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分析

　　郑彪

　　苏联垮台的教训之一是从斯大林时期起长期否认和回避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更不善于解决这个基本矛盾，终于酿成巨大的灾难。毛泽东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理论运用于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明确提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是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的西化倾向导致马克思主义边缘化，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回避对世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运动的分析;对国内问题的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就习惯于在诸如总供给和总需求之类的现象层面着力，回避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1993年以后新自由主义开始泛滥，随着经济改革中照搬美国模式的倾向特别是所有制改革中私有化倾向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包括社会基本矛盾逐渐激化起来。由于长期缺乏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缺乏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研究，学术界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演变了解不深，把握不力，对国际国内社会发展进程缺乏科学预见和诠释，在一些学者笔下，社会基本矛盾的许多表现统统被归结为似乎毫无来由的“突发事件”;更有甚者，由于新老自由主义思潮的长期渗透，一些干部和知识分子多年来政治方向意识淡漠甚至丧失，对美国将中国视为头号战略对手要么不相信，要么是事到临头方寸大乱，应对不力，举措失当，在国内外造成消极影响。国内外形势的迅速发展变化迫使马克思主义正在重新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担纲，重新成为显学，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基本矛盾的研究和解决，则是一个迫切需要推进的重大理论问题。

　　一、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矛盾问题探讨

　　(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基本矛盾问题，是苏共首先遇到的，但是他们长期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完全适应，没有矛盾;对此，斯大林在1952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进行了理论概括。苏联在1935年农业集体化完成以后，就宣布消灭了阶级，社会主义建成了。斯大林认为，苏联社会没有阶级，整个社会高度一致，高度团结，实际上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也没有阶级斗争。毛泽东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的理论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明确提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从而否定了苏联的形而上学观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不是一个概念，也不是同一个层次的矛盾;而且有主要矛盾，也有次要矛盾。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对抗性，决定了其社会主要矛盾是阶级斗争，但是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调解与否可以缓和或激化阶级斗争。在前者条件下，在一定时期内，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可以变得不那么突出，而次要矛盾上升，前者甚至被后者掩盖起来;当社会条件改变以后，阶级斗争可能重新激化，使社会主要矛盾重新突出起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社会基本矛盾特别是对社会主要矛盾如何表述，主要是关于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毛泽东有自己的看法。

　　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他有一些形而上学。毛泽东将唯物辩证法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提出社会主义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而且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解决;搞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是随时可能的。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论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是前所未有的，在20世纪世界政治家和思想家中也是独树一帜的。毛泽东的这个思想，究竟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还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也可能有一些形而上学?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极左思想，加以否定。苏联解体以后，这个问题被实践重新提了出来。“搞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是随时可能的”，毛泽东的理论预见已经应验。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重新研究和评价毛泽东的有关思想和论断。毛泽东关于党的八大报告有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表述的不同看法，理论上的分歧，也在这里(将八大前后的党内斗争，仅仅归结为权力斗争，这是西方的自由主义观点)。毛泽东在实践上没有解决好社会主义基本矛盾问题，但是否因此得出结论，他在理论上也完全错了?事实表明，这是一个矛盾：如果理论上完全错了，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论断和预见;如果实践证明了政治论断是正确的，说明其所依据的理论至少有合理因素，值得研究。苏联共产党在理论上的失足，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在思想方法上是从形而上学开始的，在理论上是从否认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开始的，从否认国内阶级斗争到放弃国际阶级斗争(苏联放弃阶级斗争，美国却不放弃，而且绝不放弃“文明冲突”，终于把苏联斗争、冲突垮了);从赫鲁晓夫时期的“三和两全”到勃烈日涅夫的“缓和”;从斯大林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到勃烈日涅夫宣布进入发达社会主义，再到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及至到苏联解体，这之间有没有联系?有什么联系?与此相联系的大量问题，都值得重新研究。

　　党的“八大”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对此，毛泽东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服从了中央。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在1957年9月至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段话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判断。毛泽东的论断，得到了这次中央全会的赞同，由此引起党的政策的相应改变。新中国六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证明，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是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键问题。长期以来，由于复杂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党的工作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实需要，长期回避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问题，而主要关注社会主义主要矛盾，这是这是不难理解的;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不研究，国内国际积累的问题又相当错综复杂，这个问题已经变得相当棘手。无论如何，经过三十一年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已经将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再次推向理论前沿，亦即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问题再次推向理论前沿，对这个问题加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诠释，并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问题着手解决，则理论上必然高屋建瓴，实践上必将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和改革全局产生重大的积极的影响。

