态，理论上有建树，实践上民生主义由于不符合地主资产阶级利益而被阉割，更被蒋介石抛弃。孙中山晚年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实际上开始认识到马列主义领导人民群众反转乾坤的伟大地缘政治力量。20世纪彻底改变中国命运和面貌的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这相当于孙悟空从东海龙王那里借来了个如意金箍棒，有了马列主义理论，也是造反（“大闹天宫”）的方法和工具，也是地缘政治工具。著名旅美历史学家何炳棣说，中国共产党将一个“‘阿Q’式忍辱待毙的民族一变而为一个艰苦卓绝、坦诚果毅、忧思深远、勤朴武健的民族”，“这才是人类史上最大的奇迹！”（1）这也是世界和东亚地缘政治的奇迹。创造这个奇迹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乃是由中华传统文化哺育出来的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心有灵犀，很快接受了阶级斗争理论，并将其作为马列主义全部学说的核心，其实也是将其作为地缘政治学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取得政权，建立新中国。毛泽东晚年说了一句著名的话：“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蒂，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这句话是马列主义，又颇具中国特色，乃是将阶级斗争理论与中国历史上的造反思想传统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句代表性语言，也是现代翻转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地位的具有根本性的重要地缘政治思想。毛泽东将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与中国历史的造反传统相结合，并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加以理论创新，找到了继续造反的大民主办法，就是党内出资产阶级而人民群众造反，中央出修正主义而地方造反，中国党出修正主义而兄弟党造反的办法。（2）这些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极“左”的错误理论，却正在新的形势下再现其思想魅力，历史往往颇为吊诡。“干社会主义”至今对于突破资本主义全球化，突破中美地缘政治瓶颈，对于实现中华复兴伟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毛泽东从马列主义全部学说中悟出了“造反有理”，就是将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用做地缘政治博弈，根本思想是依靠人民群众，依靠大多数人，与中国古代得人心者得天下的卓越地缘政治思想大义相通，一脉相承；而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就有的，而为历代仁人志士所共同追求的大同理想，一脉相承，大义相通。而中国共产党在不到一个世纪里其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史无前例的翻天覆地的巨大成就，其秘诀还在于救亡图存、中华复兴具有无比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具有无比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两者结合起来也就是无比强大的地缘政治能力，因而“任何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春秋时代中国就有“得人心者得天下”的杰出的地缘政治思想，孔子概括为“政者，正也”，《孟子》中关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有精辟的阐述，以后的历代政权和政治家、思想家都非常重视人心向背，成为中国道统、政统和学统的一个基本思想，共产党有马列主义，实为将人类大同理想加以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表述。1944年8月12日毛泽东在修改一篇文章时说：“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3）国内问题是如此，国际问题也是如此，这个道理很简单，却是杰出的地缘政治思想，今天对于解决中国的内外部问题仍具有指导意义。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也是在20世纪中华民族付出巨大民族牺牲和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包括战争实践中，悟出这一极其深刻的道理的。中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这是政治定性，要争取独立解放，必须在政治上翻身，也只有暴力革命一途，而且只有靠马列主义指导，靠人民群众力量，才能成功，叫做民众政治。西方国家靠殖民扩张起家，百多年来的帝国主义已经不止是地理扩张，而是从地理到对全球经济、文化、信息、思想、心理的扩张和控制，叫做地缘政治，号称精英政治，实为为少数人牟利和实现其全球野心的政治。
中国共产党创造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成功的中国革命战略，也是成功的中国特色的地缘政治战略。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和实践，实际上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在全球战略上的出色运用。可惜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地缘政治力量不够，如果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有当时苏联的实力，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历史就完全是另一幅面貌。所以，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包括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战略思想以及三个世界的基本思想和实践，仍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1996年江泽民同志在新自由主义浪潮汹涌而来的时候，提出“领导干部要讲政治”，这个提法非常好，也非常重要。政治是要挂帅的，政治挂帅不是否认经济、排挤经济，而是从政治方向上领导经济，保障经济，使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不走邪路；政治不挂帅，任凭新自由主义浪潮泛滥、冲击、挂帅，任凭美国蚕食和围剿中国，那叫不讲政治，或者讲了另一种政治，用邓小平晚年的话说叫“走了邪路”。经过1979年以来的三十年改革开放，回顾建国六十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人们深感不但“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而且“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当前中国举国上下如此重视民生问题，也是由于执政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深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内外问题的钥匙，就在这里。