　　(二)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纠正了长期以来“左”的错误，重新确认了八大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从而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万分正确的。到八十年代引入初级阶段概念，也就沿用了八大的提法，将它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提法，在理论上进一步论证了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所以这个提法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其中也存在着一个理论问题，就是直接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与八大报告中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等同起来，理论上容易理解为是将初级阶段与社会主义社会等同起来，这样一来，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际上有帝国主义，国内有多种经济成分，包括外国资本，阶级斗争是否还存在，是否为次要矛盾?这是个实际上被搁置的理论难点。但是，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有一段表述：“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这个表述虽然后来实际上不再提了，但是仍然非常重要。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表述，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这段话相互补充，意思就完整了。这表明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中，阶级斗争实际上是被涵盖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基本点”中，只是在1981年的六中全会有关决议中又加以明确地阐述。

　　实践证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的观点，是正确的，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适用的;而他关于“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后来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正如刘国光同志所说：“这样就把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导致了十年动乱的严重错误。”(105)(刘国光：《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道路、规律、模式：新中国经济发展的科学总结与展望》代序，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1979年以后，党的工作重点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对近三十年来全党全国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推动国家经济实力日益强大，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由此在社会上也产生了一种看法，认为共和国的后三十年才重视经济建设，不搞阶级斗争，搞出了一个富强的中国。而前三十年则一味搞阶级斗争，忽视了经济建设，搞得中国落后封闭。这种看法不太符合共和国历史发展的实际。”(106)(同上)实际上，社会上还产生了另一种看法，认为共和国的后三十年一味搞经济建设，不搞阶级斗争，搞出了一个“资本主义复辟”的局面;而前三十年虽然“以阶级斗争为纲”，也没有忽视经济建设，所以没有必要搞改革开放。这种看法也不太符合共和国历史发展的实际。

　　刘国光同志指出：“尽管共和国前段发生过过分夸大和扩大阶级斗争的曲折，但是不能认为前三十年和我们党只着重搞阶级斗争，而不重视经济建设。毛泽东作为一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熟悉生产力、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早已提出一个政党的先进性在于是否通过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的革新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革命战争时期，他十分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工作，以保证战争供给。接管城市之后，立即把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国民经济恢复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抓对资本主义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以及所有制的改造，也是围绕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其缺点因求快过急，犯了主观冒进，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错误。这在六十年代经过调整经济，得到纠正。尽管八届十中全会把阶级斗争提到空前的高度，毛泽东还是指出要分开工作问题和阶级斗争问题，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而妨碍了工作(包括经济工作)，阶级斗争和工作并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所以虽然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但对经济工作的影响不大，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文革十年中，提出抓革命，促生产。尽管因阶级斗争的冲击受到一些损失，但国民经济只有两年有所下降其余各年都是继续增长的。并且在一些重要领域，取得比较重要的成就。1975年在第四届人大上周总理重申1965年第三届人大会就已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两步走的宏伟战略设想，成为后来(包括文革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纲领。所以，绝不应当否认前三十年毛泽东领导下中国人民在经济建设上的努力和成就。不然，何来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何来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当然，前三十年的工作是受到了一些扩大化了的阶级斗争的干扰，如大跃进中的国民经济倒退，十年动乱中也受到一些损失。如果没有这些曲折，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就还会更大。

　　“前三十年阶级斗争扩大化是一个错误，但抓阶级斗争并不错。还要指出，毛泽东虽然晚年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错误，但是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斗争，还必须注意阶级斗争，还是很中肯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当时看来已经消失，但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是一个基本事实。‘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是很激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5页)从国际经验看，当时的匈牙利事件，赫鲁晓夫上台，苏共变为全民党，等等，均预示着国际共运中隐藏险恶的形势，为后来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演变事实所证实。毛泽东发动‘文革’，主观上就是想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阴形在中国的出现。但是他在发动‘文革’时，对国内党内具体形势估计错误，混淆了敌我是非，犯了用全国内战、急风暴雨式的斗争方式的错误，伤害了大批干部和同志。我们否定文革，是否定它作为政治运动所采取的方式方法，而不是指文革防范资本主义复辟的动机。应该说，没有文革的预演，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东剧变会给中国带来什么灾难;‘六四’的后果会导向何处，谁也不敢断言。所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说得很好，毛泽东同志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列著作，还始终认为他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98页)事实的确是这样的。”(107)(同上)

　　至于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是否如他自己认为那样，是马克思主义的，对此国际国内一直都有争论。1991年以后，随着国际国内围绕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探讨日益深入，这种争论又起。众所周知，文革的起因基于毛泽东对党内形势和干部队伍的基本判断，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政治结论在理论上与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理论密切相关，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时党内并没有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毛泽东是以思想分析代替经济分析，脱离了客观实际，也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的历史证明，和平演变不一定要先有一个“党内资产阶级”，它可以是一个党内特权阶层。只要上层建筑改变，在条件成熟的时候，这个党内特权阶层即使还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但是存在权力资本化的可能，一旦时机成熟，也可以在历史转瞬之间，演变为大寡头大资产阶级。长期以来，毛泽东的这个理论被视为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断或空话，苏联解体为其提供了一个实证。历史的发展是否还将继续为其提供实证，例如先有一个“党内资产阶级”，然后再演出与苏联大同小异的节目?对此，实践上谁也不敢说完全不可能，理论上的探讨也在进行。当前国内外关于苏联解体根源的研究，已经不可避免地涉及这个问题，例如著名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茨指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为将利益给予劳动人民而设计的体系与在此体系中进行政治和经济统治的小部分特权精英的矛盾。”(108)((美)大卫·科茨：《苏联解体与当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5月5日)如果这个矛盾是客观存在，那么它应当是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而大卫·科茨对这一矛盾的表述似曾相识，使人想起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许多论述，特别是《五·一六通知》，其中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话：“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通知》说，他们“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种严重脱离实际的政治判断，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依据，事实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如果把时空条件调换一下，对照1985年到1991年期间的苏联“改革”时期，再看一看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表现和苏联解体、俄罗斯惨遭浩劫的历史，他们是怎样的一批代表人物呢?俄罗斯难道不是由劳动人民专政变为新的大资产阶级寡头专政吗?谁敢打保票说这种惨祸一定不会在别的国家重演呢?大卫·科茨的这个观点，触及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或主要矛盾问题，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很值得研究。我们过去常说干群矛盾，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客观原因，文革失败了，但是这个矛盾仍然是客观存在。不仅是客观存在，而且近三十年来在许多地方和单位削弱或完全摆脱了人民群众和普通党员对于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干部的监督制约之后的今天，这个矛盾总体上是激化了。这是酿成一个时期以来社会复杂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矛盾总体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宜夸大，不能轻言是主要矛盾;但是也不能否认或无视这个矛盾，否则将可能导致激化矛盾而重蹈苏联覆辙。

　　在现阶段国际帝国主义敌对势力存在并加紧反华活动和国内社会出现阶级分化和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作为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多种矛盾并存，在国际层面，包括与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矛盾，基本上是阶级矛盾，这个矛盾至少具有对抗性的一面;美国对中国发动“文明冲突”，特别是实行“盎格鲁-撒克逊计划”，这是民族矛盾，这个矛盾完全是对抗性的。这两对矛盾，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质上是对抗性的，在特殊条件下是否可转化为非对抗性?可以努力，但不能抱以幻想;在国内层面，社会主要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满足这一需要的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各种社会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是否是社会次要矛盾?在当前社会分化不可避免影响到党内分化和允许资本家入党的条件下，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干群矛盾是否部分地可能具有阶级矛盾的色彩?“通钢事件”的政治实质是什么?等等。这些矛盾需要分析研究和梳理，有些矛盾地位在上升，例如随着国际形势急遽变化，民族矛盾在激化，其地位就在上升;随着国内形势(与国际形势紧密相关)的急遽变化，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矛盾也在激化，其地位也在上升。诸如此类，社会各种矛盾彼伏此起，是客观存在，如何分析和梳理，统筹应对，需要分析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