用地缘政治学方法考察20世纪以来世界历史和地缘政治格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考察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和地缘政治地位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具有的，以往为人们所忽略的地缘政治学性质，就会有豁然开朗的新的认识。这其实也是西方百多年以来一贯仇视、诋毁马克思主义，特别仇视和恶毒攻击列宁主义，包括近三十年来所有反动势力、错误思潮诋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泽东形象以及千方百计地诱导中国放弃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因所在。正因为如此，萨缪尔逊说：“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太大，不能听任马克思主义者支配。”（4） “不能听任马克思主义者支配”，于是有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的“反支配”。对于历史和现实的中外政治风云和理论风云，不是坐在书斋里一味追随西方思想理论，脱离社会发展实践，坐而论道所能理解和认同的。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早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命所系，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所系，须臾不可离开。这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和实践，是必须加以清醒地科学地反复甄别和严格地区分的两个问题。20世纪90年代钱学森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语重心长地说，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中国就完蛋了！俄罗斯人有社会主义建设和计划经济的宝贵经历，有经历20世纪90年代那场地缘政治灾难前后的对比，对新中国走过的历程和地缘政治变化有独特的角度和深邃的观察，最近著名经济学家波波夫教授明确地指出：“最近三十年中国成功的先决条件绝大部分是在1949-1976年间创造的。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毛泽东政权所实行的政策，1979年以来市场类型的改革不会取得现在这种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某种意义上，1979年以来的经济自由化仅仅是锦上添花。其余的要素，最重要的是强有力的制度和人力资本已经由以前的政权提供了。没有这些其他的要素，在任何时期和任何国家，单独的自由化是从来不会成功的，甚至有时候会适得其反，如上世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就是这样。”他还指出：“中国的国家能力强大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如果中国的国家能力被持续削弱（这一点近三十年来一直在进行），那么中国将下降为‘标准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迅速增长就会结束，中国模式将不复存在。”（149）（《波波夫谈中国发展模式》，《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期）钱学森的话是一个伟大的爱国科学家毕生最深刻的政治体会；波波夫的论证是用发展经济学的语言诠释20世纪中国地缘政治的变化和揭示其中的道理，都值得深思。历史证明，国际国内的有识之士也这样认为：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成果，是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理论基础，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根本上是一致的，也必然成为新时期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20世纪80年代党内曾出现将毛周在政治上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思潮，对此邓颖超同志晚年曾十分严肃地加以纠正。近年来又出现将毛邓在政治上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的思潮，这些在政治上都是危险的。如果一定要将其对立起来，不仅理论上和逻辑上不通，而且其结果必然导致执政党的政治分裂，要么是放弃了20世纪中国共产党的最伟大思想理论成果和否定了党自身90年的伟大实践，要么就陷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于不义。
自由主义的水晶球已经失灵，东西方重新发现马列主义的范式有用，有大用。其实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一直被公认为是一个有用的范式和理论工具，马克思主义需要发展，包括方法论上也可以有不同的维度，例如地缘政治学维度包括地缘文明比较的维度，这是笔者的一孔之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具有地缘政治学意义，是中国克敌制胜的思想武器。近年来中央提出：“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十七大报告语），既切中时弊，又高瞻远瞩。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回顾九十年来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一番地缘政治学解读，应属开卷有益，也是一种实用的思路和方法。
注释：
（1）（美）何炳棣：《从历史角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香港《七十年代》一九七四年三月号。
（2）参见1964年毛泽东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的谈话。
（3）陈晋：《读毛泽东札记》，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8页。
（4）转引自吴易风：《西方经济学家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网2008年3月1日。
（2011年7月1日定稿，杭州）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