　　二、对近三十年中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分析

　　苏东剧变的教训表明，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集中表现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而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固然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革命初期，尤其如此。但是随着经济领域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日益明显;而在漫长的和平演变过程中，特别是在所谓颜色革命关头，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决定作用，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一垮，经济基础的改变，历史积累的社会财富的席卷，整个国家的财富被瓜分而集中于少数寡头资产阶级手中，包括亡党亡国，几乎是一夜之间。当然，历史是否也将可能有与苏东国家不同的表现，即先形成一个毛泽东所说的“党内资产阶级”，或党内外同时形成资产阶级，在演出与苏联大同小异的故事，可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党内资产阶级”问题，是毛泽东根据苏联和平演变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在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尚无形成的经济条件，即权力资本化的条件，或称只有某种萌芽，是毛泽东的错误估计和判断，导致发动文革;现在的情况是，邓小平所说的只要“基本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就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的前提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据2009年12月25日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的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第1-3号公报显示：“2008年二、三产业企业单位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比重为情况为：企业资产方面，公有制企业资产为68.1万亿元，比重为32.8%。非公有制经济企业资产为139.7万元，比重为67.2%;企业实收资本方面，公有制经济企业实收资本为12.4万亿元，比重为36.4%，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实收资本为21.7万亿元，比重为63.6%;工业企业人员方面，公有制经济工业从业人员为1443.2万人，比重为12.3%;非公有制经济工业从业人员为10295.1万人，比重为87.7%。”实践中这种势头还在发展。基本生产资料归公有已经成为历史，“新资产阶级已经是客观存在”，换言之，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改变，而多年来上层建筑的重大改变也有目共睹。一方面，党外新资产阶级已经是客观存在，而且可以入党，这个口子一开，非同小可;另一方面，党情发生变化是近年来中央的一个新提法，似应包括党的分化这种重要情况在内，党的分化不仅是意识形态分化，也有立场改变和政治分化，例如前几年中央最高领导层发出“党校要姓党”的警告，针对的情况实际是党的某种政治分化。至于这种政治分化是否有经济分化的基础，是否会导致分化出一个“党内资产阶级”，这方面尚缺乏研究。在这种条件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加以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有时候(特别是在历史紧要关头)具有决定意义，在当前国际国内风云变幻、错综复杂和面临“四个危险”形势下，(109)(“四个危险”指“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参见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各种社会政治风险似乎愈来愈大，其结果如何，国内外都极为关注。

　　近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和改革，是建国以后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继续，六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是一个整体。限于篇幅，这里只研究近三十一年。其中分为三个阶段，三个阶段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有不同的情况，需要分别加以考察。

　　1979年至1991年，是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政治特征是：总体上经济改革高歌猛进，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改革发动顺利平稳，改革政策比较稳健，虽然后来受西方思潮影响，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出现某些分歧，特别表现在七五计划期间的经济改革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思路和政策发生偏差，(110)(关于对七五计划期间经济改革基本思路的质疑和商榷意见，是已故著名经济学家、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关梦觉教授最早提出的，当时笔者正在其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先生的思想、观点包括优秀传统文化素养和马克思主义造诣乃至人生道路和某些气质对我的影响很大，表现在笔者的代表作如《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探讨》(1989)|、《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2008)、《中国软实力：决定中国命运的两种思路》(2010)以及本书的思想倾向、基本观点和某些文风乃至一个时期以来的治学和人生态度，无不打下师门五年的深刻印记。这其实也是中国传统师道的巨大精神力量)以及腐败蔓延和发生资产阶级自由化风潮，导致经济通胀加剧和政治风波发生，但都得到中央控制。这个阶段总起来看，成就和错误似可以“三七开”。

　　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经济改革首先从农村发动，到1984年转入城市。城乡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经营方式和分配结构的调整，加以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宏观经济运行的调整，1984年以后又进一步发展演变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基本思路。这个时期生产关系的一系列重大调整和改革，改变了长期以来由于“左”的错误影响而导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僵化和停滞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情况，有效地调节了社会基本矛盾，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大幅度且普遍地改善了城乡人民群众的生活，也迅速提高了国力。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惠及城乡各业，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群众热烈而普遍的拥护，国际社会也是一片赞扬之声。

　　这个时期经济领域生产关系的大幅调整和改革，是由执政党发动的，它必然引起上层建筑领域的相应调整和改革，于是整个形势迅速发展为全社会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与此同时，对外开放以来也不可避免地在政治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逐渐兴起“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与此相应的政治风潮，并受到国际敌对势力的推波助澜，在党内腐败滋生蔓延和经济改革“闯关”引起严重通胀以及人民群众中开始出现“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不满情绪的背景下，这股浪潮终于酿成了“‘六四’风波”。这说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出了问题，是“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如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的表现，证明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的这段话是完全正确的。只是在1989年到1991年苏东剧变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由于“大气候“影响，党内的思想认识分歧很大，也不免会有政治上的分歧(否则也不会连续出现两位总书记的问题)，社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后果难消，而政治上为了给经济改革“保驾护航”，既来不及也难以就深刻、正确、全面地总结十几年发展和改革的基本经验达成共识。那几年，新自由主义在前苏联东欧地区折腾正欢，而在中国遭遇重大挫折，国内外敌对势力不得不暂时收敛，也学着“韬光养晦”。“不争论”的发明，既是一种政治智慧，也是当时条件下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从客观上说，20世纪80年代实践中积累的许多问题和理论上实际上存在的重大分歧，实际上被搁置下来。总起来说，由于1979年以来发展和改革的成就巨大，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虽然已经暴露，但毕竟这一时期问题是第二位的，而且历史的纵深还不够，社会各种矛盾包括社会基本矛盾的充分展开、发展都需要相当的过程，人们的主观认识也需要时间。

　　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2年，是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政治特征是：①在总结前一阶段经济改革理论和实践的经验难以取得共识的情况下，为抓住战略机遇期，争取时间，经济改革在邓小平“南方(巡)讲话”和“保驾护航”的大力推动下再次发动;②新自由主义浪潮乘机兴起，席卷而来，经济改革重新启动促进了生产力迅猛发展，但是经济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受到“大气候”影响，更发生照搬美国模式的方向性偏差，如私有化暗潮汹涌，经济发展的无政府状态严重，社会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都产生和积累了大量深层次矛盾，社会急剧分化和迅速向右倾斜，民怨上升，社会开始持续震荡，在资源、生态、环境等方面产生的问题很多;③社会开始急剧分化，新资产阶级迅速分化出来，政治上背景复杂的特殊利益集团迅速形成，国内外、党内外、全社会两种政治力量的角逐日益激烈。这个特殊利益集团实际上构成了刘国光所说的客观存在的“新资产阶级”的核心和主体;④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采取的西化、分化和渗透、控制活动空前猖獗，美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均达到空前程度。⑤20世纪90年代是苏联解体导致俄罗斯发生重大地缘政治灾难的十年，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邻国，能够以发展和改革避免发生苏联解体那样的灾难，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对这个阶段发展和改革的成就和问题，一个时期以来全社会争论极为激烈，分歧极大，现在还难以定论，“三七开”能否开得住，很多人持有不同意见。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无视社会关系，更拒绝研究生产关系，而只关注交易，这就在政治思想领域推动了机会主义思潮泛滥。“不争论”的政治智慧，好处在于“看准了就干，错了再改(没什么了不起)”，不能陷于争论而耽搁了发展和改革的宝贵时间。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方面，一种倾向往往掩盖着另一种倾向。首先，“看准了就干，错了再改”，做起来并不容易：既要看是什么性质的错误，也要看由谁来改，能不能改、怎么改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来改，等等。而且“看准了就干”，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说不清楚”的思潮普遍流行，除了“发展是硬道理”比较容易取得共识之外，其它一系列国际国内的重大理论上的重大分歧没有解决，广大干部群众思想上相当困惑，根本问题在于模糊了发展和改革的方向。实践上，在国内外条件下，改革面临进入“深水区”，各种暗潮涌动，情况相当复杂。其次，既然理论上和政策上“不争论”，“不问姓社姓资”，实践上往往就变成“咋干咋有理”，不管不顾，自由放任，“闷声发大财”。在这种条件下，在美国推动(包括1993年弗里德曼第三次来华)下，新自由主义思潮卷土重来，理论界几被淹没，实践上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地方走上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道路，媒体推波助澜，私有化暗潮汹涌，以及实施了房改、教改、医改等一系列明显照搬美国模式和损害人民群众福利和根本利益的改革举措。这一切表明发展和改革出现全局性问题，特别是人们普遍感到经济改革开始“变味”，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一些人更公开鼓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虽然这一切有大气候影响和某种必然性，但是毕竟加剧了社会动荡，各种社会冲突频发。这些情况都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和在某些方面有所激化的反映。毛泽东早就指出，一个政党的先进性在于是否通过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的革新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发展和改革也是这样做的。可是，人们困惑不解的是，90年代中期以后，看统计数字和GDP，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明显提高，社会基本矛盾怎么会激化呢?

　　在生产力方面，一方面，长期以来以外延发展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引发的各种矛盾，诸如生态环境、资源、能源等问题，愈来愈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这方面的矛盾在1979年以前就已经凸显，近三十年愈来愈普遍地片面追求GDP，使得矛盾更加突出;另一方面，原本我国自主创新的能力就有待提高，一个时期以来又遭到冲击和削弱;特别是日益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以后，过多地依赖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对西方技术和世界市场的依存度过高，在相当程度上被“锁定”在国际产业链低端，必然使新增利润财富被西方国家和跨国公司剥削和掠夺过多，而企业和国民经济总体盈利的能力偏低。在经济基础方面，一方面这一时期国民经济持续迅速发展，巩固了国民经济基础，总体上大大增强了综合国力;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和跨国公司对我国经济部门和企业的渗透和控制迅速发展，与外资大肆收购明显有关的各部门领域企业的兼并重组极为活跃，民族经济被侵蚀挤压，而地方上私有化浪潮在社会表面上波澜不惊，暗地里相当汹涌，国有资产流失严重，整个国民经济和共和国大厦的公有制基础迅速收窄。事实证明，在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条件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改革中的生产关系相互作用，实际上产生了一个以何种生产关系为社会主导生产关系来引导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政治方向问题。社会生产力本身没有政治性，但是生产力与何种生产关系相结合，例如与国际垄断资本的生产关系相结合，为其所利用;又如与现实中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结合，进行破坏生态环境的和压迫、剥削劳动的生产;再如与前几年揭露的封建制生产关系相结合的“黑砖窑”生产，都可能会与民族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冲突，这就产生了生产力发展的政治方向问题。所以，对“发展是硬道理”的理解需要深化，不是任何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都是利大于弊的;对外国公司在中国的制造就都是“中国制造”之类的提法，在理论上大有商榷的余地，在实践上已经产生不少弊端。按照这种说法，旧中国不应当说是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也不必发展什么民族经济，帝国主义的在华企业都是“民族企业”。以此类推，就会得出“越是殖民地化，就越是现代化”等等极其荒谬的结论。

　　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1979年以来，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政策，完全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非常正确。与此同时，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必然滋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也是意料之中的;多年来西方国家和跨国公司的投资长驱直入，中国对外资、外技和外国市场的依赖持续深化，经济领域成为地缘政治的战场，在诸如市场异常波动包括股市(期市、楼市)涨跌、兼并重组、贸易摩擦、金融风波等等事件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以西方国家和跨国公司连同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为一方，以代表中国国家利益以党中央为首的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健康力量为另一方的地缘政治博弈。上层建筑领域两种发展和改革思路及其政策制定中的分歧、斗争以及许多腐败事件、政治事件(如郭京毅事件、小西山会议、零八宪章等)，更不待说政治思想领域的新自由主义泛滥与反新自由主义力量之间的斗争，等等，在相当程度上都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矛盾和斗争的表现，是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经济规律的冲突的表现，归根结蒂，是西方国家和跨国公司对中国民族经济绞杀和对国民经济命脉乃至对中国国家、民族命运的控制与中国反绞杀、反控制斗争的表现。

　　20世纪80年代笔者有幸在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关梦觉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经济改革理论，师门五年，受益终身。1990年先生已乘黄鹤去，而经历了90年代激烈震荡的我则积累了满脑子困惑和郁闷，一次梦里请教先生，先生说：“经济改革是一个美丽的小姑娘，可惜十岁时就死了。”“十岁”，不正是1989年吗!我顿时“惊回千里梦，已三更。”(111)((南宋)《岳飞·小重山》。岳飞的这首词，与他的《满江红》，同样壮怀激烈，充满精忠报国的情怀，但艺术手法不同，后者激烈高昂，这首凄怆沉郁，但同样脍炙人口，能引起共鸣。兹抄录如下。

　　小重山 岳飞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街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 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小姑娘”是否真的“死了”，可以有不同看法，况且这是托梦的话，先生又有诗人气质，喜欢比兴，故当不得真，但是足以启发思想。无独有偶。海外华人学者郑永年认为，90年代的中国成为西方新自由主义最大的试验场，一些在美英等西方国家没有实行也不敢实行的政策，如大规模国有企业的下岗洪水、房改、医改和教改等等，在中国大行其道。据说，这些政策在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也没有实行，叶利钦敢于宣布共产党非法，敢于培植七个资本主义寡头瓜分国民财富，却不敢动老百姓的福利。所以，西方一些学者称叶利钦成立的是“资本主义流氓国家”。(112)((澳)大卫·麦特斯：《全体人民的国家和21世纪的社会主义斗争》，世界政治经济学会第5届论坛论文集，第13页)无论如何，90年代中期以后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泛滥成灾，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尽管如此，从中央到地方都存在着反腐败和抵制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健康力量，这一时期的发展和改革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例如一百多家中央直属企业基本上得以幸存，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在上层建筑领域，特别是在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领域，反对西化、分化、美国化，坚持中华民族立场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力量仍然强大;2000年1月11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提出反对反对国际势力对我国的“‘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和“反对新自由主义问题”;特别是在包括广大干部在内的人民群众中，一方面对国家的迅速发展、国力强大和国际地位提高感到振奋;同时对一个时期以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日益严重的消极倾向的不满情绪也在普遍迅速地滋长，特别是党内的腐败和日益严重的社会分化，在一些地方激起民怨沸腾，地方上各种社会冲突事件频繁发生。诸如此类，都是一个时期以来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表现，由于其中多有国外敌对势力插手，实际上意识形态领域上层建筑的斗争，有各种不同背景的国际组织渗透和操纵，从而具有国际阶级斗争性质;这一切实际上都为中央所洞察，也为党的十六大以后的重大政策调整创造了政治条件。

　　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起，进入第三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政治特征是：①美国将中国视为头号战略对手的意图和中美地缘政治博弈日益激化和公开化;②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实为对前一段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出现的全局性问题“纠偏”，“以人为本”既是纠正“以物(钱)为本”，实际上更倾向于“以民为本，本固邦宁”，(113)(《尚书·五子之歌》)取得明显成效，深得党心民心;③ 中央的方向性政策调整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抵制，在国内外背景下某些错误倾向在经济领域、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领域仍在发展;④ 新资产阶级已经相当强大，在西方敌对势力支持下不仅在政治上公开提出政权要求，而且诉诸一系列行动。这就更加激化了业已积累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矛盾，某些领域几近民怨沸腾(微观领域如“通钢”事件;宏观领域如“零八宪章”以来围绕所谓政治体制改革的激烈斗争;2011年对某些著名反华反共人士的全民公诉;等等);⑤ “第三次改革争论”争论标志着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社会觉醒;⑥ 三十年经济改革终于使中国走到决定民族命运的历史关头，各种地缘政治危机包括战争危险日益逼近，中华复兴刚刚起步就遭遇严峻的考验。

　　众所周知，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黑暗时期”(现今俄罗斯的社会共识)形成的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等经济寡头，发展到利用他们巨大的个人财富和影响力建立反对国家的反对党，目的是为在俄罗斯的外国列强提供灭亡俄罗斯的所谓“优惠待遇”，遭到了普京政府的决定性打击。俄罗斯已经演变为资产阶级国家，故那场斗争，不是阶级斗争，而是民族斗争，也是国内外两种地缘政治势力的斗争，主要表现为强力集团利用国家专政机器而进行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有化)领域的斗争。中国的这场斗争具有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双重性质，而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故中国这场斗争更具有人民性。

　　以上对三十年来发展和改革所经历的三个阶段的分期及其基本政治特征的概括，基于个人观察，见仁见智，且限于水平，不一定很准确，但也不至于太离谱。特别是对2002年以来这个阶段的特征，大多数人们感同身受，限于篇幅，这里不拟再展开论证。

　　需要强调的是，在生产关系方面，受新自由主义影响，某些政策积累的社会经济矛盾仍在加剧，特别是，主要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引起的社会成员财产占有关系的巨大变化，正如刘国光同志所分析的：“由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不同经济主体的收入获得是与生产要素的占有状况相联系的，尤其是非劳动生产要素(主要是资本)参与分配，在个人拥有非劳动生产要素的差异逐渐扩大，少数人财产性收入不断叠加累积的情况下，初次分配的结果必然产生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出现分配的不公平现象。”(114)(刘国光：《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问题》，《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4期)分配不公与两极分化具有不同的性质，前者主要是政策不周带来的问题;后者是资本积累的必然趋势，或说是资本积累规律产生的必然结果：一端是财富的积累，导致新资产阶级产生;一端是贫困的积累，导致无产阶级贫困化趋势;此即两极分化。按照刘国光同志的判断，在资本积累的一端，“新资产阶级(已经)是客观存在”，按照逻辑和理论推断，另一端贫困的积累必然应当是贫困化趋势。至于说是否概括为“两极分化”，理论上和政治上存在一个障碍：邓小平说：“如果出现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换言之，改革没有失败，就不能说出现两极分化。所以，这里存在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也是一个难点，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实事求是。

　　导致社会分配矛盾激化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实际工资水平长期停滞。工资水平低只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不平等交换在劳动力价格上的表现，虽然也与资本有机构成低有关，但是决定性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劳动与资本的矛盾。有学者提出，富士康“十三连跳”导致国内工资大幅上升标志着“刘易斯拐点”到来。长期以来，学术界久已习惯于现象描述而回避生产关系研究。刘易斯的“二元理论”被弗兰克称为“资产阶级理论家的分析”，“站不住脚”。(115)((德)安德烈·冈德·弗兰克著，高铦、高戈译：《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低工资作为一种不等价交换，在计划经济时代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因为剩余和部分必要劳动转化为社会积累即工业化所需的原始积累，不转化为私人资本积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在非公有制企业，低工资提高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转化为国内外私人资本积累，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以如果只用要素分配论来解释低工资，便成庸俗经济学。贝特尔海姆说：“‘不平等交换’不能只用‘要素报酬率’来解释，因为这(要素——引者)只是一个客观基础，而且是重要之点。帝国主义剥削同时联系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渗透’进被统治国并且联系到资本运动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心激发的结构变化这一重要事实。正是穷国在世界资本主义关系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特殊结合和性质构成了某些被统治国‘贫困’的客观基础，这也解释了由此导致的低工资和‘不平等交换’。为了肯定地逃脱‘不平等交换’，除了转变这种客观基础并从而消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别无他法。”(116)(转引自上书，第114-115页)换言之，他认为，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帝国主义剥削”所攫取的超额利润，一方面(通过再分配)在发达国家造成庞大的中产阶级这种“结构变化”;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关系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特殊结合和性质”亦即依附经济的性质，成为其“贫困的客观基础”和低工资、不平等交换的原因。所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国内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时存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同时发生作用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体系中，如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并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占主导地位，并进而有效地调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作用方向，逐步摆脱不平等交换带来的，从根本上说是阻碍生产力发展和中华复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负面影响，使其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实现其战略利益，至关重要。这既是因为，除此以外，“别无他法”;也是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或者放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世界经济体系主导的生产关系，由于其在现实中还有强大的作用，由于经济规律具有必然性，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论主观愿望如何，其结果也是难以坚持得住的;而实现中华复兴伟业，也将俟河清于无日。

　　不平等交换表现在宏观经济上，则是国内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不平等交换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不平等交换关系，包括“中美国”所包含的不平等的交换关系，是由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的，也是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及其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所决定的。长期以来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关键是利益不均衡。利益不均衡，原因是不平等交换。这种不平等交换，是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的产物。这种不平等交换大有利于美国，但这不是美国的目的，而只是美国力图造成“中美国”的依附关系，并极力深化这种依附的手段。在中美之间的关系不平等条件下，不可能有平等交换。这种不平等，本身就是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表现，具有国际阶级斗争性质。国际阶级斗争，本质上是一种对抗性矛盾，具有你死我活的性质，对此存有任何模糊认识和侥幸心态，都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理论上正确才能保证政治上正确和坚定;另一方面，在当前中美相互深度依赖的所谓“金融恐怖平衡”条件下，这种对抗性的矛盾，又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中美之间完全平等，目前是不现实的。但是，其中不平等的程度，却是并不确定的，它取决于相互博弈的强度，其中可以有不小的差别。

　　经济领域如此，上层建筑领域亦然。在上层建筑领域，目前最突出的危险之一是国内外敌对势力试图通过特定意义的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引发颜色革命，试图重复前苏联故事。对上述这些问题如何判断，实际上涉及对现阶段我国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以及各种矛盾所处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本分析和判断。这些重大问题都非个人研究能力所及，这里只能浅尝辄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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